秦本纪-秦建国前活动考察(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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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秦建国前活动考察(续)

一、秦侯至秦仲时期的扩张活动
秦侯是非子的儿子，史称秦嬴之子。《史记·秦本纪》载：
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
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
这短短的23字载述，文虽简略，但内涵却异常丰富。
首先，“侯”与“立”的提法在《史记·秦本纪》中是第一次出现，它是秦发展史中的重大飞跃，意味着一个新的世袭爵位或政权嬗递的开始。所称“侯”者，是对秦先祖非子为“附庸”之后地位上升的追述和认同。表明秦人是以发展的态度来提升自身历史的。“秦侯”不是真名，而是尊称。
其次，称秦侯“立十年”之“立”者，就是指其世袭或职掌政权，这是司马迁在表述帝王及诸侯国世袭的常用词。如《史记·殷本纪》中“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主癸卒，子相乙立，是为成汤”及《周本纪》中“周后稷，名弃。……后稷卒，子不 。……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等，大凡初用“立”字者，都与开国有关，上起三代下至吴、齐、鲁、燕等诸侯国，无一例外。因此司马迁称秦侯“立十年”者，就是以国的待遇而追认，意义十分重要。尽管此时的“秦侯”尚不具备建国的条件，也可能是秦人比之于东方而自量于“侯”，但司马迁依据《秦记》而赋予其如此重要的政治地位，寓意之深，是不容忽视的。
秦侯在位十年，居于秦邑，继续非子的事业，为周室养马守边。卒后，传位于儿子公伯。公伯，也不是真名。伯是序次，应劭称：“伯者，长也。言其咸建五长，功突明白” [1]。公，则是尊称。如 方彝铭文称文祖为益公者[2]，即是明证。另外，公 伯之“公”者，内含古之爵位“五等之首曰公”之意[3]。《礼记·王 制》称：
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又《公羊传·隐公五年》称：
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
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
毫无疑问，从“侯”到“公”，是上升的见证。以“公伯”比之于“秦侯”，虽然都是后人对其历史功绩的追记，但透露给我们的信息则是：伴随着秦的势力壮大而形成的事实上的政治地位的提高，这在出土的周代器物师酉簋和询簋中得到了印证。师酉簋铭文曰：
王呼(乎)史 (墙)册命师酉：嗣乃且(祖)啻官邑人、虎臣、西门夷、NBF33夷、秦夷、京夷、畀□夷、新[4]。
又询簋铭文曰：
今余女(汝)啻官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夷、秦夷、京夷、 夷、师 侧新， 华夷、由口夷、 人，成周走亚，戍秦人、降人、服夷[5] 。
师酉簋的年代在周孝王时期，询簋的 年代在周厉王时期。师酉簋中的“秦夷”，是指秦地之夷。这一点，我同意史党社先生的意见[6]。而询簋 “戍秦人”，乃是戍守西垂的秦人，即史称“保西垂”的秦人。相互印证，可以认定周孝王时 的“秦夷”，是指以非子为代表的生活于今甘肃东部渭水流域北部的天水市所辖之张川县清水县等地的秦人。因为这里早在秦人到来之前就称之为“秦”，而周孝王封非子“邑之秦”者，就是以此秦地之名而名的[7]，还有与天水市西南交壤的西汉水流域的礼县、西和县 一带的秦人，即秦与西犬丘两地的秦人。其政治中心则是非子为附庸“邑之秦”的秦邑，今甘肃天水市张川县一带。此时的非子已经恢复了源于东方之夷的“嬴氏祀”，又被邑之于秦，因此，称其为“秦夷”者是不足为怪的。另外，以非子为附庸“邑之秦”为标志的历史转折，证明非子从西犬丘调至陇山脚下的“秦”，除了养马畜牧外，另一重要职责就是为周室看守通往关中的陇山道，以保障关中的安危，周王用秦人牧马、戍边，可谓一举两得，但在客观上却为秦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从师酉簋，询簋的记载中，我们看到 从秦侯至公伯时期秦人地位的提高，这与文献所提供的信息是相互对应的。对此，辛怡华先生认为：“地位高的嬴秦族，可能是早期居住在陕甘一带的嬴秦族，如秦人、戍秦人；而秦夷、西门夷、 夷、京夷等可能是周初 被迫迁至京畿附近的东夷族，地位卑微。但无论是戍秦人，还是诸夷，他们对周室是非常忠诚的，周室对他们也是信赖的”[8]。辛先生提出秦人自周孝王以来地位逐渐提高，甚为有理。
公伯作为过渡性人物，其地位的提高，为后来秦仲的发展打下基础。公伯立三年，卒。其子秦仲即位，逐步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历程。
秦仲，大概是公伯的次子，仲，排行为二，孔丘字仲尼者即是此意。秦仲是秦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之一，从他开始，西方的秦人便正式跻身于周王室的官僚序列，成为事实构建的西方诸侯。《史记·秦本纪》载：
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
秦仲为周宣王大夫，是该族西迁以来的第一次，其身份的提高，足以证实秦在这一时期的成功发展。《诗·秦风》中的首篇《车邻》是这样表现秦仲的：
有车邻邻，有马白颠。
未见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
既见君子，并坐鼓瑟。
今者不乐，逝者具耋。
阪有桑，隰有杨。
既见君子，并坐鼓簧。
今者不乐，逝者其亡。
这是一首赞美秦仲的诗，它为我们展现出秦仲统治下一派欣欣向荣的发达景象。其车马鼓乐的阵势，俨然是一方之主。对此《诗·秦风谱》称：
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
仔细琢磨《秦风谱》所言，当有褒贬两义。其褒者，为赞美秦至秦仲才开始壮大，并配有车马礼乐。孔颖达疏此称：
言秦仲始大者，秦自非子以来，世为附庸，正国仍小，至今秦仲而国大矣。由国始大而得有此车马礼乐，故言始大以冠之。……以《驷 序》云始命，始命为 诸侯也，即知此始大谓国土始大也[9]。
孔氏所言极是。秦仲时期拓土扩境的大发展，已经冲破了所谓“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10]的制约，自立于西方。其贬者认为秦仲有 尊大 越之嫌。孔颖达在疏《秦风谱》“《驷 》美襄公 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园囿之乐时说：《正义》曰：作《驷 》诗者美襄公也。秦 自非子以来，世为附庸，未得王命。今襄公始受王命为诸侯，有游狩猎之子，园囿之乐焉，故美之也。诸侯之君，乃得顺时游田治兵习武取禽祭庙。附庸未成 诸侯，其礼则阙。故今襄公始命为诸侯，乃得有此田狩之事故[11] 。
从孔颖达“附庸未成诸侯，其礼则阙”的诠释以襄公诸侯比之于附庸秦仲，就其级别而言，尚处在附庸地位的秦仲配乐游肆，似有越礼之嫌。尤其是“有车邻邻，有马白颠 。未见君子，寺人之令”，“既见君子，并坐鼓瑟”，“既见君子，并坐鼓簧”之气派，显然与身份不大相符。事实上秦人不受礼制的约束是一惯的，并不奇特，1998年甘肃礼县大堡山东南的赵坪圆顶山春秋早期贵族夫妇墓中七鼎六簋礼器的出土，得到 了验证。另外，据一不愿透露身份的人讲，在大堡山东北至盐关堡一带，曾发现数座五鼎四簋一盘一 的棺椁墓。 从出土文物表明，至少在甘肃东南部秦人早期管辖的地区内鼎、簋级别的使用上，存在着不受礼制的明显 越[12]。
秦仲不受礼制约束的发展，成为当时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并风传于东方。当时郑国的桓公就天下大事请教于史伯说：
若周衰，诸姬其孰兴?对曰：“臣闻之，武实昭文之功，文之祚尽，武其嗣乎!武王之子，应、韩不在，其在晋乎!距险而邻于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启。”公曰：“姜、嬴其孰兴?”对曰：“夫国大而有德者近兴，秦仲、齐侯，姜、嬴之 也，且大，其将兴乎?”公说……[13]。
关于这段对话，前人曾作注说：
秦仲，嬴姓，附庸秦公伯之子，为宣王大夫。《诗序》云：“秦仲始大 。”齐侯、齐庄公，姜姓之有德者也。此二人为姜、嬴之 ，且国 大，故近兴[14]。
由此可见，当时的东方诸国已经注意到地僻西方的秦仲，并将秦仲与齐庄公相提并论，为嬴姓所兴之佼佼，这表明在他们的心目中秦仲已经是尚未册封的“诸侯国”了。正是基于这一传统的共认，司马迁才在《十二诸侯年表》里言及秦事时，就是从秦仲开始的。
正当秦仲致力于陇山西侧渭水流域的开拓时，居于西犬丘周边的戎人乘机发难，侵占了秦人的老家西犬丘。秦人、秦仲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史记》载：
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16]
西戎，泛指西部各族，所谓“西方曰戎”者即是。自商代以来，西戎一直是中央王朝的西部大患。西戎与中央王朝若即若离，随着中央王朝的盛衰而行进退行止。商代，中央王朝在中原，西戎便深入至关中地区，秦人的先祖中 在西戎，保西垂 ”，这个“西垂”不是非子时代的“西垂”，而是商王朝的“西部边垂”(陲)，在今关中地 区。周人兴起于关中的渭北原上，随着势力的发展壮大，西戎逐渐被压迫到陇山以西以北地 区。但是，又随着周王室的衰落，秦人便承担起防范西戎，替周王室保卫西垂的重要任务。至周厉王时期，沉寂了200年之久的西戎[16]，又重新集聚起来， 并以强大的力量公开反叛周王室。在当时秦仲的势力扩张的渭水上游就布满了戎族。其北、东北部有足以抗衡秦国的义渠；北、西北部有强悍的犬戎；南部西犬丘所在地的西汉水南部则以氐人为主，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这些“西自汧陇，环中国而北”的戎族[17]，对刚兴起的秦人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西戎要东经关中，必须与秦相争，否则无法逾陇入关。作为前奏曲，西戎乘秦仲在渭水流域“并坐鼓瑟”“并坐鼓簧”[18]之际，一举攻占了西犬丘，并消灭了秦嬴的大骆之族。根据地的丧失，几乎是断了秦仲的后路，不亚于灭顶之灾。于是秦仲向周宣王求救。刚刚历经过共和之后的周宣王，出自关中的需要，决定支持秦仲。他册封秦仲为大夫，并命其“诛西戎”。所谓“诛”，就是代上讨伐。中山王壶铭文有“是以身蒙皋胄，以诛不顺”之句[19]，便是此意。秦仲 升为大夫，名正言顺地代天子以伐西戎，在政治上由 小团体恩怨上升为国家行为，获得了主动。不过周宣王仅仅是政治安慰，并未派一兵一卒。尽管如此，刚升为大夫的秦仲还是率“数万”[20]秦军与西戎展开殊死的斗争。
秦仲与西戎交战三年“不克”[21]，最后于公元前822年的一次战 斗中被西戎杀死，结束了奋斗与辉煌并存的一生。
秦仲虽然在位23年，但其作用却相当重要。在秦仲的领导下，巩固和发展陇山以西的封地，冲破礼制的约束，建立起事实上的诸侯之国，使秦人脱开“附庸”的地位，成为周王室的命臣，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二、秦庄公时期重新崛起的活动
秦仲为保家卫国不幸被西戎杀死，秦人与戎结下深仇大恨，直到公元前395年秦惠公灭绵诸为止[22]，与西戎的斗争持续了400多年。秦仲死后，其长子庄公 立于秦邑，继续父辈的事业，与西戎战争。《史记·秦本纪》载：
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长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于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
这是一次反击西戎的重大胜利。秦庄公在周宣王7000军队的支援下反击成功，终于雪耻了杀父之仇，成为真正的“西垂大夫”。关于秦庄公此次破西戎的具体战役经历，传世的不其簋可为佐证。据李学勤先生的研究“不其簋所记是周宣王时秦庄公破西戎的战役[23]”。其铭曰：
惟九月初吉戊申，伯氏曰：“不其，驭方 狁广伐西俞，王命我羞 追 于西。余来归献擒，余命女(汝)御追于NFDA2K，女(汝)以我车伐 狁于 高陶，女(汝)多折首执讯[24]。
大意是说秦庄公不其与伯氏一道受命打击侵犯周室西部边陲的 狁等戎族。伯氏与不其追击于西(即西垂)大获全胜。伯氏回朝向周宣王献俘，并命不其继续追击。不其遵伯氏之命率兵车连续打击，追戎于“略”与“高陶”，经过一番搏杀，多有斩获，取得了胜利。这段珍贵的铭文与《秦本纪》中庄公伐西戎的记载相合，可相互印证补其史阙。
秦庄公在周宣王的支持下反击西戎成功，夺回了失去的西犬丘，使秦重新振作起来，恢复了生机。但是，西戎并未臣服，依然是伺机侵扰，形势不容乐观。为此，秦庄公伐戎胜利后便离开秦邑，重新返回到西犬丘，坐镇该地防范西戎。《史记·秦本纪》载：
庄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长男世父。世父曰：“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遂将击戎，让其弟为襄公。襄公为太子。
为了消灭西戎，庄公的长子世父宁愿不当太子，可见其决心之大，同时也反映出西戎的势力也不小。从秦庄公开始，秦与西戎进入了长达400多年的拉锯斗争，这一点，我们从西犬丘(即今天水市西南礼县、西和县东北)地区出土的、被称做戎族的“ ”形铜箭头 ，得到了证实。
通过秦庄公反击西戎的胜利，我们可以判断秦庄公时期的势力范围及活动区域大体为：重新收复了“西犬丘”，控制了西汉水上游地区；巩固了以秦邑及周边地区的渭水流域，并打通了以“略”(在秦邑西部)为据点的向西向北发展通道，形成了以秦邑与西犬丘两处中 心的政治格局，并偏重于西犬丘。秦庄公在事关秦人存亡的关键时刻大败西戎，挽救了秦人的命运，恢复了秦人的尊严与信心，似有再造之功。同时再次体现出秦人不怕牺牲勇于拼搏的伟大精神。
三、秦襄公时期东扩立国的开创性活动
秦襄公是秦庄公的次子，其兄世父为杀死戎王替祖父秦仲报仇，自愿让去太子之位，坐镇西犬丘，与西戎坚持斗争。《秦本纪》载：
庄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元年(前777)，以女弟缪嬴为丰 王妻。襄公二年(前776)，戎围犬丘，世父击之，为西戎所虏，岁余，复归世父。
庄公死后，秦襄公面对戎人强大的势力，采取了怀柔政策，将妹妹嫁给戎人领袖，企图以和亲的手段来减轻戎人对秦的压力，但未能奏效。第二年(前776)戎人又一次围攻(西)犬丘。 一心要杀死戎王的世父与之战斗，不料失利被俘，一年后才被释放，一腔豪言壮语化为灰烬。从西戎杀秦仲、俘世父来看，西戎的势力确实不小。然而，此时此刻的秦襄公人在何处，采取了什么应对措施，便成为秦史研究中的一个悬案。
关于秦襄公二年的行踪，有两个问题一直为学术界诉讼不清。其一，在西犬丘被围世父被俘之际秦襄公人在何处，是在现场还是迁徙它处?其二，若迁徙它处，又在什么地方?《史记》没有记载。幸好张守节在作注时为我们提供了下列信息：
《括地志》云：“故汧城在陇州汧源县东南三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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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世纪》云：
“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此城”。
这条材料表明秦襄公不仅不在现场，而且已逾过陇山东徙于汧。对于后出的这条材料学者们反映不一，有人认为“襄公迁汧之说乃《括地志》引文时的讹误” [25]，不可靠。有人认为该说可信，并有考古发现为证明秦襄公都汧，即今陕西陇县县城东南6.5公 里处的磨儿原一带[26]。为了弄清这一悬案，我绘制了秦襄公初年都邑形势图，以供参考。图一
从上图我们看到，在有争议的汧邑以外的陇山西侧并存着秦邑和西犬丘两处都邑。从时间上讲西犬丘为非子及八世祖所居，其时间下限在公元前895年；而秦邑，则是非子从西 犬丘东调首封的邑地，其后秦侯、公伯、秦仲均都于此，其时间在公元前895年—前822年之 间。后来西犬丘丢失秦仲被杀，秦庄公替父报仇大胜西戎，夺回西犬丘，并坐镇于此以 防范西戎。自公元前821年秦庄公居其故西犬丘开始，到秦文公三年(前763)离开该地东猎为止，成为继秦邑同时的又一政治中心，是不容置疑的。
通过上图，又给我们一个启示：即从犬丘撤出东行，必先经秦邑，而后才能逾陇山至汧。这一客观现实应是我们讨论秦襄公都汧与否的重要参考因素。
从文献角度讲，司马迁撰《秦本纪》，所依据的第一手资料来源于秦人自己撰写的《秦记》，其所居都邑的次序是：非子邑于秦，庄公居故西犬丘，襄公既侯居西垂[27]，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三年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宁公二年徙居平阳，德公元年初居雍城，灵公居泾阳，献公都栎阳，孝公都咸阳[28]，脉络相当清楚。甚至连都之41年的泾阳及54年的栎阳都很清楚[29]，惟独没有“汧”。有的是秦文公四年卜居的 “汧渭
之会”。因此，司马贞在注《封禅书》“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时称：
《地理志》汧水出汧县西北入渭。皇甫谧云“文公徙都汧”者也。
司马贞与张守节是同时代人，引用的又是同一种书，因此，他二人所说都能成立，不能有所偏废。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圆满地解释陇县边家庄高规格秦贵族墓葬及其相邻的磨儿原春秋城址[30]。对此，徐卫民先生提出：“首先我们必须知道司马迁《史记》并非把当时的所有大事都记载了，这个从后代的考古发现中已得到证实，因此不能因为《史记》未有记载而否认其本身的存在”[31]。从考古资料出发，徐先生的观点同样无法否定。综上，我以为要解决文献不足与考古发现的矛盾问题，不妨换一个角度，从位于西犬丘与汧之间的秦 邑着手，或许会有新的认识。
汧，位于陇山东侧，是当时由关中通往“西垂”的第一重地；秦邑，位于陇山西侧，是由“西垂”通往关中的第一重地，两地以陇山为险，一东一西从不相属。
秦邑，在陇山之西，介于汧与西犬丘之间，其地理位置决定了向西可控制西犬丘；向东则可逾陇山而渗透关中。秦襄公即位后让其兄世父留在西犬丘，自己离开该地返回秦邑，兄弟二 人一西一东相互支持控制西方。秦襄公回到秦邑后，以此为东进的桥头堡，一方面与丰王和亲一方面渗透关中。在渗透关中的行动中，第一站至汧是必然趋势，后来秦人向东发展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陇县边家庄、磨儿原在这一阶段得到发展是完全可能的。至于汧城的具体所在，当地学者认为不是磨儿原，而是县城东南乡的郑家沟原上[32]。到底以何处为准，只有依赖今后的考古发现了。
公元前775年，被西戎俘虏的世父回归到西犬丘，秦襄公才腾出手来面向关中，渗透到以 为据点的过渡性中心，伺机向东发展。《秦本纪》载：
七年(前771)春，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立褒姒子为适，数欺诸侯，诸侯叛 之。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周幽王骊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 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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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之礼，乃用 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
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徙洛邑和始封诸侯，是秦人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情，周王室衰落与戎人的入侵，客观上为秦襄公攻戎救周创造了条件，从此以后，秦便以诸侯的平等身份与郑、宋、齐、晋等互通聘礼。政治地位的提高，诸侯国的合“礼”化，为秦的继续发展赢得了契机。对此，司马迁异常重视，他先后在《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十二诸侯年表》《秦楚之际月表》《封禅书》《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管蔡世家》《陈杞世 家》《宋微子世家》《晋世家》《楚世家》《匈奴列传》等不厌其烦地重复载述秦襄公始为诸侯之事。尽管当时救周有功被封为公的卫侯[33]，但在重视的程 度上都有着惊人的 差异。另外《国语·郑语》《后汉书·西羌传》等均有记载，足以证明秦名正言顺地建国， 当起自秦襄公。
秦襄公为诸侯以后，并没有立足关中，去争夺周平王许诺的岐、丰之地，而是返回老家西犬丘建立祠庙，完成诸侯国的礼仪制度。《封禅书》载：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 驹、黄牛、羝羊各一云。
驹，黑鬣色的马。用马、牛、羊三牲齐备谓之太牢，是诸侯祭祠之礼。按礼制一般为牛、羊、 。《尚书·召诰》载：召公营 洛邑，在开工祭祠上就用“牛一、羊一、 一”。秦襄公 用马，是出于秦人爱马喜马的习惯，这在礼县大堡子山秦襄公墓的陪葬坑中出土的车马所证 实[34]。另外，在秦邑一带流出的长8.5厘米、宽6厘米的马型虎食羊金箔饰片，也说 明了马在秦人心目中的地位。西畤，即秦襄公在西犬丘所立之畤。至于少皞之神，有西方之神 [35]与东方之神[36]两种不同说法。白帝， 据徐旭生先生的研究：白帝即是少皞 [37] ，李白凤先生指 出少皞遗址在今山东曲阜东南约40里之处。[38]
秦襄公不乘击戎护周东进之势留在关中发展，反而跑回老家立庙祭祀，不外乎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将此天大的好消息遍告秦地民众及先祖列公，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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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先祖的护佑，是当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39]的标准体现。其二，慑于关中戎人的势力，因为 《秦本纪》紧接着记道“十二年(前766)，伐戎而至岐，卒”。这就充分说明关中戎人势之 强大。对此形势，顾颉刚先生认为：
自周幽王为犬戎所灭，宗周的王畿已住满了戎人，住在丰京的称为“丰王”(缪嬴嫁丰王其事在东迁前，这各称号谅据后来事言之)，位在三原的称为“亳王”。秦文公收了周的遗民，疆域开始东展到岐山。[40]
顾先生所论极是。周平王东迁之后，关中无序可言，已经成为不同戎人聚合的宴会厅，其他人很难分享其羹。在这种大背景下，迫使秦襄公不敢有所动作，只好暂时返归故里以待时变。这也是我们从“秦西垂陵庙”[41]的器物——秦公簋中得到的佐证。其三，在戎人鼎盛的形势下，秦襄公不得不认真考虑陇山西侧领地得失安危。当时这里同样住有绵诸、绲戎、翟、 等戎，他们各自分散于山谷，独立为国，聚则声势浩大，散则飘忽不定，且百有余戎[42]。对此，顾颉刚先生在《秦与西戎》一文中的指出 “所谓‘陇以西’ 者为今甘肃之陇南及陇西诸县地，‘岐、梁以北’者大致为今甘肃之陇东诸县地，兼及陇西 、宁夏……”[43]由此可见在陇山西侧确实布满着诸戎。《后汉书 ·西羌传》载：
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 、 、冀之戎 ，泾北有义渠之戎……
其中“ 狄、 、冀”之戎(或 是 小国)就在今甘肃省天水市境内[44]。综上表明，在戎人从西向东 ，或从北向南汇集关中之际陇山西侧也不太平。我们从今张川、清水两地出土的带有游牧民族特色的青铜牌饰中，可得到证实。因而秦襄公返回西土巩固后方扩大势力，以解决东进关 中的后顾之忧，真可谓一石二鸟兼顾各方的高明之举。
经过了四年的精心准备，秦襄公于公元前766年率军从西犬丘出发，经秦邑补充调整后逾陇山至汧东进关中，争夺周平王空头支票中的“ 岐、丰之地”。不幸在伐戎至岐时牺牲，结束了开创性的一生。秦襄公从即位到死才短短的 12年时间，在这之中秦襄公冲破陇山以西戎人的压力，渗透关中涉足汧邑，并以护周之功 臣始封为诸侯，实现了秦人建国的重大变革。所以司马迁称“秦襄公立，享国十二年”者 [45]，其“享国”之“国”就是对秦襄公一生业绩的最好总结。
四、余论：秦公离开西垂发展关中的建设性活动
公元前766年，享国十二年的秦襄公在东征中死去，由其子文公即位。《秦本纪》载：
十二年(前766)，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年(前765)，居西垂宫。 三年(前763)，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前762)，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率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日吉，即营 邑之。……十二年(前753)，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二十年(前746)，法初有三族之 罪……
依据记载，我们得知秦文公初年戎人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他不继续父业伐戎而是退回老家就是证明。对此，王辉先生认为：“在周室东迁后最初几年，岐及距它不远的汧水流域为戎所占。《史记·秦本纪》记载秦襄公十二年‘伐戎而至岐’，未言胜负。大概终襄公之世，秦人并未据有汧水流域。直到文公三年，才‘以兵七百东猎’，四年才‘至汧渭之会……即营邑之’”[46]。王先生的 研究很有道理。由于戎人的强大和秦襄公的 新丧，秦文公即位后不得不又退回到陇山以西老家之地的西垂宫[47]，继 续巩固西土伺机向东的战略。三年，秦文公率700士兵由秦邑进入陇山游猎。次年才到达汧水与渭水交汇的“ 汧渭之会”，占卜大吉而营居之。从此秦人彻底离开了哺育其成长的甘肃东部，在关中生根开花发展壮大，为最终统一天下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历史由此也进入到令人振奋的新阶段 。
作为本文的结束，是随着秦文公迁徙关中之后，兴盛了300年之久的西犬丘和秦邑的衰落而 告结束。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没有交代所讨论的非子、秦侯、公伯、秦仲、 庄公、襄公及文公的归葬地。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非一两句话说得清楚，在这里只能简要地提及一下。依据文献记载和礼县大堡山秦襄公墓地的发现，以及张川县秦邑遗址上的秦早期 大墓和清水县早期秦墓群中流出的与大堡子山相同的金箔饰片、牌饰、车马器分析，可以初步推测非子、秦侯、公伯、秦仲四人的墓葬当在秦邑一带；而庄公、襄公、文公三人中，已 知礼县大堡子山为襄公墓葬[48]，依此而论，庄公、文公亦当在此 地区。由于篇幅所限，只有另行撰文论述，兹不赘言。

注释：
[1]《风俗通义》卷一。
[2][5]吴镇烽：

中国历史故事三国时期

《陕西金文汇编》，三秦出版社，1989年8月版。
[3]《字汇·八部》。
[4]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1988年4月版。
[6]史党社：《秦人早期历史的相关问题》，《秦文化论丛》第6辑。
[7]徐日辉：《论秦与大地湾农业文化的关系》，《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8]辛怡华：《早期嬴秦与姬周关系初探》，《秦俑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8月版。
[9][11]《毛诗正义》，阮元十三经注疏本。
[10]《孟子·万章下》。
[12][34][46]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 年第5期。
[13][14]《国语·郑语》及注。
[16]《史记·秦本纪》。
[16][42]《史记·匈奴列传》。
[17]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三。
[18]《诗·车邻》。
[19]张政 ：《中山王壶及 鼎铭考释》，《古文字研究》第1辑。
[20]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
[21]《后汉书·西羌传》。
[22]《史记·六国年表》。
[23]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文物》1980年第9期。
[24]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三秦出版社，1990年7月版。
[25]祝中熹：《秦人早期都邑考》，《陇右文博》1996年创刊号。
[26]刘明科：《秦国早期频繁徙都问题的思考》，《秦俑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 社，2000年8月版。
[27]《史记·封禅书》。
[28]《史记·秦本纪》。
[29][31]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
[30]张天恩：《边家庄春秋墓地与汧邑地望》，《文博》1990年第5期。
[32]《陇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33]《史记·卫康叔世家》。
[35]熊铁基：《秦人早期历史的两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36][37]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38]李白凤：《东夷杂考》，齐鲁书社，1981年9月版。
[39]《左传·成公十三年》。
[40]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古代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 年第1期。
[41]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八。
[43]顾颉刚：《史林杂识》，中华书局，1977年2月版。
[44]徐日辉：《秦州史地》，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45]《史记·秦始皇本纪》。
[47]王辉：《秦文字集证》，艺文印书馆，1999年1月版。
[48]徐日辉：《西垂与西垂宫》，1998年4月4日《天水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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