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秦文公兵进“汧渭之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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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秦文公兵进“汧渭之会”考

徐日辉
秦人发祥于西，始于非子；兴之于东，则完成于秦文公，前后约300年。公元前762年秦文公从西垂宫率700兵卒东猎，第二年至陕西宝鸡的“汧渭之会”，卜居而营之，开始了立足关中问鼎天下的新历程。这是秦人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由于秦文公此次东迁徙的行动路线史书没有明确交代，只给出了大体的时间。因此，为我们留下了考察的空间。
一
古代从甘肃进入关中，以渭水为界，南北两岸均有通往关中的道路。具体而言，渭水以北有陇山诸道，通称为“陇山道”，是因翻越陇山之故。1983年我在《街亭考》[1]、1985年在《麦积山石窟历史散论》等文章中曾专门提出[2]，并予以简约论证。
二十多年过去了，随着本人考察实践的积累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从时间、走向上“陇山道”又可分为三条大道：一条是由秦邑经秦家塬至汧邑，今我称之为“秦汧道”；一条是由秦邑——恭门——老爷岭——陇县的老爷岭，或称“陇关道”，该道开始于东汉，有部分与“秦汧道”相同；一条是由清水——长宁驿——咸宜关——陇县的“长宁驿道”或称“咸宜道”。由于本文专题讨论渭水以南通往关中的道路，故陇山诸道不在之列，兹从略。
渭水以南通往关中的道路，我在1985年首次提出，称之为“陈仓渭水道”[3]。其后又在《陈仓渭水道与街亭战役考》一文中予以探讨[4]。这里作为以前诸文的续篇，旨在探讨公元前762年秦文公从西垂宫出发，沿该路达到陕西宝鸡“汧渭之会”的一些相关问题。
渭水以南的这条“陈仓渭水道”，其走向是西起甘肃的天水（古秦地）东到陕西的宝鸡（古陈仓）。该道主要穿行于西秦岭与渭水峡谷之间，全长约170多公里。
该道虽然狭窄，却是出入关陇最为近捷的交通线，较之于陇山诸道要便捷的多，并且可以利用渭水漕运作为补充，是一条十分重要的交通线。公元前762年秦文公从西垂宫出发至“汧渭之会”，走的正是此道。
其具体路线是：礼县（西垂宫）——天水——麦积山——吴砦——凤阁岭——晁峪——甘峪——硖石——宝鸡（汧渭之会）。也就是从甘肃的礼县的西垂宫出发，经甘肃的天水、麦积山、吴砦至甘、陕交壤的陕西凤阁岭、晁峪、甘峪、硖石，最后达到宝鸡境内的（汧渭之会）。
其道路里程是：从新近发现的甘肃礼县大堡子山至天水为70多公里；从天水沿“陈仓渭水道”至宝鸡约170多公里，合计约240多公里。
这是一条古老的道路，最迟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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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旁“陈仓渭水道”两岸，至今还保留着大量的古代先民们活动的文化遗存。其中以仰韶文化遗址和齐家文化遗址为代表，如柴家坪仰韶、齐家文化遗址；黄家咀仰韶、齐家文化遗址；马跑泉仰韶、齐家文化遗址；蔡科顶仰韶、齐家文化遗址，以及十字坪周秦遗址等被列入省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十余处[5]，它们大都在渭水两岸的一、二阶台地上，也有部分一直延伸到缓坡及山顶塬上。这里所讲的是东西干线，在该线中部的元龙、吴砦、凤阁岭，又为南北线的交汇点，可北上“秦汧”南下“陇蜀”。
2002年初，由张天恩先生领导的陕西考古所工作队和由刘明科先生领导的宝鸡考古队，在渭水宝鸡—天水段中间，即“陈仓渭水道”甘肃天水与陕西宝鸡交壤处的拓石关桃园（官道塬），为配合国家重点工程宝兰二线铁路的建设，进行抢救性挖掘时，发现了北首岭下层在上，大地湾文化一期在下的迭压关系，再次证明了早在8000年前渭水河谷就有先民活动，而且是由陇山西侧的大地湾向东发展的通道之一。这一重大发现使我们更加确信“陈仓渭水道”的久远，同时也验证了我以前的推测[6]。从交通角度讲，以河谷作为交通孔道是我们祖先的发明。因为沿河要比翻山容易一些，而且可随时捕鱼，补充给养。史念海先生曾经提出古代的人们“是有意利用这条作为东西交通要道的黄河河谷。由陕县灵宝到渭水入河处，都有很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当然古代人们选择这些地方作为他们的住所自有各种原因，但是如果把这些遗址联系起来观察，显然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是以渭水河谷作为东西交通的要道”[7]。史先生的论断十分精辟。古代先民们进行交流迁徙，没有水是不行的。逐水而行，择水而栖，是人类活动的基本规律。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以来秦墓在该道上多有发现。如晁峪东周秦墓[8]、甘峪春秋早期墓葬[9]、硖石、林家村等[10]，还有凤阁乡建河大队山战国遗址[11]，以及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遗址等[12]、都表明秦人利用该通道进行东西交通的痕迹。尤其是大量的东周以后秦文物在该道的出现，可以映证自秦文公东猎此道以后，交通迅速发展的概况。
我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察时曾见过一些栈道遗址，近年来由于扩建道路或发家致富，特别是宝鸡至天水310国道的修建，宝兰铁路二线的修建，时至今日，古老的栈道多有不见，实在可惜。如今关桃园（官道塬）附近渭水峡谷中今尚存栈道20余处，如不及时保护，这份遗产将会丧失殆尽。
最近刘明科先生来信对我在《秦早期发展史》中提出的有关秦文公率兵所行“汧渭之会”的线路的观点说：“我认为文公猎很可能是走的这条路，看到您的大作以后，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需要补充的是我们去年在关桃园发掘中发现了几座秦墓，有一座是春秋秦墓，这样，陕西境内沿渭河的凤阁岭、建河、关桃园、晁峪、甘峪、福临堡都有秦人遗存就是证明”。刘明科先生信中所说的“关桃园”，即甘肃人称的“官道塬”。刘先生提供的最新考古资料，有力地支持了我的观点，在此表示感谢。
二
公元前762年秦文公从西垂宫率700兵卒东猎，至第二年才达到“汧渭之会”，遂成为继汧之后秦在关中的又一处都邑。关于“汧渭之会”的具体地点，学者们认为在今宝鸡的斗鸡台一带地，该地与“汧”一东一西，相距100多公里。秦文公之所以不居秦襄公都过的“汧”（可能他也曾住过），而另择于它地，是与“汧”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我们先说“汧”，《括地志》引《帝王世纪》称：“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对于秦襄公都“汧”，历史上有不同的看法，例如王国维先生在其有名的《秦都邑考》中就未曾详及[13]。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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汧”的位置逐渐显现出来。自1979年以来，先后在陕西陇县城东南5公里处汧河南岸的边家庄一带发现了30余座春秋秦墓[14]，其中1979年发现残墓一座，出土了五鼎四簋等青铜礼器一百多件。1982年发现一座残墓，出土了铜铃，车马饰等青铜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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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件[15]。1986年3月21日，村民在取土时又发现一座残墓，出土了五鼎四簋等青铜礼器以及铜盘，铜戈，铜箭，马衔，玛瑙等1034件[16]。众多器物的连续出现，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86年冬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市考古队和陇县图书博物馆联合进行了发掘，共发掘墓葬28座，出土鼎、簋、甗、盘、盉等青铜器及其它文物三千余件[17]。如此大量的高级别的青铜礼器在秦墓中的出现，使大家意识到此处可能正是《史记》缺载的秦都之一“汧”。对此，张天恩先生认为：边家庄一带当是秦襄公都汧邑时的墓地所在[18]。后来专家们又通过陇县店子秦墓的发掘还认为：在距离边家庄磨儿塬西北1.5公里处有一座春秋古城，依据考古调查和钻探以及该城邑的位置，规模等推断，“该遗址即为秦襄公所徙之汧邑之所在”[19]。现代考古技术与历史文献的结合，使不少学者重新认识到秦确的建都过“汧”。显而易见，考古事业的发展为澄清历史上的一些遗留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就像银雀山汉墓中《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同时出土一样[20]，澄清了千余年有无《孙膑兵法》的一桩历史公案。“汧”也不例外，考古发现证实了《帝王世纪》记载的正确性。当然，在此之前包括王国维在内的诸多学者是不大相信的。
按照秦人建都的顺序，“汧”作为由甘肃进入关中的第一处都邑时间很短，因为秦襄公在位仅仅十二年，在此期间为救其兄长世父曾与西戎交战，又“居西垂宫，自以为主少暤之神，作西畤，祠白帝……” 等[21]。公元前766年秦襄公死后，秦文公离开“汧”返回西垂，又住了三年多，直到公元前762年才率兵七百东猎，从“陈仓渭水道”东进，新都于“汧渭之会”，从此再也没有返回甘肃老家。由此可见秦文公是主动放弃秦襄公所都之“汧”，而另辟新地的。从战略上讲，“汧”地处陇山之东，与陇山西侧今甘肃张川县境的秦邑（秦亭）遥相呼应[22]。控制着除宁夏进入关中之外的陇山交通，意义十分重要。秦襄公之所以徙都于“汧”，就是从巩固“陇山道”这一战略高度来考虑的。回顾历史，当年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并“邑之秦”[23]，其目的之一也正是让秦人看守“陇山道”，以确保宗周的安全[24]。秦文公舍弃“汧”而新都“汧渭之会”，当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根据最近的有关报导以及笔者在陕西开会考察期间所得到的信息得知，在今陕西凤翔一带秦人的遗址上发现了一些周人的遗址，充分表明秦人是在周人的遗址上活动的。而周平王对护送其东徙洛邑有大功的秦襄公封赐诸侯时，曾经许愿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25]。可见当时“汧”一带除了戎人的强大势力之外，还有一些周人在其故地活动。《史记·秦本纪》载：
十二年（前766），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年（前765），居西垂宫。三年
（前763），文公在兵七百人东猎。四年（前762），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
后率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日吉，即营邑之。……十二年（前753），初有史以纪事，民
多化者。……二十年（前746），法初有三族之罪……。
又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秦襄公是“伐戎至岐而死”。也就是说秦襄公是从西部率兵向东进军的，一路征战，最后在岐，即今陕西岐山一带被戎人杀死。岐是周人的发祥地，是其祖庙所在。周人连自己的祖庙都保不住，可见戎人的势力是多么的强大。在这特殊的环境下，秦文公另辟新都无疑是高明之举。
公元前766年，享国十二年的秦襄公在东征中死去，由其子文公即位。秦文公即位之初，尚不具备立足关中的实力，只好离开关中退回甘肃的西垂宫一带等待时机。对此，王辉先生认为：“在周室东迁后最初几年，岐及距它不远的汧城为戎所占。《史记·秦本纪》记载秦襄公十二年‘伐戎而至岐’，未言胜负。大概终襄公之世，秦人并未据有汧水流域。直到文公三年，才‘以兵七百东猎’，四年才‘至汧渭之会……即营邑之’”[26]，王先生的研究很有道理。由于戎人的强大和秦襄公的新丧，秦文公继位后不得不又退回到陇山以西的老家西垂宫，继续巩固西土伺机东进的战略。三年，秦文公率七百士兵由西垂宫东进，次年才到达汧水与渭水交汇的“汧渭之会”，占卜大吉而营居之。从此秦人彻底离开了哺育其成长的甘肃东部，在关中生根开花发展壮大，为最终统一天下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考察表明在“汧”之南的岐尚有如此强大之戎，“汧”地之戎就可想而知了。正因为岐及以北有强大之戎，所以秦文公才选择“汧渭之会”作为入主关中新的都邑，这是客观上的原因。关于“汧渭之会”的具体所在，《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
眉县故城在岐州眉县东北十五里。毛苌云眉，地名也。秦文公东猎汧渭之会，卜居之，
乃邑焉，即此城也。
其后《太平寰宇记》等均沿此说，即在今陕西眉县一带。对此高次若、刘明科二先生先后撰文认为不在眉县，而在今陕西省宝鸡市斗鸡台的戴家湾，并认为“只是一个军事性质的城堡”[27]，高、刘二先生长期在宝鸡市从事博物馆和考古工作。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他们的考察应该是可信的。尤其是军事城堡的说法符合实情。因为《史记·秦本纪》紧接着说：“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由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从这一记载使我们得知，秦文公在到达“汧渭之会”后的十二年才伐戎至岐。从宝鸡斗鸡台到岐不足百里，而秦文公用了十二年才取得成功，可见戎人势力之强大。由此也可判定秦文公所营之地不会离岐太近，否则就有立足未稳而被戎人乘机吃掉的可能。
秦文公新都“汧渭之会”亦是秦人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情，绝不亚于秦襄公都“汧”。首先，秦文公沿渭水东下，避开“汧”一带纷乱的环境，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为突进关中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其次，开辟了新的领地。当时关中为动乱之地，各种势力并存，相互争夺群龙无首，在无序的前提下，谁有能力谁就能获得利益。再次，新战略的前奏。从秦文公舍“汧”而入“汧渭之会”看，其战略意图是以秦邑为桥头堡，以巩固陇山以西侧为根本，同时进入关中，向东拓展。在站稳脚跟取得发展之后，再以秦邑（秦亭）和“汧渭之会”形成钳形夹击，向北开拓，完成战略转移。这一战略意图直到秦德公都雍，才算真正完成。
三
传统的“陇山道”，从礼县（西垂宫）——天水——张川（秦邑、秦亭）——陇县——宝鸡（汧渭之会），约380多公里。相比之下，从甘肃礼县的西垂宫出发到宝鸡的“汧渭之会”约240公里，选择“陈仓渭水道”要比选择“陇山道”（秦汧道）约近140多公里。140多公里不上个小数，而且多是山路。研究表明春秋时期，军队行进每天也就是30 余里，兵车最多90里。在山区行军，兵车施展不开，其速度比步军快不了多少，充其量也就是60里左右。按兵车速度，则140公里至少要多走4～5天，而步兵至少要多走7～8天左右[28]。从实战出发，无论是兵车还是步兵，多出的不仅仅是时间，还包括大量的后勤补给。毫无疑问行军时间的加长，在增加后勤负担的同时，也失去了赢得战争的宝贵时间，尤其在冷兵器时代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知道古今往来时间对于战争的胜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争取时间在很大程度上与交通相关。《尉缭子》称：
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敌境。卒骤将至，深入其地，错绝其道，栖
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
所谓“兵贵神速”，特别是大部队外线作战，速度就是生命。正如孙子所言：“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29]。依据最基本的军事原则，秦文公东进关中，舍翻陇山之远，取“陈仓渭水道”之捷近是具有战略眼光的，这将大大缩短关中与西垂宫之间的距离，同时又与“秦汧道”并行，形成钳形攻势，而且还可以利用渭水漕运作为辎重及后勤保障，至少秦文公初到“汧渭之会”时，其后勤的给养补充当有一部分就来自西垂，而通过渭水漕运则是好的方式。作为战略性的举措，我们不得不佩服秦文公的军事才干。
我所提出的“陈仓渭水道”是以文献和考古以及实地考察为基础的。考察表明这条道路上至今尚存有公元前457年秦厉公、公元前395年秦惠公与西戎劲敌绵诸交战的遗址[30]。而出土于该道的天水放马滩一号松木板地图等珍贵的考古资料[31]，证明该木板地图的绘制年代在公元前324年至公元前319年的秦惠公文王时期[32]。其图上所标之军事要塞“燔史关”，就位于“陈仓渭水道”的中段。具体所在，即今甘肃天水吴砦与之交壤的陕西凤阁岭一带。在这一带曾经出土过一批带铭的秦代铜器，其中有一件带有铭文“廿六年，口栖守口告（造），西工宰，工口。（背）武库”的“陇西郡戈”，特别令人注意[33]。该戈为秦昭王二十八年，即公元前279年所铸。对此，王辉先生则认为此戈是原为秦人发祥地的都城“西”的工官所造，隶属中央[34]。根据王辉先生的观点，可知西犬丘（西县）一带生产的武器有一部分就是通过该道运往东方的。实物证明，“陈仓渭水道”是一条往来于关陇之间的重要交通线，并且不断被后代加以利用。
文献记载最早是在东汉后期的建安十九年（214年），当时占据北方的曹操曾派关中的夏侯渊讨伐马超，平复氐、羌、胡的反叛，其先锋张郃，就是从该道急入陇右的。《三国志·夏侯渊传》载：
十九年（214），赵衢、尹奉等谋讨（马）超，姜叙起兵卤城以应之。衢等谲说超，使出
击叙，于后尽杀超妻子。超奔汉中，还围祁山。叙等急求救，诸将议者欲须太祖节使。渊曰：
‘公在邺，反复四千里，比报，叙等必败，非救急也。’遂行，使张郃督步骑五千在前，从陈
仓狭道入，渊自督粮在后。郃至渭水上，超将氐羌数千逆郃。未战，超走，郃进军收超军器
械。渊到，诸县皆已降。
上述记载表明魏军的取胜就是利用了“陈仓渭水道”的便捷，这一点与关陇干线“陇山道”颇有些不同，所以马超“未战”而走。所谓“狭道者”，是相对于“陇山道”而言。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在出土“陇西郡戈”的渭水南岸，也就是建安十九年张郃与氐、羌交战的地方，即今甘肃省天水市的吴砦乡一带，出土了一枚金质魏印，印文为阴文“魏归义氐侯”。此印为天下暴雨时于农田中冲出，农民捡后不识为金印，用来砸东西，致使一角被破坏。后几经周折落入文物走私者手中，后来又被天水铁路公安所破获，现藏甘肃省历史博物馆。当时应邵金瑞所长之邀，有幸目睹珍容。出土金印的地方叫吴砦，是“陈仓渭水道”上一处重要的军事据点。这里除了联系东西交通外，由此地南下至利桥，再沿红崖水可至两当，与故道相接，至凤县可入陕南抵四川。向北至凤阁岭、通峒峪、香家，八渡至陇县，与陇山诸道相连，向东则至官道塬、赤沙、晁峪、甘峪、石硖至宝鸡。因而《天水县志》卷二称其地是“南控秦岭，北跨渭河，为陕川咽喉”，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宋代著名的抗金英雄吴璘就屯兵于此，以阻挡金人的入陇进川，所以后人称之为“吴砦”。清初在此设置“三岔厅”，驻以300军卒，备守要口。除吴砦以外，还有一处军事要冲，那就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
麦积山历史悠久，造型如农家堆积之麦垛，十分奇特。地方志称“秦文公墓在县东南八十里麦积山下”[35]，虽然此说尚需考证，但是，麦积山作为西秦岭地区的坐标之山则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过去很少为人注意。笔者曾作过多次踏勘，发现从麦积山经放马滩到利桥，然后南下抵两当、凤县，可直达汉中。也就是说，麦积山位于陇蜀道东线与陈仓渭水道的交汇点上。北魏正始三年（公元506年），秦州吕苟儿起义，北魏派兵镇压，其中一路就是经麦积山的。《魏书·李焕传》云：“会秦州民吕苟儿反，焕仍令（石）长乐等由麦积崖赴援。居都督元丽至，邃共平之”。吕苟儿被平定后不久，陇右爆发了更大规模的起义。正光五年（524年），秦州人民起义推莫折大提为帅，大提自称秦王。北魏镇压莫折大提的起义，正面攻不下，便两次经由麦积山的“陈仓渭水道”偷袭起义军。《魏书·李苗传》云：
臣闻食少兵精，利于速战；粮多卒多，事宜持久。今陇贼猖狂，非有素畜，……其势在
于疾攻。……如今陇东不守，汧军败散，则二秦遂强，三辅危弱，国之右臂，于斯废矣。今
且宜勒大将，深沟高垒，坚守勿战。别令偏师精兵数千，出麦积山崖以袭其后，则汧岐之下，
群妖自散。
被北魏镇压的吕苟儿、莫折大提的起义军，就屯兵于麦积山自称秦王，并以此为军事据点，不止一次地利用“陈仓渭水道”进行军事活动，以反抗北魏的统治。1986年天水放马滩秦汉墓及军事地图的发现[36]，更加证实了该线路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四
从秦文公迁都于“汧渭之会”的实践，使我们又看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秦早期的军事实力。春秋时期是一个军事第一、弱肉强食的“霸政”时代，富国强兵适者生存突出地体现在这一风云际会的历史时期。秦之所以能在戎狄内侵、诸雄称霸的格局中杀出来，自立于西方，关键的一条就是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而且有一种尚武好战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心理素质。司马迁说“秦始小国僻远，诸夏摈之，比之际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37]。所谓“常雄诸侯”就是以武力征服诸侯，当然这是在进入关中以后的秦国。
考察秦人“常雄诸侯”的发展历程，关键就是秦文公。秦文公东进，首次把强悍的西戎文化带入关中，拉开了以暴力夺取天下的序幕。正如臧知非先生所言：“秦国就是在与戎人的征战中建立起来的。其国民有三大部分构成；一是秦本族人，二是周人余民，三是被征服的西戎诸部。秦人既然长期与戎杂处，所沾又有戎人，染有戎人之俗是理所当然的”[38]。臧先生言三大部分，指秦文公以后之事，然而在秦文公东迁“汧渭之会”以前，实则只有秦与戎人两大部分，甚至戎人有时要多于秦族本身。因此秦人耳目濡染上一些戎狄落后的东西，自在情理之中。郭淑珍先生认为是和秦人常期与戎的文化交流有关[39]。但无论如何秦人沾染了大量的戎狄习性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
因此，秦文公东进之所以能够成功，实际上就是军事力量的真实反映。尽管此次行动可能遇到了一些麻烦，因为从时间上看秦文公在陇山地区活动将近有一年的样子，仅此一点距离就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可见其中当有变故。林剑鸣先生认为“至公元前七六三年，继位已经三年的秦文公率兵七百人‘东猎’。这时，秦从游牧转向定居的时间不久，仍然保持着游牧民族的传统习俗，所谓‘猎’，就是在不断战斗中扩大领地，同时还有迁徙是意思。所以，这次‘东猎’进行了将近一年，至公元前七六二年（秦文公四年），才到达汧水渭水会合的地方——‘汧渭之会’（今陕西眉县附近）”[40]。我看未必，当是秦文公东在进途中不断探测关中态势的反映，是一个等待时机、把握时机和创造时机的过程。因为在此之前秦文公曾随父亲秦襄公一度立足于关中，对此秦文公是很清楚的。虽然秦文公是在周王的册命下东进的，但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重要的是军事实力。而将近一年的“东猎”时间，表明其中自有难处，这一点应引起我们的重视。然而，“汧渭之会”的建立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因为传世的石鼓文亦有记载。据李铁华先生研究，十鼓之“第一鼓汧沔诗，所叙为文公四年，以兵700人东猎，至汧渭之会。下河以鱼罔，竹笱捕鱼和刳鱼煮羹之事情”[41]。查“汧沔诗”有：“汧殹沔沔，丞皮淖渊，鰋鲤处之，居之渔之”。如是，足见当时和后人对秦文公此次战略性的举措的重视。
秦文公是立足关中向东发展的关键性人物，他一生建树颇多，特别是“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及 “收周余民”等，对于秦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史称秦嬴自秦襄公起便开始纪年，但未纪事，到秦文公十三年，即公元前753年才开始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官的建立标志着秦在文化及政治制度上的成熟。在周余民的帮助下，对于秦文化及秦政治制度的发展更是起到了加速和催化作用。秦文公在位五十年，有着重大贡献，因而后人在秦公钟上刻下“文公、静公、宪公不墜于上，昭合皇天”的辞句[42]，赞美秦文公功业昭著，“没有使国家坠落，没有辜负上天和先祖的期望”[43]。秦文公死后依归葬于西垂，但是，他在完成立足西垂开拓关中大业的战略中，东进关中的“汧渭之会”，其意义之重要也正在于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街亭考》，《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2] [3]《麦积山石窟历史散论》《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
[4]《“陈仓渭水道”与街亭战役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2期。
[5] 天水县文物志编写委员会编：《天水县文物志》，1984年内部资料。
[6]《论大地湾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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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炎黄文化的关系》,《神农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论渭水上游的文明时代》，《考古与文物》2002年先秦史考古号。
[7] 史念海《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页。
[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宝鸡晃峪东周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4期。
[9] 高次若、王桂枝：《宝鸡县甘峪发现一座春秋早期墓葬》，《文博》1988年第4期。
[10] 见《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
[11] 王红武、吴大炎：《陕西宝鸡凤阁岭公社出土一批秦代文物》，《文物》1980年第9期。
[1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甘肃省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发掘》，载《文物》1989年第2期。
[13]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
[14] 尹盛平、张天恩《陕西陇县边泉持有一号春秋秦墓》，《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
[15] 肖琦：《陕西陇县边泉庄出土春秋铜器》，《文博》1988年第3期。
[16] 陇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陇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8页。
[1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市考古队：《陕西陇县边泉庄五号春秋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1期。
[18] 张天恩：《边家庄春秋秦墓与汧邑地望》，《文博》1990年第5期。
[19] 陕西考古研究所编著：《陇县店子秦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61页。
[20] 山东省博物馆、临沂文物组：《山东临沂西汉墓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竹简的简报》，《文物》1974年第2期。
[21]《史记·封禅书》。
[22]《秦亭考》，《文史知识》1983年第1期。
[23][25]《史记·秦本纪》。
[24] 《秦建国前活动考察》,《秦俑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版。
[26] 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27] 高次若、刘明科：《关于汧渭之会都邑及其相关问题》，《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86～589页。
[28] 徐日辉：《秦早期发展史》，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218页。
[29]《孙子兵法·作战篇》。
[30] 徐日辉：《古代西北民族“绵诸”考》，《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31] [36] 何双全：《天水放马滩地图初探》，《文物》1989年第2期。
[32] 张修桂《当前考古所见最早的地图——天水〈放马滩地图〉研究》，《历史地理》第十辑
[33] 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文物》1980年第9期。
[34] 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35] 《天水县志》卷一，民国二十八年本。
[37]《史记·六国年表序》。
[38] 臧知非：《共同的历史道路不同的发展进程—秦国社会结构与秦文化散论》，《秦文化论丛》(第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9] 郭淑珍：《秦人的尚武精神与秦统一》，载《秦文化论丛》（第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0] 林剑鸣：《秦始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页。
[41] 李铁华：《石鼓文十议》，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3期。
[42] 卢连成、杨满仓：《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秦公钟、秦公鎛》，《文物》1978年第8期。
[43] 吴镇烽：《新出秦公钟铭考释与有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
(徐日辉,浙江工商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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