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從西周金文“姚”字的寫法看楚文字“兆”字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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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從西周金文“姚”字的寫法看楚文字“兆”字的來源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楚文字中从“兆”得聲的字比較多，下面略舉幾例：
逃 《楚文字編》第103～104頁[1]
《楚文字編》第43頁，用為“兆”
覜 《楚文字編》第529頁，用為“盜”
桃 《楚文字編》第341頁
《楚文字編》第165页，即“鞀”
新蔡甲三：4 新蔡零：219 新蔡乙一：17。用為卜兆之“兆”或“兆玉”之“兆”[2]
以上各字所从的聲旁，其寫法皆是一上一下並不平行的兩個“止”形被一道彎曲的筆畫隔開的樣子。其中有的“止”字的寫法，其最下面的一筆跟彎曲的線條形共用筆畫。我們不準備強調各種寫法之間的細微區別，統一以“”形來代表這個聲旁。
关于“”字，目前比較流行的意見是把它看作“涉”字，而且一般都認為它跟西周金文中的“姚”字所从的偏旁相同。
1985年版《金文編》附錄下第507號收有以下幾個字形：[3]
（弔鼎）（姚鼎）（牧師父簋）（毛伯𡂏父簋）
董蓮池先生在給《金文編》作校補時說：[4]
舊釋“姚”甚是。此四文依形體分析，从“女”从涉，似與篆文“姚”字从“女”从“兆”不偕，實則篆文所从的“兆”就是由“涉”字訛變分化而成。戰國“逃”字寫作、（見《包山楚簡》一六五簡、一三七簡反），“”字寫作、[5]（見《包山楚簡》一五七簡反、一六七簡），所从的“兆”都很明鮮[6]地可以看出是“涉”字，即以“姚”字本身來看，睡虎地秦簡寫作（見《秦簡文字編》），所从的“兆”顯然也是“涉”字的進一步訛變，到漢印裏，“姚”寫作，“兆”旁仍可很清楚看出“涉”的影子。把它們聯繫起來可以看到“姚”所从的“兆”旁演變分化過程是→→→（篆文姚所从的“兆”），因此，本號所列四文顯然即“姚”的早期形體，釋為“姚”沒有任何問題，“姚”見《說文》女部。
何琳儀先生也認為“涉與兆一字之分化”，並認為由“涉”演變為“兆”的序列是：[7]
→→→→→[8]→
裘錫圭先生認為“有的从‘兆’聲的字，在古文字中有从‘涉’的寫法”，舉例時也是把楚文字的“兆”跟金文裏的“姚”聯繫起來。他說：[9]
西周金文中有一個用作女姓的形聲字，形旁是“女”，聲旁是一個以一條曲線為主幹，兩邊各有一個“止”形的字，寫法跟散氏盤“涉”字右旁相同。甲骨文“涉”字作兩“止”分別在“水”之兩邊形，“水”形多數簡化為一條曲線。散氏盤“涉”字是在這種簡化的“涉”字上再加“水”旁而成的。上舉用作女姓之字的聲旁，顯然也應該看作“涉”的簡體。這個字舊多釋“姚”，《金文編》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刊行的舊版，就把此字收為“姚”字。後來，釋“姚”之說受到了多數學者的懷疑，《金文編》新版就將此字當作未識字收入附錄了。于省吾曾疑此字“涉”旁“或兆之變體”。李孝定在《甲骨文字集釋》中批評于說無據，並在《金詁附》2307頁的案語裏說此字“似當隸定作。商氏釋姚無據。”可是在上世紀四十至九十年代發現的戰國楚簡帛文字裏，長沙帛書和包山簡的“逃”字以及郭店《老子》簡甲組中借為“兆”的“”字和借為“盜”的“覜”字，其聲旁寫法都與上舉金文从“女”之字的聲旁相合。由此可見前人釋此字為“姚”，其實是正確的。
裘先生還從音韻上解釋了為什麼“逃”、“”等宵部字可以用葉部字“涉”為聲旁。
曾經也有學者對西周金文的“姚”及戰國文字中相關之字是否从“涉”表示過懷疑。例如陳漢平先生在對《金文編》附錄下第507號作訂補時曾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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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兩點說明：[10]：
1.容庚注云：“舊釋姚。”此本商承祚之說，商承祚曰：“姚，女姓。从女，从；本非兆字，小篆衍變誤作。”（《十二家》160頁，叔樊乍昜姚鼎）而以往學者多不承認此說，如：吳闓生釋𡝃（《吉文》卷三，31頁，叔父敦）；于省吾釋𡝃（《雙選》卷下二，26頁，叔父𣪘）；李孝定說：“似當隸定作。商氏釋姚，無據。”（《金文詁林附錄》2307（3446）號）。2.《古文四聲韻》調字古文作（字出《雲臺碑》），當系本號所收金文字形訛變。𠃬聲、周聲相通，《說文》禂字古文作𩦑；𠃬，耕治之田也，从；垗，畔也。故疑金文此字右文為趒、跳字而非涉字。據正編1067號字作，0235號逃字作，知此字確當釋姚。字書同音通假借為調字。
陳氏雖然懷疑金文“姚”所从偏旁不是“涉”，但是他提出此字是“趒、跳”字的觀點，並無多大的根據，因此也沒有得到大家的同意。
張世超等人所編的《金文形義通解》明確認為戰國文字中的“逃”等字所从的偏旁並非“涉”字而是“逃”字：[11]
金文“姚”字从女，聲。中山王兆域圖“逃”字作，从“辵”，聲，字讀為“兆”。包山楚簡“逃”作“桃”作，亦皆从“”聲。“”即《說文》“”字所從來，當即“逃”之象意本字，从雙“止”，象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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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徑而逃之意。上與甲骨文（涉）字同形，然周代二字已有別。長沙帛書“逃”作，而“涉”作，“涉”二“止”間从“水”，以別於“”，西周金文“涉”字格伯簋作，散盤作，亦存求別之意。（逃）蓋晚出，其時水旁已不簡作“”，故以之示路，取意與（疇）字相近。漢印“桃”作若，而“姚”作，所从之聲旁，尚可見自“”訛變之跡。“逃”“疇”以其所从之偏旁形勢故，曲徑之象形作“”形，其於“匿”字則作“𠃊”。
此段意見比較駁雜，撇開其他問題不談，單就其中所指出的戰國文字“涉”的寫法跟“逃”等字所从的偏旁不同這一點來看，此說是有道理的。楚文字中“涉”字多見，確實沒有寫成“”的。[12]
其實，如果單從形體演變的角度來看，董蓮池和何琳儀兩位先生所列舉的“兆”字的演變序列是頗為勉強的。他們兩人的共同看法是，“兆”字所从二人的寫法，是从二止的寫法變來的。不同之處在於，何先生認為从“止”變“人”還經歷了“止”形簡化為“×”，再由“×”變成了“人”。究其原因，可能是已經感到了董氏所說的由“止”直接變為“人”的觀點確實比較勉強。[13]
總結以上觀點，可以看出，大家都同意《金文編》附錄下第507號所列字形是“姚”字，楚文字中的““跟西周金文“姚”字所从的聲旁的關係也無人否定。關鍵問題在於它們到底是不是“涉”字。如果不是“涉”，它又是什麼。
我們認為，從“姚”字的寫法來看，其所从的聲旁確實不是“涉”字。過去，我們看到的金文“姚”字的寫法，其所从聲旁看起來似“涉”非“涉”，難以肯定。近來，由於新材料的發現，對解決這個問題有很大幫助。
前不久，《考古》2007年第3期發表了朱鳳瀚先生《公簋與唐伯侯于晉》一文。文中所錄公簋銘文爲：
公乍（作）（妻）姚（簋），遘于王令（命）昜（唐）白（伯）侯于晉，唯王二十又八祀。
其中“姚”字作，劉源先生摹作。[14]這種寫法的“姚”，其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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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字所从顯然是二人之形，這種寫法的“人”常見於金文。如《金文編》第573頁“佋”所从之“人”，第576～577頁“從”所从之“人”旁、第579頁“北”所从之“人”旁等，皆多見此形。按照朱鳳瀚先生的意見，這件銅器的時代只能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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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和康王之間選擇，他自己比較傾向於是成王。不管如何，這件銅器上出現的“姚”字是我們看到的時代最早的一例。
此器中的“姚”的用法和字形可以跟西周金文中時代較晚的“姚”字進行比較。朱鳳瀚先生指出金文中“姚”的用法時說：[15]
西周金文資料中與姚姓女子有關的器物已著錄有幾件，其中，《殷周金文集成》2679銘文作“叔樊作昜姚寶鼎”，此鼎出土於山西長治，屬西周晚期。“昜”如亦可讀為“唐”，則也反映了晉地區域內族氏通婚之事。此器可能是叔樊為其女作媵器，即氏屬姚姓，其女嫁于昜（唐）氏。此唐氏是唐地之族氏，是否為唐叔後人，不可確知。當然，也可能是叔樊為其妻作器，則昜（唐）姚是唐氏姚姓女。比較起來，前一種可能性大一些。
從字形上來說，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叔樊作昜姚寶鼎”的“姚”字作形。由此可見，“姚”的字形演變應當是由演變為，而不是相反。這就是說，前引董蓮池和何琳儀兩位先生所說的演變序列跟“姚”字字形所反映的實際情況是矛盾的。朱鳳瀚先生在文章中同意董蓮池先生的說法，[16]大概沒太注意這個問題。
公簋“姚”字所从的“”，顯然應該跟下列殷墟甲骨文诸字聯繫起來：[17]

唐蘭先生認為此字就是“兆”字。[18]于省吾先生對“兆”字的本義和字形演變作過很好的考釋，他說：[19]
契文字亦作等形，……字當為兆之初文。《說文》：𠧞，灼龜坼也。古文作。《金文編》以列于姚下。按从水从步，即涉，或兆之變體。金文兆字及从兆之字罕見。惟晚期之姚壺，姚从兆作。新嘉量“庣”从兆作。京兆官弩鐖“兆”作。清白鑑“兆”作。是兆字至漢時猶中从水，左右从人。其右旁所从之人或作倒形者，因隨中間之曲畫以作勢也。《說文》兆作，反不如漢金文之猶存初形。兆為洮及逃之本字。兆字中本从水，後世作洮。左增水旁，因用各有當，以資識別。猶“永”為遊永，後增水作“泳”。“益”為盈益，後增水作“溢”。是其例也。上古洪水為患，初民苦之，字象兩人均背水外向，自有逃避之意。今作“逃”為後起字。《莊子·天下》“兆於變化”，《釋文》：“兆”本或作“逃”。《廣雅·釋詁》：“兆，避也。”是“兆”“逃”古通用。契文兆為地名，亦為水名。……要之，兆字之演變，為由而而而。《說文》作，有失其朔。“兆”為“洮”及“逃”之本字，象兩人背水而逃，有分別之義，其訓兆坼者，引申義也。
前幾年，詹鄞鑫先生再次論證了上引甲骨文字形當釋為“兆”。[20]這些看法都是可信的。
應當說，通過于省吾先生的論述，“兆”字的字形演變是很清楚的，大致說來是這樣的：
→→→→
我們初步檢查了戰國秦漢時代的秦系文字，凡是从“兆”的字，皆作上面這種曲線隔開雙人形。[21]可見秦系文字一直保留了比較早的字形。至於《說文》古文作形，需要略加說明。
張富海先生《漢人所謂古文研究》注意到漢人所說的古文實際包含非六國古文的因素。下面引錄一段跟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有關的話：[22]
《說文解字·敘》說：“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大概當時學者就對古文作了一番整理工作，《說文》中有些所謂古文與真實的古文字並不合，或者其實是秦文字，應該就是學者（包括許慎本人）所考定的，可以稱為小學家古文。
在他所舉的例子中，就有“兆”字的古文。由此可見，《說文》古文“兆”跟秦系文字相合，這是不必感到奇怪的。
回頭再看本文開頭所列楚文字中从“兆”之字，就可以知道，楚文字的“兆”字字形走的是另外一條路子。大致是這樣的：
→→→→→
由“人”形變成“止”形，在古文字中並不罕見。古文字中的“真”字原本就是从倒“人”形的，[23]在楚系文字中“真”字有的就變成了从“止”。[24]“兆”字的两個人形變成“止”可能並非完全同步，例如前面所舉毛伯𡂏父簋的“姚”字，上面已是“止”形，下面則不是。而且，對比“真”字來看，對於字形中作二人相倒的那種寫法來說，很可能是倒“人”形先變成了“止”，另一個“人”形受到同化，也變成了“止”。倒“人”形容易變成“止”，大概就是爲了使偏旁成字，很可能在當時倒“人”形已經不能獨立成字了。從“姚”字看，“兆”字的二人形變成了“止”，其時代不晚於西周中期。這種變化形成之後，“兆”字的字形跟“涉”確實很相似，這大概就是散氏盤“涉”字要再加上水旁，[25]使得“涉”與“兆”區別開來的一個原因。至於“兆”字的這種寫法跟甲骨文裏“涉”作一類的寫法，恐怕是沒有承襲關係的。
當然，楚文字“兆”字由二人形變成二止形，除了可以看作字形上的一種自然變化外，恐怕還應考慮到表意方法的變化。前面所引于省吾先生的話已經指出，“兆”的本義是“逃”，《金文形義通解》也持這種看法，這應當是正確的。較早時代的“兆”用二人因洪水到來而各奔東西的字形來表示“逃”，後來，大概考慮到用二止形可以更顯逃跑之義，同樣能起到表意的作用，這自然會加速由“人”向“止”形的變化。[26]因此，楚文字“兆”字由人形變成止形，很可能既考慮到了字形上的聯繫，也考慮到了如何更能表意這個因素。這兩個方面大概是很難截然分開的。

2007年4月17日
後記：本文寫作過程中，曾得到秦倞同學的幫助，謹致謝忱。
（編者按：[1]參看李守奎編著《楚文字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12月。
[2]參看河南省文物考古硏究所編著《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10月。又，參看張勝波《新蔡葛陵楚墓竹簡文字編》，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第58頁。
[3]參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中華書局，1985年7月，第1254頁。另外，井南伯簋的

，《金文編》未收，參看《殷周金文集成》第七冊第4113號，中華書局，1987年4月。
[4]參看董蓮池《金文編校補》，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9月，第476～477頁。
[5]引者按：此字並非“”，參看李學勤《續釋“尋”字》，載《故宮博物院院刊》2000年6期；黃錫全《“鄩郢”新探》，“簡帛”網站（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41），2007年3月31日。
[6]引者按：“鮮”當是“顯”字的筆誤。
[7]參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中華書局，1998年9月，第312頁。
[8]引者按：此字並非“涉”或“兆”，當剔除，參看注5。
[9]參看裘錫圭《從殷墟卜辭的“王占曰”說到上古漢語的宵談對轉》，《中國語文》2002年第1期。
[10]參看陳漢平《金文編訂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9月，第232頁。
[11]參看張世超、孫淩安、金國泰、馬如森編著《金文形義通解》，中文出版社，1996年3月，第2829頁。
[12]關於“涉”的字形，參看《楚文字編》第646頁。
[13]何琳儀先生的這個看法很可能是採自吳振武《〈古璽文編〉校訂》第385-386頁，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4年。
[14]參看劉源《堯公簋銘文摹本》，“先秦史研究室”網站（http://www.xianqin.org/xr_html/articles/kychg/488.html），2007年4月13日。
[15]參看朱文第69頁注3。
[16]參看朱文第65頁。
[17]以下字形選自詹鄞鑫《釋甲骨文“兆”字》，《古文字研究》第24輯，中華書局，2002年7月。下列字形中所從二人形，皆作相背形。簋銘“”中二人形未作相背形，可能是因為已作相倒形，取意與二人相背形相同。
[18]參看唐蘭《天壤閣甲骨文存》，北京輔仁大學，1939年，第8頁；又收入《甲骨文獻集成》第二冊，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4月，第468頁。
[19]參看于省吾《釋兆》，《雙劍誃殷契駢枝三編》，1944年；又收入《甲骨文獻集成》第八冊，第6頁，第262頁。
[20]参看注17所引詹文。
[21]例如“兆”（陳松長編著《馬王堆簡帛文字編》—文物出版社，2001年6月，下同--第131頁、駢宇騫編著《銀雀山漢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2001年7月，下同--第119頁、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1994年2月，下同--第49頁）、“姚”（《馬王堆簡帛文字編》第502頁、《睡虎地秦簡文字編》第185頁、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下同--第800頁）、“桃”（《馬王堆簡帛文字編》第233頁、《睡虎地秦簡文字編》第83頁、《戰國文字編》第354頁）、“逃”（《馬王堆簡帛文字編》第64頁、《銀雀山漢簡文字編》第478頁、《戰國文字編》100頁）、“垗”（《馬王堆簡帛文字編》第548頁）、“挑”（《馬王堆簡帛文字編》第486頁）、“佻”（《銀雀山漢簡文字編》第277頁）、“眺”（《馬王堆簡帛文字編》第276頁）、“咷”（《銀雀山漢簡文字編》第38頁）。本人尚未作全面考察，以上僅僅是舉例性質。
[22]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研究》，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4月，第313頁。
[23]參看《古文字詁林》第七冊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442～443頁。
[24]參看《楚文字編》第501頁。
[25]散氏盤“涉”字作、。見《金文編》第742頁第1851號。
[26]至於前引《金文形義通解》所說“兆”字中間彎曲的筆畫表示“曲徑”，大概是沒有根據的。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47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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