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以《上博七》假借用字考釋金文地名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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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上博七·鄭子家喪》中“掩之城基”的“掩”字，甲本有所澷漶，乙本作“”，原整理者隸作“”，[1]復旦讀書會釋作“掩”，[2]目前已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可。值得注意的是“”字所從聲符“炎”的寫法比較特別，上下二“火”字上皆有一橫。且這種火字的寫法在《上博七》其它簡文中也得到了印證，《凡物流形》第二簡“水火”之“火”， 甲本作“”乙本作“”。[3]這樣看來《鄭子家喪》篇中另一寫作“”的字可能確如陳偉先先生所論應是“光”字。[4]另外《上博四·昭王毀室》篇中“將埮亡老”之 “”字，並不能釋作“掩”，當從原整理者解作“將啖亡老”，[5]義為將要饋食、祭祀亡老。顯然其亡老已埋於昭王室下，故不得曰“將掩”。
炎，古音在匣母談部；掩，古音在影母談部。因此二者相假本是十分合於音理的。《上博七·鄭子家喪》中的這個以“炎”為聲符的“掩”字更提供了上古“炎”、“奄”相假的實證。這應啟發我們重新思考周初金文中“炎”地與傳世文獻中“奄”地之間的關繫。
一、《令簋》中的“炎”與“楚”考辨
《令簋》銘有：“唯王于伐楚伯，在炎。”（《集成》8.4300）又《召尊》：“唯九月，在炎師。甲午，伯懋父賜召伯白馬……”（《集成》11.6004）過去一般都是按春秋時郯國的地望去逆推周初金文之“炎”。 郭沫若先生以為在今山東郯城[6]，陳夢家先生則以為在今山東歷城，文獻或作“譚”，並認為春秋時在今郯城之郯“可能是周初滅炎以後南遷之國”。[7]沈長雲、杜勇二先生亦主歷城說，並論郯國遷於今郯城是在齊桓公“二年，伐滅郯，郯子奔莒”（《史記·齊世家》）之後，[8]這樣訂正了陳說之誤，也使郭說更加站不住腳。
要真正解決“炎”的地望問題，還必須明確周王所伐“楚伯”之所指。郭、陳二氏皆以楚與傳世文獻之“熊盈”掛鉤。《逸周書·作雒》：“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由於《作雒》篇中“熊盈”並稱，且“盈”一般認為即指嬴姓，故“熊”亦當是姓而非氏，甚至可能是因篆文相似而為“嬴”之譌變。這樣把“熊盈”與以熊為氏、以羋為姓的楚國聯系起來就不那么可靠了。但郭、陳二氏對《令簋》所記周王伐楚伯的大致方向的判定還是基本可取的。
唐蘭先生后來又把《令簋》銘文之本事坐實為昭王南征荊楚，並仍以“炎”為今郯城附近。唐氏為處理迂回伐楚的問題只得改銘文句讀作“唯王于伐楚，伯在炎”，謂“伯”為伯懋父，論“王于伐楚”與“伯在炎”是兩事。[9]這種解釋太過勉強，一直也沒得到多少信從。且不論這種句讀方式不合金文辭例，退一步說前引《召尊》所見之伯懋父即為封地在衛的康叔之子康伯髦（文獻亦稱王孫牟），若要南征荊楚，按金文他例則或應在“成師”，而絕不可能是在山東的“炎師”。
沈、杜二先生對《令簋》“伐楚”之“楚”又提出了一種新說，認為即今河南滑縣與濮陽之間的春秋衛國時的楚丘。[10]若按這種解釋，“炎”反倒遠在“楚伯”之東，顯然也是不合情理的。實際上《令簋》“王于伐楚伯，在炎”一語明確告訴我們周王所伐之“楚伯”應距“炎”地較“王”之出發地“成周”更遠，即當在“炎”東。但是過去把“炎”的地望看作是今山東的郯城或歷城不免會影響我們對“楚伯”的理解，因為郯城已近於連云港，歷城亦近於濟水出海口，往東已難設“楚伯”容身之地。也可能正是對“炎”地認識的局限才導致了對“楚”的種種誤解。如果把“炎”看作是“奄”，即今曲阜（大約在歷城與郯城之間南北居中的位置），則再往東征伐就容易理解了。《杜文》曾列舉殷墟不同時期卜辭證明殷東中原地區本一直有楚存在，這可能就是衛邑楚丘得名的來由。但考慮到黃組卜辭所見帝辛時期連連發動對東夷戰爭的史實，可能當時中原之楚因商紂之侵逼已退出該地。我們所熟知的鬻熊投奔周文王的故事就發生於此時，但鬻熊所率未必為楚之全族，依情揆理從中原退至山東半島似乎還是更容易實現的一種遷徙選擇。周初山東之楚雖未見於傳世文獻記載，但從《令簋》銘文來看則無其他可能。實際上先秦一國而分居山東和江漢者並非孤例。如《史記·項羽本紀》載：“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邾城在黃州黃岡縣東南二十里，本春秋時邾國。邾子，曹姓，狹居至魯隱公徙蘄。”而在魯史《春秋》中我們能見到親於魯國的山東邾國的不少記載，但卻不見這個當時很可能是楚國附庸的南方邾國的半點信息。這個例子無疑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傳世文獻不及周初之楚的現象。
二、再論楚之始封及相關問題
我們還可從江漢之楚的始封時間推知當時尚另有一楚。武王克商後大封天下，但卻未封曾為文王師的鬻熊或其后裔。按文獻記載是成王時才封熊繹於楚蠻，然沈長雲先生認為此事還當遲至康王時期：[11]
查《史記·三代世表》康王釗欄目下，並列有魯公伯禽、丁公呂伋、晉侯燮及康伯等人，這說明太史公仍舊相信伯禽等人是康王時代的人物。卻不知為什么，同表中又偏偏將與此四人一道共事的楚熊繹列於成王誦欄內，如此割裂《左傳》，並自亂其例的作法，顯然是不足為訓的。司馬遷在《三代世表》中還寫道：“楚熊繹，繹父鬻熊事文王”，這個說法與他在《楚世家》中提到的鬻熊以下的世繫也不相合。在《楚世家》中，鬻熊至熊繹中間還有熊麗與熊狂兩世，《三代世表》卻把他們莫名其妙地給略去了，由是熊繹由鬻熊的重孫變成了鬻熊的兒子，難怪他的世繫要被提前了。
我們再來看看《左傳》和《史記》中的原始記載：
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史記·楚世家》）
（楚子）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左傳·昭公十二年》）
鬻熊與熊繹之間還有兩代楚君是不容否認的，不過如果這兩代楚君都在位時間很短的話，熊繹即位時能當成王之末也還是有可能的。我們在沒有看到有關熊繹受封於康王之世的任何直接記載前還是不要貿然推翻並非孤證的傳統記載。《漢書·地理志》也載：“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為楚子，居丹陽。”然《左傳》記楚君之自言“並事康王”，斷不會數典忘祖，故《楚世家》“俱事成王”之“成王”或涉上文而譌。但通過楚世繫我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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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難知道熊繹受封的時間一定不會太早，具體的說肯定比成王初年平武庚、三監之亂後的大分封還要晚。為什么武王伐紂和成王克商後的兩次大規模分封都不及“勤勞王事”的鬻熊之子孫呢？我們通過《令簋》銘文知道周初還存在山東之楚後，這個問題就變得容易理解了。周初“天下未集”，如果封爵江漢之楚無疑會刺激山東之楚反叛。所以周王采取先懷柔，後攻取的策略，即先平定管、蔡、商、奄之叛，使周朝在奄（炎）地有了扎實的根基後再伐滅奄東之楚。這樣滅東楚而後再正式封南楚也就順理成章了。
對于西周初年的周楚關系，我們還可以從周原甲骨中看出一些線索。H11:4片記：“其微、楚人氒燎。”“微”當即《牧誓》八國之“微”，該辭“楚”與之並稱，則應為江漢之南楚。這和《國語·晉語八》中的一段記載亦可相參證：“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又《竹書紀年》：“成王六年，大蒐於岐陽。”可見此時南蠻之楚確實未得列封。周原甲骨還有兩片與楚相關的，一片（H11:14）記：“楚伯乞今秋來”。另H11:83片有“今秋，楚子來告，父後哉。”此“楚伯”、“楚子”之“楚”應為東楚。“楚伯”與《令簋》文例同，和周成王封熊繹之“楚子”的爵位不合。且周封南楚以低爵，其後關繫也一直不恰，故不當以“伯”尊稱之。所以“楚伯”之稱當指商代時遺留的東楚，是在特殊歷史背景下使用時間較短的一個稱呼。H11:83片之“楚子”與“父”同見，並非爵稱，可能是指楚太子先至，告其父後至；[12]也可能是新即位之楚君，告喪稱子。諸侯新君即位之當年仍稱子，逾年方稱爵，如《春秋》僖公二十五年夏，衛文公卒，冬衛成公與魯會，書曰“衛子”。要之周初東楚可能並未參與管、蔡、商、奄之叛，但最終仍為周所滅。
三、從成王的兩此踐奄看《令簋》之王年
按傳世文獻記載，“奄”在周初經略東土的戰略中舉足重輕，這也是把金文中周王與伯懋父曾駐扎之“炎”定為“奄”的重要依據。但是相關史料尚存有部分矛盾的現象，兹先粗分為《史記》與《尚書》兩組排比於下，再結合其他文獻作考辨梳理。
《史記》組：
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周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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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成王少，在彊葆之中。……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初……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興反。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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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魯世家》）
《尚書》組：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書序》）
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候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尚書大傳》）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士》）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多方》）
首先，《魯世家》所載“周公奔楚”之傳說若確有所本，則只能是《令簋》所見之“楚”，而周公此次東征，如又有“奔楚”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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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足見當時東楚勢力影響非小。其次，《魯世家》所記“成王少，在彊葆之中”是出於漢儒對古文獻的誤讀，現已成為學界的常識，而謂“使其子伯禽就封于魯”，也不可信。奄就在周公封地之曲阜，武王崩時仍無地可就封。從後來周封秦於戎狄之地的例子就可以理解武王給周公的封地實際上都是被東夷所據而尚須攻取的。故伯禽就封只能是在平定管、蔡、商、奄之亂後。此點也能在《左傳》中找到有力的依據：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分魯公以……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定公四年》）
故魯公伯禽之封必在《尚書大傳》所記“三年踐奄”之後。這樣《魯世家》所謂作《肸誓》乃因“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興反”，亦不足為據。通過《何尊》銘文，我們已知《大傳》“五年營成周”之說不虛，實際相比於《史記》記載的混亂多失，上引《尚書》組史料基本可作成王初年之信史看待。目前可能就是有學者對“周公攝政”之說有疑議，但只要不把攝政的尺度理解得太過狹隘，應該說“攝政”也是基本符合史實的。
這樣我們通過《尚書》組史料可以發現成王初年曾兩度東征至奄。一次是在周公攝政時期，通過《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一語可以看出，[13]因為《多士》還作於繫成王親政後踐奄一事的《成王政》之前。第一次踐奄后已封伯禽於此，蓋奄君率殘部至淮夷又與之聯合重新作亂，故成王續征之。且此次平亂後遷奄君於薄姑，在魯之北接於齊，這樣就切斷了其與淮夷間的聯系。
再看《書序》所記作《費誓》，乃因“東郊不開”，按費在奄之東側偏南，可能其時初為淮夷所占。這樣我們回頭來審視《令簋》中的“伐楚”之役，就知道也是以“開東郊”為目的了。從成王初年兩度至奄來看，其後為伐東楚而至此也是十分自然的事。如果文獻記載不誤，南楚熊繹確封於成王之世的話，那么《令簋》中的伐東楚之王也一定就是成王。不過附帶想提一下記伯懋父在炎師的《召尊》還未必就與《令簋》所繫同事。過去繫兩器銘文屬一事的論據也就是地點之“炎”和時間之“九月”相同這兩條。“九月”可能是西周時主動征伐的戰役所常選擇的一個時間段，未必可以之為據。而且考慮到伯懋父為成王所封康叔之子，史籍所見亦為輔康王之重臣，因此把《召尊》繫於康王時也是合理的。
綜上所述，《令簋》銘之“王”當為成王；“楚伯”非江漢之楚，在山東，成王時為周所滅；“在炎”與《召尊》“在炎師”之“炎”即傳世文獻之“奄”，在今山東曲阜。
（編者按：[1]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47頁。
[2]復旦讀書會（葛亮執筆）：《〈上博七·鄭子家喪〉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8年12月31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584）。
[3]同[1]，78、112頁。
[4]陳偉：《〈鄭子家喪〉通釋》，簡帛網2009年1月10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964）。
[5]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84、185頁。
[6]《兩周金文辭大繫圖錄考釋》六，科學出版社，1957，4頁。
[7]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中華書局，2004，30頁。
[8]參見沈長雲：《談〈令簋〉中的楚及相關諸問題》，《中華文史論叢》第46輯；杜勇：《〈令簋〉、〈禽簋〉中的“伐楚”問題》，《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第2期。另《沈文》提及“或說炎即奄”，未知其出處。
[9]唐蘭：《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古文字研究》第2輯。
[10]同[8]。
[11]沈長雲：《〈史記·楚世家〉記楚熊繹受封時間之誤》，《文史》第47輯。
[12]金文有“秦子”例，當為有別於秦公的太子，參見趙化成、王輝、韋正：《禮縣大堡子山秦子“樂器坑”相關問題探討》，《文物》，2008年第11期。
[13]四國即管、蔡、商、奄。《豳風·破斧》有“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及“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及“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傳》：“四國，管、蔡、商、奄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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