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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楚簡書法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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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8-28 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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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楚簡書法概論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古文-楚簡書法概論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楚簡書法概論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簡牘帛書的發現與研究,是二十世紀學術界最重大的成就。它對於文字學、先秦兩漢思想史、法律史、經濟史及學術史等各個領域的研究,都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簡帛學遂成為中國乃至世界學術界的“顯學”。但是,在對簡牘帛書書法藝術的研究,卻未能與學術上的研究成就並駕齊驅。特別是對楚簡書法的研究,還處於起步階段。湖北省是楚簡出土最多的地方,在楚簡研究領域也處於學術界的前沿,相信此次楚簡書法藝術研討會的召開,會對楚簡書法的研究有所促進。
我所供職的單位,以前叫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後改為中國文物研究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最早曾是整理、研究簡帛的“國家基地”。工作關係,讓我見到了許多全國各地新出土的簡牘帛書。加上我對書法篆刻的愛好,對簡帛書法的創作和研究有著濃郁的興趣。隨著這些年來郭店楚簡、上博楚竹書等資料的發表,就楚簡書法進行了一系列的考察與研究:從戰國文字的大環境看楚簡的文字和書法;楚簡與青銅器銘文的對比;楚簡與秦簡的對比;楚簡文字的分期與書法風格的演變;從書法史的系列中對楚簡書法縱向的考察;將楚簡文字、書法與楚國固有思想觀念與文化藝術的各個方面聯繫起來的考察等等。在這裏,僅就其中的幾個問題作一個簡單的敍述,以就教于楚簡書法研究的諸位同仁。
一,楚系簡帛書中有“篆書”、“隸書”嗎?
這個問題是關於楚系簡牘帛書定名和書體性質的一個基本問題。研究楚簡書法,要對戰國文字和書法史論都有一定瞭解認識,兩者缺一不可。對戰國文字缺少研究,對楚簡本身的文字缺少認識,對楚簡書法的研究就會停留在書法的一些表像層面上而難以深入。而對書法史論的瞭解不夠,也會影響對楚簡書法的研究,或在表述上出現一些概念的混亂
在秦簡、楚簡大量出土之前,曾有學者認為楚簡有隸書的因素。象郭沫若先生在七十年代著文時,曾經認為楚帛書的字體“字體雖是篆書,但和青銅器上的銘文字體有別,體式簡略,形態扁平,接近于後代的隸書”[1]。這一觀點,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如李孝定先生也認為:“傳世楚繒書,其結構是六國古文一系,但在書法和形式上,已饒有分隸的意味”[2];馬國權先生在睡虎地秦簡和馬王堆帛書出土後,依然持此觀點:“象湖北睡虎地出土的秦簡、馬王堆帛書這樣早期的古隸,他的行格架式,波勢挑法,在戰國中晚期的楚簡文字中,已孕育了雛形。”[3]
這種意見在秦簡發現以前尚可理解。但在睡虎地秦簡和青川木牘及之後多批秦簡出土後,人們對隸書的產生及發展演變的軌跡認識的越來越清楚,但有許多文字學家在論述楚簡書法時,仍在沿用此種觀點。如臺灣的著名學者周鳳五、林素清夫婦的文章中,在論及楚簡書體時,就多次使用“篆”、“隸”(或稱“古隸”、“草隸”)的名稱:
楚簡“就內容上,大體可分為四大類。①遣策。②卜筮祭禱記錄。③公文檔案。④文獻典籍。前兩種最能代表當時楚人日常書寫體,也最能表現當地(楚)文字特點。其書體以篆隸夾雜之“古隸”或較草率之“草隸”為主。第三類公文檔案,也是日常應用書體,有較接近前兩類的書體,也有字體齊整、字距較大。屬於比較正式的官方文書(如包山楚簡2-6),當然其中有書手個人風格的莊重與草率,也有因應書寫對象不同的差異(如包山楚簡1、15、33反等簡文則是篆意濃而字體較大的標題簡)。這些或篆或隸或草的書體,基本上也是屬於楚文字範疇的……”[4]
“《侯馬盟書》的時代比《包山楚簡》、郭店竹簡約早二百年左右,一般視為春秋晚期日常應用字體的典型,下開戰國、秦、漢趨於省便速捷的“隸書”的先河。”[5]
周鳳五、林素清對郭店楚簡的字體的分類,與此前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的分類大體相似。李零在書中寫到:“竹簡整理,形制、字體的分類是第一步,內容的分類是第二步。我們分析簡文是否屬於同一類,首先是靠字體和形制,而不是內容。”[6]對形制、字體看的如此重要,是親歷過整理工作才能有此感受。周鳳五、林素清文章的重點也在於把楚簡不同的內容與不同的字體區別開來。從這個角度看,十分有意義。但使用“篆書”、“隸書”或“古隸”、“草隸”的名稱,就值得商榷了。為了更好地說清楚楚簡的書體,我們有必要再來看看什麼是隸書?什麼是篆書這些最基本的問題。
以往關於文字及書體的記載,都明白無誤地指出,隸書是“秦書八體”之一,是在秦系文字中發展出的一種書體。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寫到:“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7]這一段敍述有一點小錯誤必須指出:“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的現象,在秦統一以前就已存在,自秦孝公起用商鞅實行變法以來,秦國逐漸強盛起來,不斷向中原地區擴大它的領土。到秦昭王末年,秦國的疆域已經強于東方六國。長年的兼併戰爭和兼併的土地越來越多,秦國在這些新的領土上設置郡縣,派出官吏,日用的往來文書也越來越多。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內史雜》中有這樣的記載:“有事請也,必以書,毋口請,毋羈請。”[8]在中央政府的法令向各級政府傳達的公文和平常的來往文書增多的情況下,對古文字簡化的要求就更加迫切,漢字的隸變就首先在秦國發生了。這與《漢書》所載隸書“起於官獄多事”相合。隸書又稱“佐書”、“史書”,這是因為書佐和史都是官府文書一類小官吏,與獄吏的地位和職能是基本一樣的。而“燒滅經書,滌除舊典”,是秦統一之後的事,由於隸書在不斷地發展演變,與篆書的差別越來越大,才會另取一個名字。隸書之實,產生于秦統一之前,而隸書之名,是秦代才有的。
《說文》載秦書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近代王國維指出:秦書八體,實為四體、四用:我們認為,篆書、隸書也都是因用途而得名的。裘錫圭先生曾指出:
“‘大篆’和‘秦篆’、‘小篆’等名稱應該是從漢代才開始使用的。秦代大概只有‘篆’這種字體名稱。《說文》訓篆為‘引書’,其義不明。‘篆’跟‘瑑’同音,‘瑑’是‘雕刻為文’的意思(《漢書·董仲舒傳》顏師古注。‘文’指花紋、紋樣),古代篆、瑑二字可以通用(蔣禮鴻《義府續貂》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7頁),《呂氏春秋·慎勢》:‘功名著乎盤(盤)盂,銘篆著乎壺鑒’,‘銘篆’猶言‘銘刻’,頗疑篆文之‘篆’當讀為‘瑑’,隸書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字體,篆文可以銘刻金石,所以得到了‘瑑’這個名稱。”[9]
這也就是說篆書也是因用途不同而區別於其它字體的。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趣省易,施之於徒隸也。”這裏對隸書和篆書的關係說得很明白,早期的隸書,就是從篆書的省易寫法中發展過來的。衛恒《四體書勢》也指出:“隸書者,篆之捷也”,這裏所說的“篆”,不是曾經認為的“小篆”,而是秦統一前的“篆”,即後來命名的“大篆”。隸書為秦國文字的簡易寫法。這種簡易的字體出現後,在日常應用的手寫文字中得到廣泛運用。像政府的來往文書、律令,以及史書、經書、占卜書、醫書等各類書籍的抄寫和墓牘遣策,所使用的都是隸書。“漢人除策諸侯王用木簡篆書外,他皆用縑素隸書而已”[10],近年來的考古發現也說明了這一點。
關於篆書、隸書是秦系文字的問題,似乎不用再多費筆墨了。除了古代的這些文獻記載外,當代也有很多研究秦漢簡牘帛書和隸書形成與發展的文章,大部分的研究者對此基本上形成了共識。根據文字學家的考證,楚簡中有齊魯文字、晉系文字的因素,但至今沒有發現秦系文字的因素。《說文》中關於“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王國維在《桐鄉徐氏印譜敘》和《戰國時六國用古文秦用籀書說》中,早已指出秦系文字與六國系文字的差別。而且已經為六國文字——當然也包括楚系的簡帛文字予以正名,那就是——“古文”。 因此,楚系簡帛文字沒有篆書、隸書,也就不應該再用“篆書”、“隸書”之名。
二,楚系簡帛文字結構的變化
隸書,是篆書約易的寫法;“以趣(趨)約易”,是戰國中晚期秦系文字和六國文字的一個共同點。此時,私學的興起,教育的普及,百家爭鳴局面的形成,文字使用範圍的擴大,促使文字在向更加簡便易寫的方向發展。“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就是戰國時期各國對商周文字進行改造,以至出現大量的俗體字,在六國文字——古文中,“並訛別簡率,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小篆,不能以六書求之,而同時秦之文字則頗與之異。”[11]。其中以六國文字為甚,在趨於簡便、約易地改造商周文字方面,他們和秦國文字在許多方面都有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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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明顯的差異。
秦國文字與六國文字相比,形體結構上對殷周文字的繼承更多,這正像王國維所說的;“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猶有豐鎬之遺。”“其去殷周古文,較之六國文字為近。”[12]在戰國晚期秦國簡牘中,我們可以看到秦國文字也對殷周文字進行了一些改造,主要是結構省略和筆劃化的發展,使之趨於簡便易寫。特別是使圓轉的篆引向向平直方折的變化,導致文字向筆劃化演進。這是秦系文字手寫體中的主流,它直接導致了隸變在秦系文字手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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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中的發生。而楚系文字對商周文字的改造,則主要在形體結構方面。如:
(一),省減文字結構
將字形結構中的一部分省減掉,是楚系文字經常採用的一種方法,象“馬”字,“象”字代表身體和“足”的下半部分,楚簡中往往省去,或者變成兩橫筆來表示,而只保留上半部分。由此推而廣之,象“貞”字、“則”字所從的“鼎”足、“具”字所從的“廾”及“貝”字的下麵兩筆省減後,而與“目”就沒有什麼區別了。這樣可以省減一些文字符號。省筆和借筆也是六國文字中為了書寫便捷而使用的一種手段,如“言”字的中豎,在楚簡中大都被省去。而“善”字又借“羊”下一橫為“言”字上面的一橫,這種借筆的現象在六國文字中很普遍。
(二)增繁
省減是為了簡便易寫,增繁是為了表意準確。這是記錄語言的文字在其發展中一直存在的一對矛盾。楚簡中的增繁有各種情況,有的是屬於飾筆,有的是增加構字部件,有的增飾是與字形結構無關的單純飾筆(包含部件),而有的筆劃和部件則具有區別符號的意義,有的則屬於在文字上增加有意義的形符或是增加聲符。
(三)改換形旁、聲旁
形旁所起的作用是表義,有些形符所表示的意義是很接近的,例如辵、走、彳、足、止的擔任形旁的字,所表示的意義大多與行走有關.表示與思維,情感有關的字,即可以從心,也可以從頁,頁像人的頭顱,古人認為心是思維的器官,而現代科學證明還是與大腦與思維的關係更多一點。象楚簡中“動”的形旁有從“辵”與“攴”兩種,從文字學的意義上來講,與從“力”的“動”都具有相同的表意功能,之所以從力的動流傳下來,從“辵”或“攴”的消失了,只是約定成俗的因素在起用,這並不存在那一個更合理或更優異的問題,是文字發展中自然選擇的結果。
改換聲符是造成戰國時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一個重要原因,不同方言,會造成所用聲符不同,形符或聲符只改換其中一個的字,我們還比較好認識,有的字是形符、聲符都改了,這就給我們辨認它們增加了難度。象有些字不但形符、聲符與今天都不同,其形體也產生了訛變,這就與殷周古文字及篆書都不相同,而讓人有無跡可尋的感覺。
(四)、訛變。
訛變的原因有很多,不同構字部件的歸併是其中的一項。文字的發展演變中有一對矛盾:為了表意準確,一個字包含的字義越少越好,這會使文字孳乳造成單字的數量越來越多;另一方面,為了好記,好認,書寫便捷,文字符號越少越好,這使一些不常用的文字符號被一些常用符號把代替。這本來是正常的。但由於秦統一後,不與秦文相合的六國文字被“罷”了,所以楚簡中的一些歸併的文字符號,在今天來看就被納入了訛變一類中去
關於楚簡文字在結構上的變化,古文字學界有許多文章可以供我們學習和研究。在此恕不一一舉例。而關於楚簡的書體以及用筆,這些從書法藝術來看屬於最核心的問題,還需要我們從書法藝術的角度作進一步的探討。
三,楚簡書法與金文的關係
目前所見到的楚簡,前後有二十種之多,可以確定其年代、又比較重要的,大體有以下九批:
1,隨州曾侯乙墓竹簡:1978出土,竹簡240枚有字簡,內容有車馬器和兵器裝備,車上配備的人員、馬匹、甲胄,馬和木俑等。曾侯乙墓年代在公元前5世紀晚期,屬於戰國早期,此時曾國為楚國的附庸,其竹簡的文字形體亦屬楚系文字。
2,江陵天星觀楚簡:1978出土,整簡70餘枚,內容有遣策和卜筮記錄,卜筮記錄中有四個紀年其中之一為“秦客公孫鞅聞(問)王於a 郢之歲”“據文獻記載,戰國時期在秦楚兩國關係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的秦人,只有‘相秦十八年的’的商鞅。商鞅在秦二十四年(361-338),前二十二年,史稱公孫鞅或衛鞅;後二年封于商,史稱商鞅。簡文中的‘秦客公孫鞅’大概就是受封前的公孫鞅。如此,一號墓的年代大約可界定在公元前361至340年之間。”
3,江陵望山楚簡 望山一號墓:1965出土,拼接後竹簡有207枚,內容主要是卜筮記錄,有紀年“齊客張果聞(問)王於 a 郢之歲”,“郙客困芻聞(問)王於 a郢之歲” 。貞人有範雘志,又見於天星觀楚簡。此批簡的年代在戰國中期,即楚懷王時期。望山二號墓 1966出土 拼接後有竹簡66枚,內容為遣策。
4,新蔡葛陵楚簡:1994年出土,竹簡數量有1500餘枚,內容有遣策和卜筮記錄,卜筮記錄占絕大部分。此墓即坪夜君成墓時代在戰國中期楚聲王以後。
5,荊門包山楚簡:1986-1987出土,有字竹簡278枚,內容有遣策、卜筮記錄和司法文書及一枚竹牘。遣策267號記錄墓主“左尹”下葬的日期為“大司馬悼滑救郙之歲,享月丁亥之日,左尹葬。”經多位學者考證,大司馬悼滑救郙之歲,是公元前316年。
6,荊門郭店楚簡:1993年出土,出土竹簡804枚,有字簡730枚。內容主要是道家和儒家的著作,道家著作有《老子》、《太一生水》,儒家著作有《緇衣》、《魯穆公問子思》、《五行》等十四篇。該墓的年代約當公元前4世紀末,不晚於公元前300年,屬戰國中期偏晚。
7,江陵九店楚簡 56號墓:有字簡146枚,內容有與農作物有關的簡、《日書》兩類。《日書》可分為14組,其中許多內容與睡虎地秦簡楚除基本相同。
621號墓:有字簡88枚,內容可能是一部古佚書《季子女訓》,時代早於56號墓,約當戰國中期晚段。[13]
8,清華入藏戰國竹簡2008年10月22日,清華大學首次公佈了今年七月中旬,清華大學接受校友捐贈,自境外搶救入藏了2100枚(包括殘片)戰國中晚期竹簡。已知竹簡中有多篇《尚書》、類似《國語》的史書、類似《儀禮》的禮書、前所未見的樂書以及與《周易》有關的書,竹簡中還有一篇編年體的史書,經過專家組鑒定,這批“清華簡”屬於戰國中晚期,距今大約2300—2400年左右,應出土于古代的楚國境內。這批竹簡尚未發表。
9,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1994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購回楚國竹簡1200餘枚,出土時間、地點當與郭店楚簡相去不遠。內容有可與傳世本相比勘的古籍如《周易》、《緇衣》、《孔子閒居》、《武王踐祚》等,更多的是佚書,如《孔子詩論》、《子羔》、《魯邦大旱》、《性情論》等。根據科學的年代測定,這批竹簡屬戰國晚期。
將上述楚簡按照年代劃分之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其書體演變的一些帶有規律性的東西。與戰國時期的金文銘文書法風格的變化,有許多相近之處。
戰國早期的楚系金文,可以以王孫遺者鐘、王孫告鐘、吳王光鑒、楚王酓章鎛、曾侯乙編鐘等為代表,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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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長,用筆圓轉,與同時期的其它六國金文相比,顯得更為雍容華貴。戰國中期的鄂君啟車節、舟節,是戰國中期楚系金文的標準器,絕對年代是前323年。已故文字學家何琳儀先生在其代表作《戰國文字通論》中,對其作過準確的描述:“試將節銘與戰國前期楚銘比較,可以看出節銘已擺脫前期那種結構碩長、筆劃詰曲的作風,而呈現結構方整、略近楚簡的風格”;“楚國銅器銘文大致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結體碩長勻稱,書寫華麗流暢;後期結體平扁欹斜,書寫委靡粗率。鄂君啟節是前後兩期的過渡形體”[14]。現在我們見到的楚簡,年代大都在戰國中期或中晚期。曾侯乙墓竹簡是唯一一批屬於戰國早期的竹簡,雖然它與金文圓轉的用筆不相類似,但在形體的修長上卻有相近之處。而此後的遣策、卜筮祭禱記錄類“純楚系”的楚簡,包括楚帛書,其形體大體都偏方扁之態,很少有修長的。這與楚系金文在戰國時期的演變軌跡是一致的。
也不是所有的楚簡都可以納入上述的軌跡之中。有些“特例”,也可以在戰國時期的金文中找到相應的書體。例如春秋戰國時期的金文中,還有一種美術體,主要流行於楚國及屬於楚系的吳越等國。過去稱之為“鳥書”、“虫書”、“鳥虫書”,或稱之為“美術體”、“花體字”。在晉系金文中也有類似的字體,如“智君子鑒”、“哀成叔鼎”、“吉日劍”、“弄鳥尊”等;過去也把這種字體稱為“蝌蚪文”或“虫書”。現在在楚簡中,見到了象郭店楚簡《成之聞之》、《尊德義》、《唐虞之道》等極富裝飾意味的字體,讓我們對金文中此類美術體的裝飾用筆是如何形成的問題豁然開朗。原來這些“鳥虫書”、“蝌蚪文”富於變化、又不同于商周文字的線條,是從這一類手寫體的文字中而來的,是婀娜多姿、流美華麗的側鋒用筆的產物。只不過在青銅器銘文中,這種用筆被予以歸納,整飾,而顯得更有裝飾意味罷了。
目前發現的楚簡中,還有一些“非楚系”的因素。如有些儒家的經典,抄寫者可能是齊魯的儒生,或是在齊魯學習過的楚人,再或是楚人在抄寫齊魯流傳來的竹書時,會有意無意地把那些帶有齊魯特色的文字保留下來。象郭店簡中的《唐虞之道》、《忠信之道》、上博簡中的《緇衣》等,就被文字學界公認為包含齊魯文字因素較多。如馮勝君教授在《論郭店簡<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語叢>一~三以及上博簡<緇衣>為具有齊系文字特點的抄本》[15]一文中,對此便有較為詳細的論述。其新著《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也於2007年4月由線裝書局出版。楚簡中還有一些含有晉系文字的因素,周鳳五先生就發現了這個問題:
“如果採取宏觀的角度,參照戰國青銅器銘文,如齊國的《陳曼簠》、《陳純釜》,三晉的《吉日壬午劍》、《魚鼎匕》,中山國的《中山王錯鼎》、《中山王錯壺》等,並與《魏三體石經》的“古文”相對比,我們可以說,《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具有齊、魯、三晉、中山等國字體的特徵”[16]。
不單是文字學家發現了這個問題,搞思想史的學者如龐朴先生對此也有闡述,他發現了楚簡與晉系青銅器銘文有某些相同之處,在《郢燕書說――郭店楚簡中山三器心旁文字試說》中指出“近年荊門郭店出土的楚墓竹簡文字中,一個很顯眼的現象是,從“心”的字特別多。這使人不禁想起1977年河北平山出土的‘中山三器’”。龐樸舉出了從“心”的“勇”、“遜”、“反”、“亡”、“順”、“疑”、“愛”、“憂”、“易”、“難”、“欲”、“勞”、“喜”、“哀”、“謀”、“寵”、“欺”、“業”、及敬、奮、利、害、唯、與強等字,並對“偽”、“慮”、“畏(威)”、“仁”、“義”等字有獨到的理解。龐先生推想的是“公元前四、五世紀的中國學術界,有一些派別(譬如思孟學派,甚至墨經作者)正在向人的內心世界深入”,[17]除了文字字形上的相同點之外,在書法風格上也非常相近。如郭店楚簡中的、《語叢一》、《語叢二》,其修長的形體、“豐中銳末”或類似“垂針”的筆意,與中山王三器的銘文相比十分相似。戰國中晚期依然擁有這種修長的形體,我們以前認為是晉系(包括中山國)青銅器銘文獨有的書法特色,現在楚簡中晉系書法的遺風,讓我們改變了這個認識。
王國維在《桐鄉徐氏印譜序》中曾經說過,“六藝之書行于齊魯,爰及趙魏,而罕流布于秦,其書皆以東方文字書之”。[18]從郭店楚簡、上博簡中大量儒家思想的著作看,六藝之書也流傳到了楚國,其流傳的順序是否可以擬定為齊魯——三晉——楚呢?從楚簡中所保存的儒家文獻及楚簡文字中透露出的齊魯文字因素、晉系書法風格因素等信息看,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四,楚簡的筆法
六國古文的竹書,自西漢之後屢有發現,象著名的孔壁藏書:“武帝末,魯共(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19];汲塚竹書:西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塚,得竹書數十車。……漆書皆蝌蚪字。”[20]那時的學者也對此進行校綴釋讀,到宋代,有學者將歷代出土、尚存于內宮的竹書編成文字編,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汗簡》、《古文四聲韻》。其中有《老子》等古文,所依據的應當就是楚簡。由於這些竹書在出土後都被作為宮廷秘書收藏,一般的書法家和研究者都無法見到。所以在傳世的書法文獻中,對這些竹書古文的書法及用筆特徵不像其它書體描述的那麼豐富,只有類似於“漆書”、“蝌蚪文”、“蜾書”、及“豐中銳末”等極少的詞彙,來表述古文書法的用筆和形態特徵。現在大量楚簡、楚帛書的出土,讓我們見到了戰國早、中、晚各個不同時期的楚系古文,對楚簡的書法演變的不同階段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
楚簡的用筆,主要可以分為以下三大類:
1)“蝌蚪文”的筆法,主要有“鈍入尖出”,是指飽含墨液的毛筆重入輕出的用筆;“豐中銳末”,是指毛筆輕入輕出、在中段有按筆的用筆,這應當是使用毛筆書寫最簡單、也是最原始的筆法。殷墟文字中就已存在,侯馬、沁陽文書與之一脈相承。象隨縣曾侯乙墓楚簡、就屬於這種較為原始的筆法。在晉系青銅器銘文中,這種筆法得到了歸納整理,使之富於裝飾味道,字形也趨於整飾。郭店簡中受晉系書法風格影響的竹書,是繼承了後者。一直到漢代三體石經中的古文,也多採用此種筆法。
2)“鳥虫書”。這種美術體最多見於吳越的青銅器中的兵器銘文,楚系青銅器上的鳥虫書,很可能是受吳越的影響。上一節我們說過,這種美術體,無非實在手寫體的基礎上加以美術化的改造而已。這種字體出現在春秋和戰國早期的青銅器上,在戰國中晚期的楚簡中依然存在,反映出楚國崇尚流暢、華美的藝術取向。象《尊德義》中“水”字的寫法,一波三折,用筆粗細變化豐富,將此類楚簡的流美和裝飾意味表現的淋漓盡致,遠非“豐中銳末”那種簡單的筆法可以形容。到漢代,其官辦的皇家書法院——“鴻都門學”招收人員,考釋內容就有“工書鳥篆”[21]一項、可見這種書體留傳的時代不僅限於其盛行的春戰之際,後代也有使用的。
3)楚系俗體,簡帛書的文字都是俗體,這是文字學家在區別青銅器銘文與簡帛手寫文字的一種劃分方法。但楚簡中有書寫規範和草率之分。書寫規範的,象上博簡中《孔子論詩》、《易》一類的竹書,起筆、收筆都很在意,有藏鋒、回鋒的意味,這與西周青銅器銘文的主流筆法是一脈相承的,只是形體扁平上與西周金文不同,顯露出楚系文字的特色。我們要說的俗體,不包括這類書寫極其規範的竹書在內。書寫草率的楚簡,最能體現出了楚系文字在追求書寫便捷、快速的新筆法,象包山簡、天星觀簡、楚帛書等楚系簡帛文字,其“橫畫”的用筆起筆順向下筆,中段呈弧形向上隆起,收筆下頓或回勾。這種用筆,與秦簡古隸逆向下筆、收筆時鈍出或上挑的用筆完全不同,是開啟行草書用筆的一種新筆法。九十年代在荊州博物館第一次看到天星觀楚簡時,非常強烈地感覺到了竹簡所透露出來的行書用筆因素。之後我在《東周金文書法藝術簡論》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楚簡開行草書用筆的觀點:
“包山楚簡中的一、下、王等字,橫畫的起筆與收筆與行草書已基本一致;九、子、巳等字的折筆和字形也與行草書非常接近。此外,行書中“糹”旁的寫法、草書中“天”、“夫”等字的寫法,也顯系由楚簡演變而來。在筆者所見天星觀楚簡中,行草書用筆的痕跡也非常多見。”[22]
“從青川木牘和睡虎地秦簡看,戰國時期的秦國文字中,已經出現體態方整、用筆平直方折和帶有波勢用筆的早期隸書;而在近年發現的包山楚簡和天星觀楚簡中,可以看出一些字中橫劃的起筆與收筆及折筆的形態,開啟了行、草書用筆的先河。這是以往的書法作品中所沒有過的,也是秦國簡牘中未曾見過的一種新筆法。(以往研究楚國簡帛書的論者,往往把楚國簡帛書與隸書的早期形態混淆在一起,而忽略了考察書體中最重要的用筆問與筆劃形態問題,面對大量的新資料,我們應當重新予以檢討和考察。)這些現象說明,秦國與楚國對殷周古文字改造的方法與用筆的方法,都是沿著不同的道路發展的。”[23]
古文,包括楚系文字與行草書在字形上的關係,早已有學者發現並指出過。象草書“天”、“夫”的寫法,就是從古文的行筆順序而來。但還未有學者從用筆角度指出楚簡與行草書的問題。在此再次重申這一觀點,是希望能引起更多楚簡書法藝術研究者的關注。由於我不擅草書,對這個問題發現的例子不多,但是其筆順與草書有密切關係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相信隨著對楚簡研究的深入,研究者隊伍的擴大,在楚簡與行草書的問題上會有更多的發現
楚系簡帛文字,其“橫畫”的用筆起筆順向下筆,收筆下頓或回勾的用筆,與秦簡古隸起筆逆向下筆、收筆時鈍出或上挑(即所謂雁

中国历史上的楚汉故事

尾)的用筆完全不同,二者一個開啟了行草書的用筆,一個開啟了隸書的用筆。秦統一後,“罷其與秦文不合者”,以秦文字統一文字,隸書遂風行天下。從湖北出土的睡虎地秦簡、楊家山秦簡、王家台秦簡、龍崗秦簡、岳山秦簡、周家台秦簡及湖南出土的里耶秦簡以及馬王堆帛書看,在楚國故地上,秦國的文字已經佔據了統治地位。但是隸書的行筆畢竟沒有楚簡文字迅捷,在秦王朝滅亡後,楚簡中出現的行草書用筆因素,又在秦系文字的形體中重新再生——這就是行草書的出現。象江蘇連雲港漢墓出土的西漢晚期竹簡草書《神烏賦》、居延簡中大量的行草書簡牘及新見長沙東牌樓簡牘中的行草書及楷書,就是楚系的用筆與秦系的文字相結合的新書體。它與從隸書中演變出的章草相比,書寫更便捷,也就更富有生命力。在中國的書法史、更確切地說是中國的書寫史上,都成為主流書體。
(編者按:[1]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證發展》,《考古》1972年3期。
[2]李孝定:《中國文字的原始與演變》,《中央研究員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五本,1974年。
[3]馬國權:《戰國楚文字略說》,《古文字研究》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4]林素清:《郭店、上博〈緇衣〉簡之比較——兼論戰國文字的國別問題》,謝維揚、朱淵清主編:《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年。
[5]周鳳五:《郭店竹簡的形式特徵及分類意義》,《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57頁,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6]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第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7]《說文解字注》第75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8]《雲夢睡虎地秦墓》圖版七二,255號簡。文物出版社1981年。
[9]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88年。
[10]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光武紀注引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試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惟此為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者,詔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誡敕者,謂敕刺史大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他皆仿此。按此知漢人除策諸侯王用木簡篆書外,他皆用縑素隸書而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59頁。
[11]王國維:《桐鄉徐氏印譜序》,《觀堂集林》第299頁,中華書局1959年。
[12]同[11]
[13]參胡平生、李天虹:《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4-75頁。
[14]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第136、139頁。中華書局1989年。
[15]馮勝君:《論郭店簡〈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語叢〉一~三以及上博簡〈緇衣〉為具有齊系文字特點的抄本》,《北京大學博士後研究工作報告》2004年8月。
[16]同[5]。
[17]龐朴:《郢燕書說――郭店楚簡中山三器心旁文字試說》,《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18]王國維:《戰國時六國用古文秦用籀書說》,《觀堂集林》第306頁,中華書局1959年。
[19]《漢書·藝文志》。
[20]《晉書·束晳傳》。
[21]《後漢書·蔡邕傳》。
[22]《東周金文書法藝術簡論》,《周紹良先生欣開九秩慶壽文集》中華書局1997年,第13頁注②。
[23]同[22]第5頁。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43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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