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保訓》的周文王紀年與夏商周年代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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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保訓》的周文王紀年與夏商周年代學研究

（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
去年，兩千多支戰國竹簡入藏清華大學。主持整理工作的李學勤先生介紹說其中有不少《尚書》，[1]遂引起關注先秦史的學人的熱烈期待。最近整理小組在《光明日報》連續發表了數篇簡短的研究文章，使門外學人得見些許真容。劉國忠先生的《保訓與周文王稱王》對篇頭的“惟王五十年”進行了討論。[2]嗣後，姜廣輝、[3]李銳等先生亦對這句話有所探討。[4]本人過去研究商代積年時曾對周文王的紀年做過一些研究。[5]如今有幸讀到先秦《尚書》類文獻中有關文王紀年的材料,遂產生了一些想法。現將淺見奉出,以求教于雅士高賢。
一、周文王的在位年數
關於周文王的在位年數，傳世文獻有明確的記載，可與《保訓》的“惟王五十年”比對。最重要的是《尚書·無逸》：“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史記·周本紀》也說：“西伯蓋即位五十年”。而《呂氏春秋·制樂》則謂“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韓詩外傳三》亦云：“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地動之後四十三年，凡蒞國五十一年而終。”關於二說的關係，周秉鈞先生的《尚書易解》認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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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享國五十一年，言五十，舉成數也。”[6]過去研究商代積年時，我即依周說定周文王在位年數為五十一年。
劉文據《保訓》認為：“周文王在其即位五十年時患了重病，並留下遺囑，他去世的時間應該就在此後不久，因此其在位年數應為五十年。”實際上，患重病與去世並非是一回事，二者之間或短或長。文王在位五十年時年齡已經很大，而還能發表這樣的長篇大論（姜廣輝先生戲稱之為“竟似閒庭信步”），顯見離去世可能還有一段時間。可惜《保訓》篇的紀時只有年、日而無月。如果篇中之事發生在文王五十年的年底，那麼即使文王在此後不久去世，亦可能是在下一年了。現在看來，僅憑《保訓》的“惟王五十年”周文王的“不廖”，還不能排除文王共在位五十一年的可能。李銳先生在對比《保訓》的“五十年”和《呂氏春秋·制樂》的“五十一年後”斷定“文王在《保訓》所記事不久後就去世了。”[7]顯然也是認為這兩個年數是可以相容的。僅就上引各種材料而言，文王在位五十一年的說法仍是比較可靠的。
二、文王受命
周人豔稱文王受命。然自漢代以來，學者多以斷虞芮之訟為受命之始。實際上周漢古書中關於文王受命之年共有三種說法：一是即位，二是斷訟，三是伐崇。經用考古類型學的方法對三種說法的文獻記載進行排比，年代最早的也最原始的說法是即位受命。此說在傳世《尚書》中有明確的記載。《尚書·無逸》：“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歷代注疏家雖然對授命之主體的理解稍有區別，但是解釋此處“文王受命”為“即位”則亳無二致。《逸周書·度邑》：“王曰：‘嗚呼！旦，惟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於今六十年。”此處的“天不享于殷”與“文王受命”顯然是天命轉移這一大事的兩個方面。該文明確告訴我們文王受命發生于周武王未生之時，而且至武王末年約六十年。周文王在位五十一年，若加上武王在位的七年，自文王即位至武王末年共五十八年，約合六十年之數。
《保訓》篇的“惟王五十年”是迄今所見唯一有關周文王在位年代的材料。這條重要史料證明了周文王之時已經有了自己的王位紀年。將此條與上引《尚書·無逸》和《逸周書·度邑》對讀，顯然三者有關周文王即位之時已受命稱王的說法是一致的。實際上《尚書·酒誥》對文王即位之時的受命有更明確的說法，只是漢代以來的學者大都沒有讀懂。其文曰：“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王國維認為“降命之命，即謂天命，自人言之，謂之受命；自天言之，謂之降命，”並將“元祀”解釋為“文王受命之元祀。”[8]可惜他依漢代以來的主流說法，將此“元祀”定在周文王斷虞芮之訟之年。結合《無逸》之文，該處的“元祀”顯然是文王即位受命之元年。若將《酒誥》的“天降命，”《無逸》的“文王受命”與《度邑》的“天不享于殷”對讀，這次天命變遷中授命之天、失命之商和受命之週三個角色即躍然紙上。
《保訓》之“惟王五十年”證明周文王的紀年始自即位，而非斷虞芮之訟。過去因未見如此明確的周文王在位年代，論者多以為儘管周文王在位五十一年，其紀年卻始自斷虞芮之訟的文王受命之年。然而，為漢代學者所津津樂道，而被歷代大儒接受的斷訟受命之說未見於先秦文獻。此說首見於西漢初年獨傳《尚書》二十七篇的伏生。其《尚書大傳》云：“天乃大命文王。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通鑒外紀》卷二引）。”稍後有《史記·劉敬列傳》：“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相對於上述見於四篇先秦《尚書》類文獻中的即位受命，秦火之後始出的斷訟受命顯然是不可靠的。
以斷虞芮之訟為文王受命之始的說法無疑受了與王位紀年並行的大事紀年的誤導。[9]周人用於紀年的大事，僅就傳世文獻中所見就有斷虞芮之訟、克商、周公攝政、共和等。[10]甲骨、金文和竹簡所見的大事紀年多不勝數，但均用於標記大事發生之年，尚未見某事之後兩年以上的說法。[11]漢代以來的學者不熟悉周代的大事紀年，誤將一些大事紀年當做王位紀年看待，從而把西周年代弄得剪不斷理還亂。若要利用古代文獻重建西周年代學，首先應徹底清除大事紀年帶來的混亂。
三、周人話語中的夏商周年代
不同時代的學者對夏商周年代的表述是有所不同的。若想求得真正的夏商周年代，必須努力探察周人對夏商周年代的表述。秦始皇的焚書對先秦文化造成了毀滅性的災難，致使春秋戰國時代廣為流傳且已被經典化了的《尚書》幾乎失傳。漢代學者對先秦經典的研究收穫很大，但很多具體成果都帶有重建的性質。
《保訓》之“惟王五十年”不僅直接證明周文王即位時即已受命稱王，之後在位五十餘年，而且還透露出周人對周朝開國史的認識，即周朝始于周文王元年，而非武王克商。[12]這是真正的周人話語。這種史觀同樣體現在上引的《無逸》、《酒誥》、《度邑》等《尚書》類文獻中。諸篇《尚書》類文獻中有關周文王即位受命稱王的說法，共同構成了一個關於周人開國歷史的話語系統。
無獨有偶，作于戰國的《竹書紀年》和《殷曆》的年代系統也是以此史觀為基礎的。[13]《殷曆》稱商朝共四百九十六年，並以公元前1580年為成湯伐桀之年，以入戊午部二十九年即公元前1083為文王受命之年，顯然是以周文王即位為周朝之始。《竹書紀年》面世後不久即失傳。西晉時期由墓中出土之後，先有和嶠的初步整理本，後有束晳的校訂本，而現在既有經過竄改的傳世今本，又有輯自它書的所謂古本。經爬梳已有的零星史料，主要依據被輯入古本的“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我曾大膽推斷《竹書紀年》也是以文王即位受命為商周分界。漢代大儒董仲舒仍以周文王為開國之君。《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云：“王者改制……咸作國號，遷宮邑，易官名，制禮作樂。故湯受命而王，應天變夏作殷號……文王受命而王，應天變殷作周號……武王受命……周公輔成王受命……。”該文將商湯和周文王的受命而王，應天命而改國號相對比，顯然將二者均視為開國之君。
明確了《尚書》、《竹書紀年》和《殷曆》關於商周年代的一致性，我們就可以根據後二書中的年代資料來重建周人心目中夏商周年代：武王克商--公元前1027年；文王即位—公元前1083年；成湯滅夏--公元前1580年。在傳世文獻和已經公佈的出土文獻中，這是唯一可以復原的周人關於夏商週三朝的年代系統。相對于漢代以後重建的夏商周年代系統而言，周人的系統無疑是最可靠的。獲悉周人對於商周年代有自己的話語系統後,研究者就不能相當然地用自己的史觀安排周代史料。我們必須首先重構周人話語中的商周年代，而後將其轉譯成我們的系統。
總言之，《保訓》之“唯王五十年，不瘳”與《呂氏春秋》的文王在位五十一年是可以相容的。該篇之五十年是從周文王即位算起的，這就證明在周人心目中標誌着周文王受命的大事件是即位，而非漢代以來盛傳的斷虞芮之訟。《尚書》、《竹書紀年》和《殷曆》關於商周年代的一致性，證明周人主流話語中的商周分界應是周文王即位，而非劉歆以來的學人最為關注的武王克商。
另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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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對讀《保訓》之“唯王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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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傳世書類文獻中的相關記述，並考慮到清華簡中與《保訓》同土的大量同類篇章，本文感覺整理者對《保訓》篇的認識是基本可以信從的，該篇很可能是由周初流傳下來的《尚書》類文獻。經與《逸周書》中的《文儆》、《文傳》對讀，王連龍先生也確認了《保訓》與《逸周書》的密切關係。[14]當然，任何文獻在流傳過程中都難免會有所竄修，篇中的一些文字或經後世的改寫。[15]在尚未公佈的材料之中，可能還有很重要的年代學資料。據記者對整理者的採訪，清華簡中有“武王八年”戡黎的文字。[16]若此條材料可以坐實，則有關武王的在位年代當重新考慮。夏商周年代的研究任重道遠，但隨着新材料的發現和學者們的努力探索，我們對夏商周年代的重建肯定會逐步完善的。
（編者按：[1]《初識清華簡》,《光明日報》2008年12月1日。
[2]《光明日報》2009年4月27日。
[3]姜廣輝：《〈保訓〉十疑》《光明日報》2009年5月4日。
[4]李銳：《清華簡〈保訓〉試讀》 ，孔子研究網2009年4月14日。
[5]《關於商代積年的初步研究》，載李伯謙主編《古代文明》第2卷, 173-197頁。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本文有關商周年代的說法多本于此文。
[6]238頁，嶽麓書社，1984年。
[7]李銳：《清華簡〈保訓〉試讀》 ，孔子研究網2009年4月14日。
[8]《周開國年表》，載《觀堂集林》，618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9]說詳劉起釪：《牧野之戰的年月問題》，載《紀念顧頡剛學術論文集》，277頁。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
[10]對西周時期的大事紀年，擬另文詳加梳理。
[11]有關古文字材料中的大事紀年，參見汪寧生：《古俗新研·年》，292-4。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1年。商豔濤：《略論先秦古文字材料中的大事紀年》，載《中國歷史文物》2008年第1期，第8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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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陳夢家《商殷與夏周的年代問題》認為：“大約在戰國時代，有把周代提到文王元年為開始之年的。”原載《歷史研究》1955年2期。後收入《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引文見620頁。另有一些學者也論及周人以文王為天國之君。例如趙光賢：《關於周初年代的幾個問題》，《人文雜誌》1988年1期。孫斌來、孫淩安：《西周開國于周文王》，《吉林師範大學學報》1992年02期。連劭名：《<史牆盤>銘文與西周時代的正統史觀》，《文博》1997年4期。前兩篇均以斷訟之文王受命稱為周之開始。
[13]據《漢書·律曆志》，殷曆當作于東周時期。
[14]王連龍：《〈保訓〉與〈逸周書〉》簡帛網: 2009年05月05日。
[15]李銳先生指出“唯王五十年”式的句子 “較少見於周初文獻及銘文，”並進而推斷該篇可能經過了改寫，甚或純屬後世追述。網友子居先生“覺得《保訓》大致成文於春秋中期。”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之“‘清華簡’研究初見成果：解讀周文王遺言”主貼下第140樓4月23日的回貼。姜廣輝先生將“《保訓》篇竹書下葬年代定為戰國中晚期。作為出土文獻看,它的創作時間有兩種可能:一是文王臨終前的實錄,二是後人的追述或假託……此篇必不是當時史官所記的實錄,是後人追述或假託的可能性更大。”
[16]楊桂青：《李學勤癡迷讀簡——清華簡將重建中國古史》, 《中國教育報》2009年5月3日。李培：《戰國竹簡發現周文王遺書》，《南方日報》2009年04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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