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簡帛文獻與早期儒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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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簡帛文獻與早期儒家研究

（北京大學中文系）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2009提交論文首發）
一 學術史回顧
先秦時代是子學時代。在先秦諸子的研究中，早期儒家有著特殊的意義。
這不僅由於儒家對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及其在後世的重要地位，更重要的是，在先秦諸子中，儒家保存了更多關於早期面貌的記錄。《論語》、大小戴記（即《大戴禮記》跟《禮記》）、《孔子家語》、《孔叢子》等流傳下來的儒門傳記，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的種種言行，包括孔子給學生“上課”的內容和方式，師生間關於人生、理想、為政的討論、孔子一生的重要事件、對時人及先賢的品評等，孔門“七十子”的名籍也基本都被一一記錄在案[1]。與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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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其他學派的早期傳授則往往不夠明晰，人們對其認識非常有限，若干代表人物之間往往存在斷層。在先秦學術史的研究中，儒家學派正好可以作為一個標本，讓我們認識到思想史的早期面貌。
然而關於早期儒家的研究，雖然自司馬遷撰《仲尼弟子列傳》以來從未中斷，但一直未有較大突破。李零曾談到思想史研究的巨大“漏洞”，他指出：
向來的思想史研究，其實有個很大的漏洞，就是近代以來，我們對孔門學案最早的一段，即所謂“七十子”，太不重視，認為《禮記》是漢代文獻，《論語》以外，免談孔子，老是用“孔——孟——荀”三段式講早期儒家，把本來最重要的一段給忽略掉了。[2]
造成這種現象，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到了宋儒道統說的影響。自南宋淳熙中朱熹彙集《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為“四書”，確立“孔—曾—思—孟”的道統以來，孔門弟子的地位漸漸發生了變化，曾子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思孟”學派的“心性”之學，也隨著宋明理學地位的上升，逐漸被人們當成了儒家正統和先秦儒學的本來面貌。對於孔門其他弟子，甚至最為重要的“四科十哲”，反而研究得越來越少。顧實對道統的影響有過精闢的論述，他指出，“唐以前，周公、孔子並稱，宋以後孔子、孟子並稱，此中國文化一大升降之機也。周公、孔子皆集前古獻典而制經，孟子則發表其一己所欲言而已。故自孟子之說橫流，而文化偏趨於簡單”。[3]
另一方面，是受到了辨偽學的影響。古書年代久遠，在研究古史時對材料的考辨，毫無疑問是必須的。“古史辨”派在學術史上的作用無疑也是非常重要的。但由於過去對古書體例認識的模糊，導致辨偽方法上的失誤。李零指出，中國傳統的辨偽學所依據的推理是，“古書的題名作者應與古書的內容相符；而古書的內容既然是出自同一個題名作者，則它的各組成部分也應有同時性。符合這一點的叫‘真’，不符合這一點的叫‘偽’。這種推理在邏輯上似乎很嚴密，但它根據的卻是漢魏以後的著作體例，放之先秦，則大謬不然。”[4]先秦古書，往往是“集體”長時期創作的結果，以此標準考之，幾乎無書不偽。辨偽打擊的對象，雖然主要是儒家以外的諸子[5]，但這種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對大小戴記、《孔子家語》、《孔叢子》等儒門傳記的懷疑，諸子書中關於儒家的記述，就更在可信材料之外。研究先秦儒家的可靠材料幾乎只剩《論語》、《孟子》、《荀子》。因而長期以來，思想史都是用“孔—孟—荀”三段式來講整個先秦儒學。
最後，現在的思想史研究，由於受到西方哲學概念的影響，眼界往往局限於理論性、系統性比較強的著作，而比較容易忽略記言記事的零散篇章。其實正如李零指出，早期的古書多由零章碎句構成，隨作隨傳，常常缺乏統一的結構。[6]這些零散篇章才是早期思想史的真正面貌。關於孔孟之間的“七十子”的儒門傳記，以及出土發現的簡帛佚籍，多是這類古書，忽視這些材料的直接結果就是無法正確認識孔孟之間，“七十子之徒”幾乎成了虛無縹緲、無跡可尋的傳說。
重新認識“七十子”的契機來自於近幾十年的出土簡帛發現。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陸續有大批竹簡和帛書出土，內容相當豐富，有很多與儒家學派有關，可與傳世文獻如《論語》、大小戴記、《孔子家語》、《說苑》等對讀，對於思想史研究衝擊非常大。到目前為止，已經有數本著作問世介紹這些簡帛發現的概況。[7]
這些簡帛古書，對思想史的研究產生了兩個重要影響。一是引發了人們對古書年代問題的重新思考。出土發現向人們證明，過去被人們懷疑的“偽書”，比如被當做漢代文獻的大小戴記，以及被懷疑是王肅偽造的《孔子家語》等，其實都有著很早的來源——戰國中晚期的出土文獻中就有可與之對讀的內容，這就給我們提供了很多關於古書形成的新知識。李學勤提出要對古書進行“第二次的反思”，他通過對比大量簡帛書籍和現存古書，總結出古書產生、流傳過程中十種值得注意的情況。[8]李零結合出土文獻對餘嘉錫《古書通例》中所做的古書體例研究，重新進行了歸納，提出“傳統辨偽學所定判別真偽的標準大多不能成立”，對古書的辨偽應該轉變為年代學研究。[9]這是對方法的影響。
研究方法的進步大大擴展了材料範圍。現在研究早期儒家可利用的材料，除《論語》、《孟子》、《荀子》之外，大小戴記、《孔子家語》、《孔叢子》、《韓詩外傳》等傳世文獻，重新進入了人們的視野。雖然在具體使用中尚需進一步甄別，但人們已經不像以往那樣，簡單地認定其為後人偽造。出土文獻中的“七十子”佚篇，也為研究早期儒學史提供了更為豐富的材料和更為廣闊的空間。這是對材料的影響。
這些都刺激著學者們對早期儒家在更廣闊的領域進行更深刻地研究。下面按照所屬年代先後順序，簡要介紹一下幾批主要的與儒家學派有關的簡帛資料。
二簡帛文獻中的儒家典籍
（一）戰國中期偏晚——郭店楚墓竹簡
1993年10月出土于湖北省荊門市沙洋區四方鄉郭店一號楚墓，該墓在當年8月及10月先後兩次遭遇盜掘，致使墓內器物殘損、混亂。竹簡出於頭箱，共804枚，其中有字簡730枚。發掘者推測該墓年代在戰國中期偏晚。簡文中與儒家學派有關的共有十三篇：《〔緇衣〕》[10]、《〔五行〕》、《〔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性〕》[11]、《〔教〕》[12]、《〔六位〕》[13]、《〔尊德義〕》、《〔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父無惡〕》[14]、《〔物由望生〕》[15]、《〔名數〕》[16]。[17]
李零根據這些竹簡的形制、字體，總結出其可能的分卷情況如下：
第一、《〔緇衣〕》、《〔五行〕》，簡長32.5釐米，兩道編（間距約12.9釐米），簡端梯形。
第二《〔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簡長26.4釐米，兩道編（間距約9.6釐米），簡端梯形。
第三、《〔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簡長約28.2釐米，兩道編（間距分別為14.3、13.5釐米），簡端平齊。
第四、《〔性〕》、《〔教〕》、《〔六位〕》、《〔尊德義〕》，簡長32.5釐米，兩道編（間距17.5釐米），簡端梯形。
第五、《〔父無惡〕》，簡長約17.7釐米，三道編，簡端平齊；
第六《〔物由望生〕》，簡長約17.3釐米，三道編，簡端平齊；
第七《〔名數〕》，簡長約15.1釐米，三道編，簡端平齊。[18]
《〔緇衣〕》可與今本《禮記·緇衣》對讀。《〔五行〕》學界基本公認其即為思孟“五行”學說。《〔魯穆公問子思〕》記載了魯穆公、子思和成孫弋關於“忠臣”的對話。《〔窮達以時〕》與《荀子·宥坐》、《孔子家語·在厄》、《韓詩外傳》卷七、《說苑·雜言》所載孔子困于陳蔡時答子路問的一段話類似。
《〔性〕》、《〔教〕》、《〔六位〕》、《〔尊德義〕》形制相同、內容相關。第一篇是講人的性情；第二篇在此基礎上講教化；第三篇講選賢任能應注意的“聖”、“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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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義”、“忠”、“信”六德；最後一篇講“為上治民當以德義為教，禮樂行政從中出”[19]。可見郭店簡中所談的心性論，是從教化出發的，其實質還是政治哲學的一部分。
《〔父無惡〕》、《〔物由望生〕》、《〔名數〕》三篇內容多見於傳世文獻，如《〔父無惡〕》46簡“強之樹也，強取之也”，相近的語句除見於《〔性自命出〕》8號簡外，還見於《荀子》和《大戴禮記》的“勸學”篇，50、51簡“志於道，狎於德，依于仁，游於藝”，見於《論語·述而》等。李零認為《論語》可能就是從類似這樣的東西裏編寫出來的。[20]
對於這批儒家簡的學派歸屬，主流的說法是屬於《子思子》。早在郭店楚簡的資料完全公佈以前，李學勤就根據初步公佈的材料提出這批儒家簡多數是子思及其門人所作。[21]這一提法漸漸為大多數學者接受。此外，還有些不同的看法。程元敏認為《緇衣》是《公孫尼子》中的一篇[22]；陳來先是與之相同，後來又認為是子遊氏之儒的作品[23]。還有少數學者認為此批竹簡的思想更接近荀子。[24]但這些說法都被居於主流地位的“思孟學派”之說所掩蓋。
（二）戰國晚期——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上海博物館1994年斥鉅資從香港文物市場購回一批竹簡，共1200多枚，相傳出自湖北。據科學的年代測定，這批竹簡屬戰國晚期，整理者推測其為楚國遷郢之前貴族墓中的隨葬物品。最初的整理以李零為主，此後釋文則由李朝遠、孫慰祖等分頭撰寫。以《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形式分冊公佈這批資料，目前已經陸續出版了七冊。[25]其中與儒家學派有關的為（以出版先後為序）：
《上博一》[26]：《〔孔子詩論〕》、《〔性〕》[27]、《〔緇衣〕》。
《上博二》：《子羔》、《〔魯邦大旱〕》、《〔聞之〕》[28]、《〔昔者君老〕》、《〔子夏〕》[29]。
《上博三》：《仲弓》、《〔周易〕》。
《上博四》：《〔子貢〕》[30]、《內禮》。
《上博五》：《〔君子為禮〕》、《〔弟子問〕》、《〔季康子問於孔子〕》。
《上博六》：《〔孔子見季桓子〕》、《〔天子建州〕》（甲乙本）。
《上博七》：《〔武王踐阼〕》。
另外，據最初整理者李零介紹，除上述已經發表的竹簡之外，還有若干篇與儒家學派有關的竹簡，包括：可能與《〔子夏〕》、《〔武王踐阼〕》合抄一卷的兩種簡文，分別與顏淵、子路有關；可能與《〔昔者君老〕》、《內禮》合抄的一種，與言遊有關；寫在《〔君子為禮〕》、《〔弟子問〕》背面的《〔齊師子家見曾子〕》；此外還有三種，一種與季桓子有關、一種跟曾子有關、一種自題為“殷言”。[31]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收藏有10支戰國楚簡，與上博楚簡屬於同一批。[32]
上博楚簡儒籍的內容非常豐富，筆者將在下一部分詳細講述這批竹簡的情況。
（三）漢初——馬王堆漢墓帛書
1973年12月出土于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帛書位於該墓東邊箱的一個漆盒內，共十二萬多字。與儒家學派有關的有：《〔五行〕》經傳、《〔德聖〕》、《〔周易〕》經（後改題為《〔六十四卦〕》）、傳共7篇。
《〔五行〕》經傳和《〔德聖〕》分別是《〔老子〕》（甲本）卷後的古佚書的第一篇和第四篇，抄寫在通高24釐米寬幅的帛上，卷在長條形木片上，壓在兩卷竹簡下邊。字近篆體，朱絲欄墨書，抄寫年代約在西元前206年到西元前195年之間。經過整理，這兩篇帛書的釋文和圖版，發表于《馬王堆漢墓帛書（壹）》上。《〔五行〕》經傳共181行，5400多字，文體與《大學》相近，鼓吹“慎獨”，主張“性善”，詞句中引用《孟子》的話，作者可能是子思、孟軻學派的門徒。《〔德聖〕》共13行，約400字，內容為綜述“五行”和德、聖、智的關係。
帛書易經、傳依次為：《〔六十四卦〕》、《〔二三子問〕》、《〔系辭〕》[33]、《衷》、《要》、《昭力》、《繆和》共七篇。由同一個書手用隸書抄寫在兩張黃帛之上，折疊成長方形放在漆盒下層的一個格子裏，抄寫年代約在漢文帝初年左右。《〔六十四卦〕》與《〔二三子問〕》抄在同一件帛上，寬49釐米，長85釐米，朱欄墨書，每行字數不等，滿行約64至81字，卷首尾空隙不足一行。《〔六十四卦〕》凡93行，與今本《周易》最大的不同在於六十四卦的順序。《〔二三子問〕》36行，後接於《〔六十四卦〕》，解易的明顯特色是只談德義，罕言卦象、爻象和筮數。
《〔系辭〕》、《衷》、《要》、《昭力》、《繆和》抄在另一張黃帛上，後四篇都記有尾題和字數。《〔系辭〕》共47行，內容與今本《系辭》基本相同，缺少今本“大衍之數”等若干章節。《衷》原題《〔易之義〕》，廖名春找到尾題殘片才知其自題為“衷”，現存文字45行。《要》存24行。這三篇的內容是孔子與其弟子討論卦、爻辭含義的問答記錄。《昭力》14行，《繆和》約70行。內容是“昭力”、“繆和”等人向“先生”請教“易”。兩篇雖各自名篇，但實即一體，猶如上、下篇。[34]
（四）漢文帝十五年以前——阜陽雙古堆漢簡
1977年雙古堆西漢一號墓出土，墓主為汝陰侯夏侯灶，死于漢文帝十五年（西元前165年），則出土簡文的抄寫年代當在此前。其中跟儒家學派有關的有《﹝詩經﹞》、《﹝周易﹞》以及三塊篇題木牘。
阜陽漢簡《﹝詩經﹞》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詩經》寫本，存長短不一的簡片一百七十餘條，與今本《毛詩》對照，知有《國風》、《小雅》兩種。《國風》65首，包括：《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的殘片，不見《檜風》。《小雅》則僅存《鹿鳴之什》中四首的殘句。題記有兩種，一是每首詩後有篇題，曰：“此右某詩若干字。”《國風》一國之詩後又有另一種，曰：“右方某國。”題記單獨占一支簡。胡平生推測簡長大概在26釐米左右，簡寬大於0.9釐米，寫字部分長度約為24釐米，至少有兩道編繩，每章三到十一句的詩，一支簡抄寫一章，每章十二句以上的，兩支簡抄一章。[35]
《﹝周易﹞》有殘簡752片，內容包括今本《易經》六十四卦中的四十多卦，其中有卦畫、卦辭的九片，有爻辭的六十多片。保存最長的簡寬0.5釐米，長15.5釐米，存23字。其書寫格式為，每卦的卦畫寫在簡的上端，下空一個字的位置再寫卦名，然後寫卦辭、卜辭、爻題、爻辭、卜辭。爻題前有圓墨點隔開，卦辭、爻辭和卜辭間沒有明顯的區別，只在蔔問事項前加一個“蔔”字，有時也不加。
木牘所記皆為書籍篇題，完整的一件，正反兩面各分三行書寫，存篇題46條，內容多與孔子及其門人弟子有關，如“子曰北方有獸”，“孔子臨河而歎”，“衛人醢子路”等等，大多見於今本《孔子家語》。其他兩塊皆殘。一塊也是兩面書寫，現存較完整篇題20多條，如“晉平公使叔鄉聘于吳”，“吳人入郢”，“趙襄子飲酒五日”，多為春秋故事，見於《說苑》、《新序》。簡片中也有若干屬於這些篇題的。第三塊木牘單面書寫，篇題較短，如“樂論”、“智（知）遇”、“頌學”等，整理者推測與《荀子》等儒家學派有關。[36]
（五）漢宣帝五鳳三年以前——定州八角廊漢簡
1973年出土於河北省定縣40號漢墓。由於該墓早年被盜被焚，竹簡遭到擾亂，而且碳化成塊，殘損嚴重。墓主身份經整理組研究確認為西漢中山懷王劉修，根據史載其卒年五鳳三年（前55）可以推測，墓中寫本的年代當在此之前。該墓漢簡與儒家學派有關的有：《﹝論語﹞》、《﹝儒家者言﹞》[37]、《﹝哀公問五義﹞》和《﹝保傅傳﹞》。[38]後兩種的內容尚未發表。
《﹝論語﹞》今存620多枚簡，大多殘斷。簡全長16.2釐米，約合當時的七寸，寬0.7釐米，兩端和中腰用素絲連綴，尚留痕跡。錄成釋文的共7576字，不足今本《論語》的二分之一。其中保存最少的為《學而》，僅20字；最多的為《衛靈公》，存694字，達今本的77%。
《﹝儒家者言﹞》整理者整理出《明主者有三懼》、《孔子之周》、《湯見祝網者》等共二十七章。內容為上述商湯和周文的仁德，下記樂正子春的言行，以孔子及孔門弟子的言行為多。多為對忠、孝、禮、信等道德的闡發。絕大部分內容見於先秦和西漢的著作中，尤其是《說苑》和《孔子家語》。對於這兩本書的文獻學研究有著重要意義。
（六）王莽時期——武威磨咀子漢簡
1959年磨咀子王莽時期墓葬六號墓出土《儀禮》部分篇章，簡長54-58釐米、寬0.8-1釐米，共601支，墨書頗精，每簡書60-80個字，以60個字的最多，四道編繩，簡的正面或背面編有號碼，即相當於今天的“頁碼”。有七個篇名：“士相見”第三，16簡；“服傳”第八，55簡；“特牲饋食”第十一，45簡；“有司徹”第十二，73簡；“燕禮”第十三，39簡；“大射”第十四，101簡。除了“士相見”保存完整外，其餘六篇均有損失。[39]
（七）居延新簡
1972-1974年在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隧和肩水金關遺址出土。主要為文書簡，肩水金關出土有少量的古書殘簡，屬於儒家典籍的有《論語》。肩水金關簡尚未發表，未知年代，此處綴於最後。[40]
從上述可以看出，目前已經出土發現的儒家類簡帛古書的數量非常龐大，內容也相當豐富。它們使我們可以直觀地看到早期古書的形式，帶給我們早期儒家學派很多曾經不為人知的內容，促使人們對種種問題進行重新思考。早期的儒家學派究竟是什麼樣子的？孔孟之間“七十子”在儒學傳承中的具體作用是什麼？早期的儒家學派關注的問題跟宋明理學一樣麼？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在這些簡帛文獻中，上博簡儒籍的地位非常重要，可以從以下三方面來說明。
從所屬年代來說，上博簡為戰國晚期，竹書抄寫在此前，成書的年代當更早，處於“孔孟之間”，正是七十子及其後學的作品。
從內容來說，上博楚簡包括的儒家文獻非常豐富，涉及了很多人物如：孔子、子貢、子夏、曾子、子思等。形式也十分多樣，既有記錄孔門言行的“事語”類，又有理論性較強的《〔性〕》等篇，而《〔天子建州〕》則是一篇類似《禮記》中被劉向《別錄》歸屬於“制度類”篇章的簡文，講述各等級的制度規定。如果說郭店楚簡讓我們看到了儒家早期關於“性”與“天道”的思想，那麼上博楚簡還讓我們看到了儒家思想中關於禮制的一面，而大量孔門師弟傳承的言行記錄，則又為研究孔門學案提供了很多新的材料。
從研究程度來說，上博儒籍是新近公佈的材料，對其研究尚不完善，無論在文本釋讀還是內容研究上，都還有很多可以深入挖掘的內容。
下面我們就來介紹一下上博儒籍的詳細情況。
三 上博儒籍的詳細情況
（一）簡文的分卷
上博簡在分冊出版的過程中，並未充分考慮竹書的形制、字體等問題，造成抄寫在同一卷竹簡上的若干篇章發表在不同冊裏，為進一步的研究造成了不便。因此研究上博簡，首要面對的就是竹簡的分篇與分卷問題。
研究竹簡的分篇、分卷，主要參考的是竹簡的形制與字體。二者都一致的竹簡，很可能屬於同一篇並且抄在同一卷上。但是也有例外，如《〔性〕》篇1號簡及40、41號簡的字體、字間距與其他簡不同[41]；《〔武王踐阼〕》也有兩種字體，自12號簡“之道”以前，與《〔子夏〕》相同[42]，之後的字體則比較類似上博簡中的《〔性〕》篇。原始整理者由於能夠接觸到竹簡實物，在這個問題上，他們的意見往往比較重要。因此筆者在研究簡文分卷過程中，也參考了最初整理者李零的意見[43]。綜上，根據竹簡的長度,由長到短,將其排列如下。
一、《〔性〕》，簡長57.2釐米，簡端平齊，三道編[44]，無天頭地腳。
二、《〔魯邦大旱〕》、《〔孔子詩論〕》、《子羔》，三種合抄，長55.5釐米，三道編繩，頂端圓形，沒有留天頭地腳，《〔孔子詩論〕》有留白簡。
三、《〔孔子見季桓子〕》完簡長約54.6釐米，三道編，兩端平齊，契口間距分別為：1.1，25.5，26.5，1.5釐米。
四、《〔君子為禮〕》，簡長54.1－54.5釐米，三道編繩，契口間距分別為：10.5，13.2，19.5，10.3釐米。
五、《〔弟子問〕》，竹簡殘斷嚴重，根據現有拼合，完簡長度至少在53.6釐米以上（簡2+簡1），整理者介紹契口位置與《〔君子為禮〕》不同，二者分屬兩卷。
六、《〔緇衣〕》，長54.3釐米，三道編繩，兩端梯形，契口間距分別為：9，18.1，18.1，9釐米。
七、《〔子貢〕》，此篇竹簡僅存四支殘簡，整理者綴合的最長簡為51.6釐米。完簡長度及編連形制，已不可知。
七、《仲弓》，長47釐米，三道編編繩，契口間距分別為：0.8，23，21.7－23，1.6釐米。
八、《〔子夏〕》、《〔武王踐阼〕》，各有分篇符號,可能同抄一卷，簡長46.2釐米，三道編繩，兩端平齊，契口間距分別為：2.2，20.6，20.9，2.5釐米。竹簡上下留有天頭、地腳。
九、《〔天子建州〕》（甲本），長46釐米，有天頭地腳，兩端平齊。
十、《〔天子建州〕》（乙本），長43.5釐米，三道編繩，兩端平齊。
十一、《內禮》（包括“昔者君老”）[45]，簡長44.2釐米，三道編，兩端平齊，契口間距分別為：1.2，21，21，1釐米。
十二、《〔周易〕》長44釐米，三道編繩，兩端平齊，有天頭地腳，契口間距分別為：1.2，21，20.5，1.2釐米。[46]
十三、《〔聞之〕》，長42.6釐米，三道編繩，有天頭地腳，兩端平齊。
十四、《〔季康子問於孔子〕》，長39釐米，三道編繩，有天頭地腳，兩端平齊，契口間距分別為：1.3，18，18.2，1.3釐米。
由於上博簡數量龐大、字體複雜，整理者在最初整理時對於某些竹簡的編連以及分篇方面尚有商榷餘地。下面我們就來介紹一下上博簡中存在爭議的幾篇簡文的分篇情況。
（二）簡文的分篇
關於《〔魯邦大旱〕》、《〔孔子詩論〕》、《子羔》的關係問題，學者對於三者是否屬於一篇曾有過激烈的爭論。現存的三部分竹簡裏，有兩個墨節符號其下留白，分別見於《〔魯邦大旱〕》6號簡及《子羔》14號簡，這是篇章結束的標誌。不難推斷出殘存的《〔孔子詩論〕》簡文，也應該有一個標誌篇章結束的符號。那麼可以推斷出這三部分簡文並非接連抄寫，而是各自留白提行。三者之間的關係應該最接近於同樣抄寫在同一卷竹簡上、並且各自有標誌篇章結束符號的《〔子夏〕》與《〔武王踐阼〕》。《子羔》部分的竹簡編連經學者調整之後，已經基本可信[47]。按照調整後的簡序，背部題有篇名“子羔”的5號簡排在倒數第三的位置。那麼《子羔》在這三部分簡文裏應排在最後，這樣才能保證竹簡束成一卷後，篇題可以留在外面讓人看到。其餘兩部分簡文的位置則尚不能定。
《〔武王踐阼〕》發表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首先在其網站上發表異見，認為簡文應分為兩部分，“第1簡到第10簡為一部分，講師尚父以丹書之言告武王，武王因而作銘；這部分下有脫簡，並非全篇，其原貌當與今本《大戴禮記·武王踐阼》全篇近似。第11簡到第15簡為另一部分，講太公望以丹書之言告武王，與《大戴禮記·武王踐阼》前半段亦相近似，唯主名不同[48]，也沒有武王作銘的記載。簡文這兩部分的抄寫風格不同，應為不同書手所抄，因此也可以視為甲乙本。”[49]所言甚確。則此篇應分為甲、乙兩本，簡1-10為甲本，簡11-15為乙本。兩個版本差異比較大，應是源自於兩個不同的流傳系統。
《〔聞之〕》整理者原分為甲、乙兩篇，甲篇有19支簡，乙篇有6支簡。陳劍指出“本篇沒有篇題、篇號，僅甲篇第19簡這一支簡的簡末文句抄完後留有空白，表明其為一篇之末簡；甲乙兩篇在簡長、字體、編繩數目與位置等方面也看不出什麼明顯差別。整理者據以分篇的根據‘兩組竹簡長度各異，編繩部位亦不相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213頁），其實相當薄弱，因為所謂乙篇中只有一支整簡，即第1簡。而此簡長42.6釐米，跟甲篇的幾支整簡5、8、11、18長度完全相同。甲篇餘下的三支整簡第1、15簡長42.5釐米，第19簡長42.8釐米，也沒有多少出入。所謂編繩位置的問題，細看圖版，也很難看出兩篇有什麼不同”，分屬甲、乙篇的竹簡也有可以拼合連讀之處，因而二者應是一篇。[50]
我們現在整理出的包括14支竹簡的《內禮》，整理者原分為《內禮》與《〔昔者君老〕》兩篇。前者包括10支竹簡，此外整理者還保留有一枚附簡，謂此簡字體與其他簡相同，但內容不洽，編線不整，故而作為“附簡”綴於篇末。其餘4支竹簡屬於《〔昔者君老〕》篇。簡文公佈後，學者發現二者無論在字體還是竹簡形制上都存在著很大程度的一致性，並且《〔昔者君老〕》3號簡還可以與《內禮》9號簡連讀[51]，但學者對於二者是否屬於同一篇多持審慎態度，目前所見只有林素清一人認為二者應屬於一篇，全篇包括“內容接近今本《大戴禮記·曾子立孝》與《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的大段文字，以及五段由‘君子曰’為首的關於君子事親、對待晚輩和朋友的文字，另有至少一段以上的以‘君子曰’為首文字，內容為太子應有儀禮”[52]。在這個問題上筆者也認為二者應屬於一篇。除了“昔者君老”以“君子曰”開頭與《內禮》後半部分敍述模式一致的理由外，還可以補充一點，就是這兩部分竹簡只有一個表示篇章結束的符號，見於“昔者君老”4號簡。這部分講“昔者君老”，太子見君的簡文（“昔者君老”1、2、4號簡）很可能是作為“君子事父母”的一個特例而出現在文章末尾的。二者很有可能屬於一篇，篇名就是題寫在《內禮》1號簡背上的“內禮”。
此外，福田哲之還指出，《內禮》附簡的字體與同篇其他簡不同，比較近似于《〔季康子問於孔子〕》，應屬於此篇。但其具體所屬位置尚未能確定。而《〔季康子問於孔子〕》16號簡的字體則同於《內禮》及《〔昔者君老〕》，並可與《〔昔者君老〕》2號簡綴合，應即屬於此篇，綴合後該簡尚有6.8釐米的竹簡缺失。[53]
有分篇問題的竹簡，主要有以上幾篇。下面我們來介紹上博儒籍的內容。
（三）內容介紹
上博《〔周易〕》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的《周易》抄本，有經無傳。與傳本最大的不同是保存了一組現已佚失的易學符號，分紅、黑兩色，共六種，出現在每卦卦名之下，以及每卦結束的最後一個字之後。整理者認為這些標號反映了陰陽轉換、互為因果的易學理論。這篇簡文對於孔門思想的研究不太具有直接意義，就不重點討論了。我們關注的主要是以下幾篇。
1 《〔性〕》
此篇為先秦儒家佚籍，又見於郭店簡，二者前半部分大體一致，後半部分章序不同。全文圍繞“性”來展開論述，講教習與心性的關係、教化應掌握的心理技巧等，是研究先秦儒家心性論的重要材料。
2 《〔魯邦大旱〕》、《〔孔子詩論〕》、《子羔》
《〔魯邦大旱〕》內容是魯哀公問孔子關於魯邦大旱應採取的措施，以及之後孔子與子貢對這件事的議論。孔子針對這次大旱提出的建議有兩個，一是舉行祭祀，二是“正刑與德”。《春秋》沒有關於這次大旱的明確記載，只在“哀公十五年”記有“秋八月，大雩”。“雩”為祈雨之祭，那麼這次大旱當發生在此之前。文中子貢質疑孔子建議哀公祭祀山川時所說的話，即“夫山，石以為膚，木以為民，如天不雨，石將焦，木將死，其欲雨或甚於我，或逼寺乎名乎？夫川，水以為膚，魚以為民，如天不雨，水將涸，魚將死，其欲雨或甚於我，或必寺乎名乎？”相似文句又見於今本《晏子春秋》內篇的《景公欲祠靈山河伯以禱雨晏子諫第十五》。
《〔孔子詩論〕》內容為孔子對“詩”的評論，包括《芣苢》、《小宛》、《文王之什》等約六十篇詩經篇目。是目前所見唯一的一篇孔子系統論述“詩”的文章。孔子如何看待“詩”的各篇，是否與後代傳注相合，以往從傳世文獻中獲得的認識非常有限。此篇簡文是研究孔門詩學的重要資料。
《子羔》內容為子羔向孔子請教上古帝王的出身，究竟是“人子”還是“天子”。孔子肯定地講述了夏商周三代的始祖禹、契、後稷的誕生神話，認為他們都是“天子”。而舜卻是“人子”出身，其所以能為帝王是由於道德高尚，堯才禪位給他。
3 《〔孔子見季桓子〕》
內容為孔子與季桓子關於“二道”的問答，整理者推測簡文所記事件發生在魯定公五年（西元前505年）至定公十四年（西元前496年）的十年之間，若排除陽虎強秉國政及孔子不仕之年，時間可縮小在魯定公九年至十三年之間。《孔子家語》記載孔子曾兩見季桓子，但未記談話內容，其他傳世文獻也少見孔子與季桓子的談話，倒是很多孔子與季康子的對話。這篇簡文可說是補充了傳世文獻一個很大的空白。
4 《〔君子為禮〕》
此篇與《〔弟子問〕》所記內容多為孔門弟子與夫子之間的問答。與郭店楚簡的幾篇格言式語錄摘抄、沒有說話人的《﹝語叢﹞》相比，這兩篇更像《論語》。
《〔君子為禮〕》內容包括顏淵侍于夫子，夫子向顏淵簡述君子如何為禮等，還有“子羽”[54]與子貢談論孔子與子產、禹、舜孰賢的問題。
5 《〔弟子問〕》
竹簡多殘缺不全，彼此之間很難連讀。內容有孔子對延陵季子的評論，孔子感歎“莫我知也夫”，宰我問君子，孔子至老丘有農植其槈而歌等。涉及的人物有：孔子、顏淵、子貢、子遊、宰我、子路、延陵季子、遽伯玉等。
6 《〔緇衣〕》
又見今本《禮記》，郭店楚簡中也有此篇，1156字，上博本所存字數是其84.6﹪。兩個竹簡本的內容、章序基本相同，只是由於書寫習慣不同存在異文的現象，如“詩”字，上博簡作“”，郭店簡作“”，又“緇衣”的“緇”，上博簡作“”，郭店簡作“”。今本《緇衣》共二十五章，其中第一、第十六和第十八章的內容不見於竹簡本。[55]
7 《〔子貢〕》
內容為孔子見“公”，“公”問孔子“相邦之道”，孔子作答以及回來跟子貢談論這件事。由於簡文殘斷，文中的“公”不知何人。整理者認為先秦文獻中多有魯哀公問孔子的記載，因而懷疑文中的“公”為魯哀公。[56]
8 《仲弓》
《仲弓》，有背題“仲弓”。內容為仲弓就當季氏宰一事向孔子請教。具體包括“先有司”、“舉賢才”、“惑過與罪”、“道民興德”、“民務”等，最後還有針對“今之君子”的特點，應該如何更有效地輔佐他們以達到為政目的的議論。傳世文獻中與之類似的內容見於《論語·子路》13.2章。學者一般認為此章是孔子為政思想的重要體現。如崔東壁《論語餘說》：“孔子答門弟子問政多矣。而答仲弓之語，最為精要。”[57]其實《子路》13.2的記載非常簡略，語焉不詳。後世對“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一句的理解現在結合竹簡內容來看，也有偏差。[58]竹簡本的出現為更好的理解孔子的為政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9 《〔子夏〕》與《〔武王踐阼〕》
《〔子夏〕》內容基本完整，現狀良好，所存14支竹簡可以連續編連。本篇見於今本《禮記·孔子閒居》及《孔子家語·論禮》。內容為子夏因“詩”中的“愷俤君子，民之父母”向孔子請教“何如而可謂民之父母”，以及圍繞孔子的回答進一步請教何為“五至”、“三無”以及哪些詩與“三無”的含義接近等問題的對話。
《〔武王踐阼〕》分甲、乙兩本。乙本文末有墨塊表示文章結束，其後留白。內容為武王踐阼之後向師尚父請教如何治理好國家，師尚父以丹書告之，武王銘之于席之四端、機、鑒、盤、楹、枝、帶、履屨、觴豆、戶、牖、劍、弓、矛等器。見於今本《大戴禮記·武王踐阼》。
10 《〔天子建州〕》（甲乙本）
《〔天子建州〕》甲、乙本由兩個書手抄寫。內容是關於禮制的記錄，比較接近《禮記》中屬於“制度”類的篇章。
11 《內禮》（包括“昔者君老”）
原來的“內禮”部分由李朝遠整理，“昔者君

中国历史故事十个

老”部分由陳佩芬整理。現存完、殘簡14支，533字，其中重文18，合文3。此篇自題有篇題“內禮”，倒書于1號簡背。內容與《大戴禮記》中的《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曾子本孝》，以及《儀禮·士相見禮》、《禮記·內則》等有關，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講“君子立孝”，君臣、父子、兄弟，都包括在“孝”的範疇之中。第二部分講“君子事父母”，以“君子曰”開頭，共有六段“君子曰”開頭的文字，最後以“昔者君老”太子朝君的故事作為“君子事父母”的一個例子結束全篇。
12 《〔聞之〕》
全篇以“聞之曰”開頭，敍述模式一致。講述“從政”所應具備的道德及行為標準。要“敦五德，固三折（制？），除十怨”。“五德”為“愋”、“恭”、“惠”、“仁”、“敬”，與儒家的“溫、良、恭、儉、讓”（《論語·學而》）或“恭、寬、信、敏、惠”（《論語·陽貨》）互有異同。11簡內容“聞之曰：可言而不可行，君子不言；可行而不可言，君子不行”又見上博及郭店《緇衣》：“子曰：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今本《禮記·緇衣》也有類似內容。可見“聞之曰”的內容有些可能是聞之於孔子，也有可能是孔子曾經聽聞的內容。此篇可與《論語》、《禮記》及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對讀，是研究先秦政治思想的重要材料。
13 《〔季康子問於孔子〕》
內容為季康子向孔子請教“君子之大務”為何。整理者推測這件事發生在孔子歸魯後，時間約在西元前484至479年間。此篇竹書是研究孔子晚年思想的重要文獻。可對讀《論語·顏淵》：“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等文獻。
通過上述可以看出，上博簡儒籍的內容非常豐富。上博楚簡讓我們看到了早期儒家學派更為多樣的面貌，除了心性論，還包括很多記錄孔門師弟言行的內容以及講述禮制的篇章，涉及更多的人物，如：孔子、子羔、魯哀公、子貢、子路、子夏、仲弓、顏淵、宰我、子游、季桓子、季康子、周武王、太公望等人。除少數見於傳世文獻外（如：《﹝子夏﹞》見於《禮記·孔子閒居》，《﹝武王踐阼﹞》見於《大戴禮記》等），大多數簡文都是佚籍。這些失而復得的“七十子”，為研究早期儒家學派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上博簡儒籍的發現，直接證明了郭店儒籍只是戰國時期數量巨大的儒家文獻一部分。那些認為，郭店楚簡的發現證明了先秦儒家心性一派的重要地位，宋明理學自有其早期的源頭，是從先秦儒家“一脈相承”而來的觀點，不攻自破。況且即便是郭店簡的心性論，也是基於教化而言，屬於政治哲學的

中国历史故事东施和西施

一部分，與宋明理學講的心性並不完全一致。
（四）研究概況
上博簡公佈的時間不長，目前研究的重點主要集中在文本復原方面，包括文本釋讀和竹簡編連，整理者的釋文尚有很多值得商榷之處，學者的意見也很多，由於比較瑣碎，筆者將在論文的第二章即對上博儒籍各篇的研究中述及，這裏就不詳談了。對於簡文內容的研究，則尚未充分、深入地展開。值得注意的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孔子見季桓子〕》經諸多學者在文字釋讀及編連方面的努力嘗試之後，含義逐漸明朗，陳劍指出文中的“與蟡之民”應讀為“邪偽之民”[59]，李銳進而推測簡文所說的“邪偽之民”與孔子為魯司寇時所誅的少正卯有關[60]。其說雖未成定論，但也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裘錫圭對《〔子貢〕》1號簡考釋之後認為，該簡“先其欲、服其強”和“靜以待時”等思想頗近《管子》，而與儒家思想存在距離，進而認為1、3號簡不應編入此篇。[61]但筆者認為《管子》一書，《漢書·藝文志》本來就列在“兼儒、墨，合名、法”的雜家類，不能僅憑個別思想的相似就否定其與儒家的關係，況且重“時”的思想，又見於郭店楚簡《﹝窮達以時﹞》篇，此篇內容又見於《荀子·宥坐》、《韓詩外傳》卷七第六章和《新序·雜言》述孔子厄于陳、蔡的故事，顯然是儒家思想。那麼《〔子貢〕》1、3號簡仍不能完全排除是儒家文獻的可能，況且簡文字體與2、4號簡完全一致，顯然出自一人之手，若要將其排除在此篇之外，證據尚顯不足。
對《〔子夏〕》的研究集中在與傳世文獻的對比上。劉洪濤經過系統對比簡本與《禮記·孔子閒居》及《孔子家語·論禮》的異文及文本結構之後認為，“1、《孔子閒居》“民之父母”章文字總體上接近七十子之徒手錄原貌，但“參于天地”章文字存在嚴重訛誤；《論禮》下篇“參于天地”章殘缺殆盡，“民之父母”章也有殘缺，因而被整編為新的“民之父母”章。2、《孔子閒居》和《論禮》下篇所脫去、所改動文字大部分相同，說明二者文本屬於同一系統；但二者所增加文字大部分不同，殘缺程度也有不同，說明它們雖屬同一系統，但卻是兩個不同的次級文本。3、把《民之父母》和《參於天地》合編在一起形成合編本《孔子閒居》，其產生年代上限為春秋戰國之際，下限為西漢早期。”[62]
對《〔天子建州〕》甲、乙本關係，學者們做了有益的嘗試，如整理者、劉洪濤、李孟濤相繼討論了甲乙本之間的關係，大致可以認定甲、乙本有著相同的底本，但是對於甲乙之間是否存在直接的抄寫關係，尚缺乏足夠證據，還需要進一步思考。整理者指出部分簡文與《大戴禮記·禮三本》的關係密切，基本上認為《天子建州》是有關“禮”的儒家文獻。
熊立章根據《〔武王踐阼〕》指出古時諺語的重要作用，“我們過去對語諺在先秦社會中重要功用似乎還關注得不夠。僅就本文所涉來看，語諺可側於正雅，可入於器銘，可登於君臣之議，可用于孔門授受，直至今日亦猶足為戒。”[63]
《〔性〕》與《〔緇衣〕》兩篇的研究主要是對郭店本研究的延續，包括簡文的作者、學派歸屬、與今本的對比等，有些仍然懸而未決。李二民認為簡本《〔緇衣〕》與今本存在非常明顯的區別，二者關係尚不能肯定，《〔緇衣〕》的思想則比較近似于《荀子》。[64]李零認為《〔緇衣〕》及《禮記》中體裁與之相近的《坊記》、《表記》、《中庸》等篇中的“子曰”，應該都是孔子之言，子思與公孫尼子都是《緇衣》的傳述者。[65]
《〔孔子詩論〕》是目前所見唯一的一篇孔子關於“詩”的系統論述，其意義自不待言。自簡文公佈後，此篇的研究熱度非常高。圍繞的問題主要是，此篇孔子所論的“詩”是今本的哪幾篇、詩論與詩序的關係、如何從詩論更好地理解詩經等。
淺野裕一由《〔君子為禮〕》後半部分所記子貢與子羽談論孔子與子產、禹、舜孰賢的問題，對孔子“素王說”的形成過程做了一番考察。[66]
隨著《子羔》及其他有關上古禪讓思想簡文的公佈，如《容成氏》及郭店楚簡《﹝唐虞之道﹞》等，學者漸漸發現這些簡文說明了在戰國時期曾經流行過一股“禪讓”的思潮[67]。
除了對簡文含義的疏通外，還有一些是由簡文內容出發而進行的週邊研究。如梁濤對曾子十篇進行了系統研究等。
綜上，目前的研究多是針對單篇簡文進行，結合相關簡文對早期儒家學派進行綜合研究的尚不多見。
四 上博儒籍提供的兩點關於孔門弟子的認識
（一）關於“顏氏之儒”
上博儒籍中有很多關於孔門弟子言行的記錄，包括：顏淵、子路、子貢、子羔、仲弓、子夏、宰我、子遊等。內容多未見於傳世文獻，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孔門弟子的形象，讓人們看到了不同於以往的“七十子”。比如“德行”門的代表人物顏淵，孔子最喜歡的學生，我們通過傳世文獻見到的顏淵是一個安貧樂道、好學、不愛說話，但卻一點都不糊塗、反而智商很高的人。[68]對於孔子的教誨，顏淵總是很努力、積極地實行。《論語·子罕》：“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但在上博簡《〔君子為禮〕》2、3號簡文中，我們就看到了不同的顏淵。在聽聞孔子講述“君子為禮以依於仁”的具體做法後，“顏淵退，數日不出，門人問之曰：‘吾子何其惰也？’曰：‘然，吾親聞言于夫子，欲行之不能，欲去之而不可，吾是以惰也。’”顏淵聽了老師教誨，卻不知如何去做，因而非常苦惱，百無聊賴。相對來說，這種形象才更符合人們印象中的老實人。
關於《韓非子·顯學》所說的“顏氏之儒”究竟是孔門哪派的問題，長期以來亦有爭論。“顏氏之儒”多以為是顏淵的學派。但《孔子家語》載顏淵“三十一早死”，故也有人認為他未能來得及招收學生，“顏氏之儒”應是別的“顏”。李零、胡蘭江根據上博簡中“顏（淵）”與“言（偃）”的寫法相同，推斷“顏氏之儒”應為子游的學派。[69]李啟謙對顏淵早死的問題進行了考辨，他指出顏淵死時應是四十一歲，而非文獻所載的三十一歲或更小，其滿“而立之年”後，應該有能力獨立講學和招收弟子。上述《〔君子為禮〕》簡文，若無編連上的訛誤，則可見與顏淵對話的人稱其為“吾子”，其身份就很可能是顏淵的門人弟子。這條簡文為“顏氏之儒”是顏淵學派提供了一條有利線索。
（二）子貢的重要性
子貢是在孔門弟子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孔子晚年以及孔子死後，傳世文獻有很多這方面的記述，見於《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家語》等，此不具引。
上博儒籍中有很多佚失不見的孔子資料，年代有早有晚，主要涉及了孔子五十歲前後的十年間及其晚年兩個階段。涉及前一階段的簡文主要有：《〔孔子見季桓子〕》與《仲弓》。前者發生的時間在魯定公五年（前505）至十四年（前496）間。仲弓接替子路為季氏宰的時間在西元前497-493年[70]，則《仲弓》所載內容當發生在此前。這段時間是孔子仕魯末期，二次周遊列國之前。
涉及孔子晚年的簡文主要有以下幾篇：《〔季康子問於孔子〕》，發生在孔子68歲歸魯之後；《〔魯邦大旱〕》發生在魯哀公十五年（前480年），即孔子去世的前一年，這年孔子72歲，子路死衛；《〔子貢〕》沒有明確的時間線索，整理者推斷文中的“公”是魯哀公，若果然如此，則此篇文獻也是孔子晚年思想的記錄。此外，體裁類似《論語》的《〔君子為禮〕》、《〔弟子問〕》兩篇中還有很多孔子資料，涵蓋的時間範圍非常廣，需要一一辨析。
從中可以看到，子貢在記錄孔子晚年思想簡文中出現得非常頻繁。如《〔君子為禮〕》中子貢與“子羽”談論孔子與子產、禹、舜孰賢，這部分內容可以說是子貢在孔子晚年及死後“造聖運動”的一部分，此外子貢還出現于《〔魯邦大旱〕》、《〔子貢〕》、《〔弟子問〕》等簡文。證明了其在孔子晚年的重要地位，正與傳世文獻相合。
簡帛文獻中的早期儒家研究是一個宏大的課題，本文只是一個開始。相信隨著研究的深入，簡帛文獻必定會為我們揭示出更多關於早期儒家的面貌來。
（編者按：[1]现存记录孔门弟子名籍的文献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等。
[2]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2页。该文曾以《重见“七十子”》为题发表于《读书》，2002年4期，37-42页。
[3]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0页。
[4]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23页。
[5]辨伪学对于道统的态度其实也不太一样。崔述的辨伪是为了“考信”，顾颉刚对于道统则并不迷信。
[6]李零：《从简帛发现看古书的体例和分类》，《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1期，27页。
[7]可参看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3年；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胡平生、李天虹：《长江流域出土简帛与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骈宇骞、段书安编著：《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文物出版社，2006年。
[8]这十种情况分别为：一、佚失无存，出土发现的简帛古书是不见于传世文献的佚籍，如张家山汉简《算数书》；二、名亡实存，简帛古书虽然前所未见，但某些内容仍保留在后世的书里，如马王堆帛书《胎产书》；三、为今本一部分，如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四、后人增广，古书最初内容较少，传世既久，为世人爱读，学者加以增补，内容加多，如定县汉简《儒家者言》；五、后人修改，古书多赖师传，有时仅口传，因而弟子常据所见，加以修改，如马王堆帛书和张家山汉简的《脉书》；六、经过重编，如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七、合编成卷，如马王堆帛书中抄写在同一卷上的《老子》乙本、《五行》、《九主》、《明君》、《德圣》；八、篇章单行，如定县汉简的《保傅》；九、异本并存，如上述《脉书》；十、改换文字，古人流传书籍为实用，。有时会将原来艰深的文字改为易懂的同义字。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15—21页。原刊《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9]他的归纳是：一、古书不题撰人；二、古书多无大题，而以种类名、氏名及篇数、字数称之；三、古书多以单篇流行，篇题本身就是书题；四、篇数较多的古书多带有丛编的性质；五、古书往往分合无定；六、古书多经后人整理；七、古书多经后人附益和增饰；八、古人著书之义强调“意”胜于“言”，“言”胜于“笔”。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22—57页。原刊《九州学刊》3卷1期105—136页。
[10]“﹝﹞”符号表示篇题为根据简文内容所补加，原简并无篇题。下同不再出注。
[11]整理者原题《〔性自命出〕》，此处依据古书题名原则，从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改。郭店楚简中更改原题的都据此书，只注原题，不再注明出处。
[12]原题《〔成之闻之〕》。
[13]原题《〔六德〕》。
[14]原题《〔语丛三〕》。
[15]原题《〔语丛一〕》。
[16]原题《〔语丛二〕》。
[17]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7期，35-48页。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
[18]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4-6页。
[19]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187页。
[20]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36页。
[21]李学勤：《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文物天地》，1998年2期，28-30页。
[22]程元敏：《〈礼记·中庸、坊记、缁衣〉非出于〈子思子〉考》，《张以仁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
[23]陈来：《荆门竹简之〈性自命出〉篇初探》，《中国哲学》20辑；《儒家系谱之重建与史料困境之突破——郭店楚简与先秦儒学研究》，《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2～570页。
陈鼓应《〈太一生水〉与〈性自命出〉发微》，《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404页。[24]李泽厚《初读郭店竹简印象记要》，《中国哲学》21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12页。李二民：《〈缁衣〉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25]未发表的儒籍据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中介绍，除了以上跟已发表的同抄一卷的篇章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跟季桓子有关的简文、一种跟曾子有关的简文，以及一种自题为《殷言》的简文。
[26]按照学术界惯例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简称为《上博一》，其他六册同。
[27]整理者原题“性情论”，此据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改题，46页。上博简其他篇根据此书改题的，只注原题，不再注明出处。
[28]原题“从政”，且分甲乙篇，陈剑指出两篇竹简的字体、形制一致，内容相关，本为一篇。陈剑：《上博简〈子羔〉、〈从政〉篇的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简帛研究网2003年1月8日。
[29]原题“民之父母”，内容为子夏与孔子关于“何如而可谓民之父母”的对话。上博简中有自题篇名的《子羔》、《仲弓》两篇，都是以简文中与孔子对话的人物来命名。根据这一原则，笔者将此篇改题为“子夏”。
[30]原题“相邦之道”。
[31]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46-47页。
[32]参见陈松长编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
[33]廖名春指出，此篇结尾处有残损，在相当于尾题的地方尚余两个小墨点，应该是尾题第一字残余的墨痕，因而此篇帛书可能像大多数帛书一样原有尾题及字数的记录，其尾题虽然不一定就是“系辞”，但名为“系辞”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氏著：《〈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齐鲁书社，2001年，178页。
[34]晓菡：《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文物》，1974年9期，40-44页。《座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1974年9期，45-57页。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3期，1-8页。张政烺：《帛书〈六十四卦〉跋》，《文物》，1984年3期，9-14页。于豪亮：《帛书〈周易〉》，《文物》，1984年3期，15-24页。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马王堆帛书专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廖名春：《〈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齐鲁书社，2001年；《诗论帛书〈衷〉的篇名和字数》，《周易研究》，2002年5期3-9页。
[35]胡平生：《阜阳汉简<诗经>简册形制及书写格式之蠡测》，《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36]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8期，12-31页；文物局文献室等《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年2期，21-23页；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诗经>》，《文物》，1984年8期，1－12页；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简论》，同上，13－21页；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胡平生：《阜阳汉简周易概述》，《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国文物研究所古文献研究室等《阜阳汉简<周易>释文》，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15-62页；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附：〈儒家者言〉章题〈春秋事语〉章题及相关竹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按：“儒家者言”是定县汉简的篇题，韩书以此来命名阜阳汉简1号木牍，容易混淆二者，不是很合适。
[37]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儒家者言释文》，《文物》，1981年8期，13-19页。
[3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8期,1-10页。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定县40号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8期，11-12页。
[39]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考古》，1960年5期，10-12页；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武威汉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
[40]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1期，10页。
[41]整理者濮茅左指出这三支简所抄的字数明显比其他简多，他推测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抄写者在竹书抄完之后进行核对是发现这三支简所抄写的内容有误，而由另一个人重新抄写所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219页。
[42]刘洪涛：《〈民之父母〉、〈武王践阼〉合编一卷说》，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09年1月5日。
[43]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46-47页。
[44]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50页。
[45]这部分竹简整理者原来分为《〔昔者君老〕》与《内礼》两篇，并且分别发表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二及第四册中。简文公布后，学者研究发现这二者应合为一篇。详见下文对上博简分篇研究的介绍。
[46]整理者濮茅左也指出《〔性〕》与《〔周易〕》为同一个人所抄，此外字体相同的竹简还有《〔恒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218-219页。
[47]参看裘锡圭：《谈谈上博简〈子羔〉篇的简序》，《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1-11页。
[48]按：“主名不同”应指甲本称“师尚父”，乙本则称“太公望”。
[49]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上博七·武王践阼〉校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08年12月30日。
[50]陈剑：《上博简〈子羔〉、〈从政〉篇的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简帛研究网，2003年1月8日。
[51]林素清：《释“匮”——兼及〈内礼〉新释与重编》，“中国古文字：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系主办，2005年5月28—30日。井上亘：《〈内礼〉篇与〈昔者君老〉篇的编连问题》，简帛研究网，2005年10月16日。 [52]林素清：《上博四〈内礼〉篇重探》，《简帛（第一辑）》，153-160页。
[53]福田哲之：《上博四〈内礼〉附简、上博五〈季康子问于孔子〉第十六简的归属问题》，简帛网，2006年3月7日。
[54]整理者原认为此“子羽”为澹台灭明，但现在学界普遍认为其应为“行人子羽”公孙挥。
[55]李二民引韩巍观点，认为今本第一章和第十八章起“总领下文”的作用（即分别提示今本第二至第十七章和第十九至第二十五章），见氏著《〈缁衣〉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李零认为，今本第十六章，“篇幅较长，引《书》多达四条，则合于《意林》引《子思子》”。《郭店楚简校读记》，96页。
[56]《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237页。
[57]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610页。
[58]汉魏以来的理解是把第一句当祈使，后两句当反诘，意思是推荐你熟悉的人，至于你不熟悉的人嘛，难道别人会舍弃他？但《仲弓》中孔子相应的回答则是：“夫贤才不可掩也。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之者”。后三句话是连续的，意思是，只要是优秀人才，一个都不能埋没，你应举荐你熟悉的人，也应举荐你不熟悉的人，以及被别人忽略的人。今本是把“者”读成“诸”，再去掉了“之”字。参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234页。可见孔子的本意比今本的理解要显得气魄宏大很多。
[59]陈剑：《〈上博（六）·孔子见季桓子〉重编新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08年3月22日。
[60]李锐：《读〈孔子见季桓子〉札记》，简帛研究网，2008年3月27日。
[61]裘锡圭：《上博简〈相邦之道〉1号简考释》，《中国文字学报》（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68-72页。
[62]刘洪涛：《上博竹书〈民之父母〉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5月。
[63]熊立章：《〈上博七·武王践阼〉引谚入铭与〈烝民〉引言入诗合论》，简帛网，2009年1月29日。
[64]李二民：《〈缁衣〉研究》。
[65]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90页。
[66]浅野裕一：《上海楚简〈君子为礼〉与孔子素王说》，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06论文集，294-303页。
[67]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166-177页。
[68]《论语·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69]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4页脚注2。胡兰江：《七十子考》，23-25页。
[70]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20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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