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黔中郡郡治在黔城不在沅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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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黔中郡郡治在黔城不在沅陵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
摘要：
西元前277年秦國將佔領的楚國黔中郡和巫郡合併成秦黔中郡，為秦朝三十六郡之一。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楚巫郡在黔中郡北邊的巫山區域，而秦黔中郡的郡治在湖南沅陵。但是2002年里耶秦簡顯示沅陵、常德一帶屬於洞庭郡而不屬於黔中郡，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據此否認秦黔中郡的存在。本文根據《史記》等文獻和考古證據，認為巫郡在黔中郡以南，楚黔中郡和秦黔中郡的郡治均在湖南省黔陽縣黔城鎮。秦軍是從西南的蜀郡沿着沅江上游主幹清水江或者支流潕水上游東進攻黔中郡的。
一、不能根據里耶秦簡輕易否定秦黔中郡的存在
《史記》記載秦朝在全國設三十六郡，《後漢書》等認為今湖南分屬黔中郡和長沙郡。唐初《括地志》記載：“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二十里。”1986年，考古人員在沅陵縣城附近的窯頭村，發現一處占地十萬平方米的古城遺址。2002年6月，《中國.湖南黔中郡學術研討會》一致認定，窯頭故城為楚黔中郡[1],[2]。
人們長期認為沅陵、常德一帶是黔中郡的核心區域，然而2002年在龍山縣里耶鎮發掘出的秦簡記載這些區域屬於洞庭郡，而未提黔中郡和長沙郡[3],[4]，這一顛覆性的發現致使學者們對秦郡重新進行探討。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秦朝根本就沒有黔中郡[5]。
早在2003年，陳偉先生就推測，秦始皇二十五年將原黔中郡一分為二後，西北一部沒有沿用黔中舊名，而是改稱“洞庭郡”，東南一部則稱作“蒼梧郡”，後世以“長沙郡”稱之[6]。
周振鶴先生也認為秦代無長沙郡和黔中郡，《中國歷史地圖集》中秦圖的黔中郡和長沙郡應分別置換為洞庭郡與蒼梧郡，其洞庭郡境域當不包括湘、資流域在內[7]。
“秦朝無黔中郡”這種觀點不但在學界越來越成為主流，中央電視臺《走近科學》欄目在2009年9月分三集播出了《古井中的秦朝》，也認為秦朝根本沒有黔中郡這一郡名[8]。
但是《史記》、《戰國策》等權威文獻卻明確記載了秦設立了黔中郡。
《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年)“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史記.秦本紀》又記載“（秦昭王）三十年（前277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三十一年（前276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反我江南”。《史記.白起列傳》記載“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史記·楚世家》記載：“（楚頃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年)，秦複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前276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余萬，複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
可見，西元前280年秦將司馬錯成功攻佔楚黔中郡。此後楚國又收復了黔中郡。西元前277年白起和副手張若才正式佔領黔中郡、巫郡以及江南，並將這些地方合併成新的黔中郡。但是楚國仍未甘休，集結東部10萬大軍於西元前276年收復江南十五邑，秦國的黔中郡只剩下原黔中郡和巫郡。
《戰國策·楚策》載蘇秦說楚威王曰:“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郇陽。”
說明楚國在楚威王時期(前339～前329年)設有黔中、巫郡、洞庭、蒼梧等郡。從里耶秦簡看，秦之洞庭郡與蒼梧郡當是直接沿用了楚國的建置。而《史記》提到戰國時期的黔中郡達17次之多，而提到洞庭郡、蒼梧郡各只1次，意味着黔中郡遠比洞庭郡、蒼梧郡更為重要。秦國經過5年的拉鋸戰之後才獲取了極具戰略意義的黔中郡，有什麼理由要撤掉此郡？
考古證據顯示，楚國疆域從沅江上游一直延伸到雲南金沙江區域。對於沅江上游及以西區域存在那麼大一個空白區，鐘煒等學者們卻簡單地認為是蠻、越聚居地[9]。其實這是學術界長期存在的的偏見。洪江市（黔陽縣）出土的高廟文化遺址2005年被評選為 “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很多標志性文物首先首先在沅江上游地區，然後才出現在黃河流域，說明黃河文明很可能是繼承了沅江上游文明[10],[11],[12]。近年陽國勝先生研究還發現，黔城附近的會同縣是炎帝的故里[13],[14]，中央電視臺為此製作了《連山易之謎》[15],[16]。李學勤教授認為湘西地區在整個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學術界需要克服“湘西地區是古代荒蠻之地”的偏見[17]。
據《楚辭·涉江》，楚國在沅水上游設有辰陽，在沅水上游支流漵水流域設有漵浦；據包山楚簡，楚國在沅水上游支流舞水流域設有潕陽。這些地區難道能夠被視為蠻夷之地？
陽國勝先生認為在沅江上游地帶存在空白區是不合理的，他從“黔陽”、“黔城”兩個帶“黔”字的地名入手研究，認為黔中郡與古黔水（沅江上游的支流渠水）有關，在沅江上游地帶，郡治在黔城或者會同[18]。
二、楚國巫郡不在巫山區域
其實歷代學者們有一個重要的思維誤區，那就是對巫郡的錯誤定位。戰國時期楚國確實有巫山這個地名，《史記》、《戰國策》均有記載。學者們據此認為巫郡在黔中郡以北的巫山一帶。比如北魏酈道元所著《水經注·江水》：“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縣，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縣，以隸南郡。”唐初《括地志》也說：“巫郡在夔州東百里。”
秦黔中郡郡域範圍，譚其驤認為約今湖北清江流域、湖南沅水、澧水流域以及重慶黔江流域[19],[20]。趙炳清認為秦黔中郡的範圍約今峽江兩岸地區、湖北清江流域、湖南沅水、澧水流域、湘江中下游地區、湘東北地區以及重慶烏江流域。趙炳清認為不僅從秦黔中郡的南部分置了秦洞庭郡，而且把巫縣（由楚巫郡改稱）及其以東劃給了南郡，巫縣以西劃給了巴郡[21]。
如果趙炳清先生的說法是正確的話，那麼《戰國策》和《史記》所說的:“楚地西有黔中，巫郡，南有洞庭、蒼梧”又作何解釋？《戰國策》和《史記》明確說明楚國既有黔中郡，又有洞庭郡，一個在西，一個在南。《史記》只說秦黔中郡是將楚黔中郡與巫郡合併成新黔中郡，沒有任何資料表明秦國將楚國的洞庭郡也合併到新黔中郡之中。
周振鶴先生認為巫郡處於以巫縣為中心鄂渝交界一帶，而黔中郡則在鄂西南與渝東南的長江以南地區，這兩個郡似乎合起來只有十五縣之地，就是《史記·楚世家》記載的西元前276年“複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的那十五邑，也就是說秦國雖然在西元前277年設置黔中郡，但是一年之後又被楚國收復回去，後面也就不再設有黔中郡了[22]。
《史記·張儀列傳》載：“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武關是秦國最重要的關塞，但是秦國卻寧願用武關換黔中郡，可見黔中郡的重要性。但是在周振鶴先生的眼裏，黔中郡只是一個很小的郡，與巫郡一起也只有十五縣之地，遠不如洞庭、蒼梧的地盤大。《史記·秦本紀》記載秦國的漢中郡有六百里地，那麼《史記》記載非常多的黔中郡怎麼只有那麼小的一點地盤？
一千多年來，幾乎所有史學家都將巫山與巫郡視為同一區域，從而認為秦黔中郡包括三峽地區、酉水流域、沅江流域。現代歷史學者譚其驤、葛劍雄[23]、周振鶴、趙炳清也沿承此說。根據這種思路，那麼巫郡就應該在黔中郡以北，江南在巫郡以東，而沅陵、常德一帶剛好是巫郡、黔中郡、江南的交匯區，是黔中郡的理想郡治所在。但是里耶秦簡卻推翻了這一觀點。然而學者們至今未能走出歷史的“巫蠱”，雖然承認沅陵和常德並不屬於黔中郡，但卻乾脆連秦黔中郡也否定了。伍成泉在中央電視臺說，司馬遷和班固將洞庭郡誤記寫成黔中郡了。著名史學家的一次疏忽，在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漫長時光後，被里耶的秦簡牘所彌補[24]。
但是考古證據表明，司馬遷的《史記》是可信度很高的歷史文獻。過去很多對《史記》的否定，都經歷了否定再否定的過程，最終反而增強了《史記》的權威性。因此我們不能輕易否定《史記》關於黔中郡的記載。
司馬遷對秦楚黔中郡之爭是精心研究過的，因為這段歷史不但是重要的國史，也是他家族的輝煌。秦國攻楚黔中郡主將司馬錯是司馬遷的八世祖，而司馬錯之孫，即司馬遷六世祖司馬靳曾是白起（另一個攻楚黔中郡主將）的部將。司馬遷的《史記》對黔中郡之爭記載的非常詳細，只是後人因為混淆了巫山和巫郡，從而誤讀了《史記》。
其實，從“雲夢”和“捍關”這兩個地名可以看出巫山區域只是楚國都城郢都的衛戍區的一部分，不是單獨的郡。
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巫山離郢都只有兩百多公里，離楚王陵夷陵只有一百多公里。《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將“商於之地六百里” 作為一個地理單位；漢中郡地六百里是一個地理單位；№都城區域更為重要，地盤應該更大，№那麼楚國都城附近“方九百里”的雲夢澤也只能是一個地理單位，西境到了巫山。
可根據“捍關”考定巴郡的東界。捍關在今天奉節縣瞿塘峽附近。捍關原屬於巴國，後被楚國佔領。無論是巴國，楚國巴郡，秦國巴郡，還是西漢巴郡，雖然疆域不同，但東部邊界都在捍關附近。
西元前316年秦國佔領巴蜀，西元前312年佔領了楚國的漢中。《史記·張儀列傳》載，西元前311年張儀對楚懷王說：“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餘里。……不至十日而距捍關。捍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如果巫郡在黔中郡北邊的巫山地區的話，秦國沿長江進攻楚國，首先需要佔領長江沿岸的巫郡，那麼史記就應該這麼記載：“巫郡、黔中郡非王之有。”可見，巫郡比黔中郡離長江更遠。
從“距捍關”也可以看出，捍關確實是秦楚之間的邊界，秦國大船通暢無阻地到捍關之後才與楚軍交戰。
就是說，西元前316年的時候捍關/巫山區域是秦國巴郡和楚國都郢區域（雲夢澤）的分界線，北邊是商於之地，南邊是黔中郡，西北是漢中郡，此區域不可能設有巫郡。
《戰國策·莊辛謂楚襄王曰》記載西元前278年白起攻楚之前，莊辛就警告過楚襄王，但是楚襄王不聽，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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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于城陽。”這裏的“巫”是指郢都周邊的巫山，與鄢、郢、巫、上蔡、陳等都是小地名，而不是郡名。因為根據《史記》，白起和張若是在西元前277年才“取巫郡”的。西元前278年被“舉”的“巫”是“巫山”，第二年被“取”的“巫”是“巫郡”。
可見，楚國的巫郡根本不可能在巫山區域，而是在其他地方。
三、從秦楚戰爭路線看巫郡的方位
《史記·蘇秦列傳》蘇秦謂楚威王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從文字排列來看，巫郡應該比黔中郡更遠離楚國都城郢都，就像海陽比夏州更遠離楚國都城、蒼梧比洞庭更遠離楚國都城一樣。那麼巫郡應該在黔中郡以南或以西。
《史記·楚世家》記載楚懷王三十年（西元前299年）：“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可見秦國希望先得到的是巫郡，其次是黔中郡，應該是巫郡與秦國相接，否則即便得到了也難以管理。
如果巫郡在黔中郡北邊的話，那麼緊鄰秦國的巴郡。秦國應該從巴郡攻佔巫郡，然後再佔領黔中郡。但是無論是西元前280年司馬錯攻黔中郡，還是西元前277年張若攻巫郡和黔中郡，都不是從巴郡攻入，而是從蜀郡攻入的。《史記·秦本紀》：“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
司馬遷在《史記》中詳細地記述了先祖司馬錯的功績：秦惠文王九年(前316年) 四川盆地的苴蜀兩國相攻擊，都求助於秦，但其時韓國侵秦。張儀主張先攻韓。但司馬錯認為“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矣”(《華陽國志·蜀志》)，主張借機滅蜀。秦惠王採納司馬錯的建議，讓司馬錯發兵伐蜀，繼而又滅巴、苴。西元前301年，蜀侯輝反秦，司馬錯受命平定蜀亂。就是說西元前280年司馬錯攻黔中郡之前已經營蜀地幾十年了。而張若是秦國派駐蜀郡的郡守，也經營蜀郡多年。從兩次進攻可見，秦國從蜀郡出發不但能夠攻佔黔中郡，也能攻佔巫郡，說明蜀郡不但與秦黔中郡相連，而且與巫郡相連。
尤其是西元前278年的時候，秦國已經佔領楚國郢都，並設置了南郡。如果巫山區域是巫郡的話，秦國要攻巫郡，即可派巴郡郡守東進攻巫，也可派南郡郡守西進攻巫，或者是從東西兩側夾擊。但是西元前277年秦國卻是派蜀郡張若為白起的副將，從蜀國東進，並且是先佔領巫郡，然後再佔領黔中郡和江南。
《史記·西南夷列傳》：“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十餘歲，秦滅。”
就是說在楚威王時期，楚國已經將領土擴展到楚國巴郡和黔中郡以西，佔領雲南滇池區域，形成了對巴蜀的包圍之勢[25]。這也正與西漢的《淮南子·兵略訓》所云“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繞穎泗，西包巴蜀”的形勢吻合。
《韓非子·內儲說上》也記載：“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採金。採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眾，壅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說明麗水（金沙江）流域已經屬於荊楚所有，楚國並在雲南楚雄設官置吏，管理麗水黃金的開採。出土文物也證實楚國西境已達金沙江上游流域。1975年雲南楚雄萬家壩墓葬遺物，具有楚文化特色，其年代約在春秋晚期至戰國時期。
西元前361年“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說明此時還沒有設巫郡。而楚威王時期楚國已經有巫郡了。應該是楚宣王和楚威王這兩位強勢楚王積極向西南擴展，黔中郡郡域越來越大，楚國將黔中郡西南部析出一個巫郡。
莊蹻在楚威王時期（前339年～前329年在位）達到滇池之後，發生了一次秦楚戰爭，秦國攻楚巴、黔中郡，不但切斷了莊蹻通過長江北歸的通路，也切斷了莊蹻沿着沅江東歸黔中郡的通路，使得滇池區域變成楚國的飛地，莊蹻只好在這裏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這也說明，秦國在這個時候已經佔領了沅江上游部分地區。十多年之後，莊蹻所建的國家被秦國所滅，滇池與秦國的巴蜀之地連成一片。秦國並於西元前316年之後相繼佔領蜀、巴、苴。司馬錯攻楚的時候秦國已經佔領黔中郡以西的整個西南地區（包括巴蜀大地、雲南、貴州大部）。
巫郡的名稱應該與巫山、巫水、巫文化有關。全國唯一的巫水發源于湖南省城步縣的巫山，流經綏甯縣、會同縣，然後在黔陽縣黔城鎮東側20公里處的洪江鎮匯入沅江。雖然三峽的巫山知名度最高，但是陽國勝先生考證，湖南的巫山比三峽的巫山更為古老[26],[27]。
沅江上游地區是中國巫文化的發源地，七千多年前的黔陽高廟遺址文化具有濃烈的巫文化色彩，是中國文化的源頭之一。文化部的資料認為高廟文化“對追溯我國宗教祭儀活動的起源和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28]。辰砂是巫師作法、煉丹的重要原料，而世界辰砂主要產地就是湘西和黔東。湘西至今仍保持着濃厚的巫風。
三峽區域只有巫山，而黔城區域卻是№五№巫俱全：巫山、巫水、巫州（在唐朝的時候黔城還叫巫州）、巫文化、大巫師（炎帝）。
四、黔城應為楚黔中郡和秦黔中郡郡治所在
《史記·蘇秦列傳》載：“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 司馬錯認為“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矣”，並且秦國兩次攻楚黔中郡都是從蜀郡東進的，說明秦蜀郡與楚黔中郡之間存在一個重要性類似武關的軍事關口。那麼這個關口在哪里？秦國從西邊攻黔中郡共有四條水路（均為沅江水系）：酉水、辰水、潕水、清水江。
柴煥波、李大地、方剛等人認為秦國是從烏江進入酉水進攻楚國黔中郡的[29],[30]。其實酉水不可能是秦楚戰爭的主戰場。《史記·張儀列傳》明確記載，如果秦國通過水路進攻楚國的話，不是從烏江進入酉水，而是通過長江東進，達到捍關，再從捍關南下攻佔黔中郡和更南的巫郡。
如果秦國逆烏江而上，需要登陸之後才能達到酉水，登陸所在地是楚黔中郡的地盤，不可能在這裏造船，也不可能抬着船到酉水。並且，如果是在烏江上游的酉陽登陸，需要翻越崇山峻嶺，這裏的關口都是由黔中郡控制着的，秦軍是不可能穿行的。如果是從龔灘轉入阿蓬江，再從阿蓬江入酉水，陸地距離雖短，但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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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的水量小，難以運載十萬大軍。並且阿蓬江峽谷眾多，如神龜峽、官渡峽等都是絕壁夾江，易守難攻，從這條路線進入酉水，等於是送死。
考古證據也不支持酉水是戰場的說法。兩次秦楚黔中郡之戰非常慘烈，沿途應該留下很多戰爭遺跡，但是到目前為止，酉水流域並未發現戰爭遺跡。同樣，常德也未發現大規模戰國戰爭遺跡。尤其是沅陵，為配合五強溪電站的復工建設，湖南省文物考古所、市文物處、沅陵縣文物管理所於1990、1991、2002、2003年對故城遺址及淹沒線下的墓葬進行了搶救性發掘，但是未發現與黔中郡之爭規模相當的戰爭遺跡。
同樣，秦軍也不可能通過梵淨山以東的辰水攻楚的。因為整個辰水都是楚國的地盤，梵淨山區域地勢險要，秦國不可能從這裏轉入辰水的。
並且，如果從酉水或辰水攻楚的話，必須從巴郡攻黔中郡，應該叫做“因巴攻楚黔中”，而不是“因蜀攻楚黔中”。
那麼只有潕水和清水江了，司馬錯攻楚的時候這兩條河的上游部分地區已經屬於秦蜀郡。司馬錯是“因蜀攻楚黔中”，直接從蜀郡攻佔黔中郡；而白起、張若是從蜀郡先攻佔楚巫郡然後再攻佔黔中郡的，因此《史記》記為“定巫、黔中郡”。№說明司馬錯和白起是沿着兩條不同的路線攻楚，這兩條路線在黔中郡交匯。而潕水與清水江恰恰在黔城匯合成沅江。那麼黔城應該是楚國黔中郡郡治，司馬錯應是沿着潕水攻楚，而張若是沿着清水江攻楚。楚黔中郡和巫郡應該是以潕水為界，以北為黔中郡，以南為巫郡。
黔城歷史悠久，東周敬王十五年（前504年），在黔城建鄦陽國，為楚國的附屬國。黔城是“黔滇門戶，全楚咽喉”。黔城以東有高聳的雪峰山和二十公里的沅江峽谷，楚國軍隊很難穿過這個高山峽谷逆流而上收復黔城的。秦國攻佔黔城，等於扼住了“全楚咽喉”，可以牢牢地控制了整個西南（當時整個巴蜀大地以及雲貴高原大部都已經屬於秦國），而又能主動地進攻東北的楚國，然後“楚亡則天下並”，可見黔城就是蘇秦所說的與武關並列的黔中郡關口。
西元前280年秦國的司馬錯從隴西發兵，南下到蜀郡，然後往東走捷徑從潕水上游順流而下，成功佔領楚國的黔中郡，但是很快被楚國收復。這次失敗的原因可能是潕水水量太小，運輸能力太低，後援和後勤跟不上。三年後白起和張若吸取司馬錯的教訓，改從更南的沅江主幹清水江（雖然比司馬錯攻楚的道路要遠，但清水江的水量遠比潕水要大；現在黔城處的沅江多年平均流量大約為700立方米/秒，其中大約540立方米/秒來自清水江，160立方米/秒來自潕水，清水江的水量是潕水的3.4倍）順流東下攻佔巫郡，然後再攻佔黔中郡和江南地帶。
黔城區域留下大量的戰國時期的戰爭遺跡。在貴州天柱縣到黔城之間的清水江河床內淘金出土了數以千計的戰國秦漢時期青銅兵器,既有楚文化的特徵,也有巴蜀文化的特徵[31]，還有秦文化的特徵[32]，與《史記》記載的秦國從蜀攻楚相吻合。而在黔城下游的沅江流域的河床，就很少發現這類兵器了，說明秦楚戰爭的主戰場是在黔城。另外，文物部門近年在黔城發現200多座戰國墓葬，其中既有楚墓也有秦墓，隨葬物品中有大量兵器。
沅陵的窯頭雖然三面環水，背面靠山，城池本身便於防禦，適合於防禦№短時戰爭（比如湘西匪患），可以爭取時間，等待救援。但是秦楚戰爭是佔領性戰役，№窯頭除了城池外，周邊地區都很容易被秦國佔領，窯頭№變成一座孤城，很難堅持下去。甚至№秦國可以放棄攻佔城池（圍而不攻）而直接順流北上攻佔楚國都城。窯頭起不到戰略防禦作用。
秦黔中郡是西元前277年將楚巫郡和黔中郡合併而成。黔城具備作為政治、軍事、經濟中心的所有條件，是秦黔中郡郡治的不二佳選：
1、新的黔中郡的郡治應選在原黔中郡和巫郡的郡治之一，黔城是兩個候選物件之一。
2、黔城的戰略重要性相當於武關，“扼西南之咽喉而控七省”，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陽國勝先生統計，從西元前280年到1949年，此區域內共發生戰爭783起，平均不足三年一起。
3、黔城處於巫郡和黔中郡的交合處，水上交通極為便利，是周邊廣大區域的航運物流中心，也是溝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古商道。
4、黔城周邊產鹽、產金，有利於發展經濟。到隋煬帝大業二年，黔城周邊還有一個叫做鹽泉的縣。
5、當時楚國只有兩個銅礦，其中麻陽銅礦離黔城不遠，銅在戰國十分重要，是打造兵器的命根子。
6、黔城周圍有好幾個糧食產地。
7、古代湘西山重嶂疊、多蚊蟲，叮咬後易患瘧疾，古人主要靠雄黃酒驅蚊蟲，黔城周邊產辰砂（產地以湖南新晃、貴州銅仁為主），是制雄黃的主要原料。
秦始皇于西元前214年，派兵五十萬，兵分五路南征百越，其中一支就是從黔城出發。《淮南子·人間訓》記載：“一軍塞鐔城（今黔城）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一軍結餘幹之水。”
考鐔，為劍柄與劍身連接處兩旁突出的部分，位置非常關鍵，前可殺敵，後可護身。如《莊子》有云：“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夾。……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鐔城”意味着黔城起到了“鐔”的作用，對秦國來說，戰略位置相當於莊子時期全國角度的周王室和宋國，既是政治重鎮，又是軍事重鎮。
西漢高祖五年（前202年），在今黔城置鐔城縣，屬武陵郡。武陵郡郡治在漵浦。《水經•沅水注》：“漢高祖二年，割黔中故治為武陵郡”。可以理解成漵浦是從原黔中郡郡治鐔城縣分割出來的。因為歷史上鐔城縣（龍標縣）管理區域非常廣闊，相當於現在的十多個縣，南到貴州黎平縣、湖南通道縣、城步縣。但是到唐朝的時候龍標所管理的區域全部在黔城南部和西部，而離黔城很近的東北部的漵浦反而不屬於龍標了。
唐代鐔城縣更名為黔江，後又易名龍檦（龍標）縣。西元733年唐玄宗置黔中道。唐玄宗時期是盛世，沒有戰爭威脅，黔城的相對重要性下降，黔中道治所北移到今天的彭水，改名為黔州；而將黔城改名巫州，既是巫州的治所，又是龍標縣的治所。邏輯上可能類似1997年將黔陽和洪江合併之後，用洪江市這個舊名稱，但是市治卻在黔城，而將洪江改名雄溪鎮（有雄溪匯入）。將黔城改名巫州，可能是因為巫州管轄地區大多是原巫郡區域，比如光是龍標縣就包括現在湖南省的洪江（黔陽）、中方、懷化、芷江、新晃、通道、靖縣、會同、綏甯、城步、貴州省的天柱、錦屏、黎平等地，地域相當於楚國半個郡了。龍標縣能管如此大的地盤就是因為水上交通便利，而黔城是水上樞紐。唐朝著名詩人王昌齡曾被貶為龍標尉。一代名宦高力士也被流放巫州（黔城）。
彭水，商至春秋屬巴國，戰國被楚國佔領，屬楚黔中郡。但是彭水離巴國的王陵涪陵不到80公里，離秦巴郡郡治江州（重慶）只有160公里，屬於秦巴郡和楚黔中郡之間的邊界，是不可能作為黔中郡的郡治的。唐朝設十五個道的時候，重慶屬於山南道，而山南道的治所在北邊的梁州（漢中市東）不在渝州（重慶），離黔州（彭水）很遠。並且彭水地處武陵山區，耕地很少，缺乏作為戰時政治中心的經濟條件；彭水水運和陸地交通都不方便，缺乏作為戰時政治中心的軍事條件。因此彭水不可能是楚國和秦國黔中郡的郡治。陽國勝先生從地名考證，也說明今天的彭水、黔江、酉陽與秦黔中郡郡治無緣[33]。
唐末、宋初，沅江上游地區為五溪蠻楊再思家族所佔領，黔城成為五溪蠻都。宋元豐三年龍標縣改名黔陽縣。
在抗日戰爭的時候，該區域再次起到了“鐔”的作用，黔城東側雪峰山抗戰的勝利，粉碎了日軍佔領黔城西北芷江機場進而佔領重慶的計畫，成為中國抗日正面戰場的轉捩點。
由於黔城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1949年前的兩千多年間黔城一直是政治中心（國都、州治、郡治、縣治）。1997年之後重新成為市治所在地。黔城與懷化只相距40公里，預計不久的將來懷化市又將與黔城融為一城，並且可能是新的省會城市。就是說，就是說，黔城作為政治中心是歷史的必然選擇，是其獨特的區位優勢決定的。
五、常德不可能是黔中郡郡治
除了沅陵外，常德也宣稱是黔中郡郡治[34]，其理由是古籍記載常德有“張若城”、“司馬錯城”。西元前277年白起佔領了楚黔中郡，副將張若在今常德築城以抗楚，史稱張若城。
但是這些“古籍”最早的也只是唐代《元和郡縣志》卷二十《山南道•朗州》：“張若城，在（朗）州東四十步。初，秦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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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使白起伐楚，遣張若築此城以拒楚，並統五溪。”其後都沿襲此說，如清代《讀史方輿紀要》卷八十《湖廣•常德府》載：“城西又有司馬錯城，與張若城相距二里，秦使錯與張若伐楚黔中，相對各築一壘，以扼五溪咽喉。”
唐朝詩人劉禹錫曾被貶朗州（今常德市）司馬，在朗州生活10年，不可能不沿着沅江去過附近的黔城。《全唐詩》收錄有他的《登司馬錯古城》：
將軍將秦師，西南奠遐服。故壘清江上，蒼煙晦喬木。
登臨直蕭辰，周覽壯前躅。塹平陳葉滿，墉高秋蔓綠。
廢井抽寒菜，毀台生魯穀。耕人得古器，宿雨多遺鏃。
楚塞鬱重疊，蠻溪紛詰曲。留此數仞基，幾人傷遠目。
該詩說司馬錯城故壘在“清江上”，而黔城是在清水江（也叫清溪）上，至今都還“耕人得古器，宿雨多遺鏃”（而常德卻沒有）。“西南奠遐服”也說明司馬錯是從西南的蜀郡東進攻楚的，司馬錯城不可能是常德。因為秦國的都城在咸陽，常德在咸陽的東南，如果巫郡在巫山，司馬錯城是常德，那麼司馬錯從隴西到常德，是往東南方向走，不是“西南奠遐服”。而只有從隴西到蜀郡西南部，再沿清水江或潕水東進攻楚，才算是“西南奠遐服”。軍事要塞都是有山為屏障，黔城群山“重疊”，是著名的“楚塞”；而常德卻在洞庭湖平原，哪里稱得上“楚塞”？黔城是“五溪蠻”政治中心，而常德卻不在五溪蠻地區。並且常德乃楚國腹地，是楚的糧倉，為蔡國移民居住之地，不可能是楚黔中郡郡治所在地。
由於劉禹錫是在常德為官，後人以為“司馬錯古城”在常德了。
《元和郡縣志》和《讀史方輿紀要》說修建張若城和司馬錯城的目的是：“並統五溪”、“以扼五溪咽喉”。但當時秦軍是從西東征，需要的是“扼全楚咽喉”而不是“扼五溪咽喉”。倒是東漢之後五溪蠻叛亂，朝廷有必要加強常德的防禦“以扼五溪咽喉”、“並統五溪”了。《元和郡縣志》和《讀史方輿紀要》顯然是將後面的思維套用到戰國時期了。
《元和郡縣志》應是將黔陽縣的郎溪（托口）誤當成了常德朗州，從而將黔城誤當成常德了。
朗州的來歷說是與朗水有關。清代地理名著《讀史方輿紀要》卷八十《湖廣•常德府》載：“朗水，府南八十里。自辰州府流入，東北流注于沅水，謂之朗口。”但是常德並無注入沅水的朗水。清嘉慶《常德府志》卷五《山川考》也對這個觀點表示質疑：“縣南八十里無朗水之名……隋初郡改朗州，舊謂因朗水而名，未有確據。”
而黔陽縣托口鎮有郎水。郎水發源于貴州黎平縣，從會同縣沿東北方向在托口鎮朗溪村注入清水江。托口在唐貞觀八年（634）由龍標縣分置朗溪縣，屬巫州，治托口。唐大曆五年（770），改巫州為敘州，轄龍標、朗溪、潭陽三縣，敘州治仍設龍標，朗溪縣仍設托口。
筆者認為《元和郡縣志》的“張若城，在（朗）州東四十步”的“四十步”應該是“四十里”，因為四十步相對於“築城”太短，不足以記載。而黔城恰恰是在郎溪縣以東四十里，沿線發現大量戰國戰場遺跡，張若在黔城“築城”抗楚實在有必要。
托口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古鎮，現在在修大型水庫。文物部門應該抓緊時間搶救性考古挖掘托口的文物資源，說不定有驚天大發現。
另外，柳宗元的《黔之驢》的“黔”很可能指的是黔城區域。現在貴州和重慶都在爭這只“驢”，其實柳宗元沒有去過重慶和貴州，他是被貶到湖南邵陽、永州和廣西柳州，而古代以黔城為政治中心的區域是與邵陽、永州、廣西桂林接壤的。
六、秦黔中郡的郡域
西漢的郡的數量超過秦朝，而唐朝的道的數量不到秦代郡數的一半，因此秦黔中郡的面積比西漢的武陵郡要大，比唐朝黔中道要小。秦黔中郡是被拆開放入西漢武陵郡和牂牁郡。
捍關以西的長江屬於秦國巴郡，其南岸的一片地方也應是屬於巴郡，攻打黔中郡需要經過捍關，說明黔中郡西北界離捍關不遠，應該在利川附近。黔中郡東北界應在沅陵以南的辰溪、漵浦一帶。里耶秦簡顯示酉水中下游是屬於洞庭郡，那麼上游地區還是應該屬於黔中郡，否則黔中郡北部就太狹窄了。
秦國需要從捍關或蜀進攻黔中郡，說明黔中郡並不靠近長江，否則秦軍可以直接從忠縣附近的長江段攻打黔中郡。《華陽國志·巴志》說:“江州以東, 濱江山險, 其人半楚, 姿態敦重。”說明重慶東部中楚國人已經占半了。最近十多年在重慶東部發掘出土的具有楚文化特點的墓葬、器物等,證明戰國中期以後重慶東部是由楚國控制的。目前所見最西的楚墓群在忠縣縣城附近(崖腳遺址)[35], 而在忠縣以西的長江峽谷地區暫時沒有發掘出土具有楚文化特點的墓葬和器物。合理的解釋是楚國黔中郡西部已經到了忠縣東部。那麼黔中郡西北部邊界應該在忠縣以東、彭水以西。
秦黔中郡的南界應該是現在的湖南的城步、通道，廣西的龍勝、三江，貴州的從江、榕江。
黔中郡的東界應該是在包括從漵浦東側到城步之間的全部雪峰山主體，也就是漵浦、綏甯、城步的全部以及隆回、洞口、武岡的一部分。
秦軍可以通過蜀郡通過水路進攻黔中郡，說明蜀郡包括了清水江和潕水河的上游（甕安、都勻），那麼黔中郡的西南界應該在貴州甕安、都勻以東。
附記：本文發布在《懷化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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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ttp://gzrb.gog.com.cn/system/2004/10/12/000694277.shtml
[32]陽國勝.《解讀古黔中——黔中郡治在黔城》.《懷化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
[33]陽國勝.《解讀古黔中——黔中郡治在黔城》.《懷化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
[34]陳致遠. 《常德古城修建史考述》.《湖南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6年第04期.
[35]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三峽考古隊、重慶市忠縣文物管理所.《忠縣崖腳墓地發掘報告》, 《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1998 年卷》,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03 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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