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試談戰國、西漢遣策中的“亡童”與“明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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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試談戰國、西漢遣策中的“亡童”與“明童”

（西南大學文獻所）
提要：在戰國楚簡與西漢遣策簡中出現了“明童”、“亡童”與“盲僮”三種關於墓葬木俑的名稱，本文主要通過考察出土實物材料，結合文獻資料，指出它們都是指隨葬木俑。
關鍵字：遣策，亡童，明童，木俑。

現已發表的遣策中關於“童”的記載主要有“僮”、“亡童”、“明童”三種，其中前二則材料中的“僮”、“亡童”一般認為指隨葬木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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僮”見於信陽一號楚墓遣策簡，如下：
（1）八，四戈。(《長台關》1號2－028)
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先生（1995：126）認為“”即“明”的分化字。何琳儀先生（1998：724）讀作“盲僮”。信陽楚墓出土木俑11件，其中四件身體繪有彩色圖案花紋（附圖一），簡上所記“八僮”當在其中。
“亡童”見於江陵望山二號楚墓遣策簡中，如下：
（2）九亡童：亓（其）四亡童皆（緹）衣，亓（其）三亡童皆丹䋺之衣，亓（其）二亡童皆（紫）衣，皆赤皆（赤）（豎）（索－素）之毛（夬）。(《望山》2-49)
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先生（1995：126）指出：“此墓出土木俑十六件，頭上有假髮，身著絹衣。簡文所記九亡童當在其中。”（附圖二）
而“明童”見於馬王堆三號漢墓遣策簡，其具體所指或有異議，如下：
（3）“右方男子明童，凡六百七十六人，其十五人吏，九人宦者，二人偶人，四人擊鼓、鐃、鐸，百九十六人從，三百人卒，百五十人奴。”“右方女子明童，凡百八五人，其八十人美人，廿人才人，八十人婢。”(《馬王堆三號·遣策》)
鄭曙斌先生（2005a：40）指出馬王堆三號漢墓遣策簡中的“明童”為“送死之童”，具有葬俑特徵，並理解為“作為侯府家童，可能是模擬葬俑而出現在葬儀中‘人俑’”。其主要依據是“遣策所記‘明童’與同墓木俑進行比較分析，發現並無多少共同之處”。
筆者通過考察文獻資料，結合實物分析，並與其他同類實物資料相比定，認為“明童”實際上還指隨葬木俑。
戰國楚簡中“”多借做“盟”（9次），《包山》123有：“雇女返、場貯、競不割皆旣。”除上舉例（1）外，《上博一·孔子詩論》7亦有一例“”用作“明”：“褱（懷）爾（明）惪（德）。”因此，“僮”即“明僮”。而包山楚簡3有“少僮”，簡180有“少童”，二者即一事，故“明僮”亦即“明童”。
現在我們著重來分析“明僮（童）”、“亡童”與“盲僮”三者間的關係。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第五》：“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為用器，但為盲僮，與死人俱葬也。”可見“盲僮”確為隨葬木俑。（1）
而“亡”、“盲”形音皆近，當可通用。（2）也就是說，“亡童”與“盲僮”義近。而“明童”與“亡童”、“盲僮”的功用是一致的，都是作為隨葬木俑。
“明器”，古人奉死者為神明，故稱專為隨葬而製作的器物為明器。《禮記·檀弓上》：“其曰明器，神明之也。”鄭玄注：“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孔穎達疏：“故制明器，以神明求之不死不生不可測也，成善也，故為器用並不精善也。”《儀禮·既夕禮第十三》：“陳明器於乘車之西。”鄭玄注：“明器，藏器也。”《釋名·釋喪制》：“送死曰明器，神明之器，異於人也。”也就是說“明器”是遣送死者的隨葬用品。因此，我們也可推斷“明僮（童）”亦即隨葬木俑。
據邱東聯先生（1996：75）考察，楚墓中俑葬濫觴於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崛起于戰國中期，鼎盛于戰國晚期，至戰國晚期俑葬率接近100%。而據傅舉有先生（1986：110）考察，楚漢時期的俑，可分為侍俑、歌舞俑和奏樂俑、生產俑、雜役俑、武士俑、臣屬俑、少數民族人俑等7類。這些人俑基本是模擬主人生前擁有的奴僕，象徵墓主人地位等級與權力。因此，“明童”用來指隨葬木俑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湖南長沙，湖北江陵、雲夢等原楚國疆域內的西漢前期墓中出土了大量隨葬木俑，其中長沙馬王堆西漢軑侯家族墓出土著衣俑和彩繪俑兩大類，有著衣女侍俑和彩繪立俑等。雲夢大墳頭西漢墓中出土的女侍俑身上，用紅、黑漆繪衣服及花紋。江陵鳳凰山西漢墓還隨葬有木片刻鑿並加漆繪的侍僕俑。據長沙馬王堆和江陵風凰山漢墓中出土的遣策文字記載，漢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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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土的家內侍僕俑以及生產勞作俑，都是象徵當時的奴婢而被隨葬入墓內。
我們再來看一看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104件木俑實物與遣策對照情況。出土木俑分著衣俑（25件）、雕衣俑（4件）、彩繪俑（73件）、桃枝小俑（2件）四類。其中著衣俑中有舞俑、樂俑17件，應在“四人擊鼓、鐃、鐸”與“廿人才人”這二十四人中。著衣俑中另有侍俑8件，小俑疑為守門吏，可能在“謁者四人”中。雕衣俑、彩繪俑共77件，男性較多，為一般家內奴婢，應在“百五十人奴”與“八十人婢”中（附圖三）。從上可見，出土木俑遣策所記大致相同，只是數量上遠遠少於所記“明童”856人。另外，還有遣策所記駕馭車馬109人、祭奠之鼎、送葬之車亦不見有出土實物。
楊華先生（2003：54-55）指出：遣策所記與出土實物也不一定完全可以對應。從考古材料看，遣策所登記的物品並不全部都最終隨葬入壙。仰天湖遣策就使用“句”字來注明登記在冊卻未實際入葬的物品。其18號簡記：“一策櫃，玉頁。一焚櫃，有錦繡。其焚櫃句。”簡文“句”通“勾”，勾銷之義。“其焚櫃句”意為兩件“策櫃”、“焚櫃”中的“焚櫃”未隨葬入壙。值得注意的是，簡文“其焚櫃句”4字與其上簡文有段距離，“焚櫃”二字的寫法前後存在差異，故兩處簡文似不為同一人所寫。這可能是讀遣人或喪主一方在核對或準備下壙物品時對變動情況的注明。再如，在長沙馬王堆M1的遣策中，提到有“土牛馬”“土金錢馬牛羊鳥”等數十隻（簡298-312），但這些土制明器在實際墓室中並未發現。又如馬王堆M3遣策中的“土牛”“土馬”等之類，也未見諸隨葬實物。另外，隨葬物品還常見有數量不足的現象，如同墓遣策所記“漆畫七升卮二有蓋”（簡179）、“漆畫二升卮八”（簡182），都只有一半出現在墓中（即1個和4個），據簡文“幸食杯”應為一百，而實際只出土50個。上述“名實不符”的情況，是由遣策的性質所決定的，如前所述，宣讀賵書和遣策是喪禮中的一道必要節目，喪家為了炫耀財富和誇飾社會關係之廣泛，便在遣策中“虛列”隨葬物品，但實際準備這些物品時，並不一定能照單湊足。同理，許多隨葬物品可能並不記錄於遣策之上。如蕭家草場26號漢墓出土木俑12件（附圖四），但只有3－4號遣策上記有“御者一人，從者四人。”還有7件木俑未予登記。因此，簡單地以遣策簡中所記物品數量與實物比附是不太合適的。
鄭曙斌先生（2005b）亦指出：“遣策記錄隨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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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與隨葬實物對照多數相符，但幾乎還沒有發現遣策記載與隨葬實物完全相符的，不相符表現為數量不符、遣策未記或出土物未見等情況。除竹、木、絲織等類物品易腐難存、與遣策記錄無法對照外，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可能是下葬時對隨葬明器加以選擇，因葬物多空間小而不能如數隨葬，或因不用隨葬墓中而放置於墓之四周以表送達等，只見遣策記載不見實物就不難理解了。”
綜上，可見“明童”應釋為“隨葬木俑”。
附圖：
123
圖一：1958年河南信陽長台關1號戰國楚墓出土木俑

圖二：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沙塚2號戰國楚墓出土木俑
12
圖三：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西漢墓出土木俑
12
圖四：1992年蕭家草場26號西漢墓出土木俑

【注釋】
（1）之所以稱之為“盲僮”，可能因其為桐木所制，一如死人不能明視，故而名之。
（2）當然，“亡童”亦可理解為死去之童子。
【主要參考文獻】
［1］馮普仁：《俑》，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
［2］傅舉有：《湖南出土的“俑”》，《湖南省博物館開館三十周年暨馬王堆漢墓發掘十五周年紀念文集》頁109－115，長沙：湖南省博物館，1986年10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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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上），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9月。
［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頁59－60，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3月。
［5］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民，2001年8月。
［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望山楚簡》，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6月。
［7］邱東聯：《楚墓中人殉與俑葬及其關係初探》，《江漢考古》1996年第1期頁74-80。
［8］楊華：《襚·賵·遣——簡牘所見楚地助喪禮制研究》，《學術月刊》2003年第9期頁49-59。
［9］鄭曙斌a：《馬王堆三號漢墓遣策之“明童”問題研究》，《考古與文物》2005年第1期頁38－43。
[10] 鄭曙斌b：《遣策的考古發現與文獻詮釋》，《南方文物》2005年第2期頁28－34。
附记：本文是中國訓詁學研究會2006年學術年會暨慶祝劉又辛教授從教6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重慶·2006年10月）。
（編者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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