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由清華竹書《系年》反思子犯編鐘“西之六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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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博物館）
1995年夏，濟南長清仙人台周代墓地考古發掘實習結束。某夜，余往專業資料室觀書，偶見插架有臺灣新出《故宮文物月刊》數册。一册內有張光遠先生專文，介紹子犯編鐘幷考釋其銘文。適余頗以研讀金文爲興趣所在，故常往取翻覽。時余年少氣盛，每讀一銘，必欲起异說以銷度時日。歲末，余持稿乞馬良民老師斧正。師于余之敝稿，視若己作，必參讀斟酌再三。复以鉛筆批改，字之正俗，亦不能苟且。師言，破則破矣，然未有立者。96年余畢業即待業，遂居家讀班馬，重又習此鐘銘，鈔改文稿已忘其數。余嘗欲持稿請益于學人，或遇不屑，或即非之。然此數年朝夕碌碌，終不爲稻粱謀，亦不牽涉唱和。遂將舊作中討論复邦、鄭武公東徙兩章先後拈出，在網站發布，權作游戲。
今雖未購得清華竹書圖籍第二部，然于華東師大中文系戰國簡讀書小組之意見（簡帛網2012年1月1日），知《系年》第七章爲晋、楚城濮事也。其文曰：“文公率秦、齊、宋及群戎之師，以敗楚師于城濮。”讀此隸定，不禁登閣重拾唾余大部，行文但存舊貌，以供好古者參考。
子犯編鐘銘文中晋侯統率的部隊，被稱作“西之六師”。我們知道《禹鼎》有“西六師”，那是西周王師的稱號，如《詩·大雅·棫樸》“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國語·魯語下》叔孫穆子曰：“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韋昭注：“師謂六軍之衆也，公謂諸侯爲王卿士者也。”《詩·大雅·常武》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又如《國語·魯語上》韋昭注引賈逵云：“諸夏不式王命，以六師移之。”
而春秋時期，諸侯之“師”橫行天下，其數則以國別或城邑來計量。如《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杜預注：“二師，王師、晋師也。”《左傳·隱公元年》亦云：“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左傳·隱公五年》衛人以燕師伐鄭。燕指南燕，邑名。又如《左傳·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作亂，“帥郊、要、餞之甲”；“冬十月丁巳，晋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 杜預注：“（郊、要、餞）三邑，周地；焦、瑕、溫、原，晋四邑。”
雖然張先生意識到：“著名的城濮之戰，晋師的伐楚，幷非起因于‘諸楚荊不聽命于王所’”（《春秋晋國子犯和鐘的排次》，《中國文物報》1995年8月6日），但他始終認爲“博伐楚荊”就是指城濮之戰。按《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所載，城濮之戰協助晋文公的有齊、宋、秦三師。《周禮·夏官叙》：“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按《左傳·隱公五年》，鄭即有三軍。當時晋國已有上、中、下三軍，因而可以勉强認爲城濮之戰晋文公一方有六師。但是齊、宋都是山東之國，合稱爲“西之六師”，令人費解。
或以“西之六師”爲晋國的三軍三行。按“晋侯作三行”，此事雖系于《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但具體月份不詳，是否在城濮之戰以前，不得而知。《周禮·夏官叙》鄭玄注、《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杜預注、《史記·晋世家》裴駰集解，都認爲晋國的三軍三行有六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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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但之所以稱“三軍三行”，則如杜預所云：“以避天子六軍之名”。晋文公曾納周襄王，王勞之以地，公辭而請隧，襄王弗許，曰：“王章也，不可以二王。”此事發生在城濮之戰前，可見當時的天子對于請隧，猶不失其制，更何况是六軍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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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禮義宗》亦云：“天子六鄉六遂，故有十二軍；諸侯三鄉三遂，故有六軍；次國二鄉二遂，故有四軍；小國一鄉一遂，故有二軍。鄉爲正軍，遂爲副倅，故云天子六軍，諸侯大者三軍、次二軍、小一軍，皆據正軍而言，不數副倅”（《玉海·食貨》引）。因此，“西之六師”决非“三軍三行”的僭稱。即便是數以副倅，使之具有六師的名號，但稱之爲“西”，則又無從解釋。
從《周禮·春官·典命》可知，不同等級的貴族，其禮儀待遇是有高下之別的。那麽，路車、衣裳、黼芾，是否可以賜給晋國卿大夫狐偃呢？
《儀禮·覲禮》鄭玄注：“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史籍所見春秋時期賜路車的實例較多，如周襄王賜齊桓公、晋文公大路（《史記·齊世家》、《晋世家》），魯成公賜晋三帥郤克、士燮、欒書先路（《左傳·成公二年》），周靈王賜公孫蠆、叔孫豹大路（《左傳·襄公十九年》、《左傳·襄公二十四年》），鄭簡公賜子展先路、子産次路（《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按《左傳·昭公四年》叔孫豹卒，杜洩將以周靈王所賜路車殉葬。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綜合起來看，賜路車是高規格的禮遇。而賜卿大夫以路車，則更屬破格之舉，其人皆爲一時之俊。因而，《左傳》對于這類事情，也就記載得相當完備。
《詩·小雅·采菽》：“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玄袞及黼。”《儀禮·覲禮》亦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又如《春秋·莊公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公羊傳》稱：“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孔穎達疏：“《詩·唐風·無衣》之篇，晋人爲其君請命于天子之使，以無衣爲辭，則王錫諸侯當有服也。”另外還有《國語–周語上》：“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晋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晋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國語–晋語四》：“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郟。王饗醴，命公胙侑。”韋昭注：“命，加命服也。”這些都是周天子賜諸侯以命服的實例。而金文所見受賜以“衣”的，均爲諸侯或王臣，如大盂鼎（《銘文選》第一卷62）、麥方尊（《銘文選》第一卷67）、叔夨方鼎（《文物》2001年第8期第9頁）、吳方彝蓋（《銘文選》第一卷246）、曶壺蓋（《銘文選》第一卷296）、伯晨鼎（《銘文選》第一卷311）、哉簋蓋（《銘文選》第一卷230）、蔡簋（《銘文選》第一卷230）、頌鼎（《銘文選》第一卷230）、無惠鼎（《銘文選》第一卷230）、山鼎（《銘文選》第一卷230）等。
諸侯羞元金，這在陳侯午敦、陳侯因齊敦銘文中有類似記載。《左傳·襄公廿八年》子産曰：“小適大，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吊其凶。”至于和種九堵，按《周禮·春官·典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
所有這些，均顯示出“子犯”所具有的非同尋常的地位。
李學勤先生曾指出子犯編鐘：“是保持著西周以來傳統風格的甬鐘”（《中國文物報》1995年5月28日）。裘錫圭與李學勤先生還指出，部分子犯編鐘的大小配置，與中義編鐘和三門峽上村嶺M2001（兩周之際）出土的八件一組的編鐘情况相同（裘錫圭《關于子犯編鐘的排次及其他問題》，《中國文物報》1995年10月8日；李學勤《子犯編鐘續談》，《中國文物報》1996年1月7日）。按子犯編鐘旋上飾重環文的做法，也見于二式 鐘、井人鐘；幹上的竊曲紋，與柞鐘丙較接近，但近旋端已變爲重環；第六鐘篆間的螭紋，也見于中義鐘丙、士父鐘；隧間的龍紋近于中義鐘丁，但已有簡化。總體而言，子犯編鐘的紋飾，的確很接近于典型的西周晚期編鐘，但同時又表現出某些粗糙與簡略的傾向。馬承源先生指出，春秋早期銅器“是西周後期的自然延續”（《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青銅卷·序》）。因此，筆者以爲子犯編鐘的年代，宜在西周晚期偏晚至春秋早期之間。
我們知道，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克奠王位”的晋侯除了晋文公，還有晋文侯。如《尚書·文侯之命》孔穎達疏：“申侯與犬戎既殺幽王，晋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爲平王。”《國語·晋語四》叔詹曰：“吾先君武公與晋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丁未，獻楚俘于王，鄭伯傅王，用平禮也。”杜預注：“以周平王享晋侯仇之禮享晋侯。”“獻楚俘”，屬?“獻捷”之禮。《左傳·成公二年》單襄公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則有獻捷。”大概晋文侯也曾有過獻俘盛舉，否則周襄王又怎會依先王故事來接見晋文公呢？
由于存在上述的情况，因而對《尚書·文侯之命》的歸屬，就有截然不同的意見。如《書序》：“平王錫晋文侯禾鬯圭瓚，作文侯之命。”孔安國傳：“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晋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鄭玄、王肅同之。而《史記·晋世家》則認爲是襄王命晋文侯（《史記·龜策列傳》：“晋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新序·善謀篇》同之。甚至還有彌縫二說者，如《史記·晋世家》索隱：“劉伯莊以爲蓋天子命晋同此一詞”。
按《國語·鄭語》史伯曾經推測：“申、呂方强，其隩愛太子（宜臼）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因此，平王東遷時，西六師還保有一定的規模和實力，是完全可能的。而《左傳·桓公五年》記載：“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則桓王之世，西六師的番號可能已經不復存在。
上文的諸多分析已經表明，所謂的“子犯編鐘”同狐偃、晋文公的關係，其成立的可能性較小。鐘銘曰：“子犯宥（佑）晋公左右，燮諸侯俾朝王”。按《左傳·哀公十三年》子服景伯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從西周册命類和其他一些金文的記載來看，儐佑之人往往地位較高，如晋侯蘇鐘：“司空揚父入右晋侯蘇”。那麽，宥（佑）于晋公左右的子犯，是否也是如此呢？看來，所謂“子犯編鐘”的晋侯與“子犯”，其身份的認定，還需作更深入的研究。
我們在上文論述中，已經根據子犯編鐘的大小配置及紋飾，判定其製作年代在西周晚期偏晚至春秋早期之間。遍檢文獻，在該時間段中，可以確認爲复國的諸侯，僅有鄭武公一家。而“克奠王位”云云，也只能是平王。這對于正確釋讀所謂“子犯編鐘”的銘文內容，無疑提供了一個重要方向。筆者嘗試在此基礎上，對該銘文作一新的詮釋。
鐘銘稱“子□佑晋公左右，燮諸侯、俾朝王”。按《左傳·哀公十三年》子服景伯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則“子□”其人非貴必顯。我們知道，在西周册命類金文中，佑者的地位往往較高。但稱“左右”，則無疑是要推重晋侯。
“子□佑晋公左右，來复其邦”，這個“其”，既可以指代晋公，也可以指代“子□”。而該編鐘的大致年代，已使我們排除了晋公复邦的可能性。按《國語·晋語二》宰周公曰：“齊侯三屬諸侯，存亡國三。”韋昭注：“存三亡國，魯、衛、邢也。”《史記·管蔡世家》：“昔齊桓公會諸侯，复异姓。”《左傳·僖公廿八年》：“齊桓公爲會，而封异姓。”《公羊傳·僖公元年》：“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之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左傳·僖公元年》：“凡侯伯救患、分灾、討罪，禮也。”從這些記載，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那就是在某些特殊時期，具有相當實力的諸侯可以對瀕臨滅亡的侯國施行“專封”。由此我們斷定，复邦是對“子□”而言的。至于稱“左右”，除了謙卑，最主要的是現實使然。
复邦之際稱“子”，這種情形在文獻中是能找到佐證的。如《公羊傳·莊公卅三年》：“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逾年稱公。”何休注：“稱子某，明繼也。名者，尸柩尚存，猶以君前稱名也。”又如《禮記·雜記上》：“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鄭玄注：“謂未逾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又如《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子墨衰絰”，杜預注：“晋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當然還有一種情形，如《谷梁傳·僖公廿八年》範寧注：“衛稱子者，時衛侯出奔，國更立君，非王命所加，未成君，故曰子。”（《公羊傳·隱公三年》：“其稱武氏子何？父卒子未命也。”）按《鄭世家》“犬戎殺幽王于驪山下，幷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云云，則對“子□”而言，上述兩種情形可能是兼而有之。
下面我們再對此編鐘的作器者名，加以分析。按鐘銘“□”、“○”幷見，然而從制笵的角度來分析，“卪”的笵文相比“?”要複雜許多。可以說，笵工舍易求難的可能性，簡直是微乎其微。然而“卪”的笵文如果筆道淺臃，澆鑄出來的就很可能會訛變爲“?”。
武公之名，《史記·鄭世家》作“掘突”，《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國語·周語中》韋昭注則作“滑突”。按掘、滑、突三字，均在“術”部。《十駕齋養新錄·卷五》認爲“古人名，多取雙聲叠韵”，如魯隱公息姑（《世本》）、寺人勃鞮（《國語·晋語四》，《史記·晋世家》作“履鞮”）、鱄設諸（《左傳·昭公廿七年》）、石曼尃（《史記·衛康叔世家》）、魯穆公不衍（《世本》）等皆是。上引諸名在文獻中是可以簡省的，如魯隱公息（《史記·魯周公世家》）、寺人披（《左傳·僖公廿四年》）、專諸（《史記·吳太伯世家》）、石圃（《左傳·哀公十八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石傅”）、魯穆公顯（《史記·魯周公世家》）。另外還有《史記·管蔡世家》徐廣集解引孫檢曰：“曹惠伯或名雉，或名弟，或复名弟兕也”，也存在同樣的情形。按“□”從車從卪，應由卪得聲。卪在“質”部，與“術”部可通。如果這一結論能够成立的話，則鐘銘的“子□”，就是鄭武公。
《國語·鄭語》：“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韋昭注：“定，謂迎平王定之于洛邑。”《左傳·昭公廿六年》：“携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書·文侯之命》孔穎達疏：“申侯與犬戎既殺幽王，晋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爲平王。”《國語·晋語四》叔詹曰：“吾先君武公與晋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這些文獻記載，同銘文“子□佑晋公左右，燮諸侯、俾朝王，克典王位”的描述，是相吻合的。
據文獻記載，鄭武公曾爲平王卿士。如《詩序》：“《緇衣》美武公也，父子幷爲周司徒。”《左傳·隱公三年》：“鄭武公爲平王卿士。”杜預注：“卿士，王卿之執政者。”還有如《國語·周語中》韋昭注：“鄭武公以卿士夾輔周室，平王東遷洛邑。”按《國語·魯語上》韋昭注引賈侍中云：“諸夏不式王命，以六師移之。”其統帥，往往以公卿任之。如《國語·魯語下》叔孫穆子曰：“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韋昭注：“師謂六軍之衆也，公謂諸侯爲王卿士者也。”鐘銘“子□及晋公率西之六師，搏伐楚荊”云云，顯然與上引文獻是相印證的。同時，它也使我們聯想到了《鄭語》的“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這個預言，過去均無其證，現在由銘文“西之六師”而得到發明。
銘文稱“王錫子□路車、駟馬，衣、裳、帶、芾、佩”，其與《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周王命晋侯，錫之大輅之服”、《周語上》作“太宰以王命命冕服”的情形是一致的。錫命則賜服，這在西周册命類金文中也是極爲常見的，可見冕服是一種地位職官的象徵。《詩·鄭風·緇衣》：“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其中“敝予又改爲兮”一句，過去沒有令人滿意的解釋。按《公羊傳·莊公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左傳》孔穎達疏：“《詩·唐風·無衣》之篇，晋人爲其君請命于天子之使，以無衣爲辭。”現在據武公复邦一事可以推斷，緇衣之敝，殆比關中之鄭。“改爲”者，喻東徙复國也。
《左傳·昭公廿六年》孔穎達疏引汲冢書《紀年》：“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爲太子，與幽王俱死于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幷立。二十一年，携王爲晋文公所殺。”《左傳·昭公廿六年》：“携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鐘銘“子□佑晋公左右，燮諸侯、俾朝王，克奠王位”云云，殆即其事。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平王東徙洛邑，適晋文侯十一年。則汲冢書《紀年》“二十一年”，乃“十一年”之誤，從晋侯紀年。雖然鐘銘沒有提到具體王年，但我們已經可以由此而斷定是平王元年。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如下意見：
1．所謂的“子犯編鐘”其銘文所記，與狐偃、重耳及相關史事風馬牛不相及。
2．根據本文對銘文的分析研究，此編鐘宜改稱爲“鄭武公編鐘”。
3．鐘銘所記爲晋文侯協助鄭武公复國，幷夾輔平王諸事。爲深入研究兩周之際的歷史，提供了新的文字資料。
4．根據本文判斷，此編鐘的年代，應系于晋文侯十一年，也就是平王元年。
乙亥冬初稿于曆城
丁醜秋再稿于柘湖
乙酉秋三稿于華亭
附舊作：鄭武公編鐘頌
子夏曰：“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聽鐘聲則思武臣。”（《禮記·樂記》）有鄭武公編鐘者，青緑班爤，離數千載矣，鉦間論撰，歲月不能掩劘。既爲發冢摸金之徒得獲，遂散之于南越，今其一堵有奇已浮波歸夷洲。余誦其銘有日矣，鐘聲雖未聞，思則有之。夫宗周季祀，幽王無愄，馨香漸溦，天帝降威。鄭桓亹亹，殉王不違，复邦延胙，武公持危。南鄶蠢惷，王命敢非，晋文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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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平王東徙洛邑，事在晋文侯十一年。而汲冢書《紀年》“二十一年”，這個不可調和的矛盾，今由《系年》周亡王解决了。
辛卯臘月初三，喜獲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所贈《簡帛》第六輯一厚册，無以爲謝，遂奉稚文以博一笑。幷頌山東大學馬良民老師壽。時臘月十一。
（編者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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