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棄市”與“死罪”的異文現象看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的抄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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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從“棄市”與“死罪”的異文現象看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的抄寫

（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比較《二年律令．錢律》簡201：
盜鑄錢及佐者，棄市。
與簡204：
捕盜鑄錢及佐者死罪一人，予爵一級。[1]
兩條律文，可知簡201的「棄市」，在簡204抄成「死罪」。茲將出現異文的四種可能性羅列如表一：
表一

簡201
簡204
異文原因
現存簡文
棄市
死罪

原文A
棄市
棄市
簡204抄錯
原文B
死罪
死罪
簡201抄錯
原文C
死罪
棄市
兩簡皆錯
原文D
棄市
死罪
條文出入
ABC三種異文產生的可能原因皆應為書手抄錯，其中以原文C出現的可能性最低。至於原文A與原文B，我認為原文A較可能是真正的原文，書手抄錯的是簡204，將「棄市」誤抄成「死罪」。因為〈錢律〉簡204-205的抄寫狀況尚有兩點特別之處：一是將「司寇」抄成「司空」，另一是以「予爵」取代「拜爵」（《二年律令》常見「拜爵」，「予爵」僅見於此）。簡204-205存在較多訛誤，「死罪」二字為誤抄的可能性也較大。
「棄市」與「死罪」的異文並非文字省略、通假、訛誤所能解釋，應理解為「棄市」與「死罪」兩詞內涵相近，故書手抄寫兩詞時相互替換，造成不符原文的訛誤。換言之，書手必須瞭解「棄市」與「死罪」的涵義，而且有意識地替換兩詞，才可能產生如此訛誤，故書手應是懂法律的官吏。
《二年律令》是隨葬品，以官吏為書手的可能似乎只有兩種：第一，墓主生前便自行或請其他官吏抄寫律令以為明器，故抄寫心態較為隨意，出現詞語替換的現象。第二，《二年律令》是墓主生前自己使用的法律文書。
法律文書具有追求用語精確的特性，將「棄市」替換成「死罪」、或將「死罪」替換成「棄市」，內涵雖無大出入，卻違反了引用原文的精確要求。雖然《商君書．定分》宣稱「有敢剟定法令，損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2]睡虎地《秦律十八種．尉雜律》簡199規定廷尉須「歲讎辟律於御史」。[3]但我們亦可推測實際情形並非如此一絲不苟。在某些時空環境下，基層小吏私自使用的律令文本，抄寫可能只求達意，不求絕對精確；字詞差異只要不影響文意理解，便在可接受的範圍內。大量出土簡帛典籍說明戰國秦漢人抄寫經典時，並非一字不易，裡頭存在大量的異文現象。[4]與之比較，律令抄寫出現異文、脫漏、訛誤，亦非過分奇怪之事。換言之，以隨葬品居多的秦漢律令，雖有不少字句上的訛誤、脫漏，卻不一定是「貌而不用」的明器，仍可能是實用的法律文書。[5]實用的法律文書，只要不須呈報上級、不須校核，也就可能有所訛誤。訛誤與實用性兩者並不矛盾，在特定時空下可以並存。
最後尚須考慮原文D，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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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書手可能並未誤抄，現存簡文如實反映了律令原文，簡201「棄市」與簡204「死罪」的異文是因為律令的文字本有出入。
王偉曾根據簡204-205的內容與出土位置，主張兩簡可歸入〈捕律〉。[6]此說若成立，簡204-205就是〈捕律〉條文，而簡201-202仍為〈錢律〉條文。由於簡204「捕盜鑄錢及佐者死罪一人」，明顯徵引了簡201，或可據簡204推測簡201原來亦作「盜鑄錢及佐者死罪」。後來政府進一步限定死刑種類，修改〈錢律〉簡201的「死罪」為「棄市」，卻未將其他律篇如〈捕律〉簡204的「死罪」一併修改為「棄市」。簡201與簡204的「棄市」與「死罪」異文，也有可能並非抄錯，而是律令時代差異與修訂不完整的反映。[7]
表二分析簡201-202（下稱律文A）與簡204-205（下稱律文B）的筆跡差異，可為律文B歸入〈捕律〉之說增添一證。[8]
表二：

律文A
律文B
盜


鑄


錢


及


佐


者


告



人




除


吏


得


表三：
律文A
律文B


由於圖版清晰度的限制，僅能選取上表所列的部分字形加以分析。首先可注意兩點書寫習慣差異：第一，律文B的「復」（）、「得」、「律」（）相較於律文A的「得」，前者的「ㄔ」習慣拉長豎劃，後者則無。第二，律文A與律文B的「告」字書寫方式有別，律文A的「告」將下半部的「口」字豎劃與上半部的豎劃連成一筆書寫，律文B則分成兩筆。
進而比較「鑄」、「錢」、「除」、「得」等字可知，律文A的結字多採縱勢，它往往朝字的下方拉長豎劃或豎鈎，使整個字呈現上下發展的長方形。為了因應拉長的字形，律文A上下字距也比較疏朗；律文B則相對顯得緊迫和局促。此外可見律文A筆劃粗細較一致，橫劃不太強調「蠶頭雁尾」的筆法；反之，律文B的「盜」、「一」（）等字的橫劃有明顯「蠶頭雁尾」的造形。而律文A的「正」（）、「四」（）等字，還保留了圓形的趣味。總體而言，律文A保存較多篆書的趣味，書法較佳；律文B則更多地表現了隸書的筆法，書法也略遜一籌。這兩條律文應非同一人所寫，應分屬於〈錢律〉與〈捕律〉。
但律文A與律文的書手不同、分篇不同，並非訛誤說的有力反證。不同書手抄寫不同律篇，似乎更可能產生文字訛誤。因此本文探討「棄市」與「死罪」異文的原因，僅有助於思考抄寫法律文書的實際情況，尚無法得出結論。
附記：本文為四分溪簡牘讀書會成果之一，是高震寰、蔡佩玲、張莅、林益德、游逸飛，〈張家山《二年律令．錢律》譯註〉的部分內容，今先獨立發表。譯註全文將刊於《史原》復刊第3期（2012.9，臺北）。
（編者按：[1]彭浩、陳偉、工藤元男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上海古籍，2007），頁170-171。
[2] 蔣禮鴻，《商君書椎指》（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5，〈定分〉，頁141。
[3]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頁65。
[4] 裘錫圭，〈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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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上博簡和郭店簡中的錯別字〉，收於氏著，《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上海：復旦大學，2004），頁308-316；徐富昌，〈出土文獻新證與文獻考察──兼論異文在文獻詮釋中的價值〉，《臺大中文學報》第22期（2005，臺北），頁5-44。
[5] 明器說可參考［日］富谷至著，李力譯，〈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竹簡──特別是關於《二年律令》〉，收入卜憲群、楊振紅編，《簡帛研究二○○八》（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296-310；邢義田，〈從出土資料看秦漢聚落形態和鄉里行政〉，收入氏著，《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317-318。
[6]王偉，〈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編連初探〉，原刊於「簡帛研究」網（2003.12.21），後收入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第一輯（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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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353-367。
[7] 里耶秦更名方改「公室」為「縣官」，說明在秦統一前夕，秦律裡仍存在「公室」這一秦惠王以後便應廢棄不用的名詞，故秦始皇統一天下後，須繼續頒布詔令更易詞彙。參游逸飛，〈里耶秦簡8-455號木方選釋〉，收入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第六輯，頁87-104；游逸飛，〈里耶秦簡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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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號木方補釋──《嶽麓書院藏秦簡［壹］》讀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2012.2.15），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640。
[8] 以下的筆跡分析，均承方令光學長指導。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36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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