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楚季”其人與“楚季鐘”的年代

文物-“楚季”其人與“楚季鐘”的年代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文物-“楚季”其人與“楚季鐘”的年代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楚季”其人與“楚季鐘”的年代

（荊州博物館）
2012年8月17日湖北省文物局和宜昌市聯合主辦《萬福堖遺址考古發現新聞發布會》，宣布宜昌萬福堖西周遺址出土“楚季鐘”等重大發現，邀請北京大學、湖南省博物館、湖北省博物館等處的文物考古專家展開學術鑒定。據有關報道，最近該遺址在基建施工中發現一處青銅窖藏，出土12件青銅器（編鐘11件、鼎1件），其中一件銅鐘刻有16字銘文，是爲“楚季鐘”。考古工作者清理了3個灰坑幷得到鬲、簋、尊、罐、粗柄豆等一批陶器。經過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李伯謙先生鑒定，這批銅器和陶器的年代爲西周中晚期，是早期楚文化考古的重大發現和突破。筆者受到這一重大考古發現的鼓舞，特撰此文討論歷史上的“楚季”其人其事以及“楚季鐘”的年代等相關問題，以資學術界討論批評，以期對楚文化考古研究有所裨益。
一. 《楚季鐘》釋文
“楚季鐘”銘文在銅鐘的鉦部刻有三行，另有一字延刻在鼓部左上側，經考古學家李伯謙、古文字學家劉彬徽等證認，銘文辭意甚清楚。茲據有關報道，參照銘文照片，依原行款寫出釋文如下：
楚季寶鐘，氒(厥)
孫乃(乃)獻工(貢)公，公
其邁(萬)年受又(佑)
福。
作器者爲“楚季”之孫，受器者爲“楚季”其人。“公”字下有重文符號，故計重文實刻17字。作器者徑直將此鐘稱爲“楚季寶鐘”，又將其“獻貢”給“公”，故“公”有可能與“楚季”爲同一人，或可稱爲“楚季公”。
以往發現同類禮器多是用于“祭享”祖先的祭器，此器乃是“獻貢”給健在“季公” 的貢品，這與它出土于窖藏而非隨葬品的身份是相符合的。作器者與受器者存在授受關係，必定共存于當時，故銘文中的“孫”非“裔孫”而是“祖孫”之孫，即孫子給祖父作器貢獻給健在的祖父，幷以祖父的稱呼命名之。即使“公”非“楚季”而另有其人，但作器者“厥孫”與“楚季”爲祖孫輩關係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只要找到歷史上有關“楚季”其人其事的相關記載，就可以確定“楚季鐘”的絕對年代。
二. “若敖生楚季”與“楚季鐘”的年代不符
文獻記載楚有“季氏”，《世本·氏姓篇》：“楚季氏，楚若敖生楚季，因氏焉，陳大夫有楚季融”；“季融氏，楚鬥廉生季融，子孫氏焉。”楚國季氏名人有季然，《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楚子…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謂楚平王曾使“季然”爲卷地築郭城。《史記》、《漢書》載有楚人游俠“季布”，謂“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傳世銅器《楚季苟盤》有18字銘文：“楚季苟(敬)乍(作)奶(羋)尊媵盥盤，其子子孫孫永保用享”[1]，何浩先生認爲“季苟”爲若敖少子“楚季”之後，該盤的製作時間可定在春秋早期[2]。上文列舉的楚季、楚季苟、楚季融、季然、季布等，均屬?楚“季氏”家族。
依文獻，楚“季氏”似應歸于“若敖氏之族”。“若敖”即楚王熊儀，在位27年，卒于周平王七年（前764年），被尊爲“若敖”，這是楚君有謚號之始。如果若敖少子爲“楚季”，則“楚季之孫”距離若敖本人差三代，按平均20年一代計算，那麽“楚季之孫”只能生活在春秋早期偏晚。也就是說，如果“楚季鐘”的作器者爲若敖氏之後，那麽“楚季鐘”的年代只能是春秋早期偏晚，這與萬福堖遺址的考古學年代相差太遠。
李伯謙先生曾面告筆者，按傳統分期，萬福堖窖藏出土的甬鐘和垂腹鼎具有西周中期特點，銅鼎花紋飾回首垂尾的夔紋，可以早至恭懿時期；尤其是灰坑出土的陶鬲和陶簋具有典型的西周中期特徵，當然延至西周晚期不是沒有可能；如果僅憑銅器，我們還不敢輕易下結論，因爲銅器的延續時間較長，但一看陶器就非常清楚了，說是西周中晚期是沒有問題的。筆者揆度李先生的意思，是說萬福堖遺存的年代最晚不能晚于西周晚期，最早不能早于西周中期，而以西周中晚期之際較爲適宜。我們如果援引“若敖生楚季”的文獻，將“楚季鐘”的年代定在春秋早期偏晚，那就與考古事實不相符合了。因此必須另闢蹊徑，尋找與考古學年代相符合的“楚季”其人。
三. 從“楚叔之孫”銘文說起
春秋時期的青銅器銘文中屢次出現“楚叔之孫”的稱呼，如：
楚叔之孫倗[3]
楚叔之孫以鄧[4]
楚叔之孫克黃[5]
楚叔之孫途爲[6]
以上銘文中的“之孫”當做“裔孫”解。上所列“倗”、“以鄧”、“克黃”、“途爲”的共同祖先是“楚叔”，這個“楚叔”當與“楚季鐘”銘文中的“楚季”爲兄弟關係，必爲楚之王族。由于若敖之前，楚王沒有謚號，而楚王世系中屢次出現兄弟相繼的情况，故“楚叔”、 “楚季”很有可能是同一代兄弟相及的楚王。
李零先生認爲“楚叔之孫倗”就是楚康王時的令尹薳(蒍)子馮[7]，得到學術界認同。李學勤先生認爲“楚叔”是《左傳·桓公六年》所載楚武王之弟蒍章，薳(蒍)子馮是其玄孫[8]。《世本》載蒍氏出自蚡冒[9]。鄭樵《通志》載：“薳氏亦作‘蔿’，羋姓，楚蚡冒之後。薳章食邑于薳，故以命氏”[10]。《左傳·宣公四年》載若敖生鬥伯比，鬥伯比生鬥谷于菟，“鬥谷于菟…實爲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于齊。”此證銘文中的“克黃”是若敖氏之後。那麽“楚叔”是楚國貴族薳(蒍) 氏和若敖氏的共同祖先，顯然應該到若敖以前的楚先公先王中去尋找。爲研究方便，特將楚武王以前的楚王世系列如下表：
季連→

附沮→

穴熊→

……→

鬻熊→
(周文王)
熊麗→

熊狂→

熊繹→
(周成王)
熊艾→

熊?→

熊勝









熊楊→

熊渠→
(夷厲)
熊摯紅










熊延→

熊勇
(848)









熊嚴→
(838)
熊霜
(828)









熊徇→
(822)
熊咢→
(800)
若敖→
(791)
霄敖→
(764)
蚡冒
(758)









楚武王
(741)

上表中箭頭“→”表示父子關係，上下幷列表示兄弟關係，括號中表示同時代相當的周王以及楚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公元前年份。
上表中若敖以前兄弟繼位的有四代楚王，但包括和超過三兄弟的僅有兩代，即熊渠三子與熊嚴四子，前者在西周中晚期之際，後者在西周晚期。“楚叔”、“楚季”最有可能是這兩代中的某一代楚王。
先說熊嚴四子。《史記·楚世家》載：
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爲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爲熊徇。
《國語·鄭語》：
夫荊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堪、季徇。叔堪逃難于濮而蠻，季徇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
韋昭《注》：“濮，南蠻之國，叔熊避難處也。”《周禮·職方氏》“八蠻七閩”，賈公彥疏：“按《鄭語》史伯曰‘蠻，羋蠻矣’，《注》云‘謂上言叔熊避難于濮蠻，隨其俗如蠻人也，故曰蠻。’…叔熊居濮如蠻，後子從分爲七種，故謂之七閩也。”《國語·鄭語》“楚蚡冒于是乎始啓濮”，《史記·楚世家》“（熊通）乃自立爲武王……于是始開濮地而有之。”可知濮地的開化是在叔熊逃濮70多年以後的事。
李零先生認爲銅器銘文中的“楚叔”就是楚王熊嚴的第三子叔熊（或叔堪）[11]。此說亦有文獻依據，《潜夫論·志氏姓》：“羋姓之裔熊嚴……生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紃嗣爲荊子，或封于夔，或封于越。夔子不祀祝融、粥熊，楚伐滅。公族有楚季氏…季融氏…皆羋姓也。”此說于荊子季紃之後稱“公族有楚季氏”，顯然暗示“楚季”就是“季紃”。
然而文獻所載叔熊已經變成了濮地的野蠻人，周宣王七至八年楚薳氏欲幫助叔堪起事奪取王位，未獲成功。可以想見叔熊逃難後終身未能返回楚國，那他怎麽可能以“楚叔”之名繁衍一支勢力强大的宗室後裔呢？這顯然是不合理的。“楚叔”既然排除了“叔堪”的可能，那麽“楚季”自然就不可能是“季徇”（季紃）了。合乎邏輯的結論是：“楚叔”、“楚季”極有可能是熊渠三子的中子和少子。
四. 熊渠封三子爲王與“楚季”其人
楚君在周朝始封爲子爵。《史記·楚世家》載“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周原甲骨文“楚子來告”證明“鬻熊子事文王”確有其事，即鬻熊時就是子爵。2011年上半年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家族墓(M2)出土一件“□子麗”鼎[12],有學者將“□”字釋爲“荊”，幷認爲器主“荊子麗”是鬻熊之子熊麗[13]。筆者認爲楚人一般不自稱爲“子”，器主自謂“荊子”殊不可解，此說姑且存疑。雖然楚在熊繹以前就是子爵，但熊繹之封仍然具有决定性意義，即周朝正式封賜了田地和都城。
“楚子”或“荊子”是周朝或中原諸國對楚君的稱呼，楚人自稱國君爲“楚公”、“楚王”或“荊王”。如《楚公逆鎛》和《楚公逆鐘》稱楚王熊咢爲“楚公逆(咢)”；曾侯乙墓《楚王鎛》稱“楚王酓(熊)章”，淅川下寺二號楚墓出土“新命楚王酓樊”戈，壽縣楚墓出土“楚王酓前”鼎、“楚王酓忓”鼎，傳世有“楚王酓審”盞等。包山楚簡(246) 云：“舉禱荊王自酓鹿（麗）以就武王”[14]。新蔡楚簡：“賽禱于荊王以逾（降）,訓至文王以逾（降）”(甲三: 5)；“荊王、文王以逾（降）”（零301、305）[15]。然自楚武王熊通以前的“荊王”大都是對內自稱，熊通開始正式對外稱王。據《史記·楚世家》記載，熊通通過隨侯請求周王室加授尊號，“王室不聽”，熊通怒曰：“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于是始開濮地而有之。”
楚武王之前，楚國有過一段短暫的“封王”歷史，即熊渠分封三子爲王。《史記·楚世家》載：
熊渠生子三年。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大戴禮記·帝系》：
季連産附祖氏，附祖氏産穴熊，九世至于渠鯀。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爲康，爲句亶王；其中之名爲紅，爲鄂王；其季之名爲疵，爲戚章王。
《世本》（秦嘉謨輯補本《帝系篇》）：
出自熊渠，有子三人， 其孟子名爲無庸，爲句袒王；封其中子紅爲鄂王； 其季子名爲疵，爲就章王。
周夷王在位時間較短，在共和以前，年數難以確知。《竹書紀年》載：“（夷王）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夏商周斷代工程”定周夷王在位八年（前885～878年），《史記·周本紀》“是爲夷王”《正義》引《帝王世紀》云“十六年崩也”。我們姑且認爲周夷王在位8～16年。
熊渠藉口“蠻夷不與中國之號謚”爲由，大封三子爲王，則熊渠自爲“王中之王”，實際將自己擺在與周天子平等的地位。至厲王時“去其王”也應是去三子王號，而熊渠以後又回到對內稱“王”、對外爲“子”的老路上去了。前引《國語·鄭語》稱“荊子熊嚴”，就是一例。自熊通以後楚人也開始采用“中國之號謚”，如熊通弑蚡冒而立則予之惡謚曰“厲王”[16]，自己生稱號爲“武王”，其子謚曰“文王”等等。熊渠分封，仿效周朝以地名爲王號，是周初“封建”的一次翻版，在楚國歷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略說如下：
⑴ 加快了蠻族地區的封建化。三子所封“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後來雖然去其王號，但分封的事實已然造成。三王分封給這些落後地區帶來了先進的青銅文明，這與後來“叔熊”的蠻夷化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⑵ 大大拓展了楚國的勢力範圍。周成王封楚僅有丹陽附近的“子男之田”，熊渠分封將國土拓展到“江漢間”，這與楚武王“開濮地而有之”，楚文王“實縣申息”一樣，對楚國的擴張和發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⑶ 開啓了兄弟爭奪王位的禍端，自熊渠以後連續出現子孫三代兄弟相爭的局面，自楚王熊咢才恢復父子相繼的傳統。
⑷ 楚國開始了王室衰弱、宗室强大的歷史。熊渠三子形成三大氏族，延及後世。他們的裔孫雖然已獲得“鬥氏”、“蒍氏”等氏姓，但爲了體現王室血統，在銅器銘文中仍稱爲“楚叔之孫”、“楚季之孫”。有學者考證熊渠長子伯庸，就是屈原《離騷》自稱的“吾皇考曰伯庸”[17]，若此說不誤，則屈氏爲“楚伯之孫”，亦可聊備一說。
五. “楚季”執疵統治的地域
熊渠分封以地爲國名，在周夷王時初分封爲“王國”名；周厲王時“去其王”而改爲“侯國”名。據《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載：“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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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侯、魏侯也。”兩套國名不盡一致，然互相參照，大致可考出其地域。
（一）. 長子庸爲句亶王
關于句亶王，《〈史記〉集解》引“張瑩曰‘今江陵也’”。《路史·國名紀(丙)》亦謂句亶在“今江陵”。句亶國即麋侯國，“麋”爲江濱之意。《詩經·小雅·巧言》“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鄭玄《箋》：“麋，本又作湄。”毛《傳》“水草交爲湄。”《左傳·僖二十八年》“余賜汝孟諸之麋”杜預《注》“麋，湄也。”《說文》、《爾雅·釋水》：“水草交爲湄。”《釋名》“湄，眉也，臨水如眉也。”《詩·秦風·蒹葭》“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毛《傳》“水隒也”，《正義》曰：“隒是山岸，湄是水岸，故曰水隒。”是故“麋”或“湄”與“江陵”都有水邊高岸之意。
《元和姓纂》“楚大夫受封南郡麋亭，因以爲姓。”《通志·氏族略》“以亭爲氏”條：“麋氏，楚大夫受封于南郡之麋亭，因以爲氏。”《路史·國名紀》卷丙“麋，羋姓子，今荊之當陽，舊云均之鄖鄉，非也。”綜上，則“句亶”或“麋侯”國在荊州江陵、當陽一帶。
（二）. 中子摯紅爲鄂王
鄂國素有武昌東鄂、南陽西鄂之說。2007年湖北隨州安居鎮西周墓（羊子山M4）出土“噩（鄂）侯”、“噩中（仲）”銘文銅器，表明西周早期的鄂國在隨州安居古城[18]。
依上引《吳越春秋》所載次序，鄂王摯紅應是“翼侯”。《左傳》隱公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翼侯奔隨”，杜預《注》“翼，晋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隱公六年“逆晋侯于隨，納諸鄂，晋人謂之鄂侯，別居鄂。”杜預《注》“隨，晋地”。晋之“翼侯”被稱爲“鄂侯”，是因爲晋侯由“翼”地而別居“鄂”地之故，同理楚之“鄂王”被稱“翼侯”也應如是，晋楚具有相同的地名蓋緣于古唐國的遷徙。
《世本·居篇》“唐叔虞居鄂。”《史記晋世家》“晋唐叔虞者…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索隱》“唐本堯後，封在夏墟，而都于鄂。鄂，今在大夏是也。及成王滅唐之後，乃分徙之于許、郢之間，故春秋有唐成公是也，即今之唐州也。”《集解》“《世本》曰‘居鄂’；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正義》“《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裏，即堯裔子所封。’……今隨州棗陽縣東南一百五十裏上唐鄉故城即是後子孫徙于唐。”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七載“唐城”云：“(隨)州西北八十五裏，春秋時唐侯國。”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卷五“今湖廣德安府隨州西北八十五裏有唐城鎮。”《通志·氏族略》“以國爲氏”條：“成王滅唐，故子孫爲唐氏，此晋之唐也。《宣十二年傳》‘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使潘党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爲左拒。’其地在今隨州唐城縣，此楚之唐也。”顯然“晋之唐”早于“楚之唐”，後者系由前者遷徙而來。
據上所引，“隨”、“翼”、“鄂”等地原在河汾之東的古“唐國”故地，成王滅唐之後唐人由晋南大夏地區遷往河南南陽，相關地名隨之搬家，出現在南陽盆地，如南陽有唐州、西鄂等是其孑遺。稍後唐人又遷往今隨州唐城鎮或棗陽之上唐鄉，地名搬家又出現在隨棗走廊，如“唐”、“隨”、“翼”、“鄂”等。因此熊渠之子鄂王又稱“翼侯”，是因爲“翼”、“鄂”兩地相近，可以指代同一地區之故。熊摯紅先稱王時，建都于鄂，故稱“鄂王”；後改稱侯時，徙都于翼，故稱“翼侯”。
（三）. 少子執疵爲越章王
“越章王”上引《大戴禮記·帝系》作“戚章王”，《世本·帝系》作“就章王。”《說文》“戚，戉也”；“戉，斧也。”《左·昭十五》“戚鉞、秬鬯…文公受之。”黃錫全先生認爲“越章”本應作“戚章”，考據精審，可資參考[19]。
《說文》“戚”字段玉裁《注》：“戚之引伸之義爲促迫，而古書用戚者，俗多改爲蹙。”又《說文》“蹙，迫也”，徐鉉《注》：“李善《文選注》通‘蹴’字。”《禮記·曲禮》“蹙路馬芻有誅”《釋文》“蹙，本又作蹴。”《集韵》“蹙，與蹴同。”《類篇》“蹴，或作蹙。”《唐韵》、《集韵》、《韵會》、《正韵》“蹙”字幷音“噈”。因此“戚章王”本應作“蹙章王”，與“蹴章王”相通。
依《說文》“蹙”字“從足戚聲”，是形聲字。而《釋名》云“戚，蹙也，斧以斬斷，見者蹙懼也”。依後者則“蹙”字從戚從足，意即以斧鉞砍斷一足，是會意字。准此則“蹙”字與“夔一足”相近，“蹙章王”或者“越章王”應是文獻記載中的“夔越”之君。
《書·舜典》、《尚書·益稷》載“夔”爲樂官，《舜典》又稱爲“夔龍”。《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呂氏春秋·察傳》載魯哀公問孔子“夔一足，信乎？”孔子解釋說“若夔者一而足矣”。然而更多的文獻則載“夔”是一隻脚的動物，與孔子之說不同。如《山海經·大荒東經》“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其名曰夔”。《國語·魯語》“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兩”，韋昭《注》“或云夔一足。”《說文》“夔，神魖也，如龍，一足。從夊；象有角手人面之形。”段《注》“按從夊者，象其一足；云如龍，則有角可知。故卝象有角，又止、巳象其似人手，頁象其似人面。”《說文》“夒，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從頁，巳止夊，其手足。”段《注》“似人面手足，巳止象其似人手，夊象其足。”從許慎對小篆的解釋來看“夔”或“夒”字象人面和兩手一足之形。甲骨文有“高祖□”，其字似母猴而一足，王國維釋“高祖夋”， 唐蘭、郭沫若釋“高祖夔”。
楚國有一屬國叫“夔子國”，春秋時爲楚成王所滅。《春秋經·僖公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杜

中国历史上有关情义的故事

預《注》：“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左傳·僖公二十六年》載：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鬥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杜《注》：“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爲夔子。”《國語?鄭語》“羋姓夔越”韋昭《注》云：“夔越，羋姓之別國，楚熊繹六世孫曰熊摯，有惡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摯自弃于夔，其子孫有功，王命爲

中国历史人物故事5分钟

夔子。”《史記?楚世家》載：
（熊渠）後爲熊毋康，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
《索隱》云“譙周以爲‘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正義》引“宋均注《樂緯》云：‘熊渠嫡嗣曰熊摯，有惡疾，不得爲後，別居于夔，爲楚附庸，後王命曰夔子也。’”《水經注·江水二》“（江水）又東過秭歸縣之南，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葉聲律’。宋忠曰‘歸即夔，歸鄉蓋夔鄉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摯者，以廢疾不立，而居于夔，爲楚附庸。後王命爲夔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
上述文獻關于熊渠三子的嗣位問題比較混亂，有必要加以厘清。首先有“惡疾”者“熊摯”幷非中子摯紅，而是少子執（摯）疵，因爲摯紅在熊渠卒後順利繼位，不存在“有疾不得嗣位”的問題，而從兩人的名字來看，少子“疵”才是有疾者，《說文》“疵，病也。”因此別居于夔的應是“蹙章王”摯疵，其病就是跛一足。
其次，熊渠有嫡子三人，長子早死，由次子繼位；次子死，其“嫡嗣”應是少子摯疵，故文獻稱“熊渠嫡嗣熊摯有惡疾”。
再次，譙周謂熊渠卒後“子熊翔立”，按《帝系》、《楚世家》等皆稱“熊渠三子”，未聞有第四子，合理的解釋應該是：譙周的說法有誤，熊渠卒後，可能曾由其長子毋康之子繼位，但很快被熊渠次子摯紅取而代之。或者摯紅死後，其子繼位，但很快被熊渠少子摯疵取而代之。這個“子熊翔”可能是毋康之子，或摯紅之子，熊渠之孫，由于即位太短而沒有納入正式的楚王世系。
第四，《楚世家》載“摯紅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依此則“弑而代立”發生在“摯紅卒”之後，則摯紅是自然死亡，所弑者另有其人。可以肯定所弑者非“熊渠嫡嗣”，而摯疵以“嫡嗣”身份“代立”，改名曰“熊延”，以延熊渠之祀也。
第五，摯疵別居于夔時，“鬼神弗赦”，即沒有獲得祭祀先祖的權利，以致後世的“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成王以此爲藉口滅夔。
上述史實厘清之後，再來解釋“夔越”之君，何以被稱爲“魏侯”的問題。黃錫全先生指出“夔”“歸”“魏”三字可通，如《史記·楚世家》“滅夔”，《索隱》“譙周作‘滅歸’。”《國語·鄭語》“羋姓夔越”，《左傳·宣公八年》孔穎達《疏》引“夔”作“歸”。《水經注·江水二》引宋忠曰“歸即夔”。《後漢書·郡國志》“秭歸本歸國”，劉昭《注》引杜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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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夔國”。《莊子·天下》“巋然而有餘”，《釋文》“巋本或作魏。”《爾雅·釋畜》“犩牛”郭璞《注》“卽犪牛也。”因此“夔侯”就是“魏侯”[20]。至此《吳越春秋》所載“楚三侯”——麋侯、翼侯、魏侯，與句亶王、鄂王、越章王的關係，得到圓滿解釋，而鄂王摯紅、越章王摯疵就是銅器銘文中的“楚叔”與“楚季”。
“夔越”或者“越章”的地域從秭歸向東延至宜昌、枝江一帶，與句亶王所據的江陵、當陽地區相比鄰。宜昌萬福堖西周遺址就位于宜昌與枝江交界的江灣地區，此地也許就是春秋時的“訾枝”。在這裏發現“楚季”編鐘，就時代和地域而言，只有熊渠少子摯疵可以當之。
六. 餘論
《史記?鄭世家》載周幽王九年、楚若敖十八年（前773年) 鄭桓公謀遷東方，問于周史伯，史伯爲之縱論天下大勢，《國語?鄭語》載其言，有云“融之興者，其在羋姓乎？羋姓夔越，不足命也；蠻羋蠻矣；唯荊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其所論“夔越”就是越章王的一支後裔夔子國，“蠻羋”就是叔熊的後裔濮蠻，他們與“荊楚”鼎足而三，是爲楚國早期歷史上的羋姓三族。
《左傳·昭公十三年》記晋卿叔向對韓宣子說：“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前述文獻中的季連、少子摯疵、少子季徇，都是“必季實立”的常例。由此可知“楚季”在楚國歷史上的顯著地位。“楚季”封王，當周夷王之事，那麽“厥孫”鑄造編鐘，應在周厲王時期，也就是西周晚期偏早，這與萬福堖遺存的考古學年代是十分符合的。
[附記： 2012年8月17日業師李伯謙先生出席“宜昌萬福堖遺址考古發現新聞發布會”，繞道荊州看望學生和弟子，幷向荊州考古界同仁通報“楚季鐘”的發現及其重大意義，弟子親炙教誨，連夜思之，得悟“楚季”其人其事，因撰此文，以志紀念。]
2012年8月21日完稿于荊州寓所
（編者按：[1]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卷十七·十·三，中華書局，1983年，第1764頁。
[2]何浩：《季苟盤與楚季氏》，《荊州師專學報》，1993年第4期。
[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4]河南省丹江庫區文物發掘隊：《河南省淅川縣下寺春秋楚墓》，《文物》1980年第10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0、28—33 頁。
[5]汪濤：《玫茵堂藏中國銅器》（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Meiyintang Collection），Paradou Writing Ltd，倫敦，2009年， 第235頁。
[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9426器 ，中華書局，2007年；劉彬徽 劉長武：《楚系金文彙編》，湖北教育出版社。
[7]李零：《“楚叔之孫倗”究竟是誰——河南淅川下寺二號墓之墓主和年代問題的討論》，《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再論淅川下寺楚墓——讀〈淅川下寺楚墓〉》，《文物》1996年第1期。
[8]李學勤：《楚國申氏兩簠讀釋》，《江漢考古》2010年第2期。
[9]《世本八種·秦嘉謨輯補本》卷六。
[10]鄭樵：《通志?氏族略》 中華書局，1995 年，第91 頁。
[11]李零：《楚國族源、世系的文字學證明》，《文物》1992年第2期；李零：《“三閭大夫”考——兼論楚國公族的興衰》，《文史》第五十四輯，中華書局，2001 年。
[1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發掘簡報》，《文物》2011年第11期。
[13]涂白奎、黃錦前：《隨州葉家山M2所出荊子鼎銘文補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11月4日；黃錦前：《再論荊子鼎》，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2年2月28日；黃錦前：《三論荊子鼎》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2年3月4日。
[14]何琳儀：《楚王熊麗考》，《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4期。
[1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陵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
[16]《史記志疑》：“韓子《和氏篇》謂‘厲王薨，武王即位’，《外儲說左上》亦稱‘楚厲王’，《楚辭》東方朔《七諫》云‘遇厲、武之不察，羌兩足以畢斫。’是蚡冒謚厲王矣。”見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二十二，中華書局，1981年，第1008頁。
[17]趙逵夫：《屈氏先世與句亶王伯庸——兼論三閭大夫的職掌》，《文史》第二十五期，中華書局，1987年。
[18]黃建勛：《隨州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09年；李學勤：《由新見青銅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2010年第1期。
[19]黃錫全：《楚地“句亶”、“越章”新探》，《人文雜志》1991年第2期。
[20]黃錫全：《楚地“句亶”、“越章”新探》，《人文雜志》1991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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