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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化-簡述楚系簡帛典籍的史料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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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8-30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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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化-簡述楚系簡帛典籍的史料分類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先秦文化-簡述楚系簡帛典籍的史料分類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簡述楚系簡帛典籍的史料分類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古代簡帛的發現,自古有之,如著名的“孔壁中書”、“汲冢竹書”。每一次重要的簡帛發現,都大大豐富了當時的文化積累,推動了學術發展的進程。1900年的聖誕節,斯坦因在清理位於和闐附近的丹丹烏裡克的一座佛殿遺址時,發現了漢文文書,揭開了20世紀簡牘帛書發現與研究的序幕。[1]1925年,王國維先生在著名的《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的講演中指出,“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見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殷虛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是當今“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見”,還提出了“以地下之新材料”“補正紙上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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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重證據法”。[2]
自1942年長沙子彈庫楚帛書發現以來[3],在戰國楚國故地,出土了大量的簡牘帛書,這其中既有墓主生前的卜筮記錄,又有關於墓葬的喪葬文書,還有關於先秦楚國的司法、行政文書;既有珍貴的有關思想文化和數術的典籍,又有對先秦史研究大有裨益的“書類”典籍,甚至還有專門的史著。由於它們沒有經過後人輾轉傳抄,而較多的保留了古代典籍文書的原貌,使塵封多年的古代文明得以重現,簡帛的研究價值凸顯,成為通往古代世界的時空鎖鑰。
一、楚系簡帛典籍的文獻分類
關於簡帛文獻的分類,李學勤先生在《當代中國簡帛學研究(1949—2009)》序言中講到:“很明顯,把簡帛學劃分為簡帛書籍、簡牘文書這兩個學科分支,不僅是發展趨向,而且還是當前的實際了。”筆者贊同這種看法,這也是學界目前較為一致接受的分類方法。關於簡牘文書的分類,限於篇幅,容筆者日後再議。我們現在主要想討論簡帛典籍的文獻分類。
目前對於簡帛典籍分類主要有兩種意見,一是主張按照六經和學派來劃分;一是主張將出土簡牘帛書納入《漢書•藝文志》的圖書分類當中,這是學界主流的看法。駢宇騫先生將之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等類。[4]
值得注意的是,李零先生曾將古書分為七類:六藝、史書、諸子、兵書、詩賦、方技、數術,將史部獨立出來。[5]這是目前學術界最利於史學研究者使用的一種分類方式。李零先生曾解釋說:
我把史書立為一類,主要有三點考慮。第一,《漢書·藝文志》所反映的分類是漢代的分類,西漢晚期的分類,在它之前,在戰國時代,是不是把所有史書都放進六藝類,完全沒有證據。第二,申叔時講“九藝”,“九藝”中的“世”、“語”、“故志”、“訓典”都是史書類的古書,明明白白有別於“春秋”,可以作為反證。第三,這類出土發現正日益增多,當年,馬王堆帛書中,出現《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大家還當新鮮事,現在,上海簡又有很多這種書,我們才知道,先秦時期,這類古書多得很。這麼多古書,都塞進“春秋”類,實在裝不下,也根本不妥當。總之,我們把史書分出,絕不是一時疏忽,連後世分類的基本概念都不懂,或為了牽合後世史書的概念,而是考慮到早期史書的客觀存在,考慮到實際研究的方便。[6]
筆者贊同李零先生的這一文獻分類,這因為李零先生的分類確實是“考慮到早期史書的客觀存在”。下面,筆者將以李零先生所作分類為本,將目前已公佈的楚系簡帛典籍作一簡單介紹。
(一)六藝類
1.“詩類”,主要有上博簡《孔子詩論》、《逸詩》;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其他有上博簡《緇衣》引詩,郭店簡《唐虞之道》所引的《虞詩》,還有清華簡《蟋蟀》,可能是逸詩。
2.“書類”,主要有清華簡壹《尹至》、《尹誥》、《程寤》、《保訓》、《耆夜》、《金縢》、《皇門》、《祭公》以及清華簡三《說命》三篇等,慈利楚簡《逸周書·大武》;其他尚有郭店簡、上博簡引《書》,如《緇衣》中:引《尹誥》一條、《君牙》一條、《呂刑》三條、《君陳》二條、《祭公之顧命》一條、《康誥》一條及《君奭》一條等等。《尹誥》即《書序》中《咸有一德》,《祭公之顧命》相當於《逸周書•祭公》。《成之聞之》中引《大禹》一條、《君奭》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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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一條,《康誥》一條等。
3.“禮類”,主要有上博簡、郭店簡《緇衣》,上博簡《民之父母》、《內豊》、《武王踐阼》等。
4.“易類”,主要有上博簡《周易》等。
5.“樂類”,主要是上博簡《采風曲目》等。
(二)史書類
1.譜牒類,主要有清華簡《楚居》等,清華簡《良臣》當也屬於此類。
2.紀年類,主要有清華簡《系年》等。[7]
3.檔案類,主要是指“書”類。
4.故事類
(1)三皇五帝故事,主要是上博簡《容成氏》、《融師有成氏》等。
(2)唐虞故事,主要有上博簡《容成氏》、《舉治王天下(五篇)》;郭店簡《唐虞之道》等。
(3)三代故事,主要有上博簡《融師有成氏》、《武王踐阼》、《成王既邦》、《舉治王天下(五篇)》;清華簡《赤鵠之集湯之屋》、《殷高宗問于三壽》等。
(4)春秋戰國故事,以上博簡故事為主,還有慈利簡《國語·吳語》;分國別而言則有楚故事,齊故事,晉故事和吳故事等[8]。
(三)諸子類
1.儒家,主要有郭店簡《緇衣》、《五行》、《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上博簡《緇衣》、《性情論》、《民之父母》、《子羔》、《魯邦大旱》、《昔者君老》、《從政》、《仲弓》、《內豊》、《相邦之道》、《季庚子問於孔子》、《君子為禮》、《弟子問》、《孔子見季桓子》、《天子建州》、《武王踐阼》、《子道餓》、《顏淵問於孔子》;慈利簡《寧越子》佚文等。
2.道家,主要有郭店簡《老子》、《太一生水》;上博簡《恒先》、《三德》、《彭祖》等。
3.墨家,主要有上博簡《鬼神之明》,長台關楚簡《申徒狄》[9]等。
4.法家,主要有上博簡《慎子曰恭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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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利簡《管子》佚文等。
5.縱橫家,主要有郭店簡《語叢》四。
(四)詩賦類,主要有上博簡《凡物流形》、《李頌》、《蘭賦》、《有皇將起》、《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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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五)兵書類,主要有上博《曹沫之陣》等。
(六)方術類
1.時令類,主要有長沙子彈庫楚帛書。
2.日書類,主要有九店簡《日書》。
3.卜法類,主要有上博簡《卜書》。
4.養生類,主要有上博簡《彭祖》。
二、對楚系簡帛典籍史料相關問題的思考
清華簡《耆夜》記載了武王八年征伐耆國,得勝還都,在文王宗廟舉行“飲至”典禮,武王與周公宴會飲酒賦詩的事情。其中有段簡文說:
武王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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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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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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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戡)之。還,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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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至於文大(太)室。[10]
“文太室”即文王大廟。我們知道,《禮記·大傳》曾記載: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曆、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11]
是說滅商後,武王才追封太王、王季、文王。又《呂氏春秋·古樂》篇:
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於京太室,乃命周公為作《大武》。[12]
此處,武王獻俘於“京太室”而不是“文太室”,與簡文不合。清華簡《耆夜》的時代大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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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305±30年[13],相當於戰國中期偏晚,其時上距殷周之際已逾六七百年。由是,所謂“文太室”,實錄和後人追記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此外,清華簡《殷高宗問于三壽》,據李先生介紹,通讀全篇,主要是武丁和彭祖的問答,其間論說都依託于彭祖,事實上是後人假名於彭祖的一篇論議性質的作品。[14]
戰國秦漢之際諸子百家用作表達自己思想的一種特殊方式,即是把自己的思想主要用古人的言行表達出來;通過古人的言行,作自己思想得以成立的根據。[15]這一著名的“古人多造作”故事的現象也曾為余嘉錫先生所指出。[16]如此,戰國楚簡中眾多被冠以“孔子”名字的言論並不一定全為孔子言,而應當算作孔門後學的言辭。有學者就曾認為,上博簡《魯邦大旱》的故事即出於戰國儒家某一學派的構擬,意在反駁不重祭祀的儒家學派。反映了它的作者相信天人相關,不僅要求改善政治,還重視祭祀鬼神以應對天災的思想。[17]
長期以來,出土文獻在整體上是被看作是完全可以征信的材料。隨著簡帛文獻的大批發現,以及學界研究的深入,學者們開始意識到,簡牘文獻存在時間方面的差異,對其中蘊含的史料價值不可一概而論。
在我們研讀的戰國、秦漢簡牘中,資料年代與其史料價值,……而不是象傅斯年先生所說都屬於“直接史料”。雖然都書寫於竹木之上,但套用劉知幾的說法,它們並不都是“當時之簡”,而包含大量的“後來之筆”。這些存在年代梯次的資料,一般說來,其史料價值或者說可靠程度當然不盡相同。[18]
從古史史料學的眼光看,簡帛作為歷史記載的一部分,屬於文獻史料的範疇。[19]出土資料也好,#文獻資料也好,都需要進行史料批判。並不是說出土資料講的就是純粹的事實,沒有任何的加工成分;同樣地,並不是說文獻資料描述的歷史就容易出問題,引用出土資料就可以反映真確的歷史了。出土資料並沒有這種特權,這一點很容易被誤解。總之出土文獻不見得比傳世文獻更可靠,儘管它是數千年前的東西, 但它只是將數千年前的思想面貌呈現了出來,並不等於所反映的數千年前的歷史事物就真實可靠了。[20]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一樣,也需要接受嚴格的審查,它並不具有無需證明的可信性。
這種認識也就為我們古史研究者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即按照現行的簡帛分類方法,對於簡帛的文字校勘、文本傳流等基礎性研究尚無大礙,但是在運用簡帛文獻資料進行古史考證上面,就會出現一個使史學研究者對簡帛文獻的史料價值分類統一認識的過程。眾所周知,《漢書•藝文志》的分類,是劉向、歆父子整理歷秦火後的西漢藏書時所確立的,是建立在圖書或者說西漢時所存留的古書分類基礎上的。應當承認,這一分類對於學術史研究具有極大的價值,但是當史學研究者進行多方面的史學研究時,就不得不面對這一大批簡帛史料的鑒別、辨析、分類、考證等屬於史料學範疇的基本問題。即便是上引李零先生的分類,確實是“考慮到早期史書的客觀存在”,但是對於史學“實際研究的方便”,筆者認為還有進一步細化的必要。
簡帛典籍的時代主要對應的是上古史,而上古史的文獻史料相對於其他時代要頗為貧乏,簡帛資料的發現對於上古史研究的意義不可謂不重大。李零先生有這樣一種認識:
研究古書分類, 首先我們得注意一點, 就是先秦古書, 並非自古就有, 而是春秋戰國之際才橫空出世。它們是從官學發展而來。官學是分類的源頭。我們要想瞭解這個源頭, 通常有兩個背景參考。一是古代的官書舊典。二是古代的貴族教育。前者是史書之源, 後者是經書之源。諸子模仿史書, 緣附經典, 初為傳記, 後乃獨立, 和兩者都分不開。[21]
這對我們正確認識“六藝”、“諸子”與“史”的關係具有相當的啟示作用。
所謂“六藝”,即後世之“六經”。古人向來有“經史豈有二學哉”[22]的認識。《莊子·天運》篇記有老子曰:“夫六經者,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23]。隋末《文中子•中說》以《尚書》、《詩經》、《春秋》“同出於史”[24];唐劉知幾分古史流派六家,其中三家《尚書》、《春秋》、《左傳》同于經傳[25];明王陽明認為:“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26];是故有清章學誠“六經皆史”說。金毓黻先生曾謂“故榷論吾國古代之史籍,應自《尚書》、《春秋》二書始。”並以《尚書》、《春秋》為史著,《易》、《詩》、《禮》、《樂》為史料。[27]劉家和先生說:“從春秋後期起,儒家典籍逐漸形成,史學也隨著《春秋》、《左傳》的出現而開始出現;不過當時仍然無所謂經史之分。”[28]
所謂“諸子”,《漢書·藝文志》謂“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29]。所謂“史”與“子”原也是分不開的。《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論六家要旨”,對先秦諸子作總結,可見其作史也是融合諸子而“成一家之言”的。所以清人龔自珍曾有言:“五經者,周史之大宗也”,“諸子者也者,周史之小宗也”[30]。甚至經與子也是分不開的,明末清初的傅山曾雲:“孔子、孟子不稱孔經、孟經,而必曰孔子、孟子,可見有子而後有作經者也。”[31]
至遲“到春秋時期,反映各種文化知識的文獻已經有了一定的積累;不過在這些文化知識之間還沒有嚴格的學科區分”[32]。所以我們應該承認,不僅“六藝”、“諸子”、“詩賦”,乃至“數術”、“方技”等都當屬於廣義上的史料範疇,只是它們所蘊含的史料價值各不相同而已。從這個層面講,出土簡帛資料都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但是,存在的問題,正如李學勤先生曾揭示的那樣,迄今所見戰國到漢初簡帛古籍,都是傳抄本,還沒有能證明是原稿本的。這一點提示我們,有必要把這些佚書的著作年代和抄寫年代區分開來。[33]我們知道,上古史文獻史料在流傳過程中,由於時間悠久,輾轉傳抄,不僅文字會有脫落、訛誤,而且詞語亦會受到後世的影響而變形。內容也會被增補、修改。此外,亡佚的史料也有人重新構擬。所以從史料學角度而言,對上古史文獻史料的分類、校訂、考辨的工作就顯得尤為必要,簡帛典籍史料也不例外。
三、簡述楚系簡帛典籍的史料分類
《辭海》中關於“史料學”是這樣描述的:
史料學是研究史料的源流、價值和利用方法的學科,歷史學的輔助學科。馬克思主義史料學的主要任務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指導下,從事史料的搜集、校勘、考訂和編纂,把價值不同的史料區別開來,把正確的記載和錯誤的記載區別開來,並確定史料的絕對年代和相對年代。該學科以研究文字史料為主,亦注重於資料的整理與鑒別……[34]
筆者以為,這可以作為我們確定簡帛典籍史料分類的理論原則,即“把價值不同的史料區別開來”,“把正確的記載和錯誤的記載區別開來”以及“確定史料的絕對年代和相對年代”。
早在1984年,王玉哲先生就曾分中國上古史的史料為四大類,即:古文字與考古實物資料;同時代的文獻材料;戰國時人所追述春秋以前史事的記載;漢時人所記有關夏、商、周事。[35]這種分類按史料性質排隊,條理清楚且簡明扼要,使我們可以很輕易的通過史料的性質、形成年代來判斷史料的價值,具有很強的適用性。
首先是“書體”[36]類,即《尚書》類文獻。對於這類文獻需要區別對待,如漢初伏生所傳今文《尚書》二十八篇中,可以大致確定為西周早期寫成的文獻有《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君奭》、《召誥》、《洛誥》、《多士》、《無逸》、《立政》、《多方》、《顧命》(含所謂《康王之誥》)。其中,《無逸》成文年代或說較晚。以上諸篇中的誥為史官記言之實錄,有的誥辭前後有史官記事之實錄,《顧命》亦是記言、記事之結合。除上述諸篇外,成文于西周的尚有《呂刑》,一般認為屬穆王時之實錄。《盤庚》篇可能為西周人據商代典冊資料所改寫的,雖非嚴格的同時代史料,但因公認其有所本,亦可大致歸於此類。屬於春秋時期之實錄的有春秋初《文侯之命》與春秋中葉的《秦誓》。《尚書》中其他篇雖亦寫的是春秋以前史事與言辭,但已多屬戰國時人追記或編纂。由於《尚書》中含有上述較多的帶有檔案性的先秦文獻,所以其史料價值甚高,為治先秦史者所珍視。《逸周書》中《克殷》、《度邑》及《世俘》、《商誓》、《作雒》、《皇門》、《祭公》七篇當為西周文獻,只是文字有東周影響。其餘諸篇當為春秋、戰國時成文。
《尚書》中《甘誓》、《湯誓》、《費誓》、《牧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金縢》諸篇在文句、詞語及人物語言、思想雖帶有戰國時代的風格,但內容從總體看仍基本可靠,編造的成分較少,必有所本。可能是依戰國時尚能看到的有關夏、商的文獻撰寫的,所以對於夏、商、西周史研究仍具有較高的價值。《堯典》、《皋陶謨》、《禹貢》、《洪範》類篇章當是依據古史傳說及當時所能見到的周初史料構擬歷史背景與部分情節,依據戰國時所具有的政治觀念、哲學思想及當時所積累的天文地理知識,融合部分史料寫出內容。因構擬及假託的成分較多,不宜作為信史,但《堯典》、《皋陶謨》保存了古史傳說,使之得以流傳至今,仍是非常值得珍視的。如《堯典》中所記堯舜“禪讓”之事,即非後世政治觀念下可想像出來者,所構擬的史實環境與情節亦有一定根據,對於體會上古社會有所幫助。《禹貢》藉禹治洪水之傳說講地理、物產,是我國最早的、優秀的地理著作,反映了先秦時代(特別是到了戰國時期)地理學的發達。《洪範》則為研究先秦政治與哲學思想的重要文獻。《逸周書》其餘諸篇內有一部分可能為春秋時期成文,但多數則成于戰國。這些文章所言前代史事並非無稽,但帶有許多屬於東周制度的內容,如《大聚》講武王勝殷後,建立地域性組織,以閭(里)為基層組織,同時又保留濃厚的血緣組織才具有的習俗與制度,確實反映了西周初地域組織中帶有血緣組織因素的特色。但文中出現國、邑、鄉、閭四級組織,講基層有什、伍制,則帶有東周時代色彩,所以對《逸周書》內屬東周時人敘述前代史事的文章要做具體分析,才能從中吸取有用的史料。[37]
楚系簡帛典籍中的“書體”文獻,既有與今本《尚書》、《逸周書》所重篇者和今本僅存書目者[38],還有為今本所失載者,關於它們的史料價值,尚需進一步的研究。
其二是具有“史著”性質的文獻。有類似於《世本·居篇》的清華簡《楚居》;帶有部分“世系”性質的《良臣》,其依次記黃帝,堯、舜、禹,湯,武丁,文王,武王、成王,晉文公,楚成王,楚昭王,齊桓公,吳王光,越王勾踐,秦穆公,宋(襄公),魯哀公,鄭桓公,鄭定公,子產之師,子產之輔,楚共王等著名君主的良臣。黃帝到西周是依時代順序,春秋時期則系分國編排。[39]還有文獻性質仍有爭議,但確是獨立史著的《系年》。以《世本》為例,現代學者一般認為此書可能為戰國晚期人據各國史官長期積累之材料寫成的,其史料價值自不待言。同樣,也提出了對戰國時期史著體例研究的問題。
接下來需要討論的是“語體”類和“子書”類。
從1973年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春秋事語》的出土,到20 世紀 90 年代上博楚簡的發現,使人們意識到類似“事語”這樣的古書在春秋戰國時代數量並不少。春秋戰國時期,語類或事語類的古書非常流行,數量也很大,同一人物,同一事件,故事的版本有好多種,這是當時作史的基本材料。[40]關於這種文體的研究,學界已有相當成果[41],茲不贅述。
這類古書,筆者以為,就史體而言,稱之為“語”較好。《國語·楚語》記載的申叔時的言論,就有“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42]的說法。此外,
《左傳·文公六年》:
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後即命。孔穎達疏曰:“著之話言,為作善言遺戒,著於竹帛,故言著之也。”[43]
《左傳·襄公十四年》:
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44]
《國語·周語》:
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45]
《禮記·曲禮上》還有“史載筆,士載言”[46]的記載。無論是“古之王者著之話言”的“善言遺戒”還是“矇誦”、“庶人傳語”、“士傳言”、“士載言”,經過上下兩個管道,都可能經過選擇而“著于竹帛”,成為史書體裁。
“語”也可稱為“傳”或“說”。比如《荀子·天論》載:“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47]《墨子·非命中》載:“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48]《史記·五帝本紀》載:“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49]這裡的“傳”、“說”、“語”皆可視作是記述歷史故事或傳聞的文本,或是格言彙編。
諸子百家之書也可稱“語”。《史記·秦始皇本紀》載李斯奏請焚書事:
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燒之。[50]
蒙文通先生以為:
殆諸侯之史曰《國語》;《國語》,《春秋》也。大夫之史曰家語;《家語》,亦《春秋》也。此秦焚篇章,《詩》、《書》百家語有禁。史遷亦曰“百家雜語”。諸子書曰家語,曰百家,是固由大夫之史,沿《國語》之號轉變而來。則晏子輩之《春秋》,謂之《晏子家語》可。《孔子家語》,……謂之《孔子春秋》亦可。孟、荀、莊、韓之書,皆應以家語、以《春秋》名。[51]
照此理解,“百家語”是由“大夫之史”演變而來的諸子之書。李零先生曾指出“這些諸子書,往往都是‘借古喻今’,具有寓言的形式,利用‘古’作談話背景。”諸子書的談資除了借用“世”、“書”外,李零先生認為主要來自“語類”作品,儒家喜歡講唐虞三代故事,墨家喜歡講夏禹故事,道家喜歡講黃帝故事,來源就是這類傳說。[52]
筆者以為,第一,雖然“諸子”也或被稱為“諸子百家語”,但是它們和“語”類古書中的故事在形式和性質上的差別是相當明顯的。例如:比篇更小的單位,章是語類古書與其它典籍互見的主要形式,也是《國語》、《戰國策》、《韓詩外傳》、《新序》、《說苑》這類文獻的突出特徵,這與諸子文章那樣——章與章之間有較強的邏輯性相承有別。此外,諸子之書中的各種故事,除《說林》、《儲說》屬於故事結集之外,其它均屬於其思想論述體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是諸子議論文章的有機體。語類古書本身即以故事或者言談為主體,而在諸子之作中,這樣的故事或言談往往熔鑄在其整體的論述中,成為諸子論說文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其獨立性相對較弱。即使像《呂氏春秋》這樣包含豐富故事的作品,它也不是以故事為主體的,故事在它的整個嚴密的體系中,只是提供佐證的素材,大多是在每個主題的論述的文字下邊綴以三兩個故事,以論證此主題。
第二,事語類文章相當於一個資料庫,為諸子所取材。因此,對於事語類古書有很多互見於諸子文章這個現象的理解是:它們或者是同源材料;或者是由更古之語類材料被諸子鍛煉改造,後又被從諸子著作中抽離出來的。語類文章的這個流傳模式為:事語類材料→熔鑄入諸子文章→從諸子文章中抽離。[53]從這個層面上講,諸子書所存留的故事也可為我們所取作為史料以探討其研究史實的價值。正如李零先生曾指出“這些諸子書,往往都是‘借古喻今’,具有寓言的形式,利用‘古’作談話背景”[54],所以在探討研究先秦史實的價值時,可以將此部分與“語”類合併來研究。
據此,筆者認同的“語體”類指的是先秦秦漢間流傳的以存故實寓勸誡、助游談為宗旨的材料,這些材料以章為單位,每章為一個完整的片段(或故事、或言談,或二者兼而有之),章與章之間具有獨立性。[55]
由是,這些春秋戰國時流行的“作史基本材料”為諸子書政論、辯駁類文章所徵引,至少說明,諸子為了表明其言之有理,除直接徵引同時代事實為據外,往往大量追溯有助於己說之春秋以前的史實為例證,而且為了使理由充足,一般來說所舉史實有相當的真實性;即便是古史傳聞,也多應是自古以來流行之說,為時人所相信,這樣,亦即在客觀上為今日從事先秦史研究提供了一批非常有價值的資料,而其本身反映時人政治思想的論述,更可目為“同時代之史料”。
最後,根據以上討論,筆者將楚系簡帛典籍的史料分類列舉如下:
(一)“書體”:指的是流傳到戰國的商周時期記言、記事類的檔案文書。[56]
1.與今本《尚書》所重篇者。有清華簡《金縢》、《說命》三篇等。
2.與今本《逸周書》所重篇者。有清華簡《皇門》、《祭公》,慈利簡《逸周書•大武》等。[57]
3.今本《尚書》、《逸周書》僅存書目者。有清華簡《尹誥》在今本《尚書》有存目,作《鹹有一德》;《程寤》在今本《逸周書》有存目。
4.為今本所失載者。有清華簡《尹至》、《保訓》、《耆夜》等。[58]
(二)“語體”:先秦秦漢間流傳的以存故實寓勸誡、助游談為宗旨的材料。
1.“傳說”:戰國時人徵信的古史材料。有上博簡《容成氏》、《融師有成氏》;郭店簡《唐虞之道》;清華簡《赤鵠之集湯之屋》、《殷高宗問于三壽》等。
2、“故事”:戰國時人作史的基本素材。以春秋戰國故事為主,包括上博簡故事,慈利簡《國語•吳語》等。
3.“語錄”:戰國時的掌故。有上博簡《用曰》;郭店簡《語叢》四篇等。
(三)《楚居》、《系年》和《良臣》:戰國時人所作史料編撰性質的史著。
(四)“子體”:戰國時私家之史乘。[59]
1.戰國時人論述其政治思想時所引述的史料。有郭店簡《唐虞之道》、上博簡《子羔》、《魯邦大旱》、《昔者君老》、《季庚子問於孔子》、《孔子見季桓子》、《武王踐阼》、《子道餓》、《顏淵問於孔子》、《成王既邦》等
2.反映戰國時人政治思想的論述。除上文所舉,還有郭店簡《緇衣》、《五行》、《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忠信之道》、《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老子》、《太一生水》;上博簡《緇衣》、《性情論》、《民之父母》、《從政》、《仲弓》、《恒先》、《內豊》、《相邦之道》、《君子為禮》、《弟子問》、《三德》、《慎子曰恭儉》、《天子建州》等等。
目前,學界對楚系簡帛文獻學分類的意見已較成熟;對包含簡帛史料在內的古史史料的認識也較清醒;筆者據此對楚系簡帛典籍的史料分類作一初步的嘗試,以求得更好的認識。楚系簡帛研究,僅就史料學而言,需要解決的問題就還有很多,例如對新出《尚書》類文獻的史料可信與適用標準的判定;對清華簡《系年》史學體裁的判斷;如何更好的看待“古人多造作故事”這一命題等等。所有這些,對於建立科學合理的古史史料學,對於推動古史研究在未來的研究道路上越走越遠,無疑具有極大的幫助。
(編者按:[2]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王國維遺書》五冊《靜庵文集續編》,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65—69頁。
[3]楚帛書的發現時間,說法不一,這裡採取得是李零先生的意見,也是最為合理的一種意見。參見李零《楚帛書的再認識》,《李零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227—262頁。
[4]駢宇騫:《出土典籍分類述略》,《中國典籍與文化》2005年2期,4期,2006年1—3期;也可參見駢宇騫,段書安:《二十世紀出土簡帛綜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5]李零:《從簡帛發現看古書的體例和分類》,《中國典籍與文化》2001年1期。
[6]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476頁。
[7]按,李零先生所謂“紀年類”,指的是大事記類的古書,這類史書的特點是“以事系年”,而不是譜牒類的“以族統人”。早一點的史書是以“人”和“世”為主,晚一點是以“事”和“年”為主。以事系世,叫“世譜”;以事系年,叫“年譜”。以笔者的理解,清華簡《系年》應該算是類似於《通鑒》的體例。《系年》有學者認為主要敘事線索是晉、楚兩國的霸業爭奪。但是第1 章所載,卻是西周王朝的治亂興衰。此章從武王克商一直講到宣王末年的千畝之敗,時間跨度極大,但敘述線索卻又極為簡潔,僅從繁雜的西周史實中選取了兩起重要事件:一是西周王朝的籍禮興衰,一是西周晚期的厲王暴政與國人暴動。這兩起關乎西周王朝國運興衰的歷史事件,一重天命,一重人事,恰好體現了傳統史學終極思考的兩個最基本主題:一是歷史運動過程中的天命因素,一是歷史運動過程中的人事因素。《系年》的編纂者在啟篇的第一章從繁雜的西周史實中僅選擇安排這兩起歷史內容,顯然不是無意識的。這種史實的剪裁與安排,說明編纂者在思考王朝治亂興衰的歷史本質,探索歷史運動過程的終極原因時,天命與人事正是他所力圖把握、力圖解析的兩個最基本因素。《系年》記錄春秋戰國時期諸侯霸業的興衰,卻以西周王朝的興衰作為序章,並清晰地描述出兩條基本線索,其主觀目的十分清楚,就是不滿足于春秋戰國時期諸侯霸業的事實描述,而是力圖揭示出成敗興衰之歷史表像後面的深層原因,為全篇提供了一段提綱挈領的導讀文字。
[8]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287—300頁。
[9]此篇或謂儒家文獻。
[10]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150頁。
[11][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禮記正義》卷三十四《大傳》,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3264頁。
[12]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127頁。
[13]李學勤:《論清華簡〈保訓〉的幾個問題》,《文物》2009年6期。
[14]李學勤:《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文物》2012年8期。
[15]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三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1頁。
[16]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含〈古書通例〉)》,中國人民大學

中国历史红色绘本故事

出版社,2010年,237—248頁。
[17]陳侃理:《上博楚簡〈魯邦大旱〉的思想史座標》,《中國歷史文物》2010年6期。
[18]陳偉:《試說簡牘文獻的年代梯次》,簡帛網2010年8月20日。
[19]沈頌金:《二十世紀簡帛學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年,331頁。
[20][日]池田知久,西山尚志:《出土資料研究同樣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學精神》,《文史哲》2006年4期。
[21]李零:《從簡帛發現看古書的體例和分類》,《中國典籍與文化》2001年1期。
[22][清]趙翼:《廿二史劄記校證》“附錄二”錢大昕所作序,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886頁。
[23][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532頁。
[24][清]浙江書局輯印:《二十二子》中《文中子·中說》卷一《王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310頁。
[25][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頁。
[26][明]王陽明撰:《王陽明全集》卷一《傳習錄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0頁。
[27]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28頁,311頁。
[28]劉家和:《史學和經學》,《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5年3期。
[29][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三十《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1732頁
[30][清]龔自珍撰:《龔自珍全集·古史鉤沉論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21頁。
[31][清]傅山撰:《霜紅龕集》卷三八《雜記三》,《續修四庫全書》139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709—710頁。
[32]劉家和:《史學和經學》,《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5年3期。
[33]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5頁。
[34]辭海編輯委員會編:《辭海(縮印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0年,816頁。
[35]王玉哲:《漫談學習中國上古史》,《歷史教學》1984年1期。
[36]張懷通:《逸周書新研》,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27頁;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42—55頁。
[37]朱鳳瀚,徐勇:《先秦史研究概要》,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40—43頁,55—56頁。
[38]需要說明的是“今本《尚書》”的所指,收入今傳本《十三經注疏》中的《尚書》,包括“今文《尚書》”和“偽古文《尚書》”,筆者所說的“今本《尚書》”指的是“今文《尚書》”的全文、“偽古文《尚書》”的篇名,並不包含“偽古文《尚書》”的正文。
[39]李學勤:《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文物》2012年8期。
[40]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297頁。
[41]除李零先生的研究外,尚有張鐵:《語類古書研究》,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年;俞志慧:《語:一種古老的文類——以言類之語為例》,《文史哲》2007年1期;李佳:《國語研究》,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葉博:《〈新序〉、〈說苑〉研究——在事語類古書的視野下》,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王青:《古代“語”文體的起源與發展——上博簡〈曹沫之陣〉篇題的啟示》,《史學集刊》2010年2期;俞志慧:《古“語”有之:先秦思想的一種背景與資源》,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夏德靠:《論先秦語類文獻形態的演變及其文體意義》,《學術界》2011年3期;徐建委:《說苑研究——以戰國秦漢之間的文獻累計與學術史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等等。
[42]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486頁。
[43]《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左傳正義》卷十九上《文公六年》,4003頁。
[44]《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左傳正義》卷三十二《襄公十四年》,4250—4251頁。
[45]《國語集解》,11—12頁。
[46]《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禮記正義》卷三《曲禮上》,2705頁。
[47][清]王先謙撰:《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316頁。
[48][清]孫詒讓撰,孫啟治點校:《墨子間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274頁。
[49][漢]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46頁。
[50]《史記》,255頁。
[51]蒙文通:《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3頁。
[52]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221頁。
[53]葉博:《〈新序〉、〈說苑〉研究——在事語類古書的視野下》,9頁。
[54]李零:《從簡帛發現看古書的體例和分類》,《中國典籍與文化》2001年1期。
[55]葉博:《〈新序〉、〈說苑〉研究——在事語類古書的視野下》,11頁。
[56]當然也包括春秋戰國時人根據商周原始檔案材料整理編纂過的文獻,如《金縢》即帶有這種強烈的整理編纂痕跡。
[57]此外據韓巍先生講,清華簡《芮良夫毖》也可能屬於此類材料。
[58]此外據韓巍先生講,清華簡《周公之琴舞》也可能屬於此類材料。
[59]白壽彝:《戰國、秦漢間的私人著述》,見《中國史學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38 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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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先秦文化-簡述楚系簡帛典籍的史料分類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先秦文化-簡述楚系簡帛典籍的史料分類;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274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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