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也談新出唐《上官婉兒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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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也談新出唐《上官婉兒墓志》

（華南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

新近唐《上官婉兒墓志》出土，引起了轟動效應。考古界立即公布史料，學術界討論不絕。顯然是值得肯定的兩件好事。學術猶如積薪，後來居上也是趨勢。有學者認爲上官婉兒被殺，是唐玄宗準備與太平公主的展開一場惡鬥的序曲，有學者認爲婉兒在中宗朝後期立場起了變化。有的學者則認爲從文學與政治的角度，可以重新探討婉兒在唐代政治史中的地位，幷指出，墓志發現前臺灣學者鄭雅如女士《重探上官婉兒的死亡、平反與當代評價》（《早期中國史研究》第四卷第一期，2012年）一文，“一些主要結論未因墓志的發現而動搖，這也提醒我們不能迷信新出土文獻的作用”。
我們則注意到鄭文的兩處論述及兩條注釋。一是前言中對玄宗編婉兒遺集說的考异中有叙述主張玄宗編集說者的文字，幷在注釋中引：“黃永年《唐史十二講》（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247——249”；二是指出“婉兒在中宗朝受到重用，還有一個脉絡值得注意，那就是中宗朝幷未否定武周政權且仍然給與武氏特殊的政治地位。”注引：“黃永年將中宗朝視爲武則天擘畫的李武政權的延續，對于理解中宗朝的政局頗具啓發。見黃永年：《李武政權》，收入氏著《唐代史事考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頁93—117。”可見，鄭氏此文曾參考推進了黃氏上述論文的若干觀點。
黃先生在《李武政權》中爲避免頭緒過多，對于婉兒幷未過多著墨，這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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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婉兒在李武政權中本屬二三流的小脚色。但後來在《武則天真相》（即鄭文所注《唐史十二講》參考者）一文中展開了論述，現略引黃先生說法如下：
武則天是愛好文學藝術的，她會做詩，傳世的《升仙太子碑》如果真是她手書而非代筆，從書法來講也是够水平的。她所寵幸的上官婉兒也是個女詩人。但《武則天》書裏所說她倆“對于唐代文化高漲大有貢獻”，則未免誇張的太過分。當時武則天宴集賦詩，看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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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后主以“狎客”與“女學士”賦詩的把戲差不多。武則天和上官婉兒的詩篇，《全唐詩》裏收輯了一些，像前面所引《石淙詩》之類的“聖制”（“均露均霜標勝壤，交風交雨列皇畿。”），就實在幷不見得高明。憑這點宮廷文學就能“對于唐代文化高漲大有貢獻”，實在叫人不好信服。上官婉兒被劇本寫成十分純潔、十分正面的人物。試看兩《兩唐書》的后妃傳，就不對了，她只是個會結黨營私弄陰謀的女人，尤其是中宗李顯即位，她封爲昭容（二等嬪妃）以後，她和中宗的皇后韋氏以及武三思等掌權者勾結在一起，中宗的太子李重俊（不是韋后生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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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壓迫，發動宮廷政變，也要殺她但沒有成功。到中宗去世。她草遺詔，起用中宗的弟弟相王李旦輔政，這是她想脚踏兩隻船。接著李旦的兒子李隆基發動政變，殺死韋后，上官昭容也被抓了起來，她拿出遺詔的草稿來，希圖討好李旦徐圖免死，後來成爲唐玄宗的李隆基不受她矇騙，堅决把她殺掉，至于事後玄宗“令收其詩筆，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張說爲其序”，不過是不以人廢言的意思，不能像武則天書裏所說“殺得冤枉”，玄宗“自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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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後悔”。
由于黃文系針對郭沫若《武則天》劇本所發評論，語氣不免激烈一些，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即上官婉兒是唐前期宮廷中一個有野心的政治類型的婦女，是武氏勢力的殘餘，草遺詔立李旦爲輔政屬於政治投機性質，對其文學地位則是評價也不高。對照鄭文，其第二部分“中宗朝的上官婉兒”之下則以“位高權重”、“文壇領袖”：“婉兒與韋后的關係”這樣三節加以論述，鄭文對李隆基殺婉兒表示惋惜，幷引同時代人的見解爲證；幷揭示出“李隆基對韋、武勢力及女性參政者皆持强烈反對的態度。”後者顯然發揮了黃先生所持把李武政權改變爲李氏獨家掌握名實俱得的政權之代表人物爲李重俊、李隆基與容忍武氏勢力的中宗、睿宗不同的觀點，黃先生後來還探討了李隆基登基後對皇后、兄弟、皇子、及宰相亂政的防範措施。當然鄭文也敏感地注意到李隆基政變之初以殤帝名義而非相王發號施令的內情，這顯然埋下後來李隆基與太平公主之爭的伏筆。鄭文第四與第五部分“睿宗朝政爭與平反婉兒”、“余論：接受‘玄宗編集說’的政治情景”則升華了文學與政治的主題。這顯然是鄭文在論述婉兒時除李武勢力交葛這條綫索之外的另一條叙述脉絡。鄭文指出，平反婉兒可作爲睿宗、太平公主反擊李隆基的籌碼，婉兒開闢了一代政風幷具有影響力等。
筆者認爲鄭說難以成立，封建社會皇位正常交替者尚有“一朝天子一朝臣”之法則，更何况政治鬥爭中（這種鬥爭非個人品德及路綫方針之爭，而只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鬥爭）的失敗者，顯然是樹倒猢猻散罷了。如清代雍正朝的“阿其那”、“賽思黑”在乾隆、嘉慶朝不僅影響蕩然無存，就連“阿其那”、“賽思黑”的真實含義也無人知曉。上官婉兒作爲政治鬥爭的失敗者，要從其官方禮葬的墓志中發現與官方定調的异說是不可能的（有學者敏銳地注意到墓志中未見婉兒“惠文”謚號。顯然下葬前未有所謂平反之事）。她作爲中宗的二等嬪妃的地位（皇家人）、及與李隆基間尊親屬名分（伯父的小姨娘），是她受到禮葬的根本原因，墓志中不可能有揭露真相的文字，所有的多爲含糊敷衍之詞（如對包括婉兒祖、父、本人參與政治鬥爭橫死原因的叙述）正好印證了這一點。如果對此墓志大做推敲附會，則難免要重蹈永泰公主墓志所雲非武則天所殺而爲難産而死的覆轍。這也再一次說明，對于出土文獻要重視但不能迷信。這也是爲什麽出土墓志銘數量雖多，但由于其諛墓之文的性質，要在歷史研究上起到探微發覆功能者寥若星辰的原因。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4年5月17日16：24。）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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