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論金文“禱”及“禱＋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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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論金文“禱”及“禱＋器名”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一、前言
金文「」字乃是一個常見的器名修飾語，多用於青銅器自名之前，諸如鼎、簋、簠等，此字雖常見於金文，但後世不傳，故至今仍有多種考釋，專家意見莫衷一是。青銅器的自名問題，始終是學界研究的熱點之一，學者多半認為青銅器自名之前所使用的修飾詞，往往能標明該器的性質、用途或功能，然因此字考釋尚未獲得較大共識，故學界對於前綴此詞之青銅器物，亦難以進一步斷定其屬性，筆者以為若能釐清此字之構形與字義，將對於相關青銅器之性質或功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金文「」字之構形與甲、金文所見的「」字密切相關，而多年來學界對於「」字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故本文擬先探求金文「」字之構形原理與字義，再以研究成果推斷綴有此字之青銅器性質，希冀能於前人研究成果之上，尋求此字考釋解讀之線索。一己之得，不揣簡陋，尚祈方家指正。

二、《說文解字》對「」說解之檢討
（一）、論《說文》分析「

金文-論金文“禱”及“禱＋器名”

」之讀音問題
《說文解字．五篇下》云：
，脩飯也。从食聲。饙。或从賁。餴。或从奔。[1]
根據許慎的說解，「」从食聲，而旁又可換作賁、奔等字，顯然三者關係密切。《說文》亦收「」字，其說解云：
，疾也。从夲卉聲。从此。[2]
《說文》將「」收於部首「夲」之下，而夲的字義與字音也很值得注意，另外尚有幾個關係密切之字，以下一併引出。《說文解字．十篇下》云：
夲，進趨也。从大十。大十者，猶兼十人也。凡夲之屬皆从夲，讀若滔。[3]
同樣从夲且與字有關者，尚有「奏」字，《說文解字．十篇下》云：
奏，奏進也。从夲从从屮。屮上進之義。 古文， 亦古文。[4]
此外尚見从手从之「拜」字，《說文解字．十二篇上》云：
拜，首至地也。从手、。音忽。　古文拜。拜，揚雄說：拜从兩手下。[5]
由上可知，許慎於字條下指出其从卉聲，又於拜字條言其音為忽，字作為聲符時又可與賁、奔互換，顯然的音韻與賁、奔、忽相關，而仔細分析字可知，其所从之部首乃是「夲」，「卉」字屬曉母微部，「賁」、「奔」則屬幫母文部、「忽」屬曉母物部，文、物、微三者主要元音相同，乃為嚴格對轉關係，可見彼此確實音韻相近。至於相關的「奏」與「拜」二字，其中「奏」屬精母侯部，但據《說文》分析可知許慎顯然認為此乃會意字；至於「拜」字屬幫母月部，許慎、徐鍇皆認為在「拜」中為意符，朱駿聲則主張「拜」从聲，讀為忽，可見文字學者對此字仍有不同看法。許慎《說文》之分析，固然成為後世學者考釋上述諸字的論證基礎，但在甲骨文、金文逐漸為人所認識後，卻開始得到較大的挑戰與修正。
利用古文字材料檢討《說文解字》對「」字之分析者，當屬姚孝遂以及冀小軍二位先生的說法影響力較大。姚孝遂首先根據甲骨文「」之形體，指出《說文》對此字之分析有誤，其於《甲骨文字詁林》「」字條下之按語云：
《說文》以「」、「奔」皆从「卉」聲，而金文「奔」作（孟鼎），下从三「止」，篆文从卉乃形體之訛變。金甲文「」皆為獨體，與「卉」無涉。《說文》訓「」為「疾」於典籍無徵。揆其初形實當為「黍」字。[6]
姚先生將「」釋讀為「黍」固然有可商議之處，不過其指出甲、金文之「」乃獨體字，其字形當與「奔」無涉，《說文》混淆兩者誤以為是合體之文，誠可謂真知灼見。其後陳漢平、冀小軍根據甲骨卜辭，主張「」當釋讀為文獻中的「禱」，有祈求義，[7]同時冀先生對於《說文》「」字之形體分析亦進行檢討，其指出：
事實上，對源於《說文》的字傳統讀音，在古文字中是曾出現過反證的，這就是金文中的字。字作ｄ等形，在金文中每每與邾國之「邾」連用，孫詒讓認為就是邾國曹姓的本字。由於有文獻記載可與金文互證，所以把此字讀為曹絕大多數人都是同意的。……金文字的正確釋讀與隸定，對《說文》提供字讀音提出了有力的反證，因為無論字音、音賁，還是音忽，其聲韻與曹和棗都相去甚遠並不具備相通的條件。[8]
冀氏乃於孫詒讓對金文為曹字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指稱字之讀音不應是《說文》所言為、賁或忽，而是和曹或棗等幽部字較為接近。換言之，若之音韻屬幽部，則亦可進一步加強釋為禱之說的合理性，準此，冀氏更進一步注意到《說文》所从之部首「夲」，由於「夲」讀音滔，屬透母幽部，與曹、棗、禱等字韻部相同，因此冀小軍認為字應分析為从卉夲聲，《說文》所謂「从夲卉聲」是錯誤的。[9]冀氏說解雖是目前影響較大者，但將視為形聲字仍是有誤，且就和字形而言，兩者仍有連結度不夠緊密之疑慮，因此如郭沫若等學者視其為所從不同之字。[10]不過根據西周早期《伯簋》（集成4073）「唯用（祈）萬年，孫孫子子永寶」，雖然「祈」一詞僅見於此器，但西周中晚期多見「祈匄」、「祈賜」的動詞連用形態，故字似乎從冀說理解為幽部字的「禱」仍是較為穩妥的。
經過姚先生之辯證，首先可知「」乃是一個不可拆解之獨體字，和「奔」、「賁」等字亦無關係，「」字也難以拆解為从夲卉聲或从卉夲聲。其次通過和的辭例對比，可進一步確認此字讀音非屬文、微或物部，而是冀先生所指出的幽部字。若以此結論進一步推衍「」字，則知此字可分析為从食聲，讀音亦當屬幽部字。
（二）、論《說文》分析「

金文-論金文“禱”及“禱＋器名”

」之本義問題
《說文》指出之本義乃為「脩飯」，段玉裁注對此有進一步解說，其云：
脩，各本作滫，誤。今依《爾雅音義》引正脩，〈倉頡篇〉作。脩之言溲也。水部曰：汰也。飯者，人所飯也。，《爾雅》作饙，〈釋言〉曰：饙，餾稔也。孫云：蒸之曰饙，均之曰餾。郭申之云：今呼音脩。飯為饙，饙均孰為餾。《詩》釋文引字書云：饙，一蒸米也。劉熙云：饙，分也。眾粒各自分也。按《大雅》洞酌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箋云：酌取行潦，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於此小器，而可以沃酒食之。餴者以有忠信之德，齊絜之誠，以薦之故也。此謂以水熱飯。古語云飯。[11]
段玉裁引《爾雅》、《詩》等書「饙」之說解，指出脩飯為饙，而饙即指現今的蒸飯。朱駿聲在《說文通訓定聲》中，也持類似看法，其云：
按，者，奔之誤體。今系於此，如今北方蒸飯，先以米下水，一涫漉出來再蒸勻熟之，下水涫之曰饙，再蒸之曰餾。[12]
段、朱二氏說解基本不出蒸飯之說，其差別在於段注仍依循許慎將、饙、餴視為同字異體之脈絡加以說明，朱駿聲則直指「」所从之為奔之誤體，顯然其並不認同「」字之存在。
若以目前學界所梳理出的構形演變系統以及古文字材料，重新檢視《說文》對字本義之說解，的確會產生二方面之問題：第一，段玉裁所舉文獻例證乃「饙」、「餴」二字，而未見「」字，亦不怪朱駿聲會認為「」字根本是「餴」之誤字。若按照前賢對字形之分析，則、饙、餴屬不同系統之字，傳世文獻對於饙、餴字義之說解，顯然未能直接對應「」字之本義。第二，「」字多作為器名修飾語，目前所見前綴「」字之青銅器有粢盛器、盛肉器以及水器等，但未見一般認為用以蒸米之器－青銅甗之前，其中與食器較有關者為簋、鼎、簠，然而青銅簋和青銅簠乃是粢盛器，青銅鼎則多半被認為是烹煮肉食之器，皆非蒸飯之器。由此可見，《說文》關於「」字本義為「脩飯」之說解，可能無法順利解釋金文「」字之內涵，據此，則有必要重新思考「」之本義。
根據前文從讀音與本義兩方面對《說文》「」字之說解的檢討，目前可以得出幾個初步結論：第一，《說文》所言、饙、餴為同字異體之說，恐不可信，所从之，與賁、奔非屬同一系統之字，故三者當非同字，因此之讀音當屬幽部字，而非文部或微部字。第二，《說文》言之本義為「脩飯」，然而文獻之中只見「饙」或「餴」，未見字，故「脩飯」義僅能解釋饙、餴之本義，未能以此對應之本義。由此結論再進一步檢視「」之構形，則可得出兩種分析，第一種為「」僅是聲符，無義，故「」可分析為从食聲，其於文獻中可能是另一個構形完全不同的幽部字。第二種為「」是聲符兼義符，可分析為从食从，亦聲。準此，「」與「」兩者除聲音外，意義上可能也存在密切關係，有鑑於、二字後世已不傳，欲窺得其本義則需從古文字材料入手，故下節將從古文字所見之「」相關辭例進行分析。

三、金文「

金文-論金文“禱”及“禱＋器名”

」字及相關說解之檢討
（一）、金文「

金文-論金文“禱”及“禱＋器名”

」字相關辭例
金文「

金文-論金文“禱”及“禱＋器名”

」字相關字形甚多，以下按器類將辭例擇要列出，方便後文討論：
1.簋類
(1).犬簋（集成3608晚商或西周早期[13]）：犬作父彞。
(2).敔簋（集成3827西周早期）：用厥孫子，厥不（丕）吉。
(3).鼒簋（集成3732）（西周早期）：用作簋。
(4).伯幾父簋（集成3765西周中期）：伯幾父作簋。
(5).伯康簋（集成4160-4161西周中期）：伯康作寶簋，用饗朋友，用王父王母。
(6).伯喜父簋（集成3837-3839西周晚期）：伯喜父作洹簋。
(7).仲叀父簋（集成3956西周晚期）：仲叀父作簋。
(8).孟姬簋（集成4071-4072西周晚期）：孟姬自作簋。
(9).散車父簋（集成3881-3886西周晚期）：散車父作姞簋。
(10).鄧公牧簋（集成3590春秋早期）：鄧公牧作簋。
2.鼎類
(1).姚鼎（集成2068西周中期）：姚作鼎。
(2).穆父鼎（集成2331-2332西周中期）：穆父作姜懿母鼎。
(3).戴叔朕鼎（集成2690-2692西周晚期）：戴叔朕自作鼎。
4).叔夜鼎（集成2646春秋早期）：叔夜鑄其鼎。
(5).叔液鼎（集成2669春秋早期）：叔液自作鼎。
(6).伯氏姒氏鼎（集成2643春秋早期）：姒氏作嬭嫚（）鼎。
3.簠類
(1).弭仲簠（集成4627西周晚期）:具旨，弭仲無彊。
(2).叔虎父簠（集成4592春秋早期）：邾叔虎父作杞孟辝簠。
(3).養伯受簠（集成4599春秋中期）：作其元妹叔嬴為心媵簠。
(4).番君召簠（集成4582-4587春秋晚期）：番君召作簠。
(5).太宰簠（集成4623-4624春秋晚期）：太宰欉子鑄其簠。曰余諾龔孔惠，其眉壽以，萬年無期。4624器則云：「鑄其簠。曰余諾龔孔惠，其眉壽用，萬年無期。
(6).陳曼簠（集成4595-4596戰國早期）：作皇考獻叔盤，永寶用簠。
4.其他類
(1).匽侯盂（集成10305西周早期）：匽侯作盂。
(2).戲伯鬲（集成666-667西周晚期）：戲伯作齍。
(3).鄭刑叔蒦父鬲（集成580春秋早期）：鄭刑叔蒦父作（）鬲。
(4).魯司徒仲齊盨（集成4440-4441春秋早期）：作皇考伯走父盨。
(5).婁君盂（集成10319春秋晚期）：婁君伯居自作盂。
(6).黃大子伯克盆（集成10338春秋時期）：黃大子伯克盆。
根據以上所舉辭例，可以歸納出幾個現象：第一，根據西周早期《敔簋》（集成3827）「用厥孫子，厥不（丕）吉。」以及春秋晚期《太宰簠》（集成4623-4624）「眉壽以」、「眉壽用」的辭例，可知字可作動詞，有祈求義。第二，西周中期《伯幾父簋》（集成3765）器名修飾語作；西周晚期《散車父簋》（集成3881-3886）共六件，器名修飾語或作「」或作「」，說明金文存在和互相通用的現象。第三，根據西周中期《伯康簋》（集成4160-4161）「用饗朋友，用王父王母。」可知與饗的意義關係密切，其差別僅於饗之對象為朋友，之對象為王父王母。由此亦知，《說文》以「滫飯義」訓解字確不可信。第四，通過、字形體之比對，可知可从、奏（）等形，此現象說明甲骨文原本涇渭分明的和奏（）字，確實於金文已產生混同；同時通過《魯司徒仲齊盨》（集成4440-4441）的「」字和小邾國的、、（）等字比對後可知，「」和「棗」形應當可以互用，證明兩者聲音關係密切，當如冀小軍、陳劍所言是一字形體之分化，[14]並非部份學者所認為是完全不同之字。第五，使用「＋器名」之青銅器，多為簋、鼎、簠、盨等食物容器，偶有盆、盂等水器，根據學界對這些器皿功能研究之成果，亦可協助瞭解字之本義。
通過以上五個現象之歸納，有助於進一步理解「」字的基本表現狀況。基本上，從字不僅偶爾與字混用，甚至有時可以表祈求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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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而論，說明字所从之並非只是單純的聲符，而兼有義符之功能，旁顯然亦可表義，因此字應當分析為从食从，亦聲。至於的字義演變脈絡究竟為何，則更需進一步考察。
（二）、金文「

金文-論金文“禱”及“禱＋器名”

」字相關說法檢討
關於金文「」字的字形與字義，過往已有不少學者利用古文字材料進行分析，例如馬薇廎、龍宇純、陳初生、冀小軍、張連航、陳劍、孟蓬生、何樹環、來國龍、陳英傑以及單育辰等人，[15]皆或多或少涉及此字之考釋與討論，這些成果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第一，主張此字从食从奏，理解為奏進、薦進之義。支持此說者有馬薇廎、
陳初生、陳英傑等人。馬薇廎認為此字从食从奏，讀為饋，奏有奏進、薦進之義，進食於神明，亦即饋之意，與「饋」字異構同義，一者為會意字，一者為形聲字。[16]陳英傑則在馬薇廎的意見下，進一步辯證與奏的音讀與構形關係，其主張兩字音韻關係接近，而「奏」亦當分析為从廾从，亦聲，兩字同源，但其以為當讀為後世之饋，為幽覺部字。字義方面，陳英傑亦同意進獻之說，認為乃指向已去世的父祖進獻食物，銘文中用來修飾鼎、簋、簠、盨、盂等食器，由進獻食物引申為一般的宴饗義。[17]
此種說法的特點在於主張「从食从」與「从食从奏」乃是同字異體之關係，並且利用奏之字義解釋字，認為有進獻食物之義。本文基本同意其進獻義之說，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金文未見獨立之「奏」字，難以爬梳「奏」字在金文時期的發展狀況，雖就字形而言的確可以確認兩者存在同源關係，金文時期也存在混用現象，不過金文「」字用例甚多，其字義亦有一貫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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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故是否可逕自將从之字以「奏」義解釋，並將、奏二字視為一字異體，似仍欠缺更堅實之證據。
第二，主張此字从食从，釋為禱。支持此說者有冀小軍、陳劍等人。冀
小軍利用孫詒讓的研究成果，參照甲骨文辭例，主張「」應讀為幽部字之「禱」，並將金文作為車飾名稱的「」字釋為幽部字之「雕」，顯見其支持「」讀幽部字之立場。冀先生雖於文中提及將處理金文中字之問題，然不知何故，後文卻未見相關論述，[18]不過就全文脈絡而論，其應主張屬幽部字之說，惟字義為何並不清楚，故本文仍將之列於此處。繼承冀氏之說，而影響力較大者尚有陳劍，其同意將「」讀為「禱」之意見，甚至進一步系聯金文的「」與「」字，認為兩者皆由字分化而出，並主張「」字當讀為群母幽部之「仇」，至於「」則是讀作精母幽部之「棗」。[19]換言之，陳劍顯然認為金文由分化之字，其讀音皆屬幽部字。此外，陳劍更指出「奏」之古文字結構是从収从，其以為《說文》之古文字形「」之左旁，可能是右部的簡省訛變形體，顯然也認為奏與字之形體有關。[20]不過整體而論，陳劍論述重點在於「」字，對於其他从之字較少涉及，亦難以看出其對「」字之釋讀為何。
此類說法的特色在於利用孫詒讓釋「」為「曹」的成果，主張將甲骨文的「」釋讀為同韻部的「禱」，具乞求義，而金文从之字皆當讀為幽部之字。此說獲得較多學者的認同，不過其不足之處在於僅解決「」本身以及部份从之字的音義問題，並未對本文的研究重點「」字進行相關考證或釋義，儘管如此，本研究成果仍具參考價值。
第三，主張此字从食从，釋為饙。龍宇純基本同意《說文》釋饙之說，
但其認為「」、「奏」二字在金文分化為二字，並主張甲、金文的「」字當為「茇」字初文，有除災求福之義，同時也將从之字釋為从犮聲，尤其著重「拜」字的釋讀與分析。[21]龍先生釋茇之說，亦受不少學者青睞，其部份觀點仍具備高度參考價值，諸如其指出金文「」、「」、「」三字有類似文例，皆作祈求義，三字只是繁簡不同而已。又如其將金文「」形與「奏」字分開理解，認為「」與「」當為一字，加艸者只是表示其屬性，並不將此字視為「奏」字。上述觀點雖未針對「」之形義進行討論，但對於認識「」字使用狀況的理解則有相當大的助益。
第四，其餘重要諸說。除上述三種主流說法以外，另有部份學者針對或
从之字提出不同看法，例如：孟蓬生從改釋的角度切入，主張將過去釋為「奏」之字改釋為「」，認為从从収，収亦聲，並指出過去釋曹的字，當从女从棗，與此字無涉。孟先生並將過去認為釋奏之甲骨文，改釋為，至於金文从之字亦一併改釋，但文章並未涉及字之討論。[22]何樹環則認為是「漆」的表意初文，作為祭名、祈求義時讀為「祈」，作為車馬服飾時則讀為「漆」，其並進一步系聯「」，認為此字當讀為「來」，至於「匹」則讀為「弼匹」。來國龍則從古音學角度切入，主張字當讀為「粢」、「齍」、「栥」等字，指祭器，或作動詞，指「祭祀」。單育辰則釋為棗，將字改分析為从食从棗，讀為「羞」，亦解為進獻義。上述諸說影響力固然較小，但對於推進从之字的釋讀工作仍有貢獻，故本文列於此處，以備參考。
綜上所述，可統整出目前學界大致的研究成果。首先，學界普遍認為「」與「奏」字構形密切相關，甚至發展出一派將从食从之字，釋為从食从奏的說法。其次，通過「」和「曹」之釋讀，主張讀為幽部字之說影響力甚大，亦有學者依此通則將从之字皆讀為幽部字。第三，學界普遍將「」字與字系統區分開來，儘管陳劍認為「」為的分化字，但整體而言，仍將「」字劃分於的系統之外，本文亦是如此。根據學者的研究進程而論，目前已可更聚焦的討論其他从相關之字，然而遺憾的是，目前真正對於字進行釋讀的說法仍然少見，僅有釋為从食从奏以及从食从棗兩種看法，字義持進獻之說。而進獻說的釋義雖然可信，但字形方面相關論證皆較為不足，亦與整個字發展的脈絡不合，故當有重新分析之必要，本文下節即利用目前研究成果，重新對字之本義進行檢討，並同時考察「＋器名」之代表意義。

四、「

金文-論金文“禱”及“禱＋器名”

」字本義及「

金文-論金文“禱”及“禱＋器名”

＋器名」之考察
據金文文例分析可知，金文字與有時可以互用，而之右旁亦見从棗之形者，同時參考學界目前研究成果，當可進一步認定為幽部字，其字義當與字有密切關係，以下則針對之本義進行探究。
（一）、論金文「

金文-論金文“禱”及“禱＋器名”

」字之本義
由甲、金文的演變脈絡來看，「」是所有从之字的源頭，因此釐清「」字在甲、金文的發展狀況，有助於理解「

金文-論金文“禱”及“禱＋器名”

」字之本義。「」於甲骨文多作祭祀名或動詞，祈求義，由商入周後亦未改變。從幾個西周早期的青銅器銘文可以看出此現象，例如：《叔簋》（集成4132）「唯王于宗周」、《盂爵》（集成9104）「唯王初于成周」、《夨令方彞》（集成9104）「明公易亢師鬯、金、小牛，曰：用。」等等，說明西周王朝建立初年沿襲了商代的祭傳統，經常於宗周、成周等地進行祭祀，不過這個作為祭祀名的「」在西周中期以後逐漸消失，西周晚期已經幾乎看不到這個用法。同時又可從不少西周銘文找到其用作祈求義之例證，諸如西周早期《季寧尊》（集成5940）「季寧作寶尊彞，用福」、《伯簋》（集成4073）「用追孝于厥皇考，用祈萬年」。至於西周中期的《衛鼎》（集成2733）：「衛肇作厥文考己仲寶鼎，用壽，匄永福」、《鐘》（集成246）「用卲格喜侃樂前文人，用壽，匄永令」以及西周晚期的《簋》（集成4317）「實朕多御用壽，匄永令」等等，皆顯示「」的目的多為祈壽，「用壽」甚至成為西周晚期銘文的常見套語之一。除上述二義之外，「」在西周時期僅產生了一個新的字義，即用作車馬服飾器名，然而此字義用途鮮明，與其他从之字義沒有混淆，故此不另贅述。
商周之際，「」分化出另一個从食的「」字，主要作為器名的前綴修飾詞，其使用時間始於西周早期，晚至戰國。西周早期「」偶爾也作動詞用，亦是祈求義，如《敔簋》「用厥孫子，厥不（丕）吉。」只不過「」與「」的詞性表現不同，其並非及物動詞，此處當理解為「祈求後代子孫大吉」。此外，作為器名修飾語的「」字亦見和「」混用之情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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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中期的《伯幾父簋》（集成3765）「伯幾父作簋」，原本應以字之處，卻寫作字；西周晚期六件銘文相同的《車散父簋》（集成3881-3886）器名修飾語卻同時可見和二字，說明兩者字義有一定程度的相互交涉。再通過西周晚期《伯康簋》（集成4160-4161）「用饗朋友，用王父王母」以及《弭仲簠》（集成4627）「音（歆）王賓，具旨」可知與饗當是一組意義互涉的字，楊樹達指出：「此器（按：弭叔簠）云歆王賓，與士昏聘禮所以禮賓者，禮之隆殺，容有異同，然天子遣使至臣下之家，傳達王命，既畢事，臣下已敬王賓之故，設具而饗宴之，固禮之宜也。」[23]可見楊氏亦將「」視為宴饗之義。由此來看，西周時期的「」字不僅是常見的器名修飾語，同時亦作動詞，其義似兼有宴饗與祈求兩重字義。雖然在西周時人的眼中，其與「」字的關係仍有區別，不過因為聲音相同，構形接近，加之字義也有重疊之處，因此有混用之例。
值得注意的是，西周作為祭祀名或祈求義的「」字，在東周幾乎不見。同一時間，「」字在春秋早期產生更進一步變化，《太宰簠》（集成4623-4624）「太宰欉子鑄其簠。曰余諾龔孔惠，其眉壽以，萬年無期」、「鑄其簠。曰余諾龔孔惠，其眉壽用，萬年無期」此兩句銘文非常相似，此處之「眉壽用」與西周時代的「用壽」文例相似，「」本是常見於西周的祈壽動詞，而「眉壽用」顯然意即「眉壽用」，說明「」已可承擔「」的字義與功能，至於「眉壽用」則可視為東周發展出來的新興句式。此外，春秋早期《伯氏姒氏鼎》（集成2643）「伯氏姒氏作嬭鼎」以及《鄭刑叔蒦父鬲》（集成580）：「鄭刑叔蒦父作（）鬲。」說明、兩字也有互用現象，顯然東周時期从之字的區分恐怕沒有如此嚴格。
若根據上述現象重新從歷時性的角度加以考察，可以圖示大致勾勒出「」與「」字從商代到東周的發展狀況：

由此可知，「」原本即是「」於西周時期分化出來的一個字，主要作為器名修飾詞，不過隨著時間推進「」的字義發展產生較顯著地變化，從、互通以及取代之情況看來，「」字在東周時期可能完全地取代已死的「」字。其證據在於，《太宰簠》（集成4623-4624）在祈求眉壽的動詞使用了「」字，正是說明「」後來應是吸收了字的祈求義，成為整個發展脈絡下最後的留存者。而《養伯受簠》（集成4599）「作其元妹叔嬴為心媵簠。」此處字似乎亦可朝祈求的方向理解，當是作為叔嬴出嫁後用於祭祀之器，此亦是某些媵器所具備之功能。[24]。換言之，本文以為金文「」之所以增添形旁「食」分化而出，除一方面乘載了「」字表祈壽、祈福之義，另一方面也強調「食物」之進獻，整合來看當理解為「進獻食物以祈求」。
本文對於金文「」字本義的推斷，除就字義歷時性發展考察外，尚可根據銘文前後的文意脈絡求索，例如：
《叔夜鼎》（2346）：叔夜鑄其鼎，以征以行，用鬻用蒸，用祈眉壽。
《叔液鼎》（2669）：叔液自作其鼎，用祈眉壽，萬年無疆，永壽用之。
《徐王鼎》（2675）：徐王用其良金鑄其鼎，用鬻魚腊，用饗賓客。
《毳簋》（3931）：毳作王母媿氏簋，媿氏其眉壽萬年用。
《孟姬簋》（4071）：孟姬自作簋，用追孝于辟君武公。
《番君召簠》（4584）：番君召作簠，作享用孝，用祈眉壽。
《婁君盂》（10319）：婁君伯自作盂，用祈眉壽無疆。
根據以上銘文可看出，以「」形容的器皿主要用於祈求年歲之長壽，祈求對象可以是作器者本人或是作器者的父母，同時也可以用來追孝祖先。除此以外，還可用來「以征以行，用鬻用蒸」或是「用鬻魚腊，用饗賓客」，說明的確和黍稷之類或其他食物的關係十分密切。
若按照以上推論，將置於器名之前的字朝以食物為主的祈禱、祈求義方向思考，其所代表之可能內涵又是為何？《說文．一篇上》云「禱，告事求福也。」段注無進一步說明，據此僅可知「禱」為一種求福的儀式，然而查考先秦古籍可發現關於「禱」的論述如下：
《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
《周禮．小祝》：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罪疾。……乃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
以上兩段為《周禮》論及「禱」內涵的文字，關於「大祝」部份，鄭司農注云：
禱謂禱於天地社稷宗廟，主為其辭也。春秋傳曰鐵之戰，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若此之屬。
鄭司農強調「禱」之內涵在於對天地社稷宗廟的祈求之辭，並舉《左傳．哀公二年》衛太子之禱辭為例。值得注意的是，從衛太子禱詞內容可以發現，「禱」是向先祖求福，以祈自身能於戰爭之中安然無恙，以免令祖先蒙羞，此處內涵與金文頗有相符之處。賈公彥在《周禮．小祝》疏則說：「求福謂之禱，報賽謂之祠，皆有祝號，故總謂之禱祠之祝辭。」兩者皆說明「禱」是一種向上天祈求的儀式，並強調禱辭之重要，但並未指出「禱」的過程是否使用盛裝黍稷或犧牲之青銅禮器。不過《墨子．天志下》卻有一段較詳細之論述，其云：
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犓豢其牛羊犬彘，絜為粢盛酒醴，以禱祠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25]
此段說明天子向上天禱祠求福時，仍確實需使用犧牲、黍稷等祭品進行儀式，並非僅僅是言語上的禱告。《韓非子．外儲說》更見一段談論秦襄王患病，百姓為之以牛祈禱，病癒後殺牛賽禱的紀錄。除此之外，近年出土之包山、葛陵等楚簡亦見不少祭禱簡冊，內中可見不少使用犧牲進行祭禱之記載，由於紀錄甚多，此處不一一贅舉。顯然正式的祭禱過程中，並非僅有禱辭即可，尚須進呈相關祭品與犧牲，而自然也需要裝盛犧牲、黍稷的青銅禮器。
總而言之，本文以為金文「」字之本義，從字形字義的發展脈絡、銘文前後的文意脈絡以及先秦文獻的三方面佐證，可以推斷其本義可能是「進獻食物以求福」，旁增食部，乃是強調其藉由進獻食物以祈禱的特色，故「＋器名」則應理解為裝盛食物而進行祈禱之器。
（二）、論「

金文-論金文“禱”及“禱＋器名”

＋器名」之內涵與意義
既已確定「」字之本義，那麼對於前綴「」字之器物亦當再度進行爬梳，藉由新的視野重新觀察其性質與功能。關於器名前綴語的討論甚多，過往學者已有相當結果，[26]目前大致可分為「修飾性前綴語」如：寶、龢；「功能性前綴語」如：羞、薦、媵等等，若以「」字本義分類則應屬功能性前綴語。然而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器名前綴「」字之器物從藝術史視角觀之，是否能符合前文推論之字義？同時器物是否可能因器名前綴「」字，而使研究者對其性質之認識有所改變？前文已述及，使用「＋器名」之青銅器包括簋、鼎、簠、盨等食物容器，偶有盆、盂等水器，據統計，見器名前綴「」字的青銅器共51件，包含簋19件、鼎12件、簠11件、鬲2件、盨1件、盂2件、盆3件、敦1件。其中簋、簠、盨、敦屬於裝盛穀物的粢盛器，鼎則為盛肉或烹煮肉食，鬲亦是用來盛煮醬羹或是裝盛穀物，基本皆屬於祭祀時負責裝盛食物的禮器，故前綴形容詞為「」並無太大問題，符合本文「進獻食物以祈求」的釋義。然而較為衝突者則是一般認定的盂、盆等水器亦前綴「」字，如此又該如何看待這些水器之性質與功能？以下就盆、盂兩器之功能與性質進行論述。
先秦文獻記載關於盆的功能有二：其一為盛水，見《儀禮．士喪禮》「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階下。」鄭玄注：「盆以盛水。」其二為盛血，見《周禮．地官．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鄭玄注：「盆以盛血。」由此觀之，先秦文獻中的盆多用以裝盛液體事物。不過據陳芳妹研究指明，在春秋中、晚期青銅粢盛器的發展曾發生過一次變革，即是「敦」一躍而起，取代西周以來做為主要粢盛器皿的「簋」，而這個禮器史的轉變關鍵中，「盆」正是作為兩者之間的過渡類型，其云：
在器形發展史中，敦與簋也可能有傳承關係。此簋與敦器形相關，功能相代的現象，是粢盛器發展史中的巨變。但這種變化並非一蹴而幾的，它有過渡類型來緩衝，那就是盆形器。論器形，盆與早期類型的敦－平底敦僅一間之隔；盆與衰落中的簋形器可能也有關係；論出現的時間，盆約產生在簋、敦地位轉換的過渡時期，即春秋早、中期，在功能上，盆作為粢盛器，開啟敦取代簋的端倪。[27]
陳芳妹認為過去先秦古籍與學界一向視盆為水器，而忽略其粢盛器之性質，據器形發展史脈絡而論，盆當有上承簋以及下啟敦之地位，而盆作為粢盛器之可能性自然大增。除此之外，陳芳妹更考察青銅盆之器名前綴詞，發現除使用字外，尚使用「饗」、「食」、「旅」等字，其中光緒年間出土於湖北襄陽太平店朱家柵出土的《曾孟嬭諫盆》（集成10332）之銘文：「曾孟嬭諫作饗盆」以及湖北隨縣鰱魚嘴出土的《息子行盆》（集成10330）銘文：「鄎子行自作食盆，永寶用之」皆能強力佐證盆為食器或粢盛器之說法。再就墓葬出土器物之排列組合而論，西周到東西周之交，簋是主要的粢盛器，墓葬中搭配之水器則常為盤、匜成組，然其考察春秋早、中期曾出土青銅盆之九座墓葬，其中七座皆有盤、匜，食器部分則另有鼎，可見盆大體伴隨水器盤、匜同出，相對來說，這七座墓葬正好缺乏粢盛器簋，且不見其他黍稷之器，因此盆代粢盛器而興的可能性應比作為水器更大。[28]由此看來，過去長期視盆為水器而使得「盆」一詞難以理解，如今亦豁然開朗，若據上述考察結論，則盆作為粢盛器之可能性較大，那麼將「盆」理解為「裝盛黍稷用以祈禱之盆」，正可對應字本義以及盆的粢盛功能。
至於青銅盂，一般認為是水器，《韓非子．外儲說上》「為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則水方，盂圜則水圜。」以及《呂氏春秋．慎勢》「功名著於盤盂」，皆從盂與盤類水器連言的角度而言，顯見盂屬水器之性質頗為人所知。但也有學者認為盂是粢盛器或食器。許慎《說文》即云：
盂，飯器也，从皿于聲。
盂為食器之說尚見其他傳世文獻，《儀禮．既夕禮》言「兩敦兩杼盤匜」，鄭玄注引《公羊傳．宣公十二年》義疏以為杼為盂之假借字，其功能為盛漿湯，顯見盂於鄭玄心中乃是盛食器的一種。近代學者支持此說者如馬承源，其所著之《中國青銅器》即將盂歸入飪食器，並云：
盂，大型盛飯器，兼可盛水盛冰，一般為侈口深腹圈足，有獸首耳或附耳。體型都比較大，因其鑄造需要銅量大，耗資較巨，故出土的數量也少。這類大型食器有的自名為「盂」、「盂」，是熟飯的意思，知其主要用途是盛放熟飯。[29]
儘管馬承源對字採用了《說文》較不精確的解釋，但從器形學的角度而論，
確實無法否定盂作

关于中国历史的故事生动

為粢盛器之可能性。關於此點，陳芳妹亦曾撰文作更進一步的論述，其云：
遼寧凌源出土匽侯盂，代表了西周早期時，盂形器在演變中，走向簋形器特點的例證。自名為「盂」，卻是「饙盂」，作為粢盛器用，功能與簋相同。形制則是彎形附耳、器壁曲線外張而侈口，保持了盂形制特點，其口徑34公分，比一般的簋大些，但也比大型的盂小得多，其高度24公分，口徑34公分，就容量說當與一般粢盛的簋較近，而與大型的盂極不同。知早周已有「較小的盂」也作粢盛之用。[30]
根據陳芳妹的考察可知，盂始見於商晚期，其器形與功能原本與簋有別，但因基本器形相近，故在日後的演進過程中，產生器形與功能相互重疊之現象，上舉《匽侯盂》（集成10305）正是其功能與粢盛之簋混同的例證，而其自名「盂」更是指明此器粢盛的性質與功能。由於盂的器形較為基本，其演變過程較易與其他器形產生密切關係，如春秋戰國時期亦與盆、鑑等器類有相混情形，李零曾試圖將盂與盆兩種器類進行連結，並從銅器自名角度探討，認為盆形器的兩大類為盤與盂，淺腹者為盤，深腹者為盂，又將盂分為水盂、食盂、酒盂三大類，指出盆在東周時期屬食盂的一種，與簋是一大類。[31]如此一來，盂盆不僅可視為同一大類器皿，更可合理地歸入於粢盛器的範疇。不過見有「盂」一詞的青銅盂數量不多，僅有2件，除《匽侯盂》（集成10305）之外，尚見春秋《婁君盂》（集成10319）。察其器形可知是介於盆與盂之間，通高12.8cm，寬33.2cm，屬於較小的盂一類，從器形上看，作為粢盛器的可能性的確相當高。儘管如此，盂基本上仍較常被視為水器，其作為粢盛器似具客串性質，[32]由於發生的時間亦不甚長，故可說明何以字較少作為盂之器名修飾詞。
此外，尚應注意前綴「」字器物的祭器性質，2004年4月中國國家博物館徵集入藏《晉侯簋》與《簋》，兩者形制相同，《晉侯簋》簋銘為「晉侯乍（作）田簋」，《簋》則作「作寶簋」，二者均器蓋同銘，其形制與岐山董家村窖藏出土之廿七年衛簋相近，故時代當屬西周中期偏早。朱鳳瀚指出此《晉侯簋》當是晉侯為夫人田所作器，而該簋可能是作為日常食器使用，晉侯為其妻作器，故相對其妻而言可自稱「晉侯」，而自用食器則可以私名自稱。此一套器乃是歸晉侯夫人所保有的一套體現晉侯與夫人親情的私人家用器。[33]筆者認為若考慮器名前綴「」字之義，則《晉侯簋》似亦有作祭器之可能性，西周時期父親或丈夫為女兒、妻子製作祭器之例亦不罕見，如《仲師父鼎》（2743-2744）銘則云：「仲師父乍（作）季始（姒）寶尊鼎，其用享用考（孝）于皇且（祖）帝（嫡）考，用賜眉壽無彊（疆），其子子孫萬年永寶用享。」故《晉侯簋》也可能是晉侯作予田用以進獻祈求的祭器，未必如朱鳳瀚所言僅為日常食器使用。
綜上所論，前綴「」字之青銅器類多有作為盛放牲肉或是黍稷等食物之功能，而無論從字本義或相關文例進行考察，甚至是從器型學之角度切入，皆可證明有以牲肉或黍稷等食物進行祭禱之意義，而過去學者多將「＋器名」視為盛飯之器的重要依據，今則宜改理解為裝盛祭禱食物之禮器，可更符合各器類所屬之功能，以及銘文前後的通讀。

五、 結語
本文重新檢討金文「」字的相關解釋與文例，並針對「＋器名」進行新的詮釋與解讀。首先檢討《說文》對「」字的說解，再結合前賢學者的研究成果，指出「」字應屬幽部字，而非文部或微部字；同時針對字義「潃飯」重新檢討，認為典籍未見「」字，難以將訓「饙」之潃飯說，等同於之本義。其次羅列金文所見之文例，歸納其現象，並且重新爬梳甲骨文字的發展脈絡，檢討學界對於「」之研究成果。最後指出「」字應讀為幽部字之禱，其本義當是延續甲骨文字之祈禱義而來，其不同之處僅是強調進獻食物以進行祭禱，與一般的祭禱略有不同。同時考察銘文見「＋器名」之各種器類，結合藝術史學者之研究，發現前綴字之器類若從器形學觀點切入，亦皆有作為裝盛牲肉或黍稷之功能，正可印證字「進獻以食物祭禱」之本義。
不過，儘管本文針對「」字進行了詳細的爬梳，並提出可能之假說，但綜觀「」字之演變史，可知其與其他从相關之字存在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例如奏、拜等字與、之關係皆未能釐清，然此相關問題牽涉廣泛，則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與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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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記：本文已發表於《東華漢學》第廿一期（2015年6月），頁1-30。
本文寫作蒙林宏佳老師，張惟捷、張宇衛學長，謝博霖、王詩涵同學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指正，眾人之助，銘感於心。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5年11月1日23：22。）

[1]漢．許慎、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 頁220。
[2]同上註，頁502。
[3]同上註。
[4]同上註。
[5]同上註。
[6]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1477。
[7]在冀說提出之前，陳漢平較早主張甲骨文「」釋「」，讀為「禱」。詳見氏著，《屠龍絕緒》（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頁52-53。不過由於冀說較為詳細完整，後人多引用之，影響力較大，故本文亦從冀文為主，相關說法見冀小軍，〈說甲骨金文中表祈求義的字－兼談字在金文車飾名稱中的用法〉，《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1991.1），頁37-38。
[8]同上註，頁38-39。
[9]同上註，頁40。
[10]郭沫若認為字原作，从女从棗，此字最為正確，即邾姓曹之本字也，以棗為聲。它器字
所以从棗旁，頗為字相近，舊誤釋為，故不得其解。然棗與有皎然不相紊之處，試就等字以比較之，即得。氏著，《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頁198。
[11]漢．許慎、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221。
[12]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813。
[13]此器年代多著錄為西周早期，裘錫圭則認為從字體看，其時代應屬晚殷，其說可參。裘錫圭，〈器探研〉，《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頁139。
[14]冀小軍指出「字除邾友父鬲之所从確為棗字外，其他大抵从，郭氏所謂『與字有皎然不相素之處』，可能是指其中有一二橫畫，而常見的字卻沒有。其實，金文中作偏旁的字也帶有橫畫的，如，而字所从又有無橫畫的，如上揭杞伯簋之。由此可知，這一二橫畫的有無，並不影響其本為一字。所以郭氏等人將此字全部隸寫作，是不妥當的。與應該是一個字的不同寫法。」見冀小軍，〈說甲骨金文中表祈求義的字－兼談字在金文車飾名稱中的用法〉，《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1991.1），頁39。陳劍亦持類似看法，但更詳盡的梳理關於字的演化過程，詳見陳劍，〈據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頁36。
[15]馬薇廎，〈彞銘中所加於器名上的形容字〉，《中國文字》第43期（台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印，1972），頁1-16。龍宇純，〈甲骨金文字及其相關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卅四本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3），頁405-433。陳初生，〈福考〉，《古文字研究》第19輯（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537-543。冀小軍，〈說甲骨金文中表祈求義的字－兼談字在金文車飾名稱中的用法〉，《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頁35-44。張連航，〈釋〉，《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續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1995.9），頁147-151。陳劍，〈據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頁20-38。孟蓬生，〈釋〉，《古文字研究》第25輯（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267-271。何樹環，〈字再探與兼釋〉，《中山人文學術論叢》第六輯（澳門：澳門出版社，2005），頁329－356。來國龍，〈釋「逨」與「逑」－兼談古文字中的拼音字〉，《饒宗頤國學院院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3），頁171-195。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9），頁457-476。單育辰，〈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3.1.23發表）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004　
[16]馬薇廎，〈彞銘中所加於器名上的形容字〉，《中國文字》第43期，頁6-8。
[17]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頁457-476。
[18]冀小軍，〈說甲骨金文中表祈求義的字－兼談字在金文車飾名稱中的用法〉，《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頁35-44。
[19]陳劍，〈據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頁31。
[20]同上註，頁36-37。
[21]龍宇純，〈甲骨金文字及其相關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卅四本下冊，頁405-433。
[22]孟蓬生，〈釋「」〉，《古文字研究》第25輯，頁267-271。
[23]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0月），頁197。
[24]媵器用於祭祀的例證，尚可見《蔡大師鼎》（集成2738）「隹正月初吉丁亥，蔡大師媵許叔姬可母繁，用祈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之。」、《黃君簋蓋》「黃君作季嬴媵簋，用易眉壽，黃耇萬年。」等器。
[25]清．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210。
[26]器物稱名相關研究甚多，最新成果可參照何樹環，〈兩周銅器稱名與時代綜合考述〉，《青銅器與西周史論集》（台北：文津出版社，2013），頁85-224。
[27]陳芳妹，〈盆、敦與簋－論春秋早、中期間青銅粢盛器的轉變〉，《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卷第三期（1984夏季號），頁65。
[28]同上註，頁77。
[29]馬承源，《中國青銅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163。
[30]陳芳妹，〈簋與盂－簋與其它粢盛器關係研究之一〉，《故宮學術季刊》第一卷第二期（1983），頁98。
[31]李零：《入山與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255-256。
[32]陳芳妹：〈簋與盂－簋與其它粢盛器關係研究之一〉，《故宮學術季刊》第一卷第二期（1983），頁106 。
[33]朱鳳瀚，〈對與晉侯有關的兩件西周銅簋的探討〉，《古文字研究》第廿九輯（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327-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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