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文化-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的回顾和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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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的回顾和前瞻

一
我很高兴能在有生之年来到这里参加这样一个盛会。我想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来参加“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了。
在我这个即将谢幕的老人身上，像这样的“最后一次”的感觉，也许是偶然的，但事情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意味还是对我有所触动。我又一次感受到了个人生命的短暂和文化传承的久远，同时也感受到，这个系列性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是使我们的短暂生命融汇于久远文化的一种有效方式。在我晚年所做文化反思的过程中，这个研讨会给了我很大的鼓舞，给了我多方面的启发，使我常有“吾道不孤”之感。让我在这里对在座各位新老朋友表示我由衷的谢意!也请允许我对前6次会议的情况做一点回顾，使我这篇告别式的讲词有一个自认为合适的开场白。
认真追溯这个研讨会的渊源，应该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当时，大陆上持续10年之久的“文革”刚刚结束，正要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可以说是百废待兴。“百废”当中，自有学术。关注中国发展的海外学者当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人类学、社会学界的朋友如金耀基先生、乔健先生、李沛良先生，还有从台湾到香港讲学的杨国枢先生，他们出于对中国学术发展的爱护，讨论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界在理论和方法上过分

依赖西方的现象，并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的长期讨论主题。
这是一个使我感到非常熟悉和亲切的题目。70年前，我就是在吴文藻先生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这一主张下进入人类学、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那是我第一次学术生命的开端。经过一段历史的曲折，当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正在开始的时候，我又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我感到自己又一次被召唤。
我注意到，金、乔、李、杨几位先生提出的讨论主题首先在台湾得到响应。1980年底，台湾举行了“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研讨会”。我通过对会议进行报道的大陆媒体了解到了该会的一些情况，认为它对中国学术发展具有建设性，表示希望今后能扩大举行。经过一番努力，重新确定名称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第一次会议于1983年春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两岸三地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隔绝了很久之后汇聚一堂，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学术和文化问题，我也有幸与会并参加了讨论。我想，那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必须说，那是让我难忘的经历。
转眼之间，18年匆匆过去。在各位同人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把那个良好的开端延续到了今天。当年参加研讨会的陈岱孙先生、梁漱溟先生、梁剑韬先生等老朋友都已经过世了。我自己日渐衰老，进入老而未死的这段时间。我要求自己做一点文化反思。我愿意相信，先我们而去的陈岱孙先生、梁漱溟先生、梁剑韬先生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老一辈学者，是带着对人文世界的思考告别这个世界的，是带着希望后人把人文世界改造得更加美好的心情告别我们的。由于科学分工的原因，我们所在的学术领域可能不同，研究的具体题目也不一样，但可以相信，我们是“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我们关注的大题目是一致的，总题目是同一个，也就是我们坚持了多年的这个研讨会所标示的主题：现代化与中国文化。我们都希望中国文化在全球现代化潮流中取得发展的主动权，实现新的复兴。
18年来，在这个总题目下，我们先后确定了7个主题进行研讨，展开交流。这7个主题分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影响、中国家庭及其变迁、宗教与伦理、中国人观念与行为探讨、社会科学的应用与中国现代化、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科技发展与人文重建。我想，这些题目既表达了我们大家对国家发展现实与前途的关心，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标尺，来衡量我们对国际背景、国家现实的认识和思考的深度，来检测我们提出的思考成果可以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应用于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文化复兴的实际进程当中。通过前六届会议，我们已经提出了相当丰富的思考成果。这次会议之后，我们的成果会更加丰富。我衷心地为这些成果的出现和积累而高兴，并且把这些成果理解为我们大家在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致力于人文重建的初步努力。
就我个人而言，当上述7个题目被并列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在我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到今天的学术工作中，所面对、所思考并为之奔波的，始终都是可以归入这些问题的题目。事实上，我写下的许多文字，都可以用“现代化与中国文化”这个题目的内涵加以表述。这样说，应该不算过分。因此，在今天这样一个场合，在“科技发展与人文重建”这样一个题目下，我愿意不揣冒昧地把自己一生中的全部学术工作理解为一个大陆学者在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为人文重建而尽的一份心力。
二
我这一生，基本上经历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各个时期。这段历史里，先后出现了三种社会形态。一是农业社会；二是工业社会；三是信息社会。从现实看，这三种社会形态的关系不是你来我走，而是同时重叠并存，三位一体。这个三位一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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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形态的形成过程，包含着两个大的跳跃。先是从农业社会跳跃到工业社会，又从工业社会跳跃到信息社会。我用自己造的一个词汇概括这三个阶段和两大变化，叫做“三级两跳”。
第一跳，是中国从传统性质的乡土社会开始进入一个引进西方机器生产的工业化时期。这是我开始从事学术工作最主要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我的工作主要是了解中国传统的基层社会情况，在此基础上了解中国如何进入工业革命。具体工作是从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开始，在瑶山里真正接触到了基层的情况。当时那是一个一点现代工业都没有的社会。我把调查到的情况记录在了《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里边。后来，从瑶山到江村，接触到了一个已经引进现代机器，初步的工业生产已经开始引起社会组织发生变化的个案。我根据在这个村庄里所做的调查写成了《江村经济》一书。再往后，到编写《云南三村》的时候，我从个案分析进入到了类型比较阶段，对现代工业进入中国农村的条件和过程有了更多的认识。解放后，我在这个方面的工作一度中断。改革开放后又继续进行，在《行行重行行》中接着记录中国农村引进工业、发展乡镇企业的进程，直到农村工业产值占到了中国工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
第二跳，是中国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发展的一步。这一步开始于我生命过程中的最后一段时间。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碰到了又一个大的社会变化。我这样一个生在传统社会里的人，事实上一直在经历着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作为一个见证人，我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引进西方机器所带来的工业化过程还在继续着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信息时代。以电子产品为媒体，来传递和沟通信息，组织工业生产和商贸流通，甚至组织社会生活，由此带来对传统人文世界的猛烈冲击——这是全世界都在开始的一场大变化。虽然我们一时还看不清楚这个变化的过程，但我们可以从周围事物发展的大量事实中确认，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太快，我们显然在面临着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问题。我们的第一跳还在进行当中，不少地方还没有完成，现在又要开始一个更大幅度的跳跃了，而且整个世界的发展不容许我们有任何的犹豫和迟缓。人家是准备好了开始起跳，我们虽然准备不足，也不能不开始起跳了。
这样的现实，也使我面临新的问题。70年前开始的题目尚未完成，了解中国如何进入工业革命的任务还在继续，又要开始一个新的题目，即了解中国如何进入信息时代，思考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时代站稳脚跟，继续发展。接二连三地碰到社会形态的大变化，接二连三地接到时代给予的题目，对一个人类学、社会学工作者来说，我当然会感到十分庆幸。但因为这种变化幅度太大，速度太快，我的力量又太有限，尤其是“第二跳”引起的大变化又发生在我年老力衰的时候，要及时跟上去，更有点力不从心之感。我在进行自我“补课”的同时，非常迫切地需要从同行学者那里吸取思想上的营养，需要大家帮助我尽量缩小我的认识和世界现实的差距。我是带着这样的心情来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因此，我在“科技发展与人文重建”这个主题下陈述我的意见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以为自己对这个问题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解，而是要在在座各位面前坦诚地讲出自己的所思所想，以便各位更加真切地了解我思想上的不足和认识上的局限，从而惠我以真知灼见。同时，为了比较清楚地说明乃至反思我对于今天所讨论主题的思考过程，也许有必要对我过去曾经试图接近这个主题时的情况稍作回忆，亦请各位见谅。
三
回想起来，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人文世界里可能出现的问题，我最迟是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注意到了。我曾经在当时写下的文章里讨论到比较具体的问题，表达出了自己的想法。在《幸福单车的脱节》(1945)一文里，我写下的第一句话就是“科学并不一定带来了幸福”，这个看法的根据，是我当时在美国做实地访问时接触到的大量事实。在《机器和疲乏》(1945)一文里，我的想法略做展开，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科学的发明推进了技术：第一是新动力的利用，第二是把每个劳工的动作化繁为简，第三是加强了各劳工间动作的组合。以往，不论在农业或工业里，体力是生产活动的主要动力。身体是生产的惟一的基本机器。手脚之间，手指之间，耳目手之间，成为一个有机的配合。两只手，创造了人类的文化。……技术的发明，大大地增加了人类的生产力。可是从生产活动本身说，有机配合，靠人的神经系统的配合，一变而为机械配合，靠力学原理的配合了。这样把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完全改变了。以往人总是主，……技术变质后，主要的配合离开了人，人成了整个配合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从属部分了。……参加活动的劳工却是在简单的从属动作中去服侍机器。各个人的动作因为机器的总配合中也得到了配合。配合的中枢不是人而是机器。人可以变成机器的一部分。
这是我在初访美国时，从事实中获得的一个观感。虽然在当时随笔式的文字中来不及做比较深入的分析，但是已经可以清楚地意识到，科技发展带来的大工业生产，已经开始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能够改变世界基本关系的力量，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也许会渗透到整个人文世界。
从愿望上讲，科技发展本身的建设性作用，应该包括促进完成个人在社会里的参与。所谓个人在社会里的参与，就是充分地承认每个人之间的相依性和互相的责任，把个人动作的配合体系贯通于集体活动的配合体系当中。这样说来，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人和人的相互性也就是丰富人性内容的力量。可是，如果我们把生产活动分割在其他生活部分之外，单就这一部分的活动去组合一个趋向于全球性的分工合作体系，同时又在别的部分上鼓励着个人化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的发展，技术的日新月异，反而会使其负面作用凸现出来，造成一种并不适合人性发展的社会情态。
这些当时写在随笔文字当中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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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半个多世纪，现在再看，不能说是无谓的担忧。这半个多世纪，科技发展的速度和花样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人文世界也随之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小的时候，可以直接接触的自然物还是很多的。现在可以直接接触的自然物却越来越少了，很多已经经过了人文的改造。过去纯粹作为自然之物的动物，如牛、羊之类，现在居然可以借助科技手段进行复制了。电脑和网络的发展，更是在我所熟悉的人文世界里增加了一个让我感到陌生的虚拟世界。这个虚拟世界的出现，使大批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年群体的交往方式、交际手段、交流语言都在发生着一点也不虚拟的深刻变化，影响着当代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
在上个世纪最后一段时间里，我曾经从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带给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变化，预感到21世纪将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全新面貌。为此我曾写过文章，呼吁“从小培养21世纪的人”。我谈到，20世纪是个世界性的“战国时代”，大意是20世纪里的国与国、地区与地区、文化与文化之间，都有着明确的界限。这个界限是社会构成的关键。不同的区域、文化、政治实体依靠这种界限来维持内部秩序，并形成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共同经历过的历史事实。而在当今科技以加速状态发展的情况下，将来是怎样的，我们谁也不清楚，谁也不敢说。我们对新时代、新条件尚不清楚，自然不能预言。但有一句话可以说，就是需要适应已被改造过的和正在改造着的自然，变化了就要去适应。适应的第一步，就是认识现实，理解现实。历史不能退回去，科技发展也不会停下来。不能拉住科技发展轮子，等另一只轮子，能做的就是在落后的一面多用点力量，在人文世界的健全、均衡、和谐方面多做点努力。
四
科技快速发展时代的人文重建，范围很广，题目很多。我比较关心的，是科技发展所带动的经济全球化现在碰到的文化多元化问题，是我们这些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的人如何为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调适做出切实的努力。
在我们共同经历的最近半个世纪里，科技的发展对促成不同人文类型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确实提供了技术上的方便。有不少学者用“全球化”这个概念来描述这种人类不同群体和文化之间发生的交流与融合现象，来概括世界性的交互影响正在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深刻变化。我想，在我们找到更恰当的词汇来描述这一变化之前，“全球化”这个词仍然是有意义的。不过，至少在目前，我们所说的“全球化”，实际上更多是就人类的经济和科技活动而言，若是天真地认为“全球化”正在造就一个文化一体的世界，那就离开实际情况有太大的距离了。
以我亲身经历的许多具体事情可以证明，由于人类不同群体在文化上的差异，同样一件事情、一句话，会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引起不同的反应，甚至会出现倾向相反的反应。相信大家也都有过类似的观察和体验。我在50多年前写《初访美国》一书的“后记”时曾说，各种文化里长大的人不容易相互了解，这是当前世界的一个严重问题。以往，世界上各地的人民各自孤立地在个别的处境里发展他们的生活方式。交通不便，往来不易，各不相关。现在却因交通工具的发达，四海一体，门户洞开，没有人能再闭关自守，经营孤立的生活了。在经济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世界分工合作的体系，利害相联，休戚相关，一个世界性的大社会已经形成，但是各地的人民却还有着他们从个别历史中积累成的文化。这些不同的文化，向属于不同文化的人民提供着不同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信仰、社会理想。所以，一方面是迅速扩展着的互联网大幅度缩短着文化群体之间的距离，是经济上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是跨国公司在体制和市场方面对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各种制度的明显冲击，另一方面，则是政治上的各行其是，文化上的各美其美。文化之间的频繁交流，不等于文化差异的消失。
让我在这里把话题回到“三级两跳”。“三级两跳”中出现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全球化已经开始碰到了文化多元化的大问题。文化是什么? 就是共同生活的人群在长期的历史当中逐渐形成并高度认同的民族经验，包括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伦理准则、社会理想、生活习惯、各种制度等等。这是在千百年的历史中形成的民族经验，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拿现在的中国来说，我们固然在科技、经济等方面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往更加频繁，共通之处越来越多，但我们的老祖宗经过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文化遗产却不会随着这种“全球化”的发展而全部消失。实际情况恐怕正相反。
我们的文化传统正逐渐引起众多有识之士的注意，引起政府和人民的重视，引起不同文化的兴趣。我们说大陆人民和台湾同胞“血浓于水”，所谓之“血”，指的主要就是我们共同拥有的文化传统之血脉。相信随着世界性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交往的不断加强、日益加深，中华民族的儿女会更多地感受到对我们自己民族、我们自己文化的肯定和认同。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正在为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所承认、所了解、所喜闻乐见。一些深切了解西方现代文明之缺陷的西方学者，更是呼吁要与中国展开跨文化的对话，试图从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中寻找解决西方现代文明内在矛盾的方案。我愿意把西方学者的这种努力也理解为目的也是在科技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寻找人文世界的重建。
五
科技快速发展时代的人文重建工作，需要全世界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家携手努力。我们在“现代化与中国文化”这个主题下讨论人文重建问题，意味着我们应该意识到，面对一个在新的世界中全人类将持续面对的大问题，我们这些属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社会学、人类学工作者，应该有一份特殊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应该争取在这个问题上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我们的老祖宗曾经提出过“和而不同”的社会理想，我们应该让这个古老的理想在新的时代发挥出新的建设性作用。
对于“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交流模式的探讨，各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家尽可以见仁见智，提出不同的研究方法。我个人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相信，在人类历史上，文化的发展从来没有采用过单一的模式。即使现在，也同样随着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区分。
70年以来，我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包括20世纪以来的实证主义方法，对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进程中的文化变迁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调查和思考，得出的看法并非单线进化论。单线进化论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人文世界的变化有一个单一的、直线上升的、台阶式的阶段性。这一点恐怕不能完全排斥，但我们同时应该注意到，在文明进程中，不同的文化走过了不同的道路，文化发展并非都是单线式的。好的东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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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积累在共同的文化中，不适宜的被淘汰了。文明进程是一个能去旧创新、有选择、新陈代谢的过程。这种过程是必然的。其中很妙的现象在于，一时认为没有用的文化，沉默一个时候又会出现，发扬起来，还很解决问题。因此，任何过于武断的结论，都不适宜于文化问题的讨论。
我想，在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验证的这个道理，对于信息社会同样具有意义。“信息社会”到底会怎样，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而只能模糊感到，这种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社会形态，正在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和文化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信息社会里，将出现取代体力劳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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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劳动的新型劳动方式。表面上这种劳动方式似乎很简单，其背后潜在的力量却十分之大。进入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之后，各种文化的自我价值认识必然会遇到很大的挑战，我们仍然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发展会是单线进化的。信息技术能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这是肯定的。但运用信息技术的还是人，而人是生活在不同的文化或价值观念体系中。这样的生活必然给人的创造带来深刻的影响。所以，“和而不同”的道理在将来的社会里还是有用的。
我希望，“和而不同”能够成为我们在科技快速发展时代进行人文重建的一个基本共识。从抱持这个理想，到实现这个目标，要走很长的路。50多年前，我在《文化的隔膜》一文里已经写过：
世界上各式各样文化里长成的人现在已开始急速地渗透往来，我们必须能相安相处，合作同工。可是我们在心理上却还没有养成求了解，讲容忍的精神，说不定我们因之还会发生种种烦恼，种种摩擦。在将来的历史家看来，也许会说我们在建立天下一家的世界过程中曾付出了太大而且不必需的代价。
我是不希望付出太大代价的，而且我还抱有比较乐观的想法。相信经过历史的磨合，最后靠中华民族的经验和人类的经验，我们一定会建立起一种新的人文精神。
当然，我们现在的认识还远远不够，这跟历史有关。过去一段时间，在19世纪到20世纪里，我们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太多了。应该回过头来，重新认识一下，有一个文化自觉。在最近几次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我用“和而不同”来概括我国文化传统中人文价值的基本态度，也用“和而不同”来展望21世纪的人文世界可能出现的面貌。这不是我的发明，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产。我反复申说这4个字，包含着我个人对百年来社会学、人类学在认识世界方面诸多努力的一个总结，也隐含着我对人文重建工作基本精神的主张，更饱含着我对人文世界未来趋向的基本盼望和梦想。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学术研究既要体现于人文世界的实际面貌，同时又必须为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提出值得追求的方向。
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榜样可以学习的。我的老师潘光旦先生继承包括“和而不同”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主张“中和位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教益。他所代表的老一辈学者为我们开了一个头，提出了看法，指出了方向。我希望多少能把它接下来，传下去。但真正的做，要靠下一代了。任重道远，可以大有作为。我觉得自己已经到了“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候，但我又说过，中国现代化这条大船却很沉重。我寄希望于下一代开船的人，掌舵的人，相信下一代能解决问题。因为我们中国的历史长，人又多，久经考验，应该能在21世纪找出一条路子来，而这条路也是21世纪人类的路子。
在就要结束这篇讲词的时候，我想特别强调一下争取文化选择的自决权问题。在人文重建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接受外国的方法甚至经验，但所走的路要由自己决定。文化自觉、文化适应的主体和动力都在自己。自觉是为了自主，取得一个文化自主权，能确定自己的文化方向。相应的，在我们这些以文化自觉、文化建设为职志的社会学、人类学工作者来说，也要主动确定自己的学科发展方向。我在第二次学术生命开始的时候，曾经在《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中提出了自己的宣言，提出了人民社会学、人类学的道路。所谓应用社会学、人类学是指结合实际的、为人民寻找道路的社会学、人类学，任务是很明确的。我认为，这门学科承担着为人类了解自身的文化、认识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以及为探索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处之道提供知识和见解的使命。当然，社会学、人类学者可以很轻易地告诉人们，我们关注的是人文世界的面貌及在其中的人们“和而不同”地相处的逻辑。但是要真正实现这一认识、理解和相处的目标，远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人文重建的艰巨任务，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地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全力以赴，前仆后继。
最后，让我用“和而不同会有日”这句话来表达我一向的信念——在我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是最后一次来参加这个系列讲座的时候，再次表达出这一信念应该是适宜的；同时，我再借用一句“家祭毋忘告乃翁”来表达我在此时此地的心情——在我这次来参加文化交流活动的时候，想到将来两岸统一时的“家祭”，我想也是适宜的。我们在文化上毕竟是同宗同祖、同根同源一家人。
本文是作者在第七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上的讲话。
2001年10月
（资料来源：《费孝通伦文化与文化自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编 群言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13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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