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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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述论

中国的史学遗产极为丰富。有学者认为，20世纪之前，“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1〕。中国的文学史论遗产同样极为丰富，并有自身的理论形态，值得认真梳理。中国古代文学史论与史学、文学理论等往往交织在一起。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是一种涵括一切文献的“泛文学”观念，至今仍有文史不分的说法，不像西方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运用科学的逻辑方法分离出文学与其它学科的界限。因此，对文学史研究有直接影响的某些史学、文学理论应在我们的视阈之内。
一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叙述首先得提及孔子。孔子的《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史书，司马迁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旧文“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整理而成，主要记载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春秋》对文学史论的贡献至少有二。一是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实，后世编年史基本上沿袭此法，这对后人撰写编年体文学史、作家年谱、文学大事记等类型的文学史著影响久远。二是《春秋》于客观记事之中“寄其微言大义”，故有“春秋”笔法之说，对后代学者撰写文学史影响极大。有当代学者认为：“新文学史既然是史，又与现代政治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研究中就必有禁忌，因而要有精神准备，在史德遇到考验时，能够站稳脚跟。古时所以创造了‘春秋笔法’，就因为在不让讲真话的时候，可以隐蔽地讲真话”〔2〕。
孔子的《论语》提出“十世可知”〔3〕，即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历史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4〕的进化论思想，“不以人废言”〔5〕的治史准则，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重要内容。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6〕，“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7〕，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
司马迁著《史记》，成为中国史界之太祖。他寓激情于历史的叙述之中，使《史记》成为“无韵之离骚”，《史记·货殖列传》注意分析各地因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差异而形成不同风格，这些对后来的文学史研究有着直接影响。他的治史原则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8〕。著史不仅单纯记事，而且要考察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的原委。虽然“述往事”为主，却以“知来者”为旨。这些理论已达到历史哲学或文学史哲学的高度。他在《史记》中还从史家的视角专门以《乐书》记载了“乐”。
班固撰《汉书》，开断代史先河。《汉书》删取刘歆的《七略》而著成《艺文志》，第一次把“艺文”作为史家的研究对象并独立出来写入通史。《艺文志》著录汉兴以来歌诗28家，314篇，“总序”叙述了汉代求书、藏书、校书的历史，交代了《七略》的概况和《艺文志》的内容，然后便依仿《七略》分六略分别著录各类图书目录。每种作品之后均有小序，说明此类作品的源流与特色，每略之后又有总序。《艺文志》把诗赋与六艺诸子分开，独成一略，表明作者注意到诗赋作为纯文学作品与学术著作的不同，诗赋略总述辞赋之流变，具有文体史的特点，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文体分类意识的觉醒与进步。班固著史强调史料的翔实，他说自己只是“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并以“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的作史原则贯穿于写作过程。班固注意影响文学流变的自身因素，认为“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9〕汉乐府“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10〕。他还注意探讨影响文学特征和发展的外部因素，如关于政治对文学的作用，他认为：“周室大坏，诸侯恣行，……制度遂坏，陵夷而不反，桑间、濮上，郑、卫、宋、赵之声并出”〔11〕。关于地区文化因素的差异对文学特征和发展的影响，他认为，西北地区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人民的生活习惯和尚武风气，也影响了当地诗歌的特点，“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子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12〕关于文化传统与文学发展的联系，班固考察西汉时期蜀地文人辈出的现象时指出：“司马相如游宦京都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13〕
综而言之，我们看到汉代杰出的史家已经以初步自觉的史学理论考察文学的特征及其发展史，以史学理论统摄史著实践，并贯穿于通史巨著的编撰之中。
二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相对于其他学术或学问独立出来，确立自身的价值和范围，初次形成清晰独立的文学概念，出现了较为完整、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和观念。魏晋南北朝也是文学史研究自觉的时代，主要标志有三个。
一是史书中立《文学（文苑）传》。范晔的《后汉书》在《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区分出儒学与文章之学的不同。萧子显在《南齐书》中立《文学传》，并在传后撰写一篇长论，叙述属文之道及文章体变。此后《文学（文苑）传》便成为多数正史沿用的通例。
二是出现研究文学史的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文学体裁专门考察其源流，分别其特征，概略而全面、条理化地勾划出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是一篇文体史研究专论。钟嵘的《诗品》探讨五言诗体的源流变化，把品诗与辨流结合起来，在对作家品评时都把每位诗人放入这种诗体、题材和表达方式的继承源流关系之中。《诗品序》史论结合，既系统阐发他的诗歌理论，也概述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钟嵘品评作家作品的优劣虽然也有不少涉及社会因素，但大多是以审美因素为标准，他提出并推崇诗歌创作的“滋味”，以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14〕，显示出钟嵘的文学史观的审美倾向。
三是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史论。《文心雕龙》中的《通变》、《时序》是论述文学发展的文学史论专篇。《通变》被作者归之于“剖情析采”的创作论，实际上是从文学自身演变的历史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作者概述历代文风的衰变之后，从文学创作自身寻找原因：“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15〕，争相模仿现代的而忽略借鉴古代的，是造成文风黯淡文气衰落的原因，如何解决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类令人忧虑现象，刘勰认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16〕。文学的生命力在于革新，“通变则久”，但革新之时必须注意继承，一方面要“变”，一方面要“通”，这样，文学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日新其业”。《时序》论述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文学史论。刘勰叙述了“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文学发展历史，考察了文学演变与历史社会状况的关系。如文学受政治教化的影响：“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17〕。又如，文学受包括学术风气与文化氛围的世情的影响。屈原、宋玉等人的瑰异文思与艳丽文辞“出乎纵横之诡俗”；建安文学由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18〕；东晋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时势虽极艰难，文辞却写得平静宽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勰在《时序》中还涉及到影响文学发展的其它因素，见解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
三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文学已经在创作和研究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遗产，文学史以相对独立的形态出现在史家笔下。《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北史》《南史》等正史都设有文学（文苑、艺术）传，其中有描述历代文学演变发展脉络的文字，带有文学史纲要的意义。许多作家学者在他们的理论著作或序论中阐发了他们的文学史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值得注意。
其一，考察文学演变与社会联系的视野较为开阔。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论中不仅表达了文学与时代兴衰相关的文学史观，而且指出南方与北方文学由于环境不同而产生语音、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令狐德棻的《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评述北朝文风的沿革特别提到晋末战争对北方文学的影响：“既而中州板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士民涂炭，故文章黜焉。其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亦往往而间出矣。……竞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非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
其二，重视从文学发展的内因来考察文学史。唐代的作家学者往往把儒家的六经看作是文学的源头和典范，并以这种思想为基础来考察文学的演变。陈子昂这样评述晋宋以来至初唐的诗歌发展史：“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19〕。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以“六义”为准绳，系统概述了“周衰秦兴”以及梁、陈时期“六义”渐失的文学历史，文学悖离“风雅”反映现实的传统，就会发生绮靡颓废、“诗道崩坏”的态势，只有承继“风雅”的优良传统，“为时而著”“为事而作”，才能避免脱离人生、逃避现实的倾向。
如果说陈子昂、白居易等作家考察文学发展侧重于继承，主张恢复传统，有所通，那么，另一些研究者则在主张吸取前人精华的同时，强调有所变。令狐德棻提出“斟酌古今”，文质兼取的观点：“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20〕。皎然在《诗式》中也强调变，主张自立新意，以为“诗人意立，变化无有倚傍”，他在《诗式·齐梁诗》中从文体变化的视角考察五言诗体流变，认为齐梁诗是五言诗发展的重要阶段，与建安文学有联系又有所变化，不加分析地指责齐梁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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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丧”是不对的：“夫五言之道，惟工惟精。论者虽欲降杀齐、梁，未知其旨。……谢吏部诗：‘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柳文畅诗：‘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王元长诗：‘霜气下孟津，秋风度函谷。’亦何减于建安。若建安不用事，齐梁用事，以定优劣，亦请论之。如王筠诗：‘王生临广陌，潘子赴黄河。’庾肩吾诗：‘秦王观大海，魏帝逐飘风。’沈约诗：‘高楼切思妇，西园游上才。’格虽弱，气犹正。远比建安，可言体变，不可言道丧。”元稹论述乐府文体流变时分析了魏晋至唐代的乐府诗经历了从沿袭古题，到“寓意古题，刺美见事”，再到“即事名篇，无复倚傍”〔21〕三个阶段，侧重从文学内在要素的变革来考察文学史发展变化。
其三，注意对文学史研究主体的研究。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在他的巨著《史通》中描述了文与史从合到分的发展过程，以及文与史的区别和相互影响，大体勾勒了历代文学发展演变的线索，提出史家须有“三长”：“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22〕。具体地说，史家必须具有搜集考订和编排史料的能力，叙事载言和行文运笔的技巧，运用体例、编次内容的方法，这就是所谓史才；史学研究主体还要掌握丰富的史料，通晓历史知识，这就是所谓史学；史学主体还须有批判史事的能力，以及忠实于史的精神和品质，这就是所谓史识。三者密切相联，缺一不可，而才、学均要由“史识”统率。近代大学者梁启超将刘知几说的史家“三长”加上清代章学诚所说的“史德”，合并为史家的四长，并“予以新意义，加以新解释”〔23〕。可见刘知几史家“三长”之论的久远影响。
四
宋代是我国学术研究繁荣，硕果累累的时代，“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4〕。宋代的文学史研究虽然没有提出与同代理学思想相媲美的理论构架，但以下两方面的探索很有价值。
其一，宋人的研究试图建立一种文学史描述方式。这主要体现在产生于宋代的一场持久的文学复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过程之中。比如，从柳开到欧阳修的古文作家，都认为自己的创作是承续唐代古文写作的传统，柳开自称：“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25〕。苏轼曾这样推崇欧阳修：“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26〕”，将欧阳修看作是承续文统的一代文坛盟主。以上述文学复古的思想考察文学史，强调文学发展中的传统意义，这就在客观上把文学史上的若干重要现象以一条线索贯穿起来，历史上的文学现象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存在，而是成了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文学传统成为文学史发展的中心线，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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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线的延伸不是直线的而是呈现为波浪形的，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它还与围绕它周围的各种对立力量进行斗争、较量，文学史就在这种对立斗争中向前发展。宋人以文学复古为中心线的文学发展史也就成了不断对立斗争与推陈出新的有机生命历程。这类理论也是对于前代宗经、征圣的文学史观的继承和发展。
其二，对作家主体的历史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作家的历史研究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宋人在这一领域的工作有所突破，这与宋人十分重视作家以及作家主体精神状态有关，也与宋代儒学革新带来人的理性自觉分不开。“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27〕。“诗之作，与人生谐者也。函愉乐悲郁之气，必舒于言”〔28〕。类似的观点前人尽管亦有涉及，而宋人却是这样首先较为集中普遍自觉地将诗与诗人的人生悲剧联系在一起。宋代的文学评论更多地采用以作家为单元的形式。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体现宋人对作家主体的历史研究的最丰富成果是作家传记研究——考订作家生平事迹、作家的作品编年、编撰作家年谱等。仅就年谱编写而言，北宋中叶的吕大防开个人年谱创作之先，撰写《杜少陵年谱》、《韩吏部文公集年谱》，继吕作之后，大量年谱问世，仅杜甫年谱就有十余种。此外，韩愈、白居易、柳宗元、元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等均有学者为他们编写年谱。尽管年谱还不是近代形态的传记，但它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传记研究形式，当属文学史领域的作家史研究。直至现当代，作家的年谱编写仍然是编年文学史的一种形式，也是撰写文学通史的极有参考价值的基础性工作之一。
五
元明学者的文学史视野有较大拓展，研究对象和范围有突破性进展，他们对文学演进自身规律的探讨亦有新的理论建树。
早在汉代，小说观念已经形成，但史家并没有把它们作为独立的文学形态进行史的研究。经过魏晋南北朝“杂录”“志怪”、唐传奇、宋代话本小说的崛起，小说创作在明代出现空前繁荣，产生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这样的巨著，以及“三言”、“二拍”等成就很高的短篇。明弘治间，蒋大器所撰《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阐述《三国演义》成书过程以及如何能得到广泛传播时指出该著“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李贽《忠义水浒传序》分析了《水浒传》产生的历史背景及作家主体的心理等原因：“《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竞，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鹊，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各有一序文，序文对小说的价值与地位给予很高赞誉，认为小说可以“喻世”、“警世”、“醒世”，具有强烈感染人的力量。他在《喻世明言》序中从文学发展的视角概述古今小说流变的历史，认为史统散而小说兴，我国小说的发展经历了“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以及“皇明文治既郁，靡流不波”等四个阶段。不同时期的小说形式皆有自身特点，如唐传奇出于“文人之笔”，所用语言是“选言”，“入于文心”，宋话本是“说话人”作品，所用语言“必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
戏曲表演活动在唐代日趋频繁，戏曲史的研究也随之揭开了第一页。崔令钦的《教坊记》、段安节的《乐府杂录》、杜佑的《通典》中不少有关戏曲活动的记录和考证，不能不说是戏曲史研究的滥觞。宋代至元初的戏曲史研究仍以记事为主，但内容大大扩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耐得翁《都城纪胜》等有许多对表演艺术及剧场活动演出活动的记录。周密的《武林旧事》、洪迈的《夷坚志》等有对杂剧梗概的笔记。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伶官传》中有关于戏曲史的研究。元代的戏曲研究已逐渐显示出从纪事的附属物发展为独立部门的趋势，戏曲史研究不再是史传的骥尾，出现了钟嗣成的戏曲史专著《录鬼簿》，这是一部辑录、考订、评述作者的前辈和同辈作家事迹、作品目录的著作。作者立志为“门弟卑微，职位不振”，但“高才博识，俱有可录”的戏曲作家作传，旨在叙其姓名，传其本末，述其所作，以免故人与前辈之湮没无闻。夏庭芝的《青楼集》记录了元代几个大城市若干位戏曲曲艺女演员的生活片断，并对她们的演技作了评论。《青楼集》附录《青楼集志》探讨了戏剧起源及其流变，较之前人的论述脉络清晰得多。元末明初有《录鬼簿续编》，疑为贾仲名所作，记录元明间七十余位戏曲、散曲作家的简略事迹及作品目录。明代的戏曲研究以戏曲理论为主，其中涉及戏曲史的内容也不少。如徐渭《南词叙录》作为一本南戏概论性著作，关于南戏的源流、发展等史论方面的阐述虽不够详尽，却具有开创性，它是流传至今专论南戏的唯一著作。吕天成的《曲品》被看作是最早一部传奇作家略传和目录的著作。王骥德的《曲律》主要为制曲理论，其中亦有探讨南北曲源流的史的研究。
文学流派的兴起和纷争，是元明文坛的一个突出现象，历史地考察流派兴衰的原因，是明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明代学者认为，流派的兴起是由于文坛积久衰弊所致。康海在《渼陂先生集序》中认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派兴起是由于“反古昔而变流靡”的文坛风气而兴起。相隔前七子二十余年的后七子所以兴，王世贞等诸家也多以为由于当时文坛以轻靡奇丽为尚，以诗文言性谈道的衰弊所促成的。流派的兴起也是顺应文学发展总趋势的结果。谭元春在《袁中郎先生续集序》中认为，公安派之所以能清除七子派的弊端，造成天下响应影附的浩大声势，关键在于他们“独抒性灵”的主张适应“天下所必趋之壑”，即文学发展趋势的结果。文学流派衰落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外因也有内因。朝廷政治风波的打击是原因之一，李梦阳曾受政治牵连一度入狱，“于是士始皆以言为讳”，前七子很快“亦各飘然萍梗散矣”〔29〕。文人结社的解体是又一原因，后七子兴起后不久，谢榛离京，梁有誉病归，王世贞奉命南下，只能是“萍分云散”，宋臣在离京时在《报梁公实》中记叙了这一情况。文学流派本身缺乏创造性，甚至剽窃拟袭，是其衰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前七子厚古薄今，倡导文学复古，不少响应者绳趋步袭，不知变化，忘了真我，成为前人的影子，这类痼疾不能不导致流派的衰败，后七子不免步其故辙，衰败也是必然。钟惺在《与王稚恭兄弟》中从这样的视角分析了文学流派的末流往往流于衰弊的原因：“大凡诗文，因袭有因袭之流弊，矫枉有矫枉之流弊。前之共趋，即今之偏废；今之独响，即后之同声。此中机捩，密移暗度，贤者不免，明者不知”〔30〕。
明代学者对文体的历史考察更为深入。他们在论述文学源流时除了对作家作品的渊源和相互关系进行考索和品评，还注意对各种文体相互间的递承嬗变关系作深入的溯流追源。胡应麟《诗薮》对“体之代变”的文体演变史作了这样的分析：“曰风、曰雅、曰颂，三代之音也。曰歌、曰行、曰吟、曰操、曰辞、曰曲、曰谣、曰谚，两汉之音也。曰律、曰排律、曰绝句，唐人之音也。诗至于唐而格备，至于绝而体穷。故宋人不得不变而之词，元人不得不变而之曲。词胜而诗亡矣，曲胜而词亦亡矣”〔31〕。这就是说，每一种诗体都有产生、发展、兴盛、衰亡期，每一种诗体达到某种极致，就要枯萎、凋谢，最后消亡，或转变为别一种诗体，随着时代的推移，诗歌的不同体裁相互衍生、取代，构成一部生生不息的诗歌史。王骥德《古杂剧序》也指出了诗、词、曲演变的历史过程：“后《三百篇》而有楚骚也，后骚而有汉之五言也，后五言而有唐之律也，后律而

中国历史故事会武则天

有宋之词也，后词而有元之曲也”〔32〕。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发展史就是各种文学体裁兴衰嬗递的历史，明代学者重视文体发展史的阐述是很有见地的，它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特征：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世界只有一个本源，这一本源的外在形态不断变化运动，衍生出万事万物，也就是说，基于同一本源的外在表现形态的不断发展变化构成生生不已的社会历史。明代学者还注意描述“体以代变”的原因。王骥德《曲律》指出：“诗不如词，词不如曲，故是渐近人情”。时代发展，人情愈益趋向细密、复杂、多变，旧的文体不能适应人情的发展，于是便催生出更近人情、更快人情、更畅人情的文体。所谓人情之异也可说是人们的审美需要的变更。明末王思任把“一代之精神”与“一代之言”联系在一起，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显现：“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则言不传。汉之策，晋之玄，唐之诗，宋之学，元之曲，明之小题，皆必传之言也”〔33〕。
六
清代初期至鸦片战争之前，清代学者在整个学术领域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总结，他们在提出有价值文学史理论的同时

中国历史红色故事400字

，传达了中国近代文学史理论将要产生的消息。
首先，清代学者在批判明代复古主义文学思潮的过程中阐发了某种进步的进化色彩的文学史观。他们认为，文学的发展生生不息，因时递变，与日俱新。钱谦益谈到对前代诗歌看法时以为文学的发展生生不穷，新新相续。有《三百篇》则必有楚骚，有汉、魏、建安则必有六朝，有景隆、开元则必有中、晚及宋、元〔34〕。大诗学家叶燮在《原诗》中指出：“诗始于《三百篇》，而规模具体于汉。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历宋、元、明以至昭代，上下三千余年间，诗之质文、体裁、格律、声调、辞句，递嬗升降不同，而要之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学无穷，其理日出。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35〕。叶燮历考中国诗歌发展变化的历史，提出只有“变”才能补救传统“正”之衰，才能使传统在发展中得以保持，使诗歌创作获得新的生命，“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变”是诗歌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变”是在前代诗歌发展基础上的“变”，“变”与“承”紧密相连，相启相因，“夫自《三百篇》而下，三千余年作者，其间节节相生，如环之不断，如四时之序，衰旺相循而生物而成物，息息不停，无可或间也。”“惟前者启之，而后者承之而益之；前者创之，而后者因之而广大之”〔36〕。一部文学史就是在对前代“因”“袭”的基础上不断“创”“变”的历史。
其次，清代学者进一步探讨了文学发展变化的内因和外因。就外因来说，他们注意到时代风尚和人心的变化，特别重视人们的审美需要的嬗变，某一文体一旦固定化模式化，将失去其新鲜魅力，不能适应人们的审美需求，文体变革也就随之必然产生。王奕清《历代诗余话》指出：“周东迁，《三百篇》音节始废，至汉而乐府出，乐府不能代民歌，而歌谣出。六朝至唐，乐府又不胜诘屈，而近体出。五代至宋，近代又不胜方板，而诗余出。……观唐之后，诗之腐涩，反不如词之清新，使人怡然适性”。袁枚《论诗绝句》：“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曰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文学必然要随着人们“怡然适性”的审美需求而变化，以这样的视角考察文体的变化及文学的发展，新颖而深刻。当然，新文体的产生有着多种外在因素，人们的审美需求是其中重要而直接的主要因素。影响文学发展的其它外因，如统治者的特定政策，重要作家理论家的倡导和示范作用等，清代学者也都涉及到。清代学者对文学发展变化的内因也作了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革新文学自身弊端的内在要求是文学发展的重要内因，文学史上每一种新的文体、风格的弊端往往伴随其特点产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弊端被推至极端，救弊补偏则成为文学发展的一种必然态势。纪昀概括了文学发展的这一规律：“夫文章格律，与世俱变者也，有一变，必有一弊，弊极而变生焉。互相激，互相救也”〔37〕。盛极而衰、不得不变，是文学发展的又一内因。每一种文体、风格经过作家们的努力而达到成熟状态之后，就会出现陈陈相因的局面，而文学发展的生命力则在创新，因此，有为的作家必然要去另辟蹊径。顾炎武指出：“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38〕，这样，文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必然要呼唤新的文体、风格的出现。
第三，清代学者更加深刻论述了著述主体的必备素质。文学史家的素质应兼具文学与史学两家之长，清代学者虽然没有专门就文学史家的素质发表专门看法，但他们对文学家与史学家提出的几乎共同的要求完全适合于文学史著述主体。这方面的论述比起前人更为详尽，理论代表当推叶燮和章学诚。叶燮在《原诗》中系统论述了创作主体必备素质——才、胆、识、力对于文学的作用及其相互间的联系。他认为，才是显外的东西，而识“居乎才之先，识为体而才为用，若不足于才，当先研精推求乎其识。人惟中藏无识，则理、事、情错陈于前，而浑然茫然，是非可否，妍媸黑白，悉眩惑而不能辨，安望其敷而出之为才乎？”四者之中，胆极为重要，“无胆则笔墨畏缩。胆既诎矣，才何由而得伸乎？”作家还要讲求要有力，“立言者，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才、胆、识、力四者缺一不可，“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39〕。中国古代史学同样具有重视史家主体修养的传统，认为只有洞知历史本质的人才能承担史学的重担，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从世俗的是非和“小我”的局限中超越出来，方能不为权势和偶然因素所制约，刘知几的史家三长之论把对史家主体的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章学诚继承并发展了刘知几史家三长的理论，在才、学、识三长的基础上提出史德之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史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40〕。史德即作史者之心术，也就是史家的道德素质和品格，只有那些有严肃使命感和实事求是的求真意识的人，才是史家的代表：“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41〕。章学诚强调史家著述要突出个性，他自以为这是他与刘知几的不同之处：“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编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42〕。
叶燮强调作家之识，章学诚突出史家之德，此亦兼具文学与史学两家之长的文学史家的最重要素质，文学史家应以较好的“才、胆、识、力”或“德、才、学、识”去探求客观事实与客观规律的真，辨析“理、事、情”的本质及其内在联系。这些极有价值而又强调个性与主体意识的理论传达出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走向近代的消息。
综观以上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极其概略的叙述，可以见其内容的丰富与思想的精深。同时，我们也可以感到，其理论形态常常重知性判断，缺少理性的推论和抽象的思辨，似乎体现了这样一种文学史哲学精神：最高本体原则与具体文学史现象难以分割、圆融契合，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不言而喻，难以指实。因此，中国古典形态的文学史研究往往断语多，分析少，如论文学的渊源，文学产生发展的内因外因，表述简洁，观点鲜明，但对论点本身缺少周详的论证，容易产生“考文论艺，渊源流别，不易知也”〔43〕的弊端。
注释：
〔1〕〔2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1、164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2〕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5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论语·为政》。
〔4〕《论语·八佾》。
〔5〕《论语·卫灵公》。
〔6〕《孟子·万章下》。
〔7〕《孟子·万章上》。
〔8〕司马迁《报任安书》。
〔9〕〔11〕《汉书·礼乐志》。
〔10〕《汉书·艺文志》。
〔12〕〔13〕《汉书·地理志·下》。
〔14〕《诗品序》。
〔15〕〔16〕《文心雕龙·通变》。
〔17〕〔18〕《文心雕龙·时序》。
〔19〕《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20〕《周书·王褒庾信传论》。
〔21〕《乐府古题序》。
〔22〕《史通·自序》。
〔2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5〕《河东先生集》卷1《应责》。
〔26〕《居士集叙》。
〔27〕《欧阳文忠集》卷42《梅圣俞诗集序》。
〔28〕《苏学士集》卷13《石曼卿诗集序》。
〔29〕《空同先生集》卷59《朝正倡和诗跋》。
〔30〕《隐秀轩集·文往集》。
〔31〕《诗薮》内编卷1。
〔32〕《古杂剧》卷首。
〔33〕《唐诗纪事序》。
〔34〕《有学集》卷47《题徐季白诗卷后》。
〔35〕《原诗》卷1内篇上。
〔36〕〔39〕《原诗》卷2内篇下。
〔37〕《纪文达公遗集》卷9《冶亭诗介序》。
〔38〕《日知录》卷21。
〔40〕〔41〕《文史通义·史德》。
〔42〕《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二》。
〔43〕《文史通义·诗话》。
（资料来源：《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7年第5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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