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新时期中国唐代文学研究趋势及其特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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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新时期中国唐代文学研究趋势及其特征2

三、沉思纵深期的研究成果、发展趋势及相关争论
经过十年的活跃新变后，九十年代的大陆唐代文学研究由风起涛涌进入了深沉内敛的沉思纵深阶段。从发展趋势上看，这十年的唐代文学研究发展曲线，基本上呈马鞍型：
八十年代末到1991年是个活跃期。这个时期挟八十年代中后期火爆之势，各种学会和研究会纷纷成立、活动频繁。1988年5月在湖南平江召开“杜甫在平江”学术讨论会；6月在四川射洪召开全国首届陈子昂学术讨论会；9月，唐代文学学会第四届年会在太原召开；1989年3月，在广东韶关举办全国首届张九龄学术研讨会；1990年9月在成都草堂召开杜甫研究会第六届年会；11月在南京召开唐代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1991年4月，首次骆宾王讨论会在浙江义乌举行；5月，首届王维诗歌学术讨论会在西安召开并成立了王维研究会，“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中国首届李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马鞍山召开；10月齐己诗歌研讨会在湖南益阳召开。其间的著作和论文数量也较多，如1990年出专著73种，发表论文910篇；1991年专著59种，论文873篇，明显高于整个九十年代专著51种、论文749篇这个平均数。[1]
从1992到1995年是个低潮期。出版市场萎缩，学术刊物减少、发行量减少，著作和论文的数量明显递减。椐统计，1992年发表论文498篇，1993年论文575篇，两年专著68种；1994年专著33种，论文863篇；1994年专著21种，论文768篇。学会的活动节奏也放慢，研究会的成立渐次消歇。1992年续前期之势，还成立了韩愈研究会（8月与河南孟县）和李商隐研究会（11月于广西桂林、平乐），到1993年8月在广西柳州成立的柳宗元研究会就已成为绝响，在此以后，再无新的唐代作家研究会成立。
从1996年到二十世纪结束是复振期。表现出的状况更为复杂多变。从数量上来看，这期间著作和论文数都有大幅度的增加：1996年专著85种，论文801篇；1997年专著70种，论文703篇；1998年专著69种，1999年专著64种。但由于商品大潮的冲击，部分研究人员开始趋时，不愿意再做那种既消耗时间又费力气的辑佚、笺注、考辨之类基础性扎实功夫，甚至在普及类读本中连八十年代的那种赏析文字也不愿多写，仅选些诗文，加几句评语就匆匆推出。出版界中有些人干脆把不存在版权和稿费的古本拿来重排或直接影印出版；第二出版渠道的盗版之风更加盛行。为了迎合公款消费，编大型的“集成”“大全”“大观”之类的丛书越来越成为时尚，而且分类的名目越来越花样翻新；或按人物，如僧人、道士、妇女、名臣、名将、帝王出个全集；或按情感、事类如思亲、怀乡、交游、战争、爱国来编“大全”；或按物类，如山水、亭阁、花草来编“集成”。因此，比起八十年代，出版物的数量虽有所增加，但相对质量却有所下降。
值得庆幸的是，面对商品大潮的巨大冲击，古代文学研究所呈现的普遍疲软态势，中国学者的传统品格又一次迸发出绚烂的火花，他们又一次在固守和坚持。但此番的固守和坚持，不同于五、六十年代那种政治压力下的学术品格的固守和抗争，相反却是在政治宽松，自由度、选择性加大的情况下，人生追求上的自持和把握。“千淘万沥终辛苦，狂沙吹尽始见金”，正是这种执着的自持和把握，使九十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成为繁华摇落后的虬劲，百川汇聚后的深沉。
与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集中表现出以下特征：
1、文献资料的辑佚整理、索引编目与八十年代相比，持续的时间更长，有时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因而更带有总结性质，更加大型化、系统化。
陈尚君等人的《新编全唐诗》已经过了十年多的努力，目前仍在进行之中。已经出版的曾昭岷、王兆鹏等人的《全唐五代词》，也经过了近十年的时间。与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文献资料整理已遍及诗歌、小说、散文、词曲、笔记等各种体裁，总集、资料汇编、辞典索引、补编补遗、集解汇解、地理方志等各种门类，而且大型、全面、系统，更带有学术总结的性质。如唐人小说方面资料总集有王汝寿的《全唐小说》（山东文艺出版社1996），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上下）（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方积云、吴冬秀《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92），中华书局还于1994年推出一套《历代史料笔记丛书》，其中有唐人笔记《明皇杂录》、《东观奏记》、《隋唐嘉话》、《朝野佥载》、《大唐新语》六种。诗文总集方面有陈尚君的《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吴纲《全唐文补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周祖譔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隋唐五代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1），陈抗、林沧等人的《全唐诗索引》（高适卷，李商隐卷，刘禹锡卷，杜牧卷，王维卷，韩愈卷，岑参卷，孟浩然卷，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卷）（中华书局1994）。诗文别集方面有裴斐的《李白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吴企明的《李贺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等。文史地理资料有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隋唐五代》（北京师院出版社1993），郁贤皓、陶敏《元和姓篡（附四校记）》（中华书局1994），周勋初《唐人佚事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天津古籍出版社《隋唐五代墓志汇编》（1992），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等。
2、别集的疏证、笺校、编年、考论由于出版的艰难而出现了一批精品。
中国有句古老的格言叫“艰难困苦，玉成于汝”，很能说明大陆九十年代唐人别集研究出版情形。由于研究经费的短缺和出版业的价值取向，研究者不愿选择这类课题，出版业也不愿做这类出版品。所以一旦出版，总有其独到之处，一般说来都是精品，而且比起八十年代的同类出版物，积蓄的时间更久，资料的收集更为丰厚。以钱学烈的《寒山拾得诗校评》为例，八十年代初，作者的硕士论文即是《寒山诗语言研究》，自1983年起，陆续发表《寒山子与寒山诗版本》等论文，八十年代末完成《寒山诗校注》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当时虽属填补空白之作，但疏漏错处不少。作者从1993年起开始对该书进行补正，并利用出国讲学之机，搜集了港、台、日、韩等一批海外资料，1996年和1997年又两次去浙东天台山寒山故地考察。1998年出版的《寒山拾得诗校评》（天津古籍出版社），可以说是著者近二十年寒山研究成果的一个集结，比起八十年代的《寒山诗校注》，更精当一些，也更丰厚一些。
类似的笺证、校注还有：刘衍《李贺诗校笺证异》（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康金声《王绩诗编年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贾晋华《皎然年谱》（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王定璋《钱起诗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傅义《郑谷诗编年校注》（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巴蜀书社1993），祝尚书《卢照邻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1995），张锡厚《敦煌赋校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潘慧惠《罗隐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6），詹锳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钱仲联、马茂元《韩愈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中华书局1997），罗时进《丁卯集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等。
类似的考订还有：吴汝煜、胡可先《全唐诗人名考》（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阎文儒、阎万钧《两京城坊补考》（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韩理洲《唐文考辨初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三秦出版社1995），吴在庆《唐五代文史丛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吴在庆《唐五代文史丛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周勋初〈唐人笔记小说考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陈国灿、刘健明《全唐文职官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等。
近年来，对资料考证在唐诗研究中的位置，以及如何看待资料考证和理论研究的关系，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九十年代的古典文学研究界有股“考据至上”和“制谱成风”的“私人化”倾向，他“是二十年代‘整理国故’思潮的回流”，“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穷则独善其身’隐逸心态的现代变种”。前者是“一味以考据自娱，不以解决有价值的问题为目的，不以研究的‘有效性’为准则，而是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标榜自身‘博闻多识’，这正是典型的私人化心态”；后者则是“热衷于为一位位大大小小的文学家编制年谱，排比他们的陈年往事、仕迹交游、作品系年，并以此为终极目的”。论者认为这种‘私人化’倾向“不仅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也“从根本上斫丧学术的生命”。[2] 尚永亮在唐代文学第九届年会上代表第一组的发言中则强调“要重视研究中的理论创造。理论创造是学术研究的生命，没有理论创造的研究是难以将学术推向深入的”，“这种研究，要比就某一偏僻问题作点小考证困难得多，也有价值得多。真正的学者不应避难就易，只著书不立说”[3]。杜晓勤在同期年会中代表第二组发言则认为；“资料考证与理论研究，各有所长，目前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二者并不是互相排斥、有高下之分的”，“如果能兼善并济，在考证的基础上再进行理论思考，则会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4]。
3、专论和通论方面的论著与八十年代相比，给人一种铅华洗尽、瘦峭精劲之感。
一是专论更加精深，更多新见，在标新之际也有着更深层的思考如刘学锴《李商隐诗歌研究》是继作者和余恕诚合作的《李商隐》、《李商隐诗选》、《李商隐诗歌集解》之后独立完成的一部专著。全书分为“本体篇”、“源流篇”、“研究史篇”、“考辩篇”、“余论篇”五大部分，涉及到对李诗的本体、源流研究（内中又有与樊南文的交叉研究）、李商隐诗歌研究史和行年考辩，可谓博大精深。既动用了作者在二十多年来李商隐研究中的丰富积累，又有所发展和创新。作者和余恕诚合著的《李商隐文校注》亦在200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更是李商隐研究的拓新。
二是论通涉猎的范围更广，更多了一些文学史海的钩沉和思考方式上的创新。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以其硕士论文〈戴叔伦研究〉和博士论文〈大历诗风〉为基础拓展加深而成。作者以地域文化和诗人群体为切入点，对刘长卿、“大历十才子”、皎然、吴筠等三十多位大历诗人的家世、生平、创作道路和文学风格的形成、流变，一一作了考索和析论。其中新见迭出，象包佶、陆羽等人的生平创作考证都是填补空白的开创性之作，不仅在唐诗研究史上有很大意义，对中国财政史、茶叶史、经济史研究也是贡献多多。类似的还有吴在庆的〈咸通十哲之论〉（《中州学刊》1992.6），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陈铁民《王维新论》（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胡先可《杜牧研究丛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李华珍、傅璇琮《河岳英灵集研究》（中华书局1993），王拾遗《元稹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储斌杰《白居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朱金城、朱易安《李白的价值重估》（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5》，肖瑞峰《刘禹锡诗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卞孝萱的《刘禹锡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等。
我们要把握唐诗的总体风貌、时段特征，了解唐代文学诗歌、散文体及小说等的流变规律，这种作家群体研究、流派研究、分期研究等通论式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而这种通论研究又必须建立在深入独到的作家研究以及体式、创作流程的研究之上。现在的问题是，类似上述的精到和富有独创性的专论和通论还太少，某某类诗选，某某类大全之类的“选集”和“全集”却太多。有些名曰专论却并不专深，通论也显得空洞浮泛，“臆测、假想成分多，真正能说明问题的过硬材料少”，“有些考证文章没有一条新材料，却冠以‘新考’、‘新说’、‘新探’”，[5] 我们常抱怨没有精当的唐代文学史和体裁流变史，除了文学史料的发掘和研究仍嫌不够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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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缺少有眼光的专论和通论有关。
4、九十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趋向是朝横向拓展和纵向深入。
所谓横向拓展一方面是指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在对象研究上，除了李白、杜甫、王维、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贺、李商隐等大家继续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外，中小作家研究也普遍展开，还专门召开过张九龄、骆宾王、陈子昂、胡曾等人的研讨会。李百药、李治、郭元振、权德舆、玄装、綦毋潜、皇甫冉、吕温、可朋、窦群、牟融、李廓、薛逢、方干、郑嵎、鱼玄机、李洞、郑遨、崔致远、胡曾、徐寅、孟宾于等过去很少触及甚至没有触及的小家也开始了研究。如翟传增〈郑遨及其创作〉（《河南大学学报》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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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在庆〈关于方干生平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1997.4），汤华泉〈刘珂生平事迹考辨〉（《古籍研究》1995.4）等。在研究类型上，从传统的诗文和唐五代词研究扩大至唐赋和骈文甚至戏曲研究，如霍松林〈论唐人小赋〉（《文学遗产》1997.1），许结〈论唐代赋学的历史形态〉（《南京大学学报》1996.1），莫道才〈骈文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广西师大学报》1990.4），等。小说方面也不只注目于传奇，国史、笔记、轶事、志怪等体类的作家作品研究，总体特征和流变史的研究也已经开始，如程国赋《唐代小说嬗变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周勋初〈唐代笔记小说的内涵及特点〉（《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1995.2）等。文学理论方面也不再仅关注诗歌理论，诗韵、诗式、诗格研究在这一时期的成果更特别引人注目，如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曹大中〈齐已〈风骚旨格〉十体臆说〉（《益阳师专学报》1995.1）等，有关《二十四诗品》作者的真伪之争更是人们关注的论题。
横向拓展的另一种内涵是指涵盖面更为广泛，更注意整体的、宏观的把握。对一个作家的研究，不仅注意其主要的创作成就，也考索他其他方面的创作情况，力求呈现一个作家的全貌，如对李商隐，不仅注意《樊南诗集》，也开始研究《樊南文集》，并编辑出版了《李商隐资料汇编》。研究张九龄、皇甫湜的诗作，也注意他的文；研究李德裕的文，也注意他的诗，这都使研究的视野更为宽广，思考空间的自由度更大。同时，研究者在对史料作深刻的发掘和全面把握的基础上，更注意一种历史文化的横向思考和人文精神的总体探究，这是更为重要的一种横向拓展。余恕诚的《唐诗风貌》（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998年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时改为《唐诗风貌及文化底蕴》）即是成功的一例。这部论著所讨论的实际上是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唐诗的总体风貌以及各个阶段的风格特征；二是形成这种特征的唐诗本身及外部诸因素，其中谈到的民族精神变迁和地域文化差异，强调了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这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的，即使注意到也似不及此论深刻，因而弥足珍贵。类似的论著还有尚永亮的《浪漫情怀与诗化人生——唐代文人的精神风貌》、《科举之路与仕宦生涯——唐代文人的仕宦生涯》（台湾文津出版社2000），赵克尧〈盛唐气象论〉（《复旦学报》1991），孙昌武〈唐诗与文化积淀〉（《天津社会科学》1994），林继中〈由雅入俗：中晚唐文坛大势〉，刘尊明、王兆鹏〈本世纪唐宋词研究的定量分析〉（《湖北大学学报》1999.5），胡涛〈大唐风度——唐代文人心态与诗境〉等。
所谓纵向深入包括本体研究的深入和研究层面的深入。
以本体研究而言，无论是作家生平、作品内容还是作家群体、流派乃至文学体裁、时段研究，都在向纵深发展。过去人们研究李贺的诗，往往着眼于贺诗的荒诞，色彩的浓重和死亡意识，冯芝生的〈李贺诗韵考〉则从贺诗用韵的独特视角来探讨贺诗风格；人们论及盛唐诗风的形成，往往归功于国家的统一、南北诗风的融合，杜晓勤的〈地域文化的整合和盛唐诗歌的艺术精神〉（《文学评论》1999.4）则从地域文化理论出发，认为当时实际上存在着江左文化、山东文化和关陇文化三大块，而盛唐诗风正是这三大块互相碰撞、互相融合的结果，这都使作家研究和时段研究更为深入。在群体研究中，尚永亮的《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赵昌平的〈吴中诗派和中唐诗歌〉，臧清〈论唐末诗派的形成和特征——以咸通十哲为例〉，胡可先〈吴富体考论〉（《唐代文学研究》第十辑），李中华〈晚唐“三十六体”辨说〉（《唐代文学研究》第十辑），贾晋华〈《汉上题襟集》与襄阳诗人群研究〉（《唐代文学研究》第十辑），陈铁民〈论律诗定型于初唐诸学士〉等，或是对一个历史上确实存在，但过去很少注意甚至没有注意的诗歌流派进行发掘，做一些开拓性的工作；或是从诗歌的艺术形式和表达方式来探讨唐诗的流变历程，从而把群体研究和总体研究引向纵深。
就研究层面而言，开始把关注的焦点由外向内，由作家的生活时代、生平事迹研究和作品思想价值评估、艺术特色描述等本体研究，深入作家心灵世界，探讨其创作动机、情感变化和心路历程。如董乃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将对李商隐的行年考辨、作品内容风格析论转移到诗心的探求上来。作者在书中不但强调将李商隐放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纵轴和他所处的时代横断面，所构成的立体坐标图系上来考察，更多的是对作家心灵世界进行了一系列颇有新意的探索。孟二冬的〈论中唐诗人的审美心态和诗歌意境的变化〉（《文史哲》1991.2），比较了中唐诗人与盛唐诗人在主观情景、艺术趣味、审美标志、境界追求上的不同，以及这种审美心态的变化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特质之间的关系。类似的论著有王东蕾〈长吉心态新识〉（《河北师院学报》1991.3），王蒙〈混沌的心灵场——谈李商隐无题诗结构〉（《文学遗产》1995.3），尚永亮〈冷峻：柳宗元审美情趣和悲剧生命的结晶〉《江汉论坛》1990.9》，全五德〈一位正直而软弱的诗人——王维心态探微〉（《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90.1）等。
尽管我们在上述两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是，无论是横向的拓展还是纵向的深入，做的都还远远不够。而且学者们对此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最近，有的专家对如何处理大家与小家的关系提出不同的看法。袁行霈认为“研究的布局有待进一步调整，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大作家和一流作品，并用大作家和一流作品的突破性研究成果来带动整个文学史学科的发展。文学史研究方法的改进也要靠大作家和一流作品的创新性研究来示范”。[6] 陶文鹏认为：“从研究课题来看，唐诗中的小家或以前不被重视的诗人越来越多地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这是可喜的；然而对唐诗的大家、名家的艺术研究，除了李商隐研究收获最大，白居易、刘禹锡研究也有一些新成果外，对于李白、杜甫、王维、韩愈、韦应物、刘长卿、孟郊、柳宗元、李贺、杜牧、温庭筠、韦庄等人的研究论著不多，也很少能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开掘”，因此他认为要加强唐诗的艺术研究[7]。郭英德则把对一些小家的研究称之为“小题大做”，他认为“九十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界盛行一种风气，研究者在‘小题大做’的标榜下，不惜其‘小’地深挖细掘，把沉寂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一些藏在历史旮旯里的小作家、小作品都拿出来捣腾一番，且美其名曰‘填补文学史空白’”。郭氏认为没有空白的文学史是不存在的。因为文学史不仅是“文学记忆”的历史，反过来也是文学遗忘的历史。“那些被历史遗忘的作家、作品，并不仅仅因为其小，更重要的是因为在历史上价值不高。在历史价值的筛子中，它们被无情地筛掉了，这是一种历史的公正”。他认为要填补空白“必须有一个无可置疑的条件，那就是这些作家、作品应具有被前人忽略，但却不应该忽略的价值。‘小’要在‘大’的坐标系里去衡定他的价值”[8]。但从九十年代的研究现状来看，“大家”仍是研究者们重点研究的对象，论文和专著也相对集中在十多位大家身上，而对中小家研究的文章并不多。唐代有3000多位诗人，目前我们研究到的包括接触到的不到150位。以中唐而言，曾被高棅称为“中唐之再盛”，可以说是作家众多，流派纷呈，但研究者的目光专注的仍是韩愈、白居易、柳宗元等几位大家，这从九十年代大陆地区学术刊物上，中唐文学研究论文中几位大家所占的比例即可看出。研究文章最多的依次是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贺、刘禹锡这五位大家，其研究文章要占九十年代中唐作家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而中唐作家何止千人。其它几个时段的状况也基本如此，盛唐时段更是集中在杜甫、李白、王维三人身上。现在的问题是：对大家的研究并没有全面铺开，就研究的作品而言，所研究的往往只是这位大家作品总量的极小一部分，且是人们熟知和乐道的那一部分，有媚俗之嫌而少开拓精神；从研究层面上看，鉴赏多、选注多、介绍多、描述性的表达方式多，而艺术研究少。
5、唐诗学论著增多
比起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唐诗学研究出现了以下新的特征：
一是有了理论上的建构和操作方面的整体思考。陈伯海在八十年代出版的《唐诗学引论》中曾首次对这一新学科的内涵进行系统地考察。到了九十年代，他在八十年代实践的基础上，对唐诗学建构提出了整体的设想和具体的实施步骤：第一步先采集收录有关唐诗学的书目文献，摸清“家底”；第二步循书目对历代评论唐诗的资料进行整理分类成几种资料性的书；第三步进行唐诗学的理论建构。[9]⑵目前进行的大概是第二阶段，陈氏主编的《唐诗书录》（齐鲁书社1989），《唐诗评论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全唐诗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以及专著《唐诗学引论》俱已出版，其唐诗学史稿尚在撰写之中。朱易安的《唐诗学史论稿》也有着理论建构上的整体思考。该书的首章就是“略论唐诗学史的建构”，分述了唐诗学的存在基础、形成的文化背景及其意义，唐诗学的研究体系和建构，唐诗学批评方法的渊源和传承等理论上的思考。
傅璇琮等人则对包括唐诗学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作出整体思考。他们认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历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的发展、演进过程的研究，即古典文学史研究，另一是对历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的研究的研究，即古代文学学术史研究。目前的现状是研究者们较为关注古典文学史研究而漠视古典学术史的研究。作者认为，科学的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应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文学资料的整理和考订，用校勘、标点、辑录、考证、笺注等方法编辑文学作品的总集、别集、选集、注本、译本，编纂文学家词典、文学书录、作品提要、文学典籍索引等工具书，撰写作家传记、年谱考证本事和作品系年；第二个层次是文学现象的记述和评论。包括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作家集团、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专题研究，文学样式、文学题材的专题研究及文学鉴赏等；第三个层次是文学规律的探索和总结，即对各种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性质、特点及内在联系进行分析、阐释、批评，对断代或通代的文学运动过程作高屋建瓴式的描述，与其它学科作交叉研究或自身的比较研究，进行文学方法论研究，在文学现象和文学规律的涵泳中提升出文学观念、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10]。郭英德、谢思炜等并依此理论编撰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华书局1995）。全书分为八章，分论从先秦到清后期的文学研究情况。其中的隋唐五代部分分为“背景和特点”、“文学观念”、“文献整理”、“诗歌研究”、“文学史研究”五个方面。
二是唐诗学资料整理的涵盖面更为博大，往往是多位学者通力合作而成。陈伯海主持的“唐诗学系列研究”包括《唐诗学引论》、《唐诗书录》、《唐诗评论类编》、《全唐诗汇评》四个子项目，共400多万字，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华东师大、上海师大、上海教育学院、湘潭大学的近20位专家通力合作完成。周勋初的《唐诗大辞典》更是集结了80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全书共设辞条6200余条，其中诗人条目3900条，比清编《全唐诗》的作者多出1700人，这当中还不包括在选目中剔除的《全唐诗》中误收和滥收者。
三是对近百年的唐代文学研究给予较多的关注并开始总结。近百年来的唐代文学研究，无论是研究道路之曲折，研究者精神之坚韧，研究观念变化之巨大，研究手段之多样和研究成果之丰硕，都堪称空前，而大陆近二十年来的唐代文学研究成果，更是近百年来最辉煌的一个时期。进入九十年代后，鉴于正处于新旧世纪的交接期，因此，或是总结本世纪，或是总结大陆五十年来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唐代文学研究的成果，研究其不足，探讨未来的走向，就成为这个时段唐诗学研究中一道风景。研究总结近百年来唐诗研究状况的有文学遗产编辑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编的《百年学科沉思录——二十世纪古典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论文有胡明的〈关于唐诗——兼谈近百年来的唐诗研究〉（《文学评论》1999.2），徐公恃〈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进程略论〉（《中国社会科学》1998.2），陈友冰〈五十年来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比较〉（《文学评论》2000.6），〈台湾五十年来唐代文学研究述论〉（《文学遗产》2001.2）等。
由于近二十年是唐代文学研究成果最丰、最辉煌时期，又面临本世纪结束和向新世纪过度，所以总结回顾这二十年成果和不足，从理论建设和实际操作上做好适应新世纪的准备的论文特多。如葛晓音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状的衡估与思考〉（《文学评论》1997.4），蒋寅〈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扬州师院学报》1996.2），陶文鹏的〈唐诗艺术研究的现状和思考〉（《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陈友冰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十年》（上、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1）等。
四是从总体上看，包括唐诗学在内的唐诗理论研究还较薄弱。胡明的〈关于唐诗——兼谈近百年来的唐诗研究〉在回顾了近百年来唐诗的研究历程后认为：一切古典文学研究包括唐诗研究，大抵有两大范畴：史料的整理与史料的解释。前者追求的是文学史实的完整认知，后者注重的是文学史实的理性阐释。离开了史料的理性阐释与理论总结，中国文学史规律的探讨无从谈起，中国文学艺术的历史经验无以总结。而当前唐诗研究的现状则是作家作品的考证笺校、文献资料的集成等史料文献研究辉煌发达，唐诗发展史的阐释、唐诗学则贫弱单薄，“唐诗史料学规模完备，唐诗学还在踽踽独行，应该是改变这种格局失衡的时候了”。
五是对历代唐诗学研究，展开得很不均衡，其中有的时段研究比较集中、比较深透，有的时段则比较薄弱，甚至没有触及，如对唐人的唐诗选本，宋代和清代的唐诗学尤其是杜诗学的研究要充分一些，金元明的唐诗学研究就较少，除了少数几篇论元好问、杨慎、胡应麟、胡震亨的唐诗学和杜诗学外，其余诸家几乎未触及。宋代杜诗学研究虽较充分，出现了许总《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曹之〈宋代整理唐集考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1），聂巧平<宋代杜诗学论>（学术研究2000.9）等有质量的论著，以及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和张忠纲《杜甫诗话校注五种》这样的辑校本，但也还没有看到象台湾学者蔡瑜《宋代唐诗学》那样系统的专著。另外，对历代唐诗总集、大家的别集整理研究得多一些，几种《唐人选唐诗》版本，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贺等人的研究资料汇编皆已出版，相比之下，小家资料的汇集，历代关于唐诗的时段、流派、群体研究的研究却显得沉寂，探讨和争论在唐诗学研究中还很少开展，因而从总体上来说，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深入。
6、唐代文学史的研究取得了进展
九十年代的唐代文学史专著林林总总，有子景祥的《唐宋骈文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赵谦《唐七律艺术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杨海明《唐宋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罗宗强、郝世锋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许总的《唐诗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杨世明《唐诗史》（重庆出版社1996），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许总《唐诗体派论》（文津出版社1994），阮忠《唐宋诗风流别史》（武汉出版社1997），王运熙、扬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木斋《唐宋词流变史》（京华出版社1997），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辽海出版社1998），阮忠《唐宋诗风流别史》（武汉出版社1998）、刘尊明《唐五代词史论稿》（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等。
九十年代的文学史研究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关于文学史的研究和编写（当然也包括唐代文学史），在八十年代实践的基础上开始了理论的思考，并发生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论，一些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如《文学遗产》、《文学评论》、《江海学刊》等皆为此开设过专栏或组织过研讨会。[11]一些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或编写文学史的体会，对此发表不少有识之见。王兆鹏认为文学作品从产生到其价值的最终实现，必须经过创作——传播——接受三个阶段，因此文学史研究也应该由目前的作家——作品的二维研究逐步转向作家——作品——传播——接受的四维研究。他以本世纪对陶渊明、李白、杜甫、陆游等著名诗人的研究为例，指出皆是以现代研究者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标准在进行定位和定性，没有揭示出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所发生的不同作用和影响，未能揭示作家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在不同的时代的涨落变化。[12]有的研究者认为，本世纪前八十年的文学史模式基本上是“他律”，即“诗——史范式”。这种范式只注重文学外部条件，而忽视了“心灵史”，忽视了文学形式的外部动因，因而主张“建立心态文学史学”。林继中虽也承认过去的文学史是一种“诗——史范例”，但也有发展和变异。作者以闻一多对文学史的研究为例，“虽然大略说来也还是‘以诗证史’的类型，但是所重在文化，而且似乎也并不忽视心灵史”。袁行霈则认为文学史中恰恰要强调“史”，撰写文学史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方式，要突破过去那种按时代顺序将一个个作家作品简单地排列在一起的模式，应当注意“史”的脉络，清晰地描述出承传流变的过程[13]。章培恒则认为，目前只有在中国文学史的宏观研究上取得较大的突破，才能在总体上推动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进展，这种宏观研究包括文学观念的检讨，马克思主义的坚持，文学史分期的确立，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分界的打破等。章氏还认为，宏观研究必须建立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就许多课题来说，倘若微观研究不充分，宏观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就含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14]
至于文学史的研究方法，钱志熙认为可分为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两种。“基本方法为审美、历史、逻辑这样三种”，具体方法包括“近年来人们所引进的文本批评、母题研究、接受美学乃至熵的理论、耗散结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一系列新方法”。[15] 李建新认为文学史研究的传统方法是历史学、文章学、社会学三种，缺的是“文心搏动、是理论建构、是文学精神”，要想在研究上创新，就必须引入“大文化视野、新逻辑学思路、原生态式把握、形式主义细读、审美心理学分析等”新方法。[16] 关于文学史的分类和编写，更是呈现一种众说纷纭的态势。邓敏文将编写的类型分为八种：综合性的文学通史，综合性的文学断代史，专题性的文学通史，专题性的文学断代史，分体性的文学通史，分体性的文学断代史，地方文学史，民族文学史[17]。罗漫则把非通史类的文学史分为十二类：分体文学史、断代文学史、分体断代文学史、流派文学史、区域文学史、民族文学史、妇女文学史、风格文学史、美文文学史、结构文学史、编年文学史、文学思想史、文学批评史。他还预测会出现九种文学史的新类型：批评文学史、计量文学史、中外文学交流史、原型文学史或题材文学史、哲学文学史、美学文学史、社会学文学史、宗教文学史、文化文学史[18]。
二是有的学者对此有系统的思考和长远的准备，在作家、作品研究和时段、流派研究中注意其承续和流变，先用系列的单篇论文方式逐步反映其研究成果，然后在此基础上综合和重构。余恕诚继《唐诗风貌》对唐诗横向剖析之后，又开始对唐诗发展进行纵向寻绎，近两年陆续发表有〈晚唐两大诗人群落及风貌特征〉（《安徽师大学报》1996.2），〈初唐诗坛的建设与期待〉（《文学遗产》1996.5），〈李商隐诗歌的多义性及其对心灵世界的表现——兼谈李诗研究方法的问题〉（《文学遗产》1997.2），〈从李白到李商隐〉（《中国李白研究》1998.10），〈诗歌：从韩愈到李商隐——兼谈文学演进中的穿透和位移现象〉（《文学遗产》1999.4）。许总继1994年的《唐诗史》之后又发表有〈论元和诗歌变态美特征的形成和走向〉（《云南社会科学》1996.1），〈唐诗历史进程与存在方式之重构〉（《社会科学辑刊》1996.2），〈论唐末社会心理和诗风走向〉（《社会科学战线》1997.1）等，专门探讨唐诗流变的架构及美学特征。
三是出现了以流派、流变、艺术风格等内在特征为划分标志的文学史。如刘扬忠的《唐宋词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阮忠《唐宋诗风流别史》（武汉出版社1997），程国赋《唐代小说嬗变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木斋《唐宋词流变史》（京华出版社1997），赵谦《唐七律艺术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等。
文学史研究和编写方面，也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差距还很大，要形成共识还有待于将来和更加深入的研究及实践。如莫砺锋就不同意“文学史学”这一提法，因为一则“即使这种研究工作偏重于理论的抽绎，也只须称之为‘文学史理论’，他仍可被包括在‘文学史’之中，根本无须画蛇添足地缀上一个‘学’字”。二则编写文学史的历史尚不足百年，“文学史著作在学术上的进步仍是步履艰难。而文学史著作往往具有教科书性质这一事实，更使陈陈相因成为该学科的整体性缺点”，因此建立“文学史学”的条件尚未成熟。另外，莫氏对借鉴西方理论来提高文学史学科水平，和即使建立了比较理想的“文学史学”后，文学史研究能否就此出现飞跃，皆表示怀疑[19]。至于文学史的编写，也有人认为这个问题无须讨论：“文学史应当怎么写，这又何必讨论呢？你认为应当怎么写就怎么写好了”[20]⑶。具体到唐代文学史的研究和编写来说，研究者们对唐诗史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而对唐代散文史、小说史尤其是骈文史的研究就显得薄弱一些；在唐诗史研究中，唐诗分期、“盛唐气象”、“边塞诗派”、牛李党争等问题的探讨和争论展开的比较充分，对其它时段、诗人群体、诗歌流派如初唐的宫廷诗人、晚唐的艳体诗人研究得较薄弱，对一些新的诗风、诗派的发掘，如吴在庆那样对“咸通十哲”的发掘和研究就更少；以历史演进为线索表述的多，探求其文学流变脉络和规律的少；采用传统的“诗——史范式”者多，探究作家心灵历程者少；由盛唐到中唐诗风流变研究者多，由初唐到盛唐和由中唐到晚唐如何流变探求者少；从社会学和文艺学角度做作家生平及作品分析者多，研究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心灵历程者少。因此，这方面的成绩只能说是取得了进展。
7、研究方向的多角度和多层次
九十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基本上突破了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成就三大块这种机械、单一的分析方法，注意文学与多种因素的关联，在深入到作家内心，注意其心灵历程的同时，将研究领域延伸到史学、美学、文化学、经济、艺术、哲学、神学、民俗等领域。对作家的评价，在充分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调整视角，力求得出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结论；对作品的理解，也超越了语言的诠释和文艺学的鉴赏，扩展到民俗、社会学等方面。如果说八十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已开始向这方面的尝试，到了九十年代就运用得较为普遍，较为成熟。这当中，运用的较为成功的要数与文化学、民俗、历史与哲学、宗教的结合上。
与文化学、民俗学和史学的结合。如李浩的《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文津出版社1999）从地域文化观念出发，对与唐代文学发展有关连的关中士族史事和关中地域文化进行考论和诠释，在此基础上为唐代的关中文学定位，并对牛李党争、苏绰的文体改革作出新解。类似的还有傅绍良的《盛唐文化精神与诗人人格》（文津出版社1999），邓志方的《浙东唐诗之路》，戴伟华的方镇、使府与唐代文学的关系研究：《唐代幕府与文学》（现代出版社1990）、《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广西师大出版社1998）、《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程蔷、董乃斌的《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葛景春的《李白与唐代文化》、《李白与中国传统文化》（台湾群玉堂出版公司1991），邓小军的《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等。
佛教与唐诗研究的结合。同八十年代讨论佛学热相比，九十年代有所收敛和冷却，但也似乎更专深了一些。八十年代的研究特征一是表现为宽泛性，即是着眼于佛教与整个中国文学或中国文化的关系，这当然与当时的时代风气有关；另一是多为佛教与唐代作家、作品的关系研究。九十年代的佛教与唐诗研究出现了以下几种变化：
一是在佛教与作家作品的关系研究方面，研究者已不再满足于揭示作家思想上有哪些宗教情绪，它们在其作品中又有哪些反映。而是开始探究佛学或禅宗思想对其创作产生那些穿透，使其创作倾向如何发生位移；在作家思想上，儒、释、道是如何互动及其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下的不同表现，并着重于整体的把握和深层的思考。以佛教与王维的关系研究为例，阎琦的〈元和末年韩愈与佛教关系之探讨〉（《铁道师院学报》1997.3）集中考察了宪宗元和十四年至十五年这两年间，韩愈对佛教的态度由辟到近再到辟的两番变化，并分析了产生如此变化的内外两个原因。陈允吉的〈王维辋川〈华子冈〉诗佛家“飞鸟”喻〉（《文学遗产》1998.2），从王维的一首绝句入手来剖析王维诗中的佛学意蕴，不仅有实地考察，而且追溯了中国山水诗景情理结合的历程，从而赋予王维这类诗歌一个阔大的哲学文化背景。
二是研究的范围有所拓展，从佛教与作家作品间的关系拓展为同一个时代、一个时段、一种诗歌范式、一个诗歌流派、一种文学运动、文学思潮的关系，如孙昌武〈唐代文人的维摩信仰〉（《唐研究》（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2）、〈中晚唐的禅文学〉（《唐代文学研究》（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陈允吉〈“牛鬼蛇神”与中唐韩孟卢李诗的荒诞意象〉（《复旦学报》1996.3），张伯伟〈略论佛学对晚唐五代诗格的影响〉（《唐代文学研究》〈三〉1992），周春宇〈禅宗哲学与唐宋心境美学〉（《青海社会科学》1997.1），姜光斗〈论梁肃的佛学造诣及其对唐代古文运动的贡献〉（《唐代文学研究》（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张晶〈禅与唐代山水诗派》〉（《社会科学战线》1994.6）等。
三是对唐代诗僧和禅文学的研究开始铺开和深入。贾岛的研究在继续深入，如房日晰的〈贾岛考证二则〉（《文学遗产》1992.6）考证贾岛有邠州之行；徐希平〈“武功体”价值新探〉（《西南民院学报》1992.4）对其“武功体”作出新解，吕瑞庆〈贾岛研究述评〉（《青海民院学报》1990.2）则对晚唐以来贾岛研究史第一次作出勾勒。贺秀明〈略论贾岛对后世的影响及其原因〉（《厦门大学学报》1996.3）则着重探讨了贾岛对后世的影响及原因。与此同时，对寒山、齐已、贯休、皎然等诗僧的研究也进一步铺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日、港、台曾掀起一股持续多年的“寒山热”，大陆在沉寂了多年以后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了对寒山诗的研究。除了上面曾提及的钱学烈专著《寒山拾得诗校评》外[21]，还有陈耀东的〈征引、拟作、赓和——寒山子“热”考〉（《唐代文学研究》（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这是一篇较翔实的寒山诗接受史研究。作者从历代对寒山诗的征引、拟作、赓和三个方面考察了寒山子在我国宗教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并阐述了其赓和系统版本的嬗递。王庆云的〈论寒山诗及其在东西方的影响〉（《烟台师院学报》1990.1）则是篇寒山诗国外接受史研究，只是显得单薄了一些。
道教与唐诗研究的结合。八十年代这方面的论文较少，九十年代除了在数量上大量增加外，研究视角和研究手段上也有所拓展和变化。
一是继续道教对唐诗的影响研究，但比起八十年代研究面有所扩大，也有所深入。钟来因在李商隐与道教关系方面有一系列论文，八十年代有<唐朝道教与李商隐爱情诗>（文学遗产1985.3）等，认为李商隐的诗歌《安平公诗》、《李肱所遗画松诗》、《燕台》、《碧城三首》等是描述他在玉阳山学道的情形以及其间与女冠的恋爱悲剧。进入九十年代后有<李商隐玉阳之恋补正>（中州学刊1998.4）等，对此进行进一步考索。黄世中则从泛论李商隐其人其诗与道家关系扩大到整个唐代诗人和诗风，如<论中晚唐文人恋情诗中的仙道情韵>（第十届中国唐代文学年会论文2000），<论唐代诗人的崇道狂迷>（《唐代文学研究》第8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论唐人醉酒诗中的“道味”>同上，第6辑，1996、〈论唐人山水诗的道意〉（《益阳师专学报》1994.1）、〈论唐代道蕴诗的审美情感〉（《温州师院学报》1994.5）等。孙昌武在二十世纪结束时，出版了一部探讨道教与唐代文学关系的专论——《唐代道教与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二是从八十年代的影响研究移到对道士、女冠诗人和游仙诗之类作品的研究。黄世中近年来在道教与唐诗的关系研究上颇有心得，除上面提及的影响研究外，还有专著《唐诗与道教》（漓江出版社1996）。葛兆光在九十年代专注于道藏的研究，论文〈道教与唐代诗歌的语言〉（《清华大学学报》1995.4）则是他“十年来读道藏”的心得之一。作者认为“古奥华丽的语言，丰富神奇的想象，深沉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追求自由幸福的愿望，这就是道教给予唐诗的影响”。文中还对道士韦渠牟、刘商以及受过“道符”的顾况的创作倾向和诗歌语言进行了剖析。蒋寅<吴筠：道士诗人与道教诗>（宁波大学学报1994.2）对这位盛唐道士的生平、诗歌创作及艺术风格进行了考论。李乃龙的〈唐代游仙诗若干特质〉（《陕西师大学报》1998.3）、〈道教上清派与晚唐游仙诗〉（《陕西师大学报》1999.4）是两篇关于唐代游仙诗的专论。李永平<游仙诗死亡再生母题>（陕西师大学报1997.4）考察了中国历代游仙诗中水死成仙，蝉蜕、羽化、进入神秘仙境等死亡再生母题，其中提到李白的《古风》和曹唐的游仙诗。文章认为：这一母题源于亘古以来人类必死所产生的死亡意识，“一方面通过‘水死’、‘蝉蜕’、‘羽化’、‘入仙洞’等与死亡再生母题相沟通；另一方面，又通过道教与上古神话中的‘昆仑’、‘华胥之国’、‘悬圃’、‘蓬莱仙境’相联系，其本质思想还包含着游仙诗作者在异化社会里对理想社会的眺望”。
三是道教典籍和道教活动等本体研究开始起步。葛兆光<“神授天书”与“不立文字”——佛教与道教语言传统及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文学遗产1998.1），指出佛教与道教在传播方式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并从道教的传播方式以及这种方式造成的心态，来解释唐代复古思潮和险怪绮丽诗风的形成。葛景春的专著《李白与唐代文化》和郁

中国历史上的长生不老故事

贤皓的专著《天上谪仙人的秘密——李白考论集》，对领受《道簶》后李白的心态和所从事的道教活动进行了考论和分析。汪泛舟〈敦煌道教诗歌补论〉（《敦煌研究》1998.4）首次对杂陈于敦煌道经和斋醮仪式中的道教诗歌的内容、特色、形式和途径进行整理和分析，旁及道士、女冠的一些涉道诗和游仙诗。作者举斋醮仪式中的“礼方十词”、“步虚词”、“唱和歌”、“祭神诗”为例，分析他们分别在斋醮仪式中的作用以及所特有的神秘和信仰色彩。作者另有一篇论文〈敦煌道教与斋醮诸考〉（《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对藏于敦煌的400多件道家文献进行全面论述，〈补论〉则是专论诗歌。王立<道教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中的天书>（东南大学学报2000.2）以皇甫枚《三水小牍》、《云合奇踪》等小说为例，指出“天书”“在英雄传奇、造反兴事这类小题材的形象塑造、情节展开以及惩恶扬善教训意旨的表达上，有着几乎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而“天书”这一母题的形成，与“先秦的兵家文化、秦汉神仙方术及此后的隐逸文化”，与“作为新道教的天师道”对道教的改进，“与书法艺术相关的扶乩”都不无关系。
四是研究面有所拓展，在个案研究的同时，开始注意道教与唐代文学的某个时段、某种体裁、某种表达方式、某种思想倾向之间的关系。葛兆光在八十年代初就有〈道教与唐诗〉（《文学遗产》1985.4）论文发表，在这方面起步较早，九十年代初又有专著《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问世。作者从自然、社会和人三者关系这个广阔的背景出发，来探讨道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作用和自身的演变规律。其“中编”主要谈唐宋时代的文化嬗变与道教的关系。作者认为巫觋本色；向老庄佛禅靠拢成为士大夫道教；与封建伦理联姻：是唐宋时代道教的三种趋向。葛氏另有<从出世间到入世间——中国宗教与文学理想世界主题的转变>（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则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包括佛、道在内的整个宗教与文学关系的探讨。申载春〈道教与唐传奇〉（《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1）则从整体上把握唐代传奇与道教的关系。朱易安《中唐诗人的济世精神和宗教情绪》（《江海学刊》1998.5）探讨了释道思想和当时的文学变革、诗人们的济世精神关系。作者不同意把这种救弊变革的热情和文学革新运动看成是儒学传统和儒学重振的结果，而把士人变革失败后与释道的交往看成是消极的举动。
但总的来说，道教与唐诗研究，目前开展的还不够广泛和深入。除了一、两本专著外，多是用单篇论文的方式，或是对某一作家的思想中的道家倾向，或是对其部分作品的老庄成分进行关系研究。涵盖面还不够广，整体的把握也还不够。对道家诗人及女冠诗的研究刚刚开始；对唐代游仙诗、炼丹诗、送宫人入道诗、葵花诗、仙道类小说的研究有的刚起步，有的还未触及；对道藏、道曲的研究和从中梳理出唐诗、唐代诗人行踪，也似未见有成果问世；至于一些道教活动和道教仪式对社会包括对作家生活、创作和心灵的影响，不同的道教流派对诗人及诗人群落的不同诗风形成的影响研究，更是很少触及。至少还没有看到象台湾学者李丰楙等对道教传说、道教斋仪那种很深的体悟；在唐代文学与道教传说、道教斋仪间梳理出一条道教与文学互动的关系史；以及象李氏《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误入与谪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学论集》、《忧与游——六朝隋唐游仙诗论集》这样的系列专著。
唐诗与音乐、舞蹈及绘画关系研究。唐代文学与音乐的关系研究过去多集中在词源和词体方面，如程杰<论词所体现代音乐精神>（学术研究1987.6），周延良<隋唐燕乐与词的关系>（文艺研究1996.2）等，但近年来从诗歌的角度多了起来。除了朱易安的《唐诗与音乐》（漓江出版社1996）外，还有<细故末节论唐音>（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1990）一文，从研究史的角度，认为明代格调派研究唐诗的最大贡献就是发现了唐诗艺术本身的特殊品性——诗歌语言的音乐性，并揭示了这种音乐“符号”所表现的诗人“性情”的全过程。李杨<唐代音乐诗的文化解读>（东方丛刊1995..2）从音乐与文学的合流这个独特的角度来分析唐代音乐诗的文化内涵和在文学史、文化史演进过程中独特的文化意义。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张志烈<杜甫诗文中的音乐世界>（杜甫研究学刊1998.4），葛景春<李白诗歌与盛唐音乐>（文学遗产1995.3），邓惠明<唐代音乐诗审美价值分析>（西藏大学学报1998.2），吴相洲<论初唐人对近体诗律的探索与诗歌入乐的关系>（第十届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年会2000）等。但在这方面，还没有出现象任二北《唐声诗》那样的专著，也似乎还没有象台湾学者沈冬那样对唐乐的专深研究。
唐诗与舞蹈的关系研究，张明非除了专著《唐诗与舞蹈》（漓江出版社1996）之外，尚有论文<唐代乐舞诗的艺术成就>（广西师大学报1994.3）专论唐诗中的乐舞诗。文章认为唐代的乐舞诗是唐代高度发展的诗歌艺术与舞蹈艺术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唐代一些诗人个人爱好与擅长的产物。这批乐舞诗的艺术成就表现在：产生了一批像《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等名篇佳作；运用恰当的动词、生动的比喻以及动静相生等手法，艺术地再现舞蹈的动态美；使用多种修辞手法和景物描写，创造审美意境，将舞蹈形象转化为诗的美学形象。作这方面较为深入探讨的论文还有赵文润<隋唐时期西域乐舞在中原的传播>（陕西师大学报1997.1），耿占军<《唐代舞蹈》关于“燕乐”流变正误>（唐都学刊1997.1），刘阳<唐诗中所见外来乐舞及其流传——兼论唐人诗中的“何满子”>（中国比较文学1996.2）等。
九十年代更有一批论著开始从总体角度来探讨唐诗与绘画的关系，如陶文鹏《唐诗与绘画》（漓江出版社1996）、<传神肖貌，诗画交融——论唐诗对唐代人物画的借鉴吸收>（文学评1994.6），王启兴<唐代诗人与绘画>（《唐代文学研究》第七辑，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等。关于山水诗与山水画关系的探讨论著要多一些，如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的<中国山水诗的艺术脉络>，马秀娟<王维与谢灵运山水诗之比较>（《唐代文学论丛》第七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韩经太<论唐人山水诗的演生嬗变>（文学遗产1998.1）等。
但是，唐诗与音乐、舞蹈及绘画关系研究多为单一性研究，有的虽是专著，但多为一般性的介绍，缺乏深入的探讨。至于系列性的论著，群体式的关注和集中式的讨论，似乎还未形成气候。另外，从现有的专著和论文来看，也多为总体式和宽泛式的，如何具论某一作家、某一群体、某一流派的创作倾向与舞乐的关系，这种影响和互动的脉络和发展演变规律又是如何，也还有待于将来。
8、研究手段的多样化
比起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对新研究方法的引进和运用，有两方面的长足进展：
从引进者来说，已克服了八十年代的浮躁，不再急功近利、盲目引进、囫囵吞枣、生搬硬套；也不再对此焦虑困惑、感到无所适从，而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广阔而深厚的背景，去寻求与此相契合的表达体系。从批评者来说，尽管一部分学者仍坚持八十年代以来的否定态度，但多数学者基本上已不再排拒，而是以一种平常心和宽容的精神来对待；也不再计较方法的新与旧，“而是看他是否切合研究对象，是否解决实质问题。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完全可以中西结合、古今结合，各种方法交替使用、并驾齐驱”。[22] 孙昌武认为：“研究方法应多种多样，每种方法都宜重视。国外有很多新的方法，我们掌握得并不够。微观、宏观两种方法是早就存在的，今日之宏观研究实际是从五十年代之以史带论演变而来，二者应结合，不宜割裂”。[23] 在第九届全国唐诗年会上，一些学者还以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如何将传统治学方法与当时的新方法结合起来为例，说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要学习、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而是如何使之切合我们的研究课题，如何与我国传统治

中国历史故事文天祥栽树

学方法相结合[24]⑶。傅璇琮的〈唐初30年的文学流程〉（《文学遗产》1998.5）就是在传统研究方法上的新变。作者把丹纳的诗人群体意识和地域文学理论与中国传统的考据索引结合起来，用一种编年方式，把不同地区作家的不同活动，放在同一时空背景下加以考察；在一年一年的时间推移中去发现文学流变的规律，从而提供了一个整体的时空新视角，便于对这个时代的文学风貌和流变规律综合和整体地认识和把握。由于这种认识和把握是建立在扎实的人文资料的考辨、排比之上，因而又显得翔实可信。
在新的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上，较多使用的是比较研究的方法，其成果也最多，这一点与八十年代相似。另一种运用的比较多的是美学以及心理分析法，如孟修祥的《谪仙诗魂》（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董乃斌《李商隐心灵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等。另外，还有部分学者采用统计学、语言学批评、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等方法。如赵谦〈杜甫五律的艺术结构与审美功能〉（《中国社会科学》1991.4）谢思炜〈杜诗解释史概述〉（《文学遗产》1991.3），吴相洲〈从系统论看盛唐之音〉（《北京大学学报》1995.3）等，这比起八十年代来又有所发展和变化。但总的说来，在运用新学科、新方法来研究唐代文学，对其学科和方法的深入理解和运用上妙合和熟练程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相当一部分的运用新方法的论文来说，八十年代学风上的一些不良风气也还没有完全消除。“有些论著搞外国文学理论的新名词新术语的狂轰滥炸，生搬硬套，削足适履，将理应使人获得审美趣味和审美思考的艺术研究，搞成以艰深文饰浅陋、空洞无物、索然寡味的文字垃圾”。[25] 有些学者对新方法引用的批评和前途的担忧，也不为无因。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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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九十年代唐代文学著作论文统计参用张明非〈九十年代以来唐代文学研究回顾〉《唐代文学研究年
鉴199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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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郭英德：〈论古典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文学评论》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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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唐代文学研究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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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思考〉，《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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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明非：〈九十年代以来的唐代文学研究回顾〉，见《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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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学史研究的前瞻〉，《中国社会科学》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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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唐诗艺术研究的现状与思考〉，《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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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唐诗艺术研究的现状与思考〉，《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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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唐诗学系列研究介绍〉，《唐代文学研究年鉴》，桂林：广西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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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傅璇琮、郭英德、谢思炜：〈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的思考〉，《文学评论》19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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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文学遗产》1993年召开的关于文学史编写的座谈会，1997年4月15日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组织的对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研讨会。《江海学刊》于1994年“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研讨会”和1997年召开的“文学史学研讨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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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兆鹏以及下面引用的许建平、林继中、莫砺锋诸文，均见〈关于文学史的思考〉，《江海学刊》1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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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文学史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北京大学学报》1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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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复旦学报》1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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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审美、历史、逻辑--论文学史研究的三种基本方法〉《文学遗产》19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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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文学史方法的历史和新方法的诞生〉《河北师大学报》19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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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体例论”，《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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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国文学史的类型与功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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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关于文学史的思考〉，《江海学刊》1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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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罗宗强语，转引自傅璇琮〈文学编年史的编写与唐代文学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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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关于此书的成书经过和价值，见本文“九十年代成就”的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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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转引自杜晓勤〈关于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思考〉，《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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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转引自尚永亮〈唐代文学研究应朝什么方向发展〉，《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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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转引自杜晓勤〈关于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思考〉，《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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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陶文鹏：〈唐诗艺术研究的现状和思考〉，《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31。
（文章来源：韩国《中国学会学报》第五期，转自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网站。）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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