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庸关-历代诗人笔下的居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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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历代诗人笔下的居庸关

在万里长城的关隘中，“九关第一数居庸”，“横亘中原万里雄”。在著名的燕京八景里，“山城薄日照居庸，抗岭回峦紫翠重”。千百年来，居庸关的险和翠，驰名世界，誉满人间。而今，它依旧傲然屹立在神州北国，成为中外来京人士必游的胜地。
居庸关，自古为天下九塞之一。它位于北京城西北百余里的崇山峡谷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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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绝险”之称。明人蒋一揆在《长安客话》里说：“两山夹峙，一水旁流，其隘如线，其侧如倾，艰折万状，车马难行，称曰百二重关不虚也。”至于居庸之名，则起于秦代。相传秦始皇修长城时，“徙居庸徒于此”而得名，迄今已有二千余年。而设景“叠翠”，为骚客文人所瞩目，则始于金代章宗年间。据史书载录，最早描绘居庸关的诗，是唐代高适的《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其实，与高适同时代的祖咏的《望蓟门》比高适还要早些时候。居庸关，唐代又称蓟门关，或军都关。《望蓟门》描写的是边塞军营景象。有人曾怀疑这是对安禄山叛乱的预感，可见写在高适入关之前，不成问题。“燕台一去客心惊，笳鼓喧喧汉将营。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沙场烽火侵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作者并没有描述关隘的地势风光，却展示了雄浑壮丽的古战场的战斗气氛，生动感人。高适在《入居庸》三首中，描绘的则是另一番景象：“绝坂水连下，群峰云共高”；“溪冷泉声苦，山空木叶干”；“岩峦鸟不过，冰雪马堪迟”。唐代版图辽阔，居庸关远离边境，战略地位居于次位，对军事设防无需十分重视。高适笔下的险峻、荒凉的古塞风光，正是当时居庸关的真实面貌。
在此之前，从汉至隋的八百多年间，居庸关虽“常宿重兵，以谨管钥”，为兵家必争之地，但是，由于战事频仍，朝代多变，居庸关的战略作用也常有变异。汉代的居庸关，主要是沟通中原和塞外的要道。三国时期，称西关或军都关。北魏把它同卢龙塞作为二险，据“以杜贼出入之路”。北齐改为纳款关，成为查缴赋税的关口。唯其如此，居庸关的景物风光，尚未能引起人们的注目。最早的记述，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其中说居庸关“绝谷累石为关垣，崇墉峻壁，非轻可举。山岫层深，侧道偏狭，林鄣邃险，路才通轨。晓禽暮畜，寒鸣相和；羁官游子，聆之者莫不伤思矣。”这段描写，颇有诗情画意，把它当作最早描绘居庸的诗句，也未尝不可。
在唐以后的八百多年里，情况则大不相同。从辽、金在北京建都时起，居庸关作为都城的西北门户，其战略地位跃居于关隘之首。辽以北京为下京之后，很重视对居庸关的军事设防，至被金灭亡之前，天祚帝耶律延禧更以劲兵驻守。金兵临关时，辽兵埋伏在山崖之下，以为可以诱敌深入，转败为胜。谁知天意不容，“崖石自崩，戍卒压死，不战而溃”。金代更加重视居庸关的防守。《金史》记载：“中都之有居庸，犹秦之崤函，蜀之剑门也。”因而“冶铁锢重门，布鹿角蒺藜百余里，守以精锐。”随后，又命名为“居庸叠翠”，列入燕京八景之一；文人墨客对它的赋咏开始多了起来。著名诗人刘迎的诗作具有代表性。“我车从其间，摇兀如病。推前挽复后，寸进退还咫。”“倦仆困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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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牛苦鞭。”（《晚到八达岭达旦乃上》）车行关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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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艰难和诗人坐在牛车上的狼狈相，都写得细致，逼真，生动有趣。当他的老牛破车出八达岭而到达关北的时候，“弥望尽荒坡”，“风土日已殊”；“时节春已夏，土寒地无禾”。（《出八达岭》）但是，关南的景色则迥然不同。“危峰张屏障，峻壁开户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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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腾来阵马，翔舞下灵鹫。秀色分后前，晴岚迷左右。重阿忽翳障，虚籁竞呼吼。深纤爰风日，高亢扪星斗。”（《南口作》）从刘迎的笔下可以发现，当时的居庸关，尽管精锐据守，加强军事设施，但仍然保持着汉唐以来的雄浑、苍莽、荒疏的自然风貌。
元代，蒙古族人尽管善于野战，不注重城堡之利，但也曾经领教过关城的威力。元太祖成吉思汗打到居庸关的时候，强攻不下，只好问计于扎八儿。扎八儿回答说：“从此而北，黑树林中有间道（僻径小路），骑行可一人，臣常（疑为尝）过之，若勒兵衔枚以出，终夕可至。”“元太祖乃令扎八儿轻骑前导，自暮入谷，黎明诸军已在平地，疾趋南口，金鼓若自天下，金人遂溃。”（《昌平山水记》）从此，居庸关作为大都（北京）的西北屏障和通往上都（内蒙正蓝旗东）的要道，南北布防，屯兵以“徼巡盗贼”。元武宗年间，更设“万户府”，统领诸部卫军。尔后，又大兴土木，修建佛寺、行宫、花园等等。每年皇帝到上京避暑时，都要从这里过路、游赏和留宿，其盛况可想而知。以颂扬元室统治功德著称的文学家柳贯在《度居庸关》中说：“千辕络前后，两轨通中央。谷开稍夷旷，在险获康庄。岂惟遂生聚，到廛参雁行。……两京备巡幸，离宫岌相望。”通议大夫王恽曾到过居庸北口迎接皇帝回大都，“翠华南下拂云霓，驻跸军都汉苑西。”（《九日迎塞北口和寅甫学士韵》）这些都是当时皇帝巡幸二京往返居庸关的实况。关于行宫、佛寺等建筑林立的状况，迺贤在《居庸关》诗中写道：“环村列墟市，凿翠构庐屋”；“浮图在广路，台殿出层麓。”此诗的序中还说：“关北五里今敕建永明宝相寺，宫殿甚壮丽，三塔跨于通衢，车骑皆过其下。”指的正是用大理石砌成的“云台”。这座壮丽建筑，设计精巧，结构特殊，券洞内浮雕满壁，用六种古文字雕刻的经文、咒语，至今仍依稀可辨，是我国历史文物的珍宝。
到了明代，居庸关作为长城重镇之一，受到朝廷的极大重视。其建设规模之大，时间持续之长，大大超过以往历代。据史书记载，洪武元年（公元１３６８年）朱元璋把修筑居庸关一线的长城作为开国大业之一，特派头号大将徐达守边并主持筑城工程。永乐迁都北京之后，居庸又成为都城的西北门户，筑城工程更声势浩大，加紧进行。直至弘治十六年（公元１５０３年），八达岭长城建成，居庸“绝险”之上又矗立起更险的“居庸外镇”和“北门锁钥”。彼此浑然一体，莽莽苍苍，无比壮观。素以婉约诗风著称的边贡改用雄健的笔调，对它作了出色的描述：“塞口重关惬素闻，壑烟岚雨镇絪緼。雄吞巨海山形断，秀在中原地脉分。锁钥还思寇丞相，长城不用李将军。倚窗时送东南目，双阙蓬莱五色云。”诗人陈子龙甚至说：“险到居庸地脉分，何须长戍羽林军”。其实，居庸关设置卫所，守以精兵良将，储备大量武器粮草，所谓“壮士弓刀常带雪，将军帷帐迥浮烟”（冯琦诗），倒是常备不懈的。
居庸关军事工程体系的兴建，对于抵御北方蒙古部族的侵犯，加强北京的防护，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战争并没平息，蒙古人的多次南侵，都使居庸关受到干扰。著名的“土木之变”和“庚戌之变”都曾波及这里。正所谓“羽书昨夜报居庸，百万雄师下九重。天子垂衣临大漠，群臣端笏扈元戎。禁中已乏回天策，阃外谁成辟地功。千古澶渊扶日驭，令人常忆寇莱公。”
“是时銮舆北巡狩，百万貔貅度关口。旌旗翻风晓日寒，千官扈跸森前后。”（袁思彻《出居庸关作》）明成祖朱棣肇建北京城以后，侍讲兼左青坊左中允邹缉倡议重设北京八景。他说：“昔之八景偏于一隅，犹且见于歌咏。”而今，“纵观神京葱郁佳丽，山川草木，衣被云汉昭回之光……乌可无赋以播于歌咏？”在同行者的赞同下，遂以八景为题，邹缉作诗为倡，继赋者凡十有三人，设诗一百二十首。其中歌咏八景之首的“居庸叠翠”的诗作，虽多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辞，但对居庸的险和翠则描写得比较成功。“山带孤城耸半空，势凌恒岳远相雄。万壑烟岚喜雨后，千峰苍翠夕阳中。”（许鸣鹤）“重关深锁白云收，天际诸峰黛色流。”（曾棨）“千峰高处起层城，空里苕荛积翠明。”（王英）从此，诗人笔下的居庸关，险中蕴秀，翠衬险奇，多姿多彩，分外妖娆。
康熙掌政以后，从历史经验出发，主张对边远民族实行“怀柔”、“德化”，对长城及其关隘采取保而不修的方针。“形胜固难凭，在德不在险。”“沙漠名王皆属国，但留胜迹壮山河。”这也是他每年赴承德、围场避暑，打猎路过古北口时留下的诗句，体现了他实行上述国策的指导思想。在其影响之下，清代描写居庸关的诗歌，一扫明人华丽、颂扬之风，始终保持了康熙定下的基调。大文学家朱彝尊在《百字令·居庸关》一词中，以沉郁的心情描述了景物的荒凉。“画角无声，朱旗卷尽，惟剩萧萧柳。”最后，甚至说：“旧事惊心，长途望眼，寂寞闲庭堠。当年锁钥，董龙真是鸡狗。”宫廷大臣申甫在和康熙诗中，深刻领会了康熙的思想。“但以雄关存旧迹，每看废榘动遐思。”“毕竟成城须众志，皇图巩固在于斯。”这是历史的必然。万里长城、居庸关，作为军事工程，已经结束它的历史使命。而作为山河胜迹，则千秋壮丽，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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