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王進鋒：卜辭管字與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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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進鋒：卜辭管字與管地

卜辞管字与管地
（首发）
王进锋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殷墟甲骨卜辞中有“ ”字，主要见于以下卜辞：
（1） 乙酉卜，，贞：州臣侑，桎自得。 （《合集》849正）
（2） 贞：桎自得。 （《合集》855）
（3） 囿。　　　（《合集》9491）
上引（1）辞中“州臣”的身份问题，历来争论很大。其实“州”是地名，其地在今河南沁阳附近。康王时期的邢侯簋（《集成》4241）铭云：“赐臣三品：州人、重人、庸人”。陈梦家谓：“州或即《左传》隐十一与郑人之州，杜注云：‘今州县’ ”[1] ，可资佐证。“桎”有“执捕”的含义[2]。（1）辞义为乙酉这天占卜,贞问州地之臣参加侑祭，从地执捕，能有所得吗。（2）辞是贞问从地执捕，能否有所得。（3）辞刻辞残缺不全，具体辞义不甚明确，但“”字当和（1）、（2）辞一样作地名。
历来专家对 “”字是何字、其地在何处都无说。笔者现结合文献、出土文字、考古等方面的材料，来解决“”的文字和地理问题，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
“”字字形在甲骨文中作：
（《合集》849正） （《合集》855） （《合集》9491）
其在卜辞中用作地名。但对于其究竟是何字，以及地望在何处，诸家都无说[3] 。
按：“”字从“官”从“”或从“官”从“又”。分析其形体，当是从“官”得音的形声字。“官”、“管”二字又音近可通，如《仪礼·聘礼》：“管人布幕于寝门外”，郑玄注：“古文管作官”；《管子·小匡》：“则足以补官之不善政”，戴望校正：“ 宋本官作管，古字通”；《礼记·王制》：“诸侯之上大夫卿”，孔颖达疏：“官者，管也”。因而，从字音方面看“”字就是“管”字。
另外，从字形上看“ ”字也就是“管”字。以前学者们都认为商代无“管”字，《甲骨文编》中不见此字；于省吾也说“古无管字，管是后来的借字 ”[4] 。但我们从文献中知道，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管”这个地名，《史记·管蔡世家》“封叔鲜于管”；《墨子·耕柱》“古者周公旦非关叔”，“ 关”就是“管”。从这种情况看，“管”字的出现当不会很晚。综合来看，我们认为甲骨文中的“”字就是后来“管”字。“管”字不见于金文，但在战国以后的文字材料中却很常见，作：
（A《十钟山房印举》） （《说文》小篆）
将其与上面的甲骨字形对照，其字形演变中间有不明的地方，但大致还能看出其中的脉络，即： “”结构中一上一下的手形逐渐并到一排；“”内“”形逐渐向上移动，并向外演变；“”形逐渐讹变为“艸”形。“”字的这些变化轨迹可与“”、“争”、“受”、“丞”、“閒”、“绾”、“若”字字形的变化相互比较。它们在古文字中的字形为：
A （《合集》6446臼） (《合集》13845)
B (《前》7·2·3) （《前》7· 33·2） （《拾》13· 12）
C (《前》7·42·1) （《前》7·43·1） [5] （《乙》52）
D （《铁》171·3） (石鼓文)
E （钟） （《郭店·语丛》3·27） （《说文》小篆）
F （钟） （秦印） （《说文》小篆）
G (《甲》968) （《乙》3400） （《佚》745 ） （《说文》小篆）
上揭A中二形文字为一字， “”中手形一上一下；“”中两手形并排。B中都是“争”字，“争”通常情况下作前两形，手形一上一下，但在“”（《拾》13·12）中，手形就是并排的。C中都是“受”字，其在通常情况下作前二形，手形一上一下，但在《乙》52中二手形都并到了一排。A、B、C都说明甲骨文字中一上一下的手形有时也可并到一排。
D中都是“丞”字，其在甲骨文中作“”在“”上，但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石鼓文中“”则在“”下。E“閒 ”字在金文中从“月”在“门”上，到了战国文字和小篆的时候“月”就到了“门”里。F“绾”字在西周金文从 “”下有“”，到了战国文字和小篆中丝形就到了“官”外，逐渐成为了今天的“绾”字。 “丞”、“閒”、“绾”二字以及下揭“阑”字的多种字形都说明古文字中部首向上或者向下、向框内或者框外演变是比较常见的。
古文字中的 “”和“”形是有差别的，但由于二者字形比较接近，因而在传抄的过程中，会产生相互讹变的现象[6] 。小臣簋中“”在舀鼎中作“”；“”（《郭店·语丛》3·47；“暮”字）字其下部所从的“ 艸”形和“”（《陶汇》3·372；“艸”字）字本身看上去都十分的象“”形；“桑”字在甲骨文中作（《前》1·6·6）、 （《续》3·31·9），从“”，其在《说文》小篆中作“”，已经讹变为“”。所有这些都是“”、“”二形相互讹变的例证。上引G中的都是“若”字。其在甲骨文中从“”，到《说文》小篆已经讹变为“艸”形。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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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证明古文字中的“”形可变化为“艸”形。
结合上面所揭示的文字演化现象以及已有的“”字出土材料，我们可以大致拟画出其演化的轨迹，为：
（甲骨） → → → → （战国文字）→ （《说文》小篆）
“”字经过一番演变后就成了“菅”字。而 “艸”形和“竹”形在古文字中经常混用，如“笑”字在楚简文字中作“”（《郭店·老乙》9）、“”（《郭店·老乙》10）、“”（《郭店·性》22）；“範”字在战国文字中作“”（《玺汇》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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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陶汇》3·859），皆从“艸”形。 “菅”字经过部首的部分混用后逐渐成为“管”字。文献中有 “菅”和“管”相互通假的直接例证，《左传·宣公十二年》：“次于管以待之”，陆德明《释文》：“管，本或作菅”；《左传·庄公九年》、《国语·齐语》的“管仲” 在《隶释·武梁祠画像》中就作“菅仲”；《水经注·济水注》“又东北过菅县南”之 “菅”即“管”；《山海经》“管涔山”之“管”在《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一中作“菅 ”，谓“土人云，其山多菅草，或以为名”。这样，“”字就成为“管”字了。
总之，甲骨文中 “”字就是“管”字。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甲骨文中的“官”并不能理解为“管”。郑杰祥曾将甲骨文“官”字中的一部分看成是“管”地[7] ，其依据主要是以下四条卜辞：
（4）庚辰卜，贞：在官。 （《合集》1916）
（5）戊戌卜，岁父戊。侑牛一，于官用。 （《乙》5321；《合集》22045）
（6） [于]戍官，入有□。 （《合集》28032）
（7）于戍官，入有[□]。 （《合集》28033）
按：以上卜辞中的“官 ”都不能作为地名。（4）、（5）两例卜辞中的“官”当如王恩田所言理解为舍，意为宗庙 [8] 。卯簋铭云：“余懋先公官”，“先公官”就是先公宗庙；戒鬲铭云：“戒作 官明彝”，“官”就是酆京的宗庙。俱是其证。上引第（4）例卜辞意为庚辰这天占卜，贞问在宗庙（举行祭祀吗）。同片刻辞上有卜辞“ 丙戌卜，贞翌丁亥侑于丁牢”，说明本片刻辞是对祭祀进行贞问。我们知道先秦时期的祭祀往往在宗庙中举行，这也说明将“官”理解为宗庙是正确的。上引第（5）条卜辞在原拓片中有些部分不是很清楚，尤其是其中的“侑”和“用”分别位于第一、第二列，第二、第三列文字之间，其本身到底与哪一列文字连读，并不是很明晰，很容易产生误会。这从《甲骨文合集释文》、《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郑杰祥、王恩田作的几种释文的分歧中就可以看得出来[9] 。其实，此条卜辞位于龟甲背部的凸出部分，刻手为了刻字的方便可能不得已将“侑”、“用”偏出文字的正列，但从刻字的顺序来看其应当分别与第二列、第三列文字连读。又，其第二列的第一字虽已不清但还能隐约看出“岁”的轮廓；第三列文字“官”字上应当还有一“于”字。综合来看，（5）辞应隶定为上列的文字。这种隶定与同片龟甲的其它条卜辞辞例也是相合的，如“于妣己用”；“于来戊用羌”。（ 5）辞大意为戊戌这天贞卜，岁祭父戊；侑杀了一头牛，这件事是在宗庙里举行的。（6）、（7）两例卜辞中的“官”当理解为“馆”。上引第（6）条卜辞的最后一字，《甲骨文合集释文》作“正”；《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作：“”；郑杰祥作“灾”。原拓片也已漫漶，不知谁是谁非。但无论释作何字，“官”都应当理解为馆。意为驻守于馆。第（7）条卜辞与第三条类似。可见，将卜辞中的“官”理解为地名“管”是不正确的。
二
众所周知，商周金文中有另外一个被读为“管”的字[10] 。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了利簋（《集成》4131），其铭文曰：
武王征商。惟甲子朝，岁鼎。克闻，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利簋是西周武王时期的重要青铜器，它的铭文反映了周灭商的史实。“岁”就是岁星；“鼎”当读为“当”； “克”就是“能”；“闻”假借为昏，意为昏暮[11] 。铭文大意是说武王征伐商，在甲子这天早上，岁星正当，从黄昏一直战到了早上，占有了商都。辛未这天，王在阑师，赐给右史利金，利用来给檀公作器。于省吾认为铭文中的“阑”，应读为“管”，其说为：
乃字的异构，商器卣作，宰角的“王才”（从束乃柬之省体），以为地名。监弘鼎作，上从作，宗周钟有字，犹存初文。字象月光照于门上，故《说文》训閒为隙。至于月在门中，是后来偏旁的变易。 本为会意字，孳乳为，加柬为音符，则成为会意兼形声字。后来又省化为柬，成王时器新邑鼎的“[王]自新邑于（训往）柬”，是其证。或柬均应读为管蔡之管。古文无管字，管为后起的借字。从閒从柬古字通，《荀子·修身》的“柬，理也”，杨注谓“柬与简同”。《诗·溱洧》的 “士与女方秉蕳兮”，毛传谓“蕳，也”。按齐诗蕳作菅。玄应《一切经音义》十二，引《声类》训葌为，并谓“葌又作菅二形”。按从柬从閒从官之字同属见纽，又系叠韵，故知或柬为管之初文。后世管字通行而古文遂废而不用。管之称管 ，犹“成周”金文也称“成”。管为管叔所封地，《括地志》谓在“郑州管县”。《周书 ·大匡》和《文政》，在武王克殷之后，均言“王在管”，可以参证。[12]
于先生将“阑”读为“ 管”，于文字和当时的历史都是契合的，可谓是卓识，很令人信服，正如徐中舒所言： “于以阑为管叔之管，以声韵及地望言之，其说可信”[13] 。历来诸家对于利簋铭文的释读有很多的争议，但“阑”为“ 管”之说却很少被争论，也说明了这一点。“阑”字也见于其它一些商周青铜器铭文，作：
（宰角） （父己簋） 、（戌嗣子鼎） 、 （方鼎）
诸字皆从“柬”得音。字形虽小有差异，但都是“管”字的异体。
既然利簋和其它青铜器铭文中的“阑”和甲骨文中的“”都指“管”字，且都是地名。为什么二者时代相近字形却差别很大呢？答案就在于二者所指的“管”并非一地，而是两地。
从文献记载看，古代也确实有两个“管”地。《魏书·地形志·广陵郡》记“中牟”下有“管城”，同时“ 京”下亦有“管城”。那么，“阑”和“”所指代的“管”分别又在何地呢？
实际上，商代青铜器铭文中“阑”字所指代的“管”就在今天的郑州管城。利簋铭文中，武王灭商后第八天，到达阑，并在此地赏赐利，说明其离朝歌不远，且战略地位重要。商代的另外一些青铜器铭文也反映了“阑”地重要的情况，如：
丙午，王赏戍嗣子贝廿朋，在阑宗。用作父癸宝鼎。唯王阑大室，在九月。犬鱼。（戍嗣子鼎铭；《集成》2708）
庚申，王在阑，王格，宰从，赐贝五朋，用作父丁彝。在六月，唯王廿祀，翌又五。（宰角铭；《集成》9105）
己亥，王赐贝，在阑，用作父乙尊簋。（父己簋铭；《集成》3861）
辛亥，王在阑，赏寝□贝二朋，用作祖癸宝尊。（寝簋铭；《集成》3941）
乙未，王宾文武帝乙肜日，自阑，王返入阑。王赏贝，用作父丁宝尊彝，在五月，惟王廿祀又二。（方鼎铭；《文物》2005年第9期）
戍嗣子鼎铭中的“宗” 是指宗庙，阑地设有宗庙，同时有大室，说明其地比较重要。宰角铭、父己簋和寝簋铭中反映的商王在“阑”地赐贝的情况也与利簋铭相似。方鼎铭文说商王从阑地出发，肜祭文武帝乙，并回到阑地赏赐。李学勤据此认为阑离文武帝乙宗庙不远，怀疑阑非“管”[14]。其实，此铭文并不影响“阑”是“管”的观点，关键就在于阑地附近可能也设有文武帝乙的宗庙，如上引戍嗣子鼎铭就明确指出阑地有宗庙。这些铭文都说明“阑”在商代的时候就是商王常去之地。这与考古发掘中郑州商城的情况是吻合的。郑州商城的夯土城垣在商代二里岗下层二期筑成之后，一直延续用到商代二里岗上层一期[15] ，其虽在殷墟时期早已废置，但考古工作者犹在郑州白家庄、人民公园等地发现有年代接近安阳小屯殷墟文化遗存[16] ，这说明当地在商代后期仍有商人生活。有学者说郑州管城是商代的别都[17] ，也可能符合当时的实情。诸多的材料都说明“阑”所指代的 “管”就在郑州的管城。
不仅如此，郑州管城也就是西周时期管叔所封地[18] 。《史记·周本纪》：“（武王）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 ”，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曰：“郑州管城县外城，古管国城也，周武王弟叔鲜所封”。《汉书·地理志》河南郡“中牟”条下班固自注说：“中牟，蒲田泽在西，豫州，有筦叔邑”，颜师古注：“筦与管同”；《后汉书·郡国志》河南尹“中牟”条下亦曰：“有蒲田泽……有管城”，汉代的中牟县指的就是今天的郑州。《逸周书·大匡》：“王在管”，朱右曾云：“克殷后二年，王巡守方国。管，管叔邑，今河南开封府郑州地。”《元和郡县制》卷八“郑州管城县”条也说：“郭下本周封管叔之国”。《通志·氏族略》：“管氏，周文王第三子管叔鲜之国，其地在今郑州管城是也”。
从考古发现来看，郑州市区郊区的董宅与王村附近就曾发现有西周时期的遗址[19]。但商城的近城处一直没有发现周初和西周时期的遗址，可能是由于管叔在此只留了很短的时间，其城址很快荒落下来的原因[20] 。
既然“阑”所指代的 “管”在郑州（“中牟”下之“管城”），则“”所指代的“管”就在“京”地。这与文献和相关史料的记载相合，《左传·宣公十二年》云：“（楚师）次于管以待之，晋师在敖、之间”，杜预注：“荥阳京县东北有管城。敖、二山在荥阳县西北”。《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管共侯刘罢军”，司马贞《索隐》：“管，古国，今为县，属荥阳”。《隋书·地理志》“荥阳郡”下有“管城”。清人张调元《京澳纂闻》说：“晋以前之管，在今郑州西北二十里石佛集，代移物换，遗迹罕存，惟石佛集北石佛寺中，有宋庆历八年（公元 1048年）幢子，石刻云：‘奉宁军管城县管乡’”[21] 。
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河南京县东北小双桥、石佛集一带发掘了小双桥遗址。遗址东北长500米，南北宽200米，面积有15万平方米。1995年，考古工作者又对其进行了进一步调查，发现该遗址的实际范围应为南北长1800米，东西宽800米，遗址面积达144万平方米。遗址当中发现了三处大规模夯土建筑基址、多处祭祀遗存和青铜冶铸遗存，而且还发现了青铜器建筑饰件及其它铜器、玉器、原始瓷器、长方形穿孔石器等珍品以及朱书陶文[22] 。有专家因而以为小双桥遗址是隞都所在[23] ，有一定的依据。但这处遗址主要属于白家庄期遗存，其文化年代早于安阳殷墟，而且延续的时间较短[24] 。到了甲骨文所反映的晚商时期，这里可能已经成为敌方生活的地方，因而州地之臣会到这里来执捕祭祀用的物品。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知甲骨文中的“”字就是“管”字，其地在河南荥阳附近。州地之臣能从“”地执捕物品，说明二地相距不远， “”地在荥阳、“州”在沁阳也正符合这样的情况。
后来“”字逐渐演化为“管”字。“管”字流布后，“阑”字就逐渐被取代了，因而就出现了郑州管城和荥阳附近都用“管”表示的现象。
总之，甲骨文中 “”字就是“管”字。它和商周金文中读为 “管”的“阑”字是一字二地。“”所指代的“管”的地望在今河南荥阳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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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第82页。《左传·隐公十一年》的“王取邬、刘、功蒍、邗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陉、隤、怀”的 “州”就在今河南沁阳附近。
[2] 拙作：《殷墟甲骨“”字疏证》，《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1期。
[3]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第3053页。
[4] 于省吾：《利簋铭文考释》，《文物》1977年第8期，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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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祥恒：《续甲骨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年，第24页。
[6] 张桂光：《古文字中的形体讹变》，《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中华书局，1986年。
[7] 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267页。
[8] 王恩田：《释、——兼论商代的客馆与戍守制度》，《考古学研究》（六），科学出版社， 2006年，第310-311页。
[9] 《甲骨文合集释文》作：“戊戌卜，侑岁父戊牛一，于官用不 ”。《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作：“戊戌卜侑……父戊牛一官用。”郑杰祥作：“戊戌卜，侑伐父戊，用牛于官。”王恩田作：“戊戌卜，侑父戊，伐于官，用牛一”（同上注）。
[10] 其在不同的铭文中字形有别，为讨论方便计，现皆以“阑”字代替。
[11] 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4页。
[12] 于省吾：《利簋铭文考释》，《文物》1977年第8期，第12页。
[13] 徐中舒：《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讨论》，《文物》1978年第6期。
[14] 李学勤：《试论新发现的 方鼎和容仲方鼎》，《文物》2005年第9期，第62页。
[1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一九五三年——一九八五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025页。
[16] 张文军、张玉石、方燕明：《关于郑州商城的考古学年代及其若干问题》，载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6页。
[17] 杨宽：《商代的别都制度》，《复旦学报》1984年第1期。
[18] 王震中认为管叔的封地“管”不在郑州，而在商的朝歌以东商代卫地范围内的濮阳一代（《商代周初管邑新考》，王宇信、宋镇豪、孟宪武：《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78-482页）。其主要根据有二：一是将《逸周书·作雒解》“建管叔于东”的“东”看成是《诗经·小雅·大东》中的“小东”和《左传·定公四年》“相土之东都”；二是《史记·周本纪·正义》所引《帝王世纪》的材料“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鄘，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谓之三监”。按：《作雒解》中的“东”是相对于岐周而言，泛指广泛的东方，并不是具体的地名，《国语·晋语二》“将在东矣”韦昭注“东，东方也”就是其证，说“东”是具体的“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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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问题的；《帝王世纪》中的“东”也是相对于岐周而言，它所说的“东”，应当是我们通常意义所说的“西”，王说以“管”在濮阳于方位上亦说不通。
[1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一九五三年——一九八五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8页。
[20] 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6页。
[21] 转引自张万钧：《嘉靖郑州志校释》。
[2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小双桥遗址的调查和试掘》，《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学文博学院考古系、南开大学历史系博物馆学专业：《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23] 陈旭：《小双桥遗址的发掘与隞都问题》，《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
[24] 陈旭：《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结语》，《夏商文化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57-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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