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经济文化重心的转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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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我国古代经济文化重心的转移问题

学术界对我国古代经济文化重心转移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重心南移的问题上，以张家驹、郑学檬诸先生的论著为代表（张家驹：《两宋时期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郑学檬、陈衍德：《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若干问题探讨》，《农业考古》1991年3期），已经对问题的主要方面作过深入的探讨；本文是老题再作，稍作拓展，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谈一些看法。
一、历史上经济文化重心的两次转移
所谓重心是比较而言的，郑学檬先生提出了判定经济重心转移的两条标准，一是经济重心所在的地区的生产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超过了其他地区；二是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的生产发展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不只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居优势地位，而是有持续占优势的趋势，而且这种优势为后世所继承。这主要是针对经济重心的判认而言的，推而广之，也可以用于文化重心的考察判认。
1．先秦秦汉时期：形成黄河中游经济文化中心
我国最古老的文明中心，也是古老的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主要在黄河中游地区。远古的石器文明最早就出现在这一带，稍后的彩陶文化分布于黄河两岸，黑陶文化的基地在山东沿海，郑州的二里岗、安阳的小屯有着殷商时代的文物遗址，这一地区被称为中原四海九州之内的中央之国。到春秋时代，南方邻近中原的楚国才开始发展，东南地区的吴越诸国的起步更晚一些。经济文化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北方。不过，开始的时候北方黄河冲积平原的经济文化重心并没有集中在一处，大的集中地至少在两处——黄河中游沿岸和下游沿海地区。后来黄河下游的渤海南部沿海地区向西发展与黄河中游文明区合在了一起，这一过程可以称之为“龙风文化”的融合。
黄河下游东部、渤海南部的沿海地区最初的居民以渔猎为生，崇拜的图腾是“凤”。风是风神，是渔猎尤其是靠打鱼为生的人们所崇奉的镇邪神灵，因为对沿海打鱼的人来说，最惧怕的是狂风恶浪，恶浪是狂风引起来的，所以就祈盼能有一种超人的自然力量来管住狂暴的风。他们看到，每当风平浪静的时候，水面上有各种水鸟在飞翔；一旦风浪袭来，水鸟便没了踪影。他们对风浪和水鸟的出现消失原因作了相反的理解，倒果为因，认为之所以风平浪静，是因为水鸟在场的缘故；风浪肆虐则是由于水鸟不在才乘机袭来。这便是《说文解字》上解释“凤”字的时候所说的，风即鳳，是“百鸟之王，莫(暮)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静”，不出现时就天昏地暗，风浪骤起。凤的图腾崇拜就是这样产生的。自然界并不存在与凤相似的鸟，是由各种鸟的形象综合创造出来的。
同时期西邻的黄河中游已属于农耕地区，崇拜的图腾是“龙”。据李埏先生解释，龙不管怎样变化，始终脱不开与水的联系（李埏：《不自小斋文存》，第588—58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龙是水神，是农耕民族的镇邪之物，因为对从事农业耕作的人们来说，既离不开水，又惧怕水，祈求水利灌溉，惧怕水患冲淹，所以希望能有一种超人的力量来管住水，包括天上的雨雪冰雹和地上的河流湖泊。据古文化史专家推测，可能是当初的人们看到夏天雷雨交加的时候天空中的闪电，和地面上大小河流弯弯曲曲的样子，结合农耕环境中所常见的各种走兽，创造出了“龙”的图腾。《说文解字》在解释龙字的时候说，龙即龍，是“雷电、水头之形”；此前的《左传》也说‘‘龙，水物也”，属于管水的神灵。《说文解字》还进一步解释说，龙是“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巨能细。能短能长”，尤其是其“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在天上的这半年正是黄河中游地区有雷电的季节，也是雨季即洪灾泛滥的季节，需要龙来管的时候。与凤一样，龙也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动物，是综合了各种动物形象特征的产物，龙角似牛角，龙头似马头，都与农耕生活有关，是农耕地区的崇拜物。
最初黄河中游和下游渤海南岸的两个文明区是并存、隔绝的，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至前11世纪的夏商周时期，各地民户“不常宁”，“不常厥邑”，经常大规模地迁徙，尤其是殷商中期迁徙得更快，史称“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史记》卷3，《殷本纪》），亳即现在河南省商邱南部一带；后又经过盘庚八迁，前后共16次迁徙，才到了黄河中游一带。对殷商时人们的迁徙原因，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解释为“避水患”（《观堂集林》卷12，《说契至于成汤八迁》）；傅筑夫先生在王氏所论的基础上推进了一步，认为迁徙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克服原居住地区的地力退化问题，才沿黄河南岸向西一步步迁徙（《殷人的游农与殷人的迁居》，《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三联书店1980年版）。迁徙之前的殷商人在黄河下游有农耕部落，更有沿渤海南部的渔民，他们一起在国王的率领下向西迁徙，实际是自觉地向黄河中游农耕地区凑集，是渔猎向农耕的转化。
随着殷商迁徙的结束，殷人定居于亳，两个文明区合为一体，形成了更为发展的黄河中游的农业文明，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原文明。从以上这个文明中心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中原农业文明是以黄河中游地区的传统农业为主体，吸收融合了东来的黄河下游、环渤海南部地区的渔猎文明而形成的；就殷人而言，在这个迁移的过程中由半渔猎半农耕的部落转变成了农业部落。换句话说，古代中原农业文明实际包含了环渤海南部地区的渔猎文明。
这个融合过程也可以说是龙凤文化融合的过程，是凤靠近龙的过程。结果，在习惯的称谓中，喻指龙为主体，以喻征服者，后来引申代指为皇帝或男人；凤为客体，以喻被征服被吸纳者，后来引申代指为皇后或女人了。本来，凤为雄，凰为雌，代指皇后或女人时应当以凰简称；但鸟类以雄性羽翼最美，人类则以女性最美，美美相通，凤与凰便性别混淆，以凤来专门代指女性之美了。
附带说一下，先秦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两个文明区形成的同时，西邻还有一个关中文明区，即渭河平原、八百里秦川。西周、秦、汉都建都长安，就是以此为背景和依托的，司马迁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似乎比当时的中原地区。
更为富庶，但这其中包含着政治、军事因素所引起的财政集中、工商业发展的问题，不全是自然经济的农业文明。关中平原的农业文明起源也很早，与中原文明交相辉映，只是由于当时其独立自然地存在和发展，没有像殷商人那样向中原靠拢。东汉以降直到唐朝，这一带仍然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与之同时，中心已经沿黄河向东转移了，先是营建东都洛阳，继而又形成开封一个中心；到北宋以后，由于关中以西羌人的东进，加之这一地区的沙漠化问题带来的农业经济衰退（此时此地的沙漠化问题，是笔者1994年6月在宋史年会上听王曾瑜先生讲的），关中农业文明的发展势头减弱了，影响也小了。
打通来看，经济重心的第一次转移是以中原为中心，先是东邻的环渤海南部殷商人西进，继而是关中平原文明渐渐沿黄河东下，共同维系和巩固了黄河中游的农业文明，使这一地区自先秦到隋唐一直是全国经济文化重心之所在，以致于讲到中国古代文明主要就是指以此地为中心的农业文明。
2．唐宋之际：形成长江下游经济文化中心
黄河中游的中原文明独树一帜的局面一直持续到隋唐时期。其实，最典型的是先秦秦汉时期，从东汉以降，南方的经济发展势头开始加快，魏蜀吴三国鼎立，从经济史的角度看，就是立足于当时的三个经济发展中心地区——中原的洛阳、西南的成都和东南的建康(今江苏南京)，尤其是长江中下游的开发已经能够维系吴国政权达半个世纪以上，这是此前所没有的情况。到南北朝时期，东晋及南朝的宋、齐、梁、陈又都建立在这一地区，长达270年之久；加之同一时期北方地区的破坏和衰落，相比之下东南一带迅猛发展，在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与北方相抗衡，长江下游的发展赶上了黄河流域，形成中国历史上南北对峙的状况。南北朝对峙局面的形成，深层的经济文化根源即在于此。
隋唐时期，从全国的财政状况看，越来越依赖于东南地区；隋唐时期经济文化的兴盛与东南地区的开发、全国经济文化开发区域的扩大密切相关。隋朝开通大运河，虽说是北达涿郡(今北京附近)，事实上却以洛阳为中心，主要目的是从江南往关中长安运粮物，而不是往东北输送战略物资，唐朝更是这样，这就把南北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更为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并且通过南北的交流进一步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唐中叶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全国的财政更加依赖江南，韩愈说当时的情况是“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全唐文》卷55，韩愈《送陆歙州诗序》）。不过，并不是说此时北方的经济实力只有江南的十分之一，而是由于从安史之乱以后直到唐朝灭亡，全国逐步陷于藩镇割据的局面，其中河北及中原一带的藩镇最为骄横无忌，“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新唐书》卷50，《兵志》），并且随意自己订立税制，“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而江淮一带的藩镇则与北方不同，军队数量少，担任节度使的多是“儒帅”，很少征伐反叛，比北方安定得多。张国刚先生指出，唐后期江南税赋占全国的十分之九，“除了江南地区本身的富庶外，主要原因就是这里养兵少，军费低，因而上供数量大。其实当时东南地区真正经济发达的地区只是扬州、楚州、润州、常州、苏州、湖州、杭州、越州、明州等包括太湖流域附近的长江三角洲一带”，并且称这一地区的藩镇为给中央提供赋税的“赋税型”藩镇（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第100—10l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从实际发展水平看，仍是南北对峙状态，还不能说江南地区的发展赶上了北方。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五个政权依次更替，一个吃一个，一直处在征战之中；南方诸国尤其是江南的吴、吴越、南唐等基本上同时并存——这实际上是唐后期两地藩镇不同风格的延续，因为五代十国主要是在唐后期藩镇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期间，北方经济和文化因战乱继续衰落，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则又一次获得了可以安定发展的机会，也确实发展起来了，地位越来越重要了。张家驹先生早已经指出，后周政权所以获得巩固，周世宗柴荣之所以敢于北伐辽朝，奠定了北宋统一的基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订了正确的战略——先南后北，先征服江南地区，用江南地区的财富供给北伐的军需；直到北宋的建立，仍然是以江南地区的财富为基础的（张家驹先生前揭书第7页）。到这个时候，可以说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超过了北方，形成了一个新的更大的经济文化中心；从全国来看，可称之为经济文化重心已经南移。至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具体时间，史学界有不同的表述。有的认为在唐后期或五代十国时期，有的认为在北宋，还有的认为是在南宋建立之时。实际看来，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是一个历史过程，并非一蹴可及，从不同角度不同行业看，南移的时间并不一致，比如丝织业生产重心南移的完成已经到了元明时期了（拙文《我国古代丝织业重心南移的原因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2期）。所以，对这个具体时间不宜过分追究，否则貌似精确实际上更不准确，只概括地讲“唐宋之际”也就可以了。
二、唐宋之际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深层原因分析
我国古代经济文化重心的转移最明显最重要是唐宋之际这次南移。对这次南移的原因史学界已有分析解释，通常认为是北方战乱所致，自唐宋时期(甚至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来北方持续战乱，并且大都集中在河南、河北和山东一带；至于关中，则由于异族东进和沙漠化等原因在宋代成了边地，结果便是北方的中原和关中都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在此期间，江南地区一直比较平静，战乱少灾荒也少，提供了发展生产的客观条件。自魏晋以来北方各阶层人士的大量南迁也带动了这一地区的开发和进步，由此便形成了南北经济文化地位的变化，重心南移了。此种传统说固然有道理，但细绎之，战乱毕竟是有时间性的，汉代以前北方战乱少，南方战乱也少，经济文化却没有同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多了，南方安宁，北人南徙的很多，按此说法则经济文化重心在这时候就应当转移过去，事实上却没有转移；元代以降北方战乱少了，南方的战乱较前增多了，经济文化重心却没有转回北方。所以，战乱只能是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外部条件，不应当视为主要原因。
还有一种解释，认为是五代两宋政治中心即都城的迁徙导致了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隋唐时建都长安，立足关中平原；五代和北宋建都开封、洛阳，带动经济文化重心向东移；南宋时都城迁往杭州，又带动了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其实，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演示过一遍都城先由长安到洛阳、又由洛阳到建康(今南京市)的类似的转移过程，但经济文化重心并没有随之南去。而且元明清时期建都北京，经济文化重心尤其是经济重心也并未因此而北上。看来，古代建都时所考虑的首先是政治、军事态势，可以用政治、军事力量来调拨财物，不必刻意地让首都靠近经济重心地区；政治、军事重心的转移也不一定带动经济重心的转移(至多是刺激都城的消费，导致消费性工商业的发展)。我们考察历史上的经济文化重心与政治军事中心的变化时应该分清主从，不能倒果为因。并且，还应当看到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大多数时候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是错位的，隋唐以前经济重心在中原地区，都城却在关中平原的时候居多；唐宋之际经济重心转移到长江中下游，都城却在中原地区：元明清时期经济文化重心仍在长江中下游，都城却到了北京。进一步观察还会发现，凡在经济重心所在地的江南建都的王朝，都不正常不长久，南宋建都临安是被金人赶去的；朱元璋建都南京是权宜之计，永乐皇帝继位后马上就迁都北京了；洪秀全在南京也命不久长……其间的深层原因不易解释，起码说明一点：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不一定吻合，而且不吻合的时候居多，政治中心的变动更不一定带动经济重心的转移。文化重心的变化也是如此。
唐宋之际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深层原因，还是应该从地理环境方面去分析。不论人们能够举出多少地理环境相同而社会历史进程不同、人类改造征服了自然的切实可信的例子，但有一点也是不容否认的，并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出这样的论断：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过程应当排除地理环境的影响。事实上，越是在自然经济所占比重大的经济形态中，地理环境的作用越大；即使到了近现代，人们曾经认为自己可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甚至与天斗与地斗，自以为可以“人定胜天”了，结果是遭到了自然的报复，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经济发展的停滞、自然灾害增加等一系列问题。这也启示我们在考察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时应充分重视自然环境的作用。
明确了考察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原因的角度和依据，问题就比较简单了。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类比推论：在古代世界的四大文明古国(也就是经济文化重心所在的地区)中，尽管相距遥远，互不接触，却有一个共同的地理特征：即都是在一条大河的流域内孕育而成的。中国古文化起源于黄河中游，古印度文明在恒河流域，古埃及文明在尼罗河流域，巴比伦文明在两条大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中间的美索不达米亚(两河间的隙地)，都是在大河的冲积平原上形成的。明确了这个共同特征，就可以得出一个基本认识：即古代(农业经济时代)的经济文化中心应当产生在大河流域，易言之，一条大河就有条件有可能孕育一个经济文化中心即文明区。那么，在中国广袤的版图上有两条大河——黄河和长江，应当形成两个经济文化文明区；在形成了黄河中游的文明(经济文化中心)的时代，长江流域已经存在一个潜在的文明区，这个文明区的出现迟了一些，但一经出现就会超过此前独领风骚的黄河文明区，因为长江文明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它的能量更大，更有发展潜力。
长江中下游文明区开发晚，可能主要是由于河塘湖泊多，土质坚硬，农耕技术要求高；不像北方黄河流域土质松软，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农耕技术容易把握。实际上在大约与黄河文明产生的同时，长江中下游也开始有了渔业和农业生产，只是开发的速度不如黄河流域，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唐末五代的北人南流，带去了北方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加之这一带相对安宁，战乱少，到隋唐时期便大幅度地发展起来，成了又一个经济文化中心区；到唐宋之际尤其是北宋时期，已经明显超过了北方黄河流域，成了全国最大的经济文化中心区，这便是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所以，长江的存在才是形成长江中下游经济文化中心区的根本原因，也是其必然超过黄河文明的根本原因；至于战乱等是第二位的原因，只是客观上加快了长江中下游文明开发的速度。
为了进一步说明地理条件决定经济文化重心南移这个重要问题，还可以提出两点佐证．一是川蜀地区的情况，四川盆地自然形成一个完整的封闭地区，是南方的又一个经济文化中心，但既与江南不合流，也与北方不同，经济、文化及政治都颇具地方特色。二是珠江流域的开发，珠江是中国的第三条大河，更靠南，更带有沿海地区的地理环境特征，气候炎热，开发的难度更大，所以开发更晚，直到近百年前才发展起来，越到现代越显示出其巨大的能量。我们虽然不能说经济文化中心已经南移到了珠江流域，起码应当注意到从古到今、从南到北的中华大地上依次形成了三个文明区：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珠江文明。这其中地理环境的作用应该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了。
在地理环境中大河是一个恒定因素，同时还应当考虑到一个变化因素，即气候条件的改变。唐宋之际北方气候由暖转冷也是促使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一个因素。
竺可桢先生在著名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中指出，公元7世纪即唐朝前期是一个温暖潮湿的时代，称之为“温暖期”（载《中国科学》1973年2期）。近年来蓝勇先生进一步考察认定，唐代300年间关中地区至少有16年(有的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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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没有冰雪，当时关中的气温至少比现在高1度（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期）。不只是关中，估计整个北方地区包括山东(太行山以东)也比现代气温要高，唐代北方地区的农牧界限大致在燕山山脉以东到辽河下游，在大约公元8世纪即唐朝中叶，这一地区的气候由温暖湿润变为寒冷干燥，秋季冷空气南下的时间提早，春季时间推迟，气候带至少比现在靠南一个纬度（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冬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辑）。到公元1230年即南宋后期更为寒冷干燥了。公元8世纪到13世纪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更为频繁，游牧民族的南迁尽管每次都有具体起因，但共同性的根本原因则是由于寒冷气候带来的基本生存条件受到了威胁，南迁寻求生路。据《资治通鉴》和《新唐书》记载，从公元8世纪开始北方游牧人的内部战乱和南下频率明显增大了。这也间接地推进了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
三、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后南北差异的定型化
我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区性差异古已有之，《史记》讲各地民风习俗的时候曾经用简练的语句予以概括，如质朴、淳厚、好斗、巧言、少信……依照社会学家的观察，社会历史的进程在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也不相同，除了速度之外更有各自的特点，这些可以概括为“社会发展的地区性差异”。唐宋之际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之后，这些地区性差异与此前相比有一个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形成了鲜明的南北对比，并且定型化了。此前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东西南北各有千秋，唐宋以后可归结为南北两大类别，直到今天我们讲人的籍贯(实际是讲籍贯所决定的人的性情素质)的时候仍然习惯分为南方人和北方人，而不像在世界范围内那样习惯划分为东方人和西方人。这种南北之分并非随意指陈，实际是说南北地理环境决定了人的不同性情，南北方人的不同性情又决定了由人组成的社会的方方面面南北差异。
l.南方人和北方人的不同性格
我国习惯以淮河为界将东半部版图分为南方和北方，北方主要指黄河中游的河北、山东，基本上是内陆地区；南方主要指长江中下游的江南一带，属于沿海地区。先秦时期晏婴就说过：“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南北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人的不同性格。生活在北方平原和山区的人们大都是终生斯守黄土，生于斯，长于斯，走出去与外界交往的机会极少，除非战乱、灾荒等特殊原因他们一般不外出，更不愿意离乡背井去外地闯荡谋生，一代代养成了“安土重迁”的稳静性格。这个地区的人们大都以农耕为生，包括山区的人们，工商业交易压到了最低限度，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农耕经济要求人们能下力吃苦，人的一生从少年时代辅助父兄劳作，到青壮年成为主要劳动力，年迈以后做些看护场院、修补农具等事情，闲暇的时候很少，一生都在辛勤劳作，这就养成了北方人的勤劳的性格。另一方面，农耕经济是靠天吃饭，不只是在旱涝丰歉意义上这样讲，更主要的是一年四季的劳作内容都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即春播夏锄秋收冬藏，具体到某种作物何时播种、何时收获都要绝对按季节行事，年复一年，不能提前也不能滞后，懒懦不行，过分勤快超越了季节也同样不行，这就在勤劳的同时产生了相应的另一种性格：按部就班，顺从自然。不惟如此，久而久之还会把生产过程中的经验推广运用到人生社会上，这就是被动地顺从命运的安排。
江南沿海地区农耕经济与工商经济并存。农耕经济的具体情况也与北方不同，水利条件好，气候温暖，四季差别不大，农作物可以一年多收。北方在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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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叶以前一年收一季，中叶以后才逐步普及二作制，而江南地区早在南朝时期就有了二作制，唐宋时期已经是三作制了。尤其在三作制下农作物的种植不再是一茬顶一茬，而是交叉进行，需要灵活掌握地力、人力和时间，靠天吃饭的同时有了更多的主动权，这就在勤劳的同时注重主观能动性，勤劳与智慧并重。从事工商业的时候更是这样，不能凭经验按季节，必须捕捉商机，在竞争中还要敢冒险；用优秀产品打开市场，更需要智慧的投入。工商业者成功靠机遇靠手段，光靠勤劳也不行，由此便养成了以智慧型为主的性格。加之敢于冒险，喜动不喜静，与当地的农耕方式相吻合，与北方人明显不同。
虽然具体到每个人的性格不像以上分析的那样整齐划一，但大致的分野归类是符合实际的。如上所述，南方人和北方人的不同性格的形成，主要应归之于生存环境的开阔和闭塞的不同，开阔地带尤其是沿海地区的人进步快，内陆闭塞地区的人进步慢，对比极为明显，试以中国版图的四周为例，先秦秦汉时期尚称“四夷”，即西戎、北狄、南蛮、东夷，都是指与中原人(北方人)不同的半开化的少数民族。到南朝隋唐尤其是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之后，四夷之中唯有东夷消失，并且其进步速度之快赶上和超过了北方中原地区，而其他三个方向仍然是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社会发展也滞后，直到近代仍是这样。尽管“四夷”进步快慢有不同因素在起作用，可直观的观察告诉我们，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肯定是重要因素之一，因为进步快的东夷面对着大海，而另外三个方面都是处在内陆地区。如果进一步作细致对照考察可以广东、广西为例，两广在唐宋时期为一个行政区，称“广南”，北宋中期分为广南东路(简称广东)和广南西路(简称广西)，同属岭南广远的荒蛮之地。到元明以后，广东迅速崛起，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舞台，而广西仍旧是少数民族为主的相对落后的地区。须要注意的是，广东南部面朝大海，而广西仅有一小段海岸线，大部分处在内陆地区。这不会是偶然巧合。
北方以内陆平原和山区为主，渤海的沿海也没有发挥出如同南方沿海那样的作用，决定人的性格以及拉动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原因可能在于，环渤海地区是一个凹形的封闭式海湾，不像江南、中南那样是一个凸形的开放式海湾；同时也与海岸所背依的地区特点有关，江南背依肥沃的长江下游平原，大海与农田在生产与观念上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发展较快；环渤海地区背依鲁北、冀东及辽宁，不是发展自然经济条件最好的地方，尤其平原西北两面紧依太行山和燕山，相互促进和依赖的因素不多，内陆农业独立存在，沿海发展起来以后也目光向外，沿海地区开发的速度也就不如江南快了。东南、中南的广东沿海开发速度比江南慢，比环渤海地区快，大概也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
南方人和北方人在不同生产生存环境中形成的不同性格，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行为，北方人勤劳、喜静、顺从，南方人聪颖、活跃、冒险的特点，使他们在相同的生存环境下常常作出不同的选择，导致不同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可以把环渤海地区所背依的太行山区和江南地区所背依的皖南闽北山区作一对比。
太行山深处的古代居民生存条件极差，缺水少地，靠天等雨定丰歉，交通也极为闭塞，可当地人民顽强地生存，一代又一代地在瘠薄的山地上辛勤耕作，用少得可怜的收获维系家人衣食，养成了一种以愚公为代表的太行精神。他们中的多数人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没有想到要走出大山，到外面去闯天下寻生路。就像寓言中的老愚公，门前两座大山挡路，他宁可子子孙孙挖山开路，也不肯换个地方住(比如把家搬到山那边)。皖南闽北的人们则不是这样，他们生存的地方除了缺水不突出以外，田土和稀少贫瘠更甚于太行山区，他们却不甘在此苦苦挣扎，选择了走出大山闯天下，出外做手艺做买卖，成了闻名全国的商人之乡，以致有“无徽不成商”的说法。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32说：
徽郡保界山谷，土地依原麓，田瘠角，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籼，不宜稻粱。壮夫犍牛，田不过数亩，粪雍耨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负贩，或就食他郡者常什九。转他郡粟给老幼，自桐江自绕河自宣城者，舰相接肩相摩也。田少而直昂，又生齿日益，庐舍坟墓不毛之地日多。山峭水激，滨河被冲啮者，即废沙碛，不复成田。以故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
发展到后来，徽州人因外出经营工商业越来越富，太行山区则贫困依旧。这个差别在古代相对小一些，越到近现代越明显，因为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特定性格对行为的选择、对前途的影响已经不仅仅是生活贫困与富裕的问题，而是与个人的人生价值的实现、社会进步的程度密切相关了。北方地区过分推崇老愚公的苦干精神，不计成本，挖山不止，缺乏冲出大山闯世界的勇气，恐怕是制约这一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速度的深层原因。
2．南北士人的不同风格
单从士人的数量上看，唐以前和宋以后南北两地所占比例也明显不同。唐以前北方士人最多，孑乙子和孟子都在山东；宋以后则以南方尤其江南为主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江南地区经济发展上去之后文化必然随之而上，同时也是这一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利于出文人，我们常说的“人杰地灵”，用到东南应当说是因为“地灵”，所以才“人杰”。在北方，除河南和山东有一些文士名人外，其他大部分地区明显减少了，如河北地区原本是文化发达、文人众多之地，在唐后期则因游牧人的进入而变得“尚攻战而不尚文教”了（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6页，三联书店1956年版），据说一个叫卢子中的秀才“白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孑L夫子者，击毬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杜牧《樊川集》卷九，《故范阳卢秀才墓志》）。韩愈曾作一篇散文送董召南到河北，说董召南举进士后在长安不受重用，“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手其性哉!然吾尝闻风俗文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耶”（韩愈《昌黎集》卷20，《送董召南游河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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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意思是说当时董召南在长安不受重用，换个风气不同的地方可以碰碰运气，这个风气不同的地方就是已经被“胡化”了的河北地区（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48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到北宋时期北方文化的衰落更为明显，史书称：“河北知州军多用武臣，其幕职官又或经学出身，而书断案牒颇不通。”（《长编》卷108，天圣七年十月癸丑）在吸取唐代节度使割据的教训、以文人当知州的北宋时候河北仍然用武人，不只是处于边防前线的需要，也是因为这一带缺少文人，不然何以连幕僚也不能读写文章?苏辙曾说“西北三路’’即河北、河东(今山西)和陕西“民不谙书算”（苏辙《栾城集》卷44，《论衙前及诸役人不便札子》），也反映出当时河北地区文化普遍衰退的历史事实。
在文学方面，最明显的是散文八大家显示出的唐宋两代的南北不同，唐代的韩愈是河南人，柳宗元是山西人，都是北方人；宋代的6位则全是南方人：“三苏”是四川人（三苏祖籍河北栾城，但早就在川蜀生活了），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是江南人。《宋史．文苑传》中所载文坛名人(不包括当官的文人)中南方58人，北方29人”；《全宋词》中的词作家北方155人，南方617人，并且在北宋时南方比北方多1倍，南宋时则多出5倍。名气较大的词作家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陆游、范成大全是南方人，仅有李清照、辛弃疾是山东济南人，朱敦儒是河南安阳人。北宋时吉州(今江西吉安)人欧阳修说：“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文献通考》卷32）苏轼说：“臣本蜀人，闻蜀中进士司词赋者十人而九，及出守东南，宋历十郡，及多见江、湖、福建士人皆争作诗赋。”（《文献通考》卷32）南宋时人称“宋以词赋取士，季年惟闽、浙赋擅四方”。（《宋史》卷450，《尹俗传》）在北方的词作家推崇李清照、辛弃疾等几个“名人”的时候，江南及川蜀的作家已经形成了群体特色，如苏轼的“东坡体”，黄庭坚的“山谷体”。尤其是当时的江西（按此时“江西”的地域概念，含今浙江、江苏、江西、安徽及上海的全部或部分地区），文学最盛，作家也最多，“窃观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如欧阳文忠公、王文公、集贤殿学士刘公兄弟、中书舍人曾公兄弟、李公泰伯、刘公恕、黄公庭坚。其大者古文经术足以名世，其余则博学多识，见于议论、溢于词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众者”（杨万里《诚斋集》卷133），而此时河北的作者，可能只有北宋的刘筠(大名人)和南宋的王安中(中山人)，知名度都不太高，而且王安中后来也南渡到江南了。
在史学方面，宋代修了两部正史，北宋初薛居正领衔修撰《旧五代史》时，薛是开封人，参撰的卢多逊是怀州(今河南沁阳)人，扈蒙是幽州(今北京)人，张澹是河南(今洛阳)人，李防是深州(今河北深县)人，李穆是开封人，全是北方人；到欧阳修领衔修《新唐书》时，欧阳修是江西人，参撰的宋祁是安州(今湖北安陆)人，刘羲叟是深州人，梅尧臣和吕夏卿是泉州(今福建泉州)人，赵邻几是郢州(今山东郢城)人，陈彭年是建昌(今江西南城)人，除刘、赵二人外全是南方人。修《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是山西人，但他的主要助手刘汾是临江(今江西清江)人，刘恕是筠州(今江西高安)人，范祖禹是成都人，都是南方人；《资治通鉴》两个续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李焘是眉州(今四川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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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作者李心传是井研(今属四川)人；把《资治通鉴》由编年体改编为纪事本末体、并由此创立了一种史书新体裁的袁枢是建宁(今福建建瓯)人。此外，宋代的几部比较重要的大书《通志》的作者郑樵是兴化(今福建莆田)人，《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是饶州(今江西波阳)人，《玉海》的作者王应麟是庆元(今浙江宁波)人，《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是杭州人。此时兴起的区域性地理志、地方志书，也以江南为主，如《乾道临安志》、《淳熙之山志》、《吴郡志》、《新安志》、《嘉泰会稽志》、《嘉定赤城志》、《宝庆四明志》、《景色建康志》等，内容是江南的，作者也是江南人。而北方(主要是河北)的地方志，到元明特别是明代才开始增多。从编撰时间和数量上看，相对于江南来说北方都是滞后的。
在理学方面，可以说是兴起于中原，发展于江南。理学作为糅合了佛、道的新儒学，发韧于北宋中期的胡瑗(山东泰州人)，发展确立于周敦颐(道州，今属湖南)和程颐、程颢兄弟(洛阳人)，二程兄弟创立的学派称为“洛学”，此时还有关中京兆人张载的“关学”学派。这期间的理学家除周敦颐是湖南人，其余全是北方人。二程授徒很多，学生大部分为江南人和川蜀人，他曾在送别得意门生即“程门立雪”的四川人杨时南归时说：“吾道南矣!”（《宋史》卷428，《杨时传》）二程的“洛学”虽然创于中原，真正发展起来有了影响，却是他的学生将其学说南传之后的事情。南宋时期理学以江浙地区为中心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朱熹的“闽学”（朱熹是徽州人，因其学说在皖南闽北一带传授，故称“闽学”）、陆九渊的“陆学”和吕祖谦、陈傅良、叶适等人的“浙东学派”。江浙这几个学派尤其是“闽学”和“陆学”远远超过了北宋时候的“洛学”和“关学”，其标志有二：一是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并创立了自己的完整的理论体系，被公认为孔孟以来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二是陆九渊在与朱熹的学术论辩中提出了“心即理也”的重要命题，哲学思辨的水平更高了。通常我们囿于传统观念，认为陆九渊的“心学”是主观唯心主义，不如朴素唯物主义，实际上更从哲学思辨的角度看，唯心主义是比唯物主义更高深一层的探讨和解释，是对实在事物之上的抽象同一性(形而上)问题作出解释，只是限于当时的认识手段和能力，都解释错了：朱熹将终极问题归之于“天理”，后来被称为客观唯心主义；陆九渊归之于“心”(自我)，后来被称之为主观唯心主义。他们虽然都错了，却是为了深究一层、前进一步而犯的错误，思辨程度比只讲实在事物自身的朴素唯物主义高深一层。尤其是陆九渊“心即理也”的命题，还在客观上起到了纠正传统儒学说教中的“忘我”教育的偏差、启蒙人的自我意识的作用。将其与后来王阳明的“心学”、王艮的“复初说”、龚自珍等人的“童心说”结合起来看，这个意义更加明显。以上这些都是江南地区的情况，同时期的北方沦为女真人金朝的辖区，继而又为蒙古人元朝所占据，南北隔绝，文化交流极少，据说当时北方懂儒学的人也很少了。蒙元统治北方之初，攻湖北德安(今安陆市)时俘获儒生赵复，带到燕京，理学才重新开始传播，史称“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元史．赵复传》）。但理学的“根”仍然在江南地区。
结合上述文学、史学和理学的具体情况，概括地看北方士人的风格，与南方士人相比有三个不同特点：
一是喜经术而轻文学。北方民风厚朴，反映到士人身上便形成了喜欢扎实严谨实用的经术，轻视吟风弄月的文学的习性，认为经学实用而文学轻浮，以经学为本，文学为末，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要求助手们把历代的诗赋都删去，“士欲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李纲《梁溪漫志》卷5，《通鉴不载离骚》）。程颐说得更直接：“有道者不矜于文学之门”，认为作诗弄赋是“闲言之语”（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1，《程正叔不欲为闲言语》）。尤其看不起文学作品的空飘。由于这种观念和成见。北方士人偏重于研习经学，文学方面作品少，素养也差，山东、河北更是如此。苏轼路过泗州(今江苏盱眙)，作词“望长桥上，灯火闹，使君还”，知州刘士彦是山东人，闻之忙对苏轼说：“在法，泗州夜过长桥者，徒二年”，请他千万别这样讲，不然就违犯法令了（王明清《挥塵录》卷下）。显然，这位山东籍知州大人搞不清楚词诗的文学属性。欧阳修被贬到湖北时，当地的知州张洵是“河北经生”，一点也不知道欧阳修的文学之名，只按一般礼节接待；不久欧阳修被起用为河北路转运使，张洵也调到河北任职，见到欧阳修则以官职相称，仍然不知道欧阳修是文学家(也可能是知道但不看重文学之名)（魏泰《东轩笔录》卷10）。在《宋史．儒林传》中所载的前19位治经有名的学者全是北方人，虽然以京东(今山东南部、河南东北部)为最多，河北地区仅二三人，却也说明整个北方有相同的重经术之风气。
二是尚豪放厌绮丽。大概与南北方的自然景色有关，文人们的风格还有一个明显不同：江南山清水秀，似女性之柔美，文人崇尚委婉细腻的风格。江南诗词秀丽，形成“婉约派”；歌曲似叹息呻吟，低调多，善诉衷肠，卿卿我我，戏曲以演才子佳人为主题。北方高山峻岭，有阳刚之豪气，文人便崇尚粗旷豪放的风格，北方戏曲以出征打仗为主题，文死谏武死战，舞台上多是满脸胡须的张飞式的英雄豪杰，女角最有名的也是男性化了的花木兰、穆桂英；曲调则以高亢嘹亮为主，抒发壮志豪情。北方作家的作品写女性也常以南方为背景，河北人关汉卿《窦娥冤》中的窦娥是安徽的，河北(辽宁?)人曹雪琴《红楼梦》中清新秀丽的“十二钗”生活在金陵南京；南方作家直到现代的金庸(浙江海宁人)的武侠小说，虽然让豪侠们出没于北方荒漠，书中的女主角黄蓉、骆冰、玉如意、韩小莹却都是江南人……这些作品中的形象都是文人塑造的，直接反映了文人雅士们的情趣：妩媚的女子应当在南方，不该在北方。
三是崇尚少而精的学术风格。北方士人不重视文学，文学作品少，但与江南文人相比。质量却不低。如宋词作家以江南为多，名家也多，北方虽少，却有李清照、辛弃疾。元明清时期的戏曲小说也以南方更为普及，影响最大的作家及作品却在北方，最有代表性的是前述关汉卿和曹雪琴。这也与北方人的性格相符：稳重厚朴，不尚虚浮，不鸣则已，鸣即求成，最好是一鸣就惊人。
3．南北士大夫官员的不同政治主张
文人学士原有的不同习尚和风格，一方面表现为对生活在同一区域的人的认同感，同时还对生活在其他地区的人有一种排斥心态，南北朝时期已有这种情况，时称北人谓南人为“岛夷”，南人谓北人为“索虏”，互相讥讽。这种现象到唐宋时期更集中地表现为北方士人与南方士人的矛盾纠缠。北宋时期主要是北方人轻视南方人，寇准称南方地区为“下国”，讨厌南方人“轻巧”不正道；司马光也看不起南方人，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都不可靠。宋真宗的时候甚至有人上疏建议各路官员不用南方人，说南方人干不成正事。南方人对北方人也是如此态度，晏殊称北方人为“伧夫”，意思是粗人；欧阳修嘲笑北方人的房屋像鸟窝，饭食粗糙不卫生；沈括嘲笑陕西人不会吃螃蟹，说陕西人的饭食难以下咽……这种不同的习俗导致的相互排斥心理和行为带到官场上，很容易形成南方官员和北方官员的观念和行为的尖锐对立。
这种对立在宋代官场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原因就是科举制度发展到宋代已经相当完善，各级官员绝大多数由科举人仕的文人来担任，这些由科举人仕的人被称为“士大夫”，北宋时期已经是“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局面（《文献通考·耻役》一）。如果说以前文人们的各种主张和风格只是通过传播自己的学说，或充当“帝王师”和幕僚来影响官方决策，那么在宋代他们直接掌握了权力，可以直接推行自己的主张了。结果，在宋代官场上的帮派争斗(当时称为“朋党”之争)，比任何一个朝代都严重，而且这时的帮派之争与唐朝牛李党争那样以政治利益集团划线不同，事实上是地域关系为基础的，从而使得宋代各种大规模的官员帮派争斗直接表现为南北之争。
赵匡胤兄弟从北方起家，宋初宰相和重要官员用的全是北方人，如幽州人赵普、开封人石守信、真定人高怀德、大名人范质等。据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说，赵匡胤曾在朝中刻一石碑。嘱“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邵氏此书是专为骂王安石而作，带有很深的成见，所记赵匡胤之嘱可能是为诅咒南方人而矫造，不可尽信，却也反映出宋人在官场上的南北成见和分野。不过，赵匡胤兄弟的确未曾用南方人当过宰相。到宋真宗、仁宗时开始用临江人王钦若、苏州人丁谓作相，才打破了南人不作相的局面，但从此以后南北双方围绕相权的争斗也尖锐化、明朗化了。陆游《渭南文集》卷3说：
伏闻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视，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于是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闽，杜衍起于会稽，余靖起于岭南，皆一时名臣。……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有沉抑之叹。
是真宗、仁宗以后与前大不相同了。据张家驹先生前揭书统计，北宋时期的72位宰相中，北方(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山西)共41位，江南(安徽、福建、江苏、江西、浙江)共26位；南宋时期的62位宰相中，北方仅5位，江南的47位。围绕相权的争斗是以南胜北负为结局的。这固然与南宋时期只有东南半壁江山的特殊政治形势有关，也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之后江南文化的进一步发达、人才的大量增加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更为深刻的冲突，是南方人聪颖活跃性格导致的南方官员乐于变法革新，北方人勤劳稳重性格导致的北方官员惯于安分守己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冲突集中表现在宋代的几次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上，最早变法的倡导者是杭州人王禹偁，影响较小；我们专以范仲淹和王安石的两次变法说明之。
范冲淹在宋仁宗庆历年间主持“新政”之前，南北官员的斗争已经展开。范仲淹祖籍江苏吴县，在朝中任参知政事(副相)时主持推行“新政”即变法，试图对吏制、科举、财政等弊端进行改革，主持者除范仲淹外，另外之人也是东南人士：余靖是韶关(今广东韶关)人，欧阳修是吉州(今江西吉安)人，蔡襄是兴化(今福建莆田)人。开始时仁宗令韩琦、富弼参与此事，二人先后以不同借口推辞没有介入，根本原因可能与二人是北方(河南)人有关。反对新政的代表人物是寿州(今安徽寿县)人吕夷简，在淮河边上，地理上接近中原，而且这只是吕夷简的祖籍，他出生在河东(今山西)，后迁开封，一直在北方做官，退休后闲居郑州，已经算是北方人了，代表的是北方官员的政治倾向。
最典型的是王安石变法。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主持的变法运动比此前的新政持续时间长，规模大，影响也大，招致的反对也更为强烈。史学界对变法和反变法的评价认识几经反复，20世纪上半叶多推崇司马光贬抑王安石，后来转为推崇王安石贬抑司马光，并且认为，虽然王安石和司马光都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但王安石代表了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有要求变革的精神，因此有进步性；司马光代表大官僚地阶层的利益，顽固保守，因此是反动的。如果我们从本文论题的角度观察一下，变法与反变法的双方仍然是以地域来划分集团的：
主持变法者及籍贯
王安石抚州(今江西临川)
吕惠卿泉州(今福建泉州)
章惇建州(今江西建瓯)
曾布建昌(今江西南城)
陈升之建州(今江西建瓯)
反对变法者及籍贯
司马光夏县(今属山西)
文彦博汾州(今山西汾阳)
韩琦相州(今河南安阳)
富弼河南(今河南洛阳)
二程河南(今河南洛阳)
南北阵线很分明。实际上当事者双方已经讲述过这层意思，司马光与王安石每每在朝中见解相左，经常针锋相对地争论，不可开交，宋神宗有一次在私下问司马光何以如此?司马光说：“臣与安石南北异乡，用舍异道。”（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1）二人对事物的判别取舍标准不同是由于一个是北方人，一个是南方人。司马光没有进一步说他和王安石的判别事物的标准(道)是什么，有什么不同，后来邵伯温的一段话可为之作注解，邵伯温说，他父亲邵雍当年曾预言，不久的将来皇上会改变以北方人为相的做法，将“用南士为相，多引用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1）。是南方人“专务变更”，喜欢搞新政、变法，北方人则希望安静，喜欢安分守己。
可以引为佐证的是川蜀人士在变法中的特殊态度。川蜀地处西南，自古有相对独立性，与中原、长江下游成鼎足之势，川蜀人士的风格既不同于北方人，也不与江南人士有别。吕陶曾说“莫若新旧之法，裁量厥中”（《宋史》卷346，《吕陶传》），代表了川蜀人的中间派折衷立场。三苏父子开始反对新法，嫌王安石不够老成持重；司马光上台后尽废新法，三苏父子又反对司马光，嫌司马光不顾新法中的合理内容而一股脑全抛弃。
王安石下台后朝野对变法的态度几经反复，仍然有着明显的南北地域特征。神宗死后哲宗继位，母后辅政，起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引进文彦博、吕公著，尽逐章惇等人(此时王安石已病重闲居)；哲宗亲政后恢复新法，重新重用章惇、曾布，北方人刘挚、吕大防等被贬逐(此时司马光已死)；北宋末年蔡京当政，蔡京是兴化(今福建莆田)人，利用了大批南方官员，把已去世的司马光、文彦博列为“奸党”……尽管这时候已经距王安石变法的目的相去甚远，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权力争斗，还都沿袭着南北的地域分野。
这不只是宋朝一代的情形。稍加梳理就可以发现，唐代以前的改革家都是北方人，宋代以降则是南方人，如：第一个主持变法的商鞅是卫国人(在今河南北部)，西汉搞盐铁官营的桑弘羊是洛阳人，北朝搞三长制的李冲是陇西人，搞均田制的李安世是河北赵郡人，唐代改革财政的刘晏是山东曹州人，推行两税法的杨炎是陕西凤翔人；宋代王禹偁、范仲淹、王安石都是江南人，明朝搞一条鞭法的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顾宪成东林党的阵营在江苏无锡，清末搞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是广东人，还有谭嗣同是湖南人，孙中山是广东人……这不能视为偶然的巧合，一方面是随着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南方人的影响后来居上，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宋代以降北方人的进取心小了，上台唱主角的机会少了。
最后需要说一下，这个题目涉及一个敏感问题——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不应该是一个引经据典来辩论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通过历史过程的考察来印证的事实问题。本文把历史过程考察过了，也就没必要再从理论上多说了。
附记：
1982年5月22日上午，我正在云南大学历史系老办公楼对过的一间小房子里参加硕士研究生复试，随着轻微的脚步声，一位中等身材、满头银发的老人在逆光中走了进来；老人走近了，我连忙站起来说：“您是李老师吧?”老人点点头，用略带地方口音的普通话问：“从石家庄来的?”我回答以后，老人说：“坐下答题吧。”——这就是我同导师李埏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时间很短，话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甚至连李先生的面容也没看清楚……如今21年过去了，李先生已届九秩高寿，我也快到知天命之年了，回首往事，当初一刹那的感觉还是那样真切：我这辈子投师投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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