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贞观政要集校》叙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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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贞观政要集校》叙录

二、《贞观政要》成书时间商榷
《贞观政要》的成书时间，篇首所引《直斋书录解题》、《玉海》、《四库全书总目》的著录，代表自宋至清的三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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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孙著录说：“《馆阁书目》云‘神龙中所进’”，这是目前所见关于《贞观政要》成书中宗之时的惟一记载，但紧接着陈振孙就对“神龙中所进”提出质疑，认为“当考”！
王应麟带着陈振孙的质疑，引用《书目》的考证：“乾曜、嘉贞开元八年五月始拜是官（按《本纪》，开元八年乾曜为侍中，张嘉贞为中书令，十一年而嘉贞贬，十五年乾曜罢），至九年九月张说亦相。若二公并相之时，盖可知矣，其上于开元八年、九年欤。”否定了中宗时进书说，采用了开元八、九年间进书说。
清修《四库全书》，根本没有考虑中宗时进书一说，主要针对“开元八、九年进书”说提出质疑：“书中所记太宗事迹，以《唐书》、《通鉴》参考，亦颇见牴牾。……史称：‘兢叙事简核，号良史，而晚节稍疏牾。’此书盖出其髦年之笔，故不能尽免渗漏。”以《贞观政要》为吴兢“髦年之笔”――成为开元、天宝之际进书的一种依据。
对上述三种说法，下面分别商榷。
（一）中宗时进书说
首先，从《直斋书录解题》说起。《直斋书录解题·目录类》著录宋代书目（不含金石、书画目录）16种，只对南宋《中兴馆阁书目》、《馆阁续书目》提出批评，认为《馆阁书目》“中兴以来庶事草创”，“其间考究疏谬”；《馆阁续书目》“纂续前录，草率尤甚”。所以，陈振孙认为“《馆阁书目》云‘神龙中所进’当考。”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人们都误以为《玉海》关于开元八、九年进《贞观政要》是王应麟的考证，其实这是北宋李淑在《邯郸书目》中的考证。《玉海》卷49《唐贞观政要》、《太宗勋史》合条这样著录：“《志·杂史》：吴兢《贞观政要》十卷、《太宗勋史》一卷。《书目》：兢于太宗实录外采太宗与群臣问对之语，以备观戒，为《政要》凡四十篇十卷，始《君道》……若二公并相之时，盖可知矣，其上于开元八年、九年欤。《会要》：元和二年……”都是引用的唐、宋的著录，并非王应麟本人的考证。
那么，所谓《书目》，何以知道一定就是北宋李淑《邯郸书目》呢？通常认为王应麟所引《书目》是《中兴馆阁书目》，但这又与陈振孙引《馆阁书目》相矛盾。请仔细看《玉海》同卷书稍后的《天圣三朝宝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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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应麟清楚地写着：
天圣五年十月乙酉，监修（国）史王曾言：“唐史官吴兢于《正史》、《实录》外，录太宗与群臣问对之语，为《贞观政要》。今欲采太祖、太宗、真宗《实录》、《日历》、《时政记》、《起居注》，其间事迹不入‘正史’者，别为一书，与‘正史’并行。”从之。六年五月，曾奏委李淑修纂，宋绶、冯元看详。九年二月，淑又奏直集贤院王举正同修。十年正月（即明道元年），敕以《三朝宝训》为名。明道元年二月癸卯书成，凡三十卷，监修国史吕夷简诣承明殿上进，赐编修官王举正、李淑章服。……康定元年四月十八日，淑又言：《宝训》欲先读第一卷《政体》……[1]
《玉海》引《书目》著录说：“兢于太宗实录外采太宗与群臣问对之语，以备观戒，为《政要》。”仁宗天圣五年（1027）监修（国）史王曾言：“唐史官吴兢于《正史》、《实录》外，录太宗与群臣问对之语，为《贞观政要》。”《书目》著录与王曾奏言，文字如出一辙。委李淑仿效《贞观政要》修纂《三朝宝训》，李淑必然了解《贞观政要》的流传和版本。皇祐己丑（1049），李淑还编录完成《邯郸书目》。[2]由此知道：1）王应麟所引《书目》是李淑《邯郸书目》。2）李淑非常了解北宋《贞观政要》的情况。3）从李淑《书目》中的考证知其所见《贞观政要》是有《表》、有《序》的完本。因此，王应麟引《邯郸书目》对《贞观政要》的了解，要比陈振孙引《馆阁书目》对《贞观政要》的了解更为可靠、可信！换句话说，北宋时，根本没有中宗时进书的说法！
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原田种成开始系统研究日本现存《贞观政要》各种古写本，在成书时间上形成“两次进书说”，主要观点如下：
1）日本现存《贞观政要》古写本，最古、最完整的有南家本、菅家本两个系统，是根据从唐朝传入的“吴兢真本”传抄的。
2）南家本、菅家本之外，异本（写字台本、藤波本）卷第四篇章与各钞本、刊本全异，而且江家本《上贞观政要表》最后还有“景龙三年正月 日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崇文馆学士臣吴兢等上表”26字，推断为中宗时吴兢最初上进的原本（称之为“初进本”），上书表是为向中宗奉上“初进本”而作；“开元初”吴兢为太子左庶子，新增教戒太子和诸王的篇章，源乾曜、张嘉贞二人并相，命其撰录，修改上进，为“开元初年的再进本”，书序是为向玄宗奉上“再进本”时所作。
3）“初进本”和“再进本”两个系列并行，分别流传到日本。宋刊本则是根据“再进本”，附入“初进本”的资料而编成。[3]
这一系列的说法，也给中国学者造成某种误解，认为《贞观政要》“两次进上”。黄永年、贾宪保《唐史史料学》中这样写道：“此书（按：指《贞观政要》）本有景龙三年正月上书表，是早在中宗时即已撰成，至开元年间稍事修订重撰序文进上而已。《四库全书》所据元人戈直本无景龙上书表，所以讲不确切”[4]。牛致公同样认为：“根据原田种成的《贞观政要定本》，《上贞观政要表》进呈的时间是中宗景龙三年（709）正月。”[5]
在陈振孙著录“《馆阁书目》云‘神龙中所进’”后，这是惟一提出了“证据”的论证，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首先，江家本《上贞观政要表》最后的26字，有着极其明显的错误，根本不能成为吴兢在中宗时“初进”《贞观政要》的“证据”。
吴兢历官“弘（昭）文馆学士”没有问题，却从未有过“崇文馆学士”的经历。崇文馆为东宫官属，隶属左春坊。太宗时置崇贤馆，高宗上元时为避太子李贤名讳改崇文馆，学士、直学士、校书郎等无常员，多以左庶子领馆事。而昭文馆隶属门下省，高祖时置，后改弘文馆。中宗神龙元年为避孝敬皇帝弘名讳改昭文馆，二年又改修文馆。景龙二年，置大学士四人、学士八人、直学士十二人。景云中，减其员数，复为昭文馆。至玄宗开元七年，定名弘文馆。据《授吴兢著作郎制》[6]，吴兢以谏议大夫兼修国史进为著作郎兼昭文馆学士，在玄宗开元三年至七年间。故称吴兢为昭文馆学士或弘文馆学士都可以，而称其为修文馆学士则不妥。至于以其为崇文馆学士，就大错而特错了。崇文馆、弘（昭）文馆完全是两个职官系统，连崇文馆、弘（昭）文馆都分不清楚，怎么可能是吴兢本人所亲写的上书表呢？更何况，中宗时吴兢尚未任卫尉少卿之职。所以，江家本上书表末所署“景龙三年正月 日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崇文馆学士臣吴兢等上表”26字必为传抄者套用书序前的题衔所为，既不知道有崇文馆与弘（昭）文馆之别，又未考察清楚吴兢任卫尉少卿的时间，这与《馆阁书目》著录《贞观政要》为“神龙中所进”一样，都是一种“人云亦云”的说法，根本不能成为中宗时上“初进本”的证据。
其次，只要稍稍对照一下书序与上书表的文字，谁先谁后就清楚了，证明“两次进书说”根本不能成立。
书《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至于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 凡一帙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贞观政要》。
再来看《上书表》：
窃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求，未有如此之盛者也。…… 至于用贤纳谏之美，垂代立教之规，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并焕乎国籍，作鉴来叶。…… 撰成一帙十卷，合四十篇，仍以《贞观政要》为目，谨随表奉进。
两段文字，如此之多雷同相似处，怎么可能前后相隔十多年？而且，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书《序》称“名曰《贞观政要》”，《上书表》则称“仍以《贞观政要》为目”，表示仍然沿用已经取定的书名。如果说书《序》是写给玄宗的，开元时名其书为《贞观政要》，那么中宗神龙（或景龙）中的《上书表》怎么会有“仍以《贞观政要》为目”的说法？书《序》在先，《上书表》承其后，这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了，中宗时“初进”说不攻自破。
“证据”已不足以为证，再来讨论各种推测，看那一种推测最有说服力而疑问又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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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原田种成的说法，玄宗时吴兢为太子左庶子，南家本、菅家本调整了写字台本卷第四的内容，增入教戒太子和诸王的篇章。果真如此，下面的问题就必须要有合理的解释：
1）为什么南家本、菅家本《上贞观政要表》没有署“景龙三年 正月”等26字，惟有江家本《上贞观政要表》最后署“景龙三年 正月”等26字？
2）虽然江家本已经不存，但所有校合本都没有指出江家本卷第四与写字台本卷第四相同，显然江家本卷第四与南家本、菅家本、各刊本卷第四相同，那么江家本《上贞观政要表》最后署“景龙三年 正月”等26字，江家本究竟是属于“初进本”，还是属于“再进本”呢？
3）如果写字台本是中宗时所进，为什么写字台本没有《上书表》，更没有署“景龙三年 正月”等字样的《上书表》呢？
显然不能自圆其说！
说神龙二年修成《则天实录》后，面对政令是否“依贞观故事”的政治纷争，吴兢开始考虑编录“贞观故事”是完全可能的，也是令人信服的。但要说其已经编录完成《贞观政要》，并进书中宗，不仅没有可靠的证据，实在是有点异想天开。
2、原田种成以“天下托望中宗者洵笃”，吴兢“深欣慕创业英主，编《贞观政要》而上进，期中宗以中兴之主”，但中宗昏庸，“吴兢之微衷终无效”。
果真如此，不能回避的问题又提出来了：吴兢在开元初亲自参预编定《中宗实录》，并受到褒奖，为什么以实录、国史为底本的《旧唐书》只字不提这件事？
前面已经说过，景龙二年（708）韦氏集团加紧密谋，作为谏官（右补阙）的吴兢，针对安乐公主等“日夜连谋，欲陷相王”，上疏中宗，这就是《新唐书》摘有片断的《上中宗皇帝疏》。吴兢上此疏是载入了《中宗实录》的，《资治通鉴》景龙元年（神龙三年）八月《考异》证明：“《实录》载此事于今年八月。”[7]时隔仅仅一年（姑且按“景龙三年正月”上《贞观政要》），为什么目前所能见到的与唐代实录、国史有直接渊源关系的任何史籍都没有吴兢上《贞观政要》的丝毫线索，难道吴兢连自己“上进”《贞观政要》“期中宗以中兴之主”也忘记写入《中宗实录》了吗？自己参预纂修的《中宗实录》，只记自己上疏中宗，却不记自己上《贞观政要》，主张吴兢中宗时上《贞观政要》，是不能不回答这个问题的！陈振孙对《馆阁书目》“神龙中所进”提出质疑，或许就是从《实录》中发现问题的，因为他那个时候还能够看得到唐代《实录》。
3、前引牛致公文认为，吴兢《上贞观政要表》篇末所言“昔殷汤不如尧舜，伊尹耻之；陛下倘不修祖业，微臣亦耻之”，“只有在中宗时说这些话才有现实意义”，而开元十三年玄宗还在“大收群书，以广儒术”，表明他“更加重视贞观年间太宗的治国之道”，不存在所谓“不修祖业”的问题。
《上贞观政要表》开头一段文字，“臣愚，比尝见朝野士庶有论及国家政教者，咸云：‘若以陛下之圣明，克遵太宗之故事，则不假远求上古之术，必致太平之业。’…… 今圣德所感，可谓深矣。”对照景龙二年《上中宗皇帝疏》，吴兢已经在直谏中宗不要听信“贼臣”诬奏相王，强调“自昔剪伐枝干、委权异族者，未有不丧其宗社也”，并举例“秦任赵高，卒致倾败；汉委王莽，遂成篡逆”云云。《上书表》中的“以陛下之圣明，克遵太宗之故事”，“今圣德所感，可谓深矣”等语，会是说给中宗的吗？惟有针对前期的玄宗更符合实际。
应当作出区分的是，这里是在考察吴兢对玄宗的看法，而不是谈对玄宗的历史评价。吴兢在开元十三年、十四年有两篇上疏，《请东封不宜射猎疏》认为玄宗“骋奔马于涧谷，耍狡兽于丛林，不慎垂堂之危，不思驭朽之变”，安可与太宗“同年而校其优劣”。[8]上《大风陈得失疏》，“恐陛下左右有奸臣擅权，怀谋上之心”，指出“赇谒大行，趋竞弥广”的弊政，劝谏玄宗“斥屏群小，不为漫游”。[9]这些言词，与《上贞观政要表》中“陛下倘不修祖业，微臣亦耻之”是完全吻合的。换句话说，此时的玄宗，在吴兢心目中的印象与后来史家对玄宗的评价不完全一致。分析吴兢在《上书表》中是否可能“耻”玄宗，只能看吴兢本人当时对玄宗的认识，而不应该将后人对玄宗的认识加在吴兢头上。
（二）开元八、九年进书说
王应麟所引北宋李淑《邯郸书目》最先考得书《序》中“侍中安阳公”为源乾曜、“中书令河东公”为张嘉贞，“二公并相之时”在开元八年五月至开元九年九月之间，认定《贞观政要》其书“上于开元八年、九年”。
然而，这一考证同样存在重大疏忽。其一，忽略了书《序》中“爰命下才”数字，将吴兢受命编录《贞观政要》的时间误作为成书时间。依据书《序》，开元八、九年“二公并相”之际，应该是吴兢受命正式编录《贞观政要》之时。其二，只注意到二人拜相的时间，却没有考虑到张嘉贞封河东侯的时间是开元十三年、源乾曜封安阳郡公的时间是开元十七年秋。[10]如果是开元八、九年间成书，怎么可能在书《序》中提前写上二人的封爵呢？显然成书时间不在开元八、九年间。前引瞿林东《论吴兢》一文首先指出这一点：张嘉贞封河东侯在开元十三年（725）、源乾曜封安阳郡公在开元十七年（729），《贞观政要》“成书当在开元十七年之后”。
顺便说一下原田种成“两次进书”的第二次进书时间问题。原田种成这样推测：“开元初”吴兢为太子左庶子，新增教戒太子和诸王的篇章，源乾曜、张嘉贞二人并相，命其撰录，修改上进，为“开元初年的再进本”，书《序》是为向玄宗奉上“再进本”时所作。这同样不能够成立。
吴兢为太子左庶子是父丧起复之后的事，时在开元十三年。[11]把开元十三年说成是“开元初年”，已经不够确切。说书《序》是为向玄宗奉上“再进本”时所作，与上述《邯郸书目》犯的是同样的错误，即所谓的“开元初年”张嘉贞尚未封河东侯、源乾曜尚未封安阳郡公，即便以开元十三年计，源乾曜也还没有封安阳郡公。“二次进书说”的第二次进书时间，也有问题。
（三）开元、天宝之际进书说
前引瞿林东《论吴兢》一文，在正确指出二公封爵的时间后，以源乾曜封爵在开元十七年，便推断其成书“当在开元十七年之后”，其书的“定稿和进呈”在开元、天宝之际。同时提出以下“主要根据”：（1）吴兢在《上<贞观政要>表》中说“臣愚比尝见朝野士庶有论及国家政教者，咸云：若陛下之圣明，克遵太宗之故事，则不假远求上古之术，必致太宗之业。故知天下苍生所望于陛下者，诚亦厚矣！”这几句话所反映出来的社会背景，颇不象是开元前期、中期的所谓“开元盛世”，而倒很象是开元后期的政治环境。（2）《上<贞观政要>表》还说：“昔殷汤不如尧舜，伊尹耻之；陛下倘不修祖业，微臣亦耻之。”这种口气，当然不是从一个普通的地方官员或普通的中央官员口中说出来的，只有那些具有相当影响的地方官员和中央官员，才有可能对皇帝这样说话。天宝初年，吴兢由封疆大吏升为恒王的老师，恒王“授右卫大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地位是很显赫的。（3）后来补充说：吴兢撰成《贞观政要》一书，正值李林甫青云直上之时，他在《序》中推崇“良相”，正是为了讥刺李林甫这样的“奸相”。[12]
这样的一些推断，也都未免疏忽、武断。
首先，以自《序》推崇源乾曜、张嘉贞为“良相”，说是为了讥讽李林甫，不如说针对张说更符合吴兢的难言的心境。
第一部分已经披露出吴兢与张说的种种分歧，还应当注意当时三人并相出现的种种不和：中宗时，张说为兵部侍郎，张嘉贞是兵部员外郎。此时同为宰辅，张说位张嘉贞下，便借故讥讽道“宰相也，时来即为，岂能长据”，以此“激怒嘉贞，由是与说不叶”。十一年，张嘉贞弟嘉祐“脏污事发”，张说趁机搞倒张嘉贞，使其出为幽州刺史，张嘉贞“恨张说挤己”，在中书省与宰相宴会时“攘袂勃骂”。[13]玄宗宠信张说，以张说为中书令，源乾曜“不敢与之争权，每事皆推让之”[14]。但到十二年为泰山封禅事，张说与源乾曜“由是颇不相平”。在张说排挤张嘉贞之时，“小鞋”也穿到了吴兢的脚上。这就是《新唐书·吴兢传》中所说：“以父丧解，宰相张说用赵冬曦代之。丧终，为太子左庶子。”从此，吴兢便不再担任史职了。所以，十四年吴兢连上二疏。
其一，因大风拔木毁屋，玄宗诏群臣陈得失，吴兢上《大风陈得失疏》。上疏中的“恐陛下左右有奸臣擅权，怀谋上之心。臣闻百王之失，皆由权移于下”等语，不用说也可以知其所指。接着又指出“赇谒大行，趋競弥广”等弊政，进一步劝谏“斥屏群小，不为慢游”。[15]
其二，《请总成国史奏》中有如此的一段“诉状”：
臣往者长安、景龙之岁，以左拾遗、起居郎兼修国史。时有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纪处讷、宗楚客、韦温等，相次兼领其职。三思等立性邪佞，不循宪章，苟饰虚词，殊非直笔。臣愚，以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遂潜心积思，别撰《唐书》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于私室。虽绵历二十余年，尚刊削未就。但微臣私门凶衅，顷岁以丁忧去官，自此便停知史事。[16]
张嘉贞受张说排挤后，吴兢随即被张说解除史职，因此吴兢将“停其史事”的张说，同“长安、景龙之岁”“相次兼领史职”的武三思等相提并论。而且，事态发展果然如吴兢所言，张说以“引术士占星，徇私僣侈，受纳贿赂”被弹劾，“源乾曜等鞫张说，事颇有状”。玄宗“怜之”，仅罢张说中书令之职，仍然信用之，朝廷有事“常遣中使访之”[17]。在这种情况下，联系吴兢对张说的一贯认识，加之源乾曜罢职、张嘉贞去世，任何人都会认为吴兢称二人为“良相”，更符合他当时的心境！
以恒王傅的地位来证明《上贞观政要表》最后数句的语气，更难令人信服。恒王“授右卫大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并不表示其“显赫”。王，本身已是正一品爵，何需用从一品的文散、正三品的武职来表示其地位“显赫”。更何况，开元中期以后左、右卫等已经是只有官职、机构而无兵员的名号了。而且，在玄宗封王的22子中，有一多半都加开府仪同三司的散阶，绝不证明其“显赫”。相反，恒王“性好道，常服道士衣。”将吴兢派给这样的王子为傅，其用意恐怕也是不欲吴兢有所为。特别应当弄清楚的是：玄宗诸子多不出阁，以至王府之官地位益轻，往往不受重视，王傅一度废置。天宝中，包括恒王在内的十四王均居内宅，“幕府列于外坊，时通名起居而已”[18]。作为恒王傅的吴兢，仅备名问候起居，恐怕连上疏皇帝都不可能，还会有什么“耻”之类的语气。相反，太子的地位较任何一个“王”的地位都要“显赫”，太子左庶子在东宫官中被比作侍中，用“耻”一类的口气上疏玄宗，不比徒有虚名的王傅更符合身份吗？所以，开元十七年职为太子左庶子的吴兢，比天宝初身为恒王傅的吴兢上《贞观政要》、“耻”玄宗“不修祖业”，更具真实性！
（四）开元十七年进书说
许道勋、赵克尧《唐明皇与杨贵妃》（即《唐玄宗传》）专有《吴兢献<贞观政要>》一节，提出：开元十七年每事切谏的吴兢，不为玄宗所容，“出为荆州司马”，那部早已编成而未及上献的《贞观政要》也随身带去了。就在这年，他素来敬仰的宰相源乾曜，被罢免了侍中职务，得了个“安阳郡公”封号。也在这年，他敬仰的原宰相“河东侯”张嘉贞病逝于洛阳。吴兢百感交集，忧国忧民，情不自禁地写下二百余言的《贞观政要序》。大约不久，吴兢将《贞观政要》呈献给玄宗，“上表批评玄宗不如太宗，开元中期不如前期。因此，建议从随表奉进的《贞观政要》中，择善而从，克遵前轨，以致太平之业。遗憾的是，玄宗似乎不理睬吴兢的一片心意，从现存的史籍中看不到玄宗对《贞观政要》的一丝一毫的反应。……说明他已经背离了‘依贞观故事’的方针。”[19]
通过系统比较玄宗前期、中期变化得出的论断，要比上述种种推测更具说服力。遗憾的是，书中没有进一步将吴兢奉进《贞观政要》的时间具体，只认为在开元十七年吴兢被贬后“不久”。
随后，笔者发表《试解<贞观政要>成书之“谜”》一文[20]，通盘考察了武则天退位后8年间吴兢的政治经历和修史经历，认为“依贞观故事”成为开元初的历史趋势。大约自开元五年（717）始，吴兢着手编录《贞观政要》，初具规模，因而书前题写“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开元八、九年间，张嘉贞、源乾曜二公并相时，“命”吴兢“备加撰录”，开始正式编撰。张说入相兼修国史后，吴兢、张说二人在志趣、人品等各个方面都不相容。父丧期间完成《贞观政要》最有可能，但在张说排斥异己的情况下，吴兢怎么可能通过将自己解除史职的张说将书呈献给玄宗呢，只得一拖再拖。从钞本、戈本吴兢《序》前题衔“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弘（昭）文馆学士”，而不署“谏议大夫”、“太子左庶子”，亦可表明其书基本撰成于开元五年至十三年之间。
开元十七年六月，源乾曜罢侍中，只为左丞相不预政事。八月初五，是玄宗45岁生日，在花蕚楼大宴群臣，以每年的这一天为“千秋节”，布告天下，咸令宴乐。20多天后，源乾曜退为太子太傅、封安阳郡公，张说进为左丞相。其间，又逢张嘉贞去世。先前“命”吴兢编录《贞观政要》的二位“良相”，一个罢职，一个去世，而玄宗在张说的“粉饰盛时”之下，“骄心浸生，德消政易”，高唱什么“兰殿千秋节，称名万寿觞。风传率土庆，日表继承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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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情况，监修国史换成新任中书令的萧嵩，吴兢抓住这一机会写了《上贞观政要表》，连同已经编定的10卷《贞观政要》一并呈上，希望玄宗“克遵太宗之故事”，“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以使“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
然而，此刻的气候早已不是开元初“励精图治”的气候了，此时的玄宗也不再是当年刚登帝基的玄宗了。张说正在奉和玄宗：“五德生王者，千龄启圣人”，“薰歌与名节，传代幸群臣”[22]。吴兢却说什么“昔殷汤不如尧舜，伊尹耻之；陛下倘不修祖业，微臣亦耻之。”观览这样的《上书表》，玄宗会作何感想？明知其书的内容无可挑剔，《上书表》所说也没有什么过错，但又不愿接纳，便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既不毁其书，也无诏宣付史馆（或秘阁）收藏，其书的下落自然无从记载，《贞观政要》的进呈便成为一个历史之“谜”。
对于吴兢其人，留在京城实在嫌其不识时务，先前他不是请求为外任吗，干脆“出为荆州司马”，“许以史稿自随”，让他到外地去继续修撰《国史》吧。《旧唐书·吴兢传》中明确写着，其时为开元“十七年”，只不过没有说几月罢了。《新唐书·吴兢传》虽然未写时间，却加了一句“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书事不当”指什么？此时吴兢已解史职，仅在史馆私撰《国史》，且未上奏。而被贬之后，又是许其“以史稿自随”的，显然不是其所修《国史》“书事不当”。此时，吴兢职为太子左庶子，上疏直谏是其份内之事，即便有所顶撞，也不应加罪。那么，所“书”不当者还有什么？惟其《上贞观政要表》不是直接进谏，却又要“耻”正当盛世的大唐皇帝，加以“书事不当”的“罪名”并不过分。而且，荆州是重镇，其时正由玄宗第十六子永王璘遥领大都督。所以，《旧唐书》只用“出为荆州司马”，以示“惩罚”并不很重。
综合以上考察，即便吴兢在中宗时针对“袭武周之制”，还是“依贞观故事”的政治纷争开始编录《贞观政要》，也只能是草本，绝非定本，更不可能是进本。《贞观政要》的进呈时间只能在开元十七年（729），从自《序》称源乾曜、张嘉贞的官职、封爵考虑，其书应当在这一年八月以后的数月中进呈。这样，历来的各种说法均可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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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玉海》卷49《天圣三朝宝训》。
[2] 《宋史》卷291《李淑传》：“博习诸书，详练朝廷典故，凡有沿革，帝多谘访。制作诰命，为时所称。”《直斋书录解题》卷8《目录类》：“《邯郸书目》十卷，学士河南李淑献臣撰，号《图书十志》。皇祐己丑自作序”。
[3] 原田种成发表最早的论文，《本邦传来的<贞观政要>古写本研究》，日本《中国学会报》第9集，1957年。代表性论文，《贞观政要之研究》，吉川弘文馆，1965年。系统的校勘本，《贞观政要定本》，[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1962年。系统的校释本，《贞观政要》（上、下），[日本]明治书院，1978－1979年。下引原田种成观点，均出以上论著，不再另注。
[4] 黄永年、贾宪保《唐史史料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25页。
[5] 牛致公《试论<贞观政要>的中心思想》，《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38页。以下引牛致公文，均出此篇，不再另注。
[6] 《全唐文》卷251。
[7] 《册府元龟》卷545作景龙三年，《通鉴考异》据吴兢上疏，“而兢疏云：‘陛下登极，于今四禾念。’则是明年所上也。”当以景龙二年为是。
[8] 《全唐文》卷298。
[9] 《新唐书》卷132《吴兢传》。又见《全唐文》卷298。
[10] 《新唐书》本传均不载二人封爵的具体时间，但《旧唐书》本传却非常明确地写着二人封爵的年代。当时普遍不重视《旧唐书》，因而不知二人封爵具体时间。还是先前多次说过的那句老话：《新唐书》“文省于旧”的地方，一定要与《旧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等核对。
[11] 《旧唐书》本传不载吴兢为太子左庶子的时间，而《新唐书·吴兢传》明明白白地写着：“丧终，为太子左庶子。开元十三年，帝东封泰山……”《资治通鉴》开元十三年十二月，有“左庶子吴兢上表”云云。
[12] 《论吴兢》1988年3月“作者附记”，《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43页。
[13] 《旧唐书》卷99《张嘉贞传》。
[14] 《旧唐书》卷98《源乾曜传》。
[15] 《新唐书》卷132《吴兢传》。又见《全唐文》卷298。
[16] 《唐会要》卷63《在外修史》。又见《全唐文》卷298。
[17] 《资治通鑑》卷213唐玄宗开元十四年四月、开元十六年二月。
[18] 《旧唐书》卷107《玄宗诸子列传》。
[19] 《唐明皇与杨贵妃》，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4－186页。
[20] 原载《史学月刊》1993年第2期。
[21] 《文苑英华》卷168玄宗《千秋节宴》。
[22] 《文苑英华》卷168张说《奉和千秋节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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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贞观政要-《贞观政要集校》叙录；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295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