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范文澜对史学比较方法的成功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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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范文澜对史学比较方法的成功运用

比较研究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比较方法运用得当，对于推进认识能力、开阔视野、增加灵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范文澜先生在他的代表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和《中国近代史》（上）中，成功地运用了这种方法。由于他的治学已经达到“博”、“通”的要求，并且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问题，因而他对史学比较方法的运用便显得娴熟自如，得出许多精到的认识。他的成功经验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仍具有宝贵的启迪意义。
范文澜先生运用比较方法研究历史的范围十分广泛，他在深刻揭示历史进程、客观分析历史人物、展现传统文化精华等方面都有出色的建树。本文试从这三个方面加以论述，以期进一步展示这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的学术风采。
一、深刻揭示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
通史撰述的目的是为了描述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反映其丰富生动的内涵并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早在延安时代，范文澜的追求就是要“组成一部简明扼要的，通俗生动的，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的中国通史”[1]，以与旧史相区别。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范文澜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更加熟练，史料的掌握更加丰富，对中国各个时期历史问题的理解更加开阔和深刻。他用了十几年的心血，重新改写和著成《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内容远比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大为拓展，规模更为巨大。范文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研究，对于科学地阐释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达到很高的成就，因此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里程碑式著作。这部成功巨著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自觉地、出色地运用史学比较研究方法来分析和总结中国古代社会的状况和历史进程，包括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性质，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巨大推动作用，不同政治集团的盛衰和导致其成败的民心向背情形的分析，等等，都有生动的叙述和精辟的分析。本文限于篇幅，只能选择书中关于汉唐比较研究这一最具典型意义的例证来论述，以窥见其深刻揭示历史进程之一斑。
汉朝和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两个时期，无论是文治武功之盛，还是疆域之广，对外关系和文化交流规模之大，都是无与伦比的，其盛衰经验教训尤其值得后人汲取。范文澜作为杰出的史学家，他当然十分清楚这一点，故他对汉唐时期的研究最为着力，以之作为科学揭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的重点。但是如果单纯地撰写汉史或者单纯地撰写唐史，都不能很好地反映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规律。与之相对照的是，如果对中国这两个盛大朝代作对比研究，将大大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导致两个朝代兴盛的原因及特点，更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故此，《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在撰述唐代历史时，从多角度、多层次将唐代历史与汉代历史进行比较和分析。
汉、唐两朝之所以能够进行比较，是因为二者之间具有可比性。“汉唐是历史上两个光辉的大朝代，唐朝的强盛又胜过汉朝。”[2]范老对唐史的撰述始终围绕着这一论点展开，力图通过比较研究，展现出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系列有意义的内容。
汉、唐的建立有着共同的基础。范老对比分析了唐、汉成为盛世而隋、秦均为短命王朝的原因。他说：“（中国古代历史的）第三大段，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段——自隋至元末，隋和秦相似，统一后不久就崩溃了。这是因为秦隋的统一都是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吞并的结果，旧势力并没有受到较沉重的打击，过了一些时以后，它又放肆起来。只有经过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旧势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新的统治者接受了严厉的教训，新的统治者不得不对农民让些步，这才有可能产生新的盛大的朝代，进一步巩固国家的统一。汉唐两朝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3]范老的这段论述，将两朝盛世与两个短命朝代作比，高度肯定了农民起义对于盛世王朝建立的作用，总结出汉、唐均通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这一共同的基础，而这一共同基础正是导致两朝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唐朝的强盛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极为辉煌的一页，范文澜通过汉、唐比较，还阐明历史是发展的，唐朝比汉朝更为强盛这一客观事实。范老在书中鲜明地提出其中的论点：汉唐相比，唐朝无论在经济、文化、交通还是外交和武功方面，“比以前的统一朝代——两汉，更显得强盛而繁荣。”[4]
首先，唐朝的经济明显强于汉朝，“比两汉富力增加一倍以上”。[5]范文澜具体分析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由于农民起义的影响，打击了地主阶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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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前期的生产关系发生一些变化；第二，长江流域的经济，在南朝末年，已显出超越黄河流域的趋势，使唐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第三是由于统治阶级政治上注意到亡隋之鉴，不敢过度放纵。范老在这一问题上十分强调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在统一朝代里的重要作用，正因为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合并为一个基地，比两汉的富力增加一倍以上，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自隋、唐开始，中国封建经济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而长江流域发挥重要作用，是唐朝才开始的新现象，在汉代是不可能的。[6]
唐朝手工业生产也超过了汉代。“隋唐以及后来的封建朝代，尽管每亩产量不比两汉有所提高，但中国南部的继续开发，却使剥削者取得大量的财物，借以满足奢侈品的需要，自隋唐以后，手工业比两汉大进一步而且继续进步着的原因在此。”[7]通过比较，范老指出，也是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才使得唐朝手工业发展远远超过汉朝。
唐朝在交通方面，比两汉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唐朝前期国势强盛，威力远被四方，中期以后，仍保持大国声望，中外交通主要是海上交通，畅达无阻。《新唐书·地理志》叙述了唐与外国交通重要的五条陆路、两条海路的路线。范文澜依此得出结论说：“中国在两汉时已是航海大国，到唐朝海路走得更远，比两汉又有进一步的发展。”[8]这一方面加强了中国与外国间的交换关系，另一方面，运河与驿站的畅通及运输上的便利使繁盛的商业刺激了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税和手工业税成为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因此减轻了统治者对民间工商业的盘剥，成为社会生产上升的重要条件。
唐朝交通畅通无阻的原因何在呢？范文澜分析说：这“首先由于战胜强大的突厥国，从而中西交通畅达无阻，中国和四邻诸国都得到益处。”这也使得“唐前期的对外关系，比两汉有更大的发展”。[9]那么，唐的武功比西汉更盛，能够战胜强大的突厥国的原因又在于什么呢？范老对此也有精彩的分析。他说：“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文化上最发达的国家，兵法是智慧的最高表现（当然，只是最高表现的一种），在内战中取得的经验，对付境外落后国，却是绰有余裕，唐前期大拓疆宇，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突厥如果统一，不分裂为东、西两国，唐将无力灭突厥；西突厥如果统一，不分裂为东、西两部，唐也将无力灭西突厥。西突厥自己制造内乱，唐才有机可乘，……唐武功比西汉（汉武帝时）更盛，原因是西汉的敌国是统一的匈奴，唐的敌国却是分裂的东突厥和西突厥。”[10]“自然，灭一个敌国，决不是轻易的事。”[11]可见，范老在这里客观地分析了唐朝武功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高度肯定了统一对于一个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范文澜一方面注意到唐汉强盛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了唐末和东汉末状况的相似之处。他对比分析了唐末和东汉末的割据状况、邻国情况、割据势力和割据影响。他说：“唐末和东汉末相似，农民起义失败以后，封建割据势力便横行一时，纷纷占领土地，进行混战。”但由于两时期经济状况的不同，导致割据的具体状况不同，“唐朝经济比东汉发达，富饶的长江流域，已经形成了若干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因之，东汉以后，长江流域只能建立蜀、吴两国，唐以后却可以成立好几个小国。”另外，它们各自面对的邻国情况也不同。“东汉末，国境外没有强邻，唐末却有东北方新起的辽国（契丹），乘中国分裂积极参加战乱。”此外，割据者情况也不一样。“东汉末割据者都是汉族军阀，在唐末割据者中，占重要地位的却是争夺中原地区的沙陀族人。这是迁居到国境内不久、半开化的游牧人。他们只知道打仗杀掠，不知道有所谓政治。他们很快建立起政权，也很快被别人夺去，忽起忽灭，增加了混乱，延长了分裂。”正是由于以上几方面的原因，两时期的分裂割据程度存在天壤之别。“唐以后的五代十国比东汉以后的三国，分裂的局面更为破碎，黄河流域居民遭受的灾难更为严重。”接着，范老又对分裂国家的经济情况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三国时期，三个国内部都比较稳定。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各国战争较少，经济一般都在上升；黄河流域早在八六八年庞勋作乱时开始，战争连年不停止，五代时尤为剧烈。前后九十余年的军事破坏，黄河流域疲惫不堪，两大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相差颇远，五代北宋都建都在开封（后唐都洛阳），就是北方愈益依赖南方的明证。”[12]以上，范文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重视考察经济这一社会发展的内因，比较分析了两个分裂割据朝代在各方面的表现，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独特的时代特征，有助于读者了解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
二、比较分析历史人物，突出人物个性特征
历史的发展，毕竟是人们活动的结果。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自觉活动的总和构成历史运动的方向。杰出人物或处于权力核心地位的人物的性格和活动，会加速或延缓历史的进程，在关键时刻，甚至会对一个时期内的社会状况、民众心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而，通史著作不仅要重视写经济、政治、军事及制度情况，等等，同时必须重视写历史人物，这样做，才能深刻地说明历史活动的动因，说明人们在时代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以及通过人物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特点。写好人物，才能显示出历史的合法则性、丰富性和主动性，否则，历史就很可能变成概念的演绎或公式的图解，更谈不上使人们从中得到智慧，增长见识。范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很好地体现出上述道理，书中写了众多的政治、军事、思想文化人物，并且往往是采用恰当比较的方法，生动而深刻地再现他们的思想特点，论述他们的作为和功过。这样不仅显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而且展示了其丰富的内容。陈其泰先生在《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一书中对此问题有过中肯的分析，他多次提到“范文澜重视比较研究方法，而且运用得很成功”[13]，并列举了其成功运用的实例，如对晋元帝司马睿和宋武帝刘裕的比较，对韩愈和柳宗元的比较等。本文试图从政治人物之间和文人之间的比较方面再举出例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范文澜先生独特的史学见识和成功运用比较方法的撰述功底。
1、政治人物之间的比较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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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自742年（唐玄宗天宝元年）至820年（唐宪宗元和15年）凡79年，这一段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权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由于斗争的结果，中央集权取得了相对的胜利，国家基本上还能够保持统一。但是唐朝中期中央统一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发生了多次斗争。唐肃宗时割据局面已经形成，唐代宗时割据局面已经固定。范文澜把肃宗和代宗两位皇帝与其后继位的唐德宗进行了比较，。他说：“唐德宗是不同于唐肃宗、唐代宗的昏君。”首先是从心理方面作比较，“肃、代猜忌功臣，唐德宗的猜忌心表现得尤其突出”；他们在处事风格上也不同，“肃、代都对强横者姑息，唐肃宗被史家描写为‘温仁’，唐代宗也被称为‘宽仁’，实际都是庸懦人物，唐德宗急躁，是一个轻举妄动、刚愎自用的人物”；他们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也不同，“肃、代都优待回纥，防备吐蕃，唐德宗因曾受侮辱，仇视回纥，对劲敌吐蕃反而放松警戒”。所以，唐朝在这样一位昏君的统治下，“从肃、代的苟安局面转入危机的局面”[14]。通过范文澜对三位唐朝昏君的为政特点和个性特征的比较，我们很容易理解政治人物对于整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影响和唐代由盛转衰的深刻必然性。
《中国近代史》（上册）撰成于延安时期，建国后又经过多次修订。范文澜在书中深刻地分析了鸦片的输入给近代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面对这种深重灾难，围绕着鸦片问题，清朝廷内部展开的抵抗主义与投降主义的斗争。在范文澜看来，抵抗派和投降派之间基本的不同点在于“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上”。接着，他具体分析了抵抗派的情况：“抵抗派从民族自尊心出发，拒绝外国势力的侵入，虽然他们也是傲慢对世界情况无所知，但在民族遭受危害的时候，他们愿意探查外国情况，学习外国技术，这是进步的倾向。”而与之相对立的投降派则不同，他们“从压迫人民、保持少数人私利出发，他们清楚懂得，只要政权在手，民膏民脂，儘够剥削，中国遭受任何伤害，对他们私利并无妨碍。不仅如此，中国任何一个伤害，对他们还都是乘机获利的机会。投降派的路线，显然是守旧顽固，阻止生产力进步、依附各国侵略者，引导中国走向殖民地的路线。”范文澜用犀利的笔锋，痛斥投降派的卖国路线并且指出：“中国近百年史就是人民反抗投降派及其主人帝国主义的斗争史。”
以上论述是从总体上进行分析的，为了更加形象生动地告诉读者两派之间截然对立的立场，范文澜列举了众多的例证。如抵抗派与投降派在对待外情、用兵方法以及对待人民的态度等方面都通过实例来说明，给读者以形象的认识。我们以用兵为例看看范老是怎样评价抵抗派的代表人物林则徐和投降派的代表人物道光帝的。林则徐认为，“剿夷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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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训练本地军队炮术精熟，不需“远调百万貔貅，只供临敌之一哄”。道光帝恰恰是各省抽调兵丁，杂凑成军，一闻炮声，便“纷纷溃散，几同儿戏”。[15]生动的实例，鲜明的对比，充分反映出抵抗派与投降派观点的对立和当时地主阶级内部利害的矛盾，同时也反映出统治阶级的满族与被统治阶级的汉族之间的严重矛盾，这是范文澜通过比较得出的深刻见解，对我们现在正确认识鸦片战争仍具有积极意义。
2、文人之间的比较
关于人物的比较，范文澜的著作中涉及内容很多，并且独具特色。当然，进行这样的比较，离不开他深厚的国学底蕴。范老对于盛唐时期的文人李白、王维和杜甫之间的学术渊源和风格的比较，就充分显示了唐代诗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并且充分展现出盛唐文苑的百花盛放之势。
范文澜用浓重的笔墨对比描写了这三位盛唐的伟大诗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们的仕途经历不同。范老分析说，天宝初年，李白因诗名大被任命为翰林院供奉，并无官爵。但李白居长安前后不到三年即被放还山林，李白对当世时务是隔膜的，不知如何处危乱之朝，以真放对阴险，当然要被排挤出朝。王维始终在朝做官，与贵官交接往来，文名极盛，是做官能手。杜甫虽有“致君尧舜上”的大抱负，但他的现实生活却是流离失所，不仅做不到大官，连微小的谏官也因言事被斥革，所以他们在仕途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
其次，他们对政治的看法不同。范老通过生动实例分析说，李白的政治见解很差。他既看不出安史是国之叛逆，也看不出李璘割据东南对朝廷的危害。王维诗所谓“植福祠迦叶，求仁笑孔丘”，只要个人得利，那管仁之所在，杀身成仁更是被看作笑谈。他投降安禄山，因此和李白都不免身败名裂。李璘、安禄山失败之后，李白和王维都犯了死罪，幸而因其诗名而被人营救，得以从宽发落。比这两位略后的杜甫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一不切实际的理想抱负，尽管同李白的理想一样天真，并且对朝廷心存不满，但是和其他两位不同的是，他对朝廷是绝对的忠诚。他曾经身陷叛贼之中，但不曾为叛贼所侮辱，逃出贼窟，历经艰辛，这是王维和李白所不能忍受的。
再次，他们的学术思想渊源不同。李白、王维和杜甫这三位诗人的诗作是代表道教、佛教和儒家三种思想的结晶品。李白以神仙作为自己的抱负，思想上实行神游八极之表，他的诗奇思涌溢，想人之所不能想，说人之所不敢说，敢于冲破一切拘束，破浪直前不畏缩，正是他道教思想的体现。王维是禅宗南宗神会禅师（即禅宗所谓七祖）的弟子，是佛教禅宗在文学上的代表人，他的诗画二艺都有很高造诣，被誉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其中有一部分诗作谈佛理，王维诗兼陶潜、谢灵运之所长，成为整个文学史上的一大家。杜甫诗是儒家思想的杰出体现，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杜甫对朝廷是绝对的忠诚，他“不忍便永诀”、“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即为其精神的最好写照。然而由于安史之乱，他的实际境遇却是流离失所，“大抱负与贫困生活这个矛盾，是杜诗丰富内容的源泉”。杜甫对人民的同情心，与“致君唐虞际”的忠君心相结合，正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16]
通过总体的对比分析，范文澜先生高度肯定了三位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其中尤为赞赏杜甫，认为尽管“历代诗评家对王维、李白或有异辞，而杜甫的‘诗圣’地位从末动摇过”[17]。范文澜先生对以上三位诗人所作的比较分析，使读者得以全面认识他们不同的特点和风格，并且印象深刻，历久不忘。
三、比较分析文化内容，展现传统文化精华
范文澜先生的通史著作有一极为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特别重视总结和阐释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容。他有深厚的国学底蕴，熟悉典籍，深入研究过传统学术经、史、子、集的丰富内容，曾在大学开设有关经学、文学、史学等多门课程，撰写有《群经概论》、《正史考略》、《诸子略义》、《文心雕龙注》等多种专门著作。在通史撰述中，他能够广泛联系贯串，征引宏丰，而这正是更好地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和条件。由于他对文化广泛而深入的比较，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值得仔细品位的内容，并从中获得宝贵的思想营养。
1、夏、商、周文化特点比较
夏、商、周文化作为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了解社会制度的更替、文化的阶段性发展以及当时具体的社会状况具有重要作用。范文澜先生提出西周封建说，必然要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作深入的论述。
他在“古代文化的创造”一节中，比较分析了夏、商、周的阶级矛盾状况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的文化特点。在他看来，阶级矛盾的程度决定着各自文化的性质。“夏朝社会在氏族制度基础上开始划分了阶级，这对单纯的氏族制度来说，显然是一个进步。当时阶级矛盾还比较和缓，统治者还不需要着重利用鬼神和刑罚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在那样的社会里，自然只能产生低级的文化，即尊命文化。”商朝在此基础上则有新的发展，与夏朝情况不同，“商朝进入奴隶制社会，统治者需要借重神（包括天、命、鬼）与刑来压迫大量奴隶。在那样的社会里，斗争发展了，因而产生了较高度的文化，即尊神文化。”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西周文化又不同于前两朝。“西周进入封建制度社会，按照尊卑、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等差别，制定出表现等级制度的礼。每一等人各有一定的义务和权利。尊贵人权利大，义务小，卑贱人义务大、权利小。在当时含有进步意义的初期封建社会里，礼可以巩固统治者的地位，作用比鬼神刑罚更大。”范老认为周朝“尊礼文化”明显高出于夏、商文化，它“高出于夏人对自然界完全无能的尊命文化，也高出于商人假借鬼神、贪暴无耻的尊神文化”，原因就在于“尊礼文化多少承认被统治者有些卑贱人的权利，虽然这种权利是极其微小的”。[18]
范文澜先生作为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卓越史家之一，他十分重视阶级斗争理论，他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中指出“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19]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撰述的。范文澜先生对夏、商、周“尊命”、“尊神”、“尊礼”文化的比较分析就充分体现了范老的这一理论思想。另外，通过对三朝文化的比较和对其本质的归纳，古代文化发展的脉络跃然纸上，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2、儒、墨学说比较
春秋时期兴起的儒、墨是先秦时代的显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应是撰述通史所不可或缺的内容。在“墨子及其所创墨家学说”一节中，范文澜先生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将墨家与儒家进行多角度的比较研究，用以揭示墨家学说不同于儒家思想之处，突出士人文化与庶民文化的差异。
墨学是继孔子之后兴起的一种学说，与儒学都产生在东周后期，年代接近。但两学说的主要组成部分有所差异。“孔子所创的原始儒学，礼乐占主要部分，墨家攻击礼乐，用别一种观点即庶民的观点，发挥仁义学说，成为儒家的反对学派。”[20]范文澜极为强调两种学说之间的这种差异，强调它们之间对立的一面，并以此为出发点，详细论述开来。
从总体上来讲，儒、墨两学说与统治阶级利益关系不同。范文澜分析说：“儒家最高理想是周公相成王。大儒做国君的卿相大夫，小儒给富人办丧事，自己家里人跟着去吃酒饭，过着寄生虫的生活。儒家利益与统治阶级完全一致，两者间妥协合作是很自然的。墨家与统治阶级利益并不一致，统治阶级为了要利用墨家，作暂时的勉强的有限度的让步，墨家对统治阶级则是忠实服务，竭尽心力，成为最驯服的仆役。”[21]正是因为与统治阶级利益关系的不同，墨家对儒家进行猛烈攻击，但墨家依然不曾得到卿相行道的机会，而儒家虽受攻击，依然为国君贵族所尊重。范文澜先生在后面的其它篇章中，从阶级对立统一的法则这一哲学原理出发，进一步分析了为什么儒、墨均为显学，而儒家学说成为汉以后长期封建社会的政治指导思想，而“墨学中绝”的原因所在。他比较分析说：“墨家只看统一面，放弃斗争性，劝告两大敌对阶级在同一性上实行尚同兼爱。这种学说自然只是一些天真的幻想。”儒家则不同，“主张用礼来节制对人民的剥削，借以和缓阶级间的斗争性；主张仁民爱物，尚德缓刑，借以扩大阶级间的同一性。……儒家学说比起道墨两家来，较为接近对立统一的法则，也就是较为接近社会的实际。”[22]
范文澜探讨儒、墨两家学说的对立，其社会基础在于他们各自所代表的士与庶民不同的社会阶层，并具体地对比分析两家学说主张的异同。
等级观念的同异。孔墨都持有等级思想。范文澜分析说：“孔子主张复西周之古，按照周礼所规定的等级分配生活资料，这自然是一种空想。墨子也承认贵贱的等级，以为天子、三公、诸侯、卿、大夫下至乡长、里长、家君（家长）各级正长，都是有智慧有威权能统一是非表率万民的贵人，万民则是贱者愚者。但墨子主张选择贤良为正长，并复大禹之古，要求各级贵人学大禹过着与万民同样勤劳菲薄的生活，放弃剥削的权利。这更是一种空想，永远不会得到统治阶级的采纳。”[23]
天命观的同异。范文澜对此分层次地加以论述。首先，孔、墨都尊天命，但对鬼神态度不同。“孔子尊天信命远鬼神，天子得祭天，庶人只许祭户神或灶神，祭鬼只许祭父母。墨子尊天非命信鬼神，主张人无贵贱，都有权祭天和众鬼神。”其次，“天子代天治民，儒墨意见略同，可是儒家说天命既定之后，下民应该服从，不许怨天尤人。墨子以为上天鉴临下民，按照下民的利或害，随时对贵人行施公平的赏罚，绝无不变的命运。儒家信天命，所以鬼神不灵。墨家不信命，所以鬼神也能赐福降祸。”第三，他们对庶民地位的认识也不同。“儒家认庶民最贱。墨家以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臧获（奴隶）也是人，在上天看来，凡是人都应该兼相爱，交相利。”第四，在天命观的影响与作用方面，两学说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儒家的天是静的，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表现上天意志的是命。墨家的天和鬼神是活的，似乎真有极大的权能，赏善罚恶，保护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墨子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天和鬼神的赏罚上，……想借鬼神的威力，说服王公大人行善政，结果只能是麻痹庶民的反抗性。”第五，关于政治统一的思想，范文澜也作了比较。“孔墨都要求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孔子年代较早，周礼在诸侯国多少还有一些约束力，因此主张从周尊王，复兴周道，诸侯国各保现状。墨子时周天子已经完全失去政治上的作用，看不出谁是统一者，因此主张上同于天，楚越齐晋四大国各保现状，等待上天选择有德利民的国君为天子。”[24]
范文澜对儒、墨两家的比较还涉及到其他广泛而饶有兴味的内容，落以表列，[25]归纳如下，以醒眉目：

相同点

相 异 点

孔 子

墨 子

空想政治

复西周之古，按照周礼所规定的等级分配生活资

一句话讲出中国历史故事

料；

选贤良为正长，并复大禹之古，要求各级贵人学大禹过着与万民同样勤劳菲薄的生活，放弃剥削权利；[26]

多 艺

以射御为士阶层最次的艺；轻视生产劳动，当作不足道的鄙事；

重视生产知识，《墨经》中有形学、力学、光学的研究记录多条，特别是光学研究，论阴影、论反射、论光之直线进行性质，论平面镜，论球面镜，俨然是一部中国最早的完整的光学；

博 学

删订《六经》，教弟子诵《诗》《书》，习礼乐；

书中多引《书》、《诗》、《百国春秋》，墨子出行，车中载书甚多，但教弟子学“精微”的要义（《墨经》），懂得是非曲直，不必多读书；

贵 辩 说

主张文质彬彬，以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文言）

主张用朴质的庶民语言，以达意为主，不加修饰，怕人爱其文，忘其用；（质言）

讲逻辑学

主张“正名”，就是以礼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利害；

主张用“本”、“原”、“用”三表法。“本”是上考历史，“原”是下考百姓耳目所实见实闻，“用”是考察政令的实际效果是否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实利；

均为显学

思想主张与统治阶级利益一致，统治阶级需要

思想与统治阶级利益不一致，统治阶级不需要

结 论

儒学代表士阶层

墨学代表庶民阶层

学术研究切忌笼统、含糊和肤浅。范文澜对夏、商、周三代文化和儒、墨两家学说的比较和分析，可谓视野开阔、周到细密、鞭辟入里，在对古代思想文化比较研究上，堪称典范之作。很显然，著者的论述都贯彻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体现了对古代思想学说全面而准确的把握，而在比较研究方法的应用上却很灵活，对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分析，是纵向比较研究，从而很有说服力地证明由刚刚进入阶级社会——奴隶社会——早期封建社会不同社会阶级，反映在文化上的成熟程度不同、总体价值观念和取向不同。对儒、墨两家的分析，则是同一社会历史阶段的横向比较研究，儒、墨在东周时期同为显学，孔子和墨翟同为古代杰出的智者，他们在博学和创立有影响的学说上是相同的，但因其代表的社会阶层不同，因此决定其政治思想、等级观念等方面的对立和差别，最终决定一个受到历代尊崇、一个消绝中断的历史命运。中国古代文化渊源久远，灿烂辉煌，对全人类文化作出了伟大贡献。范文澜熟练地运用唯物史观原理，擅长于对古代思想学说进行恰当的比较研究，无论对阐发古代文化的发展脉络，或对古代思想家、学问家学说的丰富内涵和价值评判上，都有十分精到的论述，大大推进了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是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宝贵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地、深入地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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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4页。
[2]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12月版，第7页。
[3]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18页。
[4]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第344页。
[5]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第200页。
[6]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第199-200页。
[7]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第344页。
[8]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第269页。
[9]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第276页。
[10]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第292页。
[11]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第289页。
[12]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第354-355页。
[13] 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312页。
[14]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第148页。
[15]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2—63页。
[16]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二册，第668-684页。
[17]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二册，第802页。
[18]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190-191页。
[19]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10页。
[20]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216页。
[21]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217页。
[22]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第118页。
[23]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219页。
[24]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219-220页。
[25]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220-221页。
[26]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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