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柳宗元和古代岭南西部民族区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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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柳宗元和古代岭南西部民族区域文化

本文所说的古代岭南西部，主要是指从唐代懿宗年间，封建中央王朝在岭南分置岭南西道，宋太宗至道时改设广西南路而沿袭下来的，大部分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地区。
古代岭南西部是中国历史上华夏和华夏文化，与百越、南蛮等古代少数民族和各少数民族文化密切交往、互相学习、彼此融合的多民族文化共生之地。同时，也是伴随着古代华夏文化和各民族文化，在岭南的逐步传播、不断碰撞、共同开拓，华夏的儒家文化在这里得到繁荣兴盛的地区。
秦代封建中央王朝逾五岭，经略南越，取陆梁地，设置桂林、南海、象郡。随之，又从中原各地谪迁徙民50万名，用以戍守五岭。于是中原华夏以及华夏农耕文化，随着封建中央王朝对这里统治的逐步加强，源源不断地进入岭南各地。中原华夏农耕文化遂在吸取五岭地区不同时期、不同少数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日渐形成今天蕴含岭南地方色彩和少数民族特点的，独具南国地域特色的岭南文化。
“岭南”一称的正式记载，始见于《晋书·安帝纪》：“桓玄欲革岭南之弊，以为广州刺史。”所以说，从汉文古籍的记载来看，自秦代戍守五岭，历经汉、魏至晋，遂有岭南这一地域性名称的出现。
唐太宗贞观元（627）年，封建中央王朝在此设置岭南道，治所广州（今广州）。到了唐懿宗咸通三（862）年，又分置岭南西道。再经过了100多年后，在宋太宗的至道三（997）年，设置广西南路，治所桂州（今桂林）。至此，遂有“广西”之称出现。
唐代以柳州为中心的岭南西部民族文化
唐代时的岭南西部地区，主要仍是越人分布和活动的区域。古代越人在历史上被封建中央王朝认为是，“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汉之武不能威”的，勇猛、强悍的民族。其实，应当说中国历史上的越人，是一个沿江河水域发展稻作文化的、擅长开拓的古代民族。因为古代越人的内部种族繁多，从而又被汉文古籍记载称为“百越”。古代越人普遍具有一个共同的社会和文化习俗就是；“重鬼巫、信鸡卜、易杀牲。”越人的“杀牲”和不注意保护牛、马等耕畜的习俗，就成为直接导致岭南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我国的民族学者大多认为，历史上活跃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百越后裔，大体上与今天我国南方的壮族、傣族、侗族、黎族、水族等在语言属族上，使用壮侗语族各语支语言的少数民族，有着族源上的渊源关系。
柳州地处岭南西部的柳江岸畔。汉代将秦代时所设置的岭南三个郡，分析为十个郡，并在这里设置潭中县，属于郁林郡；晋代属桂林郡。南朝梁代，改此地则为龙州。隋代文帝开皇十一（591）年，始设马平县；隋炀帝时，马平县归属始安郡。故所以《新唐书·地理志上》记有：“柳州，龙城郡下，本昆州，武德四（621）年，以始安郡之马平县置。是年，更名南昆州。贞观八（634）年，又以地当柳星，更名。”柳州之名，似应由此而始。嗣后，柳州相继成为州、路、府的治所所在地。
古代柳州位于岭南西部地区，属于历史上的越人分布地区，即为汉文史籍所说：“古为南夷椎髻卉裳”之地。直到唐代初期，柳州地区的主要居民仍旧是越人，鉴于越人生产和生活文化上的传统，这里依然呈现出一派：“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宇不禁”的社会景象。礼仪文化和封建教育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
唐代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封建中央王朝。唐初，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国家即出现了：“胡越一家，自古未有”的，各民族相安共处的升平景象。唐高祖时，不仅在京城设立国子监的同时，在地方上也设立州学、府学等各级学校，以培养治理多民族统一国家需要的人才。而且唐太宗更在这个基础上，确定了儒、释、道这三教的序列，进一步倡导儒家学说的教育体系，并以儒家的“五经”统一了封建教育的基本内容。唐玄宗时，封建中央王朝健全了初唐时的科举制度，允许士人和官员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做官。
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儒家教育为核心的封建礼仪文化，也迅速传入岭南地区。原先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岭南地区，由于封建王朝的大力推进儒学教育，社会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岭南的许多地方展现出了：“文通经史，武便弓弩，婚嫁礼仪，颇同中夏”的社会性变化。更可喜的是，这时的岭南地区，已经涌现出一批水平较高、能跻身科举考试的文人和儒生。
于是，朝廷在天宝十（754）年，专门下敕文称：“闻岭南州县，近来颇习文儒，自今已后，其岭南五府官内白身，有词藻可称者，每至迭补时，任令诸色乡贡，仍委迭补，使准其考试，有堪及第者，具状闻奏。”这就反映出了，唐代初年的岭南地区，也是和中原地区一样，封建文化和儒家教育，都已经有了相当高的发展水平。
然而，处于在岭南西部地区的柳州，情况却并非如此。这里的社会发展和生产力水平较低，封建文化和儒家教育的程度也不高。
就在柳宗元抵达柳州的元和十（815）年，柳州一带的社会生产发展滞后，越人的生活水平依旧很低下，文化教育程度更是落后。当时柳州一带的居民，主要是“异服殊音”、称作“峒民”的越人。这些称作“峒民”的越人大多住在偏僻的乡野山峒之间。“峒民”们日常吃的是“绿荷包饭”的粗糙饮食。他们一到冬天，仅仅靠着“鹅毛御腊”，度过冬天。所以说，当时柳州一带“峒民”的社会发展比较落后，人们生活也是十分贫困的。
柳州“峒民”的文化教育，更是远远落后于中原华夏。中原各地和岭南东部地区的都在兴办的学校，在这里却并没有蔚然兴起。相反，在柳州这里居然出现了“州之庙屋坏，几毁神位”的情形。同时在柳州一带的社会生活中，仍然保留着越人“拜水神”的传统文化。普遍有着“重鬼” 和“鸡骨占年”的文化习俗。
当时柳州一带的“峒民”缺医少药。人们一旦有病，就杀牲祭祀鬼神，“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动不动就杀牲，尤其是滥杀耕牛之类的“大牲”，势必又影响和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由此可见，唐代初期尚处于“百越文身”地的柳州，由于受越人和越文化的影响十分之深，与中原和岭南东部地区相比，这里的社会的发展比较迟缓，生产力水平不高，封建礼仪文化不繁荣，儒家的文化教育更不发达。
柳宗元开拓了柳州的儒家文化教育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认为，历史上杰出的人物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能起到加速或延续的作用。而“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捐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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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1]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柳宗元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加速岭南西部社会文化发展的杰出人物。
众所周知，柳宗元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然而，他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柳宗元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一（733）年，卒于唐宪宗元和十四（819）年。他的一生正值唐代多民族统一的封建中央王朝，正由鼎盛走向衰弱的转型时期。
唐元和十（815）年，柳宗元在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最后被贬来到当时还被称作“炎荒”的柳州。于是便在这偏远的南方“蛮夷”之地，奋力开拓了以柳州为中心的岭南西部地区民族教育。启迪了当时岭南西部较为落后的社会风气，使之在较为先进的华夏文化影响下迅速开化，进而让“服圣人遗教，居天子太学”的儒家教育，在以柳州为中心的岭南西部蔚然成风，有力地促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岭南西部民族区域文化的形成。
作为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的柳宗无，他不仅为我们写下了大量文体精密、文从字顺的宏篇巨著，而且还与韩愈一起发起了影响深远的“古文运动”，以“韩柳”并称而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列。柳宗元的文章劲拨雄健、说理透彻，篇幅简洁、笔锋犀利；山水游记写景咏物，多有寄托；所撰诗体，则风格清峭。他极力主张用先秦、汉代普遍流行的文体，来抵制魏晋以来衰靡华丽的骈文，以便使文学上的文体、文风的变革，能与政治上的革新配合起来。从而也使自己以“雄深雅健”的柳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柳宗元是一位具有唯物主义观点的古代思想家。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方面在《天说》《天对》等论著中，提出了天人“各不相预”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元气是物质的客观存在，否认元气之上还存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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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主宰。这在当时的思想界是独树一帜的。另一方面他又基于“自幼好佛”的思想基础，结合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和文化实际情况，提出了儒、释、道“三教调和”的理论和主张。另外，他还与刘禹锡、韩晔、韩泰、陈谏、凌准、程异和韦执谊等人一起，积极参加以王叔文、王邳领导的“永贞革新”，以实践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主张，完成改革社会的政治抱负。
柳宗元作为教育家，主要是他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最后在元和十（815）年，被贬来到当时称作“炎荒”的柳州，在当时以柳州为中心的岭南西部少数民族中，积极开拓了民族教育而享誉杏坛的。嗣后，他还成功地在当时还属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柳州一带，实施了一系列推进儒家文化教育的主张。
柳宗元尽管仕途失意、被贬斥到偏僻的岭南西部，起初难免心情忧郁愤闷。但是他却很快看到当地的社会弊政和陋俗。为了革除这些社会弊端和落后的陋俗，他决心在这里振兴儒家文化教育，奋起在这“蛮夷”之地，开拓了岭南西部地区的民族教育。由于柳宗元在思想上有着崇尚佛教的基础，所以他在这里提出：“浮图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的思想和主张。并进而以此为新的理论基础，形成了他在岭南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统合儒释，宣涤疑滞”的教育方法。
柳宗元在当时的“炎荒之地”开拓儒家教育，极大地启迪了当时柳州一带闭目塞听的落后风气，一时间使当时的柳州成为岭南西部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以柳州为中心的岭南西部地区，“尊儒”“重教”之俗蔚然成风，从而为岭南西部的民族区域文化形成，奠下了良好的儒家文化和教育基础。
柳宗元在柳州推行的儒家文化教育
柳州的一些学者，依照有关史籍记载，结合当地物象上某些特征，经研究后他们普遍认为，柳宗元是在唐宪宗元和十（815）年六月下旬抵达柳州的。[2]
柳宗元在到达柳州之后，他虽然面对“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的“百越文身地”，由于政治抱负上的失意和仕途所遭遇的风波，心中不免仍有一些“排抒忧愤”的伤痛情感。
但是，作为一位有胸襟的改革者，他的着眼点主要还是循着变革图新的思绪，力求在这里实施他在“永贞革新”中，未曾完成的一些改革主张。柳宗元面对当时柳州社会、民族和文化教育的实际，首先着手的事就是：办学兴教。柳宗元通过办学兴教，推行儒家的思想文化，开始了造福于柳州各族人民的教化行动。
1、重修柳州文宣王庙教化当地少数民族
柳州的学者明确提出，柳宗元在元和十（815）年六月下旬抵达柳州后的不久，便于十月初九的丁未日，[3]开工修复“庙屋”已经毁坏了的文宣王庙。
如若按照《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记载的情况来看：“元和十（815）年八月，州之庙屋坏，几毁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惧不任，以坠教基。丁未奠荐法齐时事……取土木金石，征工僦功。十月乙丑，王宫正室成。”那就清楚地说明了，柳宗元是在上任柳州刺史后的不久，即刻修复象征儒家教育和礼仪文化的文宣王庙，并作碑记以表彰和弘扬儒家思想。这也表明柳宗元对儒家学说的崇敬，以及在柳州修复文宣王庙一事的重视。
柳宗元在这里提出了：“仲尼之道与王化迩，惟柳州古为南夷，椎髻卉裳，攻劫斗暴，虽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汉之武不能威。至于有国，始循法度……惟夫子以神道设教，我今罔敢知。” 这实际上也充分反映了，柳宗元当时力图通过设立学校，想以儒家学说来教化当时的柳州少数民族。柳宗元希望通过用儒家学说的教化，达到在较为落后的岭南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并弘扬中原华夏较为先进的封建礼仪文化。这应该也是在当时罕见的，柳宗元的民族教育思想。
2、行圣人之道弘扬封建礼仪文化
《新唐书·柳宗元传》说：“宗元少时嗜进，谓功业可立就，既废遂不振。”这段记载清楚地说明，柳宗元作为中国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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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时代的文人，他本来也是和许多文人儒生一样，希望通过读儒家的圣贤之书，并经由科举考试来建立自己的功业。当他在这条由科举走上的仕途上一旦受挫，从朝廷的权臣被贬斥到当时称作“炎荒”的柳州，担任边远的地方官员时，心中难免会产生愤愤不快。
可是，柳宗元毕竟又是一位“惟以忠正信义为志，兴尧舜孔子道”，正直而有抱负的儒生，他在本质上是不同于当时一般封建文人的。他的《与杨京兆凭书》中，早已便清楚地提出了自己不同于常的主张：“圣人之立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所以，他在到柳州任柳州刺史后，自然要行“圣人”之道对柳州各族人民加以教化。其最重要的内容也就是：推行儒家教育，大力弘扬封建礼仪文化。
与此同时，柳宗元还在他任柳州刺史期间，大力革除当时的一些社会弊病，实施了许多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然而最重要的还是，他花费了大量心血来修复和兴办当地的各种学校，以弘扬封建礼仪文化，并以极大的关注来发展柳州的民族教育。
所以，我们在《柳州县志·学宫》里，看到了后人对柳宗元在岭南西部地区的柳州，大力兴办学校，行圣人之道弘扬封建礼仪文化的善举，给予了公允而客观的评价。他们极力赞颂说，柳州“府学创自唐初，元和间刺史柳宗元重修。”
3、再建大云寺以“戒杀”思想革除落后习俗
柳宗元曾经笃信佛教，是一位佛教文化虔诚信奉者。有人称他“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现代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也指出过：“柳宗元是天台宗的佛教信徒。”[4]然而，纵观柳宗无的一生，事实上他应当是一位既“尊佛”、又“崇儒”，并且独树一帜地主张“统合儒释”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
因此，柳宗元在针对当时柳州和岭南西部地区的社会实际，通过修复柳州文宣王庙和府学，对柳州以“峒民”为主的少数民族，推行和实施儒家文化教育，以弘扬封建礼仪文化的同时。还在柳州大力推崇佛教和佛教思想，修复了已被焚毁约百年的佛教大云寺。显而易见，柳宗元在这里是想以借佛教中有关“戒杀”思想，来革除“峒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中，当时存在着的“杀牲”习俗。
据元和十二（817）年《柳州复大云寺记》说：“越人信祥而易杀……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而又不可，则诀亲戚饬死事。”可见，当时柳州“峒民”等少数民族中，还保存着较多的落后习俗。
面对社会上如此滥杀牲畜的陈习陋俗，柳宗元便想到利用佛教“戒杀”的主张，来教导各族人民要爱抚生命、爱护畜力，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同时，他又在修复后的大云寺寺院周围，“凡辟地南北东西若干亩，凡树木若干本，竹三万竿，田若干塍。”目的是以此引导人民开荒植树，发展农耕生产。
柳宗元对古代岭南西部民族区域文化的影响
著名学者张光植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提出过颇有见地的一个说法：“中国境内有许多区域性文化，它们自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三代形成之后，一直都具有区域的特征。三代文明比较集中地形成开黄河流域，但同时的南方、东方等等，各区域的文化也属于中国文明。” 张光植先生的这一论断，对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民族区文化，以及古代岭南西部民族区域文化，不无启迪性的意义。[5]
作为学术概念上的中国古代民族区域文化，也与如今为学界所热衷乐道的地域文化一样，学者们大多对它有着各自的解释。我们简略撷取李德洙等人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一书，对中国古代民族区域文化所作的阐述，目的是便于大家对此也可有个见仁见智的看法：“由中国各民族共同开拓垦殖的中国领土，有着区域结构完整的自然和地理条件。在不同的自然和地理环境影响之下，中国古代民族走上了物质资料生产和生存方式不同的发展道路。”进而，就使“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大体形成了区域地理、经济活动、民族迁徙和文化特征相一致的社会文化体系。这种以物质资料生产和生存方式为社会基础的文化体系，即为中国古代的民族区域文化。”[6]
中国是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历史上垦殖繁衍于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在各自生活的自然和地理环境影响下，创造出地域经济、民族活动和历史文化互为一致的、中国古代民族区文化。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古代民族区域文化是在特定的意义上，反映和展现了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历史进程，以及中华民族的凝聚和形成。所以，古代岭南西部民族区文化，就是在特定的意义上反映和展现了，中国古代以华夏和华夏文化为主体，与百越、南蛮等各少数民族文化一起，共同开拓岭南西部、繁荣岭南西部的历史之一斑。
有些学者认为，历史上主要形成并活动在中国东南沿海，以及近海岛屿上的越人，在汉文古籍和史册中，因其支系繁多而被记载为“百越”。百越和百越后裔是中国古代东南沿海地区的主要开拓者。考古发掘的考古文化研究还证明，百越原本就是人类最早栽植水稻的发明者。秦汉之际在岭南西部地区，主要活动着被称为“骆越”的百越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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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与来到这里并日渐而增的华夏和华夏文化，密切交往、互相吸取、彼此交融。
魏晋以来，岭南西部地区逐渐发展和出现了，被称作“俚”、“僚”等百越后人。这些当地的少数民族擅长向外开拓，他们又是沿着海岸和江河水域，不断发展和传播稻作文化的开拓者。古代百越后人在沿着海岸、岛屿和江河水域，发展和传播稻作文化之时，又因各自迁移和到达地域不同，受到不同地域的自然和地理环境的影响，从而在汉文记载上，有着各自不同的称呼，被视为不同支少数民族。而唐代在柳州一带，被柳宗元抵达柳州后，记称的“峒民”的，就是属于古代百越后人中的一支。
被历史上许多学者称颂为：“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一时辈行仰”的柳宗元，以他在柳州任上卓著的教化业绩，对岭南西部民族区域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柳宗元“以文教开迪州人”，推进和促成了当时岭南西部的文化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的形势，呈现出“声教敷焉，人文烂焉”的新局面。
为此，《新唐书·柳宗元传》曾经赞誉说：“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随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者皆有法，著述之盛，名动于时。”这就反映和说明了，柳宗元在柳州提倡儒家学说的教化活动，不仅取得了明显的成功，而且使柳州迅速成为岭南西部的文教中心。一时间“隆安、苍梧皆务教化，殆闻子厚之风而赴者。”
柳宗元在柳州倡导儒家文化教育的教化活动，大大推动了岭南西部与“峒民”一样、同属于百越后人的其他少数民族，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习俗文化等方面的变革；促使当时柳州一带的少数民族，积极学习和接受较为先进的华夏农耕文化和礼仪制度，促进岭南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礼仪文化的迅速提高。
尤其是，通过柳宗元在柳州对“峒民”等各族人民，施以儒家文化教育的教化活动，使当时柳州的儒家文化教育和封建礼仪文化，在“道德由之一，风俗以大同”的基础上，不断汲取百越后人善于开拓、勇于创新、擅长向外发展的越文化的特点。从而，让当时的柳州鹤立于岭南西部，成为唐宋以来岭南西部传播儒家文化教育，弘扬华夏礼仪文化的阵地；成为中原华夏和华夏文化学习、汲取和融合百越后人善长向外发展、勇于开拓创新和不畏险阻传统之地；进而形成了荟萃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岭南西部民族区域文化。
[注 释]
[1]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者？》载《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
[2]肖泽昌：《柳宗元在柳州》。载《柳宗元研究文集》，第21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
[3]谢汉强：《柳宗元柳州诗文选读》，第108页。西安地图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
[4]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二册，第723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11月出版。
[5]张光植：《考古专题六》，第47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
[6]李德洙：《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序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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