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满-《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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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序

在近现代的比较宗教学中，对于原始宗教的研究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受到学者们的高度关注。最早发现于东北亚，后又见于更广大地区的萨满教，被学者们普遍视为人类原始性宗教的一种典型形态，于是而受到宗教学者和其他人文学者更大的重视，越来越成为他们常盛不衰，乐此不疲的热门活题。这种情况的出现，绝非随心所欲的偶然现象。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好奇心是人类理智的天性。这种好奇心驱使人类的理智总是不满足于感官的直接随述，不断去追溯事物的根源，以至根源的根源。亚理士多德就曾把宗教、神话和哲学的起源归结为人类的好奇心或“惊奇感”。在他看来，对自然和天体现象的惊奇以及由此而对之寻求解释，便产生了古代的宗教神话；摆脱神话的愚蠢，就形成了哲学。这个说法对宗教学术研究而言也有一些道理。宗教学者的理智不满足于对宗教、神话、对神的信仰和对神秘现象的惊奇。理智上的好奇心推动学者们去探究神和神性的根源，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变化的轨迹。这种追根溯源的研究推动宗教学者以极大的热情去研究原始人的宗教信仰，并使关于宗教的起源和发展问题成为比较宗教学中最重要的研究课题。萨满教现象作为人类原始宗教的一种典型形态，其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信仰体系之完备……远远超出于非洲、大洋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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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印第安人中所发现的各种形态的原始性宗教，它深刻而系统地体现了原始人的人性，展现了原始人的社会生活，宗教生活和文化状况。于是，宗教学者、民族学者、民俗学者和文化学者把他们研究一般原始宗教和原始文化的热情逐渐转移和集中到对萨满教和萨满文化之中。第二，萨满教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性，这就是它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的跨越性。萨满教虽然发端于原始氏族制社会，但它却并不曾随原始社会的消失、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而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在信仰它的地区和民族中的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几乎都可发现它的存在，甚至在当代的文明社会中仍可找到它的踪迹。同时，萨满教和萨满文化也不仅只存在于最初发现它的东北亚诸民族中，而且在中亚、北欧以至在世界上更广大的地区（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南北美洲）的原始人群中，也可发现类似的信仰和技术（如萨满教的宗教世界观和萨满昏迷术之类）。尽管它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的历史文化阶段出现了不同的特殊表现形式，但萨满教之为萨满教的基本内容和普遍性的表现形式仍然得到相当一致的体现和保存。萨满教的这种时空跨越性无疑有其普遍的人性根据。深入研究萨满教和萨满文化，应该能使宗教学者更为完备地把握整个人类宗教的起源和发展，更加深刻地理解渗透在萨满教信仰中的人性及其文化表现，寻找人类各种文化的种子，揭示宗教和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轨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萨满教和萨满文化对宗教学者和其他人文学者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一大批国际知名的大学者为此付出了他们宝贵的精力和智慧，为学术界贡献了许多研究萨满教的学术专著。
中国是世界上人类发祥地之一。中华各民族的原始祖先都有自己的原始性宗教信仰。大多数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跨入文明时代。但迟至20世纪50年代，仍有一些民族停留在原始社会，他们是原始宗教和原始文化的“活化石”。即使像华夏民族这样早已创造了世界最古老文明的民族，其传统宗教也并未完全除去原始祖先打下的印迹。其历史文献更大量保存有关于原始宗教生活的记叙和有关的历史追述。至于考古发现的原始宗教文化遗址，则遍布长城内外，江河南北。所有这些，为我们研究中国各民族的原始社会、原始宗教和原始文化提供了丰富的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的丰富资料。如果我们今天想要把握中国宗教和中国文化的源头及其原来的历史发展，必须对我国各民族的原始性宗教给以特殊的关注。
在中国各民族的原始性宗教信仰中，北方诸民族传统信仰的萨满教占有非常重要而且极其特殊的地位。我们这样说决不是故意抬高它的地位和价值，而是实事求是地考虑到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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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固有的性质和内容。首先，是萨满教信仰在中国北方民族中的广泛性和普遍性。按照许多学者的研究，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如通古斯语族的满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锡伯族；突厥语族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语族的蒙古族、达斡尔族，原来都是信仰萨满教的民族。其次，是这种信仰的原始性、古老性以及它在后来历史中的延续性。我国历史典籍中记载的在北方居住过的古代民族（大多在历史上已逐渐消失），如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渤海、女真、匈奴、乌桓、鲜卑、柔然、契丹、突厥、高车、回鹘、黠戛斯等，都是古代原始形态萨满教的信仰者。上述这些古代北方民族实际上是现代北方民族的祖先，其中不少民族先后都曾大举南下，逐鹿中原，甚至征服华夏民族建立过地方政权和统一帝国。这些建立过国家政权的北方民族一方面接受华夏民族的文化和宗教，同时仍继续保持其世代相传的萨满教信仰，甚至奉为国家正统信仰的组成部分。北方民族萨满教的这种历史发展情况，在我国的历史典籍中有相当多的记载，它说明了萨满教的跨时代性。这种情况在世界萨满教史上是非常特殊的。可能是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最有特色之点。最后，还要指出一点，这就是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的典型性。很多萨满教学者，其中包括当代最有权威性的宗教学家米•埃利亚德，都把东北亚和中亚说成是萨满教的核心地区，把这些地区的萨满教视为萨满教的典型形态。纵观中国北方民族，无论是通古斯语族，突厥语族，还是蒙古语族，其原始祖先都与东北亚和中亚的原始民族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和宗教文化承续关系，他们信仰的萨满教在基本内容和表现形成（仪式和体制）上是相通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北方民族的萨满教信仰在世界萨满教信仰中的价值和地位。研究中国北方民族的萨满教实际上也是从总体上或典型意义上把握整个萨满教的观察点，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制高点”。如果我的这个说法尚有几分道理，我希望我们中国的宗教学者，民族学者和其他人文学者应该牢牢地占据这个“观察点”或“制高点”，因为它的所在是我们自己的国家。
应该说，我们的学者已经在这个领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的祖辈——千百年前的史家早已关注到北方诸民族的萨满教宗教生活，并笔之于史，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史料。近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的不少学者更对北方一些地区和民族的萨满教信仰生活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写出了一批调查报告和学术论著。我国学者的工作和贡献已经引起了国际萨满教学者的重视。中国北方民族的萨满教已逐渐成了国际萨满教研究的新的关切点。
在充分估计我们在这个学术领域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如实地承认我们的缺欠。学者的基本品德要求我们一要实事求是，二是永不知足。只有实事求是才能使我们获得真实；只有永不知足，才能推动学术不断前进。回顾过去的成就，我们可以庆幸，保持必要的自信，面对国际萨满教学界的高水平，我们则应承认差距，鼓起继续前进的动力，找到学术发展的方向。孟慧英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开宗明义第一段就体现了这种学术精神。
对于我国北方萨满教的考察与研究，这些年来一直是吸引大批宗教学者、民族学者、民俗学者和文化学者热心关注、倾力投入的“引力中心”，涌现了数量颇丰的一批调查报告和学术著作，已经形成了相当壮观的“萨满教热”，使萨满教研究成了一门独具特色、内容丰富的学术领域。这是可喜的学术成就。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它的不足之处。在现今问世的各种论著中，其所涉足的内容，似乎基本上局限于某个民族或某个地区，某些局部问题和个别现象，而尚未把北方诸民族的传统萨满教信仰作为一个整体，对之作全局性的、综合性的把握，进行比较性的研究。任何一种学问，局部性的研究和整体性研究都是互相补充，不可或缺的。整体虽由部分所组成，但却也是部分依存的根据。没有对个别的分析，固然没有对整体的把握；但没有时整体的把握，也不可能对个别进行更深一步的分析。要进一步推动我国萨满教的研究，当务之急似乎是应在过去所做的局部研究的基础上，把北方民族萨满教视为一个整体，作一番综合性的、全局性的理论研究，这里所做的研究就是这种性质的一次尝试。
我个人很赞同孟慧英博上对我国萨满教研究现状的评估和她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意见。但要落在实处，困难实在太多太大了。按此意见办，实际上是中国萨满教研究的一次方向性的转变。就我过去阅读的有关学术文献而言，过去所做局部性、地区性萨满教研究，大多偏重于田野调查，采用的研究方法一般属于民族学和民俗性的描述性方法。现在，如果要“把北方民族萨满教视为一个整体，作一番综合性的、全局性的理论研究”，过去常用的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显然就大不够用，甚至可以说不完全适用了。这种性质的研究不仅要通盘掌握整个北方民族萨满教信仰的基本资料，而且要对各民族、各地区萨满教信仰共同具有的内容及其构成、本质及其表现、产生及其发展……作一番比较性的研究和理论上的综合。它不仅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广博的感性知识，高度的理论综合能力，而且必须相当熟练地掌握近现代比较宗教学的各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例如宗教人类学的方法、宗教心理学的方法、宗教社会学的方法、宗教现象学的方法，等等。其难度之大是可以想见的。尽管如此，为了提高中国萨满教的学术研究水平，这种研究无论难度多大也是必须进行的。综合性的理论研究不仅可以使研究者对整个北方民族萨满教（以至整个萨满教）作全面系统、深层次的把握，而且反过来可以促进研究者对局部性问题理解更为深入，进一步的田野调查也才会更有方向感。
当孟慧英博士选择如此重要而且难度很大的问题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时，我作为她的导师一方面为她的学术勇气所感染，另一方面也为她能否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攻克如此之大的理论难关感到担心。她的基础条件是相当好的。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她师从钟敬文、乌丙安先生，受过民俗学的良好训练。以后在实际研究岗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又长期从事北方民族萨满教和萨满文化的调查和研究，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写出了数以万字计的论文和专著。从她攻读博士学位时起，她就根据自己的不足之处和论文选题的需要，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和勇气，致力于哲学思维的训练和近现代比较宗教学理论和方法的学习。正是这种理论的训练和新研究方法的掌握，给她的学术研究添上了飞翔的翅膀，有可能超越过去在萨满文化研究领域达到的境界，最后完成了《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这篇博士论文。在论文评审和答辩过程中，十多位学术界名宿专家一致给予以高度赞扬的评价。一位在研究中国原始宗教方面卓有贡献的学者甚至说，他在中国萨满教研究方面读过的博士论文中，这篇论文是最优秀的。这当然是老一代学者对她的鼓励之词，但确也反映了这篇论文的超越过去的水平和成就。
这篇论文最大的特点和优点，我认为就表现在研究中应用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为了突破萨满教学科研究初创时期所特有的那种狭窄的视野和简单化的理解方式，她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潜心钻研了宗教学史上各派学说，广泛汲取了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生态经济学和宗教哲学的理论和方法，把它们应用到萨满教研究之中，对各种现象和问题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分析。我相信，无论是普通的读者，还是研究萨满教的行家，读到这篇论文的重要章节，都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孟慧英博士在本文出版时所写的《后记》中说：
本书理论特色的另一个方面是借鉴了我的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宗
教研究所吕大吉研究员——提出的宗教四要素说理论，构建了萨满教的范
畴体系，将萨满教的内容要素进行了结构性的分类。利用这个学说，我提
出了萨满教作为一种文化体系的观点，从而克服了国内外诸多萨满教理论
上的缺陷和不足，使萨满教的本质与现象得到了整体性、系统化的概括和
揭示。我对萨满教四要素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探索，尝试性地建
立了不同范畴的解释体系，力图使萨满教范畴体系的研究更加逻辑化，当
然也使具体范畴的研究更加丰富和充实。这本书是中国学者第一次以自己
的宗教理论进行萨满教整体研究的大胆尝试。
“宗教四要素说”是我二十余年来研究宗教学基础理论得到的一点基本心得，我认为，一切宗教都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宗教观念），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宗教观念必然导致信仰者对这种力量的宗教体验，外在化为信仰和崇拜的宗教行为，最后规范化为宗教仪式和各种信仰体制。宗教四要素（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宗教体制）既是一切宗教体系的本质及其表现的结构逻辑，也是宗教形成和演变的历史逻辑。这个学说是我理解整个宗教，说明各种宗教现象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我个人相信它对各种宗教都会有相当普遍的适用性。我对萨满教只有一般性的了解，相比而言，孟慧英博士可以说是真正的专家。在她攻读博士学位过程中，我们曾多次共同讨论过“四要素说”是否适合于解释萨满教各种现象问题。我希望她能发扬亚理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秉持一个真正学者的独立人格和学术良心对此作出自己的判断；更希望她能通过自己的研究得出更具真理性、更有说服力的新学说或新理论。她在本书中，无论是对萨满教的本质及其内容构成的分析，对萨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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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要素的分类及其有机构成，对萨满教的各种现象的解释和萨满教基本范畴体系的构建，大体上都是借鉴了宗教四要素说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的。这是她个人的理性选择，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她“对萨满教四要素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探索”的结果。本书把非常复杂多变的萨满教现象通过高度的集中和概括，建构成一个严格有序的逻辑体系，对各种现象作出了颇具说服力的分析与解释。孟慧英博士说：“这本书是中国学者第一次以自己的理论进行萨满教整体研究的大胆尝试”。我认为，这次“大胆尝试”是成功的。当然，我个人作为“宗教四要素说”的提出者，也从她的成功实践中得到某种精神上的满足和安慰，因为它证明这个学说有它自己的生命力。
《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的成就，决不能完全归功于她成功地借鉴了中国学者的宗教四要素说或西方宗教学的各派理论和方法。一种学说和理论的是非真假，是可以借鉴，还是应予抛弃，都不能单纯依据提出者或反对者的个人宣告，而必须服从于历史和事实的审判。这就要求研究者掌握有关历史和现实的充足而且真实的材料，让事实本身说话。在这方面，孟慧英博士的工作也是值得称道的。读者只要通读本书，我相信都会承认她在收集历史资料和实地调查方面的辛苦努力，以及由此而集累起来的扎实的资料基础。在本书的每一个论点的后面，都堆集了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和充足的调查资料，这就使她的理论分析具有说服力。没有事实根据的理论是空洞的，没有正确的理论予以正确解释的事实是盲目的，这就像一座精美伟大的建筑乃是完美的设计与坚实的建筑材料的有机组合一样，一部有生命力的学术论著也应该是完善的理论与丰富扎实的事实的统一。我认为，孟慧英博士的《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种学术要求。这部关于中国萨满教的学术专著把我国的萨满教研究推向新的水平，必将在这个学术领域的各个方面产生自己的影响，使我国的萨满教学术研究当之无愧地跻身于国际萨满教学的学术之林。
如果按照写序言的一般性常规，这篇序言还应该再写几段话谈这本书的缺陷和不足。因为无论它已经达到多么高的水平，它也远非尽善尽美之作。在孟慧英博士撰写这篇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曾按照我个人的理解提示过一些应作进一步修改的意见。她是一个非常虚心好学，而又敏于思考的人，采纳了我的许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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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的意见，也许本身未必完全正确，我不能强加于人。有的意见则属于新的课题，是需另作更深一层研究的问题，我是不能要求她在一篇博士论文中“毕其功于一役”的。孟慧英博士在萨满教研究领域虽然已艰苦奋斗了二十个春秋。但她仍身当中年，正是学术创作的黄金年华。来日方长，更高水平的学术成就指日可期。中秋之夜的月亮最圆满，最明亮，人人爱看。但真要看到它，我们还得等到8月15日那一夜。到时候，它会自然出现的，今年的中秋已成过去，但我们还有明年的中秋，明年的明年的中秋……。
　2000年9月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05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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