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中国古代生态环境伦理文化与21世纪

天人合一-中国古代生态环境伦理文化与21世纪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天人合一-中国古代生态环境伦理文化与21世纪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中国古代生态环境伦理文化与21世纪

一
自20世纪中期以来，全世界科学技术有了飞速的发展，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计算机技术以及新型材料技术的发展，使探测火箭、宇宙卫星遨游太空，去探索更深的宇宙奥秘；化学工程、生物工程、克隆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上帝”所未曾创造的新型物质、新的生命；信息革命更使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梦幻般的遐想。总之，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了神奇的威力，给人类带来了高度的物质文明。
但是，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由于过去长期的“人类沙文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思潮作祟，急功近利，没有规划和毫无节制地掠夺大自然，使人类越来越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首先，环境污染日益突出：臭氧层空洞扩大；温室效应使全球逐渐变暖；酸雨、酸雾扩散面积加大和频率急骤增高；河流污染、海洋污染，使世界范围内不少河流成为“死河”，近海水域赤潮频繁发生，使海水变质；土壤污染、食物污染也十分严重，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粮食生产和人类的生命安全。其次，资源锐减。森林乱砍滥伐，世界森林的面积每年以800至2000万公顷的速度减少；水土流失严重。仅以中国为例，50年代初，中国水土流失面积为116万平方公里，而目前已增加到约160万平方公里，增加了38％；水资源紧张，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严重缺水。在中国，包括北京、天津在内的200多个城市受到水资源缺乏的威胁；另外，能源缺乏，粮食匮乏等，也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再次，人口激增。人类经过几十万年漫长的岁月。到本世纪50年代初，全球人口才不过24亿。现在已突破50亿大关。短短40年，世界人口增长比数十万年还快。据有关专家预测，到2030年，全球人口将突破100亿大关。而人口的急骤增加，又给环境、生态、资源造成新的危机。
面对这种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怎么办?这就需要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奋斗才能做出正确的回答。展望2土世纪，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各国人民除了用政治、法律、经济等手段来调整入同自然的关系外，还应该甩生态环境伦理道德来进行调整。我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古代思想家在生态环境伦理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有很丰富的文献资料。认真学习、总结、研究这些宝贵的思想和文献资料。对我们解决21世纪生态环境伦理问题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二 在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上，推崇天人合一
古代中国是以农业为主的，人们“靠天吃饭”，所以，天和人的关系休戚相关。也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许多思想家对天人关系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和探索。这种研究和探索实质上就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人相分”等观点，表述了人们对人与天即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看法。当今，在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之间矛盾空前激发的时候，我认为“天人合一”的思想对维护大自然生态环境平衡、拯救人类更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伦理观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伦理思想的精华之一，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道德原则。
“天人合一”。可以算作一个哲学问题，也可以看作一个伦理原则。“天人合一”的观点起源于西周时代。周宣王时的尹吉甫作《蒸民》之诗，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1]翻译成白话就是：上天生此芸芸众民，所有事物，必有法则，人们顺其本质常性，因而爱此美善之德。这里面包含有人民的善良德性来自天赋的意义。
但是“天人合一”这个成语的出现则较晚。汉代董仲舒曾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2]还没有直接提出“天人合一”这个成语。到了宋代，“天人合一”思想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张载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他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3]这里所谓“诚”，指天道，又指圣人的境界。以“诚”为天道，即认为天是真实的而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明”，是肯定世界的实在性，是对世界的认识理解。意思是说，圣人因对世界认识理解，就能知道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因为知道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所以也就能正确的认识世界，达到人的认识与世界的统一。总之，在张载看来，天和人都是实在的，天与人是统一的。后来，王夫之、戴震等人，也都进一步阐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天人合一”作为生态环境伦理原则，这里的“天”，不是中国哲学史上“上帝主宰之天”，也不是“神秘莫测之天”，而是自然之天，人当然是自然的人，因同属自然，所以，具有相通相合之处。正因为如此，为了使自然和人类长期和谐统一发展，中国思想家们十分推崇“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伦理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怎样处理人和天即人和自然的一系列具体道德规范。
第一、天地是万物之父母，“与天地合其德”
《周易》最初的八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代表着八种物体，就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这八种物体是组成自然界最重要的东西，它们代表了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这是我们祖先对大自然的一种直观的认识。不仅如此，他们还认识到天地是万物之父母。《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万物生生是自然生态的自身功能。人自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张载说：“人但物中之一物耳。”[4]他又说：“天称父，地称母，予兹貌焉，乃混然中处。”[5]就是肯定人类也是天地的产物即自然的产物。既然天地是万物之父母，人们就应该“乐天知命”，发挥德行的作用，“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6]。同时要发挥德行的作用，“敦乎仁一”[7]。“合其德”也好，“敦乎仁”也好，就是使人与自然生态双方和合而生生不息，和合而生生日新。
第二、人和自然万物是兄弟朋友，应互相友爱
孔子认为“天”是自然的天。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8]他主张敬天法天，提出“畏天命”和“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之说。同时，他在讲“仁”和“爱人”时，又讲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9]。要求人要热爱自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0]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世间万物均是我的朋友，应该互相爱护，特别是人更应该普爱众生。泛爱万物。
第三，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天人相互协调
《周易大传》主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强调应调整自然，使其符合人类发展的愿望。对天地之化加以“范围”，即加以制约：“曲成万物”，就是对万物则委曲成就。这里，一方面尊重客观规律，即“顺应自然”；一方面又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使其天人相互协调。张载主张“本天道为用”[11]， “范围天用”[12]，把天之“用”与人之“用”统一起来。王夫之发挥了中国历史上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提出“能受命者而后可以造命”的思想。他认为，只要遵循自然法则即“受命”，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即“造命”，“惟循理以畏天，则命在已矣”[13]。另外，他还反复强调“尽人道而合天德”。他说：“圣人尽人道而合天德。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14]天的根本性质是健，每日旋转一周，速度很快，即“天行健”；人的生活特点是动，人的动与健是一致的，进而达到合谐即“合天德”。
在中国古代，荀子曾提出过“人定胜天”的思想。在生态危机尚不明显的小农社会，对于人类不断摆脱自然盲目性的束缚，具有十分重要的激励价值。因而他的思想也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这种思想在今天人们和特大自然灾害做斗争的时候，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自然生态严重破坏的现代，对“人定胜天”的思想就要加以严格限制。否则，高扬这种思想，就会使一些人盲目掠夺自然，破坏生态平衡，给人类的生存条件造成严重的破坏。
总之，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只要我们继承发扬“天人合一”，思想中的精华，剔除其在论证中所包含的某些神秘主义和宗教迷信思想，把“天”还原为真正的自然，并结合现代科学文明，对其加以新的诠释，那么，它对维护生态平衡，迎接21世纪人类美好的生活，将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正像中国现代学者季羡林教授所说：“‘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15]
三 在土地问题上，提倡“土地为本”、“地德为首”

土地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社会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据考古发现，早在大约一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巳在中原大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由于中@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小农自然经济，土地成了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因此，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农学家，对土地问题都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并对土地一系列问题也展开过讨论。他们不仅从养育人民、发展经济、安邦治国方面发表了许多精辟的意见，而且，还提出了许多訶贵的土地伦理道德。
第一，土地是“食之本”、“国之宝”
早在公元前9世纪西周时期，人们就把土地看成是衣佷的来源。据历史记载，周大王时卿士召虎（穆公）在进呈治国建议时就说：“士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其有原隰衍活也，衣食于是乎生”[16]。就是说，土地是财富和衣的来源。春秋战国时期，严明国韩献子看到了土地的重要，第一次提出了土地国宝论的主张。他说：“夫山、泽、林、盐，国之宝也。”[17]孟子也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18]《管子》一书更是反复强调了土地的重要：“地老师民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19]“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20]郑国法家申不害对土地的宝贵程度作了进下海地发挥了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曰：土贵，土，食之本也。”[21]就是说，四海之内，宇宙之间（上下和东西南北四方称“六合”），什么最贵呢？回答是土地。自后，中国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把土地作为生命老祖宗本。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说：“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脉。”[22]正因为土地是人民生合之本，是国家之宝，所以人人必须爱护它，而且要用法律保护它，“王法必本于农”[23]
第二，”地德为首”
由于人民的衣食来源于土地，国家的財政来源于土地，国家的富强依靠于土地，所以，古代的一些思想家甚至把对土地的态度看成道德的主要内容之一。孟子主张实行仁政，而仁政的根本内容之一是让人民有固定的财产。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24]意思是说，有一定产业收入的人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没有一定的产业收入的人便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假设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事都会于得出来。这里，孟子把“恒产”即土地田产和“恒心”，即“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直接联系了起来，把政治要求、道德理想和土地田产直接联系了起来，反映了人民在土地问题上的道德理想。
《管子》一书甚至明确提出了“地德为首”的命题，把土地道德看成是一切道德之首。它说：“理国之道，地德为首。君臣之礼。父子之亲，复育万人，官府之藏，强兵保国，城郭之险，外应四极，具取之地。”[25]这里，充分而全面地阐述了土地在封建社会中的决定性地位。正因为土地在社会中如此重要，所以，“地德为首”就顺理成章了。
为了保护土地，《管子》一书还专门论述了保持城市与乡村适当比例和人地平衡的思想。它指出，如果城市规模过大，农村相对狭小，就会导致“其野不足以养其民”；缺乏必要的农产品供应，“其藏不足以共其费”；“其民不足以守其城”[26]。关于人地平衡的问题，它说：“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27]在当时人少土地广的情况下，《管子》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实在难能可贵。
第三，因地制宜，“尽地力之教”
土地资源是有限的，而且受气候、水利、地理环境等自然条件影响，因此，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土地，既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农业经营管理问题，也是一个土地道德问题。
对这个问题，孟子曾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28]意思是说，如果在农民耕种收获的季节，不去妨碍生产，那粮食就会吃不尽了。
荀子反复论证说：“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不失人和”，就能生产出很多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否则，就会导致“天下敖然，若烧若焦”[29]的恶果。他又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民有余粮。”[30]
为了真正作到不违农时，因地制宜，战国时李悝曾提出并实施了著名的“尽地力之教”[31]。要求从各方面努力提高农用土地的生产效力问题。认为“农事害”为“饥之本”[32]、“农伤则国贫”[33]。为此，他要求政府采取一切措施，教育人民，精耕细作，充分挖掘土地潜力。
为了合理利用土地，许多思想家、农学家对农业生产实践经验进行了认真总结，提出了知时、知土、知物性、精耕细作、兴修水利、选种、施粪、锄草、防风、防虫等一系列科学技术理论。正因为如此，使中国的农业技术不断得到发展，农业生产不断得到提高。
我国历史上关于土地道德的资料是十分丰富的，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的土地道德传统，在今天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耕地资源相对匮乏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耕地面积的锐减使耕地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农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制约因素。我国目前人均耕地不及世界人均耕地的47％。全国已有666个县(区)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o．8亩的警戒线。不仅如此，而且耕地总体水平低，受沙漠化影响，干旱、半干旱地区耕地的40％不同程度退化。全国有30％左右的耕地不同程度受水土流失危害。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提高对土地资源的战略认识，加强土地立法，树立土地道德，就显得格外重要。江泽民同志曾多次指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李鹏同志1990年6月曾题词：“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1998年10月14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再一次明确指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林业建设，严格保护耕地、森林植被和资源，防治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环境污染，改善生产条件，保护生态环境。”这些规定，既是我们关于农业发展的基本国策，从某种意义说，也是我们新时期必须认真实践的农业道德。
四 在水和森林问题上，倡导“儆山泽”、“养山林”
在中国古代传统

中国历史故事百家讲坛大全

生态伦理文化中，水和森林的问题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中国历史故事精选吴艳

位。在古典文献中，俯拾皆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水是“万物之本源”，关系到国家民族之兴亡
从远古到今天，水的问题一直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问题。洪水问题也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水的问题解决的好坏，不仅关系到是否能维持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保证农业的增产丰收，而且还影响到国家和民族的兴亡。相传早在唐虞时代，洪水泛滥，严重的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于是帝舜命禹“平水土”。禹受命后，13年过家门而不入，“开九州，通九道”，终于治好了水，“众民乃定，万国为治”[34]。相反，夏、商后期，由于没有治好河水，结果如《史记@周本纪》所说：“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就是说，夏、商两朝之所以灭亡，是和伊水、洛水、黄河的干涸的自然灾害有关的。
《管子》一书中，十分重视水的问题，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35]又说：“沟渎遂于隘，障水安其藏，国之富也。”[36]就是说，水是万物的本原，一切生命都来自于水，就是善恶美丑、好人、坏人，也离不开它。沟渠畅通，河床没有障碍物，河水滔滔而流，国家就能富裕起来。正因为如此，历来为政的明君贤臣都十分重视水的问题。清朝徐栋、丁日昌说：“是水利一道，有关民生甚钜，为有父母斯民之责者第一要政。”“政莫善于养民，养民莫大于水利。”[37]
第二，提倡和奖励植树造林
西周时代，人们对生态环境就开始有了明确的认识，提倡植树造林。当时，还专门设立了管理林业的官。在中央政府中设天官冢宰和地官大司徒，把制定森林管理的政策和法令作为他们的职责之一；下有“山虞”、“林衡”等官吏，分别负责森林的管理和日常巡视。同时，还制定了森林保护的政策和法令，其主要内容有：其一，“斩材有期日”。就是砍伐树木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其二，“窃木者有刑罚”。就是偷伐林木者要给以刑罚。其三，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就是在规定砍伐的不同季节里，只准砍伐规定的林木。另外，大力提倡植树造林。当时有(1)封疆社地林，就是在各封国的四周植树造林；(2)城郭沟池林；(3)国营行道树。就是在国家经营的道路两旁，要植树；(4)坟墓纪念树。严格按等级在坟墓上植不同的树；(5)广植经济林。像《诗经@魏风@园有桃》中所说：“园有桃”、“园有棘”，等。
《管子@立政》认为，“富国有五事”，其中之一就是：“山泽儆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所以，主张“修火宪，儆山泽，林薮积草”。荀子也明确提出：“修火宪，养山林”[38]的主张，为了鼓励植树造林，《管子@山权数》中载有管仲向齐桓公提出的建议：“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就是说，对植树造林的好手，要给以重金奖励。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频繁，林木破坏相当严重。晋代采取了官行大道上培植行道树的措施。北齐颁布了禁止焚林的命令。后魏时期的《齐民要术》一书，不仅积极提倡植树，而且总结前人的经验，提出了因地植树的一系列措施。如“下田停水之处，不得五谷者”，可以种柳；“山涧河旁及下田不得五谷之处”，可种柞等等。
第三、禁止滥捕乱伐，保护生物资源和生态平衡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早就认识到不能滥捕乱伐。孟了说：“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人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39]意思是说，如果细密的鱼网不到大的池沼里去捐鱼。那鱼类也会吃不完了；如果砍伐树木有一定的时间，木材也会用不尽了。在孟子看来，这样，可以使老百姓死葬都没有不满，这就是王道的开始。否则，滥捕乱伐，老百姓没有鱼吃。没有木材用等，老百姓养生死葬就会不满，那还有什么王道可言!一句话，孟子把滥捕乱伐的问题提高到王道政治的高度。
苟子也表述了同孟子相同的看法。他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人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鰍山鳢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龙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40]
秦汉时期，(淮南子．主术训)中说：“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意思是：不把湖水汲干来捕鱼，不焚烧森林来猎取野兽。
上述这些论述，都是远见卓识，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护生物资源，以使其免受破坏。另外，在我国古代，人们为了生态平衡．还有许多保护有益动物的事例。例如，《札记@郊特牲》的“八蜡”祭典中便有“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的记载。人们欢迎它们，自然就不会伤害它们了。
为了保持生态平衡，古代思想家们还批评占江围湖、盲目围垦等破坏生态平衡的做法。譬如宋代以后，江南地区一度占江围湖、盲目围垦的现象日趋严重。南宋袁说友在《论围田之害》中说，盲目围田必然导致“有水则无地之可潴，有旱则无水之可戽。易水易旱，岁岁益甚”[41]的恶果。清初顾炎武也说：“宋政和以后。围湖占江，而东南之水利亦塞，于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较其所得。反不及前人。”[42]这些思想都是非常可贵的，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研究。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还很突出。特别是今年夏天，长江、松花江、嫩江遇到了百年罕见的洪水灾害。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中国历史故事集手抄报四年级

长江、黄河、松花江上游由于大量原始森林被砍：伐、江河上植被破坏和盲目开荒造成的。因此，水土保持和水资源保护、森林保护和森林资源建设的任务就十分艰巨。现在中央已下定决心解决这个问题。1998年10月14日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说：“改善生态环境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也是防御旱涝等自然灾害的根本措施。要大力提高森林覆盖率，使适宜治理的水土流失地区基本得到整治。生态工程建设要同国土整治、产业开发和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要把黄河、长江上中游地区、风沙区和草原区作为全国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大力植树种草，实行封山育林，加快小流域综合治理，加强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提高防御风沙能力，切实改变江河泥沙严重淤积、草原沙化的状况。依法保护森林资源。从现在起就要调整森工企业的主营方向，变伐木为营林，有计划地停止天然林的采伐，切实保护大江大河上游的森林植被。禁止毁林毀草开荒和围湖造田。对过度开垦、围垦土地，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还林、还草、还湖。治理草原退化沙化碱化，加强草原建设和保护。控制工业、生活及

中国历史故事8-15岁

农业不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农膜对土地和水源造成的污染。加强沿海水域环境的鱼类资源的保护。制定鼓励政策，推进荒山荒沟荒滩使用权的承包、租赁和拍卖，加快开发和治理，切实保障开发者的合法权益。”这段论述是我国改善生态环境的基本固策和战略任务，它既包含着政治的、经济的、法律方面的要求，也包含着生态环境伦理方面的基本要求。让我们认真学习、贯彻中央这一决定，并继承发扬我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伦理方面的优秀遗产，为在21世纪前2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生态环境优美、人民生活幸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注释

---

[1] 《诗经·大雅·荡之什》。
[2]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3] 《正蒙·乾称》。
[4] 《语录》上。
[5] 《西铭》。
[6] 《周易·文言》。
[7] 《系辞上传》。
[8] 《论语·阳货》。
[9] 《论语·雍也》。
[10] 《正蒙·乾称篇》。
[11] 《正蒙·太和》。
[12] 《正蒙 ·太心》。
[13]《读通鉴论》卷二十四。
[14] 《周易外传》卷二。
[15] 《东方》，1993年创刊号。
[16] 《国语·周语上》。
[17] 《左语·成公六年》。
[18] 《孟子·尽心下》。
[19] 《管子》中的《水地》、《禁藏》。
[20] 同上。
[21] 《太平御览》。
[22]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8页。
[23] 《李觏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81页。
[24] 《孟子·腾文公》上。
[25] 《管子·问》。
[26] 《管子·八观》。
[27] 《管子·霸言》。
[28] 《孟子·梁惠王上》。
[29] 《荀子·复国》。
[30] 《荀子·王制》。
[31] 《汉书·食货志上》。
[32] 《汉书·食货志上》。
[33] 《说苑·反质》。
[34] 《史记·夏本纪》。
[35] 《管子》一书中的《水地》、《立政》。
[36] 同上。
[37] 《牧林书摘·农桑》，引《居官警语》，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62页。
[38] 《荀子·王制》。
[39] 《孟子·梁惠王》。
[40] 《荀子·王制》。
[41] 《宋会辑要稿》“食货”61之138.。
[42] 《日知录》卷十。&nbs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0486.html

以上是关于天人合一-中国古代生态环境伦理文化与21世纪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天人合一-中国古代生态环境伦理文化与21世纪；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295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