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试论现代北京城区话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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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试论现代北京城区话的形成

0.北京的历史地位与北京城区话的大致范围
北京的历史地位。从历史上看，北京自辽、金、元、明、清以来，一直是政治中心。辽北京称作南京，金称作中郎，元称作大都，明、清称作北京[明永乐元年(1403年)改北平为北京]。辽北京是为陪都，金、元、明(明朝1368-1644，明成祖永乐(燕王)1421年自应天(南京)迁都北京)、清四朝北京均为首都。
北京“城区”指北京的内外城地区。沿袭历史上的说法，北京城分为内外城。明代内城分中、东、西、北城，外城即为南城。明代北京城大致为‘凸’型，其中内城周长约45里，面积36．6平方千米。外城周长约28卫，面积为25．4平方千米。内外城合计约62平方千米。(韩光辉1996．40，42，44页)清初划土分疆，多沿明制，北京城的格局一仍其旧。本文所讨论的北京城区话指内外城地区，这是北京的心脏。文中提及的“城届”，是指北京的郊区，城属不含州县。州县指通州、昌平州、大兴县、宛平县、良乡县、房山县、顺义县、怀柔县、密云县、平谷县。参看下文清北京地区行政建置与区划。
1．现代北京话与东北话的一致性
1．1现代北京话与东北话字调型的一致性
1．1．1．北京话与周边方言字调型的比较
表1
上列北京周边六个城市，只有东北方向的承德四声调型属北京型。非东北方向的唐山、天津、保定、石家庄、张家口不属北京型。
1．1．2．北京话与东北话字调型比较
表2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北京

55

35

214

51

哈尔滨

44

24

213

52以下黑龙江

黑河

44

24

213

52

齐齐哈尔

44

24

213

52

佳木斯

44

24

213

52

长春

44

24

213

52以下吉林

白城

33

24

213

52

通化

323

24

213

52

沈阳

33

35

213

53以下辽宁

锦州

44

34

213

53

大连

312

34

213

53

丹东

312

24

214

52

东北话总共选列11点。黑龙江4点，吉林3点，辽宁4点。多数点字调型与北京话字调型一致，都是平、升、降升、降。通化、大连、丹东3点(表中带底纹的)阴平均为降升调，与北京话调型不同。1)
1．1．3北京型字调的分布
北京型字调的地理分布见下图。以北京为出发点，北京型宇凋分布于北京→东北方向，一直扩展延伸到黑龙江的黑河，佳木斯，内蒙古的海拉尔，涉及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五个省区的一大片地区。从分布图来看，北京型字调与非北京型字调的大致分界线主要是在天津、昌黎、大连、营口、丹东、通化、东丰、辉南等地。2)[山东省不少方言阴平读降升调。例如：济南(山东中西部)阴平213、济宁(山东省西南部)阴平213、青岛(山东省

中国历史故事三十三集

东南部)阴平213，阴平读降升调看来是山东移民的语音。进入东北的移民，多为河北、山东人。从山东来的移民多走海路，从胶东跨渤海，大连登陆，定居在大连或辽宁、吉林、黑龙江东部。从陆地来的燕赵移民，路线是出山海关，沿辽西走廊，或定居在辽宁、吉林西部地区，或北上黑龙江。(孙维张等1986)]
1．2．儿化韵分类
界定北京型儿化韵，可以提出若干条，比如，可以看儿化音质或是从儿化韵的数目，本文采用的是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看[a ai an a?]四个韵母儿化后的分合情况。(以开口呼为例，其他呼同此)东北话的儿化韵分类一般是北京型的，[a ai an]儿化合流，但与[a?]儿化不混。天津、济南儿化韵分类与北京不同。天津型的儿化韵分类表现为[a ai an a?]四个韵母儿化后合流，济南话儿化韵分类，表现为[a ai an a?]儿化后合流分为三个儿化韵母，举例如下：
表3


基本韵母

儿化韵母

例词

北京/东北

a ai an

ar

那儿 盖儿 伴儿

北京/东北

a?

？r

(小)胖儿

天津

a ai an a?

ar

那儿 盖儿 伴儿(小)胖儿

济南

a

ar

那儿

济南

？ ε

εr

伴儿 盖儿

济南

a?

？r

(小)胖儿

1.3.特殊字音
“和”字的读音。连词“和”读[han51]的音在如今北京话里头已经不大用了。《现代汉语词典》就没有收录这个读音。《现代北京口语词典》(陈刚等1997)收录了这一条。举的例子是“哪儿~哪儿”“谁~谁”。当年陆志韦先生写《北京话单音词汇》(陆志韦1956)，请了一位姓赵的老先生做北京话的发音人，就会说[和han51]，台湾的国语现在还是说[han51]。早先出的词典以及近些年海峡两岸出版的辞典也都收录了[和han51]。如：《国音常用字汇》(中国大词典编纂处1949商务)《汉语词典》(中国大词典编纂处1995商务)以及《大辞典》(台湾三民书局1985)。台湾的[han51]是保留老国音的读法。《广韵》“和”作为连词只有“户戈”一个反切，今读平声。看看东北话连词“和”字的读音或许对说明这个问题有一些帮助。
《哈尔滨话音档》(尹世超1998：96页)说：连词“和”读去声[x351]。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指出：黑河(22页)、齐齐哈尔(544页)、哈尔滨(566页)、佳木斯(589页)“和”在“你和他”“你和谁”“他和你”的句中，连词“和”都读去声。
笔者行文时曾请吉林师范学院中文系马思周教授调查，吉林市连词“和”的读音。回音说本地有一位80多岁老者说《子弟书》(本地名为子弟段)时“和”读[han51]。去声调。连词“和”读去声，北京话与东北话可以说是有一致性。其实单凭字调型一项标准就可以确定北京话与东北话之间的一致性关系。
2．北京地区与东北地区历史人口的“相向型流动”与北京-东北官话区的历史形成
2．1．北京话与东北话的一致性，有其历史上的原因。从辽代以来、历经辽、金、元、明、清几朝，北京地区与东北地区长期的、大量的“相向型”的人口流动造成两个地区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导致北京话与东北话具有明显一致性，从而形成北京-东北官话区。北京-东北官话区的形成奠定了现代北京话的基础。本文考察北京与东北历史人口结构变化的意义也在于此。考察既包括北京人口的迁入与迁出，同时还要考察东北地区人口的迁入与迁出。用人口学的行话来说，就是要研究北京与东北地区人口的内聚迁徙与离散迁徙。但由于历史文献资料搜集梳理上的困难，有些数据也还是历史人口地理学家的推算，甚至有争议。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些道理。
2．2．辽、会、元、明、清五代北京的人口、据人口学家的统计，辽、金、元、明、清五代建国初北京城市人口状况如下。(韩光辉1996：137页)
表4：辽、金、元、明、清五代建国初北京城市人口(不含州县)


城市人口


城属地区人口



户数：万户

人数：万人

户数：万户

人数：万人

人数总计

辽：南京会同元938年

5000

22000

25000

100000

122000

金：中都天会三年1125年

17000

82000

70000

340000

422000

元：大都成吉思汗十一年1216年

26000

91000

84000

285000

376000

明：北京洪武二年1369年

36900

95000

42400

113000

208000

清：北京顺治元年1644年

35000

140000

117000

554000

698000

由表4看出，在经过改朝换代的战乱之后，各代建国初，北京的原住人口都是相当少的。为了填补空缺，新统治者几乎无例外的主要是从东北地区移民，以充实京师，这就造成一次次北京人口结构的大变动。例如，金朝统治者在中原建立政权后将大批女真人(包括北方其他少数民族)向中原迁徙。女真人南迁出现三次大的高潮是“中国历史上继魏晋南北朝之后的第二次人口大迁移”(阎守诚1997：233页)第一次是在天会11年(1133)秋、“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惟有金主及将相亲属卫兵之家得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8)“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大金国志·太宗记》)。以下简要地对辽、金、清三代北京历史人口的状况做一些考察。
2．2．1．辽代(907-1125)迁入北京的人口
据《辽史·地理志》《辽史·营卫志》《契丹官仪》《辽史·本纪》《全辽文》等的推算，在契丹人获得燕蓟十六州并在南京地区稳定自己的统治后，契丹贵族开始向燕京地区移民。自辽初至中期先后迁入这一地区的户口大约2万余户，其中宫卫约1．2万户，其他军民户0．8万户，人口约计10万人。
2.2.2．金代(1115-1234)迁入北京的人口
除去上文2．2谈及的第一次人口大迁移，还有第二次是在南宋把淮水以北割让给金以后。第三次是在金完颜亮迁都燕京(贞元元年1153年)扩展城市以后。内迁中原的女真人，据《大金国志·屯田》有130余猛安。“‘猛安’为女真语‘千夫长’。‘谋克’为‘百户长’。最初是女真人的一种军事编制，以后发展成为金代地方行政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元1116年金太祖命以300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猛安。到了公元1175年(大定15年)又规定，每一谋克、户数不过300，七谋克至十谋克置一猛安”。(熊映梧1989：44页)谋克、猛安每户平均为10人，130余猛安即39万余户。(阎守诚1997：233页)
2．2．3．明末清初北京的人口
明末清初北京城市人口急遽减少，自天启元年再到顺治元年的23年间北京由15．1万，减少到3．5万，减少了11．6万，年平均递减率达65.6％。北京城市的人口由77万减少到14．4万，减少了62．6万人。递减率达75．6％。(韩光辉1996：143页)。
由于当权者的苛剥与榨取，“嗷嗷之众，四方流离(万历《顺天府志·食货志卷3)。加上满族贵族四次入关俘掠和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末北京人口遽减．顺天府所在京畿地区“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四顾郊原，社灶烟冷”(卫周胤《痛陈民苦蔬》见《皇清奏议》卷1)“百姓流亡十之六七”(《清世祖实录》卷12)。
清军入关，东北的满人几乎倾巢人关，许多蒙古人及降清的汉人也随之入关。东北八旗入关，旗下奴仆及编产随之内迁。清初仅安置于京畿大兴、宛平、通州、房山、良乡、昌平、顺义、密云、平谷、怀柔、延庆11州县即达34万余人，连同八旗户口在内，根据《八旗通志》《大清会典事例》有关京师八旗佐领编设过程统计，入关之八旗兵丁共计17．2万户，约58万人，其中居于北京者达40万人。清王朝定都北京之初内聚迁移北京地区的东北人口在90万人以上(韩光辉1996：272页)。
2．3．东北地区迁入的汉族人口
2．3．1．汉人大批进入东北是在辽金以后的事。东北的北端黑龙江地区汉人迁入的还要晚。无论是汉之扶余与鲜卑还是隋唐的靺鞨与室韦，户籍资料，于古无征。(熊映梧1989：38页)至迟在公元十一世纪末已有相当数量的汉人移居到北部边疆黑龙江地区。证据是今黑龙江泰来县发现辽大安七年(公元1091年)的刻石上面刻有47个汉族人的姓名。(石力1990：271页)
2．3．2．辽代 由于辽代二百多年，牧区、农区均无人口统计，所以大辽人口，只能估量，不能计算。估量的结果是：唐末、五代至辽初，被俘虏和迫于流徙北去的人口大约可达到2万户，10余万人，占唐代极盛时期这一地区户口的四分之一左右。接近唐末这一地区户口半数。(韩光辉1996：231页)。
2．3．3．金代 据《金史·食货志》天辅六年(1122年)“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以实之”“翌年二月，占领燕京路后，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金太宗吴乞在浸宋中俘掠的汉人男女，驱而北音，无虑十余万”。
金天辅6年(1122年)克辽之南京大量驱掠燕京地区人口迁注金源内地上京。女真贵族驱掠燕京地区人口北迁共有三次：第一次天辅七年(1123年)，女真贵族自松亭关掠走燕京地区富户达三万户上下。第二次金太祖迁声色歌妓二三千人，北归其国。第三次命左企弓所部燕民由平州东迁。女真贵族“盘旋燕京城几近半年”，燕京一带士民四向流离，造成人口大规模的离散迁移。4)
2．3．4．清代 清军入关前满族为壮大自己的实力多次出兵内地掳掠大批汉人出关，前后达百余万人。据《东华录》《清实录》有关记载统计，满族贵族入关前以“惟多得人为可喜”为目的。于明崇祯二年(1629)、祟祯七年(1634)、崇祯九年(1636)、崇祯十一(1638)、崇祯十五年(1642)先后五次长驱入关，直抵京畿及山东、山西等地掳掠人口达百余万。(韩光辉1996：215)
据《清史稿·太宗本纪》仅只明崇祯九年，后金崇德元年(1636)清军从畿辅掠走18万人。(石方1990：347页)
2．4．总括上述资料，大致可以得出以下两点：
辽、金、清三代从东北迁入北京人口约有120万；辽、金、清三代从北京迁入东北的总人口约百余万人。
2．5．辽金清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前后，都有一种“相向式”的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仅辽金清三朝被迫参与这种“相向式”的移民活动的人数即达百余万人。要迁徙百余万的汉人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区东北；要迁徙百余万的契丹人、女真人、满族人及其它的少数民族入居北京、对于统治者来说其目地是加强对汉人的统治力量。充实本民族的发祥地，但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却引起不同语言的频繁接触，其结果是被统治者使用的汉语，幽燕人讲的北京话不断得到发展，北京、东北官话区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得到形成并且得到发展。
3．现代北京城区话的形成
现代北京城区话形成的大致时间林焘先生认为：“清初八旗兵进驻北京后内外城人口结构的变化促进了现代北京城区话的形成和发展。”(林焘1987)
人口结构的变化的确是促进现代北京城区话形成相发展，值得研究的是形成的时间是不是在“清初八旗兵进驻北京后”。
3．1．北京城区人口结构的变化
满人入关后北京城区人口的结构，林焘先生根据光绪34年(1908)民政部的统计，这一年北京人口总数为705，604。内城人口414，528(八旗人口：223，248人，占53．9％)外城人口291，076(八旗人口：13，523人，占43.6％)共计：705，604(八旗人口：236，77l，占33．6％)(林焘1987，167页)
上列资料表现的是清朝后期的人口结构，下面再看一下满清入关第三年，清顺治4年(1647)京师户口的文献资料。这份资料反映的是清初北京的人口结构。参看表5(韩光辉1996：126、128页)
表5清代京师内城及城属户口统计推算表5)

区域

户籍

顺治四年

内城

旗人

315,000

汉人

80,000

合计

395,000

外城


144,000

城属(郊区)

旗人

85,000

汉人

35,000

合计

120,000

总计

659,000

从上列两份资料的数字来看，二百多年来，内城的人口从顺治4年的395，000人(旗人315，000)增加到光绪34年的414，528人(旗人223，248)。表5外城统计资料不足之处是缺旗人、汉人分别统计数字。统计资料说明：
1．在表5北京总人口(内外城及城属)659，000万人中，内城人口为395，000占人口总数的59．9％。即有半数以上

百家讲坛中国历史故事系列

的北京人住在内城。
2．表5内城人口的79．74％是旗人。旗人占绝对多数，光绪34年资料，比表5晚二百多年，内城旗人所占的比率也高达53．9％。旗人仍旧占多数。可以说，满清入关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旗人始终是北京城的主人。
关键问题就在当时居住于内城的30多万旗人的语言状况。是以满语为主，还是满汉双语，还是以汉语为主？问题的答案关系到北京城区话形成的大致时间。林焘先生提出“清初八旗兵进驻北京后内外城人口结构的变化促进了现代北京城区话的形成和发展。”的根据可能就是林先生在同一篇文章里提出的；“在满族形成阶段，汉语在满族中就已经成为通行语言了”“到清入关前，满族人之间一般都以汉语对话，连地名和官名等用语也都用汉语名称了”的看法6)(林焘1987)但是，从下面的讨论来看，这种意见值得斟酌。从各种文献资料来看，汉语作为满族的通用语言既不是在满清入关吋，更不在满族形成阶段，而是在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致在公元1662至1795年
3．2．满族转用汉语与满语的消亡。据光绪27年刊本《八旗文经》，入关前后“综满州、蒙古、汉军皆通国语。……百年以后，已不能人人尽通”。7)
从“入关前后皆通国语”(即满语)到“百年之后，已不能人人尽通”，清楚说明满语已逐渐被汉语替代，这个“入关前后”的“百年之后”大概就是满语从单语进入满汉双语。研究满语的学音认为，满族转用汉语的过程大致如下：
清初(太祖努尔哈赤1616-1626、太宗皇太极1627-1643、世祖顺治1644-1661)满族的人大多数只通晓满语。8)
清中期(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满族的大多数人兼通满汉双语。9)
清后期(嘉庆初年1796、清王朝覆灭1911)汉语单语阶段。(白立元1992)
下列事实证实上述满族转用汉语的替换过程是可信的。
3．2．7．翻译官员的设置到撤销。
在努尔哈赤时期满族人通晓汉语文的极少，“当时女真人中无一通文墨者，唯被掠之汉人龚正陆粗识文字，被努尔哈赤视为上宾，让他掌管文书，参与机密，教诸贝勒读书。初期一些外交文书皆出自龚正陆之手”。10)到了皇太极时期，通晓汉语、汉文的满族多了起来，当绝大多数满族人仍不通晓汉语。面对“满大臣不解汉语”，皇太极不得不每部置启心郎(翻译官员)一员，以解决满汉人语言不通的问题。皇太极在每部置“启心郎”事，直到康熙10年下令，“悉罢在京各部院及在各将军衙门之译员”。11)(戴庆厦1992；257-259页)
3．2．2．从文字作品的翻译情况看。
清初的翻译是汉译满，即将汉文译成满文。到了嘉庆朝以后，情况却恰好相反，主流是满译汉或采取满汉合璧的形式再版满文原书。如，满族曲艺形式《子弟书》的语言出现过“满汉合璧”(满汉对照)，之后出现过“满汉兼”，到最后只有用汉语创作的“子弟书”使用的文字正好反映了满语被汉语替换的过程。
又如，顺治皇上的《劝善要言》最初是以满文刊行，到了光绪17年(1891年)为了满族官员能看懂不得不译成汉文。
3．2．3．从满族官员的题本、奏折情况看。现存满文档案明显反映从清初到嘉庆初年，满族官员的题本、奏折都用满文。到了嘉庆初，满族官员在奏折中满汉合璧的明显增多。(戴庆夏1992；26l页)
3．2．4．清初北京满人的满语式汉语
所谓满语式汉语是指用满语语法和句式硬套汉语，颇似元代白话碑上所写的元代蒙古人用的汉语。满式汉语的存在于满人入关之初至康熙朝中后期。旗人入关不可能像以前在关外故土操满语。到北京自然要学习汉语，满语式汉语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其实大批汉语借词在清太祖主持刨制满文和八旗制时就已出现在满语中，特别是在行政区划、新的生产技术与政治、军事等方面。(赵杰1993)
操满式汉语的是跟随顺治皇帝进关后居住于北京内城的满八旗，据《钦定八旗通志》八旗满族人数是：
1．镶黄旗满洲3l佐领 5．镶白旗满洲37佐领
2．正黄旗满洲28佐领 6．镶红旗满洲33佐领
3．正白旗满洲39佐领 7.正蓝旗满洲36佐领
4．正红旗满洲30佐领 8．镶蓝旗满洲34佐领
顺治皇帝在位18年，到康熙年间，进关的满八旗有了“滋生人丁”(满八旗的后人)编成如下八旗：
1．镶黄旗满洲55佐领 5。镶白旗满洲47佐领
2．正黄旗满洲65佐领 6．镶红旗满洲54佐领
3．正白旗满洲47佐领 7．正蓝旗满洲48佐领
4．正红旗满洲44佐领 8．镶蓝旗满洲55佐领
(常瀛生1993：180，181页)
“滋生人丁”不仅人数多，而且兼通满汉双语。“滋生人丁”组成新一代满八旗，表明满式汉语时期的大致结束，现代北京城区话开始形成。
以下举出满式汉语例，例句摘自《清文汇书》12)
generengge akū去的没有(没有去的)
ebubumbi凡从高处使人诸物往下下(把物品卸下来)
anggaianakū有可讥笑短处人无数言讲
(翻来覆去的用话掩盖自己的短处)
hanjaha人久不得好物吃之际(搀)
3．3．此外，就满族转用汉语的社会历史原因来看，汉语在满族作为通用语也不可能是在清初。
满族转用汉语的社会历史原因有以下四点：
1．满汉联合的国策
2．倡导汉文化
3．经济形态的变革
4．人口因素(戴庆夏1992；266-273页)
在满族形成阶段，努尔

中国历史故事系列读后感

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称汗建国，上列四条社会历史原因可说都还不具备。从林焘先生文中所引用的努尔哈赤初建八旗时的民族组成来看，满人占77％，蒙古人占19％，汉人只占4％。汉人从人数到经济实力都无法占据社会优势。在当时汉语还不可能在满族社会成为通行语言。
3．4．入关八旗兵丁的语言状况。根据《八旗通志》与《大清会典事例》等有关京师八旗佐领编设过程统计，八旗入关时共有佐领660．5个，其中满族佐领307.5个，蒙古佐领118．5个，汉军左领162．5个，包衣13)佐管(领)72个，八旗兵丁共计58万人。其中，满族佐领307.5个，加上蒙古佐领118.5，就有426个佐领，占佐领总数660．5的64．5％。占58万人的37．5万，根据3．2的分析，在八旗入关(1644)的时候，满族的绝大数只通晓满语，蒙古族会说汉语也无法证实。可以认为这些满族兵丁绝大多数是不会说汉语的。
3．5．北京内外城的人口结构。清军入关，起初旗庄密布京畿，旗人与汉民杂处，引起诸多问题。自顺治四年(1647年)清廷圈占内城，14)归满、蒙、汉军八旗兵丁户口，拱卫皇城，驱赶原居内城的汉官、汉民、商人等于外城居住。顺治五年8月谕令：圈占北京内城，汉官商人平民等除投八旗者及在衙属内居住之胥吏、寺庙中居住之僧道外，尽迁城南居住，凡应徙之人限以来年终搬尽。内城住的多是旗人，即所谓“八旗所居，不杂厕也”。《清史稿·地理志》。外城即明代五城中的南城，为汉人(汉民、官吏、商人)、回民居住。15)北京城区的这种人口结构，表现在语言上是，住于内城的人大多数说满语，住于外城及城属的人大多说北京-东北官话。在这个时候，我们还不能说现代北京城区话已经形成。只是在居住于内城的占人口多数的旗人，也会说北京话，现代北京城区话才算形成。
汉语替代满语需要一个语言的替换过程。从满清入关算起约近20年，大致是新一代人的成长时间。也就是上文说的满八旗的“滋生人丁”组建了“新满八旗”，“滋生人丁”都是掌握满汉双语的，这已是康熙年了。满人已从单语——满语，进入了满汉双语。满族的通用语发生了重大变化。16)至此，现代北京城区话才算形成。
[参考文献]
陈章太·李行健1996．《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语文出版社。
孙维张等1986．《吉林方言分

中国历史故事在线教学视频

区略说》，载《方言》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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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东北话的材料取自陈章太、李行健《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1996年，语文出版社。
注2通化片10个县市：通化市、通化县、柳河、梅河口、浑江、靖宇、安图、扶松、集安、长白阴平读424或313。(孙维张1986)
注3此外“允~许”字的读音。“近十几年“允”字突然在城区里流行起一个[rǔn]的音。这是受东北方向方言影响的”(俞敏1984)连同“和”是早期的例子，“允”是晚近的例子。
注4由燕京至中京的路线：发燕京过蓟州渔阳(今蓟县)及石门镇，在今蓟县与遵化县之间至景州(今遵化)上卢龙岭、下过滦河及其支流撤河)至泽河(今滦河支流瀑河)涉大漠至中京。
注5此处统计数字未包括州县。
注6平田昌司(2000年)不同意“到清入关前，满族入之间一般都以汉语对话，连地名和官名等闲语也都用汉语名称了”的看法。
注7转引自戴庆夏(1991)第259页。
注8参看戴庆夏(1992)第257页，“可以说，在顺治朝后期以前的满族是只通晓满语的单语人占多数的社会。”。
注9参看戴庆夏(1992)第259页。
注10参看戴庆夏(1992)第257页。又平田昌司在《清代鸿胪寺正音考》一文指出“太祖努尔哈赤(1616-1626)跟通汉语的朝鲜俘虏谈话时全靠翻译。而到太宗皇太极(1627-1643)，太宗和汉官谈话时需要通过汉语翻译、…到顺治元年(1644)清朝入关以后还不是所有的满人文武官员都精通汉语汉文。…顺治帝阅读汉文典籍主要依靠满文的翻译。”“满人的汉语水平在康熙年间得到了显著提高”。
注11参看戴庆夏(1992)第257页、259页。《清圣祖实录》卷35，第5-6页。
注12参看常瀛升(1993)第182，183、185页。
注13满语“包衣阿哈”的简称。为满族贵族所占有的奴隶。
注14换用现在通行的说法，内城的外延大体就是北京地铁环线的位置。内城有九个门：前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朝阳门、西直门、阜成门。外城有七个门：左安门、右安门、永定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
注15为了解决近百万人的生存问题，从清顺治元年(1644)清政府定都北京之初即于近京州县大量圈占土地房产。在近畿五百里内进行大规模圈地共有三次。持续了二十余年。《清世祖实录40》(韩光辉1996)。
注16满族的通用语发生了重大变化。始于驻防在江南以及中原地区的满族，其次是京畿地区再次为东北地区(辽沈→吉林→黑龙江)。参看白立元(1992)。
（文章来源：日本《中国语学》第248号，2001年11月3日发行，中华文史网整理。）<>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04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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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满族-试论现代北京城区话的形成；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295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