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中国农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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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农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三、新世纪农史研究之展望
（一）通过回顾对学科的思考
中国农史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农史学有两个源头：一是历史学、主要是经济史学，一是现代农业科学；农史学是由二者交汇而成的。中国农史学有两支队伍：一支是专业研究队伍，主要是从农学界或农经界派生出来的；另一支是非专业研究队伍，这是相对于农史专业研究队伍而言的，它包括其他学科（社会科学的和自然科学的）专业研究者而兼治农史者以及业余农史爱好者。事实证明，文革以后多种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给予农史学科的发展以无限的生机。上述这两支队伍的人员可以相互流动或相互转化，而两支队伍本身及其职能却不能混同，它们只能相互参赞而不能相互替代。两支队伍的关系，从农史专业研究队伍的立场看，应该是主力军和同盟军的关系。农史学科范围很广，它包括或涉及农业起源、农书校释研究、农业生产史（农林牧副渔、粮棉油菜果等）、农业科技史、农业工具史、农田水利史、农业屯垦史、农业经济史、土地制度史、农业赋役史、农业政策史、农业思想史、农业文化史，地区农业史、民族农业史、农业环境史、农业灾害史、农民史、农村史、世界农业史等等。文革结束以后，农史研究从以农业古籍整理为主走向全面发展的时候，人们扩充农史研究的领域，规划农史学科的“四至”，这是很自然的事。如此众多和广阔的研究领域，光靠专业研究队伍是不够的，需要依靠两支队伍的合作，需要两种积极性的发挥。这就产生一个如何分工和协作的问题。换言之，作为主力军农史研究专业队伍，要有自己的基地和中心。这个基地和中心，从队伍的基础和学科的结构看，我认为是农业生产史和农业科技史。因为以上列举的诸多研究领域，不少是农史学科与其他学科交叉或共有的，唯有农业生产史和农业科技史基本上是农史学科专有的，也是这个专业队伍最熟悉、最有基础的。其他学科即使涉及，也是附带的。王毓瑚编写《中国农学书录》，确定以下收录原则：“以讲述农业生产技术以及与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的知识的著作为限。其属于农业经济和农业政策性质的专书，如泛言重农以及以田制、荒政等等为对象者，一概不收。” 王先生的这一意见，是经过认真思考、反复衡量的，可以作为我们决定学科中心的依据。专业研究队伍和专业研究者无疑不能自我封闭，要从友邻学科汲取营养，以至“借水行舟”，完成本学科一些必要的建设，但不应该企图包打天下，四面出击，远离自己的基地，失掉自己的中心，以致丧失自己的优势。
从农史专业研究队伍的立场看，我们的研究应以农业生产史和农业科技史研究为中心，这并非主张孤立地进行这些研究。我们认为，农史研究、尤其是农业科技史研究最大的危险是见物不见人，脱离社会的和自然的现实条件，简单地罗列农书或文献中某种技术最初出现的记载，虚构出一幅直线发展、节节上升的图景。我们主张开展以人为中心的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相结合的农史研究。当前，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类在经济取得迅猛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对人类社会造成了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因此，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日益为人类所关注。凡此种种，使得综合性研究成为科学发展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与此相伴随的则是不同学科理论与方法交叉融合的趋向。在这种情况下，农史研究更应注意农业与社会、文化、自然诸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其长期发展趋势的考察，而不能孤立进行。
文革后农业考古的提倡，成为农史研究新的生长点，为农史学科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但我们除了注意“考古” 以外，还应该注意“考现”。“考现”这个概念是已故农史学会副会长吕平提出的，他的农谚研究可以说就是“考现”的实践。由于历史是延续的，现实中总会存在历史的、传统的因素；我国这样一个历史发展不平衡的多民族国家，近一二百年来又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急剧转变中，传统的东西更是与现代的东西交错杂陈、异彩纷呈。所谓“考现”，就是考察近现代社会中的历史孑遗、传统因素，作为认识历史的一把钥匙。“考现”的另一个意思是把历史研究和现实社会调查结合起来；这样做，可以使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更加贴近。这方面，农史界也是有传统的，如文革前陈恒力把《补农书》的研究与杭嘉湖地区的社会调查相结合。文革以后，张波也曾经用这种方法研究耦耕和绿洲农业的起源。不过，总的说来，还做得不够，需要加强。
（二）农史研究如何应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新形势
文革以后，农史研究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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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适应农业现代化形需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而全球化浪潮又已汹涌而至。农史研究如何应对现代化和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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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新形势，成为摆在农史学科面前现实而迫切的问题。农史学科应该从时代的需要中寻找自己的生长点。我们认为，新的形势向农史学科提出以下战略任务：
1、在农业现代化中推进现代科学与精耕细作传统的结合。
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次大讨论以来，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要不要继承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的优良传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在农业现代化中如何具体实现现代科学和设施与精耕细作的传统的结合。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例如有些地方搞的“立体农业”或“生态农业”试验，实际上是传统农业中多层次综合利用农业资源经验的继承和发展；一些地方的“吨粮田”，也是精耕细作的传统技术与现代科技结合所创造的。但有些地方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好，仍然在机械搬用西方农业现代化的模式。精耕细作传统的精华之一是农业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用养结合，把生产生活中的废物作为肥料返回土壤，既培肥土壤、增加产量，又减少环境的污染，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精神。但现在不少地方已经很少使用农家肥料了。所谓“不捞黒的（河泥），少种绿的（绿肥），怕挑黄的（人粪），只用白的（化肥）”，成为有些地方的新农谚。机械模仿西方的抽水马桶文明，粪便污水排到河流里，既污染了环境，又中断了农业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的链条，可持续发展成了空中楼阁。由于过量使用农药和化肥，有些地方土壤中有害物质的积累已经相当严重。在实现农业现代化与精耕细作传统的结合中，如何处理增加产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是一大难题。传统农业因为基本上没有外源能的投入，难以大幅度增加产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当前的农业的实践中，拒绝使用化肥和农药并非明智，但过分依赖化肥农药、忽视传统的农家肥料和生物技术，则更为短视。应该看到西方踫现代化模式中含有不合理的因素，而我们国家的资源秉赋和社会经济特点也不允许我们照搬西方模式。当然，对中国传统农业也要具体分析。传统农业中与多劳集约相联系的一些技术，在新的条件下很难按原来的样子继续存在。例如传统农业科学技术重视中耕，讲求“锄不厌数”，为此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现在农民劳动的门路多了，劳动力值钱了，不少地方采用了除草剂，传统的中耕技术就不可能按老样子维持下去了。又如传统农业科学技术有一套整理秧田，培育壮秧的精细技术和理论，但现在推广抛秧技术，这一套就派不上用场了。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在现代化过程中仍然有生命力的东西，也必须用现代科学加以总结和改造，才能使它们得到继承和发扬。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认真开展传统农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研究。首先是需要现代科学去论证其科学性、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其次是需要用现代科学去改造和提高它，使之具备现代科学所要求的精确性，适应现代社会的条件。只有这样，它才会被人们所承认，才能存在和发展。
2、汲取传统农学的精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学。
中国的现代农学是从西方引进的，现在大学课堂中的农学体系，基本上是搬西方的；如何与中国传统农学相结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农学体系，是一个历史性的任务。事实上，在西方农学引进之初，这个问题就已经出现；近代中国农史研究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与该问题的探索有关。我国农业科技界的一些老前辈，看到了传统农学对发展现代农学的巨大意义，十分重视对中国农史的研究，有的自己就投身到这一研究中。例如，中国农业科学院第一、二任院长丁颖、金善宝，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都十分重视和支持农史研究，辛树帜本人就农史研究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丁颖自己解放前就写了多篇农史论文。著名农史学家石声汉，原来是学习和研究植物生理学的，他十分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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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祖国农学遗产的博大精深，把自己的后半生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农史研究事业。著名土壤学家王云森，深切了解中国传统土壤学的科学价值，20世纪初就投身于中国土壤史的研究，直到世纪末耄耋之年仍锲而不舍。他和乐天宇、侯光炯等农学界老前辈根据中国传统土壤学提出“土脉学”、“土宜学”的概念，致力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土壤学。侯光炯赞扬王老的《中国古代土壤科学》是“生态系统学”经典，并在其启发下创造了“半旱式耕作法”[33]。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中国传统农学的确包含许多珍贵的遗产。中国传统农学的指导思想“三才”理论及其所体现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是在长期农业实践中所形成的，它比较符合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统一的农业的本质，因而也在相当程度上是符合农业发展的方向。西方现代农业虽然应用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取得重大的成就，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是把自然界分解成各个部分进行研究的结果，对事物之间的联系注意不够。因此，西方现代农业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农业的本性。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病虫害抗性增加、能源过分消耗、“投入—产出比”下降等弊端已日益暴露，引起西方学者的反思，并重视从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获取启示，以寻找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学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价值和生命力再次显露出来。我们应该把中国传统农学中的优良传统与西方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建设更新、更高的现代农学。这应该也是中国农业现代化所包含的任务之一。
3、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慎重对待和妥善保存传统农业文化
在汹涌澎湃的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潮流中，传统文化正在受到严重的冲击。许多传统的东西，或者迅速消失，或者严重变形，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也同样面临严峻的形势。应该说，在这一浪潮中，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中有些东西消失或发生变化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应该十分慎重，应该从历史文化传承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从与现代化的关系看，传统农业所包含的事物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当前农业现代化中能派上用场的，另一种是在当前的农业现代化中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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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用场的。现代化不能与传统割断。传统的东西有的可以吸收改造为现代化中的因素或成分，有的在一定时期仍然需要加以利用；对这些东西，要认真加以研究总结，使之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要防止玉石俱焚，防止在现代化浪潮中把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毁掉。即使传统农业中那些当前派不上用场的东西（技术、农具、品种等），我们也不能“弃如敝履”，而应当以适当的方式（博物馆、录像、影视、文字记录、保存有关文献等）把它们保存下来，因为这些东西包含着宝贵的历史信息和历史智慧，而当某种新条件、新需求出现的时候，其中的某些部分就可能成为创新的基点；科学文化史上的许多事实都已证明了这一点。正如我们建立基因库，把包括传统品种在内的各种种质资源保存起来一样；有些品种现在看似无用，以后却可能成为培育新品种的有用材料。总之，传统的东西，无论用得着的或看似用不着的，都不能轻易丢弃，这些东西一旦毁掉，就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不应患“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短视症。
以上三项任务，农史研究工作者都有许多工作可做。但这不仅是农史工作者的责任，也是现代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因此，在开展这些工作的时候，现代农业科学工作者与农史工作者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新形势，我们应该用世界史的眼光研究中国农业史，并使自己的研究更加贴近现实，在研究手段上也应该跟上信息时代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用合作和交流的方式开展中日韩农史的比较研究，应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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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前贤对农史研究的一些评述，如杨直民：《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与农业科学技术史研究的蓬勃发展》，《农史研究》第7辑；张波：《我国农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农史》1986年第1期；叶依能：《加强农史研究，更好地为农业现代化服务》，《中国农史》1986年第1期，《农史研究》，载《中国农业科技工作四十年》，中国科技出版社，1989年；卜凤贤：《二十世纪农业科技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5期等。
[2] 在中国古代，“食”指食物生产，“货”指货币流通。从《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开始，中国历代正史中多有“食货志”，是记述经济发展历史的专志，形成首尾相续的系列。中国古代政书《十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及其后续著作共10本）中也有“食货门”，形成另一首尾相续的经济史记述系列。
[3] 该4部著作文革后的80年代初才由农业出版社出版。
[4] 万国鼎著，农业出版社1980年出版。
[5] 初稿完成于文革前，文革后修改补充出版。
[6] 缪启愉著，农业出版社1981年出版。
[7] “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
[8] 李长年：《农桑经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高恩广、胡辅华：《马首农言注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2版；邹介正：《三农纪校释》，农业出版社，1989年。
[9] 农业出版社，1983年。
[10] 《<农说>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11]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
[12]【日】吉武成美、【中】蒋猷龙：《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农业考古》1987年2期，1988年1期。
[13]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14]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
[15] 在《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1985年第2期、1987年第1期、1989年第1、2期连载。
[16] 《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7]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8]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9]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
[20] 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年；范楚玉：《中国古代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3期，1984年；李根蟠：《从“三才”理论看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载《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波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21]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22] 李并成著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23] 《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还有关于三峡地区生态环境与农林牧变化的系列论文。
[24] 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25] 《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6]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7] 文焕然，文熔生著《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8] 参见王守华、戚印平著《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9] 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30] 1993年底台湾学者刘翠溶和澳大利亚学者伊懋可（Marle Elvin）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有台、港、大陆和西方学者参加的“中国环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心之一就是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会后出版了题名《积渐所至》的论文集。
[31] 张波：《农业灾害学》，陕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卜凤贤：《农业灾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
[32]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
[33] 柳健：《中国土壤学的奠基人》，张仲葛：《中国的古代土壤科学对人类未来可能的贡献》，《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资料来源：agri-history.ihn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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