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邓小平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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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邓小平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哲学思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我国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使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走向低潮谷底的严峻时刻，却在我国显示出勃勃生机和活力。邓小平之所以能够造就这样的丰功伟绩，是同他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不断解决这条思想路线在运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分不开的。在邓小平百岁诞辰的今天，当我们缅怀他所开创的这一伟业时，还可以清晰地看到闪烁在其中的唯物辩证法的耀眼光辉。
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历程中，邓小平经常提出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人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的问题。例如，他指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2]；“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搞清楚”，“现在，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从经验教训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字叫共产主义，这仍然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信条”[3]。
邓小平在这里反复提到的“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具有如下两个含义：一个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字叫共产主义”的意义上，搞清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过程，也就是探索和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另一个是在马克思主义又指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意义上，搞清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过程，也就是探索怎样看待和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怎样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运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的问题。搞清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这两个含义是相互区别而又相互贯通的：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要搞清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问题的目的，而搞清楚怎样看待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怎样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则是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思想路线保证。鉴于对邓小平探索和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历程，多年来已经引起了大家的广泛注意并得到了详细的阐述，故本文仅从邓小平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角度，来阐述他怎样不断地解决在把这条思想路线运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从哲学上思考和回答他是怎样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本国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问题的。
一、从全局和局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解决怎样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的一个突出表现，便是应该怎样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当时的中央领导提出要用“两个凡是”去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方针，即所谓“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方针的思想实质，是不要从实际出发，而要从本本出发，照抄照搬毛泽东的个别论断，以此去剪裁现实。
对此，邓小平先后两次从两个不同的角度阐明了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第一次，邓小平从全局和局部关系的角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科学体系，同它们的个别论断明确地区分开来，强调要从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上去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不应该把它们肢解、割裂开来，把其个别论断绝对化、神圣化。他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至于个别的论断，那么，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4]；即使这些个别论断就当时当地的条件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5]。
从哲学上说,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的方针、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及其个别论断区分开来的立论根据，就是唯物辩证法关于全局和局部之间关系的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曾经以这个原理来阐明党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方针，例如，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者应当善于区分部分和整体，应当按整体提口号，而不应当按部分提口号，应当提出真正变革的根本条件，而反对进行部分的缝缝补补，因为这往往使战士们脱离真正革命的道路”[6]；“民主的某些要求，包括自决在内，并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而是世界一般民主主义（现在是一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局部。在某些具体场合，局部和整体可能有矛盾，那时就必须抛弃局部”[7]。邓小平则把这个整体和局部的原理运用到应该怎样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本身上去，区分其基本原理和个别论断，提出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要从基本原理以及由此构成的整个科学体系上去获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这是对唯物辩证法关于全局和局部关系的原理的创造性运用。
第二次，邓小平又从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角度，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指出毛泽东画了圈的“两个估计”不符合客观实际。1971年，由姚文元和张春桥修改定稿、毛泽东画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曾提出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两个估计”，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因受“两个凡是”方针的影响，在拨乱反正中仍然不敢大胆说实话。为此，邓小平强调说，虽然“《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但“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因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谈得上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8]邓小平从这个角度对“两个估计”的批评，从逻辑到历史地直接启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人们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根本原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后的一段时期里，当着在面对毛泽东的一些指示和决策甚至画了圈的东西的时候，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却被束之高阁了。这样，解放思想，把人们的思想从迷信、禁锢中解放出来，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就成了实事求是地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根本前提。正是在邓小平从政治上和理论上勇敢地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才有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为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奠定基础。但是，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毛泽东又毕竟为我们党和军队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不可磨灭的贡献,就他的一生来看,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仅涉及毛泽东个人,而且同我们党和国家的整个历史分不开。所以，当着有些人在毛泽东晚年错误被纠正以后，不能用实事求是的原则去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时候，邓小平又强调：“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样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9]。在这里，从哲学上说，邓小平又从局部和整体关系的另一个侧面强调不能因为局部上的失误而盲目地否定整体、全局的正确性，这显然是对唯物辩证法关于全局和局部关系理论的一种创造性的运用。正是这种运用，使我们党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避免了重蹈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严重思想混乱和政治不稳定的覆辙。
二、从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上，解决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上，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而没有搞清楚的一个表现，便是对于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结合起来的问题。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主义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是在资本主义较不发达国家的一些国家取得了胜利。在这些国家取得革命胜利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此，应该说，除了列宁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等少数时期外，他们几乎全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不顾本国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情，去照抄照搬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的某些论断，并把它们硬套到本国的实际上去，从而离开了本国生产力的现实发展水平，盲目地追求公有化程度提高的偏向，以致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普遍地、再三再四地遭遇挫折；这些挫折又反过来使一些人对于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能否在一定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去建设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使之成为20世纪的一个世纪性难题。
针对着这个问题，邓小平强调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10]而在这个问题上，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最大的实际，就是要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为此，在1987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强调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1]党的十三大以此为立论基础，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系统论述。这就是说，在像我们这样的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里，由于是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还必须经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去实现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历史任务。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清楚地说明了，准确地把握这一点，就既可以克服那种超越阶段、急躁冒进的错误观点和政策，又可以抵制那种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挫折就动摇信心、企图抛弃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想和政策，从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解开了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纪性难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于一切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活动的人来说，这是一条耳熟能详的基本原理。但是，为什么只是到了邓小平，才能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解开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世纪性难题呢？
从哲学上说，这是因为邓小平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始终一贯地坚持用唯物辩证法关于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的原理去观察和解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缘故。列宁早就说过：“对立面（个别和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12]；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也指出：“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13]。一般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无个性即无共性的道理，清楚地告诉人们，必须从个别、特殊的实际出发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然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者、大国大党主义者却总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不是理解为要从各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而是理解为要从据称是有普遍意义的条条出发，错误地把所谓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当作固定的公式削足适履地硬套到社会主义建设各国的具体实际中去，如有不合，他们不是怀疑自己的做法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而是给别人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正是针对着这种错误做法，邓小平强调指出：“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14]为什么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还难免犯错误呢？原因就在于你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公式，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公式出发这种基本精神的。
正是由于邓小平把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关系的唯物辩证法原理，创造性地用来解决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存在的究竟应该从什么出发来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才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克服了因为超越阶段的急躁冒进而招致的挫折和困难，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三、从间接性和非间断性的统一上，解决怎样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的又一个表现，就是没有搞清楚究竟应该怎样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些人往往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割裂开来，他们或者把继承看作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彼时彼地情况提出的某些论断，教条主义地照抄照搬到此时此地；或者在新情况新问题面前迷失方向，忘记了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分析问题和指导行动的指南；或者在教条主义的照抄照搬失灵之后，又跳到另一个极端去鼓吹什么“马克思主义危机”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背离或抛弃了马克思主义。
针对这个问题，邓小平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统一起来、融为一体，使它们成为同一个过程的不同侧面。在1979年初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他指出：“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前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5]
邓小平提出的这个回答的基点是，立足于现在的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去研究层出不穷的新情况，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所谓立足于现在的实际，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就是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16]。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去研究层出不穷的新情况、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的过程，正是既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作为行动指南，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统一起来、融为一体的过程。这是一个以继承为依托、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寓继承与发展之中的过程。当着人们主要从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侧面来看问题的时候，这个过程就表现为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客观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17]；而当着人们主要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侧面来看问题的时候，这个过程就表现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18]。
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统一起来、融为一体，这就为胜利地解决把这两者割裂开来，或者教条主义地照抄照搬，或者在新情况新问题面前迷失方向和由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去的种种问题指明了方向。江泽民同志在阐述要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的原因时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道理所在。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19]胡锦涛同志则阐述了创新要以坚持为前提，坚持又要以创新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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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理：“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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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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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能很好地坚持下去。”[20]
从哲学上说，邓小平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统一起来、融为一体的做法，是同他坚持唯物辩证法把运动看作是间断性和非间断性的统一的原理分不开的。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发展，本来是一个不间断的连续过程，为什么会有间断性出现呢？事情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陋化，不加以划分，不使之僵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思想对运动的描述总是粗陋化、僵化。不仅思想是这样，而且感觉也是这样，不仅对运动是这样，而且对任何概念也都是这样。”[21]当然，对不间断的东西的这种割断,不是任意的、人为的，而是依据于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如创新那样的现象。所以，列宁在阐述运动的本质时，就强调说：“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本质。表达这个本质的基本概念有两个：（无限的）非间断性和‘点截性’（=非间断性的否定，即间断性）。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非间断性与（时间和空间的）间断性的统一。”[22]
正是在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运动是非间断性与间断性统一原理的过程中，邓小平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没有丢弃马克思主义老祖宗，又不断说出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而又符合时代特征和客观实际的新话来。在这方面，当首推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改革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不仅如此，邓小平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统一起来、融为一体，使之成为同一个过程的不同侧面的理论和实践，既是我们党不断地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总结，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尔后的发展中得到了光辉的证实。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植根于人民的政治立场，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养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等各个方面，显然是一脉相承的，这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间断性；而我们党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长期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则表明了不间断地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它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不间断的发展过程又是和不断开拓创新的间断性相统一的。而且只要我们自觉地坚持这个原理，我们还必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地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宏伟事业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峰。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对邓小平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进行哲学思考，既有助于我们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加深理解和提高贯彻执行党的思想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又有助于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领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无比威力，从而更加重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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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尚英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
[3] 1988年6月22日邓小平会见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时的讲话，载《改革开放十四年记事（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784 ~785页。
[4] 《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42、171页。
[5]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3页。
[6] 《列宁全集》第11卷，第371页。
[7] 《列宁全集》第28卷，第38页。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6~67、118页。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191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
[12] 《列宁全集》第55卷，第307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294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8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9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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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3~14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6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
[19]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
[21] 《列宁全集》第55卷，第219页。
[22] 《列宁全集》第55卷，第217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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