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美国中国史研究专业队伍的形成及其史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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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美国中国史研究专业队伍的形成及其史学成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中国史研究的重大进展之一，就是科学的、专业化的研究队伍逐步形成。其中，从事微观汉学研究的美国学者在学术上取得很多重要成果。
同一历史时期，出于国际形势和美国对华策略的需要，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集团都日益重视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并给予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以支持和赞助。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以费正清为代表的新一代美国中国学学者迅速成长并写出许多优秀的史著。而在太平洋学会国际秘书处工作的我国学者则以他们的杰出史著为美国史坛增添了光彩。
（1）美国微观汉学研究的兴起及其成就
进入20世纪，欧洲一些汉学大师将德国人兰克的实证史学思想和中国乾嘉学派精妙的考据学方法相结合，形成了科学的微观汉学研究体系。像沙畹、伯希和马伯乐等，都是这一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1920年他们创办了著名的《通报》并以此为园地，培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汉学家。特别象法国社会学家和汉学家葛兰言（Paul Marcel Granet,1884—1940）在年鉴派的初创时期，他已是这一新兴学术流派的中坚。他在如何用年鉴派的史学方法研究汉学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欧洲微观汉学研究的传统对美国的汉学家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美国最负盛名的汉学家，有的原本就是欧洲的汉学大师，移居美国后，他们一方面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另方面又从事教学活动，因此使美国的汉学研究具有浓厚的欧洲色彩。如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原是德国的汉学家，1870年考入中国海关，后在厦门、上海、九龙、淡水、镇江、宜昌和重庆等口岸任职。著有《中国和罗马人的东方》（China and Roman Orient,1885）、《古代的瓷器》（Ancient Porcelain,1888）、《中国研究》（Chinesische Studien,1890）、《论中国艺术的外来影响》（Uber fremde Einflusse in der Chinesischen Kunst,1896）等书。1902年他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赴美任该校首任汉文教授。此后又著有《中国的铜镜》（Chinese Metallic Mirros,1907）和《周朝末年以前的中国古代史》（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to the End of the Chou Dynasty,1908）等书。另一位同样来自德国的汉学家是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他曾在柏林大学和莱比锡大学攻读东方语言。1898年赴美后，曾多次率团来中国考察，在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方面成绩卓著，他的著作如《汉代的中国陶器》（Chinese Pottery of the Han Dynasty,1909）、《中国的基督教艺术》（Christian Art in China,1910）、《中国与伊朗：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Sino—Iranica: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1919）等都在史坛上享有盛誉。
美国汉学家柔克义（William Woodwille Rockhill,1854—1914）则与夏德合作将赵汝适的《诸蕃志》译成英文，从而为国际学术界做出了奉献。此外他还从事中国宗教和民族问题的研究。另位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美国学者便是贾德（Thomas Francis Carter,1882—1925）。有鉴于印刷术的发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关键性作用，贾德从年轻时代起便开始研究中国印刷史。为此，他曾两度来中国进行学术考察。仅第二次来华，便滞留12年之久（从1911至1923年）。《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向西方的传播》（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 ward,1931）便是他的成名之著。当时国际学术界对于欧洲印刷术是源于德国，抑或是由中国西传的产物，有着不同的看法。贾德则旁征博引，用详尽的史实既阐明了中国印刷术的发明过程，又描绘出印刷术西传的轨迹，因此该书在国际史坛引起强烈反响。1955年该书由另一位中国史学者傅路特（Luther CarringtonGoodrich）做了详尽的校订和增补后，再度出版，可见该书的学术价值。
德效骞（Homer Hasenpflug Dubs,1892—1969）同样也是位汉学大师，1918年以圣道会传教士的身分来华。他曾将荀子的著述和《前汉书》译成英文。他还经常在《通报》上发表有关中国哲学中有神论和自然主义的研究成果。《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人城市》是他微观汉学研究的一篇代表作。他通过精细的史料分析和推理，论证公元5世纪在中国郡县名册中所载明的“骊ｊｉāｎ＠①”城，实为罗马人移民点：陈汤于公元前36年在中亚与罗马克拉苏军团的百余名游勇遭遇后，将他们掳回中国，“骊ｊｉāｎ＠①”就是为他们设置的罗马移民点。王莽登位后将“骊ｊｉāｎ＠①”改名为“揭虏”就是明证［（1）］。德效骞的这篇文章曾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一场争论。李约瑟支持上述看法并认为如果这些被俘的罗马人中间有人懂点军事工程的话，那末，“就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知识在中国文化和罗马文化之间进行交流”［（2）］。持相反意见的也不少，我国莫任南曾写有《汉代有罗马人迁来河西吗？》一文，谈了自己的否定看法［（3）］，总之，汉代为什么在张掖郡下置“骊靬”县将仍是涉及中外关系史的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这一历史时期，另一位知名的中国学学者是德克·卜德（Derke Bodde）。1931—1935年他曾以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身分来我国留学，后又在欧洲汉学研究中心荷兰的莱顿大学深造并获博士学位。由于他对华夏文明的热爱并具有渊博的汉学知识，使他有条件在众多学者的微观汉学研究的基础上，于1942年写出《中国物品西传考》一书。卜德在书中指出，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1800年这两千年间，中国给予西方的远远胜过了她从西方得到的东西。象丝绸、瓷器、茶叶、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漆器、风筝、纸牌、轿子以及柑、柠檬、菊花、茉莉、山茶花、杜鹃花、翠菊、牡丹、银杏等植物和风子油、麻黄碱等药物……都是从中国传入西方的。著者慨叹道：“如果没有以上所述的那些发明创造，我们西方的文明将会何等的贫乏，这是不难想象的。”卜德进一步指出，“还有一些中国的发明创造，不仅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为整个现代文明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纸张和印刷术，我们将仍旧生活在中世纪；没有火药，世界可能少受些苦难，但在另一方面，欧洲中世纪穿戴盔甲的骑士们会仍旧占据着护城河围绕的城堡，居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我们的社会将仍旧停留在封建农奴制状态。……最后，如果没有指南针，地理大发现的年代将永远不会到来。……没有这些发明，迄今为止整个世界仍然是不可知的，甚至包括我们的国家在内”［（4）］。
作为《中国物品西传考》的姐妹篇，卜德于1948年又写了一部《中国思想西传考》（Chinese Ideas in the West），内中着重介绍了中国哲学、政治体制、经济理论、教育思想、科学发明乃至文学艺术对西方的影响。《中国物品西传考》以微观汉学研究成果为基础，而又超出了微观汉学研究的狭小天地，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视角，对于华夏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影响及历史意义做出了规律性的探讨。这种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有机结合代表了汉学研究的新方向。我们特别想指出的是从19世纪末叶以来，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弥漫着一种种族主义的偏见。漠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立性，无视和贬低中华民族对人类的历史贡献已成为一种趋势。20世纪40年代中国人民又正处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而美国政界中有一股绥靖势力一直在策划“东方慕尼黑”丑剧，阴谋牺牲中华民族的利益，对日本侵略者姑息养奸。在这样一种国际背景下，卜德写出了《中国物品西传考》这样一部歌颂中国人民的创造性、肯定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伟大贡献的著作是十分可贵的。我们还想指出一点，在上述时代的美国乃至欧洲的中国史研究中，中国社会“停滞”论成为主流，中国被当作与外界实行自我隔绝的突出例子。而卜德则大反其道，通过两千年来中国与欧洲从未间断的物质与文化的交往这一史实，指出：“中国从来就不是象人们所常认为的那样是个闭关自守的国家”［（5）］。这种观点不能不说是美国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个突破。针对当时泛滥于史坛的“欧洲中心论”史观，在追述华夏文明对西方的影响之后，卜德进一步指出：“我们今天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不是某一种族的某一单独文明或地球上某一特定地域的产物，而是来自许多地区和人民对人类文明所作的贡献”，这其中就包括中国［（6）］。考虑到二次大战前后，法西斯主义者往往同时是种族主义着的这一事实，卜德的上述观点是具有严肃的论战意义的。卜德的这部著作也是在教育美国人民一定要从种族优越感的陷井中拔身，否则世界不可能享有和平。所以卜德在这部著作的结尾部分，他委婉地正告那些怀有各种历史偏见的美国人：“只有诚实地承认世界各国越来越互相依赖，我们才能为未来在更加美好的社会中过和平生活作好准备。这常常需要我们改变对其他国家人民及其风俗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是长期遗留下来的，往往是不合理的”［（7）］。卜德这种带有批判性的史学观点实际上是和美国独立战争前后那种承认华夏文明的价值和尊重中国独立发展的权力的中国观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也兆示了发生在70年代美国中国史研究中的那场批判运动。
上面我们综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欧洲微观汉学研究的影响下，美国初步形成了一支科学的专业化的研究汉学的队伍。他们中的姣姣者多数以微观汉学研究为主。他们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他们有很高的汉语造诣并将一些中国经典著作译成英文，从而使相当一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绕过了语言障碍，直接接触到中国的经典文献，使这些学者可以通过中国史料来研究中国、认识中国。其次，这些学者总结了一套考证、整理和利用中国史料的有效方法，为后继的美国汉学家开通了登堂入室的捷径。其三，微观汉学研究所涉及到的课题往往带有一种跨学科性质。特别是涉及到中外关系史问题，这一特征更为突出。哪怕是研究一种物品的传播范围，也必须考证不同地区对该物品的称谓；还要廓清原产地的社会历史背景及经济条件；该物品得以传播的时代氛围；物品传播的路线和范围及其影响，即必须从事历史、地理、经济、文化、博物学、语源学、民族学和民俗学诸学科的综合研究，才能得出结论。微观汉学这种跨学科性质，为日后中国史研究中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树立了范例和积累了经验。其四，微观汉学研究虽然具有很高的学术和学科价值，而且这种研究本身对于研究人员具有无限的兴趣和魅力，但终究因研究课题过于狭窄，过于专门化，特别是漠视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这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所以在短期内很难看到社会功能价值。但微观汉学高度精确的研究成果又成为日后有关中国历史宏观研究的基石和支柱。到70年代以后，当微观汉学研究与宏观的中国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的时候，终于体现出合力的能量和效力。
（2）美国中国史研究中的“新生代”
进入20世纪，当欧美一些学者在书斋中静静地从事微观汉学研究的时候，另些史学家却想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上，来探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史。像英国学者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曾任中国海关税务司多年，著有《中朝制度考》（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1908）、《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1910—1918）等名著。马士以及和他一样致力于中西关系史研究的学者一般都是应用西方的资料，用西方人的观点来研究19世纪初期以来的中西冲突，而且一般又按照如下套路来从事写作：贸易体制——海关——冲突——战争——条约。这类史学又被称作“蓝皮书史学”或“通商口岸史学”。
美国的一些学者也循上述模式来研究中西方的冲突。像宓亨利（Harley Fransworth MacNair,1891—1947）1912年来华，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并为《密勒氏评论报》的特约编辑。1926年返美后从事教学和写作。他曾与马士合著《远东国际关系史》（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31）；此外他个人还著有《中国近代史选读》（Modern Chinese History Selecfed Readings,1923）和《华侨志》（The Chinese Abroad,Their Position and Protection,1924）。后者叙述了中国人移居美国的历史过程以及美国的排华运动，在当时影响颇大，30年代已有中文译本。
然而“蓝皮书史学”有其严重的局限性。即研究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这些学者缺乏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深刻认识，因此他们也不可能对中国与西方关系史中的本质问题作出科学的论断。所以他们的研究模式必然要被突破。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把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推上一个新阶梯的是以费正清为首的一批年轻学者。他们的成长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事实上，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美国不断膨胀的在华利益的需要，美国一些以垄断资本集团为背景的基金会，如纽约卡内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都曾赞助过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二次大战前，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已增至90余个。像始建于1919年的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便下设一常务机构以促进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建于1928年的哈佛燕京学社很快发展成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中心。我国著名学者洪煨莲（1893—1980）曾代表燕京大学参予哈佛燕京学社的筹创工作并在该社引得编纂处工作20余年，先后编纂经、史、子、集各种引得64种81册，为科学利用我国古典文献创造了条件。美国国会图书馆于1927年下设中国部，至30年代中期，中文藏书已达135，000册［（8）］。
然而美国东亚研究力量还是十分薄弱，各大学致力于这一领域研究的专业学者不到50人，这是与远东地区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十分不相称的。费正清在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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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战争爆发前6个月就郑重指出：“我们国家面对着亚洲的阴影，美国人将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制定对日本和中国的外交政策”［（9）］。因此加强对东亚，特别是对中国的研究，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一批为我们所熟知的中国问题专家如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1884—1968）、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1884—1975）、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费正清（John King Falrbank,1907—1991）、戴德华（George E. Taylor）、傅路特、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以及芮沃寿（Arthur Frederick Wright,1913—1976）等便登上了史坛。
上述年轻一代学者大多在30或40年代曾有来华或学习、或教书或工作的经历。在汉语的研究上他们都有很高的造诣，能直接利用中国当代文献和古代典籍从事研究工作。在华期间，他们一般在中国知识分子或在军政界中拥有自己的联系面，因此对中国社会，有更深的认识。这些学者无论在美国或是在中国期间，出于共同的抱负和理想，他们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相互支持和配合，而且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点，往往又有着相同或近似的见解，因此在美国的学术界他们往往被视作一个“集团”。我们认为他们可以称得上是美国中国史研究中的“新生代”。因为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上，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首先，他们承继了马士和宓亨利等前辈学者注意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史研究的传统并在这一领域写出许多优秀史著。像费正清1929年哈佛大学毕业后到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在那里与马士相识。费正清接受了马士关于研究中国海关早期发展史的建议，于1930年来华，在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研究中国史。1936年以《中国海关的起源》（The Origion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1850—1858）一文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1941年他与邓嗣禹合作，在《哈佛亚洲学报》上发表了《清朝的朝贡制度》（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一文，标志着他的学术生涯的新开端。1945年费正清又与邓嗣禹、孙任以都和房兆颖等人合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同年还出版了由他编辑的《中国对西方反应的研究指南》（Research Guide for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另一位致力于中国与西方关系史研究的名家是赖德烈，他侧重于基督教史的研究。西方国家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是中国与西方关系史中极为重要的部分。通过基督教在中国扩张史的研究既可看到西方国家对华策略的演变过程，也可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赖德烈的主要著作有《基督教在华传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1929）、《中国人：他们的历史和文化》（The Chinese: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1934）和《基督教扩张史》（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1937—1945）。后者共7卷，其中第6卷则集中论述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赖德烈的上述著作开拓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所以费正清称《基督教扩张史》为“不朽的著作”［（10）］。赖德烈在学术上的成就使他在美国史坛享有盛誉，1948年他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
其次，“新生代”的学者日趋重视中国历史、社会与现实的研究。
两次大战之间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自然会使历史学家要反问，他们研究工作应向什么领域倾斜。费正清认为传统的汉学研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他从两个方面对传统的中国学研究提出了挑战。首先，他对从事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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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汉学研究的学者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历史学家要利用语言而不要被语言所左右”［（11）］。这当然是暗指从事考据学的学者。另方面，他也不满意于马士等前辈脱离对中国历史特点的揭示，而仅根据西方的资料来研究中国与西方关系的传统方法。费正清尖锐地指出：“我们现在的近代远东教程注重于19和20世纪的外交史……，然而怎么能不讨论儒家的国家而妄谈中国的外交政策”［（12）］。所以他倡导要研究中国的制度和社会条件，而当代问题会从历史的研究中得到答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费正清和那些与他志同道合的学者共同奋斗，终于在1941年11月创办了《远东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旋即又成立了“远东协会”（Far Eastern Association）。
在这种新的史学思想的推动下，“新生代”在中国历史、社会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上都取得了初步成果。下面试举数例：
恒慕义为美国公理会教士，1915年来华后，曾长期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他主编的两卷集的《清代名人传略（1644—1912）》（Eminent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1943—1944）选录了有清一代800多位名人并就其生平和社会活动做了概述。恒慕义为完成该书的写作曾查阅1，100多卷正史和数百卷“笔记”，同时还利用了国外的有关档案资料。特别是在行文中间，一一注明史料的出处，因此，该书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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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部名人的传记辞典，而且为研究整个清代的历史洞开了大门。胡适在为该书写的前言中认为《清代名人传略》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著作，不但外国人在此之前从未写出过类似的著述，即使中国的史家也没有完成可以与恒慕义这部传略相比的作品。由于该书内容广泛，所以无论从事清代政治史、文化史和知识阶层研究的，抑或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者，都能从这部传略中获益。所以胡适认为这是一部在任何地方也不会再找到的最详尽、最优秀的有关清代历史的著作［（13）］。费正清也把《清代名人传略》当作研究清代历史的主要参考书，并认为该书“是我们研究现代中国早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4）］。
傅路特于1943年完成《中华民族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一书的写作。傅路特认为中华民族是个富有智慧的民族，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方法，但在天文、历法、数学、医药、工程、建筑、舆地诸方面都有杰出成就。此外，中国人在管理、调控社会生活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连美国副总统华莱士都表示从王安石和王莽的改革中可以有所借鉴，像“常平仓”体制更给美国当代经济学家以启发。所以傅路特认为向美国人民全面介绍中国历史是完全必要的［（15）］。此外，在西方国家的著述中，《中华民族简史》率先报导了安阳考古发掘中的重大发现，从而使西方人对华夏文明的灿烂成就有了新的认识。由于该书至今仍有其学术价值，所以于1951、1959曾多次再版。
韦慕庭在中国社会研究方面是位先驱者，他1932年来华，学习汉语。后著有《中国的乡村政府》（Village Government in China,1934）和《前汉时代中国的奴隶制》（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1943），按费正清的评价，后者“对汉代社会作了一个杰出的分析”［（16）］。
顾立雅1930年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来华进修。他更侧重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著有《中国的诞生》（The Birth of China,1936）、《为华北而斗争》（The Struggle for North China,1940）和《变化中的中国》（Changing China,1942）等书。
在民族和边疆问题的研究方面拉铁摩尔最负盛名。他早年致力东方学研究。1922年曾到新疆考察，著《通向土耳其斯坦的荒漠之路》（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1929），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目，并于同年获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奖金，赴东北进行学术考察。1931年他的《满洲——冲突的发源地》（Manchuria:Cradle of Conflict）一书出版，使他成为举世公认的研究中国边疆问题的专家。1932年以后，他出任太平洋学会（The Instituteof Pacific Relations）会刊《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的主编。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由于费正清这一代人的努力，在中国问题的研究方面，特别在中国历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费正清是“新生代”的核心，有鉴于他在推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的树建，韦慕庭称他为“美国中国学的教父”［（17）］。
然而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到：其一，30年代或40年代还只是“新生代”的成长期，直到50年代或60年代才进入成熟时期，他们不断推出史学新著，在美国史坛上，如日中升，成为主流学派。其二，“新生代”在中国与西方关系史的研究中，由于更贴近中国历史与社会，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与“蓝皮书史学”的代表作相比较，已经有所超越，这是他们成功的方面。但“新生代”的史学家又有他们自身的历史局限性。首先，如前所述，他们在华期间与部分中国人建立了联系，甚至发展为友谊关系。但这部分中国人大多与这些美国学者一样是些在智能方面有着高度发展的知识分子，而且几乎都接受过西方教育。由于“新生代”接触的社会面过于狭小，因此，使他们不能以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问题；其次，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尤其是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研究中国历史仍在起步阶段，对中国历史重大问题尚未能做出全面的、科学的回答，因此尚未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造成较大的影响。所以美国年轻一代中国史学者的中国观仍以“西方中心论”为基本出发点，特别是卫三畏的史学思想对他们影响至深。即，在承认中国古代文明的价值的同时，判定到近代，中国已处于“停滞”状态，唯有仿照西方的社会模式、采取渐进的方式，中国才能再生。所以他们认为19世纪初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基本上是对西方冲击做出回应的历程。由于上述两点局限性，使“新生代”的中国史研究带有一种明显的过渡性质，即当他们以批判的精神刚刚超越自己的前辈学者之时，他们这一代又开始被他们的后继者所批判。费正清这一代学者没能赋予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以现代的形态。
（3）旅美华人学者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成就
欧文·拉铁摩尔任《太平洋事务》主编后，他非常希望有位熟悉亚太地区问题的专家参加《太平洋事务》的编辑工作。于是他向他的中国友人，著名学者陈翰笙发出邀请，这样，从1936—1939年，陈翰笙作为《太平洋事务》的编辑，在纽约的太平洋学会国际秘书处工作了三年。
《太平洋事务》在30年代，在国际上是个颇有影响的学术刊物。陈翰笙作为该刊的编辑，他巧妙地使它成为展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实际情况的一个窗口。陈翰笙与斯诺是挚友，由此1938年6月《太平洋事务》发表了斯诺《西行漫记》的片断。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当时世界人民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抗战情况尚不十分了解。所以斯诺的文章在亚太地区引起很大反响。此外，作为《太平洋事务》的撰稿人，陈翰笙在该刊先后发表了《中国“模范省”的乐土》（1936年）、《中国内蒙政策评述》（1936年）、《征服与人口》（1937年）以及《中国的南海与福建、广东社会状况》（1939年）等多篇文章。这些作品加深了太平洋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国情的了解。也是在上述历史时期，陈翰笙用英文写作的《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Industrial Capital and Chinese Peasants）一书在太平洋学会赞助下在美国出版。
近代外国资本向中国的渗透究竟对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起到什么作用，这是个长期有争论的问题。《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一书根据著者与王寅生、张锡昌和黄国高等人1934年—1935年间对所有美种烟草产区的3个省127个村以及产烟区6个典型村429户的调查资料，雄辩地指出，作为国际托拉斯典型的英美烟草公司对我国农村的渗透和剥削，造成了中国人民的灾难。对于外国资本的入侵所造成的后果，陈翰笙也做出了科学的回答：“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原料作物的发展，一般总是导致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对于中等农民和贫困农民来说，尤其是这样。”至于什么是中国的前途和希望，陈翰笙明确表示：“只有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国，工业化才能够带来它所期望的社会福利，使占人类近四分之一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18）］。
《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一书是用社会学观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典范。事实上，陈翰笙通过该书把我国30年代社会史的大论战扩大到国际史坛上，使外国学者听到了中国史学家的声音。该书1939年一经发表，便立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41年该书由殿生文男和小田博分别由英文译成日文出版。
另一位在美国参加太平洋学会国际秘书处活动的中国学者便是冀朝鼎。他用英文写作并发表于1936年的名著《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ablic Works for Water Control）一书开创了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先河。冀朝鼎以翔实的史实论证了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特点和差异以及它们形成的原因，由此总结出导致各经济区域中心地位转移的“铁的法则”，即政治权力和区域经济之间的紧密关系：中国随经济区域的变动而出现分裂与混乱，直到新的经济区域的崛起，国家才又恢复统一［（19）］。
冀朝鼎的这部著作同样应视作30年代我国社会史论战的一部分。它雄辩地向世界表明，中国绝不是一个停滞的社会，恰恰相反，中国社会内部充满着矛盾运动，而且按着自己特定的运动规律发展着。在该书中他也阐明了他的史学思想。最富有启发性的有两点：一是，他认为对当代的中国根本性问题必须进行历史性的探索才能对其有更深刻的认识。二是，他主张在历史研究中，应当去发现那些左右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20）］。
很多外国学者在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曾得益于冀朝鼎的这部著作。李约瑟高度评价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并认为该书“可能是迄今为止任何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21）］。美国著名学者史坚雅（George William Skinner）有关中国宏观区域系统的研究不难看到冀朝鼎的影响。至于另一位美国学者珀金斯（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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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ht H.Perkins），在其《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一书中，他称冀朝鼎的研究是种“拓荒工作”，“如实反映了当时水利建设水平的真正趋势”［（22）］。终究冀朝鼎是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下完成他的研究工作的，因此，在统计资料的收集与运用上，尚有不足之处。珀金斯则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冀朝鼎在30年代研究的课题在70年代的美国仍为人所关注。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的王毓铨30年代也曾在太平洋学会国际秘书处工作，并且也是《太平洋事务》的撰稿人。他在该刊先后用英文发表了《中国历史上地租的增长与王朝的衰亡》和《中国社会科学之发展》等多篇论文。前者至今仍常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西方学者所引用。近年台湾学者又将其译成中文发表。
太平洋学会还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下，推行了一项“中国历史计划”，即将中国正史中有关政治与社会经济的纪事文字摘录、集中后，再译成英文加以注释出版。当时参加这一计划的，有我国学者冯家升，他承担了辽金史的翻译工作。其最终成果就是冯家升与魏特夫合写的《中国社会史：辽代》（K.A.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1949）。王毓铨也应邀参加了“中国历史计划”，负责翻译、注释秦汉史部分。此外，王毓铨还利用美国古钱博物馆的丰富馆藏，用英文写出《中国早期货币》（Early Chinese Coinage）一书。李约瑟曾指出，金属币常常被用来说明“激起传播”这个主题。依照传统的说法，铸币源于公元前7世纪利底亚并迅速东传，渐至希腊城邦和波斯文化区。但是从王毓铨所写的这一著作中可以看到，中国最早的钱币几乎可追溯到商，公元前9世纪中国已有刀币，前8世纪又铸有铲币。即王毓铨的这部著作贡献之一就是通过中国货币早期发展的历史证明了中国铸币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他的这一观点受到李约瑟的重视［（23）］。
除“中国历史计划”外，太平洋学会还组织了有关中国近代工业史的研究工作。王毓铨参加了这一工作，重点收集有关张謇兴办实业的资料。后，由北京大学陈振汉接续这一课题的研究。
综上所述，可见太平洋学会在推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据统计，在50年代以前，美国出版的有关亚洲的书籍中有一半是由太平洋学会出版或得到它的赞助的［（24）］。特别是在太平洋学会国际秘书处工作的我国学者，虽然他们人数很少，但却释放出相当大的能量。当两次大战期间，右倾保守主义的“新康德主义”弥漫于美国史坛之际，我国旅美学者的优秀史著不但把我国学者对中国史的研究方法和观点介绍到美国，从而为我国史学界赢得了荣誉，同时也为那一时代的美国史坛增添了光彩，而且直至今日他们的著作仍为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所重视。他们事实上是当今活跃在美国史坛上的那些寓美华裔学者当之无愧的先驱。
（1）该文载《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第364—373页。
（2）（21）（23）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二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538、539页、第240页、第561页。
（3）该文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3期，第231—238页。
（4）（5）（6）（7）详见《中外关系史译丛》第1期，第231—238页、第210页、第233页、第233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主编：《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4页。
（9）（11）（12）（17）转引自保罗·Ｍ．埃文斯：《费正清和美国人对近代中国的理解》（Paul M.Evans.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1988），第65页、第62页、第60—61页、第46页。
（10）（14）（16）费正清著，孙瑞芹、陈泽宪译：《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334页、第333页、第329页。
（13）韦慕庭：《清代后人传略（1644—1912）》第Ⅴ页。
（15）傅路特：《中华民族简史》第Ⅹ页。
（18）陈翰笙著、陈绛译：《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Ⅳ页。
（19）（20）详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22）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51页。
（24）《美国中国学手册》第14页。
（转自智识学术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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