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太平洋国际学会与1929至1937年间的中国农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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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太平洋国际学会与1929至1937年间的中国农村问题

太平洋国际学会与1929至1937年间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
——以金陵大学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为中心
1929至1936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在卜凯（J. L. Buck）主持下进行了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这是当时官方之外所组织的最大规模的农村调查之一。作为调查的成果，《中国土地利用》一书自其问世，即备受学界关注。虽然对于卜凯的调查及分析方式，其取得的数据的准确性，及得出的结论等，学界一直存在各种评价，但无可否认其在中国农村问题实地调查领域中的地位，其调查所得至今仍对研究者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卜凯主持的中国农业经济调查，以往学界多有探讨，近来亦有专门的研究论文出现。[1]本文则试着从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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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关注这一调查研究，探讨其缘起、进行、结果，特别是它与其最主要的赞助者——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关系，并由此窥探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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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中期至1930年代中期该学会对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经济学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赞助。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初步繁荣的阶段[2]。几乎与此同时，一个研究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等问题的区域性非官方国际组织——太平洋国际学会，也开始关注中国经济研究，并在中国赞助、推动了数项规模较大、较有影响的研究项目。其中包括：何廉、方显廷主持的南开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1931年发展为经济学院）有关天津工业化问题的研究[3]；刘大钧主持的上海工业化问题研究；卜凯主持的金陵大学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上述调查研究都形成了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在农村经济研究领域，1925至1935年间，中国出现了一股农村调查的热潮。[4]太平洋学会也涉足这一研究领域，赞助了卜凯、陈翰笙等人一系列研究活动。这些研究中，以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耗资也最多。
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之缘起
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之所以在1920年代末出现，最深层的原因在于当时中国农村日渐破产，农村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整个农村经济之破产，实为今日中国之致命伤，地利未尽，人谋不减，农业衰退，伏根已深，国人侈言农业者，类多昧于农业之现状，欲术其病，须明病源，土地为一切农业之母，故土地利用之研究，实为当务之急。”[5]而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样一项研究在此时期出现，也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促成的：
1．192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农村调查与统计之缺乏
在中国，采用现代研究方法对农村经济与社会问题进行实地调查，是从19世纪末开始，而于1925至1935年间形成一股热潮。最初的农村调查是由在华外国传教士及大学教师进行的。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 H. Smith）根据观察撰写了《中国农村生活》和《中国人德行》。[6]“这两本书所记载的，当然有许多主观的见解，谈不到调查，但调查的发端，实由此开始。”[7]20世纪10年代末至20年代早期，一些在华任教的外国学者如：狄特莫（C. G. Dittmer）、葛学溥（D. H. Kulp）、马伦(C. B. Malone)和戴乐仁（J. B. Taylor）等，开始带领学生在乡村展开调查。就中国学者而言，“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以后，中国学者调查农村的报告才次第出现。如张镜予的《社会调查——沈家行实况》，陈达的《社会调查的尝试》，李景汉的《京兆农村的状况》，及乔启明的《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之比较》等作，都在民国十三、四年间发表。”[8]此外，1926—1927年，李景汉带领燕京大学学生在北京郊区开展调查并于1929年出版了《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6年，他在定县开始了历时七年的社会概况调查。[9]在政府的农业统计方面，北京政府时期最主要的举措是1914至1924年间农商部九度编制农商统计表，其中前几次是根据实地调查，后几次为估计数字，[10]陈翰笙评价说，“其简陋虚妄之点不胜枚举”[11]。南京政府成立后，农业统计主要由立法院统计处及其后身主计处统计局负责。总体而言，直到1920年代中期前后，农村调查活动方虽已开端，但其数量、范围及影响都很有限，其成果殊难称得上丰富，农业统计更为空缺，有关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基本资料仍相当缺乏。1924年，罗马万国农会（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决定于1931年举行世界农业清查，向各国政府发出公函，邀请其参加。1927年，该组织曾派专家到中国接洽，适值北伐战事正酣，该专家仅及沪上而返。[12]
2．金陵大学农林科农业经济系之初步发展[13]
金陵大学农林科是中国最早的高等农业教育机构之一，1914年由裴义理（Joseph Bailie）创办。在历任科长裴义理、芮思娄（J. H. Reisner）、过探先的主持下，获得了初步的发展，奠定了教学、研究、推广三重事业并重的格局。[14]农林科农业经济系成立于1921年，初仅有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的卜凯一人任教，后又有金大自身培养的徐澄、孙文郁、乔启明等人加入。该系注重调查工作，1921年，卜凯制订农村调查表数种，开始在南京农村试行调查。[15]1921至1924年，他组织该系教师和高年级学生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对7省17县的2866户农家进行调查。调查以农场管理为主要内容，还包括土地利用、人口、食物消费等社会、经济信息。它是民国成立后“历时最久，调查地域最广，调查项目最详，和比较上最富于科学性的农村调查”。[16]鉴于农业统计的缺失，金大农林科对即将举行的世界农业清查十分关注，孙文郁翻译了万国农会所作《农业统计之效用》，过探先为译文作的注语呼吁道：“此事之办理得当与否，关系于国际名誉极大。切望政府注意及此。”
1920年代中后期，随着民族意识觉醒以及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发展，尤其受北伐运动的影响，作为教会学校的金陵大学也面临变革。1927年春，在南京事件期间，金陵大学受到很大影响，外籍教师纷纷逃离南京。在留守的中国教职员工的组织下，学校管理层进行了改组，陈裕光被推举为校长；又根据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规定，向其申请立案，并于1928年9月获得批准，成为最先立案的教会大学。[17]
3．太平洋国际学会对中国农村问题之关注
20世纪初太平洋周边国家面临的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以及由此导致的移民和限制移民问题，特别是美国1924年移民法案对日美关系造成的影响，是太平洋国际学会成立的背景之一。该组织成立于1925年，首批会员国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夏威夷、日本、朝鲜、新西兰、菲律宾。其第一届会议以移民问题为关注焦点之一。会后，为使对问题的讨论更深入，学会加强了调查研究工作。1926年底，任命新西兰学者康德利夫（J. B. Condliffe）为中央秘书处研究干事；次年春，成立了国际研究委员会，首任负责人为美国学者萧特韦尔（J. T. Shotwell），成员包括各国分会研究委员会主席。
对移民问题讨论的深入不可避免地涉及人口、食物供给、土地利用、生活水平等问题，移民、食物、人口都成为1927年学会第二届会议的议题。会上，有关中国农业，美国农业部经济分析专家贝克（O. E. Baker）提交了论文《中国土地利用》。[18]贝克为编制世界农业地图而关注中国农业。他主要利用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相关统计，提出中国已开垦土地面积仅占可耕种土地的26%，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力低下，改良农业的办法是采用新式机械。对于中国是否可以通过增加农业生产以抵消人口增长的影响，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贝克持悲观看法，他提出的建议是中国应尽力发展工业。会议讨论中，学会发现，相关数据和基本材料的缺乏仍是一个问题。在土地利用方面，除美国外，各会员国的统计数据都很缺乏，而就中国而言，有关农业、人口等问题的确切数据更是空缺。贝克提议对中国土地利用状况进行调查。此后，有一两名留美中国学生也曾就此问题草拟研究计划。[19]
4．康德利夫的首次中国之行
康德利夫原是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在担任学会研究干事期间，他与萧特韦尔等一道确立了学会的研究政策和方向。或许与其经济学背景有关，康德利夫注重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他认为，在太平洋地区国际政治纷争的表层之下，潜藏着引发这些争端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而这些问题缺乏相应的研究。在康德利夫、萧特韦尔等的推动下，学会逐步确定在两条路径上发展研究工作：其一是以当下的政治、外交关系等问题为对象的研究，此类研究与双年会的议题的关系更密切，需要在两届会议之间完成；其二是对更基础的社会、经济等问题的研究，或谓“长期”的研究，其时限往往超过两年。第二届会议后，康德利夫受命拟制学会的第一套研究计划。在他看来，学会有限的经费不允许发展自己的研究机构，而应与各国对相关问题有一定研究基础的研究机构及学者进行合作。于是，1927年冬，康德利夫赴日本和中国访问，以了解当地学界情况，发掘可能的研究项目。在日本，他与日本分会拟定的第一项研究计划是由东京大学教授那须皓承担的日本土地利用研究。
1927年底至1928年春，康德利夫由中国分会执行干事陈立廷等陪同在中国各地访问，与中国学界、在华外国学者和其他各界进行接洽。他此次发掘可能的研究合作项目之行，在中国学界引起了很好的呼应。而由于他认为中国仍缺乏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加之其个人的经济学背景，他很推重基础性工作和实证研究。令他称赞有加的学术群体是张伯苓领导下的南开大学，特别是以何廉为首的年轻的经济学者，以及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及中国经济学社的负责人刘大钧。学会后来与这两个经济研究群体进行了多项研究合作。
在上海，康德利夫遇到了卜凯和芮思娄，他对卜凯所展示的金大农业经济系农场管理调查搜集的材料很感兴趣。随后，他与陈立廷赴金陵大学访问。金大农业经济系抛开教科书，注重实践，把教学、研究和推广结合在一起的工作方法令他十分欣赏。他认为农场管理调查这种收集农业基本资料的工作很有价值，而其所涉及的土地利用、人口、农产消费、生活水平等问题，也是太平洋学会历届会议所关注的问题。因此，他决定帮助出版相关研究结果，并就在他看来有必要进行的最基础的研究——中国土地利用问题与该系进行合作，并嘱其草拟研究计划。在他访问之时，金陵大学尚未从南京事件的影响中恢复，校长陈裕光率中国教职员工维持校务。在康德利夫与陈裕光的一次会晤中，后者提出，金陵大学本身就是国际合作的象征，又将其比作黑暗围裹中的烛光，若要继续照亮下去，需要一些帮助，这番话坚定了康德利夫与之合作的决心。[20]
促使双方就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达成合作的另一个因素是将于1931年举行的世界农业清查。卜凯、康德利夫等人对此次清查十分关注，希望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能够对其起到一定的辅助、补充作用，他们认为，即便中国将缺席此次清查，但通过土地利用调查，仍可收集基本材料，为中国农业资源状况提供建立在抽样调查基础上的可靠估计。[21]
在康德利夫访华期间，中国分会在组织上也进行了扩充，其中一项举措是为加强研究工作而设立特别研究委员会，刘大钧任主席。1928年2月，陈裕光向中国分会提交了“中国土地利用和人口调查”研究计划，在陈立廷、刘大钧等人的支持下，该计划旋即获得通过，并与分会拟定的其他研究项目一起，提交学会国际研究委员会。
太平洋学会本身并无直接、固定的经费来源，其研究经费主要靠美国分会在当地筹募。洛克菲勒基金会是该组织历史上重要的赞助者之一。1928年，学会制定的包括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在内的第一项研究计划经由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向劳拉·斯皮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会推荐。[22]然而此时，贝克却对此调查提出了异议。他致信学会相关人士，对调查能否取得可靠材料表示担忧。他提到自己曾就这种疑虑与何廉和晏阳初交换看法，何廉提及参加一次调查的亲身经历，调查人员虽持有军政当局的介绍信，但仍不能取得农民信任，以致所得数据无法使用；而晏阳初认为，目下最理想的方式是由纯粹的中国机构主持调查，且渐进地进行，并表示平教会愿意提供帮助。[23]贝克的意见主要针对调查的主持机构，他对调查人员能否获得被调查农民及村中耆老的信任，以取得可靠的调查数据表示担忧，因而建议由平教会那样的纯粹的中国机构主持调查。另外，他认为卜凯提出的研究计划扩展得过快：一方面，调查人员的人数迅速增加，能否确保使其受到必要的训练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他对卜凯采取广泛抽样调查方法，举行一个范围空前广大的调查的可行性也存有疑虑，他更倾向于做一个小范围的深入调查。贝克的意见在学会内部及金陵大学激起了波澜。数月间，各方书信往还，展开讨论。当时已回国的芮思娄也在美国进行接洽游说。贝克更换调查组织者的意见使晏阳初牵扯其中，贝克后来为晏氏做了澄清。但此事涉及的另一个敏感问题是金陵大学的身份。尽管随着收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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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权运动，金陵大学逐步进行了本土化变革，其管理权也转入华人手中，但它仍是一个与外国差会有关联的教会大学，因而在一些人眼中并非纯粹的中国机构。而以西人作为中国土地利用调查的主持者，尤其容易与民族情感牵扯到一起。针对这种质疑，过探先反驳说，金陵大学已在国民政府立案，且处于华人管理之下，在中国人眼中就是一个中国机构。[24]陈立廷亦表示，金陵大学是中国机构，无论从机构的稳定性，还是从实践经验的角度看，它都是中国从事此项调查的最合适的机构，在此问题上，不能意气用事。[25]后来，贝克的主张也有所变化，承认卜凯是承担此调查的最佳人选，但强调与其他中国机构合作。尽管如此，事实上，在后来调查进行的过程中，对于由外国人主持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中国国内一直有异议存在。
在这场论争中，康德利夫坚定地站在卜凯一边，并设法在贝克、金陵大学、学会领导层之间进行疏解。正是由于他的坚持，以及学会领导层中多数人的赞同，1929年，在学会第三届会议上，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与中国分会的其他研究计划一道获得了通过。
二、调查进行中的几个问题
1929年夏，卜凯为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及美国的相关研究机构、专家商讨完善研究计划，并联系可能的经济、技术、人力支持而返美半年。在其回国前夕，土地利用调查已开始着手进行，当年夏，金大农业经济系的19名毕业生赴四川调查。经过一年的试验，“曾将调查方法及调查表式详加修改”，至1930年夏，调查始大举铺开。[26]
1．调查之目的、内容、方法
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之目的有三：“第一，训练学生谙习土地利用调查之法；第二，搜集中国农业知识，俾为改良农业之借鉴，及决定全国农业政策之根据；第三，俾世界各国关怀中国福利之人士，得知中国土地利用、食粮，及人口之概况。”[27]
该调查每年由太平洋国际学会赞助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美金1万元。除土地利用，还附带两项调查：人口调查和食物消费调查，“诚以土地、人口、粮食在在有密切的连带关系，一并列入进行，以收事半功倍之效。”[28]食物消费调查由孙文郁负责。它本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另一个研究项目、由美国斯坦佛大学的阿尔斯伯格（Carl L. Alsberg）承担的“东亚农产品消费趋势”研究的一部分。阿氏需要一名中国学者协助调查中国情况，金陵大学推荐了孙文郁，并建议把两项研究结合起来, 以取得更经济之收效。[29]人口调查由乔启明负责，卜凯回国期间，从美国的密尔班克纪念基金会（Milbank Memorial Foundation）和斯克里波司人口问题研究基金会（Scripps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 Population Problems）获得了经济资助及技术、人员协助。
土地利用调查沿用了农家经济调查所采取的抽样调查法。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缘中国版图辽阔，若按县而调查，决非两三年内所可竣事，亦非少数之经费所能举办，更以农业情形不限于政治区域而有所异同”[30]。调查地点的选择以能代表中国各主要农艺方式为原则。与农家经济调查相比，土地利用调查在抽样的数量及代表性方面更为注意，卜凯所采取的方法是，“各地农艺方式区域，选定一村，（或邻近数小村）以为代表，并以田场调查表格，详细调查田场一○○家。此外，又就本村或邻村取农家二五○家以上，以进行人口调查。凡举行调查之地区，大都就中选农家二十家，举行食物消费调查。每地区之进行田场调查者，填地区调查表一份，每县之进行田场调查者，亦各填县调查表一份。农业概况调查表所列之问题，针对性质多少相同之一农业地域，其面积恒与一县相同，惟时或大小不一。”但他也承认，在实际调查中，每地至少抽样一百家田场的标准并未完全落实，“以经费限制，致有数区所调查之地区不多”。[31]除填造前述田场、人口、食物消费、地区、县、农业概况调查表外，调查人员的工作还包括填具田场调查杂表，采集土壤、作物标本等。
调查人员分为自然区调查员（调查主任）和地方调查员两类。自然区调查员由金大学农业经济系教师、金大农学院及其他大学农业专业毕业生担任，并于调查前接受过特别训练。自然区调查员负责填写县调查表和地区调查表，还负有挑选、训练地方调查员的任务。卜凯认为，“在中国举行调查工作，欲谋准确，个人接洽，殊为重要”，[32]因此，“地方调查员，类皆以聘用本村或本县人士为原则，因其熟悉地方情形，且无语言之隔阂、来历之怀疑，结果所得之资料，在准确程度上，较为有把握也”[33]。地方调查员的选择标准还包括，受过一定教育，具有普通农学知识。其工作是填造农家、田场、人口等调查表。该系还有许多统计人员。1932年，该项目约有地区调查员16人、统计人员及助理员47人。统计人员及助理员均为中学毕业，经考试录取。“有时调查工作紧张，即抽调统计工作人员出外担任”。[34]
2．调查之延期
自1930年夏，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在多个省同时铺开，加之调查主持者认为，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最好能多调查几处，始足以代表全国”[35]，“调查范围除事实上现在难以进行调查工作之数省区外，务祈包括整个中国，作一种比较的调查”，[36]不久，他们即感到人力、经费的不足。金陵大学农学院也向调查所涉及各省政府、大学、农事研究机构寻求行政、经济，及人才之襄助。对于其行政协助请求，各省政府多给予便利，向调查员颁发护照，饬令各县予以保护和协助；但在经济方面，仅有个别省份与金陵大学达成调查合作，并给予经济赞助。在土地利用调查的大范围铺开后，由于人力、经费有限，加之1931年后，农业经济系受国民政府委托，进行1931年长江流域水灾情况调查及一二八事变农村损失调查，从而影响了土地利用调查的进度。[37]
截至1931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调查范围已涉及辽宁、山西、陕西等15省，获得县调查表74份，地区调查表64份，农家调查表7013份，人口调查表31996份，食物调查表938份等。[38]但此进度仍远落后于预期。根据原计划，该调查应于三年内完成，且至1931年冬，太平洋国际学会举行第四届会议时，应提交一份初步报告。
在此时期，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研究政策也正经历一些变动。一方面，受美国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上原本不宽裕的学会在1930至1933年间经历了一次财政危机，于研究资金方面失掉了很多源头，不得不更加依赖洛克菲勒基金会。[39]另一方面，学会内部围绕研究工作的意见分歧日渐突出。一些会员，尤其是学术界之外的人，更看重学会的会议讨论、交流的功能，而轻视研究工作；而对于研究题目，随着亚太地区国际形势之发展，尤其是中日两国矛盾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当下国际政治纷争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后一种意见自学会的第三届会议时即已出现，到第四届会议前夕更为突出，以致康德利夫不得不一再强调人口、农业等基础性研究之必要，并呼吁对此种一时无法见其成效的长期研究要有耐心。[40]就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而言，1931年在中国举行的会议上，很可能因其资金投入大而进展缓慢，且未能向会议提交初步报告，故而国际研究委员会内部就其资助问题发生了分歧。在当时中国分会研究委员会负责人何廉的力争下，[41]该项目最终获允展期两年，每年仍得资助1万美元。但这届会议后，学会的研究政策仍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强调研究项目应于两年内完成，且注重发展可在各会员国同时展开的并行研究。[42]就土地利用问题而言，学会在中国、日本展开相关调查后，又分别在朝鲜、新西兰、菲律宾等地进行调查，这些项目在1933年第五届会议上发展为一项“土地利用并行研究”计划。在这届会议上，中国土地利用调查项目再次获准延期2年，但所得拨款金额已较以往大为减少，其中，1934年的拨款为5000美元；1935年的拨款为2500美元，为出版研究成果之用。[43]1933年，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资料收集部分的工作完成。
3．经费及技术支持
卜凯曾向戴乐仁抱怨：“在中国，农业研究的资金和人员都很有限，无论可能得到多少钱，都比不上美国任意一所比较好的农业大学的预算。获得与其同等质量的人手则更为困难。”[44]经费和专业人才的缺乏一直是困扰卜凯等人的问题。
金大农业经济系最初向太平洋国际学会提出的经费申请为69000美元，而洛氏基金会批准的金额为3万美元。不过，如前所述，此调查因两度延期又得到四年的赞助。学会对该系的直接资助总计57500美元。此外，《中国农家经济》作为调查的先期成果，得到学会的出版资助2200美元；食物消费调查也是由学会资助的；学会还补贴了一些前往金陵大学的外国专家的花费。不过另一个问题是，由洛氏基金会提供的拨款是有条件的一元对一元的拨款，即要求接受资助者必须同时从其他途径筹得不少于该基金会资助数额的资金。[45]1933年后，这一条件又变为，受资助者由其他途径筹得的资助金额应不低于基金会拨款金额的1.5倍。[46]在此情况下，卜凯等人不得不在太平洋学会、洛氏基金会之外开辟资金来源。除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固有的研究经费之外，卜凯1929至1930年回国期间，与美国各大学、研究机构、基金会进行联络。如前所述，就人口调查部分，他从两个美国基金会获得了赞助。
土地利用调查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涉及范围亦很广泛，因此专业人才——尤其是能够在地理、土壤、人口、生活水平、统计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及训练调查人员的专家——的缺乏也是卜凯等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由于该调查是中国分会的项目，且曾因主持者的身份受到质疑，因而学会最初也有意多利用中国本土的人力资源。[47]但芮思娄提出，中国缺乏相应的专业人才，该调查不可能仅靠卜凯个人或在一个外国统计学家的协助下完成，主张在美国找到更多人手。[48]康德利夫对此表示同意。受多种因素限制，从国外延请急需的专业人才并非易事。太平洋国学会在物色、联系合适的人选方面起了一定的协助作用。
土地利用调查亦是国际合作的结果。调查进行期间，金陵大学获得了来自中国、美国、菲律宾、英国的近二十家机构的专业协作和技术支持，陆续有一批外国学者赴该校指导研究及讲学。以土壤调查部分为例，1930年，金陵大学与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委托和资助的中央地质调查所达成了合作，并先后请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萧查理（C. F. Shaw）、菲律宾农业大学的盆德尔吞（R. L. Pendleton）、美国土壤局的梭颇（James Thorp）等土壤专家来华指导。[49]
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托尼（R. H. Tawney）应康德利夫之邀到中国研究。[50]托尼在与学会有研究合作的南开大学，主要利用何廉、方显廷等人收集的书籍、资料，写成了《中国农业与工业备忘录》[51]，提交太平洋学会第四届大会，随后，略作扩充，以《中国的土地与劳动力》之名出版。[52]此书对中国的农业、工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做了全面、宏观的论述，在其后数十年间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典之作。何廉评价说：“汤尼在1931年的研究，为中国经济研究开辟了新天地，这可能是外国学者对中国这一领域的最大贡献。上述前人的研究都是涉及经济的某些专门方面，或是原封不动地收集经济事实与新闻，而汤尼的著作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对中国经济全面研究的书。他作为一位研究中世纪经济史学家，特别适于做这项研究并能看到中国问题的深度。”[53]在农业部分，托尼从农业政策，交通运输，科学与教育，农业信贷，市场、供销合作，租佃制度，灾荒，人口与移民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农村发展之可能。该书对金陵大学的卜凯、孙文郁、乔启明、徐澄等人的研究有所参考，托尼也曾两度前往金大农学院举行讲座并指导土地利用调查。
4．《中国土地利用》的出版及学界对卜凯调查的评价[54]
1930年，在太平洋学会的赞助下，《中国农家经济》的英文版分别在上海和美国出版，6年后，其中译本在上海出版。1937年，在太平洋国际学会、全国经济委员会、中央银行的赞助下，《中国土地利用》的英文版在分别上海、美国出版，1941年，其中文译本在成都出版。《中国土地利用》全书共三册，分别为论文集、地图集和统计资料。作者将所调查的22省168地区的16786个田场及38256户农家划分为两大农业地带（小麦地带与水稻地带）及八个农区（冬麦区、冬麦小米区、冬麦高粱区、扬子水稻小麦区、水稻茶区、四川水稻区、水稻两获区、西南水稻区），探讨了地势、气候、土壤、耕地面积、土地利用、家畜、土地肥力、农场大小、农场劳作、物价、赋税、运输、农产品贸易、人口、食物营养、农家生活水平等问题，内容涉及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出版不久，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以其“内容充实，调查精细”，特颁发奖状以资奖励。[55]
但对于卜凯主持的中国农业经济调查，中外学界的评价长期以来存在很大差异。《中国农家经济》英文版问世不久，即受到以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家的批评。陈翰笙认为其“所用表格大都不适于当地情形”，“不但对于各种复杂之田权及租佃制度未能详细剖析，甚至对于研究农村经济所绝不容忽视之雇佣制度，农业价格，副业收入，借贷制度等等，亦都非常忽略”。[56]钱俊瑞虽承认卜凯的研究在调查的技术和方法方面有所贡献，但也提出，其“所得结论往往与中国国民经济自身的要求大相凿枘”。他认为，卜凯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现实了解贫弱，其研究局限于农场收支问题及与之相关各因素的技术功能，而未找到农业经济的中心问题——生产关系。作者虽看到了一些表面现象，但未能把握其实质。尤其是在租佃制度和雇佣劳动问题上，更体现出以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来套中国的现实的倾向。钱俊瑞还就卜凯的研究方法做了具体的讨论。他认为，就抽样方法看，该调查系由金大学生及聘来的助手在本乡进行，因而调查地点的选择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调查农户的选择也偏向经济水平较高的家庭，加之在一些地方抽样过少，从而导致书中所反映的农村状况不如实际之惨苦；在统计方法上，作者处理平均数问题上失之妥当；调查数据的收集时间前后相距多年，也影响了可比性；钱俊瑞还提出，卜凯将农民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进行分析“用非得当”，应采用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的分类方法。[57]陈翰笙、钱俊瑞等人对卜凯中国农家经济调查的批评，体现了双方在理论体系、研究的出发点、分析方法及对于中国农村问题解决之道的认识等方面的不同。陈翰笙等人着眼于农村革命，认为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在于土地分配问题，注重地权、社会关系、租佃问题；卜凯则从农场企业经营的角度出发，认为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进步，注重技术因素、人地关系。有学者中将卜凯、陈翰笙等各自所代表的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理路，归纳为“技术学派”和“分配学派”。[58]陈翰笙、钱俊瑞等人对中国农家经济调查的批评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于卜凯研究的评价。对于其土地利用调查，后来的学者有时亦直接引用前述陈翰笙、钱俊瑞等对于《中国农家经济》一书的评论，但需要提出的一点是，与农家经济调查相比，土地利用调查所涉及的内容、范围更为广泛，研究技术与方法也相对更为严谨、科学。但不管怎样，与前一次调查相比，卜凯此次更有意回避了中国农村社会关系问题，“本调查对于农民与其他社会阶级间之政治、经济及社会关系，即所谓农民状况，不冀详加评述。”[59]
在西方学术界，《中国土地利用》自出版后即获得很高评价，其后数十年间一直被奉为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经典之作。陈意新评价说：“卜凯不仅划时代地建立起了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一套最完整的调查资料，并且他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看法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学者。”[60]但西方学界，对于卜凯的调查与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及所得的数据的可靠性，人们的评价亦有起落。[61]而在中国学界，近年来亦有学者提出“重新审视和认识”卜凯的研究。[62]而学界对于其在农业经济实证研究领域的一些开创性意义，对其在技术层面所提出的一些见解，及其调查数据的可信度问题，也较以往给予了更多的正面评价。
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
193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于农村经济、社会问题研究不断发展，其与国际学界的交流也进一步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中国学界所达成的一些合作更多地反映出中国学界自身的研究动向。如果说学会最初关注中国农村问题是着眼于收集有关人口、食物供应、土地利用等基本材料，其前三届会议的相关讨论，也主要围绕这些问题展开；那么，自1931年在中国召集的第四届会议至1936年的第六届会议，受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乡村改造问题成为会上探讨中国农村问题的主题。此时期，除卜凯、托尼等的研究外，学会所赞助的对中国农村经济、社会问题的主要研究工作还包括：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继对天津工业化、东三省移民展开研究之后，1931年起，开始转向农村问题研究。在此领域，它与太平洋学会有两项研究合作：方显廷的华北乡村工业研究与张纯明的华北县政研究。对于其研究重心的变化，有研究者更多地从何廉等人为迎合洛氏基金会的兴趣，以获取更多资金支持的角度来解释。[63]但也应看到，这也是受乡村建设运动影响，且是何廉、方显廷等人研究工作自然发展之结果。[64]
值得注意的是，对卜凯的研究持批评态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家亦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建立了研究合作关系。1933年陈翰笙向学会第五届大会提交了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论文，[65]1936年，又赴纽约任该会机关刊物《太平洋事务》编辑。1933年后，他在学会资助下，先后进行了烟农生活调查，广东农村调查，西南边疆土地制度调查等，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专著。1938年，太平洋国际学会出版了辑自中国刊物的论文集《中国农村》，托尼为其写了导言。[66]有研究者分析，这些论文中相当一部分出自陈翰笙、薛暮桥等人所发起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而陈翰笙正是此书编辑；而也有学者提出，陈翰笙利用太平洋学会提供的研究经费赞助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中国农村》的创刊。[67]
上述研究项目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赞助的其他“长期”研究项目一道，随着日本侵华的不断深入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南开大学，何廉等人有关东三省移民问题研究以及在华北开展的系列研究，分别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后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简言之，从1929至1937年，在短暂的8年中，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赞助了一系列的有关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其中以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历时最久，资金投入也最多。太平洋国际学会本身经费有限，在其大规模的研究计划起步不久，即遭遇经济大萧条，一度陷入财政危机，在研究经费上又受限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就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而言，金陵大学由学会获得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赞助是有条件的拨款。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赞助虽然有种种限制，且其绝对数字有限，但就一国的单项研究而言，中国土地利用调查是该组织历史上经费投入最大的研究项目之一。若就学会在各会员国开展的土地利用系列调查进行一下横向对比，学会的拨款数额分别为：中国，每年1万美元；日本，每年3250美元；朝鲜，每年2500美元；新西兰，每年2000美元。中国的调查也是其中受资助时间最长的项目。个中的缘由除中国幅员广阔，而以往的相关调查与统计工作相对空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在中国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更需要资金支援。对美、英等国学者及学术机构而言，太平洋学会的赞助所发挥的作用多为辅助性的；而中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由于缺少其他资助来源，研究者对学会的拨款更为依赖。[68]
当时，中国国内鲜有赞助社会科学研究的专门化民间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虽然设立了社会调查所，但其关注中心始终在自然科学事业上。[69]而此种性质的国际组织亦对中国社会科学问题缺乏关注。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赞助范围跳出以医学为中心的自然科学领域，而注意到社会科学研究，是几年后才开始的。1931年，该基金会欧洲部副手冈恩（S. M. Gunn）到中国访问。[70]据说，他的印象是当时中国有三项事业值得该基金会关注：南开大学、金陵大学、平教会在定县的实验。[71]他回国后向基金会提交的备忘录，促使其在中国的赞助方向开始转向社会科学领域。但在洛氏基金会涉足此领域之前，太平洋国际学会应该说是较早且较大规模地赞助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性组织。
中国土地利用调查等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的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系列研究，加强了中、外学界的交流和合作；而由这些研究，亦可窥见该组织与中国学界之间的研究互动关系。虽然学会提供的资助金额有限，但至少在研究的策动上，起了重要作用。就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而言，从研究的策动、立项，直到成果的出版，在各个环节上该组织都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其中，学会首任研究干事康德利夫的作用尤其不可忽视。在其他研究领域，情况亦与之相似，以刘大钧主持的上海等地工业化研究为例，虽然在其进行过程中又争取到来自国内政府机构及其他团体的资助，但正如刘大钧所言，若没有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赞助，此项研究就很可能根本不会开端。[72]学会与中国学界之间的研究合作也促进了相关机构的发展。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能从1920年代末的财政困难中走出，于1931年组建为经济学院，并逐渐发展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经济研究中心，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多项研究赞助和其他捐助分不开。[73]就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而言，1929年，该系受太平洋国际学会委托调查土地利用状况，“是为国外机关资助本系研究事业之始”；两年后，国民政府委托该系进行1931年长江流域水灾情况调查，“是为国内机关资助本系研究事业之始”。通过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该系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资金、师资得到扩充，研究能力也得到了训练。“当此之时，本系人才济济，气象蓬勃。”“自民国20年后，委托本系调查或办理事业不一而足，……良以本系人才齐全，设备完善，故各方乐于委托也。”[74]
在太平洋学会中国分会的历史上，土地利用调查是一个特例，这不仅是因为其耗资大，或是唯一由外国学者主持的研究。19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太平洋地区国际形势的发展，尤其是中、日矛盾的日趋激化，太平洋学会的研究政策与导向也逐渐发生变化，再未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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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盛邦跃：《对卜凯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再认识》，《学海》2001年第2期；殷晓岚：《卜凯与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学的发展》，《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2年第2 期。
[2]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
[3] 关于何廉等人与太平洋学会的关系，见山岡道男：《南開大学経済研究所と太平洋問题調查会との関係にっいて》，《黎明期ァジァ太平洋地域の国际関係：太平洋問题調查会の研究》，东京：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1994年，第73-113页；Yung-chen Chiang, 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pp.78-135。
[4]陶诚：《30年代前后的中国农村调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
[5]《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本校作全国土地利用调查》，见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编：《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01页。
[6]A. H. Smith, Village Life in China: A study in Sociology Movement, New York & Chicag F. H. Revell Co., 1899;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York & Chicag F. H. Revell Co., 1894.
[7] 张锡昌：《为什么要举行农村社会调查》，见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11页。
[8]同上。
[9]参见：同上，第11-12页；钱俊瑞：《评卜凯教授所著〈中国农场经济〉》，薛暮桥、冯和法编：《〈中国农村〉论文选》下，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94-895页；陶诚：《30年代前后的中国农村调查》；侯建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评述》，《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张泰山：《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成果回顾》，《湖北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1期。
[10]朱君毅：《民国时期的政府统计工作》，中国统计出版社，1988年，第3页。
[11]陈翰笙：《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见汪熙、杨小佛主编：《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4页。
[12]孙文郁译：《农业统计之效用》，二档馆，

中国历史感人故事演讲稿

六四九，1564。
[13]1930年改组为金陵大学农学院。
[14]见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2-25、291-310、328-331页。
[15]《五十五年来之金陵大学》，成都，第28页。
[16]钱俊瑞：《评卜凯教授所著〈中国农场经济〉》，《〈中国农村〉论文选》下，第895页。
[17]陈裕光：《动乱中接任校长》，《金陵大学史料集》，第36-37页；金陵大学秘书处编：《私立金陵大学一览》,南京美丰祥印书馆，1933年，第9页。
[18]O. E. Baker,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J. B. Condliffe ed, Problems of the Pacific, 1927,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8, pp.324-338。
[19]《中国土地利用及人口调查之研究说明书》，二档馆，六四九，1364。
[20]Ibid, pp.447-448.
[21]Y. G. Chen to L.T. Chen, Feb.9, 1928，二档馆，六四九，1693。
[22]The Laura Spelman Rockefeller Memorial Grant，1929年合并于洛克菲勒基金会。
[23]Baker to E. C. Carter, Sep.4, 1928, 二档馆，六四九，1721。
[24]T. S. Kuo to Condliffe, Oct 17, 1928，二档馆，六四九，1721。
[25]L. T. Chen to Condliffe, Nov 4, 1928，二档馆，六四九，1721。
[26]《中国土地利用调查》，第4页，二档馆，六四九，1364。
[27]《序言》，卜凯主编：《中国土地利用》，第1页。
[28]《中国土地利用调查》，第1页，二档馆，六四九，1364。
[29] Buck to Reisner and Kuo, Apr. 18, 1928,二档馆，六四九，2030。
[30]《中国土地利用调查》，第2-3页，二档馆，六四九，1364。
[31]《中国土地利用》，第2，3，7页。
[32]同上，第2页。
[33]《私立金陵大学一览》，1933年，第77页。
[34]《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本校作全国土地利用调查》，《金陵大学史料集》，第202页。
[35]《私立金陵大学一览》，1933年，第76页。
[36]《中国土地利用调查》，第1页，二档馆，六四九，1364。
[37]卜凯：《中国土地利用》序言，第3页。
[38]《私立金陵大学一览》，1933年，第77-78页。
[39] “Holland-Hooper Interviews”, Remembering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pp.297, 301.
[40]“Problems of Food and Populations in the Pacific Area”, Data Papers;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1, Hangchow, 1931.
[41]（日）松本重治著，曹振威、沈中琦等译：《上海时代》，上海书店，2005年，第35页。
[42]W. L. Holland, “ Research and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 Brief Survey of the 1931-33 Program”, Pacific Affairs, Feb. 1932.
[43]“Report of th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Nov 24, 1933”， 二档馆，六四九，1798。
[44]Buck to J.B Taylor, April 10,1930 , 二档馆，六四九，1706。
[45]“Biennial Report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J. B. Condliffe ed, Problems of the Pacific, 1929,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0, p.669.
[46]“The Institute’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me”, Problems of the Pacific, 1933, p.471.
[47]Carter to Reisner, Feb 7,1929，二档馆，六四九，2030。
[48]Reisner to Condliffe, Aug. 27,1929, 二档馆，六四九，1721。
[49]《中国土地利用》序言，第11-12页；杨翠华：《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189-190页；席承潘：《前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的建立与发展》，程裕淇等编：《前地质调查所的历史回顾——历史讲述与主要贡献》，地质出版社，1996年，第149页。
[50]Condliffe, “Reminiscences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Remembering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pp. 445-446, 464.“The Memoirs of William L. Holland”, ibid, pp.6-9, 178.
[51]Tawney, “A Memorandum on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in China”.
[52] R. H. Tawney, 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32.
[53]朱佑慈等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68页。
[54] 该书的内容涉及广泛，且多技术性分析、探讨，学界亦多论述与分析；此处仅就其评价问题从学术史角度做一简单梳理。
[55]四川省图书杂志审查处致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公函，二档馆，六四九，1564。
[56]陈翰笙：《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陈翰笙文集》，第31-42页。
[57]钱俊瑞：《评卜凯教授所著〈中国农场经济〉》，薛暮桥、冯和法编：《〈中国农村〉论文选》，第894-925，924页。
[58]陈意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59]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1页。
[60]陈意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
[61]同上。
[62]盛邦跃：《对卜凯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再认识》。
[63]Chiang, 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pp.107-108.
[64]参见《何廉回忆录》，第73页；W L. Holland, “Research and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 Brief Survey of the 1931-33 Program”, Pacific Affairs, Feb. 1932.
[65]Chen Han-seng, The Present Agrarian Problems in China, Shanghai: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3.
[66]Agrarian China: Selected Source Materials from Chinese Authors, Kelly & Walsh, Ltd, 1938.
[67]见Chiang, 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p.218; Stephen R. MacKinnon, “Chen Han-sheng and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会议论文）。
[68]“Holland-Hooper Interviews”, Remembering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 p.263.
[69]杨翠华：《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第75-102，198-199页。
[70]有研究者提出，冈恩在中国结交的学者群体，与数年前康德利夫初次访华时所结识的圈子大致重合（Chiang, 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p.251）。
[71]E. C. Cater to Hu Shih, Oct. 5, 19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E-146.
[72]D. K. Lieu, ”Forward”, the Growth and Initialization of Shanghai, Shanghai: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6, p. iv.
[73]《何廉回忆录》，第43-45，72-73页。当然，1932年后，南开从洛氏基金会和国民政府也获得了可观的资助。
[74]《25年来金大农业经济系之概述（摘要）》，《金陵大学史料集》，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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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农村人口-太平洋国际学会与1929至1937年间的中国农村问题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农村人口-太平洋国际学会与1929至1937年间的中国农村问题；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448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