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張世超：佔畢脞說（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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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張世超：佔畢脞說（五、六）

佔畢脞說（五、六）
张世超
東北師範大學
五
清華簡《耆夜》述周武王在班師飲至儀式上所作的歌詞有如下一句：
“紝（恁）（仁）兄弟，庶民和同。”[1]
整理者注曰：“紝通‘恁’，《廣韻·侵韻》：‘恁，信也。’疑即《說文》古文‘仁’。”
按，“”字又見於同批簡《金縢》（一簡）和《祭公之顧命》（二簡），均讀為“遲”，從後二處簡文看，讀為“遲”當無疑義，迄今為止，楚文字中可以確釋為“仁”的字作“”“忎”“”等形，當為從心人聲或千聲、身聲之字。[2]因此，《耆夜》簡之“”字釋為“仁”不可信。
“”字之形當來自“尸”，在“尸”上加標“”號構成“”，用來表示同音之詞“遲”，便成為“遲”的古字。[3]當然，這是戰國時期的事情，而周金文中多見“遲”字、“徲”字。古文字材料中以“尸”表“夷”，例不煩舉。“尸”“夷”“遲”皆為舌音脂部之字，故得相通。曾侯乙鐘銘中之古樂律名“遲則”典籍作“夷則”。仲爯父大宰簋銘之“王”即典籍中之“夷王”。
《耆夜》之“”當釋“遲”，讀為“夷”。《詩·鄭風·風雨》：“云胡不夷”，又《小雅·節南山》：“既夷既懌”，毛傳、鄭箋並云：“夷，說也。”《楚辭·九歎·怨思》：“心鞏鞏而不夷。”王逸注：“夷，悅也。”
“”前面的“紝”可讀為“任”，《詩·邶風·燕燕》：“仲氏任只”，鄭箋：“任者，以恩相親信也。”
“任夷兄弟”相當於說“親睦、和悅兄弟”，故下文接著說“庶民和同”。
2012.2.9
六
清華簡《祭公之顧命》曰：
“哀余少（小）子，（昧）亓（其）在位。”[4]
按，大盂鼎銘曰：“汝妹辰又（有）大服，”與上述簡文語意相類，惟前者言君，後者言臣耳。簡文“”字從“子”，與古文字“幼”字作“”同意，[5]其表示年幼蒙昧之意甚明顯。故簡文後半句應讀為“昧期在位”，“昧期”猶“妹（昧）辰”也。
《史記·周本紀》曰：“穆王立五十五年，崩。”[6]當可信，然前面講“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7]則顯然是有問題的，因為以上古之生活醫療條件，壽至105歲幾乎是不可能的。[8]
清人梁玉繩曰：
“至史公言穆王即位已五十，必非無徵，偽作孔傳者變其文曰：‘穆王即位過四十’，孔疏謂‘不知出何書’。遷若在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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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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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據，而豈知其即據《史記》乎？”[9]
現在看來，情況正好相反。據簡文可知，穆王即位時尚年幼。穆王幼年即位，故得在位55年，這與在位61年的清聖祖玄燁（康熙）8歲登基情形有些相似。蓋昭王南征，崩殂於途中，倉促以年幼之太子即位。從這件事情上看，昭王享年，亦不會太長。假令穆王8歲即位，則昭王死時很可能尚不足30歲。
關於昭王的在位年數，學界有51年（《帝王世紀》、《文獻通考》、吳其昌）、24年（新城新藏）、23年（章鴻釗）、19年（陳夢家、榮孟源、唐蘭、劉啟益、馬承源）等不同說法。[10]迄今為止，學界所定之昭王時代銅器銘文多不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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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年數，惟睘卣記“惟十又九年”[11]，1976年陝西扶風莊白村窖藏出土的折器中之觥、尊、方彝記“惟王十又九祀”[12]，已是昭王末年。（詳後文）[13]
金文僅見昭王十九年之記載，不能成為推斷昭王在位年數為19年的積極證據，然典籍中之一條材料可為佐證。《初學記》卷七引《紀年》曰：
“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
這是一件震驚朝野的大事，也就是多年後管仲提到的“昭王南征而不復”，[14]因而將昭王在位年數定為19年是正確的。
如上文推測，昭王享年不足30歲，依在位19年推算，他的即位當亦早在童蒙幼沖之時。
《祭公之顧命》記祭公謀父年邁病重，穆王前往探視，祭公對穆王的訓誡。文中穆王稱祭公謀父為“祖”，《逸周書》的《周書序》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某（謀）守位，作《祭公》。”[15]李學勤先生曾考定此祭公謀父與康王同輩。我們將李先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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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之祭公家族與周王世系關係表迻錄於下：
[16]
祭公家族三世當周王五世，除祭公謀父長壽一個原因之外，也反映出周王成、康、昭三世均享年不久。[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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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簡，簡文之破讀姑依整理者。
[2] 包山簡第180簡有“”字，李守奎《楚文字編》收於“仁”字下，亦不可信。
[3] 《說文》卷二“遲”下有或體作，乃由“”增義符“辵”而成。
[4] 一簡，破讀姑依整理者。
[5] 見中山王鼎銘、清華簡《金縢》。
[6] 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1975年，第140頁。
[7] 同上注，第134頁。
[8] 學界論及西周年代時，除依從《史記》者外，大都將穆王在位之年定在40~60年間，惟陳夢家先生《西周年代考》認為穆王在位20年，顯得過短。參看楊寬《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頁。依在位40餘年算，亦不影響我們的推論。
[9] 梁玉繩《史記志疑》，中華書局1981年，第95頁。
[10] 參楊寬《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頁。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中華書局1986年，第198頁。
[11] 《三代》13·40·3、《集成》5407號。
[12] 吳鎮烽《陝西金文彙編》，三秦出版社1989年，第430、395、432頁。《集成》9303、6002、9895號。
[13] 參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巴蜀書社2003年，第255~301頁。以上數器，劉啟益先生定於康王時，與我們的看法不同。見氏著《西周紀年》，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0~122頁。
[14] 《左傳·僖公四年》。
[15] 黃懷信等《逸周書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35頁。
[16] 李學勤《祭公謀父及其德論》，收入《李學勤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88頁。
[17] 召公歷事文、武、成、康，可證成王享年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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