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王偉：“皇帝信璽”封泥及其時代的再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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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偉：“皇帝信璽”封泥及其時代的再探討

“皇帝信璽”封泥及其時代的再探討
王偉
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
秦代是否使用封泥匣一直以來都是一個頗有爭議問題，由此引發的傳世名品“皇帝信璽”封泥的時代問題，在學術界幾經反覆，時而歸秦時而屬漢。幸而有新資料不斷出土，爲我們解决這一紛爭提供了契機。
一、“皇帝信璽”封泥的斷代檢討
“皇帝信璽”（見下圖），2.6㎝×2.6㎝，泥厚1.4㎝。著錄于《封泥考略》、《兩漢官印彙考》、《古封泥集成》、《中國の封泥》、《秦封泥集》等。舊藏陳介祺，後歸金頌清，後又流入日本，現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因是傳世品，又缺少出土帝印實物與之對照，加之秦與漢初的印文風格極爲接近，故而各家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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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泥斷代頗爲混亂，甚至同一個人意見也反復不定。目前學術界對“皇帝信璽”封泥的斷代意見有以下幾種：

（一）、孫慰祖《西漢官印、封泥分期考述》置于“西漢”，《古璽印欣賞漫筆》說“秦漢之際”[1]；《漢印論》置于“（西）漢”，《戰國秦漢璽印雜識》置于“西漢”，又說“此封泥印文體勢趨于平正嚴謹，然不失圓活，印面界格仍存，向以爲西漢初期定制。今據新岀秦封泥，或可置于漢前。”[2]在《封泥：發現與研究》中說“秦代的官印封泥……皇帝信璽”[3]。在《歷代璽印斷代標準品圖鑒》定爲秦。[4]
（二）、趙超《試談幾方秦代的田字格印及有關問題》認爲“可能是秦代皇帝用璽”，並對照漢代“皇后之璽”“淮陽王璽”的形制和字體風格，認爲“它們均無田字格，字體也與該印不同。相比之下，似應以定于秦代爲宜。”[5]
（三）、王輝先生在《秦印探述》和《秦文字集證·秦印通論》中將廣州南越王墓出土“文帝行璽”、“皇后之璽”與之比較，同意沙孟海、趙超的意見，並且對張懋鎔據秦封泥不用封泥匣而做出“不是秦式封泥，乃是西漢初期的封泥”的意見做了駁議，重申了“此璽爲秦物，非漢初物”的觀點。[6]
（四）、周曉陸等《九十年代之前所獲秦式封泥》、《秦封泥集》[7]均收錄了“皇帝信璽”，應是默認爲秦物。
（五）、岐嶇《古印趣話》將其置于西漢[8]。
縱觀各家論述，多徵引《史記·始皇本紀》“除謚法，朕爲始皇帝”“璽書賜公子扶蘇”、《高祖本紀》子嬰獻“皇帝璽節”及索隱、正義引《漢官儀》、蔡邕《獨斷》的記載證明各自觀點[9]。由于大家均沒有直接證據，只能依據文字風格、印面布局作一些合理的推測，而終不能成定論。
二、新出土的封泥匣與使用了封泥匣的封泥
封泥匣是帶有凹槽或井形凹坑，附於簡牘或財貨，專門爲容納和保護璽印鈐蓋泥團的裝置，大約在秦代出現，漢晉時較多見，常見爲木質。沒有秦代封泥匣實物出土一直是學術界不敢確定“皇帝信璽”封泥時代的最主要的原因。張懋鎔據西安北郊出土秦封泥不用封泥匣而認爲“皇帝信璽”屬西漢初期[10]，王輝先生認爲“僅據北郊封泥，並不肯定秦代一定沒有封泥匣。皇帝不同于一般官吏，其封泥按捺，保存方式或與臣民有別。”[11]今按，王輝先生的說法，並被後來出土的秦代封泥匣實物及使用了封泥匣的封泥所證實。
（一）里耶出土的封泥匣
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出土了37000餘枚簡牘，同時還有封泥匣實物出土。據簡報，Jl中發現封泥匣“200餘枚，木質。長4～5、寬2～3，厚1～3釐米。也有少量個體較大的和削成楔形的封泥匣。少數匣上有文字，可分兩類：一類書寫始發地點和發生地點，多爲‘遷陵以郵行洞庭’另有‘軹以郵行河內’……另一類是物品名稱和數量的登記……封泥10餘枚。多殘破。圓形印面，陽文，爲模印。背面不規則[12]。約徑2.6、厚1釐米。有…酉陽丞印”[13]。
2007年出版的《里耶發掘報告》對所發掘的封泥描述爲：“有封泥十多枚，多殘破。圓形印面，其上的文字系膠泥半乾時以璽印戳上，因廢棄時偶然被火燒後陶化而得到保留。背面不規則。直徑2.6釐米許，厚不足1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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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皆發現與J1中，數量較多，皆爲泥質，原置於往來郵件的封泥匣內，多殘碎不易收集” [14]。對出土的封泥匣的描述爲：“封泥匣二百多枚。一般長4-5、厚1.3、寬2-3釐米的木塊挖去一面中間的大部，封緘時方便繩索通過和敷設膠泥。也有個體較大的和削成楔形的封泥匣”。並介紹了4個封泥匣的標本（見下圖左）[15]，封泥匣上的文字釋文如下：
J1⑦-5封泥匣：洞庭泰（太）守府，尉曹發，以郵行（彩版二十四，5）
J1⑦-1封泥匣：遷陵以郵洞庭（彩版二十四，6）
J1-169封泥匣：軹以郵行河內（彩版二十四，7）
J1⑦-4封泥匣：遷陵以郵行洞庭（彩版二十四，8）

《里耶發掘報告》所附封泥匣圖版是將寫有文字的一面朝外，但從圖片觀察應是在長條形木塊上挖出凹槽，與著名的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的軑侯家丞封泥所用封泥匣爲同一類型。里耶出土的封泥匣爲證明秦代已經使用封泥匣的說法提供了實物證據。
（二）使用了封泥匣的秦封泥
里耶出土的封泥可能由於使用了封泥匣而導致拆封時封泥泥體殘碎，不易收集。簡報和《里耶發掘報告》公佈的相對完整的封泥也看不出有使用封泥匣的痕跡。但我們在其他資料中找到了一些可能由於使用了封泥匣而導致封泥泥體形態有一定辨認特徵的秦封泥。
1.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考古年報2006》公佈了西安財經學院長安新區神禾塬戰國秦陵園亞字形大墓出土的一枚封泥“內史之印”（見下圖）。雖然泥體下端略殘，但右上角保存完好，整塊泥體輪廓方正，顯然是使用了封泥匣的結果。

2.《問陶之旅》一書著錄了5枚明顯是使用過封泥匣的秦封泥：雍丞之印、比陽丞印、頻陽丞印、邯鄲亭丞、屯畱丞印[16]。據下列泥體形態觀察，所使用的封泥匣應該與里耶出土的封泥匣形制相同，即長方形木塊上鑿出凹槽，但上下有邊而左右開啟的形式。

3.《秦封泥集》著錄了一枚“公車司馬丞”封泥[17]，泥體方正，與其他同名封泥外形明顯不同，應該也是使用了封泥匣的結果。

有了出土的秦代封泥匣實物和有使用過封泥匣痕迹的封泥的證據，我們可以比較有把握地說“皇帝信璽”封泥的時代可以提前到秦代。至于字體風格、印面田字形界格都與秦官印風格高度一致的。
三、秦代封泥匣使用情況的推測
目前，我們收集到的使用了封泥匣的秦封泥數量並不多，而使用了封泥匣的封泥形態形態又有不同；里耶1號井除出土了200餘枚封泥匣實物外，還同出沒有使用封泥匣的封泥10餘枚，這些情况都說明秦代封泥匣的使用並不普遍，封泥匣的使用沒有形成嚴格的制度，封泥匣可能也沒有統一的制式。另外，秦封泥中常見一些因手指攏捏而留下痕跡的實例[18]，之所以要用手去攏捏泥體，想必是因爲沒有封泥匣的保護，鈐蓋印章之後需要將因受力移位的泥體扶正或攏捏加固。這種現象也可以佐證秦封泥多數情況下是不使用封泥匣的。
從里耶出土的封泥匣實物和已知使用了封泥匣的秦封泥來看，秦時所使用的封泥匣爲上下有邊，左右開啟的形式。此種形制的封泥匣漢初仍普遍使用，如漢“軑侯家丞”、“居延右尉”和“長沙后府”等尚未拆封的封泥；尚不是漢代常見的那種方版中似井的封泥匣。

我們認爲秦代封泥匣的使用有如下特點。
第一，用于封護重要人物的信件或物品。如皇帝、亞字形大墓的主人[19]。或如王輝先生所言“皇帝不同于一般官吏，其封泥按捺，保存方式或與臣民有別”。皇帝信璽、內史之印兩枚封泥使用的封泥匣應該是方木塊中似井的那種封泥匣，可能正是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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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或呈送物品者身份尊顯的原因。
第二，用于路程比較遠或內容重要的公文的封緘。如里耶出土的封泥匣中“遷陵以郵行洞庭（郡）、“軹以郵行河內”[20]一類物資登記及轉運的文書。可以對照的是里耶還出土有“酉陽丞印”，並未施用封泥匣，大概因爲酉陽（今湖南省沅陵縣）距離遷陵（今湖南省龍山縣的里耶城址）比較近。
第三，重要物品的封護。如里耶出土封泥匣中寫有“物品名稱和數量的登記”的一類。因爲有些物資是罰沒的財産的登記，需要上繳，故加以封泥匣封緘，以示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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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孫慰祖著：《孫慰祖論印文稿》，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47、223頁。
[2] 孫慰祖著：《可齋論印新稿》，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43、74頁。
[3] 孫慰祖著：《封泥：發現與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18頁。
[4] 孫慰祖編著：《歷代璽印斷代標準品圖鑒》，吉林美術出版社2010年。
[5] 趙超：《試談幾方秦代的田字格印及有關問題》，《考古與文物》1982年6期。
[6] 王輝：《秦印探述》，《文博》1990年５期；王輝、程學華撰：《秦文字集證》，臺灣藝文印書館1999年。
[7] 周曉陸、劉瑞：《九十年代之前所獲秦式封泥》，《秦陵秦俑研究動態》1998年1期；又見《西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8年第１期；周曉陸、路東之編著：《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
[8] 岐嶇著：《古印趣話·走向鼎盛——漢印的魅力》，三秦岀版社2006年，33頁。
[9] 諸家多引用的是：《後漢書·光武帝紀》引蔡邕《獨斷》曰：“皇帝六璽，皆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後漢書•輿服志下·黃赤綬條》引《漢舊儀》曰：“璽皆白玉螭虎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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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皇帝行璽，凡封之璽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天地鬼神。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
[10] 張懋鎔：《試論西安北郊出土封泥的年代與意義》，《西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7年1期。
[11] 王輝、程學華撰：《秦文字集證·秦印通論》，臺灣藝文印書館1999年。
[12] 從孫慰祖《可齋論印新稿》146頁圖二所附圖版觀察，里耶出土封泥似乎並沒有使用封泥匣。孫慰祖著：《可齋論印新稿》，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
[13]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1 期。
[14]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里耶發掘報告》，齊魯書社2007年，180頁、220頁。
[1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里耶發掘報告》，齊魯書社2007年，180頁、211頁。
[16] 路東之編著：《問陶之旅——古陶文明博物館藏品掇英》，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172-174頁。
[17] 周曉陸、路東之編著：《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117頁。
[18] 見《秦封泥集》圖版“秦封泥上手指攏捏痕例”。周曉陸、路東之編著：《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
[19] 出土“內史之印”的亞子形大墓的陪葬坑中清理出安車一輛，挽馬骨架六具，應是考古界所艶稱的“天子駕六”，又出土有“私官”銘文，墓主雖然不能遽定，但應系王公級別的人物，故而專家推斷很有可能是秦荘襄王之母夏太后陵寢。
[20]“軹”應是咸陽附近的軹縣，參拙文《里耶秦簡貲贖文書所見陽陵地望考》，《考古與文物》2007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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