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王偉：秦刻銘銀釦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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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偉：秦刻銘銀釦補正

秦刻銘銀釦補正*
王偉
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19640號和19641號著录兩件秦刻铭银釦[1]，釋文分別爲：“廿一年少工，四斗正，四斤四兩十二朱（銖）”和“廿一年少工喜，四斗正，重五斤又兩十又朱（銖）·二”。兩件器物的備註均云“出土時間地點、收藏單位、著錄及尺寸等資料因電腦故障而丟失。”

今試補充說明以下三點：
第一，器物原始著錄信息的補充。這兩件秦刻铭银器最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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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于王多慶、柴略《秦安發現的秦刻銘銀扣》一文（以下簡稱《秦安銀扣》）；後以《甘肅秦安發現秦國刻銘銀環》爲名刊載于黃盛璋主編《亞洲文明——何柄棣院士九十華誕祝壽紀念專集》第四輯（以下簡稱《甘肅銀環》）[2]。
第二，關於“少工”的解釋。王多慶、柴略文云“‘少工’一詞未見著錄”。今按，“少工”一詞此前已見於出土資料，即在此文發表的前一年出版的《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一書中就著錄了一件少府戈（含戈鐓），銘文有“少府，卅四年，少工梬”[3]。
其次，王多慶、柴略文考釋銘文中的“少”當爲“少府”或“少府工室”的簡寫，“工”當爲“工師”的簡寫。今按，秦少府機構製造的器物中銘文格式繁簡略有不同，格式最完整的如：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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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相邦呂不韋戈銘文“五年，相邦呂不韋造，少府工室阾、丞冉、工九”（17254[4]）。稍有省略的格式如十六年少府戈銘文 “少府工師乙、工毋”（16665）和十三年少府矛銘文“少府工檐”（17673）。最簡單的格式如廿三年少府戈銘文“廿三年少工爲”（16666）、卅四年少府戈銘文“卅四年，少工梬”（16667）以及本文所討論的兩件銀釦銘文。就此不難看出五年相邦呂不韋戈銘文中的“阾”就是少府工室的工師，蓋因“少府工室工師某”的格式含有兩個“工”而顯得太過繁複，故採用了以下幾種省略格式：一是“少府工室（工師）阾”；二是“少府（工室）工师乙”；三是“少府工檐”，此“工”可兼指“工室”和“工師”，是以上兩種格式的進一步省略；四是最簡略的格式“少工爲”、“少工梬”等，應是第三種格式的進一步凝縮。
綜合以上信息，我們認爲秦文字中“少工”是“少府工室工師”的最簡潔的表述，“少”指少府，“工”可指工師，也可指工室，或可二者兼指。
第三，兩件器物的斷代問題。王多慶、柴略文據銀器刻銘中不諱“正”字而排除了始皇二十一年的可能，將器物年代“暫定爲昭襄王二十一年”，并推斷“秦少府在昭襄王時已置”。
今按，王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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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爲秦少府之設當效仿自三晉，其設置時間應在三晉韓之後，並將具有始皇時期特徵的長胡三穿的二年少府戈定爲莊襄王二年[5]。後又將珍秦齋藏十六年少府戈、二十三年少府戈明確爲秦王政時器，並認爲無紀年的“少府”戈“時代不明，但其上限不能早于莊襄王”[6]。由此可見，無論是文獻記載還是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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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均沒有證據顯示秦少府的設置會早到昭襄王時期，故王多慶、柴略文對的對二十一年刻銘銀釦的斷代值得商榷。
另外，銘文諱“正”字是王多慶、柴略文排除刻銘銀扣爲始皇二十一年的直接證據，但王輝先生考察了秦文字中的大量實例後指出：“始皇生前時人已諱其名……秦諱尚疏。大抵政府文書多避諱，私家著作則少顧忌；始皇稱帝前較疏，稱帝後較嚴。[7]”
綜合以上兩方面的證據，我們認爲二十一年刻銘銀釦的時代應以秦始皇二十一年爲宜。
第四，第一件器物刻銘中“少工”之名的釋讀。《秦安銀扣》一文用“□”表示闕釋，《甘肅銀環》一文釋作“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釋爲“夏（？）”。因銘文僅有摹本，或此字本有殘缺，或摹本不准確的關係，此字筆劃顯得並不完整，僅可辨識上部的“爪”形，以上幾種釋文都是很謹慎的。
今按，如果上文將器物的年代改爲始皇二十一年不誤的話，則可系聯上文提及的珍秦齋藏秦二十三年少工戈，其銘文中釋爲“少工爲”的字作形，與銀釦中的少工名有幾分相似，因銀釦銘文是摹本，不排除筆劃誤摹、漏摹的可能。另外，銀釦紀年與二十三年少工戈紀年時間間隔僅一年，少府工室的工室易人的可能性不大，故二者有可能爲同一人。這一點希望以後有更準確的資料來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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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陝西師範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11SZYB15）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13YJC740098）的階段性成果。
[1]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299-300頁。
[2]王多慶、柴略：《秦安發現的秦刻銘銀扣》，《隴右文博》2006年1期，43-44頁。此文後以《甘肅秦安發現秦國刻銘銀環》爲名刊載于黃盛璋主編《亞洲文明——何柄棣院士九十華誕祝壽紀念專集》（第四輯），三秦出版社，2008年，372-373頁。
[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編著：《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圖122.3、4），科学出版社，2005年，165頁。
[4]括號中數字該器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中的編號，下同。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31-3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5]王輝：《戰國“府”之考察》，《中國考古學研究論集——紀念夏兼先生考古五十周年》,三秦出版社,1987年。此文後又收入氏著《高山鼓乘集——王輝學術文存二集》，中華書局2008年，263-264頁。王輝:《秦出土文獻編年》，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2000年，83-84頁。
[6]王輝:《珍秦齋藏秦銅器銘文選釋》,《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年2期。
[7]王輝：《秦史三題•秦諱·諱正》，《一粟集——王輝學術文存》，台灣藝文印書館，2002年，650-6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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