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新亭：岐山周公廟卜甲“王斯妹克奔逸于廟”的觀察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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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新亭：岐山周公廟卜甲“王斯妹克奔逸于廟”的觀察和思考

岐山周公廟卜甲“王斯妹克奔逸于廟”的觀察和思考
（首發）
新亭
2003年，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師生在陝西岐山周公廟西周遺址進行考古調查，並採集到刻有近60字的兩片卜甲，成爲之後開展正式發掘和探獲更多甲骨的前奏。調查報告發表在《古代文明》第5卷[1]，包括卜甲彩照、刻辭顯微照片和摹本，頗便觀覽。多位學者的論文同期刊出[2]，對刻辭文字作了辨識和解讀。

1號卜甲彩照（局部）【彩版6:2】 1號卜甲刻辭摹本（局部）【圖23】
1號卜甲有兩條刻辭，下面主要談第二條。調查報告將這條刻辭釋爲“曰：彝（？）……囟妹克□于宵”【C10④:1】，並介紹說：“‘克’字左側有‘↓’形刻符，後一字上部筆劃不清，下部似从‘舛’、‘止’，不識”。關於克字後面的未識字，葛英會釋爲乘；李零隸寫爲从小、叕、屮的，說“克于”辭例同於2號卜甲“克于”，句式同於《左傳》“克段于鄢”；馮時認爲从辵，是與行走有關的動詞；董珊說克下有一或兩個字，是此辭的主要謂語動詞，左下方有一個類似向下箭頭的刻畫符號；武家璧認爲是遘字，从辵，其餘部分作三魚相遇形[3]。克和于之間究竟容纳了幾個字，↓形符號與旁邊的闕文是怎樣的關係，1、2號卜甲有沒有相似的刻辭，學者論及的這些問題饒有趣味。
1、2號卜甲都出現了克字，一作［］，一作［］【彩版8:4、16:5】，風格一致，不過前一個克字右下方多出“一捺”，顯得很奇特（新亭案：1、2號卜甲似屬同一版龜甲，松丸道雄和調查報告均做過遙綴[4]）。岐山鳳雛甲骨的克作［］、［］、［］【《周原甲骨文》H11:6、H11:136、H31:4】，利簋、大保簋、何尊的克作、、【《殷周金文集成》8.4131、8.4140、11.6014】，從已知的情況看，西周甲金文的克從不添加“一捺”寫作的樣子。殆可判定，下邊的“一捺”並非克字本身的筆劃，而是屬於另外的字，刻寫時突入克的末端，形成細微疊壓。克的末筆呈右上鈎狀，由於“一捺”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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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被忽略。對照彩照、顯微照片，現將克字單獨摹寫爲，這個字與通常所見的西周時期的克字沒有不同。
位於克的左下方、“一捺”的左側。細審、、三幀圖片【彩版6:2、8:4、9:1】，發現靠右的一筆和“一捺”是連通的，中間並沒有斷開，同時的下面另有筆劃相接，它們共同組成形，是一個整體。過去被視爲↓形符號，現在看來需要重新認識，的上下方都是刻寫的文字，本身看上去也更像是文字。從文字的角度觀察，當是，下面列舉西周甲金文从的幾個字稍作比較，鳳雛甲骨的族作［］、［］【《周原》H11:17、H11:116】，倝作［］【H31:2】（新亭案：《周原》稱H31:2“因粉化現已不存”[5]，這裏改用《周原甲骨文綜述》附錄黑白照片[6]），明公簋的族作，達盨的旅作［］【《集成》7.4029、《近出殷周金文集錄》2.506】，其中的、、、、和相同或相近。
象旌旗之形，包括裝飾羽翎或者旄尾的旗杆和飄動的旗幟。和旂、旗是古今字的關係，見於殷墟甲骨文，西周金文更多地使用旂，戰國出土文字中出現了旗，旂、旗二體分別在的基礎上增添了斤旁、其旁，充當聲符，關於這一個問題，高鴻縉、劉釗曾分別作過簡析[7]。
和合爲，即旂，斤旁反書。旂作文公鼎、善鼎、師鼎、大盂鼎、燮簋的旂作、、、、【《集成》5.2670、5.2820、5.2830、5.2837A、7.4046】，斤旁有的正書有的反書，可作參證。
（新亭案：報告摹本作）上半部分从，接近-90°傾斜，下半部分从止，可釋爲走。从、从止是金文走字的常見型態，例如令鼎、走馬休盤的［］、【《集成》5.2803、16.10170】；有時反書爲，例如麥盉的（走）作［］、禹鼎的作［］【《集成》15.9451、5.2833】。
位於的右下方，處在“旗幟”的掩映之下，兩者一同構成，這個字从旂、从走，可隸定爲。象人在旗幟引領下擺動雙臂向前奔跑，應釋爲奔。已知西周文字的奔有兩類寫法：
一類是——，如大盂鼎、井侯簋、簋、大克鼎的、、、【《集成》5.2837B、8.4241、8.4322.1、5.2836】，从、从三止，有的疊加了彳旁，也可分析爲从三走、省二。春秋晚期秦石鼓文《田車》、《霝雨》的、奔作、【宋拓“先鋒本”】[8]，猶存古意。《說文·夭部》：“奔，走也。”《說文·走部》：“走，趨也。”奔和走是義近字，經常組合成詞使用，如果細加區分，無論奔从三止還是从三走，都可以說是“加強型”的走，速度要比走更快一些，《爾雅·釋宮》：“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邢昺疏：“奔，大走也。”吳大澂說：“奔，疾走也。”[9]
第二類是——，例如圜器、麥盉、麥方尊的、、【《集成》16.10360、15.9451、11.6015】，从或从旂，下从止。這個字舊釋旋，帶入器銘無法通說。郭沫若指出：麥盉銘文的“‘’當即奔走，即奔之異文無疑。古文奔字作，象人奔軼絕塵之狀。止即趾之初文，足跡也。此从、从止，意亦相應，蓋旌旟之類所以進士众者，故从也。召卣（新亭案：即圜器）亦有此字，云‘召啓進事事’，亦捨奔走字無以爲解。”[10]也許是考慮到、的結構和差距較大，不少學者並未認同郭說。覆按圜器“（奔）走事皇辟君”與《尙書·酒誥》“奔走事厥考厥長”、麥盉“（奔）（走）夙夕”與效卣“夙夜（奔）（走）”【《集成》10.5433A.2】、麥方尊“亯（享）（奔）（走）”與大盂鼎“亯（享）（奔）走”，、的用法和奔、沒有任何區別，釋爲奔無可懷疑。
周公廟1號卜甲的可以說是奔的第三種類型，它的發現爲認識和的關係提供了難得的線索，既有旂旁又有走旁，結構介於、之間，恰好屬於中間一環。
和下面的字緊貼在一起，如果剝離開來，便可發現在字之下、字之上還有另一個字——［］【彩版9:1】。的上半部分當是兔，殷墟甲骨文的兔大體分爲兩型：A型—— 、【《甲骨文合集》1.201、2.4618】，B型——、【《合集》12.37372、12.37373】，接近A型的兔。西周金文的兔旁大多是B型的延續，而在西周初年，A型很可能仍在使用，北京昌平浮白西周早期墓出土的一片甲骨刻有“其尙上下韋馭（奔逸？）”【M3】[11]，這片甲骨未見圖版著錄，僅看到發掘簡報隸定後的文字，懷疑簡報參考了某些舊說，將誤釋作馭。殷墟卜辭有、（）字【《合集》4.10406正、5.13584正甲】，讀逸[12]，這個字過去曾被釋作馭[13]，在學界有一定影響。推測馭的上半部分與、、相近，同屬A型的兔。
的下半部分作形，調查報告認爲似止，李零認爲是屮。止象足趾，屮象草木，義不相涉，但有時形近易混，譬如井侯簋、大克鼎的（奔），三個止寫得很像三個屮，爲小篆奔字所本。（奔）字三止疊加的情況不具有普遍性，大體而言，獨體的止旁、屮旁還是各具特點的：止的左右兩筆大多不對稱，一般在不同的位置與中間一筆相交，中筆往往作傾斜狀，止旁絕大多數出現在字的底部位置；屮的左右兩筆大多對稱，一般在同一點與中間一筆相交，中筆作樹立狀，屮旁很少單獨出現在字的底部。以此揆之，隸定爲止更爲合適，這種寫法的止在西周早期文字中不少見，如大保簋的征字作，遽從鼎的遽字作【《集成》8.4140、3.1492】，鳳雛甲骨的追字作［］【《周原》H11:47】，其中的、、與同形。
止、辵都是表示行走的義符，从止與从辵通用，所以可釋爲逸。殷墟卜辭另有一個从止、从兔的，一般認爲是追逐之逐的異體[14]。小札後面將會說到，周公廟1號卜甲的“”讀爲“奔逸”文意順暢，讀爲“奔逐”則與下文無法銜接，這個不會是逐字。
2號卜甲有“王甶克逸”一辭【C10④:2】，其中第四個字的顯微照片是、【彩版16:6、16:5】，第二幀照片的字形不完整，下邊被剪去一小部分，右上部分則相對清晰，據此可將摹本調整爲。馮時、李零、武家璧分別將此字釋爲退、、遘，與報告摹本都不太符合，與拟改後的摹本差距更大，當存疑。李學勤釋道，說“右半从‘頁’，寫法見《汗簡》、《古文四聲韻》，在這裏意思當同於‘行’。”戰國古文的道字有時寫作、【郭店楚簡《五行》簡5、《成之聞之》簡16】[15]，从辵、从頁，是《汗簡》、《古文四聲韻》傳抄古文、的來源[16]，其中的、乍看與輪廓相似，逐一對比，上、中、下三個“構件”無一相同，可見把釋爲道也不可靠。董珊分析爲从辵、从兔的逸字，並列舉金文若干从兔的字如、、等作爲旁證。釋逸與原摹本稍有出入，但與拟改後的摹本吻合，叔簋的字作、戎佩玉人卣的字作【《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2.1842、《集成》10.5324】，其中的、與同形。周公廟卜甲、兩型併存，反映出兔的書體在商末周初仍處在A、B型的過渡階段。
接下來看1號卜甲的［］和2號卜甲的［］【彩版9:3、16:8】。此字李學勤分析爲从宀、示、月，以爲是一種宗廟建築的名稱；後改釋宵，讀，說是郊甸以外有卿大夫食邑的地帶。李零隸寫爲、，說川、巜作爲偏旁或同於水，、當是地名。董珊分析爲从宀、月、小聲的宵，認爲與宵簋的、是一個字，借讀爲廟（新亭案：此摹本出自容庚《金文編》[17]，《集成》“宵作旅彝器”拓本作、【《集成》16.10544.1、16.10544.2】）。、的寫法與宵不全相同，所謂“小”旁整體上偏在月旁左邊，而且左右兩筆沒有自上而下地向外側侈出。繹味此字的結構特點，“小”和月兩個部分相互包涵，穿合在一起，難以截然分開，從這個角度看，、當是兩個偏旁的合文，用棕色標示的一筆係由兩個偏旁共用，分解開來便成爲和，分解開來便成爲和。、都可釋爲川，西周金文的川有的彎曲如流水狀，如夨令方彝、先獸鼎、師酉簋的、、【《集成》16.9901.1、5.2655、8.4289.1】；有的筆劃取直，如無鼎、大盂鼎、元年師兌簋的、、【《集成》5.2814、5.2837B、8.4275.2】；川中間和兩邊的“水點”寫法相當靈活，多的有六點，少的有一兩點，甚至完全省略，如妇汝簋、衍耳父乙尊、姑衍簋、利簋的［］、、、【《集成》6.3081、11.5825、7.3804、8.4131】；、較長的兩筆平行，中間和左側的“水點”不拘於一或兩點，符合川的特徵。這個分析結果接近李零的意見，儘管分析過程可能不盡相同。
、由宀、川、月三個部分構成，可隸寫爲。的釋讀不妨從與（）、廟的關係入手考慮，這三字都从宀或从广，宀、广同爲表示房屋的義符，混用不分；其餘部分是、（）、朝，偏旁結構互有異同，試列表比較如下：

偏旁
字形

川（水）

月

考古-新亭：岐山周公廟卜甲“王斯妹克奔逸于廟”的觀察和思考

有

有

無



有

有

無



有

無

有



有

無

有



有

無

有



無

有

有

（新亭案：表中的後四個字例取自同簋、元年師簋、方彝、方鼎【《集成》8.4271、8.4280.1、16.9899.1、5.2739】。）、（）、朝分別由川（水）、月、三個偏旁中的某兩個組成，形象地說三者的關係是“等邊”的。（）是古潮字，義爲早晨海水聚積升高，《說文·水部》：“，水朝宗（崇）于海。从水，朝省。”“衍,水朝宗（崇）于海貌也。从水，从行。”羅振玉說：金文、“乃潮汐之專字，引申爲朝、廟字。”[18]譚戒甫說：“金文朝、廟所从不作舟，都作或，象潮汐浪濤形。潮汐是月圓所引起的，西周初已認識到此種天象，故本銘（新亭案：方鼎銘）廟所从的朝字从月，和現在楷書全同，頗足驚異。”[19]譚氏對（）字川（水）旁、朝字月旁的解說簡明扼要，同樣適用於从川、从月的，會意月亮出現引發潮水漲起，應釋爲潮。（新亭案：嚴格說來，、（）的川（水）旁不具體代表河川或潮汐，而是抽象地表示動態的水流，高鴻縉說：“水之概念爲河川”，“由川水之流產生水之動態者，如波、濤、瀾之類是也。”[20]）和（）一字異書，和（）也是一字異書，鑒於金文（）全都用作廟，字可徑釋爲廟。
綜合以上分析，現將1號卜甲“”用今字寫定爲“奔逸于廟”。“甶妹克奔逸于廟”上方的卜甲局部殘斷，調查報告說：“‘囟’前或缺1～2字，與2號卜甲的第二條卜辭對照起來讀的話，可能缺‘王’字。”這一推測不無道理，釋出奔、逸二字後，能夠更清楚地看出“王甶妹克奔逸于廟”與2號卜甲“王甶克逸于廟”的相似性。“甶妹克”的問題擬另文討論，下面着重就“王……奔逸于廟”的訓解和卜甲年代談幾點想法。
奔、逸二字同訓，本義是奔走、奔跑，《國語·晉語五》記鞌之戰：“（張侯）左幷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軍從之，齊師大敗。”韋昭注：“逸，奔也。”《荀子·宥坐》：孔子曰：“（水）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而不懼，似勇。”楊倞注：“佚與逸同，奔逸也。”奔逸通奔泆。奔逸見於戰國以來的著作，《莊子·田子方》：顏淵曰：“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列子·仲尼》：“體將僵者，先亟犇佚。”犇佚通奔逸。從周公廟卜甲刻辭看，奔逸一詞出現很早，可以上溯到商周之際。
1、2號卜甲的逸、奔逸有特定的意涵，不能理解爲一般意義上的奔跑。《詩經·周頌·清廟》：“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清廟》是《周頌》的第一首詩，作成於周初，“奔走在廟”指在廟中殷勤祭祀、虔敬事神，“奔逸于廟”、“逸于廟”意與此同。昌平浮白甲骨：“（其）尙（嘗），（上下）韋馭（奔逸？）”，大克鼎：“（猒）于皇天，（逸）于（上下）”，井侯簋：“克（奔）（走）（上下），帝無冬（終）令（命）（于）有周”，麥方尊：“用（酬）徝（德），妥（綏）多友，亯（享）（奔）（走）”，大盂鼎：“亯（享）（奔）走，畏天畏（威）”，上述甲金文的逸、奔逸、奔走有的以上下神祇作爲對象，有的與表示獻祭的享字連在一起，性質是相同的。大克鼎的“猒于皇天，逸于上下”可與《尙書·召誥》的“配皇天，毖祀于上下”聯繫起來，猒和配、逸和毖祀分別對應[21]，《說文·比部》：“毖，慎也。”《爾雅·釋詁》：“祀，祭也。”逸的含義不難從中窺得。
自《清廟》鄭玄箋以來，經學家普遍把奔走者理解爲前來助祭的“諸侯與眾士”，有隨文釋義之嫌。周公廟1、2號卜甲的王是奔逸、逸的主導者，大克鼎“猒于皇天，逸于上下”的行爲主體也是王，《禮記·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體會傳文，武王和諸侯同在奔走者之列。孫希旦說：“奔走，謂有事於廟中也。此謂武王克紂之後，歸至於豐，而率諸侯以祭宗廟也。”[22]孫氏把奔走解釋爲克紂歸來後祭宗廟，非常貼切。（新亭案：孫說採自晚出《尙書·武成》，在吸收晚書長處的同時也繼承了它的錯誤，《武成》：“王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一般認爲，這段話部分襲用《大傳》，“至于豐”等則出於臆造[23]。今本《竹書紀年·周武王十二年》：“王歸于豐，饗于太廟。”王國維指出此文出於晚書《武成》[24]，不可信。東漢馬融、鄭玄以爲文王廟在豐[25]，當屬一家之言，推想“至于豐”是從這類說法衍生出來的。晚書《武成》坐實周廟在豐，與馬、鄭不全相同，和《逸周書·世俘》的相關記述存在矛盾，值得懷疑。金文中迄今未見豐有周廟的直接證據，與周的情況形成明顯反差，也應予以關注。）
1、2號卜甲兩次出現王和廟，王在廟中的祭祀活動被當作卜問主題，此廟理應是周邦的宗廟。宗廟是古代邦國的“宗教中心”，建在都邑之中，具體到周廟，則設在以周命名的都邑。《逸周書·世俘》：“惟一月丙壬辰旁生死魄，若翼日丁癸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辛亥，薦俘殷俘，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王不格（革）服，格于廟，秉黃鉞，語治庶國，籥人九終，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罪。籥人造，王秉黃鉞，正國伯。壬子，王服袞衣，矢琰，格廟。籥人造，王秉黃鉞，正邦君。癸酉丑，薦殷俘王士百人。”“時惟四（三？）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維予沖子綏文武王降自車，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武王乃廢（發）于紂矢惡大亞臣人百人，伐右（侑）厥甲六十，小子鼎；大（太）師伐厥四十夫，家冢君鼎。帥司徒、司馬初厥于郊號，武王乃夾于南門用俘，皆施（弛）佩衣（殷）衣，先馘入。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旆，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若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用籥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馘于國周廟：‘翼予沖子……。’斷牛六，斷羊二，庶國乃竟，告于周廟曰：‘古朕聞文考脩商人典，……以斬紂身。’”《世俘》先後出現兩個辛亥日，朱右曾指出，前一個辛亥“即下文辛亥四月二十三日。此篇非一人所記，故錯出于此。”[26]錯簡部分單稱廟，其他部分稱周廟，顯然是同一處所。武王伐紂的出發地在周，四（三？）月凱旋的終點及舉行典禮的周廟也在周，按照莊述祖的校記刪去“武王朝至燎于周”的燎字後，事實更加顯豁。（新亭案：《世俘》引文深色背景的部分表示衍字、誤字，方框內是校改、校補的文字，校改依據主要是《漢書·律曆志》引《武成》逸文和潘振、莊述祖、陳逢衡、朱右曾、裘錫圭的意見[27]。另外，“薦俘殷王鼎”與下文“薦殷俘王士百人”、“……小子鼎；……冢君鼎”相關，是獻俘禮的一部分，今校改爲“薦殷俘，王鼎”。“殷俘”同多友鼎“衣（殷）孚（俘）”【《集成》5.2835】，殷訓爲眾，“薦殷俘”意爲獻眾俘，“衣（殷）孚（俘）”意爲大量俘獲。“王鼎”與“小子鼎”、“冢君鼎”句式相同，裘錫圭指出，“小子鼎”、“冢君鼎”的鼎應是動詞，大概是把伐下的人頭盛在鼎裏獻祭，參照裘說，可將“王鼎”解釋爲武王獻首級於鼎。有學者認爲，“薦俘殷王鼎”是薦俘得的殷王之鼎，很可能是著名的九鼎，九鼎先遷至宗周，成王時才定於洛邑[28]。《世俘》的鼎不可能是九鼎，因爲武王克商後未將九鼎運回周，《逸周書·克殷》：“乃命南宮百（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于夾（郟）”[29]，《逸周書·度邑》、何尊銘文反映，武王克商後打算在中土建立新都，遷九鼎于郟當與此有關。成王時在郟鄏建成洛邑並定鼎，實現了武王的夙願，《漢書·地理志》說：“河南，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把這個過程講得比較明白。《左傳·桓公二年》：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洛）邑”，《宣公三年》：王孫滿曰：“成王定鼎于郟鄏”，春秋時代的人們提到遷鼎、定鼎故事時交錯使用洛邑、郟鄏二名，洛邑的名稱不無可能在武王規劃這處都邑時就已確定下來了，《史記·周本紀》：“（武王）營周居于雒（洛）邑而後去”，“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廣雅·釋詁一》：“營，度也。”定鼎中原是西周初年的一件大事，附識於此，供大家參考。）
周廟也見於西周早期金文。方鼎：“隹（惟）（周）公（于）征伐東（夷），豐白（伯）、尃（薄）古（姑）咸（戡）。公歸，（薦）（于）（周）廟。戊辰，酓（飲）秦（臻）酓（飲）。”【《集成》5.2739】小盂鼎銘文記錄了康王二十五年的一次獻俘典禮，前半部分有“王各（格）周（廟）”、“（燎）周（廟）”,後面又兩次出現“王各（格）（廟）”【《集成》5.2839】，廟是周廟的簡稱。方鼎、小盂鼎沒有詳述周廟在哪裏，但周廟二字本身已說明此廟在周的都邑。
有周一代，周原之岐周、鎬京之宗周和洛邑之成周都曾被稱爲周，都有宗廟建築的存在[30]。許倬雲說：“岐山的京，則始終保持其宗廟辟雍，爲周人精神上及宗教上的中心。後世因爲在克商之後召公營作雒邑，號爲成周，渭水流域的舊地遂號爲宗周。在克商以前，周人可能已有兩都制度，以京爲舊基地，以豐鎬爲前進指揮中心，因此周人實際上有三都：京、豐鎬及洛邑。”[31]許氏所謂京即通常所說的岐周，考慮到岐周作爲周王朝發祥地及其“宗教上的中心”地位，周初舉行大典的周廟在岐周的可能性很大。
岐周的興建始於公亶父，《詩經·大雅·緜》史詩般地傳述了這一段歷史：“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迺立皋門，皋門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公亶父通過卜龜選定在岐山南麓的周原建立都邑，築成廟、冢社、宮室等標誌性建築。當時人們把這一處都邑及其領地叫做周，《逸周書·作雒》、《墨子·非命》以來稱之爲岐周。岐周的一部分後來被文王封給他的兒子姬旦作采邑，故姬旦稱周公。隨着考古發掘的進展和多片“周公”卜甲的出土，越來越多學者相信，岐山周公廟遺址即周公采邑的所在地[32]。
周公廟1、2號卜甲的廟無疑是岐周的周廟，至於卜甲年代怎樣推定比較合適，還須繼續商討。2004年，考古工作者對發現卜甲的祝家巷H45灰坑做了清理，H45包含大量陶片，具有先周文化晚期至西周文化早期的明顯特徵；對H45附近150平方米的面積進行了發掘，遺跡單位絕大多數屬於先周文化晚期；H45被M6、H34、H21打破，這些單位的包含物顯示的年代特徵也在商周之際[33]。不少學者認爲H45的絕對年代在商代末期，也有人認爲已進入西周初期[34]，無論如何，1、2號卜甲用於占卜的時間下限不晚於此。
考古學文化分期離不開陶器類型和地層關係的分析排比，陶器是日常用品，容易損壞，用壞即棄；甲骨遺存有自身的特點，甲骨屬於“宗教性”活動用品，質地相對堅固，占卜後可能會被保存起來，經過一段時間才丟棄或埋藏，因此甲骨用於占卜的年代和甲骨遺存伴出陶器、所在地層的年代不一定同步，往往要更早一些。岐山鳳雛宗廟建築從西周初期延續使用到西周晚期，西廂房2號房間H11、H31窖穴打破了建築臺基，形成時間不會太早，兩個窖穴出土17000餘片+413片甲骨，很多是周初遺物，有一些在武王克商以前[35]，這批甲骨從最初占卜到藏於窖穴，間隔了很長時間，相信至少經歷過先保存、後窖藏兩個階段。周公廟遺址廟王村04H1、04H2灰坑形成於西周中期，坑中出土卜甲700餘片，刻辭“人名中數見‘周公’，地名有‘周’、‘新邑’、‘唐’、‘先’、‘薄姑’等”[36]，很大一部分屬於西周初年周公及其貞人的占卜遺存，卜甲年代和灰坑年代之間同樣存在着相當大的“時間差”，這一現象解釋爲卜甲曾被長期保存而後遭到遺棄也比較合理。
下面再從一條文獻記載對周人占卜過後保存甲骨的情況略作推尋。《尙書·大誥》：“敷賁，敷前文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文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朕卜幷吉。”周公宣稱先父文王傳下大寶龜，接着又講占卜得吉，《尙書》孔傳以來，人們往往把兩件事聯繫起來，理解成周公用文王傳給自己的大寶龜進行占卜，這種說法源於對我字的誤讀，似是而非。殷墟卜辭的我用指我們，是“集合的名詞”[37]，西周早期的我大多仍表複數[38]，“文王遺我大寶龜”的我和“我家”、“我周邦”的我相同，和“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的爾相對，我、爾都是複數。商周時期往往以宗族爲單位劃分我——我們、爾——你們，驗諸典籍、金文，大率如此。“文王遺我大寶龜”的我具體指我們周家後人，《詩經·大雅·民勞》：“以定我王”，鄭玄箋：“當以此定我周家爲王之功。言我者，同姓親也。”周公把自己主持的占卜叫做“朕卜”，朕是第一人稱單數領格，和複數我不同，與此相對應，文王傳給周家後人的大寶龜和周公占卜之龜應當區分開來。
周公向外姓諸侯、眾臣發佈誥命時強調“文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別有深意。大寶龜是文王的遺物，以大寶爲名，《尙書·金滕》：“無墜天之降寶命”，王鳴盛說：“《周易·繫辭傳》云：‘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命武王居天子位，爲天下主，是寶命也。”[39]由此想到，大寶龜不是普通的、未經占卜的大龜，而是象徵王權之龜、文王卜定天命之龜。大寶龜上面有昭示天命的重要信息，“紹天明”的紹讀昭，《大雅·民勞》：“憯不畏明”，朱熹注：“明，天之明命也。”在周王朝面臨內憂外患的關頭，周公把周王室保存的大寶龜拿出來，意在證明文王確實獲得了天命，周家確實擁有不容挑戰的王權，以此收攏人心，強化東征平叛的正當性。文王卜定天命是《大誥》貫穿始終的一條主線，相形之下，周公就東征進行的占卜居於次要位置。
“文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和前文“敷賁，敷前文人受命”是緊密相關的。章太炎指出：“敷者，僞孔訓‘布陳’。賁者，《（爾雅）釋魚》：‘龜三足，賁。’此以爲龜之大名，即下言‘用寧王遺我大寶龜’是也。”他還發現《尙書·盤庚》“用宏茲賁”的賁也指龜[40]。（新亭案：曾運乾說：“敷，陳也。賁，殷周閒大寶龜名。《盤庚》：‘非敢違卜，用宏茲賁。’賁亦龜。”[41]與章氏所見略同。章、曾二人都是精於小學、令人尊敬的學者，章著《古文尙書拾遺》1933年初次付刊[42]，曾著《尙書正讀》作成於1936年前後[43]。）章氏發前人未發之覆，揭示出賁和大寶龜的同一性，不過他仍把賁——大寶龜視作周公用來占卜的龜，沒有注意到賁——大寶龜和文王受命的同一性，未達一間。“敷賁”意爲陳示大寶龜，“敷前文人受命”意爲陳示先父文王受命，文王受命如何陳示呢？實際上就是通過大寶龜來陳示，文王曾經用大寶龜卜定獲得上帝賦予的大命，受命的事實就體現在大寶龜的刻辭和兆象上，這兩句話的謂語動詞重複同一個敷字，賓語具有同位語的性質，互爲表裏，講的是同一件事。周公一再聲言：“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文王，興我小邦周，寧文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予曷其不于前寧文人圖功攸終”，“予曷敢不于前寧文人攸受休畢”，“予曷敢不越卬敉寧文王大命”，繹味其意，都是以展示大寶龜——文王卜定天命的載體作爲出發點的。這段真實的歷史故事發生在特定背景之下，這個背景就是，周人對一些重要占卜活動的甲骨進行有計劃的保存。
《史記·龜策列傳》：“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棄去之。……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把考古資料和文獻記載結合起來看，周人常寶藏甲骨並非虛言。如果長時間保存占卜過的甲骨不是個別現象，而是一種傳統，在判斷周人甲骨遺存的年代時就有必要考慮這一因素。祝家巷H45本身晚不過西周初期，1、2號卜甲的年代理應在這個基點上適當向前推移，可以早到商末。
1、2號卜甲共有四條刻辭，其中兩條刻辭出現了王，這表明周邦的王號極有可能肇始於武王克商以前。鳳雛甲骨：“王（其）（往）（密）山舁（？）”，“今（秋），王甶（斯）克（往）（密）”【《周原》H11:80、H11:136】，徐錫臺、陳全方、王宇信等主張把“往密”與文王伐密的記載聯繫起來[44]，合乎情理。如果文王伐密時已稱王，正可與周公廟卜甲的王相互印證。（新亭案：上引鳳雛甲骨沒有出現征、伐等字，不能完全排除“往密”的王是後來的周王、“往密”是伐密之外的其他事件。）
從公亶父遷周到武王克商，周邦先後歷經公亶父、公季、文王、武王四代，公亶父——太王、公季——王季生前沒有稱王，他們的王號出自後人追諡；1、2號卜甲的王是占卜當時在位的周王，應該不出文王姬昌、武王姬發的範圍。根據班大爲（David W.Pankenier）的研究，文王在公元前1058年稱王，是年爲受命元年；公元前1050年暮春去世，是年爲受命九年；武王繼位後沿用受命曆，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武王克商，是年爲受命十三年[45]。（新亭案：班大爲的論文《從天象上推斷商周建立之年》（英文稿）最初發表於1982年，“夏商周斷代工程”後來提出的“武王克商的首選之年”與班說相同[46]。）從文王稱王到武王克商跨越了13個年份，總計12年多一點的時間，從概率角度粗略估算，1、2號卜甲的王是文王的可能性約爲68.6%，是武王的可能性約爲31.4%。
以上推測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上，即承認文王稱王實有其事。文王生前有沒有稱王，是商周關係史、西周開國史研究領域最引人關注的問題之一，長期以來存在歧見，劉家和曾著文回顧相關的研究歷程，並從方法論的層面進行了反思[47]。岐山周公廟1、2號卜甲的王是文王還是武王目前無從斷定，不過即使這位王是克商以前的武王，也能夠爲文王稱王提供間接證明，大家知道，西周傳世典籍、出土文獻絕無武王在繼位之後、克商之前首創王號的記載，在沒有實證的情況下，以往的經學家、史學家和當代學者也絕少有人提出過這樣的見解，那麼，比較合理的解釋恐怕就剩下一種：武王的王號是從他的父親文王那裏繼承下來的，文王是第一代周王——周王朝的開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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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原考古隊：《2003年陝西岐山周公廟遺址調查報告》（攝影：張明惠、徐天進，繪圖：董紅衛，執筆：徐天進、孫慶偉、雷興山、宋江寧）。《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151～186頁，彩版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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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故事周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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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原考古隊：《2003年陝西岐山周公廟遺址調查報告》（攝影：張明惠、徐天進，繪圖：董紅衛，執筆：徐天進、孫慶偉、雷興山、宋江寧）注［10］、圖26、27。《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180～1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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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故事全部思维导图

[14] 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編撰：《甲骨文字詁林》第1册。中華書局，1996年，842～8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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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王鳴盛：《尙書後案》附《尙書後辨》。《皇清經解》卷434下，6～12頁，學海堂/廣東咸豐庚申補刊本，1829年/1860年。
[24] 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卷下，2頁。《王國維遺書》第12冊，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商務印書館本，1983年。
[25] 江聲：《尙書集注音疏》卷18。《皇清經解》卷396，1～2頁，學海堂/廣東咸豐庚申補刊本，1829年/1860年。
[26] 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卷4。《皇清經解續編》卷1031，6頁，南菁書院，18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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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許倬雲：《西周史》（增訂本）第3章。三聯書店，1993（4？）年，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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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章太炎：《古文尙書拾遺》（定本）。《制言》第25期（太炎先生紀念專號），開明書店，1936年，18、32頁。
[41] 曾運乾：《尙書正讀》卷3、4。中華書局，1964年，149頁。
[42] 姚奠中、董國炎：《章太炎學術年譜》。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443、454頁。
[43] 楊樹達：《曾星笠尙書正讀序》。楊著《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增訂本）卷5，科學出版社，1955年，256～2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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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論》第2、3、4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33～35、91～92、107～108、189～190、215～217頁。
[45] ［美］班大爲（David W.Pankenier）：《從天象上推斷商周建立之年》。班著《中國上古史實揭秘：天文考古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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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3～73頁。原載《Early China》7（1981-1982），1982年，原題《Astronomical Dates in Shang and Western Zhou》。
[46] 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46～49頁。
[47] 劉家和：《關於殷周的關係》。劉著《史學、經學與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對於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283～304頁。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會議論文集之四：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上冊，臺灣學生書局，1997年，原題《關於殷周關係研究的回顧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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