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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恩田:曾侯與編鐘“余稷之玄孫”解——隨州曾國爲姬姓說
曾侯與编钟“余稷之玄孙”解
——随州曾国为姬姓说
(首发)
王恩田
2011年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材料发表后,除发掘者黄凤春先生认为叶家山曾国墓地的族属属于姬姓周人,多位学者则认为是殷遗民[1]。也有学者认为是姒姓[2]。虽有学者赞同姬姓周人说,但其根据却是建立在周人不用族徽和日名的理论基础上的。即认为曾国铜器不使用族徽和日名[3]。笔者曾例举证据证明周人不用族徽、日名说是错误的[4]。就以叶家山墓地M27出土的白生盉而论,铭文末尾的“曾”字就是姬姓曾人的族徽。叶家山墓地第二次发掘的M111大墓出土的曾侯作父乙方鼎(M111:85),证明姬姓曾国同样使用日名。从而否定了叶家山曾国铜器不使用族徽和日名的说法。
文峰塔墓地M1出土的三号钟铭文(M1:3)进一步证明曾为姬姓周人:
“惟王十月,吉日庚午,曾侯
與曰:‘余稷之玄孙。’……”
稷即周人始祖后稷。商周时期见于古文字中的称谓,祖以上皆曰祖,无曾祖、高祖之分。孙之子,孙之孙皆曰孙,无曾孙、玄孙之别。因此,钟铭的“玄孙”并非五代之孙。玄读作远。《广雅·释诂》:“远,疏也。”玄孙,即疏远之孙。
古代按照距始祖血缘关系的远近区别亲疏贵贱。血缘关系近的谓之亲,谓之贵。血缘关系远的,谓之疏,谓之贱。“稷之玄孙”意为曾侯與自称是距周人始祖后稷血缘关系较为疏远的后裔。但尽管距始祖血缘关系疏远,曾国仍然是姬姓。从而为叶家山墓地的族属争论画上了句号。即曾国确属姬姓周人无疑。
是否还有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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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能呢?“稷”是否是曾侯與五世祖的私名呢[5]?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如上所述,商周时期所见古文字中的亲属称谓,祖父以上均谓之祖,无曾祖、高祖的区别。稷是曾侯與的“五世祖”的假设不成立。因而不存在五世祖私名的可能性。此外,曾侯與编钟一号钟提到的“伯括”是“左右文武”,建立过伐纣灭殷历史功勋的人物,以证明自己渊源有自,系出名门。不可能又在三号钟表白自己是一个不见经传的无名之辈“稷”的五世孙。把“稷”视为曾侯與的五世祖的私名,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可以排除。
南宫氏属于姬姓,还可以根据新出流散铜器加以证实。一是《首阳吉金》著录的一对“南姬”爵。“南姬”铭文在柱。鋬下有“作公宝彝”四字。双柱已后移至与鋬相对的位置,属西周早期器[6]。二是见于吴镇烽《商周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7](简称《图像》)14685著录的南姬盉,铭在鋬下,“南姬作彝”4字,约属昭穆之际。订为商代晚期,未免太早。三是2006年9月中华青铜器网发布的南宫倗姬簋(《图像》4603),两行10字“南宫倗姬自作宝尊旅彝”。四是《图像》4464著录的
考古-王恩田:曾侯與編鐘“余稷之玄孫”解——隨州曾國爲姬姓說
季簋乙,盖铭“南宫姬作宝尊”,器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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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学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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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簋”。器铭与4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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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簋甲的铭文相同。4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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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簋甲是器盖对铭。不知4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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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簋乙的器盖是否后配。
此外,山西翼城《天马——曲村》晋国墓地M6081出土两件“南宫姬作宝尊鼎”。M6081是出土著名的寢孳方鼎的墓地中惟一的“四鼎墓”[8]。据墓中同出的铭作“伯作宝尊彝”的尊、卣二器,可知其墓主应是某“伯”。“南宫姬”应是某“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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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妻。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和南宫之族属于姬姓,毋容置疑。
[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11期;《湖北随州市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 2012年7期;《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笔谈》,《文物》2011年11期;《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第二次笔谈》,《江汉考古》2013年4期。
[2] 杨升南《叶家山曾侯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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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地曾国的族属》,《中国文物报》,2011年11月2日;董珊《从出土文献谈曾分三国》,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1年12月26日。
[3] 张懋镕《谈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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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出土文献》第三辑,中西书局,2012年。
[4] 王恩田《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江汉考古》2014年3期。
[5] 凡国栋《曾侯與编钟铭文柬释》,《江汉考古》2014年4期。
[6] 上海博物馆等《首阳吉金——胡盈瑩、范季融藏中国古代青铜器》68~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
[7] 吴镇烽《商周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8] 邹衡主编《天马——曲村(1980~1989)》第二册335~350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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