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王桀-王寧：上博二《容成氏》“南藻氏”相關問題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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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寧：上博二《容成氏》“南藻氏”相關問題考論

上博二《容成氏》“南藻氏”相關問題考論
王寧
棗莊廣播電視臺
上博二《容成氏》第三十九-四十簡言湯伐夏桀云：
“女（如）是而不可，然句（後）從而攻之，陞自戎述（遂），內（入）自北門，立於中。桀乃逃之鬲山是（氏），湯或（又）從而攻之，降自鳴攸（條）之述（遂），以伐高神之門；桀乃逃之南𦾈（巢）是（氏）。湯或（又）從而攻之，述（遂）逃，去之桑（蒼）吾（梧）之埜（野）。”1
這段文字是說湯在戎遂攻破了夏桀的都城後，夏桀先逃到鬲山氏，湯追殺而至，從鳴條之遂沖下來，攻破了鬲山氏的高神之門；夏桀又逃到南𦾈（巢）是（氏），湯再次追殺，夏桀最終逃去了蒼梧之野。
對於南𦾈是，原整理者李零先生云：“即‘南巢氏’，湯滅夏，桀逃南巢氏，見《竹書紀年》。南巢在今安徽巢縣東北。”2筆者認為，關於南巢氏的問題很多，是否是在巢縣也值得進一步討論，故作此文談一些個人的淺見，請方家不吝指正。
一
首先將先秦兩漢有關湯伐桀故事有關南巢的部分文字羅列如下：
《御覽》卷八十二引《尸子》：“湯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收（放）之夏宮。”
《御览》卷八十二引《纪年》：“后桀命扁伐山民（寧按：當是“𡶗”字的誤析，同“岷”、“緡”），山民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桀愛二人，女無子焉。斫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喜。桀傾宮飾瑤台，作瓊室，立玉門。湯遂滅夏桀，桀逃南巢氏。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
《呂氏春秋·論威》：“雖有險阻要塞，銛兵利械，心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于南巢也。”
《淮南子·本經訓》：“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台。”
《淮南子·修務訓》：“（湯）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
《史記·律書》：“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
《說苑·權謀》：“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列女傳·孽嬖·夏桀妹喜》：“於是湯受命而伐之，戰於鳴條，桀師不戰，湯遂放桀，與末喜嬖妾同舟，流於海，死于南巢之山。”
根據這些記載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一是說法有異，或說伐之南巢，或說困之南巢，或說桀死於南巢，這應該是先秦的確有夏桀逃入南巢而商湯伐之之事，所以產生這些不同的說法。
二是《淮南子·本經訓》說伐桀南巢之後放之夏臺，《尸子》說伐桀於南巢後放之夏宮，都是說先伐南巢後放夏桀，這與漢代以降說夏桀最終逃到南巢不合；也與《容成氏》說伐南巢後夏桀最終逃往蒼梧之野也不相同。夏臺應該就是夏宮，在夏的都城內，桀曾經在夏臺囚禁過成湯，《史記·夏本紀》言桀“迺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楚辭·天問》言湯被從夏臺釋放是“湯出重泉”，說明夏臺有很深的地牢作為監獄。夏桀是從夏宮出逃，還有一個證據是《孟子·萬章上》引《伊训》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趙注：
“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計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
和《尸子》一對讀就知道趙注不準確，是《孟子》引《伊训》原文有錯誤，偽古文《伊訓》改成“皇天降災，假手於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尤謬誤不可據。
今按：《孟子》之“牧”和《尸子》之“收”均是“放”字之形訛，《孟子》“牧（放）”之後缺脫了個“夏”字，“載”、“哉”當是“𢦏”之假借字，而“𢦏”很可能是從屮從戈的古文“翦”之形訛，《伊訓》原文當為“天诛造攻，自放夏宫，朕翦自亳。”這是湯的話，說上天對夏降下的誅罰導致夏被攻伐，夏桀是在夏宮放逐了自己，故我自亳翦伐他（不過是行施天命罷了）。“自放夏宮”應該有兩層意

《中国历史》故事读书笔记

思，一是說夏桀是自己在夏宮里作孽，他被放是咎由自取；二是也說明桀是自己從夏宮逃走的。那麼南巢顯然不能遠在巢湖，湯不可能跑到巢湖那麼遠把夏桀抓回來再在夏宮放之，這不合于理。《修務訓》又說困桀南巢，放之歷山，那麼南巢也不能在巢湖，湯也不可能跑那麼遠把桀抓回魯西。
三是可以知道，所謂“放之於某”是於某放之的意思，就是在某地流放或驅逐了夏桀，並不是把他流放到這個地方。
四是至少在西漢前期以前，典籍也大多只是說湯攻南巢伐桀，因此有桀在南巢被擒、被困、被放、被殺等種種說法，并沒有說把桀流放到南巢或桀最終逃到南巢而死之說，而且多是把伐南巢放在放桀之前，顯然是說在伐了南巢氏之後才放逐了桀，並非說桀逃到或放逐到南巢湯又伐之。
二
唯一說桀最終逃到南巢的先秦文獻是《御覽》卷八十二引的《紀年》，但是這個引文卻有很大問題。《紀年》記事是按年隸事，而這一大段里一個年份都沒有，只是採了其中的一些事件羅列在一起，同時《紀年》原本記事甚為詳細，湯伐夏桀如此重大的事件絕對不會這麼簡單的兩句話就完，證之者，《御覽》卷八八〇引《書紀年》曰：“夏桀末年，社坼裂，其年為湯所放”，連“社坼裂”這樣的事情都記錄了，可見《紀年》於夏桀時之事記錄甚為詳細，但卷八二所引者俱無，故《御覽》所引的那一大段全都是括約節引，並非《紀年》原文。和其它先秦文獻對照可知，《紀年》此段里“湯遂滅夏桀，桀逃南巢氏”很可能是和《容成氏》所說的夏桀在鬲山氏（鳴條）戰敗後逃之南巢氏的情況相同，下面還有商湯伐而放之的文字，但《御覽》沒引，當是受了東漢以來說桀最終逃到南巢氏的影響，所以這個引文并不完全。
除此而外，說桀最終是逃到南巢的比較早的文獻就是《說苑》里“遷桀南巢氏”和《列女傳》里“與末喜嬖妾同舟，流於海，死于南巢之山”，這兩本書都出於劉向之手，那已經是西漢末年了，其顯然就是根據《呂氏春秋·論威》“夏桀之所以死于南巢也”之說而附會。其實，《論威》說夏桀死於南巢，和《荀子•解蔽》說“桀死於亭（鬲）山”的情況類似，都是因為湯和桀在南巢和鬲山這裡打過仗，或傳言桀在這裡被殺而死，故有此異說，和桀最終逃去之地實無關係。否則，到底是桀最終被放到南巢呢還是歷山呢？楊倞注《荀子》為了調和二說，云“亭（鬲）山，南巢之山”，可《淮南子·修務訓》明白地說“困之南巢”之後又“放之歷山”，二者不是一地，現在《容成氏》又出來了，更確切地證明鬲山氏和南巢氏根本就是兩地，南巢也不是桀最終逃去的地方，楊說大謬。
但是桀最終逃到南巢之說影響很大，後來晉代偽古文《尚書·仲虺之誥》說“成湯放桀于南巢”，其意思應該就是說把桀流放到南巢去了。晉代皇甫謐《帝王世紀》里也沿用此說曰：“湯來伐桀，以乙卯日戰於鳴條之野，桀未戰而敗績。湯追至大涉（沙），遂禽桀於焦，放之歷山，乃與妹喜及諸嬖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御覽》卷八十二引），他把《呂氏春秋·簡選》所說的“戊子”根據《左傳·昭公十八年》的杜注改成“乙卯”已是出於誤會，3且既言“放之歷山”，又言“奔于南巢之山”，尤謬誤不足憑信。
另外，《逸周書·殷祝解》言湯放桀，最後是“桀與其屬五百人去”，盧文弨校本於“去”後增“居南巢”三字，陳逢衡云：“盧本‘五百人去’下添‘居南巢’三字，考《大傳》、《古微書》引俱無。”劉師培也認為盧校“臆說無據”，4《御覽》卷八十三引《尚書大傳》說湯滅夏後，“桀曰：‘国君之有也，吾闻海外有人。’与五百人俱去。”是說桀最終是逃到“海外”去了。可知《殷祝解》和《尚書大傳》里也沒有說桀逃到南巢，只是說他逃了而已。《容成氏》說最後是逃到蒼梧之野，也正說明先秦並無桀最終逃到南巢之說。
先秦兩漢典籍中還有湯伐桀“入巢門”或“焦門”之說，如：
《呂氏春秋·簡選》：“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遂禽推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
《淮南子·主術訓》：“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高注：“焦，或作巢。”莊逵吉云：“‘焦’與‘巢’古字通。”
又《氾論訓》：“故桀囚（當是“困”字之訛）于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于夏臺。”
和上面的引文對讀可以知道，所謂“入巢門”、“擒之焦門”、“囚（困）于焦門”之類，實際上就是伐南巢氏，是湯伐桀過程中的一場戰役，“巢門”或“焦門”就是指南巢氏之國的城門。同時可知南巢氏也可以稱“巢”或“焦”，《容成氏》之“𦾈”當是“藻”之或體，又或作“薻”，“巢”實當讀音“繅”，“焦”、“繅”、“藻”古音都是精紐宵部字，音同可通。皇甫謐《帝王世紀》既言“遂禽桀於焦，放之歷山”，又說“奔于南巢之山”，把“焦”和“南巢”分成兩地，謬甚。
關於南巢氏的位置，傳統的說法是南巢在今安徽巢湖市，也就是周代的巢伯國。筆者認為《容成氏》所說的戎遂就是有娀之墟，也就是有仍、任國，夏桀末年夏人徙居於此作都，就是西邑夏，在今山東濟寧；鬲山氏和鳴條之遂即《呂氏春秋·簡選》所說的湯與桀戊子決戰的郕，在今山東鄄城附近，5這些地方都在今魯西，巢湖市的巢伯國在濟寧的有娀之虛南1100余里，夏桀倉皇出逃，短時間內至于此實屬不易，而湯又遠逐千里而伐之，尤為不可思議。故筆者很懷疑南巢氏根本就不是在巢湖，很可能也是在魯西一帶。
三
這裡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三朡”。《尚書序·湯誓》：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史記·殷本紀》云：
“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以告令師，作《湯誓》。……桀敗於有娀之虛，桀奔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㚇，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報》，於是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湯歸，至于泰卷陶，中𤳹（虺）作《誥》。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
兩者是基本相同的文字，也有許多不同，如《書序》說“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殷本紀》沒這話，卻有“桀敗於有娀之虛，桀奔於鳴條”之說，說明“陑”就是“有娀之墟”；《書序》中的《疑至》，朱曉海先生指出就是清華簡《尹至》，6是對的，《史記》中的“伊尹報”，《集解》引徐廣曰：“一云‘伊尹報政’”，以前似乎沒人把它當成書篇名，筆者這里加個書名號，是因為《伊尹報》很可能是《尹至》的別名，因為《尹至》的內容是伊尹在夏刺探消息後回亳向湯報告夏政的情況，相似的內容又見於《呂氏春秋·慎大》而文字又不甚相同，《慎大》根據的很可能是《尹至》篇的另一個傳本，《尹至》的篇名是因為它開始一句是“惟尹自夏徂亳录至在湯”，取其中二字为篇名；而《伊尹報》的開首應該就是《慎大》里的“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句，是取其中的三字為篇名。《尹至》和《伊尹報》所記之事雖是發生在湯伐夏之前，但《尹至》里的最後是寫到湯滅夏、夏桀逃走，《慎大》里也是寫到夏桀敗亡，所以《書序》列於湯滅夏欲遷夏社之後也算有理，可實際上是不恰當的。
說上面這些，是因為牽扯到史料的取證問題。本來馬融、鄭玄等人說《書序》是孔子所作，那該是極其重要的先秦文獻了，可不幸此說不大可靠，據劉起釪先生考證，今見的《古文書序》是張霸的偽造。劉先生認為司馬遷寫《史記》，“他采錄了先秦傳下的有關《尚書》篇章寫成情況的一些資料，只是作為史實記述，本不是各篇之‘序’”，漢成帝時候的張霸偽造百兩篇偽《古文尚書》，抄《左傳》和《史記》等書的相關文字偽造了兩篇《書序》，就是現在所見的《書序》。7如果劉先生之說可靠，則是《書序》抄《史記》後又參考其它文獻作改造，而不是相反。
不過劉先生的說法似有可商。首先是《史記》用的資料“本不是各篇之‘序’”恐不確，先秦時期《書》和《詩》是諸子共同研習的內容，更是儒家的重要經典，這些內容顯然是先秦傳授《書》的經師們留下來的，所以裡面詳細介紹各篇的製作原因和大致內容，也就是先秦的《書序》（下稱《古書序》），就象上博簡的《孔子詩論》一樣，那也是先秦儒家門人傳授《詩》的《詩序》之類的作品，說明在先秦《詩》、《書》的這種“序”類作品是一直就有的，司馬遷采入《史記》，張霸又從《史記》里摘出來作《書序》，也算有其理由。
其次是劉先生說《書序》全是抄《左傳》和《史記》偽造也不大準確，因為根據漢石經，今文《尚書》二十九篇也有《書序》，今文傳自伏生，他的《書序》恐怕不能是張霸偽造，而的確是從先秦傳下來的《古書序》，但張霸偽造時把今文的《書序》收入他的偽品中則是必然，所以今見《書序》中有些文字并不與《左傳》、《史記》全同，就是這個原因，本節上面寫的那段就是例子。所以今見《書序》是張霸拼湊起來的，里面可能有偽造的成分，但大部分內容還是可信的先秦資料，所以討論“三朡”的問題裡面的記述還是可以參考的。
四
《書序》的“三朡”就是《史記》的“三㚇”，其記事順序和《容成氏》是差不多。《尚書正義》、《經典釋文》在釋《尚書》的時候大量引用馬融、鄭玄說，惟獨在“三朡”、“大坰”這兩個地名上沒引其明確的解釋，只有鄭玄在“三朡”下注云：“《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大坰”下馬、鄭均無注（可參看孫星衍補集《古文尚書馬鄭注》卷十），說明馬、鄭於此無解，并沒說這兩個地名在哪裡。
奇怪的是，《容成氏》及先秦其他典籍中言湯伐桀，有戰鳴條、伐南巢或入巢（焦）門，而均無伐三朡之說；《書序》、《史記》有戰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 试题

鳴條、伐三鬷，卻無伐南巢之說；“三朡”只見於《書序》、《史記》，或者說先秦典籍只見於《古書序》，其它典籍再無一見；而“南巢”卻見於其它典籍甚多，故很懷疑所謂“三鬷”就是“南巢”。如果單從讀音上講，“南”、“三”疊韻（同侵部）， “朡（㚇）”、“巢（焦）”雙聲（同精紐），都屬於聲韻相近的，“三朡”有可能就是“南巢”的音轉，可事情似乎還沒這麼簡單。
上面說過，“巢”當讀音若“繅”，《集韻·平聲三·六豪》下載“繅”之或體作“縿”，是從“參”聲；《容成氏》作“𦾈”，從“喿”聲，《集韻·平聲三·四宵》下“幧”或作“幓”、“鏒”通作“繰”、《正字通·犬部》云：“山㺑亦作山𤢖”，是“參”聲字與“巢”聲、“喿”聲字均可通假。而在古書中“參”、“三”常通用無別，所以“三鬷”的“三”可能就是“繅”或“𦾈”的音轉，也就是南巢氏的“巢”或“焦”。
《史記》的“㚇”則該作何解？《說文》：“㚇，斂足也。鵲𩀎醜，其飛也㚇。”段注：“二句見《釋鳥》。今《爾雅》作‘翪’。”由此可知，《書序》的“朡”當是“翪”之形訛，“翪”應是個比較晚出的字，《說文·羽部》就沒收，今本《爾雅》里有，可能也是後人所改的通行字。司馬遷所見的《古書序》材料是先秦文獻，用的是古字；《書序》是漢人傳授本，用的是當時的通行字，這個也比較容易理解。
《史記》的“㚇”這個字，很可能是從“聞”之古文“”（盂鼎）、“”（利簋）的左旁輾轉訛變過來的，後來“聞”字寫作“䎽”，從讀音上分析，這部分就是昏悶之“悶”的表意初文，故“聞”字從之得聲；因為“昏”、“悶”音義并近，後來這部分被“昏”替代了。那麼可以知道，所謂“三㚇”，實本應作“三（參）悶”，不用說它就是由“巢門”音轉來的。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古書序》、《史記》說“伐三㚇”而不言“伐南巢”、其它典籍說“伐南巢”而不言“伐三㚇”的問題。故說“三㚇”是南巢氏、是國名都算對，而說它是另外的一個三朡（鬷）國就是子虛烏有！
偽《孔傳》於“三朡”下注云：“三朡，國名，桀走保之，今

中国历史故事不存在

定陶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曹州濟陰縣即古定陶也，東有三鬷亭是也”。但是，偽《孔傳》是東晉時才出現的，已經比較晚了。再往前找，就是《後漢書·郡國志三·濟陰郡》下云：“定陶本曹國，古陶，堯所居。有三鬷亭。”注云：“湯伐三鬷，孔安國曰今定陶。”《括地志》顯然也是根據《郡國志》為說的。但是看看《漢書·地理志上·濟陰郡》“定陶”下班固自注云：“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只說有“陶丘亭”，因為古傳這裡是帝堯的故國，并沒有說這裡有個“三鬷亭”，因為本來就沒有“三鬷”這麼個地方；那麼司馬彪《郡國志》的“三鬷亭”是怎麼來的？他的根據可能是皇甫謐的《帝王世紀》。《尚書·湯誓》《正義》引皇甫謐云：“三朡在定陶”，應是見於其所著《帝王世紀》，這大概是目前知道的關於這個說法最早的記載了。
那麼，皇甫謐的根據又是什麼？這裡有個線索就是《史記·殷本紀》中的“泰卷陶”，裴駰《集解》引徐廣曰：“一無此‘陶’字。”司馬貞《索隱》：
“鄒誕生‘卷’作‘坰’，又作‘泂’，則‘卷’當為‘坰’，與《尚書》同，非衍字也，其下‘陶’字是衍耳。何以知然？解《尚書》者以大坰今定陶是也，舊本或傍記其地名，後人轉寫遂衍斯字也。”
司馬貞可謂巨眼卓識，其看法無疑是正確的。《史記》的“泰卷”就是《書序》的“大坰”，漢代流傳的古注解以“泰卷”或“大坰”在陶，《說文》：“陶，再成丘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于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也就是定陶，後人抄校《史記》時在“卷”旁注“陶”字，後來混入了正文。東晉時期的徐廣看到的本子有的已經這樣了，很可能東漢時期就已經有這個古注，西晉皇甫謐作《帝王世紀》時大概還沒有發生摻混，看到了這個注，他可能是認為湯伐三朡後歸之泰卷，泰卷是定陶，那麼三朡一定也是在定陶附近，他才說三朡也是在定陶；其後司馬彪就根據這個在定陶下編出個“三鬷亭”來，因為王莽時代對三代古國的舊址都稱“亭”。到了東晉的時候偽古文《尚書》和偽《孔傳》出世，也用了這個說法，說三朡在定陶，而在“大坰”下只注云：“大坰，地名”，不再說是定陶，這便是以訛傳訛。
可能後來人們根據這個說法真的在定陶東附會出個三鬷亭，所以唐代修的《括地志》也說定陶東有三鬷亭——古人最喜歡根據古書的記載附會地名，即使是本來沒有也會隨時隨地編造個出來；古書說法歧異，就造成一個地名很多地方都有，歷時既久，真偽難辨，這也是今天許多地方為了爭奪古代某些名人故里不停地打筆墨官司的原因，也是今人研究夏商歷史遇到的最為頭疼的問題。
總之，“三㚇”或“三朡（鬷）”本當作“巢門”或“焦門”，就是指南巢氏，它不在定陶。說三鬷在定陶的始作俑者很可能就是西晉的皇甫謐，之前無有此說，只有泰卷或大坰在定陶的說法。
五
讓人奇怪的是《史記》中“泰卷”這個地名，漢人為什麼會說它在陶（定陶）。《書序》中作“大坰”，可從魏晉至今解《尚書》者，都沒把“大坰”這個問題說明白，孔《疏》說：“大坰，地名，未知所在，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也只是簡單地揣測了一句而已。曹元弼《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九引江氏（聲）云：“大坰即泰卷，大當讀為泰，坰聲轉為卷”，江聲之說大致沒錯，但是說“坰聲轉為卷”還是值得討論的。
偽《孔傳》說它是地名，可遍查古書，定陶那裡也沒有這麼個地名。根據《說文》：
“冂，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冂。象遠界也。凡冂之屬皆从冂。冋，古文冂从囗，象國邑。坰，冋或从土。”
據此可以知道“坰”是“冋”的或體，《史記索隱》說“或作泂”，筆者忽然明白《書序》的“坰”或“泂”實際上就是“坸”或“泃”的形訛，在隸書中“句”和“冋”的寫法非常接近，只爭左邊一筆的長短，很容易致訛。“坸”這個字形也見於馬王堆帛書《易傳》的《衷》篇（7上），用為卦名的“姤”，《玉篇》以為“垢”之或體；“泃”字《集韻·平聲四·十九侯》讀居侯切，音與“溝”同，故筆者認為“坸”、“泃”皆當讀為“溝”，此三字古音同見紐侯部，音同可通。
這樣也可以知道《史記》為什麼作“泰卷”了，“泰”、“大”古通用無別這個不必多說，而“卷”分明就是“巷”字的形訛，《集韻·上聲五·三講》：“港、溝：分水流也。或作溝”，認為“港”、“溝”同字，而“港”正從“巷”聲，《集韻·去聲七·四絳》下“巷”與“港”同胡洚切，讀音相同。司馬遷看到的材料“溝”是寫作“巷”（《說文》無“港”字），當是先秦資料，用的是古字；《書序》是漢代傳授的本子，用的是後起通行字的“坸”或“泃”，是今字。在後來傳抄中，《史記》的“巷”被誤寫成了“卷”，《書序》的“坸”被誤寫成了“坰”，於是就弄得一塌糊塗、難以索解了。“巷”、“卷”相訛非此一例，比如“鬨”字，《廣韻》收或體作“𩰓”，從“巷”，而《字彙補》又收其或體作“闂”，從“卷”，明白也是“巷”字之形訛。所以，“大卷”、“大坰”均是“大溝”之輾轉訛誤。
所謂“大溝”即春秋時吳王夫差開掘的“深溝”，《國語·吳語》：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掘）為深溝，通于商（宋）、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第五》亦云：
“吳王（夫差）復伐齊，闕（掘）為深溝，通於商（宋）、魯之間，北屬沂，西屬濟，欲與魯、晉合攻於黃池之上。”
史念海先生指出此深溝就是菏水，在魚台、定陶兩縣間，為吳王夫差所開鑿；8顧頡剛先生認為是“因經過菏澤而稱菏水”，9正經過商（宋）、魯之間的定陶附近，刘起釪先生云：“知菏水出於定陶西南，合濟水至定陶東北匯於菏澤”10——這便是古人認為“大巷（溝）”在定陶的根本原因！古人把人工開鑿的水道稱“溝”大概是慣例，如夫差開鑿的另一條運河稱“邗溝”，戰國時魏國的運河稱“鴻溝”等。
可見，古本《史記》在“泰卷（巷）”下注“陶”字是對的，而皇甫謐據此誤認為是三鬷也在定陶，偽《孔傳》襲其說而只言三鬷是定陶而不及大坰，其謬可知。
由此一點就足以說明一個問題：先秦時期《古書序》這段文字的作者是明白地知道鳴條、有娀之墟（陑）、夏邑、三鬷（巢門、南巢）等夏朝地方都是在當時的魯地，魯在大溝之東，商（宋）在大溝之西，湯自夏後返回亳，也就是自魯返回商（宋），必定要經過定陶的大溝，所以他在排列《仲虺之誥》這篇的順序時說：“湯歸（《書序》作“湯歸自夏”），至於大巷（溝），仲𤳹（虺）作《誥》”，經師迭相傳授，則謂大巷（溝）即陶（定陶），

中国历史故事小学生一年级

這類說法至少漢代還有，所以傳抄《史記》者才會在“大卷（巷）”旁加注“陶”字，這都是非常合理的。如果按照某些傳統說法夏邑是在商西，是在山西，那麼湯自夏返商無論如何不能經過定陶的大溝。但先秦《古書序》的作者已經不知道這大溝是吳王夫差開鑿的，夏商之際還沒有，就象《禹貢》的作者也不知道而寫進文里說“浮于淮泗、達于菏”一樣。
現在知道“三朡”就是“巢門”之訛，泰卷、大坰為大溝才是在定陶，那麼湯在有娀之墟（濟寧）滅夏之後回亳（即北亳，亦稱景亳，在今曹縣南）經過定陶，也說明湯在攻克夏邑趕走桀之後，就返回亳了，與清華簡《尹誥》所說湯滅夏之後“乃致眾於亳中邑”的說法一致，並沒有南逐千里去巢湖追殺夏桀，那麼湯所伐的南巢氏也絕不能在遙遠的南方，當然也不是在定陶。
六
南巢氏很可能就是夏人之後的有南氏中的一支，《史記·夏本紀》：“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索隱》：“《系（世）本》‘男’作‘南’”，秦嘉謨輯補《世本·氏姓篇》於“有南”國下云：“有男氏，分封用國為氏”，是有男氏即有南氏，“南”並非方位名詞的“南”，根據《世本》和司馬遷的說法，“男”或“南”本來也是國名。
但是，遍考諸書不見有“南”或“男”之國名或地名。而在典籍中，多以“任”聲訓“南”或“男”，如《白虎通·五行》：“南者，任也”，《尚書大傳》“名曰南陽”鄭注：“南，任也”，《廣雅·釋言》：“南，任也”；《大戴禮記·本命》、《孝經》“公侯伯子男”鄭注并云：“男者，任也”，《廣雅·釋親》：“男，任也”，如此之例甚多，因“南”、“男”、“任”古音本相同或相似而通用（《書·禹貢》“男邦”，《史記·夏本紀》作“任國”，即其證），故疑所謂“南”或“男”實亦即“任”。任（仍、戎、娀）本太皞之後的風姓國，夏末時夏桀徙都於此為西邑，夏人亦隨之而至，故又有姒姓之任，夏亡，其後人仍以任為氏稱“有任氏”，周代典籍寫作“南”或“男”者，殆為與當時尚存的風姓之有任氏相區分。南巢氏當是此南（男、任）氏中的一支又徙於巢（焦）地者，故稱“南巢”，猶周代舒族居於庸者稱舒庸，居於蓼者稱舒蓼之類，亦可簡稱庸、蓼也。湯伐桀時此國被滅，此後只有有南氏而無南巢氏。
上面說過，湯伐南巢氏必定也是“自西翦西邑”的其中一場戰役，這個南巢的故地很可能就是在魯西嘉祥南的焦城，道光《濟寧直隸州志》卷二之二《方輿志二》記此“焦城”云：“焦，姜姓，炎帝後，武王封之，為魯附庸。”《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云：“焦城：在山東嘉祥縣南十五里青山之東。《嘉祥縣志》：‘俗傳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即此。今其地名焦城村。’”11今其地的“焦國古城遺址”（周代）為濟寧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山東省第三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按：言此為神農後姜姓焦國封地恐怕證據不足，宋代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卷十《下平聲·四宵》於“譙”姓下認為“封神農之後於焦，雖有其事，而實無受封之人”、“姜姓焦國本無其人”，是姜焦之有無尚屬疑問，則其古城遺址也未必就是姜焦故虛，然其地必自古即稱“焦”，始得有西周姜焦故虛之說和焦城之名。這個焦正在濟寧的西五十余里處，很可能就是南巢（焦）氏之故虛，其地本稱“巢（焦）”，南巢氏被滅之後地名仍然沿用至今，如有任（娀、仍）氏之“任”、有莘氏之“莘”然。
《容成氏》言桀是在戎遂（夏邑）、鬲山氏（鳴條之遂）失敗後逃入南巢氏，而《尸子》則說“伐桀於南巢”後才“收（放）之夏宮”，《呂氏春秋·簡選》也說“乃入巢門”之後才“遂有夏”，這三者同為戰國時期的文獻而說法不同，可能是戰國時代對夏商之交的歷史已經不甚明了，只知道有這些戰役卻弄不清先後，故說法不同，這并不奇怪。現在知道南巢氏是在濟寧之西，則很可能《容成氏》、《古書序》、《史記》等書的記事順序是錯亂了，《尸子》、《簡選》的記載相對準確，因為只有如此才符合清華簡《尹至》“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的說法。也就是說，夏桀應該是在西邊鳴條之野的鬲山氏（今鄄城一帶）戰敗後東逃，先逃入西邑夏西邊的南巢氏，湯從而伐之，入于巢（焦）門而滅其國，桀又東逃回西邑夏，湯又攻克之，桀才出逃到荒遠之地的蒼梧之野去了（此問題稍複雜，容後專文詳述），并非是最終逃到了南巢。而漢代及後來學者誤解文獻，以為桀最終逃至南巢，并以周代的巢伯國附會之，恐非其實。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蒙網友王博楠先生、薛培武先生、刘祎琪女士熱心提供相關資料，謹致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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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280-281頁。
2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282頁。
3 《左傳•昭公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杜預注：“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惡積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杜說是本自《詩·長發》《毛傳》：“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皇甫謐之說即本于毛、杜。孔《疏》：“以《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共桀同文，又傳云‘乙卯亡’，知以乙卯日與桀同時誅。”此均是根據《長發》“昆吾夏桀”連言所作出的推測之辭，不足為據。《詩》、《史記》等書并言是湯滅昆吾之後又伐桀，始有戰鳴條、伐南巢、克夏邑之役，二者之間必有時間差異，並非同時而亡。“乙卯”當是古傳的昆吾被滅之日，而“戊子”是湯與桀在郕地（鬲山氏、鳴條之遂）決戰之日，則是在滅昆吾之後33天，二者明非一時。皇甫謐據此以為鳴條之戰亦在乙卯，大謬不然。《左傳》之“稔”本訓“穀孰”（《說文》），據杜注這裡當是惡貫滿盈之意。毛得以乙卯日殺毛伯過代其位，萇弘說乙卯日是當年昆吾惡貫滿盈（滅亡）的日子，他是因為罪惡太大之故落得這個下場；現在毛得于這一天想在王都實現其罪惡的目的，不滅亡更待何時？故推測“毛得必亡”。所引用的故事只有昆吾，與夏桀無涉。
4 黃懷信、張懋镕、田旭東：《逸周書匯校集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115頁。
5 王寧：《上博二〈容成氏〉戎遂、鬲山氏、鳴條考》，簡帛網2015-02-27.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162
6 朱曉海《〈尹至〉可能是百篇〈尚書〉中前所未見的一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187
7 劉起釪：《尚書學史》，中華書局，1989年。108-109頁。
8 史念海：《論〈禹貢〉的著作年代》，《河山集（二）》，三聯書店1981年。394頁。
9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中華書局2005年。835頁引。
10 《尚書校釋譯論》，623-624頁。
11 臧勵龢主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31年。9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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