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黃錦前：鄭人金文兩種讀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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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黃錦前：鄭人金文兩種讀釋

鄭人金文兩種讀釋
黃錦前
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摘要：本文對中國國家博物館新近入藏的封子楚簠銘文進行了釋讀，認爲器主“封子楚”係鄭武公後裔，見於《左傳》的“七穆”之一的“丰氏”丰卷之子，與鄭莊公之孫鼎、缶的器主應係兄弟行，其主要活動時間約在公元前530年前後的楚靈王或楚平王時。春秋中晚期以來，鄭國因貴族間內斗不斷，封子楚等仕楚即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同樣，新近刊佈的良夫盤、良夫匜器主良夫係“七穆”之一的“良氏”後裔，其主要活動時代，或與封子楚大致相當或略早。
關鍵詞：封子楚 良夫 七穆 丰氏 良氏
新近出版的《中國國家博物館典藏甲骨文金文集粹》公佈了中國國家博物館近年入藏的一件封子楚簠[1]。該器銘文較爲重要，在研讀之後有一點初步的想法，寫出來以就正於方家及同好。
該簠長方體，直口斜壁，平底，下有四隻對稱的蹼形足，腹部兩端各有一獸首半環形耳，曲尺形圈足外侈。器、蓋形制、大小相同，唯蓋沿有六枚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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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卡扣。通體飾繁縟的蟠螭紋（圖一）。與新鄭鄭公大墓出土的蟠虺紋銅簠[2]及輝縣琉璃閣乙墓出土的蟠虺紋直沿簠（Z乙-7，發掘號60）[3]近同。這種形制的簠是春秋中晚期楚地流行的樣式，同類器物考古出土的頗多見，不贅述，其時代約在春秋晚期後段。
簠蓋及器內底均刻銘文8列65字（又重文3，器蓋同銘，圖二），爲輸入方便，釋文盡量使用寬式：
唯正月初吉丁亥，封子楚，鄭武公之孫，楚王之士，擇其吉金，自作飤簠，用會嘉賓、大夫及我朋友。虩虩叔楚，剌之元子，受命于天，萬枼（世）朋（弗）改，其眉壽無期，子子孫孫永保用之萬枼（世）。
文字楚風甚濃。在上揭《中國國家博物館典藏甲骨文金文集粹》中，該器撰文者田率對其已有較好釋文，但有幾個地方需要重加討論。
一是文字釋讀方面的問題。其中“剌”字原釋作“爲”，不確。查金文中的“爲”字，無一作此形者。該字原篆分別作：（該銘）、（器銘），寫法稍異，兩相對照，可知其應係“剌”字[4]。
銘末“永保用之”以下，尚有“萬枼（世）”二字，田率未能注意到。“萬”字較爲清楚，“枼（世）”字則不太清晰。
二是文句斷讀方面的錯誤。銘文“自作飤簠”以下，田率斷讀作“用會嘉賓、大夫，及我朋友虩叔，楚爲之元子”，不辭。“用會嘉賓、大夫及我朋友”句，金文屢見，應於此絕句。“虩虩叔楚，剌之元子”爲句，其中蓋銘“虩”下有一短橫，當係重文號，器銘不太清晰。“虩虩”表修飾詞，多見於金文，如晉公盆[5]“虩虩在上”等，或讀作“赫赫”。《詩•小雅•節南山》：“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國語•楚語上》：“赫赫楚國，而君臨之。”韋昭注：“赫赫，顯盛也。”
文字方面，值得一提的還有“嘉”字，該字蓋銘原篆作，器銘不清晰。該字與近年隨州文峰塔墓地新出隨大司馬嘉有戈[6]的“嘉”字構形接近，也證明了過去我們將戈銘此字釋作“嘉”不誤[7]。
文義方面，需要討論的是“萬世朋改”句。“朋”與“弗”聲韻皆近，在此應讀作“弗”。金文中類似的辭例還可參見鎛（齊侯鎛）[8]“世萬至於辝孫子，勿或渝改”楚大師登編鐘[9]“萬年毋改”等。“朋”字原篆作，所从之“乀（伏）”或可視作聲符，“”在此讀作“弗”。《說文》：“左戾也。从反丿。讀與弗同。”《說文》：“左戾也。从反丿。讀與弗同。”不過這樣解釋似較前者迂曲。
器主宣稱自己“受命于天”, 這是當時銅器銘文中流行的一種說法，如春秋早期的秦公簋[10]、秦公鎛[11]云“丕顯朕皇祖，受天命”，秦公鐘[12]、秦公鎛[13]“我先祖受天命”，倗戟[14]“膺受天命”等。
接下來討論本銘所涉及的人物及其關係。
銘文云“封子楚，鄭武公之孫，楚王之士”，這是當時銘文中流行的一種自報家門以標示閥閱的套語；銘文下面接著又提到“虩虩叔楚，剌之元子”。
由以上信息可知，該器器主“封子楚”係鄭武公之後裔，鄭武公是鄭國的第二代君主，其在位時間約爲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744年。因爲他在護送周平王東遷過程中及鄭國歷史上皆有重大功勛，因而爲後人所津津樂道，如良夫盤[15]、良夫匜[16]銘文亦云“鄭武公之孫聖伯之子良夫”。
器主自名“封子楚”，按照古人的命名習慣，“封”應係其氏稱，“子楚”係其名。下文又云“虩虩叔楚，剌之元子”，從上下文來看，“叔楚”亦應係器主自稱，亦即“子楚”，“子”係美稱，“叔”係排行。“元子”一般指長子，《儀禮•士冠禮》：“天子之元子猶士也。”鄭玄注：“元子，世子也。” 此銘的“虩虩叔楚，剌之元子”之“元子”，似不能如此理解。“元子”之“元”，應係善、吉之義。《書•舜典》：“柔遠能邇，惇德允元。”僞孔傳：“元，善之長。”《國語•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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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抑人之有元君，將禀命焉。”韋昭注：“元，善也。”《淮南子•時則訓》：“擇元日，令民社。”高誘注：“元者，善之長也……嫌日不吉，故言擇元也。”
器主自稱係“剌之元子”，那麼“剌”又是誰呢？這裏我們自然會想到此前湖北襄樊余崗村團山春秋墓出土的鄭莊公之孫諸器，爲討論方便，先將有關銘文釋寫如下：
鄭莊公之孫鼎[17]：唯正六月吉日唯己，余鄭莊公之孫，余剌之𤵒子[18]，作鑄䵼彝，以爲父母。其于下都，曰：“嗚呼哀哉！剌叔剌夫人萬世用之。”
鄭莊公之孫缶[19]：余鄭莊公之孫，余剌之子，擇鑄䵼彝，以爲父母。其正仲月（？）己亥，升剌之尊器，爲之若（？）缶。其獻下都，曰：“嗚呼哀哉！剌叔剌夫人永寶用享。”
鼎、缶的時代亦爲春秋晚期後段，其銘文的“剌”，與封子楚簠銘的“剌”應係一人，應無問題。然則封子楚與鄭莊公之孫鼎、缶的器主應係兄弟行。鄭莊公之孫鼎銘的“𤵒”，過去學者解釋或異，對照封子楚簠銘來看，似以黃錫全等理解爲“善子、賢子”[20]較好。
據文獻記載，鄭國歷史上有所謂的“鄭國七穆”，即春秋時期鄭國七家卿大夫家族，他們皆係鄭穆公的後代，與魯國三桓、晉國六卿一樣都是卿族執政，故名。其中“七穆”之一的“丰氏”，源自鄭穆公之子公子丰，在鄭釐公時任上大夫，其後人以“丰”爲氏。其事跡主要見於《左傳》襄公七年等。本銘中用作氏稱的“封”，應即文獻之“丰”，文獻或傳鈔作“豐”，不確。
封子楚與鄭莊公之孫鼎、缶的器主皆係公子丰之後，應無疑問，但其具體身份又是怎樣的呢？前述封子楚簠與鄭莊公之孫鼎、缶的時代皆爲春秋晚期後段，據文獻記載，約當這一時期的丰氏在鄭國任卿大夫者有公子丰之孫丰施、丰卷，其事跡分別見於《左傳》昭公七年、十七年、襄公三十年等，他們與子產的時代相當。鄭莊公之孫鼎、缶又稱“剌”作“剌叔”，綜合《左傳》有關“丰卷奔晉”等記載及下文將要討論的封子楚與鄭莊公之孫鼎、缶器主皆流出仕楚國等信息來看，本銘的“剌”，可能即丰卷，其子“封子楚”等係鄭穆公的玄孫。
綜上所述，器主“封子楚”應係春秋晚期後段人，其主要活動時間，約在公元前530年前後。這一時期，鄭國當政者係鄭簡公和鄭定公。封子楚自稱係“楚王之士”，則“楚王”應係楚靈王或楚平王。
據文獻記載，自鄭襄公開始，鄭國七穆輪流執政，貴族之間內斗不斷。封子楚仕楚，可能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除文獻記載外，見於出土銅器銘文者，如哀成叔鼎[21]、鄭莊公之孫鼎、缶等，性質與之相類，皆係仕於他地的鄭人所作[22]，而後者器主鄭莊公之孫與之係兄弟，亦同仕於楚。
上述良夫盤、良夫匜亦係近年新刊佈材料，現爲私人收藏，吳鎮烽首先公佈其材料[23]，盤器形未見，匜體呈虎形，斂口鼓腹，虎頭作流槽，虎耳上竪，尾上卷，四足呈鳥爪形。通體光素，尾飾鱗紋(圖四-1）。其時代約在春秋晚期後段。
盤、匜内底皆鑄銘文5列33字（又重文2），二器同銘，作（釋文盡量使用寬式，圖三、四-2）：
良夫盤：唯王正月初吉丁亥，鄭武公之孫聖伯之子良夫擇厥吉金，自作盥盤，子子孫孫永寳用之。
良夫匜：唯王正月初吉丁亥，鄭武公之孫聖伯之子良夫擇厥吉金，自作盥匜，子子孫孫永寳用之。
二器“亥”字分別寫作、，从口，較爲鮮見，應係譌變所致。
器主良夫稱其係“鄭武公之孫聖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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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良夫”，“良”係氏稱。同樣，“良氏”亦係鄭國“七穆”之一，其源自鄭穆公之子公子去疾，去疾字子良，曾爲鄭卿，其事跡見於《左傳》宣公四年至成公七年等記載，其後人以“良”爲氏。“聖伯”，推測可能即見於文獻的“伯有”，其人其事見於《左傳》襄公十一年至昭公七年等記載，名“良霄”，“伯有”係其字，係公孫輒之子，去疾之孫，在鄭國歷史上是一個有作爲的人。其主要活動時間是在公元前560年至公元前543年。然則其子良夫的主要活動時代，或與封子楚大致相當或略早。
總之，封子楚、良夫等本人雖名不見經傳，但封子楚簠、良夫盤、匜等器銘的記載，卻爲我們發掘一段湮沒已久的史事提供了可能，爲我們瞭解春秋晚期鄭國上層貴族政治生活的有關細節提供了新的材料，對進一步認識當時鄭國發展歷史的形勢及其與楚國等的關係也不無裨益，因而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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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書法家協會：《中國國家博物館典藏甲骨文金文集粹》，73，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15年6月，第302-306頁。
[2] 河南博物院、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新鄭鄭公大墓青銅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04頁。
[3] 河南博物院、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輝縣琉璃閣甲乙二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12月，第209頁。
[4] 有關字形可參看董蓮池：《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10月，第790-792頁。
[5] 《殷周金文集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4月-1994年12月；《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4月。以下或簡稱“集成”）16.10342。
[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市文峰塔東周墓地》，《考古》2014年第7期，第18-33頁。
[7] 拙文：《隨州新出隨大司馬戈小議》，《江漢考古》2013年第1期，第80-83頁。
[8] 集成1.271。
[9] 周亞：《楚大師登編鐘及相關問題的認識》，載《上海博物館集刊》第11期，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46-167頁；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第28卷，第421-441頁，第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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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519號。
[10] 集成8.4315。
[11] 集成1.270。
[12] 集成1.262-266。
[13] 集成1.267-269。
[1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淅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88頁圖一四一:3-5。
[15] 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第25卷，第559頁，第14521號。
[16] 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第26卷，第387頁，第15000號。
[17] 《考古》1991年等9期，第787頁圖八；湖北省博物館：《湖北出土文物精粹》，56，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11月，第96-97頁；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第5卷，第215-220頁，第02408、02409號。
[18] 鄔可晶：《談鄭臧公之孫鼎銘中的“虞”》，《古籍研究》2009卷·上下（總第55-56期），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3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0年4月29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136。
[19] 《考古》1991年等9期，第790頁圖一一；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第25卷，第265-267頁，第14095、14096號。
[20] 黃錫全、李祖才：《鄭臧公之孫鼎銘文考釋》，《考古》1991年第9期，第855-858頁；後輯入黃錫全著《古文字論叢》，台北：藝文印書館1999年10月，第193-202頁。
[21] 《文物》1981年等7期，等66頁圖四；集成5.2782；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青銅器全集》，第7卷，一三〇，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6月。
[22] 李學勤：《鄭人金文兩種對讀》，載《中華國學研究》創刊號，2008年10月；後輯入氏著《通向文明之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4月，第166-170頁；又輯入氏著《青銅器入門》，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5月，第129-134頁。
[23] 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第25卷，第559頁，第14521號，第26卷，第387頁，第150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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