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钱大昕与苏州紫阳书院

钱大昕-钱大昕与苏州紫阳书院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钱大昕-钱大昕与苏州紫阳书院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钱大昕与苏州紫阳书院

清代学术，以整理和总结中国数千年学术为其特征，而最能体现此一历史特征者，则为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如同中国学术史上的众多学术流派和不同历史时段的学术形态一样，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也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总结、嬗变的演进过程。[①]在此过程中，书院特别是设于省会的大书院，于人材之乐育、学风之扬励，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而院长及肄业士子的为学取向，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一时学术趋势。钱大昕肄业及掌教的苏州府紫阳书院，即是乾嘉时期经史考证学风，由兴起到主流地位确立演进历程的一种体现。
苏州紫阳书院的创立与发展
清政权入据中原以来，随着其统治的日益巩固，统治者在艰难的文化抉择中，逐渐确立起“崇儒重道”的为治方针。清廷对儒家传统文化的认同，以及对朱熹理学正统地位的张扬，昭示出一代王朝的政治文化意向。与此意向相应，清廷不惟恢复了相沿已久的科举取士制度，且于京师之国子监，地方之府州县官学，亦颇能更张。然鉴于明中后期书院讲会议政对政治所产生的影响，清廷于书院的发展，则采取了相当保守的思路。大体而言，“清初至雍正中采取限制与笼络并行的政策，此后则推行发展与加强控制相结合的政策”[②]。
书院遭到限制，乃缘于顺治九年（1652）世祖所颁的一道上谕。其言曰：“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居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③]自此以后，书院的发展遂陷入沉寂状态。但随着官学教育的僵化，以及科举取士种种弊端的呈露，清廷对书院教育相对灵活性的优势，逐渐有所关注。顺治十四年（1657），偏沅巡抚袁廓宇疏请修复衡阳石鼓书院，得到应允。[④]至此，“不许别创书院”的规定开始松动，承此时势，各地书院陆续兴复起来。此后，清圣祖之赐额“学达性天”于白鹿、岳麓及徽州紫阳书院，“学宗洙泗”于济南省城书院，“学道还淳”于苏州紫阳书院，[⑤]更对书院在教育系统中的地位，予以了进一步的肯定。
苏州紫阳书院之建立及发展，即是因清廷对书院态度的转变而兴起的。按苏州向无书院，至张伯行巡抚江苏时，方于此地创建紫阳书院。张伯行（1651－1725），字孝先，号恕斋，晚号敬庵，河南仪封人。其为学宗尚朱子理学，历官所至，颇能以兴学育才为己任，而皆以理学化导士子。当是时，朝廷又加意于理学，而康熙五十一年（1712）升朱子十哲之次，五十二年（1713）《御纂朱子全书》告成暨次年颁行，理学之政治地位愈益巩固。承此形势，康熙五十二年（1713）冬十一月，时任江苏巡抚的张伯行，鉴于“时来学者众”，遂“命于沧浪亭读书，地窄不能容，乃于府学东建紫阳书院。拆吴江淫僧水北庵材木以供用，又藉其田三百余亩以为诸生膏火资”[⑥]。至翌年三月，紫阳书院落成。其规制，“前堂设朱子神位，中建讲堂，后建大楼，两旁建书舍”。而聘“崇明县教谕郭正宗、吴江县教谕夏声董其事”。一时士子，为之鼓舞。风气既张，不独江南人士，即浙江、福建、江西、山东等地学子，亦“多有负笈来者”，“生舍至不能容”。张伯行欲再加增广，而未果。[⑦]
紫阳书院建成后，张伯行尝为文以志其缘起，并阐发建紫阳书院的用意所在。其言曰：
今天子重道崇儒，已升位于十哲之列，复颁集于各学之中，令诸生诵习惟勤，俾
万世咸遵实学。道既高而且美，教已遍而弥长，真可为吾道干城，洵足称人伦师表。……
将见三吴士子来肄业者，皆恂恂执玉之容；四海儒生愿追随者，懍抑抑循墙之诫。庶
乎道明德立，操修罔间，晨昏致知，力行践履，无虚岁月。自是居仁由义，于以见斯
道之大行，从兹希圣希贤，方不失吾儒之正脉。幸成规之尚在，瞻遗范之犹存。[⑧]
又曰：
窃念服膺于朱子之教有年，稍能窥学问之大概，今为诸士子陈之。昔吾夫子设教
洙泗，及门之士至三千有余，而惟颜曾为入室，其余虽各有所造就，而不无偏全之别。
及至后世，尊德性，道问学，分门立户，几成聚讼。朱子之道，迭明迭晦，于五百年
之间，迄未有定论。惟我皇上学术渊深，躬行心得，默契虞廷十六字真传，独深信朱
子所云，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践其实。其道大中至正而无所于偏，
纯粹以精而无所于杂。钦定紫阳《全书》，以教天下万世，其论遂归于一。始知学者之
所以为学，与教者之所以为教，当以紫阳为宗，而俗学异学，有不得而参焉者矣。不
佞乐与多士恪遵圣教，讲明朱子之道而身体之。爰建紫阳书院，……诸士子可以朝斯
夕斯，若工人之居肆以成其器矣。夫所谓道者，在人伦日用之间，体之以心，践之以
身，蕴之为德行，发之为事业，非徒以为工文辞取科第之资已也。诸士子勉旃，勿务
华而离其实，亦勿求精而入于虚，他日学成名立，出而大有为于天下，庶无负不佞养
贤报国之志云。[⑨]
其以朱子理学为归的思想取向，即此可观其大概。
而更可注意的是，张伯行鉴于“近日士尚浮华，人鲜实学，朝夕揣摩，不过为猎取科名计，于身心性命家国天下之大，茫乎概未有得”的为学弊病，为使有志之士讲求正学，遂师宋胡瑗先生以经义、治事为教之意而增益之，立为课程八则。其大意谓：士子当致力于《四书》、《五经》，以体悟内圣外王之道；明道统以程朱理学为归，而辟陆王心学之弊；互相讲论，虚心质证，以免独学无友之隘；深究用世之道，淹贯博通，以裨实用；讲明心得，羽翼经传；勤作札记，以资省览；专心读书，勿耽游乐；励志立品，严加检束。[⑩]以上诸端，乃其大纲。至若读书日程，张伯行更从经书发明、读史论断、古今文、杂著四个方面，予以详悉阐发。在他看来，“人生一日不读书，与读书而无法程，虽勤惰不同，其为失则均也。……夫夜以继日者，周公之勤也；不寝忘食者，尼父之敏也；分治事与穷经者，苏湖之教也。诗书濯其灵腑，史籍长其精神，文章抒其见识，又学者无穷之乐也。慵废荒经，不学墙面，玩愒既久，岁月坐消，纵桑榆思奋，而羲御已驰。匪惟余身之是忧，亦二三子之所羞也”[11]。张伯行之立学规模，即此可谓详而且备。于此，杭世骏尝有“讲贯课士之法，略与闽同，士风丕变，敛华就实”[12]之评，洵为知言。而清圣祖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之颁“学道还淳”匾额于紫阳书院，更可见其与时消息之意义。
继张伯行之后，鄂尔泰于雍正元年（1723）任江苏布政使时，对紫阳书院又加整葺，以储人才。[13]鄂容安记其事曰：“吴地旧有紫阳书院，公乃重加整葺。访有紫阳后裔、退老词林朱公讳启昆者，延为馆师，而以所取诸生读书其中。馆师则隆其礼币，诸生则厚给膏火。戒之曰：‘书院所以为国储材也，慎旃勿忘。’”[14]鄂尔泰又于张伯行所建春风堂之后，更道山之亭为春风亭，将增屋数十间，集南邦人士诵读其中，屋尚未成，而来学者已踵相接矣。其后，鄂尔泰“每会课于紫阳书院之春风亭，与贤卿名士互相唱和，时集数十百人；而四方从游，公余少暇，辄与论经史，谈经济，多前贤所未发，学者无不倾心动魄，恨闻道之晚。公乃分为古今文集，倶题曰《南邦黎献》，取黎献思臣之意。风行海内，纸贵一时。及公去吴，诸生于紫阳书院之旁，复建春风亭书院，朝夕瞻礼，如对师承，后多显名。于时，皆以得称西林先生弟子为荣幸云”[15]。华希闵尝作《慎时哉轩讌集记》，称一时盛事云：“西林先生既以三月二十四日会诸文士于春风亭，凡成经义及诗赋、诏诰、序记、赞颂若干篇。越二日，复延入署之慎时哉轩，则亲为甲乙其高下，而剖其得失之所以然，诸生即席赋诗若干首。”[16]士子为之振奋，多从而就学。
自张伯行至鄂尔泰，紫阳书院不仅在规模上有所扩大，其为学风气亦因倡导者的更替而发生转移。柳诒征先生尝论之曰：“紫阳创于张伯行，而盛于鄂尔泰。雍正初年，鄂尔泰为苏藩，访求才彦，召集省会，为春风亭会课，躬宴之于署斋，已复留若干人肄业于书院。鄂尔泰与苏之绅耆，及一时召集之士所作之文若诗，汇刻为《南邦黎献集》。书院之由讲求心性，变为稽古考文，殆以是为津渡。此康熙以降书院之美谈也。”[17]由张伯行之“讲求心性”而变为鄂尔泰之“稽古考文”，亦即由宗尚理学而演为宗尚经史诗赋，为学风气之转移，于此可见一端。
而雍正十一年（1733）清世宗所颁上谕[18]，一则肯定了书院发展的必要性，一则对书院给予财政扶持（赐帑金一千两，令地方官置田以资师生膏火）。此一政治态度的根本转变（有将书院变为准官学化的政治用意），对紫阳书院的发展来说，实为一新的契机。雍正十三年（1735），巡抚高其倬是以“拨给赎锾，并变卖废祠银置田”[19]。清高宗登基，承其父之意，于乾隆元年（1736），进而对书院院长、入学士子之资格、奖励及课程，以及对其稽查事宜等，作出明确规定，从而奠定了书院的格局。[20]不惟如此，高宗还对书院的讲授内容，作了明示。其言曰：
书院肄业士子，应令院长择其资禀优异者，将经学、史学、治术诸书，留心讲贯，
而以其余功兼及对偶声律之学。其资质难强者，当先攻八股，穷究专经，然后徐及余
经，以及史学、治术、对偶、声律。至每月之课，仍以八股为主，或论，或策，或表，
或判，听酌量兼试，能兼长者酌赏，以示鼓励。[21]
再各省学宫，陆续颁到圣祖仁皇帝钦定《易书诗春秋传说汇纂》，及《性理精义》、
《通鉴纲目》、《御纂三礼》诸书，各书院院长自可恭请讲解，至《三通》等书，未经
备办者，饬督抚行令司道各员，于公用内酌量置办，以资诸生诵读。[22]
此一导向，无疑使鄂尔泰“稽古考文”取向的延续，得到了政治保障。而清高宗于乾隆十六年（1751）赐紫阳书院“白鹿遗规”[23]额，及赐紫阳书院武英殿《十三经》、《二十一史》，更对士子一意于稽古之学，颇多鼓舞。[24]
与清高宗的以上意向相应，地方大吏于紫阳书院的建设，每多加意。乾隆三年（1738），巡抚杨永斌奏请拨银四万两生息，以增诸生膏火。十年（1745），巡抚陈大受以元和县学训导吴中衡，“请岁于田租内拨银八两，供书院中朱子祀事，祔以张清恪公伯行及高文良公其倬”。十三年（1748），苏州知府傅春重修紫阳书院，改建大门为东向。[25]而陈宏谋（1696－1771）再任江苏巡抚时，有感于“吴会为文献名邦，紫阳书院尤为育材胜地。历任抚军修理废墜，捉拔英贤，延聘名师，优给膏火，无非乐育群才，讲求实学至意。恭逢圣驾南巡，御诗褒美，训勉师生，至优极渥，诸士奋兴，千载一时”，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对历次规条“前后参差，不能画一者，谨加参酌，删繁就简”，以为士子表率。凡肄业士子之资格、名额、膏火、考课、优劣、治学、仪范等等，皆为之厘定，以资遵循。[26]此后，巡抚魏元煜于道光二年（1822）对紫阳书院再加修整。陶澍巡抚江苏时，“书院肄业生达千数百人，澍为增广课额，兼示为学之要”[27]。其所立规条，大要劝士子为学必先立志、为学必须植品、为文宜先宗经、读书宜亲师友，唯有如此，“功修宜密，循名责实，始有真儒”[28]。咸丰十年（1860），紫阳书院毁于兵，后借梵门桥巷邵氏宅为考校之所。同治十年（1871），巡抚张之万拨给藩库银六千两生息，增诸生膏火。至十三年（1874），巡抚张树声重建旧地，奏颁御书“通经致用”额。[29]紫阳书院于有清一代之兴废，大略如是。
朝廷及地方大吏的倡导与扶持，固然对紫阳书院的发展影响甚大，但从根本上来说，执掌书院者的学术根柢与宗尚，则更关乎一时士子的为学取向。紫阳书院之所以显称于世，即与历任院长传道、授业、解惑的努力息息相关。据同治朝修《苏州府志》所列掌院题名，历任紫阳书院者，计有冯暠、朱启昆、韩孝基、陈祖范、吴大受、王峻、沈德潜、廖鸿章、韩彦曾、彭启丰、蒋元益、钱大昕、冯培、吴省兰、吴鼒、吴俊、石韫玉、朱珔、翁心存、董国华、赵振祚、俞樾、程庭桂、夏同善、潘遵祁。诸人之中，或耽于经术，或擅长诗赋，或融贯经史，或兼备众学，故于士子之陶铸，学风之推扬，多有佳绩可称。其中，主持紫阳书院讲席长达十六年之久的钱大昕，于一时学风之转移，实为一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钱大昕之肄业紫阳书院
钱大昕，字及之，又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江苏嘉定（今上海市）人。雍正六年（1728）正月初七日，生于嘉定望仙桥河东宅，嘉庆九年（1804）十月二十日，卒于苏州紫阳书院，享年七十有七。[30]
钱大昕一生，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乾隆十六年（1751）迎驾献赋之前，为发蒙求学期；乾隆四十二年（1777）服阕（丁父忧）后至去世，为主持诸书院讲席期；中间则为仕宦期。其中，第一阶段后期，钱大昕肄业于紫阳书院；而第三阶段后期，钱大昕则执教于紫阳书院。既学又教，此可见钱大昕于紫阳书院之因缘。
钱大昕为学之发蒙，开启于祖、父之庭训。其祖王炯先生，字青文，号陈人，县学生。夙精小学，著有《字学海珠》三卷、《星命琐言》一卷。[31]父桂发先生，字芳五，号小山，县学附生。“少承庭训，以读书立品为务，性耿介，不妄与人交，友朋有过失，规箴必尽所欲言。……好读先正举业文，耻流俗腐滥之习”[32]，著有《方壶吟稿》三卷。因王炯先生年逾六十始得孙大昕，故对之喜爱弥笃。大昕刚满周岁，王炯先生即教之识字。及大昕五岁，“亲授以经书，稍暇，即与讲论前代故事，详悉指示，俾记忆勿忘乃止，如是者殆十年”[33]。乾隆二年（1737），王炯先生馆于望仙桥杨氏，大昕是时十岁，从祖受业，初学为八股，而于训诂、音韵，颇能贯通大意。王炯先生是以有“此子所造，必远过于我，虽入许、郑之室，无难也”[34]之期望。此后，大昕父桂发先生于乾隆四、五年（1739、1740）及六年（1741），设馆于外冈族父元礼（名楷）及族兄彦辉（名燿）家，皆携大昕自随，晨夕督课。此时，“举业家多不习诗，生徒或私作韵语，则父师相诟病，以为妨于制义也”。桂发先生不以为然，独喜教大昕为诗，“示以唐人安章宅句之法，又谓诗文非空疏无学者所能为”，且贷钱为大昕购书，“恣其繙阅”[35]。其后，钱大昕之以献赋召试通籍，以及不数年而朝廷有乡会闱岁科试皆兼试诗之诏，此可见桂发先生之先识，且善教子，亦可见大昕成学之渊源。
庭训之外，钱大昕又得益于塾师之教。雍正十年（1732），大昕年五岁，“始从塾师曾献若先生问字”[36]。曾献若先生，名佳，大昕父桂发先生业师。父子同师，亦称佳话。乾隆七年（1742），大昕年十五，负笈入城，师从曹桂芳先生问学，同学者有陆授诗、李斗祥、韩本、徐瀛秀，及桂芳先生子仁虎（字来殷，号习庵）。[37]大昕尝记其事曰：“檀漘先生（指曹桂芳，檀漘其号——引者注）自县之外冈，徙居城东清镜塘之南，再徙乃定居焉。是时，大昕方十五、六岁，从先生受经义，与同学十数人下榻先生所，仅老屋数椽，东西相向，无所为堂也。”[38]“受经义”云云，可知曹先生教学之内容。而大昕评曹先生子仁虎之学曰：“习庵于学无所不通，而于诗尤妙绝一世。每分韵联句，同人皆争奇斗巧，自诩绝出，及见习庵作，咸退避无间言。古风近体，流播人间，海外异域，多有传其稿者。”[39]由此一端，可见曹桂芳先生教学之成效。大昕之明经义，盖由曹先生启之。
钱大昕从学曹桂芳先生当年，其夏应童子试，即受知于学政内阁学士刘藻（原名玉麟，字素存，山东菏泽人）。复试日，刘公见大昕方髫龄，遂别置笔砚于它所试之，大昕文较原卷更佳。次日，又特招复试，题为“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阅后大悦，倍加奖励，且赠以笔墨数事。刘公又对人称：“吾视学一载，所得惟王生鸣盛、钱生大昕两人耳！”其推重如此。是时，始与王鸣盛（字凤喈，号礼堂，又号西庄）定交。鸣盛于侪辈少许可，独于大昕文，极口称赞。而鸣盛父尔达先生，见大昕文，“亦以为不凡。明年始有昏姻之约”[40]。大昕成诸生后，曾一度授徒坞城顾氏。顾氏家颇多藏书，如《资治通鉴》、《二十一史》（不全）等，钱大昕资以“晨夕披览，始有尚论千古之志”[41]。其据《晋书》以纠苏轼戏作《贾梁道诗》，亦颇见其考据之功底。次年，大昕又读李延寿所著《南北史钞》，撮故事为《南北史隽》一册，[42]是其于史学亦有所得。大昕子东壁、东塾称：“馆纪王庙顾氏，其家藏书颇富，府君一一遍观，遂斐然有述作意，读书所得，著为札记。府君殚心经学，自此始。”[43]由此可见，钱大昕授徒顾氏期间，在学问上已有一定的进境。
钱大昕自承祖、父及曾、曹两塾师之教，又资顾氏藏书以纵览，于小学、诗赋、经史诸学，已略窥其端绪。而乾隆十四年（1749）钱大昕之入紫阳书院肄业，对其来说，则是求学历程中的一大关键。大昕一生为学之根基，即奠定于此一时期。
钱大昕之得以入紫阳书院肄业，乃因妻兄王鸣盛之介，而得力于院长王峻之推扬。王昶曾说：“乾隆十三年夏，昶肄业于苏州紫阳书院。时嘉定宗兄凤喈先中乙科，在院同学，因知其妹壻钱君晓征幼慧，善读书，岁十五补博士弟子，有神童之目。及院长常熟王次山侍御询嘉定人才，凤喈则以君对。侍御转告巡抚雅公蔚文，檄召至院，试以《周礼》、《文献通考》两论，君下笔千余言，悉中典要。于是院长惊异，而院中诸名宿莫不敛手敬之。”[44]大昕亦曰：“巡抚觉罗樗轩公雅尔哈善闻予名，檄本县具文送紫阳书院肄业。时侍御王艮斋先生为院长，阅居士课义诗赋论策，叹赏不置。曰：‘此天下才也。’自是课试常居第一。”[45]又称：“大昕少而钝拙，无乡曲誉。先生闻其可与道古也，荐之使学于紫阳书院。先生于诸生中最赏者仅三数人，顾独称大昕不去口。”[46]此可见王峻对钱大昕之知遇。
王峻（1694－1751），字次山，号艮斋，江苏常熟人。少敏慧，读书数行倶下。年十八补诸生，才名籍甚。尝与同里宋玉才受业于陈祖范[47]，“一时称为王、宋”。历官至江西道监察御史，因劾左都御史彭维新“素行不叶人望”，直声震京城，亦因此而罢官。旋因丁母忧，遂不复出。归田后，先后执教于扬州安定书院、徐州云龙书院及苏州紫阳书院，而于紫阳书院尤久，“以古学提唱后进，所赏识后多知名”。其为学长于史，“尤精地理之学，谈九州山川形势，曲折向背，虽足迹所未到，咸瞭如指掌。尝谓《水经》正文与注混淆，欲一一厘正之，而唐以后水道之变迁，地名之同异，郦注所未及者，则摭正史及传记小说、近代志乘以补之，名曰《水经广注》，手自属稿，未暇成也”[48]。所成者，为《汉书正误》四卷，但付之梨枣，已距其下世四十余年。[49]
王峻既受业于陈祖范，师弟又先后主紫阳书院讲席（中隔吴大受），学术师承，就教者多为陶铸。钱大昕尝言：“予年二十有二，来学紫阳书院，受业于虞山王艮斋先生。先生诲以读书当自经史始，谓予尚可与道古，所以期望策厉之者甚厚。予之从事史学，由先生进之也。”[50]大昕此后在史学方面的造诣，推其原始，王峻淬励之功当不可没。然不无遗憾的是，乾隆十五年（1750），王峻以疾辞去。大昕遂与诸同学联句作诗，以志师恩。其言曰：
朔雪冻差差，憯懍寒气重王鸣盛。先生怀故园，浩然归计勇王昶。冷雪武丘凝，秀嶂
虞山耸钱大昕。装轻仆无痡，帆举浪犹涌曹仁虎。养疴公志便，问字我忱壅鸣盛。结添卜商
衣，履曳原宪踵昶。叩钟聆噌吰，带经锄亩垄大昕。游尝舁舆从，学叹望洋恐仁虎。呜呼
文教衰，流传多缪种鸣盛。《七略》谁囊该，《九师》空杂冗昶。吊诡卜火珠，荒诞搜《汲
冢》大昕。衮衮逐穨澜，纷纷博世宠仁虎。先生筦道枢，词林作梁栱鸣盛。砭俗论必严，
匹古意未恟昶。覃思斡元造，购籍损官奉大昕。幽键启穾奥，铦斤斫拳踵仁虎。十道九域
探，三箧百城拥鸣盛。当其乌台迁，屹然白简捧昶。默默嗤寒蝉，啾啾嘲群蛬大昕。正色
排媕娿，直笔刺微尰仁虎。然犀烛罔象，伏弩射阙鞏鸣盛。独立仰丰规，先鸣振傝囱辱王昶。
乃知一士愕，足令千夫悚大昕。旋解紫绶还，间薙碧草茸仁虎。酒兵整韅靷，骚坛集球珙
鸣盛。遂初欣归吴，耽荣耻得陇昶。吾谷峰嶙嶙，尚湖波溶溶大昕。闲身侣鸥鹭，尘鞅脱
桎拲仁虎。五年主讲席，诗礼诫发冢鸣盛。教化时术蛾，文喻吐丝蛹昶。执经纡矩步，解
惑快曲踊大昕。情怆《骊驹》歌，令纪鸟兽氄仁虎。往矣冰蹙纹，来思花坼甬鸣盛。伫立
望河干，霜风浩呼洶昶。[51]
依依惜别之情，高山仰止之思，师弟厚谊，感慨良多。[52]
王峻之后，沈德潜于乾隆十六年（1751）正月[53]，继主紫阳书院讲席。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又号岘山，江苏长洲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由编修累官至礼部尚书衔，逝后谥文慤。沈德潜自授职编修，即得清高宗赏识，是以有“江南老名士”之称。乾隆十二年（1747），德潜迁礼部侍郎，高宗谕诸臣曰：“沈德潜诚实谨厚，且怜其晚遇，是以稠叠加恩，以励老成积学之士，初不因进诗而优擢也。”话虽如此，高宗之赏识于德潜者，主要还在德潜工于为诗。故沈德潜休致时，高宗有“朕于德潜，以诗始，以诗终”[54]之谕，此后更有“九帙诗仙”之誉。而高宗序德潜所著《归愚集》曰：“德潜之诗，远陶铸乎李、杜，而近伯仲乎高、王（指高启、王士禛——引者注）矣。乃独取义于昌黎归愚之云者，则所谓去华就实，君子之道也。昌黎因文见道，始有是语，而归愚叟乃能深契于此，识夷守约，敛藻就澹，是则李、杜、高、王所未言，而有合于夫子教人学诗之义也。”及至德潜去世，高宗悼之曰：“寿纵未能臻百岁，诗当不朽照千秋。”[55]虽然沈德潜逝后，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因徐述夔《一柱楼集》案受到牵连（德潜尝为徐述夔作传，称其品行文章皆可为法），遭到夺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的惩罚，但次年高宗御制《怀旧诗》中，仍列德潜五词臣末。
沈德潜虽以工诗受知高宗，且因论次唐以后列朝诗为《别裁集》而饮誉文坛，但其执教紫阳书院时，所汲汲引导士子者，则在务为返躬践履、行己治人之有体有用之学，其根则在经史、古学之体悟发明。乾隆十六年（1751），高宗首次南巡江浙，沈德潜迎驾，乞额紫阳书院。高宗因颜之曰“白鹿遗规”，且制五言古诗以勉德潜振兴乡教。其言曰：
棫朴重育贤，菁莪厪即俊。矧兹文雅都，造士方应慎。书院号紫阳，义盖由慕蔺。
德潜纵悬车，乡教犹能振。乞我四字额，更无他语训。白鹿有芳规，气贵消鄙吝。学
非豢贫地，贫乃士之分。学复不重华，华乃实之衅。功或亏一篑，山弗成九仞。诗虽
夙所耽，不足示后进。努力崇实修，佐我休明运。[56]
德潜感斯言，因于是年五月，成规条十则，以示士子为学门径。其大要谓：
书院之设，所以辅翼学校，使肄业其中者，分义利，审出处，明先王之道，通当
世之务也。若只争长于文辞藻耀之间，是舍其本而务末矣。况徒饰虚名，并文辞不求
其工耶？愿诸君返躬践履，实用力于行己治人，庶不负国家建立书院意。……今鹿洞
规条具在，主敬存诚之功，昭然《朱子全书》，士当循序而详求之。文贵抉经之心。……
既能宗经，又当证之史学，以广知人论世之实。然必蕴含史事，上下千古，乃为得之。
倘直写史语，刺人眼目，又非制义选言纯粹体也。……文无定态，纯古淡泊，明白俊
伟，与夫寓绳尺于纵横之中，取神韵于意言之外者，各自成家。……制艺所以宣圣贤
语意，而经国大业，不朽盛事，仍在古学。但揣摩八股，而于古学蔑如，将枵然蝉腹，
终矻矻于试牍墨卷中，适增儒林之恧而已。诸君于制义之余，兼攻古文，余事并及韵
语。……学人砥砺，首重立行，次重实学。若品第前后，无关重轻也。……文章声价，
自有定评。其高者，虽怨家不能埋没；其下者，虽周亲不能揄扬。寸心之公，灼然难
昧也。……愚叨一日之长，故于院中诸生，均望其敦本勤学，成德达材，以为有体有
用之士，以上副圣训谆勉之心，此愚所乐为佽助者也。[57]
此可见沈德潜训课士子之规模。循此规模，紫阳书院诸生于经义古学多能有所深造。钱大昕熏染其间，虽时日无多，但亦有所感悟。[58]
钱大昕既受王、沈二师之教泽，又与诸同舍王昶、褚寅亮[59]、褚廷璋、王鸣盛、曹仁虎等人，“以古学相策励”[60]。王鸣盛为大昕妻兄，且早在乾隆七年（1742）即与大昕定交。王昶亦于乾隆九年（1744）乡试时，与大昕定交。[61]而曹仁虎乃大昕塾师曹桂芳先生之子，且同笔砚者两年。此时相聚共学于紫阳书院，朝夕论学，质疑问难，友朋之益，自有一番进境。钱大昕尝论与王鸣盛、曹仁虎之交谊曰：“西庄长予六岁，而学成最早，予得闻其绪论，稍知古学之门径。习庵少予三岁，而辩悟通达，胜予数倍。两君者，天下之善士也，置之古人中，无不及焉。而在吾乡，吾皆得而友之。既而先后通籍，遍交海内名流，阅历四十余年，而屈指素心，无如吾两君者，不独颂读其诗书，并亲炙其性情学问。古来称齐名者，李、杜，元、白，韩、孟，皮、陆，倶非同在一乡，而两君乃近得之望衡对宇之际，此生平第一快事也。”[62]又曰：“予与西沚总角交，予妻又其女弟，幼同学，长同官，及归田，衡宇相望，奇文疑义，质难无虚日。予驽缓，西沚数镞厉之，始克树立。平生道义之交，无逾西沚，常以异姓轼、辙相况，匪由亲串暱就，辄相标榜也。”[63]知己之叹，论学之感，情发于中，亦可见当日共学之情形矣。乾隆十八年（1753），沈德潜之录刊《七子诗选》（七子指王鸣盛、王昶、钱大昕、曹仁虎、吴泰来、黄文莲、赵文哲），序称：
七子者，秉心和平，砥砺志节，抱拔俗才，而又亭经藉史，以培乎根本。其性情，
其气骨，其才思，三者具备，而一归自然。故发而为诗，或如巨壑崇岩，龙虎变化；
或寒潭峭壁，冰雪峥嵘。曷常沾沾焉摹拟刻划，局守一家之言哉！而宗旨之正，风格
之高，神韵之超，逸而深远，自有不期而合者。犹两界河山，条分南北，山不同而崚
嶒之体则一也，水不同而混茫之态则一也，谓非诗教之正轨也耶？[64]
此可见诸人为学之根柢。无怪乎钱大昕、褚寅亮于乾隆十六年（1751）进献诗赋被取中一等，王鸣盛、钱大昕、王昶中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65]，而乾隆二十二年（1757）召试古学时，王昶、曹仁虎、褚廷璋被录取。[66]学有所成，以古学相策励之成效，于此可见一斑。
更为幸运的是，钱大昕在紫阳书院肄业期间，还曾结识了许多吴中老宿，如惠栋、沈彤、李果、赵虹、许廷鑅、顾诒禄诸人，而“引为忘年交”[67]。诸人或沉潜经术，或精研礼学，或雄于古文，或擅长为诗，皆一时名彦硕学之士。李元度称许廷鑅、李果之学曰：“吴中诗人最著者，曰潘南村、许子逊、李客山、盛青嵝、翁朗夫。……许子逊，名廷鑅，长洲人。……诗严于唐、宋之界，五言律、七言绝句尤工。……李客山，名果，长洲布衣。……诗格苍老，有一二字未安，屡改不倦。晚年文誉蔼郁，过吴门者争识其面，几以鲁灵光目之。”[68]严荣称述王昶与惠栋、沈彤、李果交往有言：“定宇博通经术，于汉学最深。冠云通《三礼》，又与客山并以古文称。”[69]又沈德潜叙次沈彤为学曰：“家冠云征士，少岁喜词章之学。籍学官后，知学以体道达用为贵，遂穷究六经，二、三十年不辍。自礼乐、律吕，以及田赋、官禄、学校、兵刑诸大端，皆能辨异审同，要归至当。发而为文，往往具古圣之义法，可依仿而通行。即序传碑状等作，亦各有美言懿行之实，而非若世之著文者，诡奇炫饰以相誇诩也。”[70]王峻为沈彤文集撰序亦称：
余往在都门，少宗伯方望溪先生，每为余称吴江沈君冠云之著述能守朴学，不事
浮藻。时余以书馆事繁，仅获观一二，未遑多索也。今年，余在紫阳书院，冠云亦授
徒郡城，因出其所著古文一编视余。展读既竟，乃叹曰：甚矣！望溪之能知冠云之文
也。……今冠云之学，笃古穷经，尤精《三礼》。其解经诸文，于群疑聚讼之处，疏通
证明，一句一字，必获其指归而后已。其记、序、碑、铭诸作，亦皆具古人之法，而
立义醇慤。盖凡在兹编，无不有用而可久，非犹草木之花之能成其实者乎！望溪之称
其守朴学而舍浮藻，其知之深矣。[71]
而顾诒禄尝受业于沈德潜之门，于诗亦称擅场。且诸人以友道相处，往还论学，彼此切劘，引为知己同调之鸣。一时交游氛围，亦可见学风之好尚。钱大昕熏陶于此一学术环境，自然获益良多，于学问大有进境。
诸老宿之中，惠栋对钱大昕的影响尤为突出。[72]钱大昕在为惠栋《古文尚书考》所撰序中曾说：“予弱冠时，谒先生于泮环巷宅，与论《易》义，更仆不倦，盖谬以予为可与道古者。忽忽卌余载，楹书犹在，而典型日远，缀名简末，感慨系之。”[73]而其所作《题惠松厓征君授经图》诗亦称：“吾生亦有好古癖，问奇曾许抠衣进。廿年聚散等浮沤，宿草青青老泪抆。展图仿佛见平生，苦井长眢几时浚？黄门精熟继长翁，试听它年石渠论。”[74]仰慕之情，教诲之感，可见两人相知之深。不惟如此，钱大昕在惠栋的熏陶下，对治经方法深有体悟，提出“以经证经”之说。而这一方法的提出，正是受了惠栋《周易述》的启发。在致王昶的信中，钱大昕阐发道：“《周易》李氏《集解》，蒐罗荀、虞之说最多，古法尚未尽亡。松崖征君《周易述》，摧陷廓清，独明绝学，谈汉学者无出其右矣。《尚书》逸古文虽亡，然马、郑诸家之传注，至唐犹存，今则惟存梅氏一家。大约经学要在以经证经，以先秦、两汉之书证经，其训诂则参之《说文》、《方言》、《释名》，而宋元以后无稽之言，置之不道。反复推校，求其会通，故曰必通全经而后可通一经。若徒蒐采旧说，荟为一编，尚非第一义也。”[75]而寻其根源，惠栋治经的思想和方法，乃在于“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76]。此一为学取向的提出，引发出以下两种新的思路：其一，戴震在惠栋的影响下，提出“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77]的学术主张；其二，即钱大昕所提出的“以经证经”思路。乾嘉学派之形成及发皇，即是循此治经取向展开的。论者每谓钱大昕的学术成就在史学，然探其根源，其以治经方法而治史的思路，实发端于“以经证经”为学主张。钱穆先生揭示钱大昕为学主旨曰：
当竹汀之世，论学者已树汉、宋之壁垒，而又为经、史分门庭。若论史学，则必
群推竹汀为巨擘。然竹汀论学，固常盛推经术，其言已如上引。而竹汀之论史，亦与
时风众趋有不同。……是竹汀实一本其平日所揭櫫之论学宗旨以治史，在其心中，并
不见有经学、史学之鸿沟，更亦绝无以史学名家，求与当时经学相抗衡之意也。……
窃谓竹汀之为学，固不限于史。其成学之所至，亦不得仅以史学名。其学浩博无

少年中国历史故事书图片

涯涘，
不得已而必为之名，则不如直承清初诸大儒如亭林之俦而名之曰“经史实学”，庶乎近
是。……竹汀于经史外，又注意文章之学。……此其论学，实欲汇道学、儒林、文苑
而一之。经术、性理、文章，皆通儒实学所宜备。又岂当时争门户、分汉、宋，别经、
史者之所与知乎？……然竹汀之论诗文，即必源本于性情，植根于经史，而尤关心于
教化。[78]
又李斗尝评大昕之学，称：“合惠、戴二家之学集为大成。”[79]此可见大昕立学取向之所在。[80]
乾隆十六年（1751），清高宗首次南巡，江、浙、吴中士子纷纷献赋，钱大昕亦在其列。高宗考虑到献赋士子“工拙既殊，真赝错出”，为免“鱼目碔砆，得混珠玉”，遂命大学士傅恒、协办大学士梁诗正、侍郎汪由敦，会同该总督、学政，详议考试办法。傅恒等奏言：“江苏、安徽进献诗赋之士子，经该学政取定者，倶令赴江宁一体考试；浙江进献诗赋取定者，令在杭城候试。统俟驾临杭州、江宁，酌期请旨，派大臣监试。届期，学政等恭请钦命试题，收卷进呈。并令各该督抚，饬备士子茶饭。”[81]此奏得高宗认可后，考试按计划进行。三月三十日，高宗发布江苏、安徽考取士子情况，下谕：“此次考中之蒋雍植、钱大昕、吴烺、褚寅亮、吴志鸿，著照浙江之例，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学习行走，与考取候补人员，一体补用。其进士孙梦逵，著授为中书，遇缺补用。”[82]钱大昕以一等二名荣获此选，心中自是无比的高兴，因作诗二首以志怀。诗曰：
俳优薄技拟枚皋，给札金门异数叨。五色霏微承紫诰，十年蕉萃愧青袍。登科仍
许陪先进，通籍何须谒选曹。小草自来无远志，也蒙搜采到蓬蒿。
趋承行殿谢恩齐，冰样头衔纸尾题。葵藿忽回初日照，鷽鸠何分上林栖。青绫被
暖中宵拥，红药花翻入户低。却笑杜陵夸献赋，五年才得尉河西。[83]
求学的艰辛，科场的失意（钱大昕曾三次乡试不售），多年的心血终算有了回报，大昕能不为之兴奋！此次成功，遂意味着钱大昕将步入仕途，而告别紫阳书院的求学生涯。[84]
钱大昕掌教紫阳书院
阔别三十八年之后，钱大昕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正月，应江苏巡抚闵鹗元之聘，来主紫阳书院讲席。追忆往昔就学情景，钱大昕有感于自己为学实“赖名师益友，切磋琢磨之力，得窥古人堂奥”，遂“奋然以振兴文教，继美前修为己任”。自是十六年间，“与诸生谭经史性命之恉，切论以浮慕虚名，无补实学。由是士之驰逐声华者，渐变气质”[85]，而“东南人士，依为师表”[86]。
先是，钱大昕尝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七月，奉命充河南乡试正考官。试毕，将返京，清高宗复有提督广东学政之命，且谕以勿需来京请训，即赴新任。大昕接旨后，遂于是年十一月到任。到任之后，钱大昕一方面申严月课之令，“每季出题，委教职申解课卷至院，亲阅而甲乙之，士子无敢托故不与课者”；一方面鉴于“士子多不肯读经”之陋习，“每考试，经题务避熟拟。《四书》艺虽可观，而经义违失者，痛斥之，仍榜示某某卷，以荒经遗落之”。自是之后，“诸郡闻风，童子皆知读全经矣”[87]。此乃钱大昕以经义训士之始。
正当钱大昕课士初有成效之时，忽遭其父桂发先生之丧，因家居守制。服阕后，以母沈太恭人年届八旬，大昕遂无意于官场，不复入都供职。家居后，钱大昕的生活相当贫约，本不喜为人师的他，亦不得不答应总督高晋延主江宁钟山书院之请。大昕之所以就钟山书院讲席，一是可藉束修以供甘旨，一是考虑到江宁离家不远，便于岁时回家省母。[88]乾隆四十三年（1778）五月[89]，钱大昕到书院，遂与“诸生讲论古学，以通经读史为先”[90]。如是者四年，“士子经指授成名者甚众，而江浦韩明府廷秀，上元董方伯教增、鲍文学琏，宣城孙州牧元玿，尤所奖赏者也”[91]。
乾隆四十六年（1781）夏末，钱大昕归省，因念沈太恭人饮食渐少，心忧之，遂不赴钟山书院馆。至九月十四日太恭人去世，大昕因家居服丧守制。服除后，虽“有司敦劝入都供职”，但大昕因“衰疾日臻，两目昏眊，遂无出山之志矣”[92]。后又患风痹之疾，因于病中自编年谱一卷，且记生平所见碑刻家中未有者三百余种，附于《金石后录》之末，凡二卷。病稍愈后，大昕遂应巡道章攀桂之请，

一个中国历史的故事作文

于乾隆五十年（1785）就教松江娄东书院。在娄东书院凡四年[93]，其训导士子，一如钟山书院之法，“所赏者，如陆君元吉、杨君云璈、陆君学钦、汪君学铭、胡君金诰，暨萧君揆抡、沈君端靖，皆一时之彦也”[94]。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一月，江苏巡抚闵鹗元又延请大昕明年主苏州紫阳书院，大昕因于次年正月赴紫阳书院讲席。[95]
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九年（1804），钱大昕主紫阳书院讲席者凡十六年。在此十六年中，钱大昕以其博洽的学识，益以先前提督广东学政课士，及钟山、娄东两书院期间通经读史、讲论古学的教学经验，于人才之陶铸，后进之奖掖，友朋之辩难，成效更为显著。何元锡有言：“嘉定钱竹汀先生，主讲吴郡之紫阳书院，四方贤士大夫及弟子过从者，殆无虚日。所见古本书籍，金石文字，皆随手记录，穷源究委，反复考证，于行款格式，纤悉备载，盖古人日记之意也。”[96]钱庆曾亦称：
公在紫阳最久，自己酉至甲子，凡十有六年，一时贤士受业于门下者，不下二千
人，悉皆精研古学，实事求是。如李茂才锐之算术，夏广文文焘之舆地，钮布衣树玉
之《说文》，费孝廉士玑之经术，张征君燕昌之金石，陈工部稽亭先生之史学，几千年
之绝学，萃于诸公，而一折衷于讲席。余如顾学士莼、茂才广圻、李孝廉福、陈观察
钟麟、陶观察樑、徐阁学颋、潘尚书世恩、户部世璜、蔡明经云、董观察国华辈，不
专名一家，皆当时之杰出者也。[97]
钱东壁、东塾更详列其父大昕与一时四方之士及受业弟子论学情形曰：
府君一生无疾言遽色，无私喜盛怒，不轻许可，不滥交游。力学敦品之士，不惜
奖借而诱进之，虽其人至终身偃蹇坎轲，而称赏未尝去口。四方贤士大夫，下逮受业
生徒，咸就讲席，折中辨论文史。如卢学士文弨、袁太史枚、赵观察翼、孙观察星衍、
段大令玉裁、周明经锡瓒、张征君燕昌、梁孝廉玉绳、陈进士诗庭、黄主政丕烈、何
主簿元锡、钮君树玉、夏君文焘、费君士玑、徐君颋、张君彦曾、袁君廷梼、戈君宙
襄、李君向、顾君广圻、吴君嘉泰、沈君宇、李君福、王君兆辰、孙君延辈，或叩问
疑义，或商论诗文，或持示古本书籍，或鉴别旧拓碑帖、钟鼎款识，以及法书名画，
府君无不穷源竟委，相与上下其论议，至人各得其意以去。而从兄弟东垣、绎、侗暨
妹倩瞿君中溶、许君荫堂，尤朝夕过从。府君每与谈艺，必引申触类，反复讲求。有
时日旰烛跋，听者跛倚，而府君语犹谆谆不已。即至愚不肖如不孝等，偶有质疑，亦
必周详指示。盖府君乐育后进之怀，出于至诚，未尝有不屑之教诲焉。[98]
钱大昕于一时士风、学风之影响，由此可观其大概。
钱大昕对受业生徒的陶铸，可由何元锡所整理的《竹汀先生日记钞》卷三《策问》中略窥一二。据何元锡嘉庆十年（1805）九月跋称：“元锡昔日过吴，谒先生于讲塾，得见稿本。今先生往矣，单词片语，悉可宝贵。今年秋七月，晤先生从子绎于长兴县斋，谈及遗书，遂假录清本以归。编成三卷，付之梓版。末卷策问，为书院课题，皆文集所未载也。”[99]《策问》共计43条，涉及经史、《四书》、小学、舆地、氏族、诗文等。兹摘录数端，以见大昕课士重心之所在。其课经义曰：
太学石经，昉于汉代，五经、六经、七经，一字三字，说者各殊，能折其中欤？
中郎而外，同时挥翰者何人？其称为鸿都者，误于何始？汉魏石经，宋时尚有存者，
能举其目欤？唐、后蜀、宋皆立石经，或只有经文，或兼及传注，或真或篆，或存或
佚，刻于何时？立于何地？书之者何人？考其异补其阙者，又何人也？其别白言之。
《春秋》有古文、今文之异，汉熹平、魏太和所刻者，今欤古欤？汉儒说左氏者，
莫精于服虔，自杜解行，而服氏遂废，其逸义犹有可考否？何平叔之《论语》，范武子
之《谷梁》，皆称集解，与杜氏同，何、范具列先儒姓名，杜何以独异？郑康成引《公
羊传》文，往往与何休本异，又何故也？
《易》者，象也，《说卦》言八卦之象详矣，荀、九家、虞仲翔所补逸象尤多。王
辅嗣以忘象言《易》，毋乃非古法欤？孟氏说卦气，费氏说分野，郑氏说爻辰，虞氏说
旁通，其义例可得闻欤？《左传》占筮多奇中，以何术推之？京君明传，所言世应纳
甲，与今卜筮家合，其余飞伏、积算、五星、列宿之例，可推衍之欤？
礼所以安上全下也，礼之目曰三、曰五、曰六，其分别何在？《仪礼》十七篇，
于五礼何属？其称《士礼》，又何取也？礼古经多于今礼若干篇，其篇名犹有可考者欤？
古今文字不同，其见于注者，能悉数欤？监本经文多脱误，不如唐石经之精审，能举
其一二否？张氏《识误》一篇，果无遗憾否也？
其课史学曰：
史学与经并重，魏晋时已有三史之名，果何所指欤？十史及十三、十七、十八、
十九、廿一之目，能胪列言之欤？陈承祚创为《三国志》，厥后十六国、三十国、三国、
九国、十国，各有纪载，撰述者何人，能详举其名目欤？
《史记》、两《汉书》，为史学之宗。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其例创于龙门，
孟坚有列传而无世家，后来多因之，而亦有别立世家者，其体例果同欤？志即书也，
而分合不同，名目互异。列传别为标目者几篇？或增或革，各有异同，能一一言之欤？
史公书元阙几篇？本未阙，而褚先生又补缀者几篇？褚之后，又有窜入者何篇？小司
马所补者何篇？所欲更定者何篇？班书元阙几篇？注班书者几家？刊其误者几家？补
班志者何人？补范表者何人？太史公未尝自名其书为《史记》，名之者何人？范史阙志，
志出于何人？何时并合范书？世以马、班、范为三史，然范书未出以前，已有三史之
名，又何指欤？
史家之有述赞，昉于龙门，而班氏因之，小司马讥述赞为未安，果何所见欤？后
代史或称论，或称赞，或有论又有赞，或有论无赞，或论赞倶无之。其论或称制，或
称史臣，或偶称史臣之名，又有不称论而称评者。例各不同，能详言其所自欤？
其课《四书》曰：
《四书》义以朱子为宗，然章句集注，各为一编，并称《四书》，始于何代？朱子
于《中庸》有辑略，于《论》、《孟》有集义，能言其大略欤？《大学》本《礼记》之
一篇，宋儒始分为经传，而二程考定之本，与朱子又不尽同，其故何在？集注所引洪
氏、吴氏、周氏、黄氏、张氏、丰氏，及王勉、潘兴嗣、何叔京诸家，可考其名字、
爵里否？所称刘侍读、吕侍讲、刘聘君者，又何人也？
紫阳朱子之书，学者童而习之，亦尝论其世而考其学术之源流乎？朱子之学，出
于程门，递相授受者何人？少时师事者何人？交游最密者何人？其门下士见于正史者
几人？录其语者几家？类而编之者又何人？其各条举以对。
其课小学曰：
古者八岁而入小学，教以六书。汉世闾里书师所受《仓颉篇》，出于何人？所作凡
若干章，续之者又若干章，其体例可得闻欤？许氏《说文解字》，所收九千三百余文，
较之《仓颉篇》为多，以今经典相承字证之，转有脱漏，岂转写失其旧欤？许氏所引
经文，往往与今本异，且有两引而字各异者，又何故也？
叶韵之说，始于吴才老《韵补》，而朱子注诗多采用之。近儒考求古音，别为十余
部，谓三百篇皆有定音，非一字而可两叶，其说尤精当。然《周颂》多无韵之篇，风、
雅亦有无韵之句，又何以说焉？且三百篇中，仍有一字而两读者，孔子赞《易》，间有
用韵，而与《诗》不合者，或疑为方言之异，然乎否乎？
七音字母之学，宋以来始盛行之，然孙叔然创为翻切，六朝人多解双声。声韵之
理，出于天籁，古贤早有先觉者矣。或谓字母本于《华严》，然四十二与三十六，多寡
悬殊，二合三合之母，华音未始有也，毋亦循其名而未考其实欤？司马、郑、刘诸家
之谱，先后次第，亦复互异，试别而言之。
训诂之学，莫尚于《尔雅》。《尔雅》何人所作？何人所补？其增补之处，能指其
一二欤？郭景纯注本，与古本文字句读，间有异同，石经与坊本，亦各有异，能分别
言之欤？郭注亦有为后人删落者，能言其脱漏所在欤？
其课氏族曰：
氏族之学，古人所重，姓与氏奚以分？宗与族奚以别？《世本》久不传，其见于
他书所引者，能覼缕言之欤？唐人有以能言三桓七穆，垂名正史

中国历史对应的人物和故事

者，今推其例，若二
惠、二穆、十四姓、八姓、七姓、六族、七族、十一族、九宗、五宗、三闾之等，皆
可枚数也？仆将敬而听之。
其课诗文曰：
文莫高于韩、柳，而韩尤高于柳。诗莫工于李、杜，而杜尤工于李。前贤议论具
在，孰得其要领欤？注韩、柳者，各五百家，注杜者千家，以何家为最优？宋元刊行
之本，以何本为最善？柳四家集中，间有赝作，或杂以他人之作，能别而出之欤？[100]
大昕之教如此，无怪乎受业门下者，或专擅一艺，或兼善数长，而各得其意。以视埋头讲章、心系膏火、斤斤科名是求者，其高下悬殊，判若天壤。
课艺论学之外，钱大昕在紫阳书院十六年间，还将前此之学术积累，愈加推阐发明，著之篇什。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春，校勘应劭《风俗通义》，并辑录他书所引逸文以补之，冬重订《金石录》，前后收藏共得二千通，迄元而止[101]；五十六年（1790），撰《元氏族表》四卷、《补元艺文志》四卷；六十年（1795）夏，复校《宋史考异》付刊；嘉庆元年（1796）夏，刊《元史考异》；二年（1797）二月，补校《四史朔闰考》，刊《金史考异》，又为毕沅校刊《续资治通鉴》，且增补考异；四年（1799），校定臧琳《经义杂记》，校刊《金石文跋尾三集》成，编定《十驾斋养新录》[102]；六年（1801），应长兴令邢澍之请与修县志；八年（1803），《金石文跋尾四集》刊成，刊《十驾斋养新录》手定本凡二十卷。又《竹汀先生日记钞》前二卷之“所见古书”、“所见金石”，于古籍、金石皆有考订。合以前此所著《三统术衍》、《廿二史考异》[103]、《金石后录》（后更名为《金石文字目录》）、《通鉴注辨正》、《疑年录》、《潜研堂诗文集》，参订秦蕙田《五礼通考》，与修《音韵述微》、《热河志》、《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天球图》、《鄞县志》等，洵可谓洋洋大观、著述等身矣。甚至其逝世当天（十月二十日），依然校《十驾斋养新录》刊本数页，评定巡抚汪志伊新诗，“谓所作有关名教，非仅诗人能事，手书小笺报之”[104]，且与门人孙延晤谈。钱大昕之孜孜学问，可谓终身不倦。
钱大昕去世之次日（十月二十一日），阮元在为《十驾斋养新录》所撰序中，盛赞大昕为学之精博曰：
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元初学者，不能学唐宋儒者之难，惟以空言
高论，易立名者为事。其流至于明初，《五经大全》易极矣。中叶以后，学者渐务于难，
然能者尚少。我朝开国，鸿儒硕学，接踵而出，乃远过乎千百年以前。乾隆中，学者
更习而精之，可谓难矣，可谓盛矣。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
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
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由今言之，盖有九难。先生讲学上书房，归里甚早，人伦
师表，履蹈粹然，此人所难能一也。先生深于道德性情之理，持论必执其中，实事必
求其是，此人所难能二也。先生潜研经学，传注疏义，无不洞徹原委，此人所难能三
也。先生于正史杂史，无不讨寻，订千年未正之讹，此人所难能四也。先生精通天算，
《三统》上下，无不推而明之，此人所难能五也。先生校正地志，于天下古今沿革分
合，无不考而明之，此人所难能六也。先生于六书音韵，观其会通，得古人声音文字
之本，此人所难能七也。先生于金石，无不编录，于官制史事，考核尤精，此人所难
能八也。先生诗古文词，及其早岁，久已主盟坛坫，冠冕馆阁，此人所难能九也。合
此九难，求之百载，归于嘉定，孰不云然！[105]
而胡培翚亦表彰大昕曰：
古之儒者，通天地人。三才万象，一道弥纶。功归约礼，教始博文。陋彼墙面，
浅见寡闻。师师传效，大道以湮。我朝振之，宿学连翩。黄（梨洲）、顾（亭林）、阎
（百诗）、胡（东樵），力浚厥源。梅（勿庵）、江（慎修）特立，惠（定宇）、戴（东
原）并延。儒术之盛，如日中天。先生蔚起，益扩其传。九流六艺，洞悉贯穿。囊括
史籍，上下千年。发为著作，旁礴垓埏。解蔽祛惑，绩著简编。[106]
阮、胡二人所评，堪为学林共论。
综而言之，自清世宗倡兴书院、高宗加意书院建设以来[107]，紫阳书院作为被关注的重点书院之一，不仅享受到朝廷赋予的各项优惠政策，而且得到地方大吏的扶持与优容。承此时势，一时名儒硕彦，汲汲以经史、古学、词章诸学引导后学，而吴中及四方问学之士，亦颇能以此诸学相磨砺，师弟授受，蔚为一时风气。较之当世某些书院院长，视讲席为进身之地，“漫无考核，既无以为激劝之资，则日久因循，未免怠于训课，惟知恋栈优游，诸生或且习而生玩，恐于敩学无裨”[108]之漏习，紫阳书院师生之课、学，可谓别具一格。钱大昕生当其时，早年既受业于紫阳书院，晚年又主讲、终老于紫阳书院，其于紫阳书院亦称终身系之矣。当肄业紫阳书院时，大昕沐于王峻、沈德潜之教泽，又得惠栋、沈彤、李果诸儒之指授，益以同舍王鸣盛、王昶、曹仁虎诸友之策励，故于经史古学，得窥其堂奥，学殖益富。是以发为文章、诗赋，能擅一时之雄，得遇特达之知；而根柢之学，自此立矣。其后，随着清廷对经史之学的大力提倡[109]，钱大昕更以其高洁的人品、博洽的学识，为闵鹗元、汪志伊诸大吏所推扬，而主紫阳书院讲席者十有六年。在此期间，大昕以通经博古为士子倡，质疑解惑，辨难发覆，诲之不倦。而受业门下者，“钦其学行，乐趋函丈”，二千余人之中，“其为台阁侍从，发名成业者，不胜计”。而尤可称道者，在钱大昕的影响之下，亲炙教泽者，或得其一端以成专门之学，或学兼数长而成通儒之业，几千年之绝学，萃于一门，诚可谓“海涵地负参精微，儒林艺苑资归依”[110]！是以阮元论百年学术之盛衰，推钱大昕为能兼清初以来诸学之大成，江藩赞大昕“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111]，而胡培翚亦有“博洽经训，尤精史学，通六书、九数、天文、地舆、氏族、金石，熟于历代官制及辽、金、元国语世系，……盖乾隆中一大儒也”[112]之誉。此可见钱大昕之学术地位。总之，钱大昕之于紫阳书院，继武前修，开启后学，于乾嘉时期经史考证主流地位的确立，实为一主持风会之人。

---

[①]参见陈祖武先生：《乾嘉学术编年·编纂缘起》。
[②]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马镛著：《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五卷清代上），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年7月版，第202页。
[③]《古今图书集成·选举典·学校部》。
[④]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六十九《学校七》《直省乡党之学》。按袁廓宇疏云：“衡阳石鼓书院，崇祀汉臣诸葛亮及唐臣韩愈、宋臣朱熹等诸贤，聚生徒讲学其中，延及元明不废。值明末兵火倾圮，祀典湮坠。今请倡率捐修，以表章前贤，兴起后学，岁时照常致祭。”对于此一事件的意义，刘锦藻尝评论曰：“古无所谓书院也，庠序而已。我朝自顺治十四年从抚臣袁廓宇请修复衡阳石鼓书院，嗣后各直省以次建设，始未尝不师生蠠没研究道艺，为国光宠。”（《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学校考七》《书院》）
[⑤]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六十九《学校七》《直省乡党之学》。
[⑥]张栻、张载编：《张清恪公年谱》卷下，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公年六十三条，清乾隆间刻本。
[⑦]以上引自张栻、张载编：《张清恪公年谱》卷下，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公年六十四条，清乾隆间刻本。
[⑧]张伯行：《正谊堂续集》卷八《紫阳书院落成告朱夫子文》。
[⑨]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九《紫阳书院碑记》。
[⑩]详见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十二《紫阳书院示诸生》。
[11]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十二《紫阳书院读书日程》。
[12]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一《礼部尚书张公伯行传》。
[13]按《（乾隆）江南通志》称：“雍正二年，江苏布政使鄂尔泰重为修葺，增廓其制。”（尹继善、赵国麟修，黄元隽、章士凤纂，乾隆元年刻本。）而鄂容安为其父鄂尔泰所编年谱，则系此事于雍正元年（1723）。兹取鄂容安说。
[14]鄂容安等撰：《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雍正元年癸卯四十四岁条。
[15]鄂容安等撰：《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雍正三年乙巳四十六岁条。又《（乾隆）江南通志》曰：“征七郡之士，弦诵其中，间以政暇，聚于春风亭，亲与唱和，士风一时振起。刻有《南邦黎献集》二种一制义，一古文诗赋。颚升任后，士庶于书院旁构堂，颜为西林氏讲学处。”（尹继善、赵国麟修，黄元隽、章士凤纂，乾隆元年刻本。）
[16]柳诒征：《江苏书院志初稿》，《江苏国学图书馆年刊》第四期（1931年），第57页。
[17]柳诒征：《江苏书院志初稿》，《江苏国学图书馆年刊》第四期（1931年），第56页。
[18]详参：《钦定学政全书》卷六十三《书院事例》，嘉庆十七年（1812）礼部刊本；又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九十五《礼部》《学校各省书院》。又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三《问津书院碑记》曰：“世宗皇帝御宇，饬天下省会各立书院。盖缘教授等官部选，拘于年例，不必尽贤且文。又弟子员散处，无由朝夕相见，一一端其德行，而课其材艺。乃于学宫庠校之外，别建一肄业之所，礼聘名儒掌其教，拔庠士之尤秀者，资以膏火之费，使朝夕与居，以授经而讲艺焉。其为兴德育才计，至深远也。嗣是，郡县有司承上意旨，通都大邑，往往设有书院，士习蒸蒸进而益上。”
[19]李铭皖、谭钧培修，冯桂芬纂：《（同治）苏州府志》卷二十五《学校一》，光绪八年（1882）江苏书局刻本。
[20]详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九十五《礼部》《学校各省书院》。
[21]《钦定学政全书》卷六十三《书院事例》，嘉庆十七年（1812）礼部刊本。
[22]《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九十五《礼部》《学校各省书院》。
[23]《清高宗实录》卷三八三，乾隆十六年辛未二月己丑条。
[24]《清高宗实录》卷三八四，乾隆十六年辛未三月戊戌条。在谕中，高宗指出：“经史，学之根柢也。会城书院，聚黌庠之秀而砥砺之，尤宜示之正学。朕时巡所至，有若江宁之钟山书院，苏州之紫阳书院，杭州之敷文书院，各赐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一部，资髦士稽古之学。”阎泰和等纂《钦定礼部则例》卷七十八《仪制清吏司》《颁发书籍》曰：“凡省会书院，奉有钦颁书籍者，应敬谨藏贮，以资诸生诵习。其《三通》、经史诸书，有应随时购买者，许该督抚及专司书院之道员，于存公银两内购买颁发，仍令该管官，前后交代。按：乾隆十六年，皇上南巡，赐江宁钟山书院、苏州紫阳书院、杭州敷文书院新刊《十三经》、《二十一史》各一部。”（乾隆四十九年刻本）
[25]参见李铭皖、谭钧培修，冯桂芬纂：《（同治）苏州府志》卷二十五《学校一》，光绪八年（1882）江苏书局刻本。
[26]详见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四十四《江苏巡抚再任·书院条规示乾隆二十四年正月》。
[27]柳诒征：《江苏书院志初稿》，《江苏国学图书馆年刊》第四期（1931年），第58页。
[28]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五十《苏州紫阳正谊两书院条示》，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
[29]参见李铭皖、谭钧培修，冯桂芬纂：《（同治）苏州府志》卷二十五《学校一》，光绪八年（1882）江苏书局刻本。历代增置紫阳书院的田数，府志亦有记载，兹不具列。
[30]参见钱东壁、东塾：《皇清诰授中宪大夫上书房行走日讲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提督广东全省学政显考竹汀府君行述》，《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版，下同。
[31]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五十《先大父赠奉政大夫府君家传》曰：“家贫，以课徒自给，亲旧家有藏书，辄借读之，虽盛暑沍寒，未尝一日少辍。又谓读书必先识字，故于四声清浊，辨别精审，不为方音所囿。其教子弟《五经》句读，字之偏旁，音之平仄，无少讹溷。士大夫有难字疑义，从府君取决，皆得其意以去。……府君于四部书靡不研究，旁及卜筮禄命之术，辄有奇验，唯不喜二氏学。”
[32]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五十《先考赠中宪大夫府君家传》。
[33]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五十《先大父赠奉政大夫府君家传》。
[34]钱东壁、东塾：《皇清诰授中宪大夫上书房行走日讲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提督广东全省行政显考竹汀府君行述》。
[35]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五十《先考小山府君行述》。
[36]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雍正十年壬子年五岁条。
[37]参见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乾隆七年壬戌年十五岁条，钱庆曾校注。
[38]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一《蓉镜堂记》。
[39]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习庵先生诗集序》。
[40]以上皆引自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乾隆七年壬戌年十五岁条。
[41]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乾隆十年乙丑年十八岁条。
[42]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乾隆十一年丙寅年十九岁条。
[43]钱东壁、东塾：《皇清诰授中宪大夫上书房行走日讲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提督广东全省学政显考竹汀府君行述》。
[44]王昶：《春融堂集》卷五十五《詹事府少詹事钱君墓志铭》。
[45]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乾隆十四年己巳年二十二岁条。
[46]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四十三《江西道监察御史王先生墓志铭》。
[47]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陈先生祖范传》曰：“居数年，有诏天下设书院以教士，诸大吏闻先生通儒，争先延请为师，先生勉应之。在苏州紫阳书院三年，训课有法，士子至今思之。……先生于学，务求心得，不喜驰骋其说，与古人争胜，尤耻剿袭成言，以为己有，盖合于《论语》之‘君子儒’焉。”
[48]以上皆引自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四十三《江西道监察御史王先生墓志铭》。
[49]乾隆六十年（1795）十一月，钱大昕为其师王峻遗著《汉书正误》撰序，有言曰：“先生归道山四十余年，仲子愚谷郡丞，将以《汉书正误》四卷付剞劂，属予校勘。循环读之，如见当日下帷抱椠，丹黄是正之勤焉。……宋儒好讲史学，于是有三刘氏、吴氏《刊误》之作。然刘书既无全本，吴虽博洽，往往驰骋而不要其归。本朝则何义门、陈少章两君，于是书考证最有功。先生与少章子和叔交最善，故于二家之说多有采取。其云正误者，正小颜之误也。所征引必识其名，不欲掩人之善也。此书出，当驾三刘与吴而上之。予故接闻先生绪论者，谨识梗概如右。”（《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汉书正误序》）
[50]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汉书正误序》。
[51]钱大昕：《潜研堂诗集》卷二《用昌黎会合联句韵送王艮斋先生归海虞》。
[52]王峻去世后，钱大昕尝作挽诗二首，以志伤感。其言曰：“西台真御史，东观旧词臣。赋草凌云笔，车埋当道轮。平生尚风义，傲骨独嶙峋。辛苦遗孤在，谁为分宅人”；“掌梦巫阳杳，催人鬼伯侵。讣来犹恐误，悲极不成吟。寥亮山阳笛，摧残爨下琴。半生知己感，凄断竟难禁。”（《潜研堂诗集》卷三《王次山先生挽诗二首》）
[53]沈德潜：《沈归愚自订年谱》，乾隆十六年辛未年七十九条称：“正月，……巡抚王公讳师，延予掌紫阳书院。”（乾隆二十九年刻本）
[54]参见：《清史稿》卷三百五《列传九十二》《沈德潜》。
[55]以上皆引自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十八《名臣》《沈文慤公德潜》。
[56]清高宗撰、蒋溥等奉敕编：《御制诗集二集》卷二十四《紫阳书院题句》。又高宗示江苏学政庄有恭诗称：“从来庠序储才地，观国之光利用宾。所贵清真兼雅正，莫容中鬼及蛇神。春华秋实崇经术，廷献家修重大伦。自是此邦文胜质，丁宁致勗务还淳。”（《御制诗集二集》卷二十三《示江苏学政庄有恭》）是可见高宗对江南教育之厚望。
[57]沈德潜：《归愚文钞余集》卷七《紫阳书院规条十则》。又沈德潜《归愚文钞余集》卷三《紫阳书院课艺序》曰：“制义之道别无他奇，理取其正，法取其合，辞取其典，气取其昌。宗乎经，准乎先正，流衍于古大家文，而以一己之灵明运之，以求肖乎圣贤之神吻，如是焉而已矣。……制义其英华也，殖其英华之所从出也。诸生由趋向之正，而益养其根，益加其膏，他日发撝所得，以羽翼经传，以进于道德之途，应更有焯乎可传者，而岂惟制义之工，足以取科名而荣当世已耶？”同卷《紫阳书院课艺二集序》曰：“然宜今二集所定之文，经义古学，多矫矫拔俗，不至于良楛杂出也。抑又思国家设立书院之意，与诸当路期望多士之心，有不止于工文辞、取科名而已者。盖文辞科名末也，德行功业本也。圣贤之言无一不切于实用，学者果一一体之于心，验之于身，操存涵养之有要，扩充措施之有方，将为真文章者，必能立真人品，立真人品者，必能建真事功。纯儒出其中，名臣亦出其中矣。诸生其体会斯言也夫！”
[58]先是，乾隆十五年（1750）五月，沈德潜告归后，钱大昕尝与王昶、王鸣盛、曹仁虎从其问学。（严荣：《述庵先生年谱》，乾隆十五年二十七岁条：“五月，礼部侍郎沈公归愚德潜，以年八袠予告归，凤喈、晓征、来殷及先生，皆游其门。”）又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第四编《学术》《朴学》《钱大昕》称：“初从长洲沈德潜游，辞章之学，为吴中七子之冠。既忽叹曰：‘经之未通，乃从而绣其鞶帨乎！’由是博览群籍，综贯六艺。”
[59]钱大昕尝评褚寅亮之学曰：“同年友褚君鹤侣于经学最深，持论最平，从事《礼经》者几三十年，乃确然知郑义之必可从，而敖说之无所据。尝谓予曰：‘君善意似不在解经而专与郑立异，特其言含而不露，若无意于排击者，是以入其玄中而不悟。至于说有不通，甚且改窜经文以曲就其义，不几于无忌惮乎！’予益拊掌叹服，以为笃论，然未得读其全稿也。鹤侣没后，仲子鸣哕始出其《仪礼管见》稿本，将付诸梓，而属予序之。披读再四，乃知鹤侣用心之细密。……皆贯串全经，疏通证明，虽好辩者莫能置其喙。夫经与注相辅而行，破注者，荒经之渐也。敖书今虽未大行，然实事求是之儒少，而喜新趋便之士多，不亟辞而辟之，恐有视郑学为可取而代者，而成周制作之精意益以茫昧，则是编洵中流之砥柱矣夫。”（《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仪礼管见序》）
[60]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乾隆十四年己巳年二十二岁条。钱大昕《潜研堂诗集》自序曰：“年二十以后，颇有志经史之学，不欲专为诗人。然是时客吴门，与礼堂、兰泉、来殷诸君子日唱和，所得诗亦渐多，既而遂以有韵之文通籍。”严荣：《述庵先生年谱》，乾隆十四年二十六岁条曰：“十四年己巳，二十六岁。巡抚宗室雅尔哈善课所属州县诸生能文者，取入紫阳书院肄业，先生试第一。监察御史王公次山峻为院长，同院中如褚搢升秀才寅亮、钱晓征秀才大昕、曹来殷秀才仁虎，皆以经术、诗古文互相砥砺。”
[61]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三《述庵先生七十寿序》称：“大昕从公游最久，始同学，继同进士，又同官於朝，嗜好亦略相同。”又卷四十一《封资政大夫大理寺卿加十四纪王公神道碑》曰：“大昕弱冠后，即从当代贤士大夫游，窃取其绪论，得粗知古人立言之旨。其交最久，而莫逆于心者，则今大理寺卿王公昶也。”
[62]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习庵先生诗集序》。又《潜研堂诗续集》卷八《西沚光禄挽诗四首》之一有曰：“海内知心有几人，垂髫直到白头新。经传马、郑专门古，文溯欧、曾客气驯。”
[63]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四十八《西沚先生墓志铭》。
[64]沈德潜：《七子诗选·序》，《七子诗选》卷首，乾隆十八年（1753）刻本。
[65]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乾隆十九年甲戌年二十七岁条称：“三月会试，中式第十九名。……是科，文敏公（指钱维城——引者注）自撰策问条目。闱中遍搜三场，所得如王礼堂、王兰泉、纪晓岚、朱竹均、姜石贞、翟大川辈，皆称汲古之彦。揭晓之次日，午门谢恩。文敏公谓诸公曰：‘此科元魁十八人，倶以八股取中，钱生乃古学第一人也。’”
[66]参见沈德潜：《沈归愚自订年谱》，乾隆十六年、十九年、二十二年各条，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67]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乾隆十四年己巳年二十二岁条。又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三《钱大昕》称：“先是，在吴门时，与元和惠定宇、吴江沈冠云两征君游，乃精研古经义声音训诂之学，旁及壬遁太乙星命，靡不博综而深究焉。”又严荣：《述庵先生年谱》，乾隆十三年二十五岁条称：“五月，见惠定宇秀才栋，因识沈冠云贡生彤、李客山布衣果。……自是潜心经术。吴下诗人，年齿倍于先生者亦多，为忘年交。”
[68]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杜紫纶先生事略》附。
[69]严荣：《述庵先生年谱》，乾隆十三年二十五岁条。
[70]沈德潜：《果堂集序》，沈彤：《果堂集》卷首。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沈彤》亦称：“康熙、雍正间，何学士焯以制义倡导学者，四方从游弟子著录者四百余人。弟子中惟陈季方、陈少章及彤最知名。季方工文词，少章精史学，彤独以穷经为事，核先儒之异同而求其是，为文章不贵词藻，抒心自得而已。”
[71]王峻：《王艮斋文集》卷一《沈冠云文集序》。
[72]钱大昕之获交惠栋，王峻当亦有绍介之功。王昶《春融堂集》卷五十五《惠定宇先生墓志铭》曰：“先生以名贤后裔蔚为大儒，同里蒋编修恭棐、杨编修绳武深相器重，而常熟御史王公峻，尤重之。”
[73]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古文尚书考序》。
[74]钱大昕：《潜研堂诗集》卷十《题惠松厓征君授经图》。
[75]钱大昕著、陈文和辑校：《潜研堂文集补编》《与王德甫书一》。
[76]惠栋：《松崖文钞》卷一《九经古义述首》。
[77]戴震：《戴震集》卷十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78]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二十一《钱竹汀学述》，《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393
－401页。
[79]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虹桥录上》。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左氏传古注辑存序》曰：“夫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后儒不知训诂，欲以乡壁虚造之说求义理所在，夫是以支离而失其宗。汉之经师，其训诂皆有家法，以其去圣人未远。”同卷《经籍籑诂序》曰：“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夫六经定于至圣，舍经则无以为学。学道要于好古，蔑古则无以见道。”又同卷《臧玉林经义杂识序》曰：“尝谓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训诂始。谓训诂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训诂必依汉儒，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义犹有存者，异于后人之不知而作也。三代以前，文字、声音与训诂相通，汉儒犹能识之。以古为师，师其是而已矣，夫岂陋今荣古，异趣以相高哉！”是可见大昕能融贯惠、戴之学矣。
[80]惠栋为学方法的影响，亦可从王昶、王鸣盛两人身上体现出来。严荣：《述庵先生年谱》，乾隆十三年二十五岁条称：“五月，见惠定宇秀才栋，因识沈冠云贡生彤、李客山布衣果。……自是潜心经术。”阮元《揅经室二集》卷三《诰授光禄大夫刑部右侍郎述庵王公神道碑》曰：“公之为学也，无所不通。……治经与惠栋同，深汉儒之学，《诗》、《礼》宗毛、郑，《易》学荀、虞，言性道则尊朱子，下及薛河津、王阳明诸家。”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四十八《西沚先生墓志铭》曰：“又与惠征君松厓讲经义，知诂训必以汉儒为宗。”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王西庄先生事略》曰：“早岁与元和惠定宇、吴江沈冠云精研经学，一以汉人为师，许、郑尤所墨守。”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卷二十四《古经解钩沉序》自言：“学莫贵乎有本，而功莫大乎存古。……盖俗学之病，在于无本，而不好古。……吾交天下士，得通经者二人，吴郡惠定宇、歙州戴东原也。间与东原从容语：‘子之学于定宇何如？’东原曰：‘不同。定宇求古，吾求是。’嘻！东原虽自命不同，究之求古即所以求是，舍古无是者也。”戴震、钱大昕、王昶、王鸣盛皆一时大儒，其为学取向如此，亦可见惠栋学说影响之巨。
[81]《清高宗实录》卷三八三，乾隆十六年二月乙未条。
[82]《清高宗实录》卷三八三，乾隆十六年三月丁卯条。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乾隆十六年辛未年二十四岁条记：“是岁，大驾始南巡，江、浙、吴中士子，各进献赋诗。大昕进赋一篇，学使番禺庄公滋圃选入一等。有诏召试江宁行在，钦命题《蚕月条桑赋》、《指佞草诗》、《理学真伪论》。阅卷官大学士满洲高文定公、兵部侍郎休宁汪文端公、刑部侍郎嘉兴钱文端公，拟定一等二名，特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学习行走。”
[83]钱大昕：《潜研堂诗集》卷三《奉旨特赐举人授中书舍人纪恩二首》。
[84]钱大昕获选后，于四月二日到扬州香草寺行宫谢恩，其秋，被高斌延入清江浦幕府，直到乾隆十七年（1752）三月，始束装入都。参见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乾隆十六年辛未年二十四条、十七年壬申年二十五条。
[85]以上皆引自钱东壁、东塾：《皇清诰授中宪大夫上书房行走日讲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提督广东全省学政显考竹汀府君行述》。
[86]阮亨：《瀛舟笔谈》卷七，嘉庆二十五年（1820）刻本。
[87]以上皆引自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乾隆四十年乙未年四十八岁条。
[88]参见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年五十一岁条。
[89]钱大昕：《竹汀日记》，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岁三月十九日己卯条称：“晴。午后秦太守来，致江宁高相国札，延予主钟山书院讲席，前院长卢抱经学士以母老辞归故也。并致布政陶公易、十府粮道孙公廷槐、监道朱公履忠会衔帖，江宁府章公攀帖。随作札复高公，并回各宪帖，付江宁来人，约四月下旬赴江宁。”
[90]

中国历史上的粮票故事

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年五十一岁条。
[91]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年五十四岁条。按钱东壁、东塾《行述》，被奖赏者中，又列有谈泰。
[92]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年五十六岁条。
[93]据《竹汀居士年谱》，钱大昕主娄东书院讲席时间，为乾隆五十年（1785）至五十三年（1788），凡四年。而钱东壁、东塾所撰《行述》则称“留三载”，钱庆曾校注《竹汀居士年谱》亦称“公主讲娄东三载”，盖偶误。兹从钱大昕之说。
[94]钱东壁、东塾：《皇清诰授中宪大夫上书房行走日讲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提督广东全省学政显考竹汀府君行述》。
[95]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年六十一岁条；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年六十二岁条。钱庆曾于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条校注曰：“紫阳书院旧院长为蒋侍郎元益，于去冬谢世。中丞闵公博访舆论，惟公克称斯席，遂以公品粹学淳，居乡端谨入奏。”
[96]何元锡：《竹汀先生日记钞·跋》，《竹汀先生日记钞》卷末。
[97]钱庆曾：《竹汀居士年谱续编》，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年六十六岁条。
[98]钱东壁、东塾：《皇清诰授中宪大夫上书房行走日讲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提督广东全省学政显考竹汀府君行述》。
[99]何元锡：《竹汀先生日记钞·跋》，《竹汀先生日记钞》卷末。
[100]以上皆引自钱大昕撰、何元锡整理：《竹汀先生日记钞》卷三《策问》。又《潜研堂文集》卷四至卷十五之《答问》，所涉凡《易》、《书》、《诗》、《三传》、《三礼》、《论语》、《孟子》、《唐初删定五经正义》、《古以八音应八风》、《七经纬不载于汉艺文志》、《尔雅》、《广雅》、《说文》、《诸史》、《算术》、《音韵》诸学，亦即经史、小学、音韵、算术之学，虽问者为谁并不明确，但大体应包括友朋、门下弟子在内。若其中有门下弟子的请教，亦可见钱大昕教诲士子之趋向。如果说《策问》是以课题的形式引导士子致力于为学之根柢的话，那么，《答问》则是在深层次上对经史之学中具体问题的辨难解惑，两者合观，更可较为全面地体会钱大昕对士子为学的影响。又张舜徽先生《清人文集別录》卷七《潜研堂文集》称：“是集卷四至十五，为《答问》十二卷，而涉及群经者凡七卷。凡所辨证，确当可依。论《说文》，则兼求群经通假之字；论音韵，则发明古今声变之理，推阐尽致，多为前人所未道。”（中华书局1980年5月版，第199页。）
[101]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年六十二岁条，钱庆曾校注曰：“公自丁丑岁，收采金石文字，以考正经史。凡知交历官居乡之地，莫不遍托搜罗。至身所经历，山厓水畔，黌宫梵宇，有断碑残刻，必剔藓拂尘，摩挲审读，或手自椎拓。积三十余年，遂成巨富，著《跋尾》八百余篇。每积二百余篇，辄为门弟子转写付梓。故先后共成四集，其目录八卷。随时增补，至公殁后，祖姑父瞿公中溶、许公希冲校刊时，又不止二千通云。”
[102]钱庆曾：《竹汀居士年谱续编》，嘉庆四年己未年七十二岁条曰：“公弱冠时，即有述作意，读书有得，辄为札记，仿顾氏《日知录》条例。后著各书，即于其中挹注，又去其涉于词华者，尚裒然成集。是年，重加编定，题曰《十驾斋养新录》。”
[103]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年五十五岁条，钱庆曾校注曰：“谨案：《廿二史考异》于是年编定，后有所得，为考史拾遗，凡三史五卷，诸史五卷。”
[104]钱庆曾：《竹汀居士年谱续编》，嘉庆九年甲子年七十七岁条。
[105]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十驾斋养新录》卷首。又段玉裁《潜研堂文集·序》曰：“先生始以辞章鸣一时，既乃研精经史，因文见道；于经文之舛误，经义之聚讼而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凡文字、音韵、训诂之精微，地理之沿革，历代官制之体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字、里居、官爵、事实、年齿之纷繁，古今石刻画篆隶可订六书故实、可裨史传者，以及《古九章算术》，自汉迄今中西历法，无不瞭如指掌。至于累朝人物之贤奸，行事之是非疑似难明者，大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断其当否者，皆确有定见。盖先生致知格物之功可谓深矣！夫自古儒林，能以一艺成名者罕；合众艺而精之，殆未之有也。”（《潜研堂文集》卷首）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三《钱大昕》亦曰：“先生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经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诗文集、小说、笔记，自秦汉及宋元金石文字，皇朝典章制度，满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习尽工。……戴编修震尝谓人曰：‘当代学者，吾以晓征为第二人。’盖东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东原之学，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若先生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汉儒拟之，在高密之下，即贾逵、服虔亦瞠乎后矣，况不及贾、服者哉！”
[106]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八《钱竹汀先生入祀钟山书院记》，光绪四年（1878）刻本。
[107]《清史稿》卷一百六《志八十一》《选举一》称：“各省书院之设，辅学校所不及，初于省会设之。世祖颁给帑金，风励天下。厥后，府、州、县次第建立，延聘经明行修之士为之长，秀异多出其中。高宗明诏奖励，比于古者侯国之学。儒学寖衰，教官不举其职，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其裨益育才，非浅尠也。”按：世祖“祖”字误，当为“宗”。
[108]《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九十五《礼部》《学校各省书院》，乾隆三十年（1765）上谕。又高宗谕毕沅奏陕西关中书院延请掌教一折曰：“书院为作育人材之地，如果院长得人，实心课导，自可冀造就英才，以收实效。如江苏紫阳书院之沈德潜、彭启丰，尚堪称师儒之席，各省类此者，自不乏人。而如毕沅所称，上官同僚互相推荐，遂尔瞻徇情面，委曲延请，不问其人之是否文行兼优，而各院长等亦惟以修脯为事，不以训迪为心，甚有视为具文，讲席久虚，并不上紧延师，以致师徒星散，有名无实者，所在谅皆不免。其事自当责成督抚，以期实济。著传谕各督抚，嗣后无论省城及各府州县大小书院，务访学行兼优者，俾主讲席。”（《清高宗实录》卷九七六，乾隆四十年二月癸巳条。）
[109]清高宗于乾隆四十四年（1799）谕曰：“文以明道，宜以清真雅正为宗，朕曾屡降谕旨，谆谆训诫。无如听之藐藐，恬不为怪。读书人于此理尚不能喻，安望他日之备国家任使乎？大抵近来习制义者，祗图速化，而不循正轨，每以经籍束之高阁，即先正名作，亦不暇究心，惟取庸陋墨卷，剿袭寻撦，效其浮词，而全无精义。师以是教，弟以是学，学子以是为揣摩，试官即以是为去取。且今日之举子，即异日之试官，不知翻然悔悟，岂独文风日敝，即士习亦不可问矣。嗣后作文者，务宜沉潜经义，体认儒先传说，阐发圣贤精蕴，务去陈言，辞达理举，以蕲合于古人立言之道，慎毋掉以轻心。”（《清高宗实录》卷一0八八，乾隆四十四年八月甲寅条。）又五十六年（1791）谕曰：“自汉、唐、宋以来，皆有石经之刻，所以考定圣贤经传，使文字异同归于一是，嘉惠艺林，昭垂奕禩，甚盛典也。……我朝文治光昌，崇儒重道，朕临御五十余年，稽古表章，孜孜不倦。前曾特命所司，创建辟雍，以光文教，并重排石鼓文，寿诸贞珉，而《十三经》虽有武英殿刊本，未经勒石。因思从前蒋衡所进手书《十三经》，曾命内廷翰林详覈舛讹，藏弆懋勤殿有年，允宜刊之石版，列于太学，用垂永久。”（《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九一，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壬辰条。）又五十九年（1794）谕曰：“圣贤垂教之义，原不在章句之末，即流传古本，儒先各守经师家法，未必无习误承讹。士子等操觚构艺，惟期阐发经旨，亦不必以一二字之增损，偏旁之同异，为去取也。”（《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六三，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庚午条。）
[110]以上皆引自王昶：《春融堂集》卷五十五《詹事府少詹事钱君墓志铭》。
[111]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三《钱大昕》。
[112]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八《钱竹汀先生入祀钟山书院记》，光绪四年（1878）刻本。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7062.html

以上是关于钱大昕-钱大昕与苏州紫阳书院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钱大昕-钱大昕与苏州紫阳书院；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324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