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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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教育

洋务运动时期，晚清统治集团出于“自强”、“求富”的需要，不论是在物质建设方面还是在文化、教育方面，都进行了初期开拓性的探索和实践，出现了许多为以往的历史活动所未能提供的新鲜东西。提倡学习“西学”、培养实用人才的新式教育，就是这个时期出现的新鲜事物之一。

洋务派对新式教育的重视与提倡
洋务运动是晚清封建统治集团在半殖地社会条件下借西法求富强的活动，客观上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随着对外交涉的扩大和军事、民用工业的开办，陆军的变革和海军的创建，洋务派对新式人才的渴望与需求日益增强，对创办新式教育的认识与积极性日见增高。早在洋务运动开始之际，一些思想家就敏锐的感受到这一点。冯桂芬在《校豳庐抗议·采西学议》中指出：西方“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倡言“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改革教育，培养新式人才。其后，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均在他们的著述中反复宣传西学，陈述创办学校培育新式人才的重要性。洋务派官员则从实践中感到“时事孔亟，首重人才”［①］。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内明确指出：洋务诸项事务中“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②］。船政大臣黎兆棠认为“有西学而后有人才”，倡言设立新式学堂。他认为：“洋人制造确有精理，不从学堂出者只能步其后尘，不能独出奇异，则西学馆之设自不可少”。他说：“方今时势为古今一大变局，泰西创设机器以来，互相效法，以为非此不能自立。而机器之用，具有至理，必须考究于平日，若临时猝办，即无及矣。故当今急务，以开学馆、培人才为最”［③］。
基于这种认识，洋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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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用他们的权势积极创办学堂，为培养新式人才创造条件。１８６１年，恭亲王奕訢即以外交需要为由，率先奏准在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开近代新式学堂之先河。稍后，上海、广州同文馆先后设立。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和矿业、交通、通讯等相继开办后，各企业自办的学堂陆续涌现；翻译西学和派遣留学生也继起发展。其间，虽然多次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极力阻挠和反对，然而他们坚持办学不缀。
洋务派为什么把兴办新式教育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他们期望新式教育对洋务运动乃至当时中国发挥哪些作用呢？概而言之，是因为当时的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洋务运动乃至中国近代化的发展。洋务派为了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不得不对其进行揭露和抨击；不得不花费巨大的气力研究和宣传西学；不得不冒天下之大不韪毅然创办新式教育，为洋务运动培养和储备人才。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统治集团为培养和选拔官吏而长期维持的教育考试制度。它以儒家封建思想文化为教育考试的中心内容，以作八股文、试帖诗等为考试方式，以考中授以高官厚禄为诱饵，驱使天下士子将一生有限的精力损耗其中。在这种制度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思想禁锢，眼界狭小，能力低下。他们中的大多数除致力钻营官场谋取一官半职外，对国计民生与人情风俗很少知晓，对自然科学更不屑一顾。用这种知识和能力构筑的官僚队伍和知识阶层显然既无力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也不适应创办大机器工业使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需要。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急需大批适应它发展的新式人才，科举制度则造成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对此，洋务派深有感触，在多种场合乃至公开的奏疏中揭露和指斥科举之弊，建议朝廷进行变革。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中揭露到：科举“鹜虚而避实，遂以浮华无实之八股与小楷试帖之专工，汨没性灵，虚费时日，率天下而于无用之地”。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则指出：列强“以兵胁我。殆无虚岁，而求练达兵略精通洋法者恒不数觏”，原因在于科举制度使人“仍舍章句、弓马未由进身”，因而发现“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的慨叹。他告诫清廷，“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为此，他建议：“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凡有洋务省分，均宜设立洋学局，择通晓时务大员主持其事。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教育、培养人才。如学有成效，可授“与正途出身无异”的实缺［④］。当时，这些建议虽然遭到封建顽固派的猛烈攻击并长期没有得到实行，然而它却揭示了陈腐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与发展近代化事业的尖锐矛盾，说明改革教育、创办新学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成为中国能否进步的关键。
在揭露和抨击科举制度的同时，洋务派与一些开明士绅公开倡言学习西学，极力为西学的传播争一席之地。他们通过洋务实践，逐步加深了对西学的认识，深感不学西学无以富强。李鸿章曾对比中西明确指出：“综核名实，洋学实有逾於华学者”［⑤］。他在奏设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时，借阐述学习外语之机发挥说：“彼西人擅长者，测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经译者十才一二，必能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探赜索隐，由粗浅而入精微。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列中国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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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似有裨助”，并将培养这种人才作为“绥靖边陲之原本”［⑥］。奕訢也对此深信不疑，强调对西学“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⑦］。他们将学习西学称作实现自强之道、之原，其认识已明显高于鸦片战争时期。首先是由单纯提倡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和船炮制造等技艺发展到学习外国语言文字、自然科学及其技术的诸多学科，还包括了世界地理、历史、国际法乃至商业、贸易等社会科学。更重要的是，开始逐步认识到西学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作用，不仅将其由技艺上升到为学的地位，而且已将其与中学并列，其实质在于认为西学在诸多方面高于中学。有的甚至提出“学以致用为贵，本无中西之殊”的命题［⑧］。不过，在当时条件下，洋务派还只是主张在不触动中学原有地位的前提下引进西学。总体上，还是采取了为后人所总结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案，为西学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然而，在封建思想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创办新式教育，培养新式人才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巨大阻力。其中，有以“正人君子”自命的封建顽固派形成的强大政治势力；也有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形成的陈腐观念；还有种种为既得利益或卑鄙目的所驱使而进行的挣扎和发出的哀鸣。他们将西学看作是“奇技淫巧”或为儒家所不耻的工匠技艺；认为学习西学“是重名利而轻气节”，甚至认为会使学习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预言“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⑨］；对于讲求西学的人则指斥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⑩］。也就是说，反对派已从学术及意识形态的争论上升到政治的高度，给讲求西学者扣上了难以洗刷的罪名。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洋务派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讲求西学自诩，以讲求西学为荣，与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以无容辩驳的理由揭露顽固派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反对学习西学的空洞说教和他们“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①①］的腐朽与无能，针对当时中国落后挨打的现实，理直气壮地指出；“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查西洋各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新；东洋日本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亦必有成。……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其焉！今不以为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①②］洋务派将学习西学、培养新式人才作为富强国家的根本大计，遂顶住重重压力，开拓新式教育，使之在逆境中得以产生和发展。
新式教育的种类和规模
新式教育肇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它以创办学堂为主，兼及派遣留学生和组织翻译机构，目的在于培养为洋务运动所需要的科技及各类实用人才。
新式学堂创始于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的京师同文馆。这是我国第一所外国语学堂。其后陆续有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等一批外语学堂开办。随着军事工业的兴办，各地对科技人才的需要也迅速提到日程上来，总理衙门旋于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底上奏，说明：“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①③］的道理，拟在同文馆内增开天文算学馆。此议一出，虽然立即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猖狂反对，但洋务派还是取得了微弱的胜利，使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取得了合法地位。１８６７年福建船政学堂建立，培养轮船制造和驾驶人才，为第一所科学技术学堂。不过，这里培养的驾驶人员是海军指挥人员。因此，已部分含有军事学堂的性质。但是，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军事学堂应是１８８０年在天津开办的北洋水师学堂。其后，这两学堂也均程度不同的有所发展。因此，就新式学堂的种类来讲，主要可划分为外国语学堂、科学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三大类。自１８６２年到１８９５年的洋务运动中，总共产生了多少新式学堂，历来说法不一。据徐泰来《洋务运动新论》一书所列《洋务派兴办学堂简表》统计为２２个。据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一书统计到１８９４年为２４个。《从闭关到开放》一书的资料源于《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一书，朱有獻《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所载学堂数字到１８９５年则增加到２６个。此外，其他一些关于中国近代教育史的著述也大多进行了类似的记载，不过数字和具体学堂名称略有不同。其中，陈学恂的《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较有代表性。该书记载１８６２年到１８９５年间出现的新式学堂是２５个。以上各种记载，既大多重复，又互有参差，并存在一些错记、漏记现象。尽管上述记载有一些不完善和不准确之处，但仍然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最为详备的材料。下面，主要依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和《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两书提供的材料并参考前两书将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学堂分类记述如下：
外国语学堂：７个。京师同文馆１８６２年；上海广方言馆１８６３年；广州同文馆１８６４年；新疆俄文馆１８８７年；台湾西学馆１８８７年；珲春俄文书院１８８７年；湖北自强学堂１８９３年。
科学技术学堂：１３个。福建船政学堂１８６７年；操炮学堂（江南制造局附设）１８７４年；福州电气学塾１８７６年；广东实学馆　１８８１年；天津电报学堂１８８０年；上海电报学堂１８８２年；湖北方言商务学堂１８９１年；湖北算术学堂１８９１年；广州长兴学舍１８９１年；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１８９２年；天津医学堂１８９３年；天津中西学堂１８９５年；海关铁路学堂１８９５年；
军事学堂：１０个。北洋水师学堂１８８０年；天津武备学堂１８８５年；广东鱼雷学堂１８８６年；广东水陆师学堂１８８７年；昆明湖水师学堂１８８８年；旅顺口鱼雷学堂１８９０年；威海卫水师学堂１８９０年；江南水师学堂１８９０年；烟台海军学堂１８９４年；江南陆师学堂１８９５年。前面说过，前引各书有不完善和不准确之处。这一方面是指应该收录的没有收录，程度不同的存在缺漏；另一方面也指已经收录的不该收录，记载不准确而出现膨胀。即以上面综合的三十个学堂而言，无庸置疑均属于新式教育之列，然而《洋务运动新论》则缺少８个，如果考虑到该书专录洋务派开办的学堂，除掉康有为开办的“广州长兴学舍”，那么也缺７个。《从闭关到开放》源出《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不必另言，然而《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与上表相比缺４个；《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则缺５个。可见，各书均程度不同的存在缺漏。
此外，似乎还有一些学堂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以至各书均没有记载。如，李鸿章在１８９４年校阅海军的奏折中称：“连日饬派记名海关道罗丰禄、志俊、存记道张士珩等分考旅顺口之鱼雷、驾驶学堂、管轮学堂、水雷营学堂；大连湾之水雷营；威海卫绥巩军之枪炮学堂及南北岸水雷营学堂；刘公岛之水师学堂；山海关之武备公所及水雷营，发策考问，条对详明，面试技艺，并臻精密，足备水陆将弁之选”［①④］。这里提到学堂名称的有６个，如果加上山海关武备公所为７个，然而与上表名称大体相同的只有２个，即旅顺口鱼雷学堂和刘公岛水师学堂。其中，刘公岛水师学堂又称威海卫水师学堂，而旅顺口驾驶学堂与旅顺口鱼雷学堂是否合而为一还须进一步考证。北洋海军系统的学堂已有如此多的缺漏，其它军事和民用方面的学堂恐怕也在所难免。
将不应该收录的学堂收录进来的现象主要出现在《洋务运动新论》一书中。该书记载：江南制造局于１８６９年在上海创办“江南工艺学堂”，而考证史料并非如此。据《江南制造局记》卷二载：光绪“二十四年，设工艺学堂”。同书又收录了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江南制造局总办林志道关于请示创办工艺学堂的禀报和两江总督同意照办的批示［①⑤］。陈真编《近代中国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３０页载：“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以炮队营与广方言馆裁并，必设工艺学堂，分化学工艺、机器工艺两科”［①⑥］。这些材料确凿无疑地指明江南工艺学堂设于１８９８年而不是１８６９年。该书还记载：广州机器局于１８７８年创办“广州西学堂”，而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收录的当事人的奏报和书信说明，该学堂至迟筹议于１８７６年，初拟称“西学馆”，建成于１８８１年底，正式取名“实学馆”。时任两广总督张树声在奏片中专门说明：“臣等拟将现造学馆，取名实学馆。”可见，《洋务运动新论》一书将该学堂的名称和创办时间都记错了。此外，该书将“马尾绘事院”作为一个单独的学堂似乎也不准确。目前所见到的福州船政局资料中，有关绘事院的记载不多，有的将它与前后学堂并列，如：沈葆桢在同治十一年奏折中称：“原议学堂两所，艺童六十名；后添绘事院、驾驶学堂、管轮学堂、艺圃四所，艺童徒共三百余名［①⑥］”。《闽侯县志》记载：“全局（船政局）共辖学堂二，绘事院一”。有的则将它归属于前学堂，如《清会典》在记载船政局所属有关教育各单位时称：“前学堂兼绘事院”、“后学堂兼管轮学堂［①⑦］”。事实上，绘事院也称为画院，分为两部分：一学船图，一学机器图，是所一培养设计、绘图人员的机构，是福州船政局教育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多年来，人们习惯于将船政局各种教育机构，如前后学堂、艺圃和绘事院统称为“福州船政学堂”。如１９３２年《清华学报》第八卷第一期载王信忠《福州船厂之沿革》中记载：“船政当局为造就人才起见，设立前后两学堂，聘请洋人担任教导，总名求是堂艺局。……后因事实需要，又添设绘事院及艺圃两所”。求是堂艺局是福州船政局教育机构最初的总称。它包括该局的若干教育机构。如果将每个机构都单独并列，显然不只一个绘事院。既然长期以来人们将这些机构统称之为福州船政学堂，就没有必要另行开列，以免误会。尽管存在这样一些不完善和不准确之处，以上诸书还是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教育提供了方便。特别是依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和《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编制出的上述学堂名录，大体上反映了这一时期新式学堂的概况，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
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洋务派还创办了一批翻译机构，集中力量翻译西书，这构成了新式教育的又一组成部分。从西学中汲取知识，语言、文字是巨大的障碍。为克服这种障碍，洋务派在各地创办外国语学堂的同时，在一些大型工矿企业中也直接创立翻译机构。见诸记载的主要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后并入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及开平矿物局翻译处等。在这些机构中，他们或聘请外国人与我国知识分子合作，或直接利用我国自己培养的翻译人才，翻译出版了为数可观的西学著作。其中有代表性是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据丁韪良回忆，１８８８年以前，京师同文馆师生共译书二十二种，既包括了社会科学中的法学、经济学、历史、外语等学科（如《万国公法》、《富国策》、《各国史略》、《英文举偶》等），也包括了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化学、天文、历法及医学等学科（如《格物测算》、《化学阐原》、《天学发轫》、《中西合历》及《全体通考》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成绩尤为突出，据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记载，翻译馆自１８７１年开始到１８８０年已刊译书９８部，２３５本。其中，算学测量２２部、汽机７部、化学５部、地理８部、地学５部、天文行船９部、博物学６部、医学２部、工艺１３部、水陆兵法１５部、年代表、新闻纸等６部。此外，还有译成未刊的４５种，约１４２本，未译全者１３种。这些已刊行的译著中，除一部分军事方面的著作（如《海防新论》）外，大部分是自然科学方面的，比较著名的有《代数学》、《化学鉴原》、《格致启蒙》和《化学考质》等书。此外，还有一些企业也从自己需要出发编译了一些质量较高的译著和工具书，如福州船政学堂为进行法语教学，自行编译了《福州船政学校常用技术词典》，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改编成《法汉袖珍词典》，为中法两国人民的语言文字交流提供了方便。从以上机构翻译的书籍来看，重点在于军事、科技和为外交服务的学说及世界历史等内容。其中，有的学科引进较及时、全面，有的则陈旧浅显。这不仅与组织者的主观动机有关，与翻译者的知识结构也有密切关系。如中国在数学方面曾很发达，翻译者李善兰等人又是著名数学家，因此这方面翻译引进的质量就高；而有些学科中国人很陌生，如西方的物理、化学、天文等，就只能是浅显的、介绍性的。其后，随着人们对西方认识的加深和翻译机构的增多，特别是留学生的大量涌现，翻译引进的书籍日渐增多，品种也日渐齐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官绅自行组织进行的翻译西书活动，是近代以来中国大规模主动引进西学的第一次尝试。这些译著拓宽了人们眼界，不仅为新式学堂提供了急需的教材，为培养新式人才提供了精神食粮，而且开始冲击和改变着旧知识结构和教育体系，为新式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向西方派遣留学生是洋务运动中新式教育的又一重要方面。为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培养新式人才，洋务派从１８７２年开始向欧美派遣留学生。自１８７２年到１８７５年，每年一批３０人，四年共１２０人赴美国留学，开我国近代留学之先河。福州船政局继起直追，也分别于１８７７年、１８８１年和１８８６年派学生赴英、法学习海军。与此同时，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海军等也陆续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如直隶总督李鸿章在１８７６年就乘洋员李励协任满回国之便，派天津武弁卞长胜等７人随同赴德国军营学习兵技。又如，１８８６年福州船政局派学生出洋时，李鸿章也派遣１０人分赴英、法学习制造和驾驶。此外，自费留学生也陆续增加。留学生走出国门求学异域，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件大事。它便利了中外文化交流，开阔了学生眼界，促进了新式人才的培养和科学文化的引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一些旧式教育机构的教学内容也或多或少的发生变化。例如，广州学海堂、上海正蒙书院、陕西泾阳味经书院、武昌的两湖书院等，都先后调整学习内容、或增加算学、或增加时务、格致、经济诸学科。其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容纳和传播西学，特别是那些实用价值较为明显的学科。
此外，外国在华机构、特别是外国宗教团体在我国也创办了数量可观的各式学堂及翻译机构。这些机构虽然在宣传西方文化、科技，培养具有西学知识的人才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在本质上是为殖民侵略服务的，是它们对中国人民施行文化侵略和精神麻醉的工具。因此，由中国官绅自主创办的新式学堂和翻译机构以及向欧美派遣留学生活动，理所当然构成洋务运动时期我国新式教育的主流。其中新式学堂则起了核心作用。

新式教育的内容及其社会作用
洋务派开创的新式教育新在何处？它在当时起了怎样的作用？我们认为，判断一种教育的新旧，中心是看它的教育内容是否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事实上，用适应乃至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科学技术和知识、文化来从事教育，那么这种教育就一定会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并永葆青春活力；用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陈腐说教来从事教育，那么这种教育就只能日趋衰败，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判断洋务派开创的教育事业，首先要看它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是否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
下面我们按上述三种学堂各举一例来看其教育内容：
外国语类学校以同文馆为例。该校以学习外文，培养外语人才为主，自创办以来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法文馆、德文馆和天文算学馆。清廷聘美国人丁韪良任总教习后，在其主持下曾会同各馆教习制定了两种教学计划。一种是先学习外文再学习其它实用科学的“八年课程表”；另一种是无需学习外文仅靠译文来学习实用科学的“五年课程表”。八年课程表所列内容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外语，包括各馆所习外文；二是自然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测算等；三是人文科学，包括各国历史、万国公法、富国策、地理金石等。五年课程表只包括后两类课程。如果对两个课程表作一比较，即可看到，在以自然科学为主、包括一些法学和经济学在内的人文科学方面，两个表的内容大体相似，只是五年课程表中增加了一些中国的传统数学而已。八年课程表则在前三年集中学习外文，后五年集中学习实用科学并对外文继续巩固提高而已。
科学技术类学校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例。该校以学习轮船（军舰）制造、驾驶理论和技术为主，兼习外文，培养轮船制造和驾驶人才。据当年主持学堂的法国人日意格记述，前学堂制造专业的基本课程包括：法文、算术、代数、画法几何和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以及机械学等，并进行船体建造和机器操纵的实践教育。后学堂驾驶专业的基本课程包括：英文、算术、几何、代数、平面三角和球体三角、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以及地理［①⑧］，并进行航行实践。据《严几道年谱》载，严复从１８６７年入后堂肄业，五年间“所习者为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两相对照差别并不悬殊，严复年谱的记载应更为明确而已。
军事类学校以天津水师学堂为例。该校以学习军舰驾驶、海战指挥理论及战略战术为主，兼习外文，培养海军指挥人才。据《北洋海军章程》记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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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堂四年应习功课为：一、英国语言文字；二、地舆图说；三、算学至开平立诸方；四、几何原本前六卷；五、代数至造对数表；六、平弧三角法；七、驾驶诸法；八、测量天象、推算经纬度诸法；九、重学；十、化学格致。四年学习期满，由北洋大臣大考，合格者派上练船实习一年，使之对“大炮、洋枪、刀剑、操法、药弹利弊、上桅接绳、用帆诸法，一切船上应习诸艺，诸能通晓”，春考一次，秋考一次，皆中式者保以把总候补。候补把总回学堂学习六个月后，再考驾驶学问，中式者拨入枪炮练船学习三个月，“如考列一等，即保以千总候补；其列次等者，仍为候补把总，加‘尽先’字样，分派各兵船差遣练习，遇缺升补”。对于这种课程设置，李鸿章曾有一段说明文字：“欲其于泰西书志能知寻绎，于是授以英国语言翻译文法；欲其于凡诸算学洞见源流，于是授以几何、代数、平弧三角八线；欲其于轮机炮火备谙理法，于是授以级数重学；欲其于大洋驾舟，测日候星，积算晷刻以知方向道里，于是授以天文、推步、地舆、测量；其于驾驶诸学。庶乎明体达用矣。然犹虑其或失文弱也，授以枪俾齐步伐，树之桅俾习升降，娴其技艺，即以练其筋力。犹虑其或邻浮簿也，教之经俾明大义，课以文俾知论人，瀹其灵明，即以培其根本”［①⑨］。
这三类学校的课程设置中似乎都没有“中学”的位置。实际上，同文馆在公布课程表时特意说明：“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②⑩］。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在１８６７年的一份奏折中也要求学生“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以明义理”，并强调“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②①］。此外，上文所引李鸿章的言论也是这种思想。尽管各类学校对中学强调的程度不同，但至少在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方面是以此为标准的。不过，中学没有列入课表，似乎也表明在课程整体设置上它已逐渐成为“软件”，而外文、自然科学和部分人文科学中的实用学科已成为“硬件”。
学校教育以外，翻译机构译刊的图书基本上成为了这些学堂的教科书或辅助教材；留学则是对学堂学生及有关机构所需人才的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在学习内容上是一致的或相通的。
为使新式教学内容能够被社会所容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力图培养出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办学者在招生、管理及培养方式上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择其要者归纳如下：
一是以优厚待遇吸引学生、鼓励学生好学上进。当时，文化教育是科举制度统治的天下，被社会公认为“正途”。新式学堂却往往遭到人们的鄙视，甚至被看作是引诱子弟的歪门邪道。官宦及富商大贾子弟一心科举成名，光宗耀祖，多对这种洋学堂不屑一顾；沿海地区的贫寒子弟及其家庭虽然思想顾虑较少，有学习的愿望和要求，却往往为贫寒所困绕。为此，办学者极力从两方面与科举争夺人才：一是给予优厚待遇以吸引学生入学；二是积极创造条件为学生谋取较好的出路。例如：北京同文馆：对在馆学生月给膏火银三两；其中，对天文算学馆学生除供应伙食外，月给薪水银十两。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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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船政学堂除供应学生伙食、住宿和医疗费用外，月给胆银四两。天津水师学堂除供应伙食、住宿和在学堂期间的医疗费用外，一等班月给赡银一两；二等班季给衣履费银二两，三等班季给衣服费银一两，不久改为月给赡银四两。此外，象天津电报学堂、上海广方言馆、江南水师学堂等一批新式学堂，当时也多有类似规定。不过，银两数量销有区别而已。这里，膏火银即伙食费，赡银即家属赡养费。当时，一两银子可养两口，赡银四两则可以养八口之家。到这种学堂上学不仅可以解决个人的生活来源和未来出路，还可以赡养七八口之家，自然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洋务派还极力为学生取得社会地位、谋取功名进行努力。不少学堂都制订了对学习优秀者除予以奖励外，从优奏奖、破格录用的条例。新式学堂正是靠这些举措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吃苦耐劳的青年，将其培养成新式人才。
二是严格管理，保证质量。为在有限的时间内既节省经费又能培养出合格人才，各学堂陆续建立和完善了包括招生、教学和管理的一系列章程。中心是通过执行严格的考核淘汰制度，保证教育质量。例如：同文馆规定；初到馆学生先学习三个月，即由教习进行第一次甄别，一年期满再进行第二次甄别以定去留。如天文算学馆１８６７年从７２名考生中录取了３０名，第二年即淘汰了２０名，最后毕业的只有５名。它每年有月课、季考、岁试，每三年由总理衙门大考，分别等第，优等生奏请授予七至九品官，劣等生分别给予降革或留学处分，并咨行吏部注册。同文馆由于是第一个新式学堂；因此它的章程多为其它学堂所效仿。
福州船政学堂也是在管理方面比较严格的一个学堂。它规定；从“开艺局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习洋务员分别等第。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②②］。在这种严格的考核制度下，学生的淘汰率极高。据日意格记载“开办以后入学的一百零五名学生中，在１８７３年底仅仅剩下三十九名；六名死亡，六十名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被开除”。除去死亡人数，淘汰率高达百分之六十以上。
天津水师学堂同样也有这种类似的规定。如《北洋海军章程》记载被选中的学生首先要学习英文三个月，由堂中总办大人甄别初选，择聪俊者留堂肄业；“凡初选学生到堂，第一年秋考，如不中试即行剔退。第二年秋考不中试，准其展限六个月，俟至次年春季再考，如又不中试，即行剔退”。
此外，其它学堂也程度不同的有这种类似的规定。尽管这些学堂在制定和执行规定中参差不齐，但严格的淘汰制度有利于保证教育质量则是毫无疑问的。
三是教育与实践结合，注重学以致用。无论是外语学堂还是科技学堂、军事学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将学习的内容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学堂乃至学科从实际需要出发来设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尽可能满足实际需要。如：北京的京师同文馆是专门培养外语人才的学堂，在教学内容上则明显以学习外语为主，在教学方式上特别注重翻译技能的提高。学生入学不久即开始翻译“条子”，逐步提高中外文互译的能力，而后在教师的带领下翻译图书，编译教材，乃至随使团或驻外公使、领事出洋，充当翻译，到外交及一些涉外机构历练，逐步使之成为这方面的专门人才。福州船政学堂的前学堂及后来增设的绘事院、艺圃均为培养轮船制造人才的机构。其中，前学堂和绘事院的学生在接受课堂教学的基础上，都要用一定的时间从事机器制造、轮船制造的计算、设计、绘图和组织施工等实践，使之真正掌握这方面的技能。后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均是培养轮船驾驶人员特别是海军指挥人员的学堂，它们的学生在掌握书本知识的基础上都要到“练船”上实习一至二年，学习和掌握海上航行与作战的知识及技能，并进行严格考核。此外，学习电报、矿业、铁路、医学等专业的学堂均将实习作为教育的重要环节。很明显，这对于学生进一步领会和验证书本知识，扩大视野，掌握实际本领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以上的简要介绍显然不能囊括新式教育的全部，但是却无庸置疑的大体描述了它的基本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从而便于我们对它在近代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做出较为客观的估计。
首先，它开始打破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思想文化在我国教育中的一统天下，在教育内容中引入了西学，为社会发展培养了所需要的新式人才。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学一直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它适应和维系着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一系列失败虽然一次又一次证明了我国这种传统教育的落后、虚伪、腐朽和无能，然而为既得利益和陈腐意识形态所驱使的顽固派仍拒绝任何变革。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学堂使传统教育中第一次出现了西学，呈现出中学与西学并列的局面，并被后来的一些思想家理想的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上是在尊崇封建政治理论和伦理道德的前提下，容许了外国语言文字、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及至世界知识和国际公法等实用科学和技术的引进和传播。这些新鲜学问的引进适应了我国的变化，特别是适应了工业、交通、通讯、矿山等企业兴起和国防近代化的需要。西学的实际作用在逐渐扩大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从而逐渐对不可一世的中学构成威胁，开始了对中学的冲击。正如上述新式学堂的教学内容所显示的，虽然这些学堂中中学与西学并举，并特别强调中学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实际上西学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的安排上均已超过乃至大于中学。它说明西学的作用在日益扩大，地位逐步提高；而中学的作用在日益缩小，地位逐渐下滑，呈现出无可奈何的颓势。这对于变革旧的教育内容，改变我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培养适应社会进步所需的新式人才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其次，冲击了陈腐的科举制度，为教育制度的变革提供了前提。洋务时期的新式教育首先打破了只读儒家圣贤书的局面，引导学生在面向社会的同时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面向自然，学习自然科学，掌握向自然索取财富的能力，这无疑是对早已落后、陈腐的知识结构的一次具有革命意义的更新。在教育方式上，新式教育不同于科举制度只注重书面考试的办法，它不仅以学堂为主要阵地，进行系统科学知识的讲授，而且特别强调实践在教育中的作用，使学生不仅具有理论知识而且具有了实践能力。此外，新式教育的目的也不再向科举制度那样单纯为封建政府选拔官吏，而是开始为社会培养多方面的实用人才。新式教育带来的这诸多方面的变化与旧式科举形成鲜明的对照，并随近代社会的发展日益显示出蓬勃的朝气和旺盛的生命力，从而形成对科举制度的强大冲击。尽管当时新式教育仍只能作为科举的附庸，旧政权、旧意识仍千方百计阻挠它的发展，然而它却无庸置疑地成为将来取代科举制度的基础。
最后应当特别提出的是，新式教育推动了社会进步和思想观念的更新。新式教育培养出了我国第一批外语、外交、军事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门人才，适应了我国近代外交、外贸及派遣驻外机构人员的急需；适应了近代工业、交通、通讯等诸多新生事物的兴起；也为近代国防建设特别是海军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这批人才在以上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使我国逐步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防止受骗上当，推动我国近代化事业的骨干力量。更为重要的是，新式教育为我国培育了传播科学文化的种子。新式学堂的学生和留学生得以利用他们掌握的外语和科学知识，开阔眼界，主动地从世界知识宝库中汲取营养；在诸多学说中鉴别优劣，为我国更好地了解世界、多方面的传播科学文化和先进思想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新式教育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西学，准确地讲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科学技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的实用价值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肯定，从而推动了社会价值观的转变。科举制度把读书作为当官的敲门砖，新式教育则培养学生读书后成就事业的才能。读书以作官为终极目的观念第一次受到巨大的冲击。在部分知识分子中新的世界观和社会思想也开始得到传播。这一切，无可辨驳地显示了新式教育在推动我国走向近代化方面的重要作用。
不可否认，洋务时期的新式教育在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等方面都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学堂种类不多、规模不大，教学内容又始终笼罩在“中学为体”的氛围之中，并一直没有摆脱附属科举的地位，然而它却在延续千年的的封建教育堡垒上第一个打开了缺口，吹入了新风，植下了新学的种子。仅此一点就值得我们予以高度的重视和充分的肯定。
注释：
①　闽浙总督李鹤年奏，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一册，第８７页。
②　④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一册，第５２—５３页。
③　黎兆棠复张树声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第１３０页、１３３页。
⑤　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五，第４页。
⑥　⑨　①①　①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第１４０—１４１页；２９—３１页；３３页；２３页。
⑦　①②　《筹办夷务始未》，同治朝，卷四十六，第３—４页；４４—４６页。
⑧　张树声：《筹议设立西学事宜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第１２４页。
⑩　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
①④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三册，第１９０—１９１页。
①⑤　转引自《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４６９—４７１页。
①⑥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五册，第１１５—１１６页。
①⑦　《清会典》，卷一百，第１１５０页。
①⑧　②⑩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４６４—４６６页；７１—７３页。
①⑨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五十二，第７—８页。
②①　《沈文肃公政书》卷四，第６—７页。
②②　《求是堂艺局章程》，引自《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３５６页。
【资料来源：《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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