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试论义和团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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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试论义和团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

本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性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妄野心，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意志。然而，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盲目排外倾向和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这既是义和团反帝斗争的表现方式，同时也体现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对广大群众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 盲目排外是义和团反帝斗争的表现，同时也包含了在民族危机和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危机的背景下异质的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的因素。
义和团兴起于十九世纪末，它是在义和拳的基础上融和了多种民间秘密结社组织而逐步演化发展而来的。它早期的口号隐含着秘密结社“反清复明”〔1〕的意思，1900 年春夏运动形成高潮时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失败后则打出“扫清灭洋”的旗帜。可以说，“灭洋”是义和团的基本口号和目的，是义和团排外思想的集中反映。“灭洋”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对洋人、洋教、洋货以及一切与“洋”字有关的人和事物的一概杀灭和毁坏。
应当说，义和团的“灭洋”排外，首先是广大群众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之时，受抵御外侮的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影响而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行的反抗，其中包含了反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维护切身利益的经济因素，有其正义的一面。关于这一点，本文不作详细阐述。
然而也应看到，义和团的“灭洋”排外又是笼统的，他们不加区别地逐杀一切洋人、洋教及与“洋”有关的人员，毁坏一切洋货，带有严重的盲目排外倾向。这种严重的盲目排外有着深刻的文化心理背景，一定程度上是在空前的民族危机和传统文化日益呈现危机的历史背景下，异质的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果，是在外来侵略势力加剧下本民族文化心理得到尤为突出的表现。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包罗万象的丰富的文化体系。敬天崇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项根本内容，与西方基督教所宣扬的“原罪观”有着难以弥和的矛盾，而中国社会的泛宗教性、泛神论也与基督教严格的一神论存在着质的差异。这两种文化，就内容而言，有一种内在的排斥作用。但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机制，在历史上它是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而逐步丰富、完善起来的。它并不完全排斥外来文化。事实上，无论是二世纪传入中国的佛教，还是唐朝时就已在中国有所发展的早期基督教——景抑教，或是十三世纪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甚至是十六世纪末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的天主教，都能在中国社会得到一定的发展，甚至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近代的基督教文化，则仰仗着帝国主义的武力以实现其“基督征服世界”的野心，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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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的文化侵略性质。近代的传教士们也不象他们的先驱那样认同和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风习，而试图将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中国社会纳入到基督教的文化体系之中。他们叫嚷：“吾非除旧何由布新？欲求吾道之兴，必先求彼教之毁。”〔2 〕对于传统的民间习俗，更是“极口诋河，谓为绝大罪业，上帝所不容”。〔3 〕在这种文化侵略政策下，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受到冲击，呈现危机状态。于是，两种文化固有的矛盾被激化了。从这方面讲，义和团运动是近代反洋教斗争的继续和高峰。
敬天祭祖，是体现传统伦理纲常的一项根本内容，它支配着包括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在内的整个社会群体的意识。作为敬天祭祖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实行偶像崇拜。基督教则严格对上帝一神的崇拜，禁止偶像崇拜。传教士们无视敬天祭祖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他们捣毁供奉神像的庙宇，毁坏各种偶像，干涉群众的敬天祭祖活动，最容易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怒。义和团揭贴中的“天主耶稣教，欺灭神圣，忘却人伦，恼怒天地”〔4〕及“劝奉教，真欺天，不敬神佛忘祖先”〔5〕等内容就是传统的敬天祭祖、偶像崇拜与基督教一神论冲突的反映。
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在男女关系方面得到了尤为严格的体现。在传统观念中，有所谓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男女之防猛于虎的说法，男女之间存在着渊源之别。无论是在社会活动还是在家族内部事物中，男女之间都有严格的伦理规范约束。基督教文化，尤其是进入近代的基督教文化，则没有严格的男女之防，妇女可以抛头露面，参与重大的社会活动，教堂则实行男女同堂礼拜的仪式。这些活动在有着根深蒂固的男女伦理观念的人们看来，是紊乱伦常，伤风败俗。义和团揭贴中有“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6〕的内容，他们武断地臆想入教后的种种乱伦行为， 甚至把西方人的生理特征都归咎于假想中的男女乱伦的结果。尽管这里有号召人们反对洋教的因素，但却是荒唐的，它体现了义和团对异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的基督教文化的反感。
义和团反对教会、捣毁教堂，还有一个文化心理原因，即受传统风水观念的影响。风水观念是建立在作为传统文化骨架之一的阴阳五行说的基础之上，是一种神秘主义文化，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在村落的部局、建筑模式、民宅和基地的选择方面起了相当的支配作用。人们是将对风水等自然现象的认识和崇拜与自身的命运紧密相联的。传教士们强占田地，捣毁房屋庙宇，修建教堂，在人们看来，是破坏了当地的风水。尤其是尖顶高耸入云的教堂，与中国传统角隅平直的建筑风格迥然相异，遭到人们普遍的反对，认为它遮住了天，挡住了风水，给人们带来了灾难。在义和团看来，“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遮住天”，〔7〕他们宣扬，捣毁教堂，逐杀洋人， 就能使“猛雨往下流”。这固然有利于人们在大旱之年祈求降雨的愿望达到“灭洋”的意图，同时也包含了风水观念的因素。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实际上是获得政府认可的维系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它在乡村生活中发挥着封建政府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宗族以血缘为纽带，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组织和维系着同一宗族成员的社会生活。宗族的领导者，多由德高望重的乡绅担任。这些乡绅在宗族社会中拥有绝对的权威，他们实际上是儒家文化的代表者和体现者。这样的身份，使他们对异文化的入侵很自然地带有抵触心理。而传教士们包揽词讼，排难解纷，设立学校，举办其他慈善机构的活动，严重侵犯了乡绅管理宗族社会的权力，威胁着他们在宗族社会中的威望。尤其是教会广泛吸收教民，使大量的教民脱离了宗族社会，宗族社会面临瓦解的危险。这是乡绅们所不能容忍的。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就爆发过乡绅领导的反洋教斗争。乡绅的排外情绪，极大地影响和感染着宗族成员。而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团众中，就有许多宗族社会的成员。同时，义和团本身又是一个松懈的反帝爱国组织，接纳一切反洋仇洋的人，这其中就有乡绅的加入。义和团的揭贴，有许多是出自乡绅之手。乡绅的加入，对义和团的排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果说乡绅助长了义和团的排外情绪，那么清朝统治集团中顽固派的支持和怂恿则更使这种盲目排外达到顶峰。早在西周时期，在士大夫群体中就有了“夷夏之防”的概念，封建社会及其文化的长期稳定与繁荣更强化了这种“夷不变夏”、“胡不乱华”的意识。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下逐渐经历着屈辱灾难的历程。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不得不从天朝大国的梦中警醒，他们睁开眼睛了解世界，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曲折历程：先有鸦片战争前后的开眼看世界思潮，接着是洋务派掀起的洋务运动和康梁进行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等等，向西方的学习在逐步深入。于是，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注入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新鲜血液，但它遭到了一部分极端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和阻挠。他们一方面醉心于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则痛感传统文化由于受到基督教文化和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而呈现的危机，更强化了“夷夏之防”的观念，对一切来自西方的东西都持仇视态度。早在19世纪六十年代，以倭仁、徐桐、奕譞等为首的顽固派就反对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有意助长民间的仇洋排外情绪。义和团运动时期的载漪、徐桐、载勋等人更是顽固派的典型代表。他们主张招抚义和团，利用义和团的爱国热情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儒家传统文化的目的。据载，庄亲王载勋发布告示，招摹能杀洋人者：“杀一男夷赏银五十两，女夷四十两，稚夷二十两”，〔8 〕并一次在府外杀数百名教民示众。徐桐则向来以“道学大师”自居，“恶西学如仇”，见到洋人就要掩鼻绕道的。他亲书对联，煽动义和团“攻异端”，“以寒夷胆”。慈禧太后甚至命令招抚后的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统治集团的煽动和榜样，使本来就存在着落后和狭隘一面的广大农民的排外思想得到了极大的鼓动。他们把传教士和洋人称为“毛子”，教民为“二毛子”，还将与洋人往来、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的华人称为“十毛之人”，对他们必杀无赦，以至于“凡读洋书之学生，及着瘦小衣服者，皆不敢在街上行走，若令拳匪见之，则指为奸细。”〔9〕排外鞅及到无辜。
除此之外，义和团还毁坏一切洋货及西方先进的器械制造。他们宣称“拆铁道、拔电杆，紧急毁坏火轮船”，〔10〕“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揭，必毁而后快”，〔11〕甚至讳言“洋”字。他们这种行为，一方面是因为外国商品的大量倾销，铁路、电讯、轮船的开通，使大量的农民、小生产者、旧式运输工人破产，另一方面，也是长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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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蒙昧影响的结果。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实行尊孔崇儒的文化教育政策，缺乏崇尚科技进步的风气。当西方社会已跨入科技迅猛发展的近代时，中国的学者们还在埋头于毫无实际意义的经典考据之中，他们对西方文明知之甚少，更何况是长期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的下层人民。他们不可能区分西方列强的侵略性及随侵略而来的物质文明的先进性，更不可能理解：为维护民族独立，需要拒敌于国门之外，为发展中国近代经济和文化，又必须打开大门。在他们朴素的意识中，铁路、火车、电线、轮船等洋物是危及他们生存的怪物。他们宣扬“莫坐火车贪快，惟恐死在铁路之中”，〔12〕“凡铁路所经若干里内，庄稼必死”〔13〕等等。这显然带有对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的恐惧心理，从而由这种恐惧演变成盲目排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义和团的盲目排外首先是基于对帝国主义的愤恨而采取的反抗行为，同时也带有中西文化冲突的因素。但文化冲突的因素并不是根本的，它只是在民族矛盾尖锐的背景下得到进一步的激化。义和团运动，从根本上说，并不是西方某些人所认为的是“落后的东方文明对先进的西方文化之间的战争”。这一点是要特别强调的。
二、义和团运动中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是义和团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农民战争中神秘主义的斗争方式。它的多神崇拜和降神附体等迷信活动，有其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
如果说“灭洋”是义和团爱国精神的体现，有其正义的一面，那么他们斗争中所采用的手段却是极端落后的，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他们是以神灵崇拜、诸神附体、刀枪不入、画咒吞符等封建迷信方式号召人们投入到反对洋人的斗争中去的。
可以说，义和团这种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农民战争中神秘主义的斗争方式。恩格斯曾指出：中世纪的农民战争，“或者以神秘主义的形式出现，或者以公开的异教形式的出现，或者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出现。”〔14〕中国的农民战争，则往往将神秘主义与武装起义相结合，神秘主义是发动起义的一种宣传手段。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秦末农民起义，就采用了“鱼腹丹书，篝火狐鸣”的神秘主义发动方式。
假托神灵的预言，是神秘主义斗争方式的一种表现，义和团普遍地采用了这种方式。与历代农民起义不同的是，义和团求助的神灵有许多，有多神崇拜的特点。在义和团的神灵中，有如来观音等佛教神，有玉皇大帝、张天师等道教神，有儒家的孔圣人、士大夫的代表刘伯温等，也有孙悟空、武松等民间传说和通俗戏曲小说中的人物。
义和团的这种多神崇拜，有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早在夏商时期，中国就是一个盛行占卜的鬼神观念浓厚的社会。这种远古时期人类对自然界的恐惧而产生的鬼神观念充斥着整个中世纪社会，长期支配着受沉重的政治、经济双重压迫和剥削的、被剥夺受教育权力的下层人民的意识。义和团虽生活在近代，但鬼神观念还是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同时，中国传统社会又是一个泛宗教性社会，盛行泛神论、多神崇拜。无论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还是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以及统治者精心扶持的“圣教”——儒教，都对中国社会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佛道二教，对民间产生的影响更为重大。而儒教，严格说来并不是一种宗教，只是统治者出于统治目的而把儒学“神圣”化了。在中国，没有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全民性宗教，没有绝对的单一的神灵崇拜。在广大社会成员的心理中，对儒、道、佛等神的同时崇拜并不矛盾，即使是同一崇教组织内部，也有多神崇拜。而在同一个宙宇中间依时供奉儒道佛神像更是屡见不鲜的现象。这种泛宗教性和泛神论为义和团的多神崇拜提供了据。另外，义和团虽有民间秘密结社所特有的一定的宗教意识，但没有严格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相反，多种秘密结社原有的神灵反而更促成了其多神崇拜。同时，长期社会底层的生活也使义和团将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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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小说戏曲和民间流传的神话故事中的英雄作为其崇拜的神灵，从而也构成了其五花八门的多神崇拜。
义和团的多神崇拜，并不是为了寻求解脱，而是借助于亡灵进行斗争。他们宣扬诸神“附体”后，人就能“刀枪不入”，而“诸神附体”，只能是在举行了诸如画咒吞符等一定的仪式之后。例如，义和团在习拳的时候，往往“聚众筑坛，设祖师神位，祝之，自称诸神附体，即能运械如飞，不畏枪炮，且能使敌人枪炮不燃。”〔15〕他们宣称“神出洞，仙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16〕说什么：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枪佛来，铁衣铁庙铁莲台，铁人铁衣铁避寒，止住风火不能来。甚至在临阵对敌时，也要“吞符诵咒，焚香降神”，之后背负神像，转而赴斗。
以上这种宣传和形式，显然带有巫风色彩。大约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就开始出现了把宗教教义溶于习拳练武之中的风尚，并一直流传于后世。另外，民间巫术中也有“降神附体”的“法术”，巫师在降神时念念有词，手舞足蹈，又与拳术的一些动作相似。因此，在传统的拳术中，都有宗教与巫术的成份。作为反抗封建统治者的白莲教、八卦教、金丹道等民间秘密结社，为了斗争的需要，也大量地吸收巫风。以义和拳为基础融合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发展而来的义和团，则继承和保留了这种巫风色彩。他们在以落后的长矛大刀对付拥有洋枪洋炮等先进武器的侵略者时，武器上的劣势，对西方近代文明的一无所知，长期封建迷信的宣扬和习俗，使他们相信“必有避枪炮之术”抵御洋人，故大量地采用了上述的“诸神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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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符吞咒”等形式。
然而，世上哪真有“降神附体”，“刀枪不入”？义和团为宣扬“刀枪不入”，曾以火枪装沙子往人身上打为示范，而对那些因遭洋枪洋炮射击身受重伤或牺牲的人，义和团或解释为“大师兄遍搜其身，或偶携有他物，则曰爱财，曾抢藏人物，故至死”。〔17〕或解释为“此人生平有过，神仙不佑，故不能好耳。”〔18〕这样，在浓厚的封建迷信之上又加上了浓厚的欺骗色彩。迷信毕竟是迷信，落后的小生产者以这种自欺欺人的封建迷信去抵抗西方近代的先进文明，结果只能是失败。这是义和团留给后世的惨痛教训。
　
三、一点评论：关于中国的近代化
义和团运动是在空前的民族危机和中国传统文化受西方基督教文化以及近代文明的冲击而日益呈现危机的背景下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有反帝爱国的正义一面，然而他们正处于古老中国被动地步履艰难地迈向近代社会的特殊时代，这种正义的反抗并不一定完全是进步的。他们以维护本民族利益和文化为出发点，采用的却是盲目排外和封建迷信的极端落后的手段，结果非但没有挽救半殖民地的中国，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列强扩大侵略提供了借口，加重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教训是惨痛的。先进的中国人不得不痛定思痛，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进行新的反思。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只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是不能完全使中国社会实现近代化的。欲使中国摆脱奴役，走向近代，就要废除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实行民主共和；就要更深入广泛地开启民智。于是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又有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了激进的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动摇了封建文化的根基。它对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的觉醒起了巨大作用。这场思想领域中的运动引起了政治领域中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并进一步和马克思主义及工人运动相结合，使中国社会逐步走进近代，迈向现代。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义和团运动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转折。
注释：
〔1〕义和团有乩语：“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天下红灯照， 那苦才算苦。”“二四加一五”暗寓“八月十五杀鞑子”即“灭清”之意。见戚其章《关于义和团运动评价的若干问题》，《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第129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2〕（英）宓克《支那教案论》， 转引自《近代中国教案研究》第44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3〕《中国丛报》1932年8月，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义和团杂记》，《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1期第9页
〔5〕〔6〕〔7〕〔10〕〔16 〕《义和团史料》（上）（近代史资料专刊）第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8〕《义和团史料》（上）第42页。
〔9〕佐原笃介《拳匪杂记》， 《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271页。
〔11〕佚名《天津一月记》，《义和团》第2册第146页。
〔12〕《义和团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4页。
〔13〕王照《行脚山东记》，《义和团》第1册第410页。
〔14〕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 第401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15〕转引自陈湛若《义和团运动的前史》，《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第153页。
〔17〕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义和团》第1册第346页。
〔18〕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义和团》第2册第36页。
（资料来源：《韶关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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