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生态史学视野下的地域社会史研究———评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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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生态史学视野下的地域社会史研究———评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

方万鹏
（南开大学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天津300071）
[文章来源] 中国农史2010年第2期
[作者简介]方万鹏（1986-），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王建革教授的新作———《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1]最近作为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之一，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运用生态史（又称环境史或生态环境史）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乡村社会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较之以往的华北地域社会史的研究成果，该书以其崭新的理论视角，提出了许多富于启发性和建设性的观点，堪称一部生态史与地域史研究相结合的佳作，该书的出版，在推动方兴未艾的生态史学发展的同时，无疑也为华北地域社会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该书的作者有着非常扎实的农学功底和深厚的历史学素养，合理的知识结构为其展开生态史研究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这是当前很多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所不具备的。作者先后对内蒙古、华北和江南等地的历史生态与社会形态作了不少研究，在2006年已出版专著《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就华北而言，作者在最近十几年间，着力于此领域的研究，有十多篇集中关于华北生态与社会的研究文章发表，[2]为本书的最终出版提供了坚实的框架和内容根基。较之作者已发表的成果，这本书说是总结也好，突破也好，总之，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遵循着自己的研究路子不断前进，从作者自身的学术发展脉络来讲，这也使我们有了更多的期待。
（一）内容概要
全书30余万字，根据作者的设想，共分为四个部分，涵盖九个章节（见书导言部分第6～9页，下文凡引用书中文字部分均以此方式作注）。第一部分包括一、二两章，作者试图以水土环境为中心，勾勒出华北平原的生态背景；第二部分包括三、四两章，在已有生态背景的基础上，作者集中讨论了生态系统中各要素的情况；第三部分包括五、六、七三章，作者运用生态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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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整个生态系统的结构状态进行了描述；第四部分包括八、九两章，作者试图去描述生态系统是如何运行的。具体来讲：
第一章介绍华北的水环境。华北地区虽比不了江南地区的河网密布，但自身水环境也比较复杂，流经该地区的主要有海河水系、黄河和运河，同时还要受到海水的影响，因此，与水相关的河道运输、灌溉、防洪等一系列问题，该地区都存在。作者分别以大清河的治理、滏阳河流域的水利社会以及北部涝洼地区的水利形态等作为研究对象，阐释了华北水环境所产生出的不同政治和社会效应。
第二章介绍华北的土壤环境。通过作者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华北的土壤环境受水环境的影响极大，在一定程度上讲，水土本身也就不能分家。作者先是基于方志中的相关记载，认为由于周边地区的森林破坏导致了水土流失加剧，导致河流泛滥，进而可能会对流域的土壤产生肥力增加或者沙化的影响，接着，作者又描述了华北的盐碱地，上述两点均是自然直接作用结果，另外对华北土壤肥力产生影响的还有农业的变迁。
第三章描述了华北的农作生态。其一是耕作制度，包括种植制度和土壤耕作制度，这些制度的形成和存在的变数是基于生态和社会环境的选择；其二是农作的技术程序和生活程序，“技术程序是指一种作物从耕作到收获，从收获到加工的一系列工序性的环节，技术程序本身是农民与生态环境长期适应的结果”（第129页），作者认为古今华北的农业技术程序保持了相对的稳定，而关于生活程序，作者提到了积肥的周期问题与农民日常生活的关系，以及乡村生活周期与农作程序的关系。
第四章介绍动物与人地关系。作者首先介绍了明代的马政及其在生态压力之下逐渐衰落，通过分析马的数量与人口和耕地之间的变化，揭示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和政府决策的关联；其次作者研究了近代华北地区的畜牧业，认为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秸秆和牧草资源的减少，使得近代华北农村的畜牧业处于衰退的状态，并出现了生态压力之下的替代现象，如马逐渐被骡子所替代；最后，通过分析诸如马、骡、驴等近代役畜的饲养情况所发生的变化，揭示其对运输和耕作动力所产生的影响。
第五章分为两个部分，其一通过分析华北种植业的变迁和粗粮化结构的形成来说明清末民国时期华北地区的民食与营养问题，此外，作者也注意到了其它影响民食和营养的因素，如野生动植物资源以及近代交通改善所带来的改观和其它一些社会层面的因素，作者认为近代华北地区的民食和营养普遍水平是比较低的；其二作者提出了乡村社会的“三料”（饲料、肥料和燃料）危机，“‘三料’是联系生态系统各要素最重要的关系纽带”（第239页），作者分析认为“‘三料’循环在近代的生态压力下出现了结构性危机”（第239页）。
第六章，传统时代的农业生态系统是是一个相对闭合的系统，产自于耕地的产品有相当大部分又通过人畜的排泄物回到了土地上，基于对这一运行机制的认识，作者运用投入产出的分析方法，试图去揭示华北乡村生态系统的运行效率，分析认为近代华北农业中所出现的人力对畜力和肥力的替代，不是“单边生产曲线的边际效益下降，而是一种等产量曲线下技术替代的变化，人力代畜力的技术替代在本质上是生态的变化”（第275页），这一结论对于我们认识和反思“过密化”理论具有极大的意义，之后，作者举出惠民县孙家庙实例予以说明。
第七章作者通过对一些村庄具体个案的分析，就租佃和生态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作者认为“较多租佃关系的村庄往往是生态条件和市场条件较好的村落，而人口压力较重的村庄往往是租佃少、雇佣多的村庄”（导言部分第8页），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分析地租和生态条件的关系时，指出租佃关系往往是阶级关系，只是这种关系在近代华北农村要“受到环境的制约，特别与风险、御灾有关”（导言部分第8页）。
第八章首先论述了灾害下的华北社会控制，作者将其表达为一种周期性的调节，包括灾害与恢复的周期、资源动员的周期和制度周期，通过分析揭示了华北灾害状况下的一般民众的生存状态和官方及非官方的应对机制；其次，以清代的蝗灾为例，就蝗灾发生时政府控制体系的运作、蝗灾过程中的地方社会以及清末民国时期的治蝗情况进行说明。
第九章提出了华北乡村社会的内聚与生态的关系。作者首先指出了内聚型村落形成的地理和社会因素，地理因素包括河流和土壤肥力等，而社会因素，作者举出了寨堡的历史发展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其次，作者探讨了近代华北乡村社会内聚的发展状况，如因开放资源的萎缩而导致内聚力下降，青苗会的形态，生产联合型内聚的特点，以及人与环境关系中的文化与信仰。
（二）资料利用与书写手法
我们评价一本学术著作的水平高低，无非是要看其在资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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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理论方法上是否有所突破，两者能兼顾其一即可谓不易，而真正要做到两者恰到好处的结合，恐怕对任何一个学人来讲，都是相当高的要求。就王著而言，掩卷而思，我们能够感受到作者在这两个方面做出的努力。
第一，资料利用方面，作者不仅运用了以满铁为主的关于华北平原的大量调查资料，还搜罗了正史、地方志、地方文史资料、文集、笔记、报刊乃至文学作品等当中有关的部分，这些资料不仅支撑了作者在许多问题上进行数据化生态分析的需要，还使得书中的论点基本均得到充分的佐证。同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作者曾深入华北乡村社会进行实地考察，凭着对乡村社会地道深刻的认知，作者在处理他人的调查访谈资料尤其是庞杂的数据时，显得客观公允而又游刃有余，不流于表象认识。比如对于满铁调查资料，作者认为在使用的同时，“仍需要对资料进行一个相对的判断”（第5页）。尽管作者在书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一些文学作品，但是作者仍指出要考虑到这些作品的时代背景及感情色彩。
第二，书写手法，尽管作者切入的角度非常新颖，但综观全书，很难发现有多少艰深的概念或者理论论述，而是用平铺直叙的方式和平实的语言为读者描绘出一幅传统社会末期华北乡村生活的图景，如乡村社会赖以存在的地理基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如何组织生产生活，与人打交道的动物和植物又是怎样的关系，三者在生态系统内又存在这怎样的循环，当乡村社会遭遇灾害，国家和地方又以怎样的方式介入等等，作者在呈现历史这一点上无疑是成功的。
第三，关于践行理论，生态史作为一种新史学，其主要特点即在于运用生态学的思想和方法去研究历史，它的基本学术指向是“采用广泛联系、彼此作用、互相反馈和协同演化的生态系统思想，陈述和剖析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互动变迁的历史经验事实，并就如何协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3]在地域社会的研究中贯穿生态史学的方法，近些年来也出现了一些相关研究的论著和文章，并表现出相当的学术倾向，但是真正把这一理论和实际研究结合起来的则不多见。该书在前面几个章节先是对华北生态系统的若干要素进行探讨，诸如河流、土壤、动物、植物，当然也包括人，然后分析了整个生态系统的运行循环机制，并在最后讨论了灾害，也即生态系统运行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该书的研究视角不存在学术标签的迹象，而是真正践行了生态史学的理论。
第四，不管是通俗的读物还是深奥的学术性著作，一幅恰到好处的插图可以起到辅助文字解释的作用，乃至对论点的表达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该书在文字表述上是比较成功的，但“图文结合”做的则不够理想。比如，虽然作者在作数据分析时，运用了大量的图表予以说明，但是该书的地理插图明显不足，只是在书的开头部分有一幅清代大清河周边水系的地图，而在后文中作者多次论及了不同地区乡村的各种差异、不同土壤类型的地理分布以及乡村聚落的分布等等，如果有配套的图片，想必会使文字更具说服力。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本书不是一本“容易”读的书。
第五，从书的体例结构上来讲，该书显然不是首先拟定框架，然后在框架内进行写作的模式，而是对其十几年成果的总结和归纳，可能从一本书中“抽出”几篇文章比较容易，而将已成型的一篇篇文章合理放进一本书中则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该书在体例的安排上显得不那么工整，尽管其内在逻辑是清晰的。
（三）贡献与启示
谈到这本书的学术贡献，放在生态史领域来讲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该书对当前域社会研究史研究的启发也是值得探讨的。
首先，放在地域社会史的范畴内来讲。近代华北地域社会史的研究，应该来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领域。近二三十年来，建立在诸如满铁调查等资料基础上的地域社会史研究成果不断地涌现，综观这些研究成果，关于华北农村的小农经济、文化权力、宗教信仰、宗族活动等等研究甚多。但是，从整体上来讲，该领域的研究仿佛存在一个“倒置”的现象，也即当我们在谋求对各种社会活动的复杂形态和社会意义作出描述与解释时，似乎忽略了支撑这些活动的生态基础。简单说，就是生计问题，比如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是如何基于所处的生态环境现状来获取资源以解决“吃、喝、住、穿”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生态史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一地域，王著就这一问题为我们做出了解答。以食物的获取为例，书中在第五章提到“乡村生态系统包括人、动植物等等生态系统的要素。植物是乡村生态的基础，人和动物的数量取决于植物的生产量……生态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是以取食关系建立起来的，食物本身可以看出人与动植物的生态关系”（第201页）。同样，无需赘言，所谓“喝”、“住”、“穿”亦是如此。当然笔者无意于强调前后两者的必然逻辑关系，只是意在说明，将生态史学的分析方法运用到地域社会史的研究当中去，当我们弄清楚了社会机制赖以运行的生态基础，再去重新审视以往的结论，也许会有一个新的认识。这一点在王著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前文提及的关于对“过密化”理论的反思便是明证。
其次，放在生态史学的范畴内来讲，生态史理论从时序上强调，把人类诞生以来的历史发展脉络看作是一个生态系统演进的过程，而空间范围则没有一个具体的界定。从理论上作这样的假设没有问题，但是当我们试图去探究和描述这个系统时就会感到非常复杂，很难把握。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认识到两点，第一，我们从事的是生态史的研究而不是生态学的研究，第二，我们所研究的历史主体是农业社会，尤其适于中国生态史研究。所以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自身的属性是人，而我们所生活的地区，几千年来，基本是农业特征明显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所谓的生态系统便可特指为农业生态系统，它是一个自然、生物与人类社会生产活动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大系统，是一个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结合的生物物质生产过程，农业生态系统突出了“自然”、“生物”与“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联系，所以，对农业生态系统的探讨具有天然接近史学的意义。也即一般来说，传统社会的生态史研究就应当围绕农业生态系统来展开，这样，不管是从资料搜集、研究方法还是从研究路径上来讲，开展生态史研究都不再显得抽象而无从下手。
当然，上述结论涵盖不了生态史的全部，即使是传统社会，还存着有别于农业生态的草原、森林生态，而近代工业化所带来的以污染为核心的城市生态问题当然也属于生态史的范畴。但就传统社会的生态史研究，王著所展开的一系列关于乡村社会农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个设想是行得通的。同时，王著给我们的启发还在于，再宏大的生态史研究框架最终也应当落实到某一个地域上来，因为不同地域之间的生态环境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从时序和空间上来规范生态史的研究框架，有助于我们展开研究和得出结论，这些对于我们继续完善生态史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所以该书所进行的尝试是富于开拓性和前瞻性的。
总体来讲，作者运用生态史学的分析方法，真实而成功地呈现了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乡村社会的图景；在当前生态史学的理论建构繁荣而实践相对薄弱的局面下，该书的出现无疑将反过来加深对生态史学建设的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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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作为地域社会史范畴内的研究，生态史学分析方法的运用，无疑也将开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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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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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与社会》，三联书店，2009年。
[2]王建革：《小农与环境———以生态系统的观点透视传统农业的生产过程》，《中国农史》1995年第14卷第3期；王建革：《资源限制与发展停滞：传统社会的生态学分析》，《生态学杂志》1997年第16卷第1期；王建革：《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1998年第17卷第1期；王建革：《华北的农业生态与乡村社会———以惠民县孙家庙为例》，《古今农业》1998年第3期；王建革、陆建飞：《华北平原土壤肥力的变化与影响因素分析》，《农村生态环境》1998年第14卷第3期；王建革：《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17卷第3期；王建革：《人口、制度与乡村生态环境的变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王建革：《近代华北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兼论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不成立》，《中国农史》1999年第18卷第1期；王建革：《近代华北乡村的社会内聚及其发展障碍》，《中国农史》1999年第18卷第4期；王建革：《河北平原水利与社会分析（1368—1949）》，《中国农史》2000年第19卷第2期。
[3]王利华：《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45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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