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四月-从冬麦生育期看明代长江下游地区气候冷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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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从冬麦生育期看明代长江下游地区气候冷暖变化

我国拥有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其中包含大量的气候信息，利用文献资料重建历史时期温度变化，我国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目前根据文献资料的性质所采用的重建气候变化的方法，葛全胜等曾作过详细总结①，主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问答题

要有以下四种：(1)物候学方法，即根据不同时期的物候和作物分布界限等差异推断温度变化，并通过与现代同类物候或作物的分布的对比，得到不同阶段温度；(2)等级法，即根据文献中的冷暖程度描述进而进行判定、分等、定级或确定指数，并通过与现代资料的对比，进一步将等级、指数转换为相应的温度距平；(3)比值法，即统计给定时段的冷、暖时间发生次数或频率，然后根据冷、暖事件发生频率的高低来指示温度变化，并根据冷、暖事件频率的对比生成冷暖指数序列；(4)线性回归法，根据一些天气气候现象(如冬季降雪日数)与温度要素的物理机制联系及同级关系，利用现代气象观测记录建立两者之间的关系方程，然后利用该关系方程将历史时期某些特定的天气气候现象反演为温度记录。
以上后三种方法都是针对资料较为丰富的明清时期展开的研究，使得对我国“小冰期”的认识也更加明朗、清晰。在历史气候研究中方法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新资料的开拓。笔者在搜集明代长江中下游地区文献资料时，发现了大量新的物候信息资料，而这部分资料恰恰是以往学者所忽略的。物候学的方法虽然分辨率不高，但是物理机制明确，在资料考订明白的基础上，可靠性较高，故我国历史气候研究中许多重大的突破都是运用这一方法实现的。如满志敏就利用这一方法对隋唐温暖期提出了质疑，认为唐中后期气候转向寒冷②，据此还提出中国存在中世纪温暖期的观点③。与此同时，张德二也运用物候方法证实了中世纪温暖期的存在④。
冬麦的播种和收获期作为物候证据的一部分，因历史文献记载较多而经常被运用于历史气候研究之中⑤。长江下游地区地势比较平坦开阔，没有东西走向的高大山脉横贯阻挡，在一定的大气环流条件下，冷暖空气均能长驱直入，气候具有明显的一致性。所以，本文主要运用物候学方法，同时参考作物栽培学和农业气象学的相关知识，通过对冬麦生育期的分析来反映明代长江下游地区的气候冷暖变化情况。如有不当之处，还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一气温与冬麦生育期的关系
现代气象学研究认为：“任何一种作物几乎都需要某一恒定或接近恒定数量的积温才能完成其生育期。即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生育期较短；反之，气温较低时生育期延长。”⑥利用积温和作物生育期的关系，就可以用来探索历史上的气候变化⑦。如果获得历史某时期某种作物的作物播种期、收获期，即作物的全生育期，与现在同一品种作物生育期比较，就可以确定某历史时期的气候状况。但是受历史文献记载的限制，同时获得某一作物的播种期和收获期毕竟不很现实，笔者可以选择历史文献记载较多的作物——麦类——的播种期和收获期分别进行分析。
首先，要对文献中的“麦”进行分析。长江下游地区主要有三种麦：大麦、小麦和荞麦。荞麦并非属禾本科，只是一种双子叶植物，且文献中对其名称、播种、收获等记载明确，很容易区分。然而对同属冬麦的大麦和小麦的识别就显得困难得多，在现代生物学上，大麦和小麦虽是同科不同属的两类作物(大麦为大麦属，小麦为小麦属)，但却同属禾本科，二者相似性明显。在形状上、特性上，大麦的根系、植株、果实等均与小麦相似；在生长条件上，大麦的适宜气候大体与小麦几乎相同；而栽培方法也基本与小麦类似⑧。二者不同的只是大麦耐酸性、湿性与抗寒性比小麦弱，全生育期比小麦早了7—15天⑨。所以，即便是现代习惯上仍把二者统称之为“麦之属”，更何况历史时期。因此，很多历史文献记载对二者不加区分。在运用这些资料进行分析时一定要明确麦的品种，避免造成资料上的分析误差。
冬麦播种期受作物的品种、土壤、地势、气候等多种因素制约，但影响冬麦播种期最重要的还是气候因素，“气温是决定播种期的主要因素，冬性品种的适宜播种期，平均温度约为16～18℃；半冬性品种约为14～16℃；春性品种约为12～14℃”⑩。尽管如此，在运用冬麦播种期进行气候变化研究时仍需格外谨慎，其原因有二：第一，冬麦播种期本身时间跨度长。农谚“寒露到霜降，种麦莫慌张；霜降到立冬，种麦不放松(河南、湖北等地)”就是最好的说明。即便是在同一区域，播种期也有近1个月的时间跨度，“寒露种麦，前十天不早，后十天不迟(上海宝山)”(11)。而现代作物栽培学证明，我国冬小麦播种适宜期从南到北逐渐提早，大体上北部麦区冬麦播种适期在9月中旬至10月上旬；黄淮平原麦区在9月下旬到10月中旬；长江中下游麦区在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华南麦区在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12)。过长的时间跨度加剧了气候指示意义的不确定性，对历史文献分析不当就会造成不必要的误差。第二，适时播种的理论在实际农业操作中恐怕行不通。因适时播种是达到全苗、壮苗、夺高产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就显得尤为重要，“播种期过早，苗期温度高，麦苗的生长发育快，往往造成幼苗徒长，不仅消耗大量养分，而且分蘖节累积的糖分少，抗寒力弱，易遭冻害，春性品种，甚至在冬前拔节，冬季死亡，严重减产。播种过晚，由于温度低，出苗缓慢，苗小、苗弱，易遭受冻害，而且晚苗分蘖少，幼穗分化时间短，以致穗少、穗小，产量不高”(13)。对此，古人虽然早就有充分认识，“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北京、上海、四川、江苏、河南等)”(14)，在《吕氏春秋·审时》、《氾胜之书》等农书中均有记载，有学者也专门对此进行过论述并认为在黄淮冬麦区最适宜播种期不超过15天(15)。但是只要有空地或土地肥力足够，不管产量如何农民都会进行播种，而不会固守适宜播种期。农谚“大麦种到年，只愁没有田(上海原注：这里指二棱大麦而言，种植的时间幅度较大，早种早熟，只要有田就种)”、“种麦种到冬，耙得完全不透风(江苏原注：意指麦子可以迟到立冬播种，但必须精细覆土)”等(16)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以上两个问题在文献记载中都很模糊，因此，笔者在利用历史时期冬麦播种期进行分析时会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
冬麦的收获期则不同，因收获期较短，记载明确，所以其气候指示意义非常明确。冬麦的收获期除了品种的不同，≥10℃积温则是决定性的因素。冬麦返青后，气温升至≥10℃时，生长很快。小麦拔节期最适宜温度是12℃～14℃，孕穗期是15℃～17℃，开花期是18℃～20℃，灌浆期是18℃～22℃，开花至成熟期约需720℃～750℃的积温(17)。我国历史上冬麦的品种基本上没有什么较大差异，所以温度则成为限制冬麦收获期的主要因子。冬麦的成熟度是确定收割时期的一项主要依据。不少实验证明，在籽粒含水率为25%左右，即蜡熟期收获，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好，并可以减少落粒损失。如收获过迟(完熟期)，千粒种已不再增加，反因水分继续散失，麦粒体积变小，容易造成落粒，并由于淋溶和呼吸作用粒重反而减轻。农谚：“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九成收”就是这个道理(18)。因为蜡熟期很短，所以造成冬麦的收获期很短，前后不超过十天，如山东、河北的农谚云：“秋三月，麦十天。”(19)还有一个原因是由于大部分麦区收获时将临雨季，必须抢早收获，以免给收获带来困难，并避免造成穗上发芽和种子霉坏的损失。而在复种地区，收麦后还要紧跟播种后茬作物，所以必须抢收、抢种。农谚“麦熟一晌，龙口夺粮(食)”(陕西、甘肃、宁夏、浙江、四川、湖北、广西)、“麦收如救火”(湖北、广西、江苏、安徽、陕西、山东、河南、甘肃、山西、河北、浙江)、“栽苗要抢先，收麦要抢天”(浙江)(20)就是最好的体现。所以，根据≥10℃积温与冬麦收获期的关系就可以判断历史时期的气候，当历史上某一时期冬麦收获期比现代延后，就表示当时气候寒冷；反之，则表示气候温暖。
根据上述物候学、作物学和农业气象学的原理，搜集历史文献中冬麦的播种期、收获期，根据生长期、物候与气温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探求该时期内的气候变化。
二对文献资料的分析
本文所用的资料主要有农书、地方志和文集，从这些文献资料中提取相关的冬麦播种期和收获期进而进行论述。但因资料性质的不同，其蕴含的相关气候信息所指示的分辨率也就不同，因此，在提取相关冬麦信息进行论述时首先应对资料本身进行分析说明。
农书中的记载往往是劳动人民对日常生活和生产经验的总结，能够反映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农业情形，其中就包含许多有关作物种植、播种、收获等物候信息，而这些物候信息也能够反映较长一段时间内的气候情况。以元代官撰农书《农桑辑要》为例，有橙、柑、橘等作物种植分布的记载，“西川、唐、邓多有栽种成就”。此外，还记载苎麻的栽种方法，“此麻，一岁三割，每亩得麻三十斤，少不下二十斤。目今陈、蔡间，每斤价钞三百文，已过常麻数倍”(21)。而对唐、邓(今河南唐河和邓县)柑橘种植的记载以及陈、蔡间(今河南淮阳与汝南)苎麻年收三次的记载，成为论证我国中世纪温暖期的重要证据(22)。但与此同时，农书资料也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一是有很多内容是辑录自其他书籍，造成内容庞杂，很难分辨其中气候信息的可靠性；二是很难确定气候资料应该具备的两个基本要素，即时间和地点。仍以《农桑辑要》为例，实际上其书大部分资料辑录于前人书籍，好在这些辑入的资料都引有资料的原始出处，这部分资料是不能用来反映元代当时的气候状况。仅有小部分是源于当时的实地调查记录，这部分以“新添”起头，以示区别辑录资料，而上文中提到的柑橘和苎麻的记载恰恰就属于此类，所以具有较好的气候指示意义，能够反映元代当时的气候状况。但是，其他的农书对资料的辑录就没有这么严谨了，所以在运用农书中的气候资料时，首先要对其可靠性进行考证。
地方志中的记载就显得可靠的多。地方志中一般都有风俗和物产的记载，风俗代表了当地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当地人们的生活、生产习惯，其中就包括农业种植习惯，如万历《秀水县志》记载：“秔秫皆谓之稻，正月酿土窖粪条桑，二月治春岸，三月选种，立夏莳秧，四月刈麦，遂垦田或牛犁，已而插青，用桔槔灌田，旱入涝出。”(23)地方志中的物产记载则是有一定规模的种植，是经过一系列种植试验和推广后的结果，其在记录作物本身时往往也对其生长特性进行描述，如《浦江志略》记载：“麦类：曰大麦，四月初熟；曰小麦，四月终熟；曰荞麦，九月终熟。”(24)所以，无论是地方志中风俗还是物产中的记载，二者均代表了某一地区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种植条件，其反映的气候状况也当为一段时期内的稳定状态。而且，地方志中的资料由于志书修纂的特点，清楚地表明了资料的时间和地点。以《景定建康志》为例，记载了建康(今南京)一带已有“桔、橙、乳柑”等水果，这是现在所知的整个历史时期中这一带第二次出现柑橘类的种植，由于南京一带正位于现代柑橘可种植的北界以外，这一带是否有柑橘种植是个很敏感的气候物产指标。根据《景定建康志》修纂的时间就告诉我们这条资料的时间下限是在1260—1264年之间，既然是当地物产，当时南宋末年这一带存在的实际情况，地点则无须再解释。(25)
从蕴含气候资料的数量来说，私人文集是较少的，但是其价值却相当重要。首先，这些是私人的著作，没有理由为各种发生的灾害以及后果作粉饰，因此可靠程度高；其次，这些记载下的气候灾害大部分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事件，描述较为详细；第三，一些细微的物候现象在史书中一般不会记载，全赖文人在著作中得以保存(26)。如明人文集中有许多描写冬麦收获期的诗歌，如胡松作《刈麦歌》(27)、申时行的《麦浪》(28)等，但笔者在本文中并未过多运用，原因有二：其一，对于诗歌中物候信息的时间和地点不易考正；其二，物候记载大多代表的时间尺度为单年或单季，其反映年际间的气候变化，如果构不成足够的序列就不能代表一段时间内的平均气候状况。所以，笔者更倾向于能够反映一段时间内气候状况的物候证据。
三明代长江下游地区气候变化
1.洪武初年气候寒冷期
元末明初人俞宗本的《种树书》，总结了当时我国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实践中有关种植、栽培、嫁接、施肥等各方面的许多经验。书中蕴含丰富的物候信息可以反映当时的气候情况。但此书中相当多的资料是辑录自其他书籍，且不著录原书，不易辨识。如《种树书·果》条：“南方柑橘虽多，然亦畏霜不甚收。惟洞庭霜虽多无所损。橘最佳，岁收不耗，正谓此焉。”但是在另一个版本中却在“无所损”句下面增加了“询彼云：洞庭四面背水，水气上腾能閤霜，所以洞庭柑橘最佳”(29)。仔细查阅会发现，以上这段文字实际上抄录了北宋人庞元英《文昌杂录》书中的内容(30)。
而在运用此农书前要对其所反映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分析。一般认为此书成书于洪武中期(31)，后来的研究则认为成书于1379年(32)，所以，在时间上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它的部分内容反映了元末明初的农业状况。但是在地点的确定上就困难多了，著者俞宗本虽然是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但书中的农业知识并非完全是反映吴县的农业事实，因为俞宗本曾两次在外地为官，先后在乐昌(今广东乐昌)、都昌(今江西都昌)任知县，后罢官归隐故里，而《种树书》就是归隐时所著，所以此书很可能是作者自己对各地农业知识的总结。为了验证笔者的推论，先假设《种树书》描写的全部是苏州地区的农业状况。《种树书·正月》条：“五月收桑葚”，五月当为阳历6月，而现代苏州地区桑葚成熟的平均日期为5月21日之前(33)，可以推测当时要比现代推迟至少10天。然而，《种树书》中还多次提到“种甘蔗”、“浇甘蔗”等，根据物候资料和农业气候区划资料分析，现代苏州、上海已经是我国甘蔗种植的北界(34)。据此，则当时的气候又和现代相仿。桑葚收获期和甘蔗种植所反映的物候现象违背气候变化的同步性原理，即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区，气候应该具有同一个性质，如果与另一个时期我们认为是基准的气候比较，要么是偏暖要么是偏冷，不能两者同时存在。对此的解释只能是二者反映的是不同地区的农业情况，如《种树书·桑》条中就明确提到浙江地区的种桑技术，如“浙间植桑，斩其叶而植之，谓之‘稼桑’”，“杭州人云：‘三日尚可，四日杀我。’言四日雨尤贵”。再根据作者的经历可以认为，《种树书》反映的农业生产情况并不仅仅局限于苏州地区，而是苏州及以南(如都昌、乐昌)的农业生产状况，所以在利用时应该详细区分。
因为我国春、夏季动植物物候期随纬度的增高而推迟，我们可以根据冬麦收获的最晚期作保守分析，而《种树书》反映的物候期最晚的地点就是苏州。《种树书·五月》条：“收菜子、大蒜、红花、槐花、小麦。”假定“收菜子”的最早时间就是在五月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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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洪武元年至洪武十一年农历五月的平均朔日换算成公历日期是5月31日，现代苏州油菜收获日期是公历5月25日(35)，根据物候顺序是先油菜后小麦，那么小麦的收获期必定是在油菜收获之后，现代油菜收获期和小麦收获期的差额天数约为5—6天，那么当时小麦的收获期为6月5日或6日，较之现代苏州小麦6月1日的收获期至少延迟了4—5天。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里作了两次保守估计，实际上小麦的收获期比现代要推迟的更多。
当然，《种树书》中还有对冬麦播种期的记载，如在《十一月》条载“种小麦”，《种树方》条载“小麦不过冬，大麦不过年”。但因冬麦的播种期是自北向南依次推迟的，其地点可能是苏州，也可能是都昌或乐昌，所以这类资料尚无法利用。但是在《八月》条中却载“种大麦”，因《种树书》所反映的秋季物候最早是在苏州地区，所以笔者可以据此作最保守估计。洪武元年至洪武十一年农历八月的平均晦日换算成公历日期是9月27日，而现代苏州地区的大麦播种期在11月1日左右，即便以播种期最早的苏州地区而言，当时大麦的播种期也较现代提前了一个多月，意味着当时秋季气候的气温降低，必须提前播种才能保证其生长期。
2.弘治、正德初年气候寒冷期
该时期的一部农书著作是璠邝的《便民图纂》，此书内容明显反映江南的农业系统，但是大部分是抄录或节引已有各书，总结编纂而成(36)。此书大约是璠邝知吴县时所编印，首刻于明弘治末年，后又多次翻刻，所以此书反映的是弘治年间以前太湖流域地区的农业状况。要想运用它来进行气候研究，首先要确定其中的物候信息是否代表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便民图纂》中有一条记载：“收麦。麦黄熟时，趁天晴，着紧收割。盖五月农忙，无如蚕麦。谚云：‘收麦如救火’，若迟慢，恐值雨灾伤。”校记说：“此则本诸《韩氏直说》，见《农桑辑要》。”(37)查《农桑辑要》引《韩氏直说》云：“五六月麦熟，带青收一半，合熟收一半。……古谚云：‘收麦如救火！’若少迟慢，一值阴雨，即为灾伤。”可见，《便民图纂》确实抄录了《韩氏直说》部分内容，但并非是不加分析地抄录，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合理摘抄，尤其是在时间上很明显。因《韩氏直说》描写的主要是黄河流域的农业状况(38)，所以是“五六月麦熟”；《便民图纂》却作“五月农忙，无如蚕麦”，其实就是根据太湖流域的实际农业情况而书写。所以，这则资料完全可以认为是对当时农业生产的记载。其冬麦的收获期仍然是农历的五月，这与明初时的气候并无多大差别。
而其他现象也表明该时期是一个极端寒冷期，诸多学者从冬季降雪、结冰、寒潮等因素证明该时期是一个冷期(39)，不再赘述。苏州洞庭东西山盛产柑橘，由于太湖湖水的冬季热源效应，使此地的柑橘生产能克服冻害，一直长盛不衰。但弘治、正德初年经常出现冻害。“洞庭柑橘名天下，弘治、正德之交，江东频岁大寒，其树尽槁”(40)。这些物候现象完全符合气候冷暖及其影响的同步性原理。这种气候寒冷的特征在具体的年份中得以体现。弘治十七年(1504年)南京发生饥荒，郑纪采取救荒措施就是“将弘治十七年四月份俸粮暂与关支本色，待五月二麦成熟，照旧折支”(41)。1504年五月初一为阳历6月12日，当年二麦的收获日期最早也只能是在此日，比现代南京小麦平均收获期至少晚了5天以上(42)。所以，弘治、正德初年气候寒冷是毋庸置疑的。
3.嘉靖至崇祯年间气候回暖期
传统观点一般都认为该时期总体上属寒冷期，仅有嘉靖年间有过短暂的暖期(43)。张德二等对长江下游的分析认为，1520-1620年处于相对温暖期，而1620年后气候转向寒冷(44)。满志敏则通过对柑橘的种植与相应的气候背景进行分析，认为明朝后期气候并不是非常寒冷，那时上海地区的冬季气候冷暖状况大体上可以用现代(1950-1979年)的气候资料来描述，即年平均气温在15.7℃左右，1月的平均气温在3.5℃左右(45)。下文将通过对冬麦生长期的分析认为，嘉靖直至崇祯末年长江下游地区气候整体上是一个回暖期，其温度要稍高于现代(1950s-1980s)。
弘治、正德年间的寒冷期过后，气温逐渐开始回升，到嘉靖时期已经转暖。嘉靖中期的万表对南北方冬麦的种植差异有深刻的认识，并以自己的家乡为例，记录了当时江南农业种植的实际情况。他说：“按《四时纂要》及诸家种艺书云：八月三卯日种麦全收。但江南地暖，八月种麦，麦芽初抽，为地蚕所食，至立冬后方无此患。吾乡近来种麦不为不广，但妨早禾，纵有早麦，亦至四月终方可收获，只及中禾，若六七月旱，中禾多受伤，不若径种晚禾。”(46)在运用此则资料进行论证之前，首先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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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两件事：一是此则资料的时间和地点。万表(1498-1556)，字民望，一说为定远(今属安徽)人(47)，一说为鄞县(今属浙江)。据笔者考证，前者误。嘉靖《宁波府志》载：“万表，字民望，世为宁波卫指挥佥事。表十七袭祖职，辄以读书学古为务，恂恂儒生也。”(48)《宁波府志》撰修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即万表去世后的第四年，以当时人记当地事，应该是准确的，而且这样才能与资料中所指的“江南”、“吾乡”相符。也就是说，此则资料反映的时间是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以前，地点就是今浙江鄞县。其二是资料中所说的“早麦”是指大麦还是小麦？因资料中没有明确说明，所以只能通过其他资料进行推理。众所周知，一种作物的生长习性和栽培制度是人们在长时期内逐渐积累形成的经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改变，所以通过其前后时期内临近地区(原则上是同一地区，但因资料的不连贯性只能通过临近地区进行插补)作物的生长习性和种植制度就可以推断其特征。嘉靖五年纂修的《浦江志略》(鄞县偏西南方向)明确记载大麦是“四月初熟”，小麦是“四月终熟”(49)，由此，可以推知此处的“早麦”应是“小麦”无疑。据万表的记载当时冬小麦的播种期是在立冬(11月7或8日)以后，收获期是在四月终(1526-1555年间农历五月的平均朔日为公历5月28日，四月终则为5月26、27日左右)。今鄞县小麦播种期为11月2日，大麦播种期为11月8日；大麦收获期为5月11日(50)。据大麦与小麦收获期的间隔为15天左右，那么现代鄞县小麦的收获日期为5月26日左右。这与嘉靖年间的小麦收获期基本相同，但是当时小麦的播种期却延迟了一周，整个作物的生长期缩短，说明当时气温要高于现代。而由嘉靖五年纂修的《浦江县志》记载也可以看出，当时大、小麦的收获日期已经大致与今天相仿，意味着这种转暖的迹象在嘉靖初期就已经有所表现了。
还可以从具体的年份中证实当时气候要暖于现代。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四月金山地区遭遇倭寇侵袭，于是“移文各县，备干粮及役夫往金山刈麦，以便擒贼。十七日发刈麦夫二百名及黏米二十石、面二百斤送金山”(51)。嘉靖三十四年四月十七日转换为公历是5月7日，今上海小麦收获期为5月30日(52)。考虑到记载中是“发刈麦夫”，当于麦子收获日期有一定间隔，但间隔肯定不会太长，2—3天应该是合适的；再因无法辨识资料中“麦”的种类，只好作最保守估计，即假设此处收麦为大麦(因大麦收获期要早于小麦收获期)，减去最多15天的间隔期，当时大麦的收获期要比现代至少要提前5天。这虽然只是代表当年的冷暖情形，但是笔者认为这应当正是当时温暖环境下的反映。
嘉靖时期的气候温暖已为众多学者所认同，笔者不再一一赘述。下面主要分析万历至崇祯年的气候状况。
万历元年(1573年)夏四月初四(阳历5月4日)王世懋曾游京口，作《京口游山记》一文，描述了当时的所见：“嫩葭麦黄，错杂锦色，俄睹碧柳尽插波间……”(53)麦粒成熟的过程有三个时期，即乳熟期、蜡熟期和完熟期。蜡熟期又称为黄熟期，此时麦粒变成黄色，约需5—10天，上文提到冬麦的最佳收获期就是在蜡熟期。再考虑到小麦与大麦收获期的间隔，该年京口地区小麦的最迟收获期是在5月30日，比现代要提前一个星期。
万历十四年修的《绍兴府志》物产中记载，“大麦，秋种，立夏前熟”、“小麦，小满前熟”，并详列了大、小麦的品种(54)。资料中虽有大小麦完整的生长期，但是其播种期太过模糊，根本无法利用，故只能利用其收获期进行论证。今绍兴地区小麦收获日期为5月21日(55)，立夏节在公历5月5日或6日，小满节在公历5月21日或22日，其大小麦收获期的间隔也恰好是15天。因大小麦的收获分别是在立夏、小满前，所以，其指示的气候状况还是稍暖于现代。
万历二十四年修的《秀水县志》载：“正月酿土窖，粪条桑。二月治春岸。三月选种，立夏莳秧。四月刈麻麦，遂垦田或牛犁，已而插青，用桔槔灌田，旱入涝出。”(56)说明当时冬麦的收获期仍然是在农历四月份，与现代相差无几。
万历后期嘉定人唐时升(1551-1636)曾作《舟中即事十二首》，其一便是：“立夏已过十日强，徐州二麦半苞苬。吴人四月食新惯，处处村原饼饵香。”(57)此诗前半联虽是作者路过徐州所见有感而吟，但是后半联对吴人习俗的描述，反映了较长时期的一种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吴地冬麦的收获期依然是在农历的四月。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江南大水，从时人对水灾发生的描述中也透漏出一些有用的信息。“姑不暇远举，即如嘉靖之四十年，隆庆之三年，万历之七年、十五年，皆号称稽天巨浸，与洚水比灾者也。然水之来也，胥在五月以后，民间麦秋已登。……今年之水，起自四月初旬，延绵至五月下旬，淋漓者五十日，泛滥至一丈余，维时麦将黄而未刈。……三农春熟扫地无余。”(58)从文中的描述可以看出，诸如万历七年、十五年等的水灾是发生在五月份之后，当时冬麦早已收获了，所以并未造成较大的损失，即便是万历三十六年四月初旬冬麦也是“将黄未收”，也可以证明当时冬麦的收获期是在四月份。
《沈氏农书》写成于崇祯末年，反映了明末太湖地区农业经济与农业技术的具体情况(59)。全书分为《逐月事宜》、《运田地法》、《蚕务》、《家常日用》四个部分。其中《逐月事宜》记录的是每月的农事安排，《运田地法》则是介绍有关利用土地的方法。这两部分中有许多物候信息可以提取，以反映当时的气候状况。《逐月事宜》载：“四月，立夏，小满。天晴：……收菜麦，种芋艿秧(带露)，做秧田，下谷种。”可见冬麦收获期依然是在四月，与《种树书》和《便民图纂》中所载冬麦收获期在五月相比，已经有较大提前。至于提前到何种程度，笔者再结合下则资料一起作分析。《运田地法》中有插秧的记载：“种田之法，不在乎早。本处土薄，早种每患生虫。若其年有水种田，则芒种前后插莳为上；若早年，车水种田，便到夏至也无妨。”(60)可知当时插秧的时间是在芒种、夏至之间，而下谷种到插秧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下谷种应该在立夏至小满节气前后。《逐月事宜》载“收菜麦”后“下谷种”，可知冬麦的收获期在立夏至小满节气内。另外，据研究认为，《沈氏农书·运田地法》很可能是摘引了万历年间李乐修的《乌青志》中的内容。至于李乐从他编纂《乌青志》的过程来看，显然不同于沈氏本人之从事农业经营，因而李乐所记述的可能即是当地农民行之有素的经验。而沈氏所添加的都是他自己的实际经营心得，起了注释和补充《乌青志》的作用(61)。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它同样反映了万历年间该地区的气候状况。这与上文对万历年间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明末嘉善人陈龙正曾说：“东南下麦种每在十一、十二月，至四月终。随下榖种，十月稻，一岁二熟，夏麦冬稻，率以为常。”(62)今嘉善地区小麦收获日期大约在5月28左右(63)，与陈龙正所说的“四月终”大致相仿。
以上笔者运用冬麦的播种期、收获期与气温的关系对嘉靖至崇祯年间的气候冷暖进行了分析，因所用气候资料大多能够指示一段时间内的气候状况，所以，在时间上能够构成连续的序列，完全可以证明嘉靖以后直至明代末年，气温一直是比较温暖的。
四结论
本文主要运用物候学方法，同时参考作物栽培学和农业气象学的相关知识，根据不同资料来源的冬麦生育期所能指示的气候意义，建立了该要素某一时段内连续的物候序列，以此反映明代长江下游地区的气候冷暖变化情况。认为：洪武初期、弘治、正德年间均为寒冷期；而嘉靖至崇祯年间则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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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期，其温度状况稍微高于现代。而洪武中期至成化的100多年间，因资料不足，笔者尚无法根据冬麦生育期这一要素来复原其气候特征。
但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建立的物候序列所代表气候变化的分辨率并不是太高，只能反映年代际的气候变化，所以对一些轻微的气候波动不易识别。如万历中期有一个冷期，由于冬麦播种和收获等物候的滞后性和不敏感性，并没有能够识别，但通过分辨率较高的春季物候序列(其分辨率达到年)和对气候比较敏感的柑橘种植北界能够很好地进行识别；而且种种证据表明，虽然嘉靖至崇祯年间气候属于温暖期，但此时段的升温并没有改变“小冰期”的格局，明代整体上仍然呈现寒冷的特征(64)。
此外，在进行资料搜集时，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即同一时期内会出现截然相反的指示气候冷暖的证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部分是因为这些证据指示的气候意义不同，如有些证据只能指示单年或单季的气候冷暖，有些则能够指示较长时期的气候冷暖；此外，气候本身就是不断变化的，并不排除在一个相对温暖期(寒冷期)内有寒冷事件(温暖事件)的发生，因为气候特征的性质是由气候时期中占主导地位的特征所得出的。
①葛全胜、郑景云、满志敏等：《过去2000年中国温度变化研究的几个问题》，《自然科学进展》2004年第4期。
②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5页；满志敏：《关于唐代气候冷暖问题的讨论》，《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
③满志敏：《中国东部中世纪暖期(MWP)的历史证据和基本特征的初步分析》，载张兰生主编：《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一)》，(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年，第95—104页；满志敏：《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5—88页。
④张德二：《我国中世纪温暖期气候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1993年第1期。
⑤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满志敏：《西周志两汉降温期黄淮海平原气候的基本特征》，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5—19页；陈良佐：《再探战国到两汉的气候变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67本第2分，1996年。
⑥张家诚、林之光：《中国气候》，(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第71页。
⑦详细论述可参见陈良佐：《再探战国到两汉的气候变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67本，第2分，1996年。
⑧南京农学院、江苏农学院主编：《作物栽培学(南方本)》上册，(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第239—245页。
⑨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编辑部：《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上)，(北京)农业出版社，1991年，第83页。
⑩南京农学院、江苏农学院主编：《作物栽培学(南方本)》上册，(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第226页。
(11)农业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农谚》(上册)，(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年，第245、246页。
(12)南京农学院、江苏农学院主编：《作物栽培学(南方本)》上册，(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第226页。
(13)南京农学院、江苏农学院主编：《作物栽培学(南方本)》上册，(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第226页。
(14)农业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农谚》(上册)，(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年，第241页。
(15)陈良佐：《再探战国到两汉的气候变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2分，1996年。
(16)农业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农谚》(上册)，(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年，第235、232页。
(17)北京农业大学农业气象专业编：《农业气象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69—171页。
(18)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主编：《农学基础》，(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年，第171—172页。
(19)农业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农谚》(上册)，(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年，第322页。
(20)农业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农谚》(上册)，(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年，第322页。
(21)石声汉校注：《农桑辑要校注》，(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年。
(22)满志敏：《中国东部中世纪暖期(MWP)的历史证据和基本特征的初步分析》，载张兰生主编：《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一)》，(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年，第95—104页；满志敏：《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5—88页；张德二：《我国中世纪温暖期气候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1993年第1期。
(23)万历《秀水县志》卷1《风俗》。
(24)嘉靖《浦江志略》卷2《土产》。
(25)满志敏：《传世文献中的气候资料问题》，《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第56—75页。
(26)满志敏：《传世文献中的气候资料问题》，《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第56—75页。
(27)[明]胡松撰：《胡庄肃公文集》卷8《刈麦歌》。
(28)[明]申时行撰：《赐闲堂集》卷4《麦浪》。
(29)[元]俞宗本著，康成懿校注，辛树帜校阅：《种树书》，(北京)农业出版社，1962年，第55—60页。
(30)[宋]庞元英著：《文昌杂录》卷4。
(31)康成懿：《关于种树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其版本》，俞宗本著，康成懿校注，辛树帜校阅：《种树书》，(北京)农业出版社，1962年，第80—85页。
(32)王永厚：《俞贞木及其〈种树书〉》，《农业图书情报学刊》1984年第2期。
(33)张福春等编著：《中国农业物候图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0页。
(34)张福春等编著：《中国农业物候图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李世奎等主编：《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和农业气候区划》，(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年。
(35)宛敏渭主编：《中国自然历续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83页。
(36)[明]璠邝著，石声汉、康成懿校注：《便民图纂·序》，(北京)农业出版社，1959年，第7页。
(37)[明]璠邝著，石声汉、康成懿校注：《便民图纂》卷3《耕获类》，(北京)农业出版社，1959年，第33—40页。
(38)王毓瑚编著：《中国农学书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6页。
(39)张丕远、龚高法：《十六世纪以来中国气候变化的若干特征》，《地理学报》1979年第3期；王绍武、王日昇：《1470年以来我国华东四季与年平均气温变化的研究》，《气象学报》1990年第1期；张德二、朱淑兰：《近五百年我国南部冬季温度状况的初步分析》，《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1978)》，(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64—70页。
(40)[明]王鏊撰：《震泽集》卷7《瑞柑诗(序)》。
(41)[明]郑纪撰：《东园文集》卷4《便宜设法急救饥荒疏》。
(42)宛敏渭主编：《中国自然历选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52页。
(43)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张丕远、龚高法：《十六世纪以来中国气候变化的若干特征》，《地理学报》1979年第3期；王绍武、王日昇：《1470年以来我国华东四季与年平均气温变化的研究》，《气象学报》1990年第1期；王绍武：《公元1380年以来我国华北气温序列的重建》，《中国科学》(B辑)1990年第5期；郑景云、郑斯中：《山东历史时期冷暖旱涝分析》，《地理学报》1993年第4期。
(44)张德二、朱淑兰：《近五百年我国南部冬季温度状况的初步分析》，《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1978)》，(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64—70页。
(45)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67—269页。
(46)[明]万表撰：《灼艾余集》卷2《郊外农谈》。
(47)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以唐宋时代为中心的讨论》，《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文中李先生就沿用此说。
(48)嘉靖《宁波府志》卷28《传4》。
(49)嘉靖《浦江志略》卷2《土产》。
(50)宛敏渭主编：《中国自然历续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97—198页。
(51)[明]采九德撰：《倭变事略》卷3。
(52)宛敏渭主编：《中国自然历续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83页。
(53)[明]王世懋等编著：《王奉常集》卷10《京口游山记》。
(54)万历《绍兴府志》卷11《物产志》。
(55)张福春：《中国农业物候图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4页。
(56)万历《秀水县志》卷1《舆地·风俗》。
(57)[明]唐时升撰：《三易集》卷6《舟中即事十二首》。
(58)道光《震泽镇志》卷3《灾祥·庄元臣上巡抚救荒议》。
(59)[清]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增订：《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60)[清]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增订：《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29页。
(61)游修龄：《〈沈氏农书)和(乌青志)》，《中国科技史料》1989年第1期。
(62)[明]陈龙正撰：《救荒策会》卷4。
(63)张福春等编著：《中国农业物候图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4页。
(64)刘炳涛：《明代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变化研究》，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1年。
原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3期，第18-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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