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日本学界关于清代中前期中日关系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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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日本学界关于清代中前期中日关系史的研究

日本学界关于清代中前期中日关系史的研究
薛明
发布时间：2013-3-31
摘要：近百年来，通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日本学界在清代中前期中日关系史领域的研究可以说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特别在外交史方向，以往学者虽在新史料发掘和编纂上成果颇多，但缺乏抽象性的理论概括。岩井茂树“沉默外交”理论的提出，是对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概括而言，日本学者的研究继续沿袭了该国汉学的一贯传统，重视新史料的发掘和编纂，其中浦廉一、大庭脩等老一辈学者的贡献尤为卓著。而在研究方法上，以综合运用中国(尤其是清代满文档案)、日本、朝鲜及琉球各国史料，对具体史实进行考证为主。
关键词：日本学界/清代中前期/中日关系史/外交史/文化交流史
清代中前期中日关系史研究①，在日本学界或可称为“江户时代的日中关系史研究”。清入关后，并未将日本纳入其朝贡体系，而日本则以自身为中心，通过与朝鲜、琉球的特殊关系另建出一套“大君外交”体制。这一时期，两国之间虽不存在官方的正式往来，但以长崎为主要舞台、中国商人为主角，在民间贸易的形式下，演绎出不同于以往的且丰富多彩的中日关系史。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有关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记载在数量上以日方史料为主，因此自然地由日本学者最早开拓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近百年来，日本学界有关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虽不及唐代、明代以及晚清的中日关系史等早已成为“显学”的领域，但通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可以说在贸易史、外交史以及文化交流史等几个主要研究方向上仍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有关贸易史方向的主要成果，大致可参考矢野仁一、佐伯富以及山脇悌二郎等人的经典论著[1]。而下文中笔者则拟对贸易活动的两个“副产品”——外交史和文化交流史方向的研究成果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并作简要评论。
一、外交史
1.入关前清与日本的间接关系
1637年初皇太极发动第二次对朝战争(丙子之役)，在战后与朝鲜签订的议和条款中，明确要求后者须引导日本使节赴沈阳朝见。此后清虽多次敦促，但最终未能促使朝鲜实行。同时，朝鲜则开始不定期向清提交所谓“倭情咨文”，试图借虚构日本威胁来缓和清对自身的束缚。而在日本一方，亦早关注到满族在中国东北崛起的事实。如皇太极第一次对朝战争(丁卯之役)后，日本对马藩立即派遣使节前往探询相关情况。浦廉一主要通过《朝鲜王朝实录》(国内习惯称为《李朝实录》)、《承政院日记》、《沈阳状启》等朝鲜史料的记载，对清入关前以朝鲜为中介与日本的间接关系进行了考察。对于入关前清关注日本的原因，浦大致指出以下两点：(1)满族在明末丰臣秀吉侵朝期间，即已了解到日本的存在，此后更长期借朝鲜渠道获得以武器为主的日本物产。有史料证明清希望直接同日本进行兵器贸易；(2)满族在进行对明战争、实现其入主中原的最大战略过程中，有必要对周边势力尤其是日本的动态予以把握[2]。除浦文外，对这一时期的相关重要研究还可参考中村荣孝的论文[3]。
此外，对于这一时期的重要外交史料——“倭情咨文”，日本方面尚未有全面系统性的研究。但个案研究可分别参考岩井茂树和松浦章的论文[4]。前者利用新发现的满文档案，将1639年咨文所附日本对马藩主汉文书契原文和满文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后者则考察了后来直接导致日本“锁国”的重大事件——“岛原起义”的消息是如何借助朝鲜渠道向清一侧传播的。
2.锁国下中日“沉默外交”及相互认识
1645年，入关仅一年的清委托朝鲜将十余名越前州漂流民间接送还日本。而后来日本致朝鲜国王的答谢书中仍称清为“鞑靼”。有关这一事件，早期的研究可参见1939年园田一龟的著作[5]。他以漂流民归国后的供述——“鞑靼漂流记”为主，结合《清实录》、《朝鲜王朝实录》等中朝史料中的相关记载，对漂流民遇难及获救、随清军入关、在北京的生活、由朝鲜渠道归国、归国后幕府的处理等事件经过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川胜守在其专著《清日册封关系的摸索——关于鞑靼漂流问题》一节中对该事件进行了再探讨。他认为，清为送还事致朝鲜国王诏书中的措辞，表明了希望后者能引导日本接受其册封的意图。此外，川胜还在同书“从鞑靼国顺治大王到大清康熙大帝”一章中，对日本转变对清认识的问题进行了考察。他在列举《华夷变态》所收“唐船风说书”(有关《华夷变态》及“唐船风说书”详见后文“日本幕府对中国情报的搜集”一节)中称呼清朝及清帝措辞的变化，汉学家荻生北溪所著《明朝清朝异同论》中的观点以及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本人对康熙帝的推崇等诸多例证后指出，“华”和“夷”是明清交替时期日本人“中国观”的两个关键词。日本幕府最初将满族建立的清政权视为“夷”，但事实上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及此后“康乾盛世”的长期繁荣，日本幕府的对清认识亦发生大的转变，可以说在事实上认可了清政权在中国的正统性。但他同时也指出，由于幕府对海外情报的严厉管制，普通民众对清认识的转变是相对滞后的[6]。
清在入关后，虽并未能与日本建立官方层面的正式往来，但长崎贸易这一渠道仍将处于幕后的两国统治集团联系在一起。代表性的事件是：1715年新井白石主导下的日本幕府为阻止长崎贸易过程中金银铜的大量外流，颁布所谓“正德新例”，并向当年来航的中国商人发放“信牌”，规定今后无牌商人不准贸易。未能领到“信牌”的部分商人归国后向地方官员提起诉讼，浙江巡抚徐元梦将大致情形奏报康熙帝，并附上暂扣的商人胡云客所领“信牌”原物。后经康熙帝圣裁，认为“信牌”仅为一般贸易凭证(未将“信牌”上的日本年号视作严重问题)，准许商人今后持牌继续赴日贸易。该事件最终以中国官方的默认而得以平息。松浦章的《康熙帝与正德新例》一文综合运用《华夷变态》、《康熙起居注》等日中史料，对上述事件的经过进行了细致考察。他在小结中指出，康熙帝在事件处理中之所以能迅速作出合适的判断，其原因当与其在听取1701年秘密赴日的杭州织造乌林达莫尔森带回的情报后，对日本形势已有相当的把握有关[7]。而有关康熙帝派遣密使赴日的经纬，同样可参见松浦的另一篇论文《关于杭州织造乌林达莫尔森的长崎来航及其职名——康熙时代日清交涉的一个侧面》[8]。
岩井茂树在《清代的互市与“沉默外交”》一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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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1716年浙江巡抚徐元梦为报告“信牌”事宜呈康熙帝满文奏折等史料，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再研究。岩井在文中认为“正德新例”后向中国商人发放的“信牌”并非日本原创，应当是在参考康熙开海后中国海关向出洋贸易商人所发同类凭证的基础上制成的。他还指出，中国地方官员扣留“信牌”后仍令商人无牌前往长崎之举，旨在通过商人之口向日方传达其防止持牌商人形成贸易垄断、维护本国海关税收的意图，并未将关注重点置于“信牌”日本年号等问题。而对于日本史料记载中国商人向日方叙述国内“信牌”纠纷经过时，声称无牌商人向官府告发持牌商人“背叛清朝、追随日本”，但清朝史料中却找不到此类记载。对此，岩井则认为这可能出于中国商人为促使日本放弃“信牌”政策而故意采取的夸大言辞。最后，岩井将当时中日间的交往模式形象地称之为“沉默外交”。他指出，在中日围绕“信牌”问题的处理过程中，双方虽无任何公文书或外交使节的往来，但两国统治集团仍然能够得到大量决策所需的对方情报，可以说建立在商业通则上的中日“互市”体系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体系下，两国不仅实现了货物交换，甚至诸如对方有何需求、这种需求是建立在何种意图之上此类的情报亦能伴随人、物、金钱的流通令各自获悉。在基于“互市”体系的外交问题处理中，无论是日本幕府官员，还是中国的总督、巡抚，都谨守“沉默”，礼仪化的外交文书或使节被排除，而代之以中国商人和日本“唐通事”从中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9]。在清代中日外交史领域，以往的日本学者虽在史料发掘和编纂上成果颇多，但缺乏抽象性的理论概括。因此，笔者认为：“沉默外交”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说是该领域研究上的一个重要贡献。
雍正时期，日本幕府常以“信牌”为诱饵，要求中国商人携送善骑射医术、通晓《大清律例》等日方亟须的人才，而这一动向为浙江总督李卫所察觉，并奏报雍正帝。此后，中国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对赴日商人的管理。有关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首先是史料整理方面，比较重要的有大庭脩编纂的系列资料集——“享保时代的日中关系资料”，其中收录了《清朝探事》等珍贵史料[10]。其次在研究方面，除上述资料集中的“解题”外，还可参见他在《江户时代日中秘话》一书中的相关论述[11]。
3.日本幕府对中国情报的搜集
(1)中国商人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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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船抵达长崎后，日方即派遣“唐通事”向商人询问中国近况，作成“唐船风说书”(以下简称“风说书”)后由长崎奉行寄送至江户。由幕府儒官林春胜、林信笃父子编纂的《华夷变态》一书收录了自1644年(中国商人传递“明清鼎革”消息)至18世纪20年代前后持续近80年的“风说书”，是目前留存“风说书”数量最多且最具系统性的史料集。
浦廉一的《华夷变态解题——唐船风说书研究》一文作为由他负责重新整理编纂的1958年东洋文库版《华夷变态》的解题，较早对以《华夷变态》为代表的“风说书”进行了系统性的整理和研究。该文对现存《华夷变态》的数个版本作了细致的比较考察，推定收录1717年至1722年间“风说书”的《崎港商说》是作为《华夷变态》后续同由林氏编纂的。对于“风说书”的产生，浦认为有三个主要原因：①幕府认为有必要获取以中国为中心的外国情报作为国政的参考；②阻止基督教思想的渗透；③防范走私贸易。在日本幕府对“风说书”的利用方面，浦指出：①早期的“风说书”寄达江户后，作为绝密文书，阅读群体仅限于将军、大老、老中以及负责译读的儒官林氏，但随着时代的推移，“风说书”的阅读群体扩大至一般大名及民间文士；②同“荷兰风说书”比较上，“风说书”的价值随时代的推移重要性逐步降低，而“荷兰风说书”则反之。对于“风说书”的史料价值，浦认为：①“风说书”作为研究江户时代中日关系，尤其是研究清初台湾地区郑氏活动的重要史料，其价值不容忽视；②“风说书”作为中国民间来源的情报，在研究诸如清朝中央集权政治如何向下层社会渗透等课题上，亦可补中国史料之不足。
纸屋敦之在浦廉一的研究基础上，对《华夷变态》、《崎港商说》及《唐人风说书》中所收自1674年福州商船传递吴三桂叛乱消息起，至1728年五十余年间的“风说书”按日期、船名、船员数、航线、情报内容等项进行了列表整理，使“风说书”得以“数据库化”，将极大便利后来学者的研究[12]。
松浦章对“风说书”中的具体情报内容进行了研究，在其最近的专著中，收录了《中国船携来之海外情报》、《康熙南巡与日本》、《乾隆南巡与唐船风说书》、《康熙年间武昌兵变的日本传闻》、《清代台湾朱一贵之乱的日本传闻》、《安永五年之唐船风说书》、《天保三年之唐船风说书》、《江户时代之台湾风说书》等一系列相关论文，除明清鼎革、“三藩之乱”等重大情报外，对“风说书”中传递的清帝南巡、小规模叛乱等其他情报亦作了专门考察。松浦指出，德川幕府虽然没有像丰臣秀吉那样进行海外扩张的野心，但是把握中国这个近旁大国动向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留存下来的众多“风说书”正说明了这一点[13]。
(2)朝鲜、琉球渠道
在日本幕府获取中国情报方面，除“唐船风说书”这一主要途径外，作为清藩属国的同时又与日本保持密切关系的朝鲜、琉球两国亦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朝鲜渠道的研究，主要可参考米谷均的《对马口的中国·朝鲜情报》以及松浦章的《围绕东亚世界的“三藩之乱”情报》等论文[14]。后者以《华夷变态》所收“三藩之乱”期间由日本对马藩宗氏报告的十余件“朝鲜风说”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中国情报是如何以朝鲜为中介向日本传递的。而在琉球渠道方面，真荣平房昭发表了一系列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论文[15]。
此外，日本学者还关注了外交史方向的其他一些颇具研究价值的课题，如在南明各势力与日本关系、清代知识分子(1840年以前)的日本观、以琉球为中介的中日关系以及中日相互对待漂流民(送还机制)政策等方面都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16]。
二、文化交流史
1.概论性研究
在概论性研究方面，中村久四郎《近世中国对日本文化产生的影响》一文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它对后来的诸多专题研究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指引作用[17]。中村在该文的绪论部分列举诸多实例(包括著名政治家新井白石在内的大量日本文化人以获清人诗文作序为荣，及对康熙、乾隆二帝的推崇等等)，指出锁国下的江户时代对中国文化是采取开放态度的，事实上是日本最尊崇中国的时期，其主要原因为：经历了二百余年战乱的日本在进入江户时代后渴望文治。而这一时期，清统一中国后开创了“康乾盛世”，自然成为自古就有学习中国传统的日本仿效的最便利途径(中村将之称作“一种精神上的服从”)。在本论中，中村按儒学、史学、文学、文字语言学、美术、宗教、医学、博物学及汉译西学等领域依次论述清代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在儒学一节中，指出它的影响最为巨大，并着重考察了清代考证学风对日本学术的影响、以《六谕衍义》为代表的清朝书籍对日本国民道德的影响等方面。在史学一节中，则列举清代史家赵翼所著《廿二史札记》在日本的影响。最后，中村在结论中认为清代中国文化对日本产生的影响丝毫不逊于唐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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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遗憾的是，中村的研究可以说是直接从“结果”开始的，对清代中国文化得以影响日本的两个关键因素——汉籍和中国商人未能予以专门关注。而接下来大庭脩等人的研究成果则出色地填补了中村留下的空白。
2.汉籍的对日输入及影响
(1)长崎中国商人渠道(德川吉宗与汉籍)
江户时代前往长崎贸易的中国商船所载大宗商品，除生丝、绸缎、瓷器及茶叶等物产外，还有一种超出经济史研究领域的特殊商品——书籍。中国书籍向日本的大量输入，不仅为江户时代整个日本汉学的繁荣提供了资源上的重要支持，其中的汉译西书更成为日本人初步了解西方自然科学的重要途径。
有关长崎中国商人输入汉籍这一课题，大庭脩较早进行了系统性的专门研究，先后发表多篇专论[18]。在《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资料》一文中，大庭将现存记载中国商人输入汉籍书目的史料分为第一手资料(中国商人提供的“赍来书目”、日方抄录书籍序言及凡例后制成的“大意书”等与贸易业务相关的记载)和第二手资料(《唐本类书考》、《商舶载来书目》、《舶载书目》等日本文人、书贾编纂物)。
在上述论文的基础上，大庭于1967年出版专著《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之研究》，对江户时代汉籍输入日本的历史事实及其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在该书第四章“有关御用书的考察”，他指出：①作为中国商人输入汉籍最大买家的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在选书标准上，较之经类、集类等形而上的书籍，更重视对史部中的诏令奏议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和子部中的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等书籍；②一般对于德川吉宗“实学”的理解常局限在殖产兴业的子部之学，事实上有裨于政治制度建设的史部之书亦为其“实学”组成部分[19]。关于第②点，大庭在一篇专论中以德川吉宗组织汉学家翻译《大清会典》为例进行了个案研究[20]。《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之研究》一书修订后更名为《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受容之研究》再版，新书中增加了有关禁书等内容的研究。德川幕府禁止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因此在长崎设立专门人员，对中国商船舶来书籍(汉译西书及一般汉籍中涉及西方的记载)采取严格的禁书检查制度。大庭在该书第一章中，利用长崎地方博物馆所藏《圣堂文书》等文献所载各种禁书目录，列举《寰有诠》、《帝京景物略》等书籍检查个案，对上述制度进行深入研究。1720年以后书籍检查制度趋于宽松，除涉及传播基督教义之书外，普通汉译西书允许在社会流通。对此，他特别指出，变化原因固然主要归结于德川吉宗的新政，但此前持续数十年的严厉禁书制度亦应考虑当时检查官员(向井元成)的个人因素[21]。
作为上述课题的后续研究，大庭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22]。此外，松浦章的一篇相关论文亦值得参考[23]。
(2)琉球渠道
在中国文化以书籍为主要载体向日本传播的过程中，除长崎这一最主要渠道外，作为清重要藩属国的同时，又与日本萨摩藩有着密切联系的琉球王国所起的中介作用亦不容忽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清初范鋐版《六谕衍义》的“东渡”。就此课题，可以参考角田多加雄的论文。该文重点考察了琉球人程顺则将在福州发现的《六谕衍义》翻刻后带归，于1715年随王子赴日敬贺之际献于萨摩藩主岛津氏，1719年藩主在回应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有关中国情况的询问之际将之呈上，致力于教化民众的德川吉宗随即命儒学家室鸠巢进行和译的历史事实[24]。
(3)汉籍的逆向输入
在前去长崎贸易的中国商人载回的商品中，可以发现一些日刻本汉籍的身影，且多为中土散佚之书。相对于汉籍借长崎渠道大量输入日本，笔者将此种现象称为“汉籍的逆向输入”。对此问题，松浦章在其早期一篇以贸易史为主题的论文中便有谈及浙江商人刘景筠携带《群书治要》等日刻佚书回国的情况[25]。此后他又进行了专门研究，在《浙江商人汪鹏(汪竹里)与日本刻〈论语集解义疏〉》一文中，通过《乾隆朱批奏折》等各种中日历史文献，介绍并考证了前往长崎贸易的浙江商人汪鹏将梁代皇侃所著佚书《论语集解义疏》的日刻本赍至国内，浙江巡抚王亶望组织学者进行校订，后被收入鲍氏父子所编《知不足斋丛书》，对清代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史实[26]。而在另一篇论文中，一方面通过日方史料整理了1794年至1837年间中国商人向国内输入日刻汉籍的详细情况，指出除少量汉籍由日人编撰外，大多为中国汉籍的木版翻刻本。另一方面则通过整理部分清代知名学者对《知不足斋丛书》所收《古文孝经孔传》、《论语集解义疏》、《五行大义》等日刻汉籍佚书的评论文字，反映出上述汉籍回流对清代学术界的影响[27]。
3.中日知识人间的文化交流
(1)明遗民
明末清初之际，有不少汉族士人或不满清朝统治，或为躲避战乱，搭乘贸易船只前往日本，终老彼地。其中最具代表的人物有对日本近世儒学(水户学派)产生重大影响的朱舜水以及后世被尊为日本“柔术之父”的陈元赟。关于他们渡日后与日本文化界交流情况的研究，数十年来日本学界的成果已相当丰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石原道博、小松原涛以及德田武等人的论著[28]。
(2)长崎中国商人中的知识人
前往长崎贸易的中国商人中，有不少人具备相当水准的文化素养。因此，他们在长崎逗留期间，自然成为锁国状态下仰慕中国文化的日本文人竞相交结的对象。吉村永吉的一篇论文详细介绍了长州藩诗儒吉村迂斋与朱绿池、陆明斋、孟涵九等数位长崎中国商人交游的情况[29]。浅见胜也则通过大阪文人十时梅崖留下的手稿记录等第一手资料，对以往史料记载较少、但对日本近世“南画”派(长崎派)的兴起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中国商人兼画师费晴湖在长崎与梅崖等日本文人的交游活动(笔谈、诗画切磋)进行了考察，作者还感慨诸如费晴湖此类无法在中国科场成名的文士，却凭借长崎贸易的机缘，最终得以留名异国画史的历史之“幸”[30]。此外，在专门考察所谓“来舶清人”对日本近世绘画产生影响方面，还可参见户田祯佑、鹤田武良以及中谷伸生等人的研究[31]。
(3)中国漂流民
由于古代航海技术的限制以及受突发气候灾害的影响，常有赴长崎贸易以及从事中国沿海贸易的中国船只遇风漂流至日本长崎以外的地区(主要为太平洋沿岸一侧)。对此，厉行“锁国”的日本幕府所采策略通常是命令漂着地各藩负责将其送至长崎，后者再由长崎出发归国。在这过程中，常有当地藩儒奉藩命与船中的知识人进行笔谈，除例行问话(如船员基本情况、有无基督教徒等)外，亦有询问中国地理、政治、学术等各项事情及诗文唱和者，因此得以留下众多以汉文记载的笔谈资料。自上世纪80年代起，在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大庭脩、松浦章等人的主持下，陆续出版了以江户时代漂流中国商船为主题的大型资料集，其中收录的由日人记录下的汉文笔谈资料有：《巡海录》、《清水笔语》、《得泰船笔语》、《二邦达志录》、《江南商话》、《漂船笔语》、《游房笔语》、《宁波船笔语》、《浦户漂泊船笔谈》、《清国江南商船漂到日记》以及《清舶笔话》等等[32]。上述笔谈资料(不包括《清国江南商船漂到日记》)的时间跨度大致相当于清代的乾隆中后期至道光中期，漂流船主多为中国江浙一带的商人。在资料集中，编者为每部笔谈都做了相应的“解题”，介绍了撰者生平、不同版本以及主要内容等基本信息。此外，对未能收录上述的其他有价值的笔谈资料，则以专文形式予以介绍。如松浦章通过一篇论文对1821年日本纪州藩儒鸣泽益奉藩命与漂至该地的崇明船主王寿珍笔谈后留下的记录进行了详细考察[33]。
总结
综观上述，日本学界的清代中前期中日关系史研究可以总结为以下两个特点：①沿袭了日本汉学的一贯传统，重视新史料的发掘和整理编纂工作，其中浦廉一、大庭脩等老一辈学者的贡献尤为卓著；②在研究方法上，以综合运用中国(尤其是清代满文档案)、日本、朝鲜及琉球各国史料，对具体史实进行考证为主。日本学者近百年的研究，可谓在量、质两方面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如大庭脩对清代汉籍输入日本情况的系统性研究，可以说已达到后人难以逾越的地步。另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外交史领域，以往的日本学者虽在史料发掘和编纂上成果颇多，但缺乏抽象性的理论概括。岩井茂树“沉默外交”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是对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但是，日本学者的研究仍给将来的研究者留有相当的余地。比如在外交史方向：①全局性把握的研究成果尚付之阙如，岩井的“沉默外交”理论亦是在围绕康熙帝与“正德新例”的个案研究中提炼出来的。但笔者以为完全可以借鉴这一理论，对1636年至1840年间的清代中日关系作一全局性的探讨；②个案研究方面，有关清入关前与日本的关系，还有一定的探讨空间。比如清以朝鲜为中介接触日本的目的究竟是要求后者前来朝贡，还是同后者建立以互通货物为目的的平等往来?就此问题，日本学者的先行研究尚未给出较为明确的答案；③日本学者围绕1645年清委托朝鲜送还日本漂流民事件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但对于发生在相近时期的另一事件——1649年清护送琉球使节归国(该使节初衷为向福建的南明唐王政权朝贡，但最终臣服清朝。后在清朝官员护送下归国，但途中漂流至日本萨摩藩)尚未做深入的研究。笔者以为完全有必要对该事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再将前后两个事件作一比较，最终对清入关初期日本对清政权的态度有一个较为准确、全面的把握。而在文化史方向，虽然日本学者已整理出多部中国漂流民的笔谈资料集，但遗憾的是，对上述资料至今尚未做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中国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有后来居上的趋势。笔者注意到，在某些领域日本学者已多年没有新的成果出现，而中国学者的研究则开始逐步填补前者留下的空白。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学界而言，日本学者始终是站在他们的视角来处理清代中日关系史的。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学者完全有必要在吸收和借鉴对方优秀研究成果基础上，以国人的角度对这一段历史进行新的、全面系统性的考察。
注释：
①本文所指清代中前期中日关系史的年代下限为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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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名人故事朗诵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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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外国问题研究》(长春)201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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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中国商人-日本学界关于清代中前期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360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