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代-晚清日本驻烟台领事贸易报告初探 ——以1908年年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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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晚清日本驻烟台领事贸易报告初探 ——以1908年年报为例

晚清日本驻烟台领事贸易报告初探
——以1908年年报为例
李军
内容提要：明治时期日本外务省向世界各国派驻领事，这些领事发回的报告便于日本社会各界了解各国的商情，有针对性地调整其国家政策和经营策略。这其中有大量涉及包括烟台在内的中国各口岸的贸易报告。研究日本驻烟领事的报告，并与东海关税务司的海关记载作对比，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和洞晓晚清时期烟台贸易的实况。
关键 词：贸易报告 日本驻烟台领事 东海关税务司
作为晚清时期北方重要的贸易口岸，烟台一度曾经占据重要的位置。但是长期以来烟台的贸易地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研究①，关于这方面的资料也比较少。目前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口岸贸易的研究资料，利用比较多的是海关统计资料和地方志，但是相对来讲这些资料比较粗疏，涉及烟台内外贸易的实证史料并不详细。近代时期，日本出于自身的战略考虑，对中国进行了相当细致的调查，这些调查资料中涉及烟台的部分恰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本文即是以日本外务省通商局汇编的《通商汇纂》中有关驻烟领事报告为依据，考察烟台当时的贸易情况，并兼与海关税务司的贸易统计作比较。
一、日本领事1908年年报的基本情况
日本从幕末时期开始向海外派遣领事。从明治五年(1872)向上海派出首位驻华领事开始以后，又陆续向其他口岸派出领事。[1]5领事负责将海外的经济情况不定时地向外务省汇报。外务省通商局将明治时期的报告按不同时期并以不同名目将其编纂为《通商汇编》《通商报告》《官报钞存通商报告》《通商汇纂》。日本不二出版会社从1988年开始影印出版，到1997年5月出齐，以上资料总称为《通商汇纂》，时间跨度从1882年(明治十五年)到1913年(大正二年)。对于这些领事报告的史料价值，日本国内和中国学界已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②。
从《通商汇编》到《通商汇纂》，不仅在内容上也来越丰富，而且在编纂体制和内容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在发行体制上，最初为月刊，1895年5月开始每月2号，后增至每月4-6号，还不时辅以“附录”“临时增刊”等形式发行。1903年发行的《通商汇纂》确定了每月6号定期刊物、一年6期“临时增刊”的出版体制。其中涉及到中国部分的领事报告的数量最多。而且栏目越来越丰富，后来又增加了关税、移民、电报、时报、特报、企业、林业、畜牧、财政与经济、巡回报告、居留地与居留民、移民及劳动、各地事情、卫生及检疫、博览会及各种会议、海外贸易商介绍等栏目。[2]71-78报告内容的不断深化、报告领域不断拓展。《通商汇纂》于1913年3月22日的大正2年第17号后停用此名称，代之以《通商公报》。
《通商汇纂》的体例在比较完备和稳定后，每一个年度共有72号报告左右，即每月发行6期(三日、八日、十三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八日)，本文考察有关烟台的内容取自《通商汇纂》118-130卷(明治四十一年卷)，而1908年的年度报告《芝罘四十一年贸易年报》则是以定期增刊的方式刊登于《通商汇纂》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发行的139卷57号(明治四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发行)和140卷第60号(四十二年十一月一日发行)③，由当时日本驻烟台领事事务代理、书记生川口鹤之助报告，接到报告的时间是在1909年9月。领事报告是以日本天皇年号纪年，故这份报告标识为《芝罘四十一年贸易年报》，四十一年是指明治四十一年，即公历1908年。年报分为概况、四十一年商况及进出口之比较、外国贸易、国内贸易、戎克船及内河航运章程下的内河贸易、金银及铜货的进出口、船舶、旅客进出、税关收入、在烟台的日本居留民等十部分。
在概况部分，报告引用芝罘新关④统计，1908年烟台口岸贸易额为3485万余两，其中进口2371万余两，出口1113万余两。相较1907年，进口增加了122万余两，出口增加了41万余两。但是与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的3800余万两至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间的4400余万两的贸易额相比，已经相去甚远。再据旧关的统计，帆船(也称戎克船)的进口额为699万余两，出口额165万余两，合计864万余两。再加上根据内河航运章程运行的汽船的99.5万余两，本年内烟台口岸的总进出口额为4443万余两。1908年新关入超670万余两，较前年的720万余两减少了50万两，而新关每年的入超额在600万两左右⑤。戎克船(外国船除外)今年的入超额有527万余两，内河汽船的入超额为43万余两，总入超额为1244万余两，此大大超过陆上贸易额。[3]292
可以看出，烟台是一个消费型的口岸，洋货进口远远大于土货出口。如此巨额的外贸逆差幸得外出苦力寄回的巨额资金才得以弥补⑥。自中国东北开发以后，山东成为其所需劳力的主要输出地。俄国开发东西伯利亚也吸引了大批关内剩余劳动力前往。“苦力约占普通旅客的九成以上，从清国旅客出入统计表可以看出，平日劳力往返的情况很少”。海关的手续费和往返的路费成为这些苦力回乡的最大障碍，所以他们往往选择多年返乡一次或者定居。但即使每年只有其中的一部分返乡者也会带回一大笔现金回山东，这成为平衡通货的重要渠道。“去年清国的旅客出入总数为32万多人，明治三十六年以来，出入总数三十七、八万人，其中九成为苦力，去年回国的人数15万，若每人平均携带50元回来，这笔储蓄金即可达到750万元，然从实际来看，实际数字要比这个多”。[3]293这些苦力以汇兑的方式把钱寄回家乡，随之兴起的就是在山东与东北乃至俄属西伯利亚之间的汇兑业务。
1908年是清末新政正如火如荼进行的一年，清政府在这几年中推行的保商、励商政策渐见成效，政治层面尚属稳定，但是开放的程度越大，对外贸易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就越大。“对外贸易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汇率的问题。在出口货物中，四十一年上半年除了两三项外，其余一般都不太景气”。日本领事认为当时影响烟台贸易的最大因素是汇率问题，所以在报告中给以密切关注。作为烟台主要的出口商品，豆类、豆制品、野蚕丝的出口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年度出口总额。“豆油在三月份交易状况相当不错，豆粕的销路也很畅旺，但是到四月份就逐渐呈不景气状态了。粉丝在四五月份的销路最为活跃，出口量较大。柞蚕丝跟随美国及日本的丝交易景况，尽管在汇率上有利，直至四月末几乎是交易全无。到了五月，上海方面出现来自美国的大额订单，受此影响，当地柞蚕业者接到了该大额订单的期货约定，愁眉为之稍展，然以一般景气而言仍不足道，面向我国(日本)的出口亦极为不振。绢绸的情况受柞蚕丝不景气的牵连，商况沉静，行情常处于低值。至五月末，当地二三家洋行发下输往欧洲的大额订单，多少恢复些景气”。[3]2951908年是整个世界经济不景气的一年，受欧美市场的影响，烟台的出口贸易也表现不佳，恰恰说明烟台已经比较深地卷入世界市场的时代特点。
1908年从美国发端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其影响波及已经卷入世界市场的烟台。“进入下半年，世界经济仍然不景气，银价的下落使得本地的贸易依然不振。本地的特产除了柞蚕丝、绢绸、豆素面(粉丝)等二三种物产外，其余的出口市场仍然不甚景气”。原本是烟台的优势产业的豆油、豆粕业在大连、牛庄等东北地区逐渐发展起来，而且比烟台的质量还要更好一些。由于上述地区地近原料产地，价格也较低廉，因此近年来，市场上对烟台产的豆制品的的需求减少了，所以烟台的油坊逐渐减少，从业者一片凄风苦雨。粉丝业本属于当地的特产，其销路也日渐萎缩。只有柞蚕丝受自1907年来世界市场的普遍不景气影响不大，该行业仍保持着较高的利润，1908年(四十一年)来，当地新开工场七八家，现在有三十余家，此物在欧洲还是颇受欢迎的，“其季末的市场价格，上等货380两，中等货350两，下等货330两。四十二年春，绢绸的市场状况保持不错，其用途很广泛，某洋行保持五十万、四十万的输出额”。[3]296
烟台的进口大宗主要是鸦片、棉布、棉纱、砂糖、纸类、颜料、火柴(日本称为燐寸)煤炭、粮食等十大类。[4]19自北洋三口开埠之后，鸦片一度占据进口额的前三位，并保持了很长时间。但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逐渐禁绝鸦片，华北地区的直隶和山东执行得比较坚决，尤其是袁世凯主政的直隶力度更大⑦。鸦片进口剧减为不足140万两，1907年是137万余两，“白银汇率下跌，其结果就是进口鸦片价格上涨，直接进口及再进口量下降了”。[3]298总体来讲，鸦片贸易这一最大的进口大宗，此时已经被棉货贸易所取代。
棉纱和棉布是欧美和日本出口到中国的主要商品。据张思的研究，天津、烟台一直是北方重要的棉货进口港。[5]4尽管山东的腹地市场已被德国人占领的青岛所侵夺，但通过烟台进口的棉制品仍有相当的数量，而且这些棉制品再经帆船和人工、畜力运至烟台传统的市场范围，如山东东部和辽东半岛的部分地区。1898年后日本棉纱对英印棉纱继续保持着优势，除个别年份外，日纱的进口量一直占烟台棉纱进口的70％-85％之间。[6]181-185为开辟和保持烟台市场，各国和各进口商采取了各种措施。其中日货进口商“在烟台的棉纱销售采取附搭免费礼品的推销手段，如愿积累了人气，但随之因日元汇率不利，四五月份销售不佳。其后银价兑日元汇率上升，本应交易景气，但又赶上农忙季节，所以整个市场销售状况不佳”。即便如此，从下面的数据仍可以看出日本棉货扩张的明显趋势：“本色布177362反(一反=10.6米)比前年增加了11643余反，细坯布344870反，比前年增加了11643反，棉斜纹布77734反，比前年增加了5000反，牛仔斜纹布81382反，多了6620反，标布93598反，减少了11166反。日本棉布21849码，比前年减少了7700码。棉缩5620反，较前年减少了900码；手帕40307打，较前年减少了23578打，其中日本产14569打；棉纱49481担，较前年增加了14401担，其中日本产39000担，较前年增加了14000担。”[3]298也就是说，日本的棉布和棉纱在烟台市场上已经占据了主要的地位。日本的棉货利用其价格优势和近便的地理位置，将包括烟台在内的华北市场作为其重要的输出方向。而事实上，这些棉货的进口不仅是上文中所说的日本以各种营销手段扩张的结果，而且中国商人看到日货的质量和价格优势也主动采购日货。在19世纪末就已经有烟台的商家在日本主要对华棉货输出港大阪设庄经营。[7]6
另外，旧铁、煤炭、煤油、面粉、火柴这些日常生活和工业用品也是进口的大宗。烟台一直是废铁的进口港，因为与内地的交通很大程度上依靠骡马运输，所以马蹄掌的需求量很大。“金属品中，旧铁的进口比新铁多几乎三倍，达63237担，然而比前年减少了24000担。铁球进口96000个，约是前年的三倍。”烟台作为中继港，来往船只需要在此补充煤、水，再加上当地机器加工业的蒸汽动力需要的兴起，居民取暖也需要大量煤炭，所以煤炭进口成为大宗。“国内外的煤炭共进口116294吨，其中六分之一弱是开平煤，比前年增加了5000吨。”进口品中，唯有煤炭进口因主要供应沿岸航行的船舶和当地缫丝工厂的燃料，所以所受影响不太大。进口煤炭主要来自日本(福岛、伊田)，还有开平煤炭、山东煤炭、英国煤炭、抚顺煤炭，在烟台占优势是日本煤。随着烟台西式生活方式的日渐流行，面粉的消费量逐年增加。“国内外的面粉进口了200036担，比前年减少了35000担，其中外国面粉减少了100000担，降幅达到了三成多，国内面粉增加了五成，主要原因就是上海和其他地方的西洋式制粉的增加，国内面粉较为廉价，但质量稍差，为社会下层所购买，农村贫民更愿吃土法磨制的面粉。”火柴2291255格罗斯(Gross，又可译为罗，12打)，比前年减少了63万格罗斯，“西洋货仅一千格罗斯，其余的全是日本产”。“美国石油这时还是独步市场，进口量达389185加仑，比前年减少了371210加仑”，[3]298其余商品如纸类、米、山茧均较前年有所增加。这里可以看出，日本杂货在烟台进口产品数量中已经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出口品方面，豆制品和蚕丝、草编是烟台传统的土货大宗，随后的花边、发网等行业继之而起。烟台作为典型的来料加工性质的生产基地，随着生产的扩大，越来越依靠来自东北原料的供给。但随着满洲和长江流域的豆制品加工业的兴盛，使得当地豆油和豆粕等豆制品产能有所增长，相应地运往烟台的大豆减少。“豆粕972191担，较前年减少了30000担，豆类19891担，比前年约减少了一半。”落花生36264担，这原本在当地物产中占据重要地位，近年来通过青岛、威海卫的出口量连年增加。柞蚕丝的出口市场主要是欧洲，“柞蚕丝出口11817担，比前年增加了4169担，达到前所未有的数量，原因是奉天的山茧供给充裕”。这一年烟台有两家大规模的手工缫丝工场、五六家小工场开业。绢绸产量5689担，增加了1400担，近十几年间仅次于1903年的产量。虽然品质、价格逊于欧洲的同类品，但欧洲对烟台的三十码、五十码的绢绸需求不断增加，这些绢绸广为用作妇人的衣料和气球的伞包。由于欧洲汽车工业的发展，汽车的内饰对这些丝织品的需求也在增加。从业者为适应这种市场需求，逐渐改良技术。产量有望达到三万担左右。花边业将来之发达亦可预期，其原料是柞蚕丝，其世界各地市场需求迅速增加。粉丝(豆素面)224623担，比前年增加了4万余担，达到空前的数量”。[3]299但是，另一原本属于烟台出口优势商品的草帽缏，1908年出口逐渐减少，只有781担，这主要是受青岛出口的影响，这种情形在历年报告中已经多次提到。
这时烟台出口目录上又增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项——生牛。中国作为农业大国，自古以来就在宰杀耕牛方面有严格限制，东海关在1905年时还限制每年的生牛出口量为200头，后来官方还曾禁止生牛的宰杀和出口，[8]42但是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这种限制很难再维持下去。“生牛肉前年的出口额为8784担，主要销往浦潮(即海参崴，在有的日文中也写作浦盐，皆指此处——作者注)，烟台的牛肉冷藏业随之发展起来，同时供应本地的政府雇员和地方驻军，明治四十一年末到四十二年间，从本港出口的生牛肉和冻牛肉约13000担，值10万两，停泊在本港的两艘美国船和俄国船提供宰杀和冷冻服务。并由其向浦潮运送出口。这些生牛从莱州、潍县等地购进，甚至还有甘肃运来的”。[3]296尽管山东曾经多次禁止和限制牛的出口，但是各国领事对此的抵制最终使这项禁令无法实施。[9]31
在旧关方面：以二十五结至二十八结(1908年)⑧的统计来看，进口各种豆类132万余担，比前年增了27万担，玉蜀黍20.9万担，与前年大体相当。粟8.4万担，减少了9000担，山茧29000担，，减少了15000余担，木材19.9万根，增加了5000根，豆素面17000担，增加了8700担。在运出方面，土布1.2万反，比四十年增加了1.5万反(原文如此)，豆油13.4万担，同比增加了6万担。1908年中，通过戎克船进口的外来货物主要来自韩国，有6.1万两，而从国内其他诸港进口的货物则有693万两。其中主要的商品有豆类35万余石、280余万两，驴、玉蜀黍、生卵(鸡蛋)、鱼类、纸、茧、木材、豆素面等十万海关两左右，出口额165万余两，主要是豆粕13万余两，豆油100万余两，按照内河航运章程往返于未开口岸的汽船的贸易额仅有不到100万两，主要是与大孤山、龙口、羊角沟等地的贸易。[3]300
在烟台与对外贸易中，香港居第一位，3162473两；其次为日本，再次是俄国太平洋沿岸港口(主要是海参崴)，190余万两。在与烟台直接贸易的日本口岸中，神户占比最大。据神户海关的贸易月报统计，明治四十一年(1908)从烟台的进口额为427902元，从神户出口到烟台1907630日元，合计2335535日元。[3]300
烟台对日贸易在整个中国对日贸易的总额和比例：

从上表可以看出，1905年是烟台对日贸易的顶峰，此后便迅速下降，1907年更是呈断崖式下降，在1908年普遍贸易不振的背景下，烟台更不能独善其身，其在中日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下降，日本也将对山东的经济、外交重心逐渐转向青岛。除了与烟台有着直接贸易关系的神户以外，日本出口港还有：唐津(主要是煤炭)、长崎、大阪等。
烟台在青岛、大连、安东(即今天辽宁丹东)相继开埠之后，作为南北航运中间点的重要性大大下降，上述各口岸拥有了独立的对外进出口权，就不必再仰仗烟台的转口贸易，虽然烟台港这一特点并没有随之立刻消失，但作用已大不如前。“该港进口的洋货中，直接进口和清国各口岸转口各占其半，去年新关洋货合计1330余万两，其中清国各口岸转口而来280余万两，占两成左右”。土货进口“1310万两左右，其中向国内各口岸及国外转口330余万两，约占烟台出口额的三成二，这个比例多年来只有较小的波动”。[3]292这说明烟台仍然保持着中继港的部分作用，但这个中继地位主要是对戎克船和短程海轮而言的，因为这些船只的主要目的港还是环黄渤海各口岸，[10]122所以安东、大连等东北港口的发展对本港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下表是与烟台关系密切的港口贸易统计：

从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到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烟台在清国各口岸的地位逐年下降，1906年时居于第九位，1907年时第十位，1908年已掉至十三位。总之，导致烟台贸易逐年下降的原因有：“1.青岛、安东、大连等口岸的发展；2.去年以来美国经济变动，全世界范围内商业不振；3.外汇市场不利，去年的银价下跌；4.山东内地经济不景气，购买力下降”。[3]293川口鹤之助在这里分析的这四条原因在东海关税务司的报告中也曾有类似的解释。在一般情况下，本币贬值有利于出口的增长，但是在农业社会的背景下，山东并不能提供更多的出口商品，而且农产品的收成丰歉直接要影响到腹地的购买力，而腹地的购买力也直接影响到进口商品的总额。同时，银价上涨使进口受到了抑制，所以贸易总额下降。
在本年船舶进出的情况：进港船只(含汽帆船)2875艘，2055492吨，出港船只2882艘，2060240吨，比去年减少了185艘，30882吨。按国籍统计，船数最多的是日本285只，英国次之；德国再次之；吨位则是英国最多，次之为日本。从各国在烟台的航运势力在烟台的消长，颇能看出日本对华北各口岸影响力的增强。从报告的航运统计表可以看出，日俄战争是烟台航运业的一个转折点，而几乎与此同时，胶济铁路的开通使得这种变化更加明显。1904年到1908年日、英、德三国的航运实力比较：[11]187
从该上表可以看出，受日俄战争的影响，日本船只在1904年进出烟台港的数量很少，但是在战争刚刚结束的1905年迅速恢复到1581艘，此后进入常态化，保持在3000艘左右。受造船水平的限制，日本来往中国的船只吨位还是较小，但是可以看出日本极为重视对烟台的贸易。日本致力于经营环黄渤海各口岸与日本之间的直接航线，正是这些航线的开通使得日本商品迅速扩大了在上述地区的势力范围。相形之下，英国、德国船只势力明显下降，这不仅与其将航运势力迁移到青岛有关，而且明显与在天津、大连、烟台遇到来自日本的竞争压力相关。
伴随着贸易的进行，移居烟台的日本人数也在增加。1908年在烟台的外国人总共有1008人，较去年已经明显减少，其中日本人最多，有133户410人，其次为美国人和英国人。在烟台的日本人却较去年增多2人(但是较两年前却减少了200多人)，其中从事船舶业的有7户、医师2户、税关吏1户、杂货商7户、煤炭商1户、金银细工业1户、旅店1户、料理店1户、写真师3户、药商5户、僧侣1户，在烟的日本会社有三井物产会社出张所、正金银行出张所、日本邮船及大阪商船的代理店。[11]194
对未来的烟台贸易趋势，日本领事指出：“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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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烟台贸易的萎靡，近来大连的柞蚕丝及豆油生产得以改良，大豆往烟台的出口逐年减少。假如柞蚕丝从业者注意保持优良的品质，因当地的人工费较便宜，熟练男工较多，所以保持当地的丝织业还是比较乐观的。但若是满洲从此业者发展起来，加之海运成本减少的有利因素，这些地方直接出口到上海，则本地的制丝业必受重大打击。烟台与山东内地的运输依靠畜力，冬天港内西北风强劲，去年因此而不能作业者凡四十九天。若烟台与内地的铁路联系能建成，港口设施能够完善，这是防止烟台港口衰落的最要紧的事”。[11]194他指出烟台发展要解决的两个关键问题：产业优势的保持和基础设施亟待改进。但是所谓产业优势保持的主动权并不在烟台的手中，在传统的丝织业方面，由于产业门槛低，烟台只要是掌握不了上游原料的来源和运输、销售渠道，被更具优势的大连和青岛超越就完全不可避免；交通基础设施的改进仅凭烟台一己之力也无法解决资金和技术难题，而且在涉及路线设计的问题还受到德国的掣肘。[12]35所以1905年胶济铁路通车以后，山东的腹地被青岛夺走，烟台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
从这篇报告可以看出，烟台在当时的主要优势在于：1.历史上形成的豆制品和柞蚕丝加工业；2.苦力出口。豆制品由于主要原料来源地为东北，在大连和营口的相同行业兴起后，面临着急剧衰退的趋势。苦力出口则由于该行业受政治因素和区域发展因素的影响非常明显⑨，除了能给烟台和山东带回通货以外，很难对烟台本地的产业发展起到多大推动作用。综合上述，烟台在没有本土明显竞争优势的产业支撑下，其衰落已成不可避免之势。虽然在某一时段或节点上，烟台的产业并不是全面衰败，可能某些生产部门还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就长远来看，烟台的经济环境确实在不断恶化，其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未来发展的底气和条件不足，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严重滞后直接导致了在与周边港口城市的竞争中落败，而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层累的过程，良性循环的经济环境将会使各种经济要素，如便利的金融结算、有素质的劳动力、完善的生产、生活条件等不断积累，烟台在这些方面的不足在日后的历史进程中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作为该报告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穿插其间的各类统计表，共58张。这些统计表包括：1899-1908年烟台口主要贸易总额比较表、近三年烟台新关国内外贸易比较表、1907、1908年烟台内河航运汽船贸易比较表、日本向卖相场和上海贴水比较表、1899-1908年烟台主要进口货物比较表、1899-1908年烟台主要出口货物比较表、1904-1908年烟台旧关主要进口货物比较表、1904-1908年烟台旧关主要出口货物比较表、1904-1908年烟台口中日主要进出口货物总额及比例总表、1908年日本主要出口到烟台商品表、1907年日本主要出口到烟台商品对比表、19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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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贸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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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领事报告相互补充
综观明治四十一年(1908)全年的领事报告，各卷中涉及烟台的报告与最终的领事报告涉及的内容不完全相近，两者相互补充，可以看出日本最关注问题。在《通商汇纂》1908年全年共69期报告中涉及烟台的内容有：118卷第5号《关于芝罘柞蚕丝、黄丝的状况》、119卷第9号《银货价格的变动对山东省贸易的影响》、同卷第10号《芝罘大连间航路近况》、120卷第13号《关于芝罘柞蚕丝、干蛹的调查》、同卷14号《芝罘、济南、青岛、威海卫在留本邦人职业别表》、121卷第19号《关于清国纸类的调查》、123卷29号《海外在留本邦人职业别表—芝罘及其附近》、33号《芝罘与安东、大东沟航路近况》、34号《安东与日韩、芝罘间重要进出口品数量价格统计》、126卷49号《关于芝罘麻网的调查》、另外还有登载在四十二年系列中的132卷第9号《受清国大丧影响的芝罘金融界的状况》，是日本领事在四十一年十二月份的报告。由此可以看出，只要是涉及可能与对日贸易相关的内容，日本领事的记载事无巨细，皆有涉及。当然日本对烟台贸易的最大关注点还是在烟台的特产柞蚕丝、豆制品(豆油、豆粕、粉丝)。
在118卷第5号《关于芝罘柞蚕丝、黄丝的状况》中，日本领事详细地调查了作为芝罘的特产的柞蚕丝的情况：柞蚕丝的产地、产额、柞蚕的饲养方法、春茧与秋茧的区别、蚕病的种类及防治、柞蚕茧的交易习惯、近年来柞蚕茧的市场状况、柞蚕茧的产地市场状况、柞蚕丝的缫丝法、柞蚕丝的生产、交易费用、柞蚕丝的漂白和染色、柞蚕丝在织造业上的使用途径、柞蚕丝的分类、柞蚕丝的出口税等非常详细的内容。[13]400-415中国的蚕茧丝分作南北两大类，南方的桑蚕丝和北方的柞蚕丝，日本在其国内纺织业兴起之后，注意技术上的改良，在纺织业中不仅使用棉花作为原料，而且注意开发新的产品，试图将蚕丝加入棉丝中实行混纺，实现技术上的新突破，所以很重视中国的丝织业的发展情况。再者，随着日本国内的丝织业的发展，日本试图夺占中国丝在国际市场的份额，所以非常注意搜集中国的丝况情报。事实上，日本不仅在官方的情报体系中非常重视对芝罘的特产的调查，在以东亚同文书院为代表的民间情报体系中也投入了相当的力量进行研究，在后者编撰的《支那省别全志·山东卷》中，对芝罘的缫丝业所做的调查的详细程度绝不亚于此。[14]775-844
对与贸易相关的金融、航运领域，日本领事也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去调查，这种情况不仅在烟台如此，对华北其他口岸也是如此。白银价格的变动对洋货的进口和土货的出口影响很大，以119卷第9号《银货价格的变动对山东省贸易的影响》为例，在这篇报告中分析道：“从实施金本位制国家的进口明显不活泼，如果银价上升，一般购买力必然停滞，”“银价下落对该省影响巨大，山东口岸以进口为主，如果任由银价下跌的情况持续下去，则必会进一步导致进口的衰落，商况不振的局面则不知何时能止”。[15]190中国出口的本币是以海关两来进行结算的，白银的贬值固然对中国出口有利，但是对欧美、日本等国来讲，则意味着对华出口成本的提高，所以这是其极不愿看到的。
在第10号《芝罘大连间航路近况》中，日本驻烟领事指出，烟台大连间的航线在日俄战争后已被“我邦船只独占”，“执行这条航线的有第十共同丸、日进丸、福生丸、第八永田丸等四艘船，历年春、秋两季是该航路的鼎盛时节，目前又增加了七八艘船，总数达到十几艘，这些船舶主要是运送清国的苦力，每年从烟台经大连到满洲的这些苦力有两三万人，所以这个运输是大为有利可图的，本邦船只围绕着这些旅客展开的激烈竞争，导致竞相压价，运费一降再降，结果各家航运公司多次达成齐价协议，但是一两周内又纷纷违背。去年各家又重新达成协议”。[15]377可以看出，在与老牌航运公司——太谷洋行、怡和洋行和德国航运势力的竞争中，日本逐渐占据了华北口岸间、华北与东北间航运的主导权。
这样，通过形式多样、内容全面的贸易报告，日本官方将这些贸易情报及时传递给相关部门和领域，使其可以了解目标地的商况，更可有的放矢地开展和调整自己的行动。
三、与东海关税务司贸易报告的比较
关于烟台贸易情况记载的另一种来源是东海关税务司的年度报告。在清朝的海关管理体制下，按照总税务司赫德的要求，各口岸税务司要定期将本口岸的年度情况上报。总税务司署按年将各口的贸易年报和各专项报告汇总后向社会发布。在烟台口岸的时任东海关税务司F.S.Unwin(汉译名安文)在1909年(宣统元年)二月按例编写了《Chefoo trade report 1908》，此报告与《光绪三十四年华洋贸易论略》内容是一致的，后者即是前者的汉文本。
在概说部分，F.S.Unwin指出影响烟台口岸贸易的主要因素。
1.农业歉收。主要是因为山东春季的普遍干旱和山东西部夏天的水灾导致的秋季农作物歉收，尤其是黄河周边地区尤甚。全省105个州县中有93个课赋钱粮全行蠲免或者暂行缓征。“本口商务盛衰之故，本省农田之歉收也”，这说明在农业为主的社会结构中，农业的收成不仅决定了人民的生活和生存状况，而且决定了有无剩余来购买商品，而后者直接决定了进出口的涨落。
2.其他口岸在港口建设方面的努力。这里主要是指青岛的港口建设和胶济铁路的建成通车。山东原本只有烟台一个口岸，洋货进口和土货出口主要依赖于此，洋货运至内地或者通过人力、畜力，或者通过内河，虽然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但舍此别无他法。原本山东的其余口岸都是作为烟台的内港，各口设立分关，接受烟台常关的管辖。但是青岛开埠之后，德国人将其确立为自由港，给予税收方面的优惠，使进出口成本大为降低。德国在青岛积极投入人工港及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胶济铁路通车，将广大山东内地变成青岛港的腹地，山东庞大的内地市场不再需要从烟台进出口，所以烟台的经济腹地被压缩到烟台周边和山东北部沿海的狭窄范围内。
3.与东北地区的贸易不振。安东、大东沟与烟台有着血缘、业缘的密切关系。晚清以来，大批山东人经过烟台到东北谋生，这些人与祖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烟台的豆制品加工业(粉丝、豆油、豆粕等)的原料主要来自东北。烟台的另一支柱工业柞蚕缫丝业的蚕茧也是来自安东、大东沟地区。大连开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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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产业结构的类似性，导致上述原料减少了对烟台的出口，转而实行就地加工和出口。有一些烟台人看到这种趋势，直接就在大连投资设厂，这样就加速了产业转移，[15]23所以烟台这些产业渐趋衰落。
4.银根紧张。晚清以来，世界银价低落，白银币值对世界主要货币持续下降，常年的外贸逆差导致白银存量减少，最重要的因素是1908年前后，国内相继出现了大型银号连锁倒闭的情况，导致市场流通性减少，所以“进口之洋货较少”，虽然“进出口之土货较多，本年的贸易总估值较上年多一百五十万两”。
面对这种情况，税务司很明确地指出，本年情势“多因本埠一带与满洲一带之交易久称亲切，亦因东省之艺工、力工甚夥，若无改良港口及内地铁路，则所论之益处深恐不能视为长久”。[17]215这就指出烟台之所以还暂时保持一定的贸易量，是由于与东北密切的贸易和人员往来，如果不能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则这些历史上形成的优势很快就会丧失。
在税务司的报告中，其列举了税收的状况、洋货贸易、复出口、土货出口、土货进口、船只进出港情况、旅客输送、金银货币进出、药土(鸦片)销售和邮政情况。从税务司的报告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但是这与税务司个人可能有直接的关系，对比其他税务司的报告，安文的报告是比较简略的。
在统计部分，税务司绘制了18张表：1908年经海关的各国进出口统计表、1908年据《内河航运章程》的统计表、1899-1908年海关各国进出口统计表、1899-1908年内河航运统计表、25-28结常关戎克船统计表、1906-1908年进出口净值统计表(含再出口国外、中国其他口岸)、1899-1908年海关统计土洋货物进出口统计表(含货币进出口)、常关21-24结与25-28结进出口比较表、1907、1908年内河航运再进出口比较表、1899-1908年主要进口货物比较表(含鸦片、棉货、金属类、洋杂货、土产杂货)、第5结-28结常关进口大类比较表、1899-1908年海关主要出口货物比较表、第5结-28结常关出口大类比较表、1899-1908年海关各项税收统计表(含进口税、出口税、子口税、鸦片税、鸦片厘金)、17-28结三年间常关各税项统计表、1908年货币进出口统计表、1908年旅客统计表、1900-1908年国内旅客统计表。
尽管贸易统计数据的来源，日本领事或者其他各国驻烟领事要从税务司处借鉴，但是对数据的分析则各有特点。这也反映出各方对涉及本国利益方面的关注点的不同。对比这些贸易统计，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异同点。
1.相同的部分：在两者的报告中都记述了烟台贸易的基本情况，涉及进出口统计、税收、特色产业、船舶运输、人员流动、货币流通兑换等，涵盖了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其中在涉及到烟台特产土货的情况时，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日本领事借鉴税务司报告的痕迹。
2.不同的部分：从这些统计可以看出，日本领事报告比中国的海关报告要详细得多，虽然日本领事在调查口岸贸易数据时会借鉴海关报告，但是涉及的内容比海关报告要详细很多。这不仅仅在于篇幅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增加了许多自己的见解，尤其是增加了与日本相关内容的分析。日本方面需要这样的详细报告，以指导本国对华贸易。相形之下，海关报告作为简单的工作总结就要简略得多。在税务司的报告中并没有就各国商品情况作出特别分析，但是在多个地方仍然提到了日本商品的情况，这说明日货确实在当时已经呈现出在华北区域内贸易的异军突起之势。
税务司报告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应该是附录中的各项统计。这些统计既包括本年的单项统计，也包括历年来的数据对比。这些数据在前述日本领事的报告中也有出现，但是日方的报告更有明显的倾向性，即日本更加关注与日本相关的数据统计，这表明日方的统计要求更能指导其对华贸易。
在内河航运和内港贸易方面，显然日本领事比东海关税务司做了更多的调研。在甲午之后，朝鲜半岛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了朝鲜，这样原本属于烟台内港的环黄渤海口岸成为了国际贸易。虽然在属性上发生了变化，但是久已形成的经济联系并未改变。类似的情况还包括辽东半岛的各口岸。这些口岸还是烟台的重要贸易伙伴，所以日本方面要进一步了解彼此之间的贸易情报，对这些口岸与烟台的贸易情况关注的就要更多一些。
而在东海关税务司的统计中，除了上述贸易总额、新旧关税收、轮船、内河汽船、戎克船等船舶进出口数这些统计外，其最为关注的是鸦片和棉织品的统计。这两大项自烟台开埠以来是事关税收的最重要的内容。鸦片贸易涉及到进口税和厘金这两项大的收入，最多的时候占东海关税厘收人的30％以上。虽然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鸦片贸易在华北各口岸中的比重迅速下降，但这样一个记事传统还是延续了下来。
棉制品是包括烟台在内的华北口岸主要的进口物资，所以税务司对棉货的每一具体项目都做了详细的统计。棉制品中主要是各种支数的棉纱和各种棉布，当时在中国进口市场上日本的棉布要与美国棉布竞争，棉纱则是日纱与印度、英国棉纱相抗衡，“在这种情况下，近代产业的代表——棉纺织业取得了雁型发展，原有的生丝和杂货工业也在改造中持续发展。这种近代产业和原有产业共同发展的状况，从贸易结构上看，具有从低发展国家向中进国转化的特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具有这样的双重特征：它对欧美国家而言，仍然是低开发型的贸易伙伴，而且是资本进口国，但是对亚洲国家来讲，它就是亚洲工厂而存在”。[18]149
从这些海关统计可以看出，作为当时处于转型时期的中日两国而言，同样面临着发展民族工业和排挤洋货的任务。19世纪后期，日本率先进行工业革命，日本推进产业变革的目的不仅是将西方拒之国门之外，而且是要替代英国在东亚的贸易角色，尤其是取代其在中国市场的地位。如果说从原料到加工品再到市场完成了一个循环，那么日本就是要做这个循环的关键环节，也就是利润最大的环节，而之前这个角色是由英国担任的。在东亚存在着两个垂直分层：欧美与日本，日本与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和竞争，日本恰恰处于这个夹层之中。日本这样一个双转变的要求，实际上在不久的将来会遇到双方面的抵制。这也是20世纪中期，日本为什么会同时与两个对手较量的根本原因。
日本是近代对中国研究最深的国家。为了服务其战略目的，日本官方和民间对此作了大量的调查。官方的调查以驻华使领馆、满铁株式会社最为有名，民间的调查以东亚同文书院用功最深。东亚同文书院除了广为人知的《支那经济全书》《支那省别全志》和《新编支那省别全志》之外，还有《东亚时论》《东亚同文会报告》《支那调查报告书》《支那》及后来的根据历届毕业生在中国的毕业调查编写而成的等一系列广泛而持久的综合调查及专题调查。日本利用驻华领事馆、在华官方和民间机构、国内各商业会议所共同组成了庞大的的情报体系，其所获得的经济情报为日本政府和工商界制定对华经济政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日本驻华领事的这些调查资料当时是为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现实利益服务，对我们今天研究当时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另外，日本对中国调查的战略和方法，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甚至这些调查到现在还有其现实意义。他山之石，如何可以为我所用，是我们研究这些浩如烟海的中国调查资料的主要目的。
注释：
①这方面的专题研究目前能看到的只有刘素芬《烟台贸易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另外张思在《19世纪天津、烟台的对外贸易与传统市场网络》(《史林》2004年4期)分析了烟台的棉货贸易情况。
②日本学者的研究：角山栄《日本领事报告の研究》(同文馆出版株式会社，昭和61年)；高嵨雅明《领事报告制度と领事报告》(《经济理论》168期，昭和五十四年)；高嵨雅明《明治初期直输出政策与“海外试売”》(《经济理论》213期，昭和五十六年)；古屋哲夫《初期官报の海外情报》(《图书》11期，昭和五十八年)。国内学者的研究：王力《近代日本驻华领事贸易报告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陈锋《清末民国年间日本对华调查报告中的财政虽与经济资料》(《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严鹏《清末日人眼中的中外商战——以《中国经济全书》为中心的考察》(华中师大《近代史学刊》2009年)；王力《近代在华日本领事报告述论》(《历史档案》2008年第1期)；《近代日本农商务省的对华经济调查》(《历史档案》2012年第3期)；《近代日本领事馆对华经济调查探析》(《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12期)；赵国壮《日本调查资料中的中国砂糖业——以《中国省别全志》和《领事报告资料》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等等。
③由于年度报告惯例是在来年发表，所以118-130卷是明治四十一年的全编。明治四十一年的年报放在属于明治四十二年度的139卷和140卷。
④外籍税务司制度建立以后，税务司管理的海关叫做新关，海关监督管理的海关叫做常关、旧关、大关。
⑤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中国沿海大部分各港口的常关划归税务司管理。所以此后的海关统计中出现了常关的统计数据。
⑥近代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大部分时间内呈入超状态，白银大量外流。华侨和苦力的汇款及回籍时带回的现金缓解了存银不足的问题。
⑦刘增合《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中有详细论述。当然还有一层原因，国产鸦片消费的增加对鸦片进口也有相当大的抵销作用。
⑧常关的统计与海关不同，常关仍然采用中国传统会计的财政年度，即从阴历的去年10月份到来年的9月份。四结为一个统计年度。
⑨1911年上半年从俄国传入中国东北的鼠疫就对烟台的苦力行业造成了致命的打击，随即烟台的人口统计锐减。人口的减少对烟台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是沉重的打击。
原文参考文献：
[1]日本外务省通商局.通商汇纂(1)[G].东京：不二出版社，1988.
[2]王力.近代日本在华领事报告述论.历史档案[J].2008，(2).
[3]日本外务省通商局.通商汇纂(139)[G].东京：不二出版社，1995.
[4]刘素芬.烟台贸易研究[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
[5]张思.19世纪天津、烟台的对外贸易与传统市场网络[J].史林，2004，(4).
[6]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G].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
[7]庄维民.谁掌握着贸易主导权：清末山东日贸易中的日商与旅日华商[J].东岳论丛，2005，(6).
[8]东亚同文会.支那调查报告书.第一卷第二号[G].东京：东亚同文会，1911.
[9]东亚同文会.支那调查报告书.第二卷第三号[G].东京：东亚同文会，1911.
[10]楢原陈政.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明治后期产业発达史资料(128)[G].东京：龙溪书舍，1992.
[11]日本外务省通商局.通商汇纂(140)[G].东京：不二出版社，1995.
[12]东亚同文会.支那调查报告书.第二卷第九号[G].东京：东亚同文会，1911.
[13]日本外务省通商局.通商汇纂(118)[G].东京：不二出版社，1994.
[14]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山东卷[M].东京：东亚同文会，大正六年.
[15]日本外务省通商局.通商汇纂(119)[G].东京：不二出版社，1994.
[16]藤沼生.大连小岗子油坊状况.东亚同文书院调查编纂部.支那经济报告书.第一卷第十七号[G].东京：东亚同文会，1911.
[17]海关总署办公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旧海关史料(48)[G].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
（转引自《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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