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策-德国占领青岛时期的文化政策及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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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德国占领青岛时期的文化政策及其实施

德国占领青岛时期的文化政策及其实施

田　龄　王忠春

发布时间2007-12-20
[关键词] 德占青岛时期;文化政策;青岛;扩张德国文明之中心点
[摘　要] 文化政策是德国在青岛殖民统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稳定其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德占青岛时期的文化政策虽经过一系列调整,但总目标是致力于将青岛建设成一个展示、传播德国文化的中心,以扩大德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这一文化政策又是通过依靠教会组织,鼓励和利用其为德国的文化政策服务以及兴办各级各类学校、展示德国文化的优越性等途径加以实施的。
文化政策是德国在青岛殖民统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稳定其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但迄今为止,除1992 年青岛出版社出版的由刘善章、周荃主编的《中德关系史文丛》一书周东明的《德占青岛时期的教育》一文中对此题有所涉及外,基本没有专门的系统性研究。本文探讨德占青岛时期的文化政策以及这种文化政策的本质、目的和影响,同时,探讨这一文化政策是如何
贯彻和实施的。
一
1897 年,德帝国主义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悍然以武力侵占胶州湾后,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掠夺,一方面将文化扩张作为保证其长期和稳定的殖民统治的手段,致力于将青岛建设成一个展示、传播德国文化的中心和“向中国大规模地传播德国精神”的基地,在青岛推行了一系列扩大德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培养喜爱德意志文化、熟悉德国工业产品的人才,进而扶植从政治上和思想意识上亲近德国的中国未来一代的领导层,按德国模式来改造中国国家机构,从而“促进德国本身的经济利益”的文化政策。[1 ] 这一文化政策构成了德国在青岛殖民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德占青岛当局的这一文化政策又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实现的,其一是依靠教会组织,利用其为德国的文化政策服务并“努力采用所有的手段促进传教士对当地居民的文化影响”;[2 ] (p161) 其二是在青岛大规模地兴办各级各类学校,广泛传播德国文化,培养各种为德国所用的人才;最后是通过德占青岛当局对青岛的建设、管理以及德国人在青岛的各种活动展示德国文化的优越性,以激发人们对德国文化的仰慕和热爱。
德国占领当局在青岛的文化政策经历了一个不断进行调整、补充和完善的过程。德国占领之初,是把青岛作为其在远东的军事基地和掠夺中国富饶资源的根据地来建设的,文化上并没有明确的目标。由于他们在青岛及附近地区所实行的赤裸裸的暴力统治、野蛮的经济掠夺以及对中国人民的种种歧视政策和粗暴无礼的行为,激起了青岛及其附近地区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再加上当时义和团运动正如火如荼,受其影响,胶州、即墨、高密等地老百姓自发的抗德斗争不断涌现,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德国在中国根本利益的实现,他们逐步意识到“为了贯彻经济目的,军事上的扩张和对领土的强夺已不是常能收效的手段,而文化政策上的措施却往往能为经济的扩张开路”。[1 ] 他们认为通过宣扬和传播德国文化,以精神上的潜移默化代替暴力和强迫是更为高明的统治手段。时任德国驻中国公使的默姆就认为,应给青岛的中国居民提供广泛的教育机会,并主张推行统一的“德国文化使命”,即“我们希望用另一种方法渗入中国市场,那就是发展德中文化关系”,因为这样可以消弥中国民众因德国吞并胶州湾而产生的仇恨和敌对情绪,消除德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隔阂并粉饰其殖民统治。[3 ] (p62) 这也是德占青岛当局制定文化政策的初衷和主要目的。此后,德国政府和德占青岛当局又不断对这一政策加以补充和完善。1901年,在德占青岛当局致德帝国议会的备忘录中将传播德国文化的工作的概念扩大到了当时德国在青岛所进行的所有工作中。1903 年更是明确了“要善于充分利用现有的辅助手段”,“争取租借地内中国人在商业和政治上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便可雇佣他们为我们工作,使他们为我所用;使他们心向我们,按我们的意愿行事,这样,我们德国才能去收获工作之果”,以期“将全省,乃至全部与青岛发生经济往来的内地地区浸润在德国知识和德国精神之中”[4 ] 。1905 年起,文化因素作为德国统治青岛的基本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德占青岛当局工作的重点,他们开始全面在青岛执行独立的世俗文化和教育政策。1908年,德占青岛当局在给德国政府的备忘录中强调指出青岛作为德国人的文化中心的作用,认为“青岛在一定程度上是德国人工作成就的永久性展览会”,德在青岛的城市建设、医疗卫生、植树造林等各方面的成就都是德国文化模式的体现,并且认为:“必须建立德国的文化模式,它的影响可以遍及全世界, 特别是庞大无比的中国市场⋯⋯因为贸易不是随着旗帜而是跟着语言和文化发展的。”[ 5 ] (p158) 1909 年的备忘录中更明确提出德国海军当局将“青岛开发成一个欧洲特别是德国文化的中心,视为它最重要的任务”。德占青岛当局和德国政府都确信:“这种致力追求带来的后果将是大大促进德国本身的合法的经济利益。”[1 ] 同时他们还认识到,将青岛建设成德国文化中心这一目标和将青岛发展成为商业殖民地的目标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由此德国人在青岛的文化政策就完整地显现出来。从德国在青岛文化政策的发展过程看,无论其文化政策如何调整、发展,它的作用无非是借助种种文化政策措施来巩固德国人对青岛的殖民统治,维护他们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二
虽然德国在青岛的文化政策经历了一个调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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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过程,但在制定文化政策的同时,德占青岛当局就已着手实施。在实现德占青岛当局的文化政策和目标方面教会组织起到了特殊而且重要的作用。德国占领初期,中国人民的反抗不断发生,而教会组织和传教士利用其兴办学校和医院等种种“善举”和其特殊的身份,在消除中国人民对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及反抗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1899～1900 年的高密人民反对修筑胶济铁路的斗争中,德国同善会的传教士卫礼贤就自告奋勇,主动出面作为调解人,为德国占领当局向高密的中国老百姓做了大量的调停工作。在其他地区教会组织和传教士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德国柏林会的传教士和士谦就曾说:“即墨是给德国人找麻烦的秘密会门活动的地方,传教士协助恢复平靖。”[ 6 ] (p128) 德国占领者也注意到,教会组织的活动使他们在占领租借地时所采用的强硬手段所造成的紧张局面得到缓解,充分认识到了教会组织在缓和他们与中国民众之间的矛盾方面的特殊作用,于是采用各种措施,支持和鼓励各教会组织在青岛开展各项活动,将大量的地产以无偿和免征地税的优惠方式提供给各教会组织,并采用财政拨款的形式为教会学校解决部分经费。
在占领青岛初期,德国占领当局无暇顾及实施其文化政策,暂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基督教和天主教会。当时在青岛的德国教会组织主要有三个,即柏林信义会,天主教圣言会,德国同善会(又称“魏玛传教会”) 。柏林会在《胶澳租界条约》签订后的第三个月,就派遣第一批传教士和士谦、昆祚和卢维廉来到了青岛,到1910 年,该会在青岛、即墨、胶县建立了3 个教会据点,设立了3 个总堂和42 个支堂,共有德国传教士8 人,中国布道员27 人,受洗教徒817 人;基督教青年会3 个,会员350 人。成为青岛势力最大的教会组织。柏林会办有德中讲习班和中小学20 所,1911 年柏林会所办的中小学计有学生460 余人,几乎为租借地学生总数的一半。曾任胶澳总督顾问的柏林会传教士昆祚,于1898 年开办了德华书院,这所学校招生人数从最初的一百人到后来的几百人,是租借地最大的中学,所设课程除常规的中文、几何等课程外,对德语教学尤其重视。柏林会设立了德中讲习班,也由昆祚负责,主要是给中国人讲授德语,先后有几百人在此学习。此讲习班虽由柏林会经办,但是德占青岛当局将其视为政府的学校,许多毕业生充任殖民政府各部门的翻译,成为德国占领当局的得力助手,有的则利用语言优势与德人做生意。此外柏林会还办有幼稚园、医院和收养孤儿的爱道院各一所。天主教圣言会在德国占领青岛前在山东南部活动已久,势力很大,其主教就是臭名昭著的德国人安治泰。德国占领青岛后,圣言会随即趁势取得了在青岛、即墨、胶县、高密、诸城的传教权,该会在青岛创办的学校有明德男学、圣功女学,此外还设有医院和印刷所。同善会的活动也很活跃。1898 年,同善会教士花之安使该会进入青岛,但花之安不久后即去世。1899 年春,同善会的另一位传教士汉学家卫理贤到青岛主持该会。因同善会财力有限,该会一般不发展教徒,而是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文化活动中。到1909 年,该会在青岛共有外籍传教士8 人,办有两个医院和一个门诊部,男女中学各一,还有初等小学2 所。德国同善会所办的教会学校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教会学校,该会的负责人卫礼贤也是当时青岛教会学校中最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人士,他于1901 年创立了礼贤书院,该校分为两个部,一个传授科学知识,另一个传授商业技能。由于重视教学质量,师资水平高(其数学、物理、化学课程的教员都是文登文会馆的毕业生,而教国文的老师则都是举人或进士,教德语和德国历史的也都是德国大学的毕业生) ,该校在山东省享有很高的声誉。
1904 年同善会又创办了以卫礼贤夫人命名的美懿女子中学,后改称淑范女子学堂,就学人数是当时青岛同类学校中最多的。教会学校一般均采用德国学制,用德语授课,课程设置普遍以德语为重,教师中外籍教师的比重相当大。除传授现代科学知识外,主要教育学生学习其宗教、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宣扬德国的文明。
除了普通的教会学校外,为了满足租借地对受过系统技术培训的中国劳动力日益增长的需求,各教会组织还兴办了一批职业学校。圣言会创立了一个铁路学校,为山东铁路公司培养技术工人,而山东铁路公司也为所聘用的学生向圣言会缴纳一种教育酬金。胶济铁路的中国员工有不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柏林会也设立了两所女子工业学校,培养花边编织女工,希望“借此将山东内地的英国教会学校排挤出迄今由他们作为青岛租借地编制品主要供应者的买卖,使租借地自己来满足德国对这类商品的需求”[ 2 ] (p162) 。
礼贤书院也具有职业学校的性质,它主要教授学生簿记、尺牍、算账、几何制图和基础数学方面的实际知识。在培养为殖民地服务的实用人才方面,这些教会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传教士和教会学校在文化传播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努力和成绩得到了德占当局的充分重视与肯定:“传教士在群众中的影响必须被颂为一种福祉。中国人的许多偏见被他们仁慈的教导和规劝所驱散;由于军事占领土地、境内的经济开拓所引起的困难,都由于差会工作者安静而又不受阻拦的活动所缓和。”[7 ] (p50) 还对传教士的工作也给予了很高评价,称赞他们在教育和传播宗教信仰方面“俱各热心,和衷共济,以谋扩张德国文明焉”[8 ] (p2) 。
三
除依靠教会组织外,德占当局还自己兴办各级各类学校,这些学校在传播德国文化方面起了核心作用。德国在青岛建立了一个多层次的学校制度,这个制度有三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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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和进一步的高等教育,而无论何种形式和层次的学校都体现了德国作为殖民宗主国以文化渗透方式为其殖民扩张开路的目的。柏林会最早到青岛传教的传教士之一和士谦就曾说过:“德国的殖民化工作也是从学校教育开始的。”[6] (p120) 而德占青岛当局也认为通过兴办各种学校,可以“将中国文化塑造成主权国家文化,成功地教会中国人民认同和理解我们的人民事业,按我们的模式来改造中国国家机构,那么这个长期闭关锁国的帝国的大门必然向德国商人和德国贸易开放,而这将带来很大好处,它是我们正在中国做的和将来所要做的事业中用金钱也无法买到的”[9] (p452) 。因此,在德国强占青岛的第二年(1898 年) 4 月就着手建立起殖民地教育体制,规定:各类学校的设置、变更需由胶澳总督府决定,总督批准,支持各国教会在青岛设立教会学校。同时设立学务委员会,由胶澳总督府指定之人员、校长以及德国公民团体选出之委员组成,共同组织办理一切教育行政事务。另外还规定:各类各级学校必须贯彻学务委员会规定的教育宗旨,执行学务委员会规定的教学计划。在德国殖民统治初期,耗资巨大的租借地建设使得德占当局只能暂时兴办一些小学和职业技术学校,但随着租借地的建设的逐步完成,建立更高层次学府的计划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得以实施。在1904 年12 月的一份备忘录中,当时青岛的德国中国事物专员威廉·施拉迈耶(即单威廉,德国青岛教育计划的制定人之一) 明确指出:“开始不要搞大学或学院,而要从按现代教育原理指导的小学开始,它是所有教育的根源……让我们在我们的租借地中从根开始并发端于中国本质且立足于中国文化之上,贯彻有德国思想内涵和德国教育的方法吧。”[10]此外,他还提出利用中国传统的教育机构为德国文化政策服务的办法。依照这一办法,德占青岛当局首先是在城乡设立小学26所,名为“蒙养学堂”,大多由原有的私塾改设,学校经费由青岛殖民当局提供,中德两国教师共同教学,德人自不待言,其中的中国教师也大都是在德国教会附设神学校的毕业生,本身早已受到德国文化的熏陶。设制的课程有修身、读经、国文、算学、历史、地理、格致、德语等课程,五年毕业。德语是蒙养学堂中最重要也是课时最重的课程之一,四、五年级开设,每星期五节。无论师资的配备和课程的设置,都显示出德人奴化教育中国百姓使其成为德国殖民统治的顺民和工具的“良苦用心”。
为了培养和训练技术人员,德占当局也十分重视职业技术教育。1897 年,德国强行占领青岛后,为了把青岛建设成德国在远东的军事根据地,进一步加强对远东亚的控制,德国远东舰队进驻青岛,为了就近维修其舰艇和制造新舰船,还在青岛设立了海军造船厂。由于需要大量熟练的技术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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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1902 年德国海军造船厂建立了华人职工训练班和职工学校,专门招收14至20 岁的中国学生,学习期为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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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有德语、铁工、铜工、木工、机械等课程,这个学校一直兴办到1914 年,其间培养了大批技术工人。一些德国的工厂企业也开办了此类学校,胶济铁路公司于1904 创办艺徒养成所,培养铁路技术工人。设在沧口的德华丝厂,所招的工人都是原先的农民和渔民,为了使他们掌握必要的工作技能,尽快进行生产,德华丝厂对他们进行了职业培训,到1907 年年底,大约有1200 名工人经过了职业培训。德占青岛当局“还于农事实验场附设农学校,山林局内附设林学校”[5 ] ,教授农业知识和植树造林的方法,培养农林专业人才。另外德国人还办有语言学校,专门教授华人德语,办学方式较为灵活,有“半日及晚间学堂”, “就读者多为苦力及仆役”[11 ] (p78) 。
在青岛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初步告一段落之后,德国政府即着手在青岛创办更高一级的学府以进一步实现其文化政策,这就是青岛德华高等学堂,亦称德华大学。这是一所直属于清政府学部和德国海军部的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高等学府,是德国殖民者为完成其在青岛德国文化使命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创办体现了德国试图长远地向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领域渗透的考虑。当时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教会组织已在中国办有多所大学,与这些国家相比,德国在这一领域显然是个“晚辈”,为了和这些外国势力竞争以确保自己在中国的长期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德帝国建立了这所有明确培养目标并由国家组织、拨款的大学,希望通过有诱惑力的课程设置和先进的德国科学和技术知识的传授,在不施以政治压力的情况下追求自己的政治、经济目标。德国政府把德华大学视为“扩张德国文明之中心点”,不仅“要在现代科学知识方面培养学生”,而且要对他们施加一种全面的精神影响,使他们“学会理解德国的精神生活,喜欢德国的气质”,正如胶澳总督府译员海尔森所言,创立该校的根本目的, “意在涵化中国青年,为扶植其在中国根本势力之方法”[12] (p150) 。兴办这所学校的动议是1907 年由德国驻华公使雷克斯提出的,此建议立刻得到了德国海军部的首脑梯尔庇茨的赞同,在梯尔庇茨的努力下,德国国会同意了这个项目。于是,梯尔庇茨于1908 年4 月派遣前公使翻译和汉学家佛朗克来到中国,就开办学校的各项事宜与中国政府谈判。经过与清政府的再三交涉,该校终于在1909 年成立,由中德合办,开办经费为64 万马克,中方出资4 万马克,其余由德国政府支付。学堂设监督一名,由德国政府选派,总理全校事物。另外设立学监一名,由中国学部选派,常驻校部,负责检查学校的中文课的教学和遵守学部高校教育章程的情况,此外还负责稽查学校的中国教员和学生的功课和品行。这所学校名义上是中德合办,实际由德国控制,中方对教学和学校的管理及学生的培养一概不得干涉。德华高等学堂是德国殖民者在青岛设立的唯一一所高等学府,是当时设施最完备, 教师水平最高的学府,它分为预科和高等学校两个部分。预科设有德语、中文、算术、代数、几何、历史、地理、自然、植物动物化学、卫生、绘图、体育、音乐等。经过预科毕业考试合格后,得以升入高等学校。高等学校设有工艺、法律、林业、农学四个系,1909 年开学时只有学生63 人,到1911 年学生达200 多人,最盛时的1913 年学生达400 多人。当时国内有人视进入该校如同留学德国,因此学生中有许多是内地到该校就学的。该校先后毕业了二百多人,其中很多人日后都成了各自领域的佼佼者。
学校有一所教学试验器材陈列馆,内有各种机器模型,实用技术仪器用具等等,另外还有一个体育场和一所示范农场。由于1906 年中国进行学制改革,清政府曾颁布命令不承认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学校,而且不准这种学校的毕业生参加国家考试。当时德国方面的谈判负责人佛朗克与中国学部的官员就清政府承认这所学校和毕业生的出路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最终达到了目的,即学校由中德两国合办,清政府承认该校文凭,同时规定该校业生可以再升入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由清政府给予举人头衔;不愿或不能升入者,由中国政府任用。这样既解决了学校毕业生的出路,保证了学校有稳定的生源,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这些毕业生将来在中国政府各个部门任职,德国人就可以在中国政界培养和扶持自己的根本势力,从而从政治上影响中国,达到其从根本上控制中国的目的。因此,1909 年10 月25 日青岛特别高等学堂开学,被德占当局认为是“本殖民地最有意义的事件,随这着所学校的出现,开始了一个德国文化在远东发挥作用的一个新阶段”[1] 。
除了兴办学校外,德国占领当局还把他们在青岛的所有活动都视为传播德国文化的途径,认为他们在城市建设和管理、医疗卫生、植树造林等方面的活动无一不在向中国民众展示德国文化的先进性和优越性,扩大了德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德国占领当局还认为在殖民地的每个德国人“都做了文化工作”,如德国的工匠“培养了中国工人”;德国的法官在“中国人心中唤起了坚拒贿赂和刚正不阿的司法形象”;传教士们“给中国人送来了教育和信仰之光”;即使是普通的德国人也用自己的语言、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影响着中国民众,从而“共同帮助来达到同一目标,即传播德国文化”[9 ] (p452) 。
可以说,德国当局在青岛实行的这种文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虽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国当局被迫中断了其在青岛的殖民统治,其文化政策也随之夭折,但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当中,其功效已初步显现。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租借地中国百姓对德国人的仇视,还培养了一批在青岛的德国的各个部门、机构和厂矿工作的专门人才,确保了德国在青岛经济目标的顺利实现,客观上也在青岛传播了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转化。然而,从本质上说它是维护和稳定德国在青岛的殖民统治的手段,是德国在青岛殖民统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根本目的是以文化渗透方式奴化中国人民,从而为
德国的殖民统治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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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青岛市档案馆编. 胶澳租借地经济与社会发展———1897～1914 档案史料选编[M]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 9 ]德国波恩大学马维立教授. 对青岛德华高等学校建校史的几点说明[ Z] . 此为提交给2005 年青岛中德关系国际研讨会的论文.
[ 10 ]乐水. 青岛见闻录,收入江伯训编《中外新游记》卷二[ Z] .上海: 商务印书馆,1928.
[ 11 ]刘善章, 周荃主编. 中德关系史文丛[M] . 青岛:青岛出版社,1992.
（资料来源：《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 孔明丽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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