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方法论-黄兴涛、李章鹏：现代统计知识和观念的传入与清末新史学

史学方法论-黄兴涛、李章鹏：现代统计知识和观念的传入与清末新史学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史学方法论-黄兴涛、李章鹏：现代统计知识和观念的传入与清末新史学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黄兴涛、李章鹏：现代统计知识和观念的传入与清末新史学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北京 100872；李章鹏，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华侨史和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北京 100007
原发信息：《史学史研究》(京)2016年第3期
内容提要：1897年之前，以具体统计事例为载体的西方统计知识和统计观念已经传入中国，1897年后，经日本消化吸收的社会统计学理论开始系统地引入，这对清末和民国统计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清

中国历史故事书适合谁看

末时，梁启超等人把统计材料汇编为历史，陈黻宸等人明确主张以统计法来研究和表述历史，他们固然受到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但现代统计知识、观念和外来成果所施予的直接刺激也不容忽视。当时已有人在史书编纂、地方史志纂修和具体历史问题研究方面，尝试使用统计分析法，这构成为清末中国新史学有机的组成部
西方现代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与统计学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受日本和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清末中国新史学的兴起，亦与现代统计知识和观念的传入及早期应用有着不解之缘。迄今为止，学界对于清末新史学的研讨已经很丰富，但关于统计与清末新史学的历史关系，仍然缺乏专题论述，学者们只是在讨论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对历史统计学的贡献或相关问题时，稍有涉及而已。①本文打算在简单考察现代统计知识、观念在晚清中国传播过程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探讨一下其与清末新史学的关系问题。
一、现代统计知识和观念的传入
中国的传统统计史可以追溯到比较久远的年代。据《禹贡》记载，早在夏禹时期中国就已发生统计现象，②但《禹贡》乃战国时的作品，故有学者指出，中国最早的统计应该发生在殷商，甲骨文中有关“登人”的记载为其明证。③周代每三年清查一次户口，即所谓三年一“大比”，户口编查已形成制度且具规模。④战国时期，韩、赵、魏、秦等国推行上记制度，对民户、垦地均进行登记调查。⑤此后，各个朝代也均有人口统计的事实发生，有些朝代甚至出现过统计制度化现象。另外，中国传统社会还存在较为丰富的调查统计思想，如《管子·问篇》就被学者视为有关当时全部社会状况的一篇调查统计提纲，⑥商鞅主张欲强国必知十三数，认为“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商君书》“去强第四”)。不仅如此，古人还发明过一些统计工具，如战国时期谱牒已经出现，据说职方氏还发明了统计图表。⑦至于说古人曾零散使用过类似今天的一些统计法来分析当时的社会问题，更是难以否认的现象。如李惠村就认为，中国古代曾经使用过分组法、图表法、平均数法和估算法等四种统计方法。⑧
不过尽管如此，传统的统计调查终归与现代调查统计存在重要差别，它通常只是将事实进行简单的罗列而已；传统的统计思想，也往往只是一种直观的经验总结，缺乏学理的深度。而现代调查统计，则以统计学为其理论基础，统计方法也渐成一种专门的学问。莫曰达教授曾比较中国传统统计思想与欧美统计学的差别，认为“欧美统计学说，从古典统计学到近代统计学，再发展到现代统计学，它的发生与发展，继承与发扬，脉络清晰、线索分明、层次井然、有章可循。而中国的统计思想，片断分散，研究者相互独立”，“几千年来似乎一直在一些简单的概念上徘徊，发展缓慢。”⑨这种看法不无道理。
在西方统计学系统传入中国之前的晚清时期，以具体统计为载体的现代统计知识和统计观念，已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传播。如1859年海关册的编制，就常被后来的学者们视为中国现代统计事业的开端。⑩事实上，此前中国境内也已有现代统计调查产生，如早期西方人出版的期刊里，就刊登过大量的统计事例。(11)
据《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卷(12)和上海图书馆“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1897年前在中国发行的期刊所载的统计事例情况，可以1868年《中国教会新报》(《万国公报》前身)的创刊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868年之前的统计，多以简单的统计报表的形式表现出来，缺少分析，即使是海关册，发表在报刊的内容，也大多如此。其内容多集中于与贸易有关的事项上，其关注的地域多以中国和英国为主，尤以中国为重；1868年之后的统计，关注的地域则非常广泛，其内容所涉范围亦十分宽广，人口统计受到较多的注意，表现统计的形式，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出现了一些具备一定深度的统计分析报告，以及少数利用统计数据和统计方法来分析有关问题的文章。如1873年，艾约瑟就以比较详尽的统计数据，绍述了英国的铁路发展史，分析了铁路在客运、货运两方面带给英国的便利，以及铁路公司所负担的成本和获得的利润，认为中国如果修筑铁路，必能促进煤铁等大宗产品的运输，降低运输成本，从而推动商业的发展，扩大人民的就业，国家税收也因此能得到增加。(13)又如1877年发表的《大英国事：前后三十年比较兴旺清单》一文，则列表比较了英国1844年和1874年的人口数、收入支出和进口出口总值及其人均价值，用以说明英国这三十年的发展状况。该文还强调一国所生产的财富足敷国民使用，即使人口增加了，国民人均使用之价值不见减少，此种财富方可称为“取之不穷、用之不竭之财”。(14)此文不仅运用了统计分析法，而且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关于国力竞争、国民财富的观念。
应当说，当时国内早期报刊所刊载的类似统计事例，确实程度不同地反映了西方的现代统计理念，但其所传载的统计学理论和知识却是零碎的、不成系统的。不过，这样的理念和知识还是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传播，使得部分中国人受到了影响。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报刊之外，当时还有一些公开出版的译著，也成为传播现代统计知识和观念的重要载体。如1873年由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组织翻译的《列国岁计政要》一书，(15)就是一个典型，全书共12卷，英国麦丁富得力编撰，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口译，中国人郑昌棪笔述。它分卷叙述了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人民、土地、商业、军事、交通等各方面的情况，且带有大量统计数据，可以说，该书就是通过这些统计数据来说明这些国家的情形、体现其国力和国际地位的。该书对清末知识界和思想界，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并曾获得时人较高的评价(后文还会详

中国历史人物故事特点

述此点)。如1908年，新史学先驱人物之一陈庆年就认为，该书“体之善，义之精，用之大”，令人感佩。(16)而贵州学政赵惟熙则认为，该书为“言西政极要之本。”(17)
1897年，《农学报》在上海创刊，它对现代统计知识和统计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该刊大量刊登了日本人所做的统计报告，这预示着中国人学习日本统计的开始；另一方面，一些人通过该刊及与日本作者的联系，对现代统计方法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并以此为基础开始了现代统计调查的尝试。如黎宗鋆就比较早地进行了现代意义的统计调查活动，罗振玉也提倡土产调查等，这些都与《农学报》所传播的、来自日本的现代统计知识和观念有关。
义和团运动之后，大批中国人赴日留学。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国迅速掀起了一股现代调查统计的潮流，(18)统计学从此开始系统地输入中国。单是孟森翻译横山雅男的名著《统计通论》，就先后出版过10次。这一时期，统计学还逐渐走进课堂，如京师大学堂、京师法政学堂等，就都开设有统计学课程，(19)1904年颁布的大学堂章程明确规定，政法科大学政治学门须开设全国土地民物统计学。(20)为了顺利推进统计工作，一些地方甚至还开办了统计学培训及研讨机构，如吉林就建立了统计学会，(21)直隶、奉天也开设了统计讲习所，(22)湖北则计划创建统计学研究所，等等。(23)
按照统计学界的一般看法，现代统计学有两大源头，一是英国的“政治算术派”，它比较重视数字材料的搜集和分析；一是德国的“国势学派”，它不太重视数字，相对注重以记述和比较的方法对各国领土、人口、财政、军事、政治和法律制度等进行分类描述，进而探索其与国家兴衰的因果关系。后者因其调查统计内容几乎涉及一个国家的所有方面，所以有学者将之称为“国家的描述性的科学”(24)。也许正因为如此，国势学派往往把历史和统计等同起来，其代表人物阿亨瓦尔的学生斯勒兹(25)就曾声言：“统计是动态的历史，历史是静态的统计”(26)——这早已成为一句名言，流传甚广，影响了人们关于历史与统计之间关系的看法。后来，德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克尼斯、恩格尔、梅尔等人融合国势学与政治算术观点，并借鉴国际统计学的新近发展，开创了一种社会统计学派。(27)不过，国势学派的传统所施予的影响，在一段时间内仍根深蒂固，德国社会统计学对数字的重视程度，依然不如与“政治算术”关联较为密切的数理统计学。
清末中国，统计学深受日本的影响，而日本的统计学又受德国社会统计学的直接影响。(28)以横山雅男为代表的日本社会统计学派，虽然也认识到统计数字的重要性，但其更强调对国家重大事情的记述，同数理统计学派相比，他们对数字的重视程度要弱得多。以横山雅男的《统计通论》为例，该书只以不到二十页的篇幅介绍一些数学问题，而同时期问世的英国学者鲍莱的《统计学原理》，则几乎以全部篇幅探讨数理统计的原理和方法。(29)
日本社会统计学的此种特点，导致深受其影响的清末中国调查统计和时人的统计观念具有更多的“记述”特色，也就毫不足怪。值得指出的是，对清末中国统计影响巨大的横山雅南，在《统计通论》中曾对统计学与各个学科的关系作过介绍，其中关于统计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即认为从巴克尔的研究中可知统计学有助于史学，而根据统计学家斯的而纳之有关论述，研究统计学又必需有历史的眼光。(30)这已涉及本文的主题。
清末时，人们之所以大力提倡统计学和统计调查，除了与维护利权、新政改革需要直接相关之外，也与人们对统计学功效的认识关联密切。当时很多人都认识到调查统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面对国人不谙国事的状况，湖北留日学生即大声疾呼：“殆哉，殆哉，岌岌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其危急熟过于是哉？”“读美著支那人气质之书，阅法刻支那势力圈之图，譬之山鸡对镜，自见其形，其安能不 心慄魄，大声疾呼，而告我四万万同胞以自谋也乎？”(31)由此可见，了解国情的需要，成为人们呼唤现代统计学知识的社会基础。在《统计不可再缓论》一文中，作者更是从统计与政治、统计与经济、统计与学术等关系的角度，阐述了其关于统计的认识。在讨论统计与学术的关系时，该文将学术研究分为纯理研究和应用研究两类，认为纯理研究必须“材料丰富、整齐比较”而后有所取资，而欲求得丰富材料、整齐比较之资，又非借助现代统计不可。他甚至同意“统计为现在之历史，历史为过去之统计”这样的观点。(32)应该说，该文作者对于统计的认识还是比较深刻的，其关于统计与历史的关系的认知同前述统计学的国势学派代表斯勒兹的看法也基本一致，而其知识背景，又与日本的影响密不可分。在《统计不可再缓论》中，作者盛赞日本的统计，可见其对日本的国情和统计状况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值得指出的是，在清末，有些中国人对统计的认识已达到相当深度。如涂景瑜(生平不详)就是其中一个突出代表。他曾根据现实统计经验及统计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统计工作的一般要求，对现实工作中的统计方法作出比较全面的、系统的批评、讨论和总结，其成果汇成《统计学讲义》公开发表。(33)甚至可以说，涂景瑜的《统计学讲义》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统计学的中国化努力，或可称之为“实践统计学”。清末新政期间，涂景瑜曾在直隶统计讲习所开讲统计课程，其授课的资料构成《统计学讲义》的基础。实际上，清末新政也为现代统计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实践，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会。换言之，现代统计实践也构成清末新政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清末输入史学理论中有关统计与历史关系问题的论述
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一些史学书籍、史学理论就已逐渐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一定的范围内得到传播。十九世纪末，日本的史学著作也开始传入中国。庚子之后，对中国新史学思潮发生影响的主要是经日本消化吸收的西方史学理论，不过，这个时期也有西方史学理论著作直接被翻译引进中国，一些中国学者深受其影响。
众所周知，1900年章太炎在《哀清史》后所附《中国通史略例》中提出了修纂新式中国通史构想，次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后一年又发表《新史学》，率先在中国举起了新史学大旗。有人将梁的两篇文章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进行了比较，认为梁启超所阐述的新史学理论，主要是从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中有选择地移植过来。(34)如今，浮田和民对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影响之大的事实，已不是什么秘密。而梁氏所论述的新史学框架，在清末民初的十来年间独步一时，似并无其他学人能够完全突破其限制、创建出一套全新的史学架构来。
清末时，浮田和民《史学通论》(或译为《史学原论》)的中文译本，就有五、六种之多。但该书并没有拿出专章或专节来论述统计学与史学的关系，1903年李浩生和侯土绾的两种译本，几乎没有涉及这方面内容的文字，(35)而刘崇杰和罗大维的译本，各有一处涉及一点这方面的内容。刘、罗译本所涉内容大体一致，都是在论述史学是否可以成为科学时提到统计学。当时有人提出，人有自由意志，所以有关人类的学问不能成为科学，意思是说，历史学也不能成为科学。但浮田和民则针锋相对，认为统计学早已证明，自由意志非无限度，非无法则。他强调史学可以与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并肩进步，因此史学成为科学是可以期待的。(36)刘、罗译本所涉统计学与历史学之关系的文字虽不太多，却非常重要。从浮田和民的有关表述中可知，统计学的发展事关史学能否成为科学这一关键问题。如果我们将浮田和民的有关论述与英国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相关部分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以巴克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十分强调统计学等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在历史学中应用的必要性，兰普雷特甚至认为，历史研究必须在应用统计法之后，乃能成为科学。(37)由此可见一斑。
1889年，德国学者伯伦汉撰写出影响深远的《史学方法论》一书。该书在清末虽然没有直接的翻译介绍，但是其基本观点，却通过日本的坪井九马三的有关著作得到间接的传入。关于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与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之间的关系，杨鸿烈在1939年曾说过：“坪井九马三博士的《史学研究法》即直接承受柏恒氏的衣钵”；(38)而今人李孝迁教授更直接指出：“《史学方法论》经过日本史家坪井九马三的改头换面，变为《史学研究法》。”(39)伯伦汉是兰克的再传弟子，他在《史学方法论》中阐述的主要是兰克史学的理论，不过他也十分重视包括统计学在内的其他学科方法在史学中的应用问题，并将这些关系密切的学科称之为史学的“补助科学”，他说：“至十九世纪之初，其中博采各种重要的补助科学，述其大纲，如……统计学等……各种补助

中国历史故事林汉达两千字

科学之参考书，尤不甚枚举，其中以凯特拉(Gatterer)氏之贡献为特多”，“所谓某一科目之补助科学者，系指若干其他之科学，能助该科目实践其方法上的任务者。”(40)
坪井的《史学研究法》一书，在清末也并未被全部译成中文，学界只翻译了其中的部分章节，如1903年的《汉声》和《游学译篇》，1907年的《学报》等都有一些译述。(41)汪荣宝1902年发表在《译书汇编》上的《史学概论》一文，是以《史学研究法》为底本、参考他人著作辑译而成，亦可视为一种译述。与伯伦汉相较，坪井更加注重探讨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42)对史学研究中统计调查的作用也颇为重视。在坪井看来，史家的著述不可不经一番学术性调查，这是各国治史者固有的职责。欲明白一国在历史进程中活力元气之所在，必先考察该国社会之所繁殖、该国之地势以及该国族群之性质。如从故纸堆中研究它们，常常不能求得真谛。而欲求得真谛，该国现世社会之实物调查必不可少。史家研究历史，必须就现代之人群即所谓社会的实物从多方面进行考察，“就其所得而后持以参究于史学，则治史之道，思过半矣。”(43)
英国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写成后，在欧洲风靡一时，对欧洲各国的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稍后，它传入日本，其史学观点也影响了日本的新史学，复通过日本的渠道转输中国。当然同时，它也有直接传入中国的渠道。庚子后，《英国文明史》被翻译过来，据俞旦初先生初步考证，《英国文明史》有三种译自英文原文的译本，还有一种从日文转译过来的译本。(44)巴克尔主张史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也是一门科学，只不过史学是研究历史规律的科学。他认为天然物理和精神意志是制约人类历史发展的两大力量，非欧洲文明受制于天然物理，而欧洲文明则可凭藉精神意志突破天然物理之制约。在精神意志中，理智是历史演化的决定性因素，而感觉、情绪等全无影响。因此，只须研究理智之定律，即可发现历史定律。(45)在《英国文明史》中，巴克尔还以一定篇幅探讨了统计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尚处于幼稚阶段的统计学已经证明了犯罪、自杀、婚嫁等由自由意志决定的社会现象具有一定的法则，他进而由此说明随着统计学等学科的发展，历史学必将臻于科学境界。(46)巴克尔十分重视史学研究中的统计作用，强调“我们将洞察以上所述我们动作受定律支配之例证，乃从统计上得来的”，“其对于人性研究上所启示的光焰却已较其他科学之总和为多了。”(47)尽管如此，他却并没有忽视其他学科的作用，认定“不能推度以为自然科学从未应用于史学，故于史学为不实用。”(48)有学者曾将巴克尔史学的特点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提倡以统计方法研究历史，(49)可见在巴克尔的史学思想中，统计方法具有格外重要的地位。
应该指出的是，自严复译述《天演论》后，进化论在中国的思想界和史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清末各种新史学主张无不可以找到进化论的影子。而进化论的产生和发展，又与统计有着密切的关联，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曾比较形象地说明统计与进化论之间的关系说：“且宇宙间之科学，何一非积无限辛劳以求得区区数字者？达尔文养鸽莳果数十年，著书数十万言，结果不过诒吾辈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大字而已。”(50)今天，实际上国际学术界依然在争论着进化论中的统计特性问题，(51)这对今人理解以进化论为灵魂的现代新史学与统计方法的内在逻辑联系，不无裨益。
三、国人以统计法研究历史的自觉观念之生发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大力提倡以统计法研究历史，并将之命名为“历史统计学”，他自认为这一名称是其和几个朋友杜撰的。(52)然而依据波兰史学家托波尔斯基的考证，“历史统计学”的概念在19世纪末就已经出现。(53)今人在谈论中国历史统计学之史时，往往溯及1922年11月梁启超在东南大学史地学会的一次演讲，据此认定梁是中国最早倡导历史统计学的史学家。虽有人曾提及清末陈黻宸等人已提倡以统计法研究历史，(54)也有人注意到梁启超清末时已开始以统计法来探讨具体历史问题或讨论现实中的统计问题，(55)但清末学人提倡和应用统计法研究和撰述历史这一学术现象，却并未受到应有的整体性重视，学界也没有展开较为详细的讨论。
早在1897年，唐才常和潘清荫均曾撰文认为，中西史学都有使用统计图表来表述历史事物的现象，在这点上彼此是相通的。(56)同年，梁启超在《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中明确表示，《丁酉列国岁计政要》虽是世界列国重要事项统计材料的汇编，但从中可以探知各国强弱盛衰，以及各国即将或正在采取的内外政策与影响。对于中国人来说，则从中更可以见及中国衰弱的程度和应该奋起改革的理由。因此，梁启超认为，《丁酉列国岁计政要》是一部良史，“斯国史之良哉”。在该文中，梁还将历史划分为君史、国史、民史三种，认为民史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国正史、编年史等多半是君史，后代的断代史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在该文中，梁氏已流露出比较明显的民史观的倾向。(57)
不可否认，梁在此文中所表达的史学观念受到了西方史学理论的启发。据李孝迁考证，英国思想家斯宾塞的史学思想应该对梁启超此期将史学区分为君史、民史产生了某种影响。(58)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收有《肄业要览》一书，并附有按语，其《读西学书法》也对《肄业要览》进行了评价，而《肄业要览》则是斯宾塞《教育论》一书中《什么是最有价值的知识》一文的中文译本，译者为颜永京。(59)同样，我们也应该看到《列国岁计政要》等统计材料所传载的统计知识和观念，也对梁启超发生了直接刺激作用。在《西学书目表》中，梁收录了癸酉《列国岁计政要》和刊载有大量统计事例的《万国公报》，对《万国公报》的评价较高，(60)《列国岁计政要》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丁酉列国岁计政要》翻译出版时，他还特地为其作叙予以介绍，并将丁酉、癸酉《列国岁计政要》作了简单的比较，从中发现了更多的“史”的意义。同时，他视统计资料汇编为历史的观点，同德国国势学派的有关主张，至少在精神上也是相通的。
戊戌时期，唐、潘、梁等人虽已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统计与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但还都没有明确提出以统计法来研究历史的主张。进入20世纪之后，这种情况很快发生了改变。自梁启超等公开倡导新史学后，中国学界、思想界许多人纷纷发文或出版专著，介绍各自对于新史学的理解和主张，重要者如邓实、曾鲲化、刘师培、陆绍明、陈黻宸、马叙伦、许之衡、陈怀、曹佐熙等等。这些学人政治立场、思想和学术背景不同，其有关新史学的主张自然也不尽相同。其中，对统计学与史学的关系问题进行过明确论述的，主要有陈黻宸、陈怀、邓实和曹佐熙等人。
关于陈黻宸的史学思想，已经有人做了多方面的研究，其思想被视为汇通中西史学之结晶。(61)这里，我们只拟就其有关以统计法研究历史的主张进行专门的梳理，这也是他史学思想中很有特色的地方。陈黻宸的相关看法，主要集中在《独史》和《地史原理》两文中，他称得上是20世纪初年中国自觉倡导以统计法来研究和撰述历史的史学理论先驱。
在《独史》一文里，陈氏比较系统地阐释了其史学观念，并站在“史例”的高度来论述统计与中国史学建设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欧美文化之进，以统计为大宗，平民之事，纤悉必闻于上，是故民之犯罪者，自杀者，废疾者，婚嫁者，生者，死者，病者，有业者，无业者，每年必为平均分数，而以其所调查者比而较之。比较既精，而于民人社会之进退，国家政治之良否，析薪破理，划然遽解，斯所谓弥纶一代之巨作矣”。在他看来，“今泰西史学所以独绝于一球者”，实正在于此。(62)在中国的史书中，他以为只有司马迁、郑樵等人的作品有点民史的意味，但与欧美那种贯注统计法的民史已不可同日而语。陈黻宸感慨曾写“《平准》、《河渠》、《货殖》诸篇”的司马迁，虽“反覆抑扬，怀抱独远，磊磊自转，大概皆协于生民之经，损益之统，而以观欧人统计比较之学，望尘轶步，渺然难追，盖亦太史公之阙笔也”。至于此后的史家，除了作过“二十略”的郑樵之外，就更多不足道了。在他看来，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乃在于西方的“君与民近”，而中国自秦以降则“民义衰矣”之故。中国自秦以后虽有户口册报、物产清查，但均藏匿不实、虚浮难信。因此，中国即使要想与西方“比而同之，使适合于欧美统计之事，斯必非作史者所能为力也”。也就是说，由于难以找到可信可靠的统计数据，中国的史家在这方面，往往不得不面临格外的困难。不过尽管如此，陈黻宸仍然主张中国宜效西方统计和比较“史例”，多搞“调查之册、统计之史”。(63)他非常强调“民”在史中的地位，公然提出“民者，史界中一分子也”，“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64)这样响亮的口号。这是其民史观的明确表达。为了确保修出民史，他进而提出了“史权”问题，认为史官的命运最终应由民来决定。同时，他还提出修撰通史的具体主张，即作表八、录十、传十二。其中，“表八”里有三表是关于平民的，他倡导秉持司马迁、郑樵的意图，作平民表，即平民习业表、平民户口表和平民风俗表，(65)其中明显包涵了以统计图表来表述历史的内容。而之所以要作平民户口表，原因即在于：“我闻欧美统计之学，所以振社会之文化，而树政体之先声者，于户口特加详焉”。(66)
这里，陈黻宸实际提出了一种新的“史例”，也就是他所谓“史家之独例”，(67)即以统计来表述、研究平民之事，进而通过比较(如使用比例法、平均数法)，以获得各国强弱变化趋势及其缘由。统计、民事是陈黻宸史学思想中的两个主要支点，而寻求各国国势的变化及其因由，自然是其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不妨说，旗帜鲜明地提倡民史，乃陈黻宸史学思想的重要特色，而以统计法来表述和研究民史，则又可谓其史学思想特色中之特色。
《地史原理》一文重在介绍地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该文上半部分主要是阐明地史的研究对象。在讨论了各个领域的地理学分支以后，陈黻宸认为这些领域的地理学均不是其认可的地理学。他引用西方学者之言来说明其中意的地理学为何物，“达识哉西儒之言曰：‘地理之精蕴，自国家之社会而来，国家之社会，实自国民之天性及感情而来。’民之于地理亦大矣。是故地理者，统斯人之种类、习俗、性情、德行、学术以合而成焉者也。”(68)可见，陈黻宸所要论述的地理，应是某个地域民众的社会、生活及精神特性之总和。据此可推知，他所说的地史，实即某地之民史。该文的后半部分重在介绍地史的研究方法。《地史原理》一再声称要以包括统计学在内的诸多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地史，但其介绍的却主要还是统计法。陈黻宸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他所理解的统计方法，即调查贵实、区划贵小、分类贵多、比例贵精，并声称欲凭此四者，“为我中国之民辟一新地理史”。(69)陈氏借助西方的事例来说明这些统计方法的重要性，但他却没有交代如何才能达到调查贵实，又如何去划分区划，如何去分类，如何去计算比例等，同时也没能说明这四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该文中，陈氏还提出要创作十表，作为地理史的主要内容，这十表分别为：户口表、宗教表、族类表、学校表、职业表、疾病表、罪人表、儒林表、文明原始表、历代君主表等。
《地史原理》与《独史》虽有着重要差别，但在重视民史、提倡以统计方法研究或表述民史的精神方面，则是相通的。已有学者论证巴克尔文明史观对陈黻宸产生过影响，(70)实际上，巴克尔所提倡的史学研究法，也曾对陈黻宸发挥过一定效力。在《英国文明史》中巴克尔不仅要展示其文明史观，而且想阐明其历史哲学和历史研究法。《英国文明史》里虽然

中国历史上的思政名人故事

也提倡以自然科学及其他学科方法来研究历史，但其论述得更多的还是统计法。不过，德国国势学派关于统计与历史关系的观念——所谓统计即历史的主张，在两文中也都留下痕迹。陈氏在《独史》里曾说过：“吾又观于泰西之言史者矣，曰统计史者，非今日所能尽行也”，(71)意思是说中国应当模仿这种统计史，只不过当时的条件还没有完全具备而已。在《地史原理》一文里，陈氏介绍了统计调查的一般方法，但并没有讨论统计调查与从事历史研究所作的一般统计有何差别和联系，他似乎有一种将二者等同起来的倾向。不仅如此，他的有关以统计学等学科方法来研究历史的主张，可能也来自于巴克尔，但巴克尔《英国文化史》并没有“调查贵实、区划贵小、分类贵多、比例贵精”的相关论述。倒是横山雅南的《统计通论》有关部分的观点，与“调查贵实”、“区划贵小”、“比例贵精”的主张十分相似，(72)而且《统计通论》以一半以上的篇幅阐释各类统计，其分类不可不谓多。事实上，“调查贵实、区划贵小、分类贵多、比例贵精”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道出了现代统计的部分竅要之所在。调查贵实，讲的是统计调查最为基本的要求，调查不实，统计调查就会毫无意义；区划贵小和分类贵多，讲的是统计调查应注意的两项要点，惟有如此，调查统计才能深入细致，才能获得更多可用和可靠的信息，才能为最后的统计分析打好基础；比例贵精，讲的是一种统计基本分析方法。由此可见，陈黻宸对横山雅南《统计通论》一书的有关内容，当并不陌生。
陈黻宸的学生、侄子陈怀也持有与陈黻宸类似的观点。在《方志》一文中，他极力主张历史即是民史，而方志则是一国历史的基础，在修撰好方志的基础上，可以合众多志而成一国之历史，因此方志也理应记载民事，且修撰方志的人与地方民众较为接近，具有了解民情的便利。他还主张修撰方志的权力应掌握在民众的手里。与陈黻宸相比，陈怀有关统计与方志(历史)的观点更为直接，“史必得欧人统计之学而后于史家可无憾。方志者，统计之学之所由出也。”(73)如果说陈黻宸只是认为统计方法乃研究历史的一种良法，那么陈怀所强调的研究历史特别是方志的方法，则似乎只有统计法一种。
邓实在《民史总叙》一文中，对统计学与史学的关系也进行了探讨，其看法与陈黻宸《独史》一文中表述出来的观点相似。他认为，中国欲修民史，必须学习西方的历史哲学，西方史学记载民事，农、工、商皆有史。由于西方的政体是民主政体，因此人民的生死婚嫁、废疾患病、犯罪自杀都有精密的统计调查，报告于政府，政府也就能够知道国家社会之进退、政策之良腐，而史家亦可据此修成历史著作。(74)显然，他是想学习西方，在精密的统计调查基础上撰成民史。邓实非常重视民史，他公开发文，提出了撰写民史的提纲及各部分组成架构，这在清末是绝无仅有的。然而，他对“民史”中“民”的理解与陈黻宸不同，其前后观点也不尽一致。在《史学通论》中，他认为“民”指的是人群，“夫民者何，群物也”，而人群指的又是政治家、哲学家、美术家、教育家、生计家、探险家及历史中的英雄。(75)在《民史各叙》中，他论述了西方对各种民事的调查统计，“古民之生子也、寿夭也、结婚也、罹病也、废疾也、执业也、犯罪也、自杀也，每岁皆有精密之统计调查”，(76)这里的“民”应为一国之国民。陈黻宸在《独史》、《地史原理》中所表述出来的“民”虽有国民的意思，但更侧重于一国之平民。清末，学术界、思想家大力提倡撰写民史，但各人对民史的内涵、外延之理解却不尽相同，当时与民史相关的概念主要有平民、人群、社会、民众、国史等，与之相对的则是君史。各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其观点自然也就有所分别。
1909年，曹佐熙发表其“陶冶古近中外百家之言”(77)而成的《史学通论》，其中第六篇“史学之通旁”论述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特别是对史学与统计学的关系问题也作了专门论述。他认为社会演进之事至为繁赜，不知其实数，则其真理无由阐明，而欲求得实数，则非有统计不可。因此，欲对社会演进进行分门别类的、精博的研究，必须借助统计学。(78)
以笔者之见，梁启超、陈黻宸等人的相关主张除了受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之外，现代统计知识和观念所起到的启发和示范作用，也不容忽视。而在感受和体会西方现代统计之于史学意义的过程中，除了前文提到的《列国岁计政要》那样的译著外，还有大量运用了现代统计数据的各种欧美和日本等国的国别史译著、编著，像《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日本国志》，以及一般性综合介绍世界各国情形的《西国近事汇编》，还有相关史地著作如《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另有一些专史译作，像《万国商业历史》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示范和引导作用。(79)以《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为例，其中关于美国的户口、土产、学馆、书籍等，都有大量的统计资料。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里关于“育奈士迭国”(美国)，其赋税、田价、人口、进出口贸易额等的变化，也都有连续性统计数字。译自英国的《万国商业历史》，则分别以表和统计数字的形式，来说明英国某一时期对外贸易的状况和17世纪对外贸易发展变化的情况，不一而足。
实际上，从晚清新出现的各种“国别史”或“万国史”参照中不难看出，呼唤和期盼国富民强，以及国富民强所体现和依赖的社会文明整体进化论，乃是清末国人以统计法研究历史之自觉意识的支撑性观念底蕴。
四、统计分析法在清末历史研究和撰述中的初步应用
清末时，不仅已有人大力提倡以统计方法来研究、撰述历史，也有人有意无意地在实践这种构想。当时倡导以统计法研究历史的，当以陈黻宸师徒最为有力。不过查阅现有资料，无论是陈黻宸还是其弟子陈怀、马叙伦等，均没有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很好地贯彻这一想法，陈黻宸编著的《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中国通史》中，几乎都见不到统计法运用的影子。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据现有的资料，统计法在清末史学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一般通史、专史特别是国别史的编纂方面之初步运用。应该说，在传统的中国史书纂修中，本就存在以图表或统计图表来表述事情的现象。司马迁《史记》的“十表”开了此项工作的先河，此后的史家将图表或统计图表渐渐地用于各个方面。必须指出，传统的图表虽有的也带有一点统计的意味，(80)但总地说来，其更在意的还是清晰简明地呈现同类事情，计量分析的因素十分不足。清末时，有些史家在继承和发展传统图表功能的同时，也对这些表加以改造，以增强其计量意味。如刘师培在他那部著名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就使用了多种图表，其中有些就是他带有统计意味的创作，像“西周人民之职业”章中的“民数校比图”，(81)即是如此。通过该图，读者还可以对西周户口统计的机构设置、职责及流程有个简单直观的了解。又如汪荣宝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一书，有的部分就自觉采用了统计分析的方法。其关于鸦片战争的部分，对鸦片输入的箱数、价值，不同记载的考量，乃致岁漏银数，都有多年连续性的量化数据及分析，同时配合其他论述，以揭示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及其它“实近世中国变局之造端”的历史转折意义，(82)十分难得。
专史方面，沈同芳1911年出版的《中国渔业历史》，可作代表。该书材料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统计调查。其第五章捕捞，即为该书作者的学生调查所得，(83)该章共37页，占全书篇幅近1/2。除此之外，此书其他地方还有一些统计图表，其中有四张表是科学试验的成果，这四张表依次是吕垣煎盐、旧法盐田、日本法盐、欧洲法盐盐质分析比较表(甲表、乙表)、一斗卤中主成物质验表和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下旬改良盐试验成绩(平均)表。(84)
国别史书写，是晚清至清末格外繁荣的领域。仅以黄遵宪1887年完成、1895年首次正式刊行的《日本国志》为例，其中的统计数据及其分析即随处可见，尤其是“食货志”的国债(各种类型)、商务部分，“兵制”的海军等部分。如“食货志”的商务部分，就列有“金银输出入比较表”、“新(旧)货币输出入超过表”、“外国货币及金银块输出入超过表”等等。虽然，该书的统计材料并非黄遵宪本人采集，而是照搬了日本相关著作的成果，但他经过了自己的选择消化，并予以重新结构编撰，还是体现了中国史学的进步。可以想见，梁启超最早谈论有关统计法对于新史学的意义时，应该也受到过他极为推崇的《日本国志》中有关统计内容的影响。
其次，是地方志纂修方面的运用。清末，有些地方在纂修方志、乡土历史时大量使用了现代统计方法。具体说来，存在如下几种情况：
1.清末已有多地在编撰地方志时设立调查员，调查统计有关事宜。如1910年《奉天辉南厅志》奉命修撰时，就设有专门调查员(85)；1910年《长白汇征录》襄办人员中，也有测绘兼调查员、安图调查员、抚松调查员等职别(86)；宣统年间为修《江南通志》，便曾设立调查局(87)。我们在国家图书馆曾发现一本《各厅州县采访修志底册格式》(88)，图书馆网页上标明其出版于1912年以后，而依据其内容，其应该发表于满清覆灭之前(89)。该书形成的具体年代，目前虽尚难确认，但其形成于清末方志纂修的高潮阶段，大体可以肯定。(90)《各厅州县采访修志底册格式》将所须采访的事项，分为54卷，每卷下分若干大项，大项下又分若干细目，并有简单的说明。从其内容和体例上来看，它所列各项与传统的志书较为接近。然而，过去在修纂方志时虽也有采风、采访的做法，但这么详细、全面、系统、专门地列出调查采访提纲的情况，此前还是较为罕见。不仅如此，该书编者还将调查了解地方情势对于通志编纂的意义，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表示“查编纂通志一事，必以州县采访为凭，而采访必得之绅耆。然后州县不致任怨。一事采访不到，即无以成一县之志。一县志书不到，即无以成通省之志。”(91)此种认识和主张在此前实不多见。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乃是一份对四川各州县历史、地理以及现实情形进行调查统计的完整提纲，它虽然没有强调搜集数字材料，但有些项目，如户口、田赋等，显然是非以数字来表述不可的。
2.在清末修成的方志、乡土历史中，已存有不少现代统计内容。如宣统时，《奉天辉南厅志》的修纂，就得益于或者说有赖于统计调查和现实工作总结。当时的辉南厅刚刚设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奉天辉南厅志》可直接视为调查统计的结晶。而且最终修成的《奉天辉南厅志》，也确实含有大量的统计成果，如户口、庙宇、农产、矿产、植物、药材、动物、水产、学堂、社址等项内容，均包涵大量的统计调查成果。《长白汇征录》也是如此，其中的《长白府阖境十五社户口一览表》很有特点，它不仅包括华民户数和人数，也包括韩侨户数和人数，且前者要远远低于后者。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长白府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也多少可以同当时中、日、韩三边关系，甚至同中、日属韩国的边境冲突事件联系起来。《泰州乡土志》既含有有关整个国家历史的图表，也有与泰州本地历史密切相关的图表，在介绍泰州的田地、漕米、田赋、丁银、户口、兵业等时，还使用了大量的统计数字，在介绍邮政时，竟然将中国、日本、西洋各国的邮政情况进行了列表比较，(92)由此可见一斑。
3.在体例上，以调查统计报告充当地方志。这样的例子非常少，我们仅发现一例。康敷镕(生平不详)曾撰述过青海地方志，其成果之一为《青海志》(93)，之二为《青海调查事项》(94)。如果将二者进行仔细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在内容上几乎一模一样，因此可以判断，二者实际上是同一本书。康的调查报告在当时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它不仅以简洁的笔法大致说清楚了各个项目，而且包含有大量的统计数字，有些论述还具有一定的深度，如他认为，青海各地可开垦的地方很多，将高寒之区留作牧场，移民经营可垦之地，则垦牧二事两不相妨，所获之利可能数百倍于甘肃。(95)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地方志的体例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地方志的纂修者们引进、创作了不同形式的体例，调查报告形式的体例就是其中的一种，可惜的是，至今学者还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三，体现在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方面。中国是个没有精确统计传统的国度。清末时，关于中国人口的数量，国际上曾有多种说法，其间的差距非常悬殊。1903年起，梁启超加入到这种讨论中。他这年发表了《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一文。在该文中，他借鉴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利用《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和《皇朝通考》等资料，比较、考证、探讨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数量问题。他认为，中国历史上人口数量的发展变化，在很多时候都是符合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不仅如此，他对人口问题的一些具体分析，应当说也不乏真知灼见。如他认为南宋时期中国的人口总数(南宋与金朝的人口总和)，应在一亿两三千万左右，这要比官方统计的数字高得多，并认为唐朝的人口总数也应比官方公布的数字高。官方数字不确的原因在于隐匿，“宋之所隐匿者在口，而唐之所隐匿者在户。”唐朝人民之所以隐匿户数，又在于其租庸调的税收制度。他还认为，康熙五十一年后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后，乾隆十四年第三次编审人丁始得实数。当然，他的论述也有不当的地方，如他依据马尔萨斯人口论，推论光绪十五年时中国人口应有七亿两千万，而1903年应达到八亿。(96)这就过于离谱了。除了梁启超外，章太炎在戊戌时期、杨志洵在1907年、明水在1911年，也都对中国历史上的人口问题进行过初步探讨。(97)
前述《列国岁计政要》是统计类著作，却在一段时期内被当作史政类书籍介绍。它们虽不属于专门“史学”，却也可说属于广义史学，有助于国人了解世界和本国的情形和历史，并对清末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898年，康有为向光绪帝进呈《列国政要比较表》，而《列国政要比较表》实乃照抄《丁酉列国岁计政要》而来。(98)高凤谦曾综合《丁酉列国岁计政要》的比较表，而成《光绪二十四年列国岁计表》。(99)《江南商务报》又将高凤谦的表格析为四表，以展示“列国盛衰强弱之势”。(100)此外，还有很多人撰写、翻译了各种各样的列国比较表，发表在报刊上，这些表格形式上与“列国岁计政要”中所刊载的比较表相似，在精神上也有相通之处。如《列国海军力与其海运及海上贸易额之比较》就自觉揭示了英、俄、德、法、美、日等国海军军费与商船吨数和贸易之间的关系。(101)如《列国国富比较表》则简单比较了日、法、奥、俄、美、意等国国富、岁出、岁入、国债、出入口、储蓄总量和均值的不同。(102)从这些比较中，很容易看出各国国力的强弱来。在这些图表里，时人似乎更加关注各国军事力量、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海军力量的对比，如《列国海军力之比较》(103)、《列国东洋舰队之比较》(104)、《列国陆军力之比较》(105)、《列国海军費及东洋舰队之比较》(106)、《东洋列国海军力比较案(本年最近调查)》(107)、《列国海军比较表》(108)、《海牙和平会条议、五大海军国战舰之比较》(109)等表，均是如此。通过这些统计表的编制，编者和作者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了解、掌握现代统计分析方法，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对世界各国国力和中国国家衰弱及其原因所在的认知。
综上所述，清末时已经有人在一般通史和专史编纂、方志纂修和具体历史问题研究方面，尝试引入统计分析方法，并且已有人大力提倡以统计法来分析研究、说明和表述历史，可以说“历史统计学”的有关意识和实践，在当时已经悄然酝酿、生发。只不过，清末尚没有人明确提出“历史统计学”的概念。这一任务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由梁启超、丁文江等人大体完成。(110)还应指出的是，清末学人在使用统计图表分析历史问题时，绝大多数都还没有真正重视起数字，更没有产生如何以精确的数字科学有效地分析和表述历史的普遍观念和系统见解，这是其明显不足。实际上，清末民初时的中国史学，还远不具备重视量化统计分析的社会文化基础。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之气质》一书中，曾辛辣地批评传统中国人缺乏“精确”的观念，五四时期，胡适曾著《差不多先生传》，将精确意识的培育视为启蒙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之使命所在，凡此均绝非偶然。甚至迄今，我们的史学在这方面仍有很多的课要补、很长的路要走。
①如宋学勤、石莹丽关于梁启超对历史统计学的倡导与实践的研究，秦文等关于陈黻宸史学方法的探讨等，下文都会引用到。
②刘大钧：《中国统计事业》，《统计论丛》，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版，第146页。
③卫聚贤：《历史统计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88页。
④吴大钧：《户口普查》，中央统计联合会编：《统计演讲集》，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219页。
⑤李惠村、莫曰达：《中国统计史》，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⑥李香亭、梁如霞：《〈管子〉中的统计思想及其应用》，《管子学刊》1991年第2期。
⑦卫聚贤：《历史统计学》，第91页。
⑧李惠村：《中国古代应用统计方法的若干事例》，《统计研究》1987年第5期。
⑨莫曰达：《“中国统计思想史”若干问题》，《统计研究》1995年第5期。
⑩刘大钧：《中国统计事业》，《统计论丛》，第147页。
(11)参见黄兴涛、李章鹏《现代统计学的传入与清末民国社会调查的兴起》，载黄兴涛、夏明方主编《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12)参见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13)艾约瑟：《铁路有益说》，《中西闻见录》1873年第10期；《铁路有益说：下货价表附》，《中西闻见录》1873年第11期。
(14)《大英国事：前后三十年比较兴旺清单》，《万国公报》1877年第435期。
(15)刘叔鹤先生认为，《列国岁计政要》一书翻译于1870-1880年间(参见刘叔鹤《我国“统计学”一词的由来和西方统计学的传入》，《统计》1983年第4期)。而依据《丁酉列国岁计政要例言、丁酉列国岁计政要目录》的记载，该书实翻译于癸酉年，即1873年(参见《丁酉列国岁计政要例言、丁酉列国岁计政要目录》，《知新报》1897年第24期)。至于《列国岁计政要》文本，可见上海图书馆整理的《江南制造局译书丛编》(政史类)第1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95-324页。
(16)陈庆年：《列国岁计政要问答》，《时务报》1898年第61册。
(17)赵惟熙：《西学书目答问》，1901年贵阳学署刻本，第3页。
(18)李章鹏：《清末中国现代社会调查肇兴刍论》，《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
(19)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157页；《筹设京师法政学堂酌拟章程折》，《学部公报》第14期，1907年3月。
(20)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55-356页。
(21)《吉林统计学会简章》，《现世史》1908年8月第3号；《时闻：设立统计学堂》，《直隶教育杂志》1908年第6期。
(22)孙建冰：《奉天的统计讲习所》，《兰台世界》2006年第21期。
(23)《统计学设所研究》，《北洋官报》1911年第2739期。
(24)西奥多·M.波特：《统计学和统计学的方法》，西奥多·M.波特、多萝西·罗斯主编：《剑桥科学史(第七卷)：现代社会科学》，第七卷翻译委员会编译，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
(25)施祖辉：《国外综合国力研究》，《外国经济与管理》2000年第22卷第1期。
(26)转引自王玉敏《对统计学史发展的探索》，《统计与决策》2006年第3期。
(27)陈希孺曾将对社会事物进行政治算术式或概率分析的统计，归为社会统计，同时他又将这些统计纳入数理统计学史进行探讨(参见陈希孺《数理统计学小史》，《数理统计与管理》1999年3月第18卷第3期、1999年7月第18卷第4期)。
(28)[日]高野岩三郎：《统计谈》，(东京)《法政杂志》第1卷第3号，1906年5月。
(29)[英]鲍莱：《统计学原理》，李植泉译，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日]横山雅男：《统计通论》，孟森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0版。
(30)横山雅南著、孟森译：《统计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第7版，第69页。
(31)程明超：《湖北调查部纪事叙例》，《湖北学生界》第1期，1903年1月。
(32)言之：《统计不可再缓论》，《云南》1907年第14期。
(33)涂景瑜：《统计学讲义》，《北洋法政学报》1910年第141、142、143、144、145、146、147期。
(34)尚小明：《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史学月刊》2003年第5期。
(35)[日]浮田和民讲述、李浩生等译：《史学通论》，合众译书局1903年版；[日]浮田和民讲述、侯士绾等译：《史学通论》，上海文明书局1903年版。
(36)[日]浮田和民著、刘崇杰译：《史学原论》，载浮田和民著、李浩生等译、邬国义校：《史学通论四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180页；[日]浮田和民著、罗大维刚父译：《史学通论》，载前述《史学通论四种》，第234-235页。
(37)[德]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下)，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74页。
(38)杨鸿烈：《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52页。
(39)李孝迁：《德国伯伦汉史学东传考论》，《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
(40)[德]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下)，第177-178、200页。
(41)翻译情况可参见李孝迁前引《德国伯伦汉史学东传考论》一文和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一文(载《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42)据李孝迁的研究，坪井日文本的《史学研究法》讨论辅助学科的篇幅要远远超过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见前引其《德国伯伦汉史学东传考论》一文)。汪荣宝的《史学概论》，也以大量的篇幅探讨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参见汪荣宝《史学概论》，《译书汇编》1902年第2期)。
(43)[日]坪井九马三讲说、张玉涛译述：《史学研究法·总说序论》，《学报》1907年第6期。
(44)见前引俞旦初的《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一文。
(45)[德]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下)，第470-471页。
(46)[英]巴克尔著、魏易译：《文明史》，《学部官报》1906年第3、5、7、9期；1907年第11、12、13、17、18、20、25、28期。
(47)博克尔著，胡肇椿译：《英国文化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8页。
(48)博克尔著，胡肇椿译：《英国文化史》上册，第19页。
(49)李孝迁：《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5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
(51)李建会：《进化论统计特性根源的哲学解释》，《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年第4期。
(52)梁启超：《历史统计学》，《史地学报》1923年第2卷第2期。
(53)[波]耶日·托波尔斯基：《历史研究中的数量方法》，转引自项观奇编《历史计量研究法》，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魏峰：《国外计量史学述评》，《滨州师专学报》1994年3月第10卷第1期。
(54)宋学勤：《梁启超对历史统计学的倡导与实践》，《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
(55)石莹丽：《梁启超与中国近现代史学：以跨学科为中心的分析》之第六章“对历史统计学的倡导与实行”，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58、161、163页。
(56)潘清荫：《经史之学与西学相为贯通说》，《渝报》1897年第2期；唐才常：《学报史·史学第一》，《湘学新报》1897年第1期。
(57)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时务报》1897年第33册。
(58)李孝迁：《梁启超早年新史学思想考源》，《史学月刊》2007年第3期。
(59)参见颜永京《肄业要览序文》，《格致汇编》1882年第4卷第12期。
(60)何兆武：《广学会的西学与维新派》，《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马金华：《〈万国公报〉与维新派》，《东方论坛》2000年第1期。
(61)吴忠良：《略论陈黻宸的历史观和新史方案》，《东方论坛》2002年第2期；秦文：《陈黻宸的史学方法——20世纪中国“新史学”影响下写“民史”方法》，《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等。
(62)陈黻宸：《独史》，见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62-563页。
(63)陈黻宸：《独史》，见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上册，第562-563页。
(64)陈黻宸：《独史》，见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上册，第563、574页。
(65)陈黻宸：《独史》，见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上册，第564-575页。
(66)陈黻宸：《独史》，见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上册，第570页。
(67)陈黻宸：《独史》，见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上册，第563页。
(68)陈黻宸：《地史原理》，见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上册，第587页。
(69)陈黻宸：《地史原理》，同上，第592页。
(70)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71)陈黻宸：《独史》，见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上册，第563页。
(72)参见横山雅南著、孟森译《统计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第7版，第80、95-98、125-131页。
(73)陈怀：《史学：方志》，《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7期。
(74)邓实：《民史各叙》，《广益丛报》1905年第64期。
(75)邓实：《史学通论四》，《政艺通报》1902年第12期。
(76)邓实：《民史各叙》，《广益丛报》1905年第64期。
(77)曹佐熙译述：《史学通论题词》，载曹佐熙编辑《史学通论》，湖南中路师范学堂1909年再版。
(78)曹佐熙编辑：《史学通论》第六篇“史学之旁通”二十三“统计学”，湖南中路师范学堂1909年再版。
(79)[英]基宾斯：《万国商业历史》，[日]林曾登吉译，商务印书馆重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03年，第110-113页，第116-117页。
(80)如在后来有些提倡历史统计学的学者看来，司马迁的“十表”和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等，就深具西方统计法之意蕴。见卫聚贤《应用统计的方法整理国学》，《东方杂志》1929年第26卷第14期；梁任公《历史统计学》，《史地学报》1923年第2卷第2期；前述陈黻宸在《独史》中的看法，也属此类。
(81)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广陵书社2013年版，第152页。
(82)见汪荣宝编纂、张元济校订《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学部审定，中学堂、师范学堂用)，上海商务印书馆，宣统元年六月初版，宣统三年元月四版，第41-45页。
(83)沈同芳：《中国渔业历史》，1911年铅印本，第27页。
(84)沈同芳：《中国渔业历史》，第76、77-79、79页。
(85)《薛德履序》，载薛德履《奉天辉南厅志》，宣统二年(1910年)刻本。
(86)《襄办人员衔名籍贯》，载张凤台《长白汇征录》，宣统二年(1910年)刻本。
(87)参见明光摘注《〈横山乡人日记〉选摘》，镇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镇江文史资料》第25辑，第188页。
(88)《各厅州县采访修志底册格式》，版本不详。
(89)该书使用“国朝”字样的地方多达十余处，使用“皇清”的地方更多，由此可判断此书应成书于清朝灭亡之前。
(90)此书在某州厅县志卷七“户口志”下，有这样的记载，“嘉庆年曾否奉行清查，拨出、增入某处若干户。现在十七年报部实在承粮花户若干户。”卷八“田赋志”下也有“嘉庆年”、“现在十七年”等字样。初看上去，似成书于嘉庆年间。然而，在卷十五学校志下，却有“中、大、小学额”的记载。学校分大、中、小学三级，无疑是清末新政期间才有之事。
(91)《各厅州县采访修志底册格式》，版本不详，第1页。
(92)马锡纯：《泰州乡土志》，泰州教育会劝学所发行，上海锦章书局印刷1908年版。
(93)康敷镕：《青海志》，版本不详。
(94)康敷镕：《青海调查事项》，版本不详。
(95)康敷镕：《青海志》，版本不详，第15-16页。
(96)梁启超：《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饮冰室文集之十》，第35-45页，载《饮冰室合集》第2册。
(97)章炳麟：《民数第二十一》，载章炳麟著、徐復注《訄书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338页；杨志洵：《中国人口考》，《商务官报》1907年第28期；明水：《中国人口问题(附表)》，《国风报》1911年第2年第5期、第2年第9期。
(98)李章鹏：《“列国岁计政要”的翻译出版及其意义》，《统计研究》2015年第9期。
(99)高凤谦：《光绪二十四年列国岁计表》，载麦丁富得力编：《列国岁计政要》，《丛书集成续编》第5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33-234页。
(100)《列国岁计比较表》，《江南商务报》1904年第4期、第5期。
(101)《列国海军力与其海运及海上贸易额之比较》，《新民丛报》1903年第30期。
(102)《列国国富比较表》，《商务报(北京)》1904年第22期。
(103)《列国海军力之比较》，《大陆报》1902年第1期。
(104)《列国东洋舰队之比较》，《大陆报》1902年第1期。
(105)《列国陆军力之比较》，《大陆报》1902年第1期。
(106)《列国海军費及东洋舰队之比较》，《新民丛报》1903年第35期。
(107)《东洋列国海军力比较案(本年最近调查)》，《政艺通报》1903年第2卷第9期。
(108)《列国海军比较表》，《新民丛报》1906年第4卷第23期。
(109)《海牙和平会条议、五大海军国战舰之比较》，《南洋兵事杂志》1907年第15期。
(110)参见梁任公《历史统计学》，《史地学报》1923年第2卷第2期；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史地学报》1923年第2卷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1278.html

以上是关于史学方法论-黄兴涛、李章鹏：现代统计知识和观念的传入与清末新史学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史学方法论-黄兴涛、李章鹏：现代统计知识和观念的传入与清末新史学；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363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