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陈兴德：晚清科举评价的负面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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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陈兴德：晚清科举评价的负面化倾向

作者简介：陈兴德，男，四川富顺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福建 厦门 361005
原文出处：《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0155期 第100-107页
内容提要：
晚清时期科举制遭遇了一个极端化、负面化评价过程，这集中体现为针对科举的“污名化”与“妖魔化”。晚清以来科举考试正向功能的下降、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引发的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焦虑”等，促成了科举评价负面化倾向的发生。科举评价的负面化倾向不仅令科举形象受损，对科举制被废止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左右了20世纪以来科举评价的基本取向。走出科举评价的极端化困境，既是科举认识深化的结果，也为科举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关 键 词：晚清/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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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负面化倾向/科举制　　the late Qing Dynasty/evalua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negative evaluation/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标题注释：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发展理论视野下的中国高等教育现代性研究”(ZK1005)。
一部科举考试史同时也是一部人们认识、评价科举制度的历史。甚至在科举废止以后，科举评价仍然在继续。①在1300年的科举史上，科举制至少经历过六次比较大的“存废之争”，期间甚至出现短暂停止的情形，但这一制度总能“起死回生”。②这充分体现出科举作为中国古代一项综合性社会建制在精英选拔、社会稳定、文教昌明、风俗淳化方面的重要价值。但是，如同任何重大社会制度无不伴随着争议一样，“贡举者，议论之丛也”。③可以说历来对于科举存在不同声音，但纵观历史上有关科举制度的评价，科举虽称不上是“最好”的制度，但也算得上是“最不坏”的制度，最起码“科举”应当被看作一个“中性的名词”。④
然而，自晚清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科举制成为一个长期被误解、被“妖魔化”的制度，“科举”也成为一个“负面化”“污名化”的语词。甚至在科举废止百年之后，科举仍然背负“恶制”的骂名。⑤我们可以把这种对于科举评价的极端化、污名化概括为“科举评价的负面化倾向”。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以发现晚清以来随着国势日蹙科举制度遭遇了一个持续的、递进的批判过程，尤其是到甲午、戊戌前后，科举批判达到高潮。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维新派”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生死搏斗”中出现的“文化撕裂”与“现代性焦虑”，在“贬损憎恨”情结下所采用的“负面化”“极端化”评价，不仅从理论上宣告了科举的终结，同时也主导了20世纪的科举评价，并限制了今人对于科举制度的理性认识。
一、晚清科举评价负面化倾向的形成
晚清科举评价是近代中国遭遇“大变局”后文化反思的一部分，社会局势的恶化与科举批判性的深化构成因果关系。无论是在大众舆论还是在精英言说当中，批判科举成为科举评价的主旋律，这是一部由地主阶级改良派(包括部分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等众多知识分子参与的“集体演出”，而甲午之役正成为晚清科举评价“变奏”的关键节点。总体上，科举评价也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的“众声喧哗”到甲午之后“千夫所指”的递进过程，至于戊戌变法而达到高潮。
(一)“众声喧哗”：改良派的八股批判
历经“康乾盛世”，到近代社会前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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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封建社会已呈现出“衰世”的征兆。龚自珍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因在于八股取士——“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⑥他说八股取士令“天下之子弟，心术坏而义理锢”。⑦龚自珍对于科举的有关言论，常为后来者所援引。譬如，魏源曾对科举考试的内容、方法提出批评：“其造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则又一人而遍责以六官之职，或一岁而遍历四方民夷之风俗。举孔门四科所不兼，唐、虞九官所不摄者，而望之科举兔册之人。……及事不治，则拊髀而叹天下之无才，呜呼！天下果真无才哉？”⑧他认为舍弃八股取士当为改革的关键：“国家欲兴数百年之利弊，在综核名实始。欲综核名实，在士大夫舍楷书帖括而讨朝章、讨国故始。”⑨
在地主阶级改良派思想家中，冯桂芬第一次明确提出内政、外交、军事、文化全面改革的必要。他在《校邠庐抗议》中指出晚清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相符不如夷”等识见和“采西学”“改科举”“制洋器”等主张让人耳目一新。⑩他所谓八股取士“禁锢生人之心思材力，不能复为读书稽古有用之学者”，其“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的观点可谓一针见血。(11)由于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晚清重臣交往频繁，冯桂芬的言论对洋务运动中的教育改革起了重要促进作用。与冯桂芬同一时期的王韬曾经长期游历海外，是少数较早接触西方文明并具深刻认识的中国人。他认为：“帖括一道，至今日而所趋益下，庸腐恶劣，不可向迩。乃犹以之取士，曰制科，岁取数千百贸然无知之人，而号之曰士。将来委之以治民，民其治乎？”(12)并认为“时文”取士“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非内圣外王之学也，非治国经野之道也，非强兵富民之略也”。(13)为此，他明确提出废“时文”、兴“实学”的主张。可以说，王韬将废时文与人才的选拔、社会治乱联系起来，将科举批判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4)
最早提出“中体西用论”的郑观应认为近代社会取士方式过于狭隘，天下士子“或湮没不彰，或名山终老，苟科名蹭蹬，则不得一伸其志者，皆科目之害”。(15)为此，必须废时文以为西学、新学开路，“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16)可以说，在近代中国，要富国强兵，就必须培养近代化人才，为此必须学习西方，必须废除八股制艺，这个基本的逻辑主要是由郑观应等人提出的。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他与洋务、维新、革命三派人物都发生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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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他关于科举方面的言论对晚清实力派人物曾经产生过积极影响。以攻击八股、阐扬西学为主要思想的《救时揭要》《易言》出版后，很快就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地，风行一时。1894年，《盛世危言》刊出后，郑观应包括科举改革在内的诸多思想不仅影响了张之洞等清流派，同时也为康有为等维新派所吸收，成为戊戌维新的重要思想资源。
晚清改良思想家还包括了薛福成、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人，他们共同推动了改良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在科举改革方面，他们都主张取消或改变八股取士制度，加快武科的改革步伐；都呼吁向西方学习，学习近代科学知识，以西学科目选人，让学校教育参与科举选士等。不少的意见针砭时弊，见地深刻。如果说，近代社会尤其是在戊戌运动前后曾经出现过一场取消八股、改革科举的大合唱，并最终演化成为废除科举的风暴的话，那么，改良思想家就是近代社会批判八股、科举的先驱。他们的主张虽然没有被完全采纳，但是他们的思想在中国近代考试思想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17)
(二)“千夫所指”：维新派的科举批判
“戊戌变法”实际是维新派持续数年思想、政治运动的顶点与终结。在维新派的言论中，科举评价有着非常重要位置。为了申述变革的理由，维新派将科举、八股与当时的政治、社会困境相联系，提出由局部到整体、由“渐变”到“全变”的改革策略。将科举尤其是八股取士与新式学堂的关系确立为“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冲突关系，并且提出八股、科举为近代政治、外交失败负责的主张。可以说，维新派继承了早期改良思想家对科举、八股的反思，并将这种反思转化为更加激愤的批判，这是维新派当时面临的日益恶化的国际、国内形势决定的，也是由这种形势引发的极端化思维决定的。
康有为批判科举次数之多，对八股取士抨击之激烈，所用言辞之尖锐，提出的改革方案之迫切，其激进化和绝对化思维对后人影响之深远都超过前人。尽管戊戌变法中他实际主张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取士，但总的来看是主张彻底废除科举制度的。(18)在康有为看来，八股取士造成恶劣的学风，科举中人“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瞠目，不知何语矣”。(19)最激进处在于，康有为认为八股实乃国家军事失败、外交失败的“罪魁祸首”——“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20)他疾呼必须坚决“永远停止八股”，(21)断言“此制一变，则士民靡然响风，人才非由，孔子所谓一言兴邦道，未有捷于是者”。(22)在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是居于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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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物，他以激越、犀利的文字对科举、八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与嘲弄。在他的推动下，清政府在“戊戌变法”中发布罢废“八股”的诏书。虽然随着变法的失败一切旧制旋即恢复，但将对于八股、科举的批判转化为相应的政策，这是康有为等人努力的结果。晚清新政领导人物虽然未必认可康有为的政治观点和改革主张，但在实践上继承了康有为等人所提出的改革计划。
梁启超曾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之后又受其邀请创办《时务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为《时务报》等报刊撰写五十多篇文章，其中以《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最具代表性。前者是他救时的政治主张，归结为变科举兴学校；后者是他救时的学术主张，归结为中学西学并重。(23)不仅如此，康有为一些重要的奏折也由梁启超捉刀。可以说，戊戌前后康有为、梁启超“用全副精力对于科举制度施行总攻击”。(24)梁启超称八股取士除了败坏民德，还导致思想窒息，民智低下。更严重者，八股取士下的教育不仅愚其民，“又将上愚王公”，因为“近支王公，皆学于上书房之师傅，师傅皆出自楷法八股之学，不通古今中外之故，政治专门之学，近支王公，又何从而开其学识，以为议政之地乎？故科举为法之害莫有重大于兹者”。承平时代，外无强敌比较，内无奸宄作乱，“群愚熙熙，固无害也”。而今却大不相同，“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暗，岂能立国乎？”在诸国竞智之时，“吾独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以与智敌，是自掩闭其耳目，断刖其手足，以与乌获、离娄搏，岂非自求败亡哉！”他断言，守八股而不变，等于其自弃“数百万之秀民，而割千万里之土地，以亡我三百年祖宗艰难缔构之天下”。(25)梁启超犀利的文字，宛如投向科举锐利的匕首，读者闻之无不动容，废除八股的观点更加深入人心。
被梁启超称作“中国西学第一”的严复译著十余部，诗文数百篇，可谓名重士林。因此，严复对于科举尤其是对于八股取士的批判颇具象征意味。严复的科举批判集中于《原强》《救亡决论》《论世变之亟》《道学外传》等文章中。“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不仅是严复科举批判的核心观点，也是他对八股取士弊端的全面概括。“锢智慧”使民智低下，“坏心术”使民德浇薄，“滋游手”使民力涣散，三者“有一于此，则其国鲜不弱而亡，况夫兼之者邪！”(26)他指科举所取之士为“蠹”：“士者，蠹也。唯其蠹民，故其选士也，务必精而最忌广；广则无所事事，而为游手之民，其弊也，为乱为贫为弱。”(27)又形容传统士子是寄生在中国社会机体上的“群虱”：“中国一大豕也，群虱总总，处其奎蹄曲隈，必有一日焉，屠人操刀，具汤沐以相待，至是而始相吊焉，固已晚矣。”(28)严复对于八股、科举的批判，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将其上升到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东西文化的比较分析当中，这使得严复对科举的批判更加系统、更有力度。“是故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途，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29)这是近代最早明确提出废除科举的言论。(30)严复关于八股“锢智慧”“滋游手”“坏心术”的概括反复为后人所援引，以为攻击科举制度与旧文化的利器。至此可说，晚清时期科举考试“妖魔”形象跃然纸上。
二、科举评价负面化倾向的基本特征
晚清科举负面形象的确证既是这一时期科举批判“大合唱”的结果，也成为此后科举评价的起点。此后，一种关于科举评价的“范式”被建立起来，并呈现出陈陈相因之势。所以我们讨论“科举评价负面化倾向”之特征时所指涉的就不仅仅限于晚清，而是延伸至当代。总体而言，科举评价负面化倾向(“科举污名”)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是“贬损性”。在科举评价负面化现象中，评论者往往预设立场，贬低或者否认科举的正面价值，丑化甚至“妖魔化”科举制度。如不时有人提出由于科举考试导致近代科技没有在中国出现，由于科举考试妇女缺乏参政权利，由于科举考试导致封建官场腐败等观点，(31)并通过使用“过滤性证据”来论证上述命题，从而形成一系列结论，诸如“科举制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所以罪大恶极”，“科举考试脱离实际”，“科举制是统治者愚民的产物”，“八股文是蠢笨的产物”等。(32)或者对于众多的科举评价只摘取其中负面性、极端性评价，又或者对1300年的科举史仅选取特定时段，只聚焦于近代中西文化对决背景下的晚清科场等。“贬损”的实质是对科举形象造成破坏性影响、让人对科举留下“黑暗”“腐朽”“罪恶”的刻板印象。正如论者所指出，从戊戌时期以来，科举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坏东西”，只有“除之”方能后快。因此，“人们在谈到停罢科举或废止科举时，通常是使用‘废除’一词。一个‘除’字，便体现出除恶务尽的主观色彩，便体现出认定科举是恶制的观点”。(33)由于科举评价负面化的长期存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科举研究不仅是一门“冷”学、“险”学，更是一门具有一定的理论风险、政治风险的学问。
二是“标签性”。在科举评价负面化现象中，“贬损”与“贴标签”之间具有内在联系。“贬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形象塑造”与“身份赋予”。经由贬损，评价对象的负面特征会定格，成为一种“固定身份”和“刻板形象”。一旦新受众初次接触到评价对象时往往会略过复杂的再认识、再评价过程而乐于接受既有观点，这一过程就是为评价对象“贴标签”。可见“标签性”的基本特点是将评价对象“身份化”“类型化”“定型化”。评价对象的身份标签一旦扩展开来就很容易造成“思维定势”和“集体无意识”。如果说甲午、戊戌时期代表了科举评价的“贬损化”“妖魔化”时代，那么在之后的将近一个世纪里，由于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关于科举的评价经历了一个循环论证的过程——若不是科举制很坏，那它怎么会被清人废除？因为科举制被废除了，所以这种制度一定很坏。(34)随着1905年科举考试被废止，科举评价以此为界形成了“科举时代”和“后科举时代”。在“后科举时代”，随着大批参与、见证过科举考试的知识分子逐渐凋零，后人想要了解科举只能因袭旧说。尤其是教科书中“范进”“孔乙己”等科举人物往往以负面形象出现，因而导致科举负面化评价成为固定程式，近乎“条件反射”。杨学为先生说，在“60年代以前念书的时候，读的书、听的报告，几乎都说科举及其考试不好，以后很长时间也是这样。当然我也这样认识”。(35)由于科举标签具有“前提性结论”的意味，因此很少有人愿意真正深入地研究科举，更不要说去反思科举评价负面化的合理性。
三是“隐喻性”。隐喻既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认知途径，它是我们通过一类事物来认识、理解另一类事物的方式。在隐喻中“本体”与“喻体”的关联方式往往比较隐蔽，从而使得两者同质性具有不言自明的合法性。所谓“科举隐喻”是指用科举(或者八股文)作为喻体来揭示本体的特征。如以“科举”隐喻“高考”，以科举所具有的特征来描述、突出高考的特征，以“八股文”隐喻“作文”，反映高考作文对考生、社会的影响等。(36)经过甲午前后科举“污名化”以后，人们在口头或书面上一提到什么东西“像科举”“是科举”“新科举”等于就是给予该事物负面的评价。当代“科举隐喻”的高峰出现在“文革”期间，譬如当时有人说高考制度“流毒很广，影响甚大”，“它是新的科举制度，束缚了革命青年的思想”。(37)还有人说高考制度是“封建科举制度的流毒和变种”。(38)20世纪80年代，随着基础教育“片追”现象的加剧，教育界围绕“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争论日趋热烈，尤其是1998年“语文教育大讨论”当中，批判高考、主张取消高考的声音此起彼伏，“科举隐喻”更大量出现。最常见的是在标题中直接以科举隐喻高考，如“勿使高考变成当代科举”(39)、“取消现代科举”(40)等，更多人则是在文章中以“现代科举”“当代科举”“新科举”“科举幽灵”等来隐喻高考。(41)可见，媒体以科举隐喻高考是非常明确将“科举”作为一个贬义词、一种历史旧物、一种摧残人性的怪物来看待，这的确与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科举负面形象相符。
四是“快速传播”。好事不出门，恶名传千里。科举负面评价一旦形成，往往不胫而走，传播快速。晚清时期，加入批判科举大合唱的还包括传教士。1895年，傅兰雅(John Fryer)在《申报》和《万国公报》上刊载征文启事，启事中将鸦片、缠足与八股文并列，认为“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42)启事登出后，响应者十分踊跃。共收到征文162份，除小说外，还有戏曲、道情、歌词之类。经傅兰雅等评阅，共选录获奖小说20篇，较原计划选录7篇增加了将近两倍。傅兰雅对征文结果感到非常满意：“蒙远近诸君，揣摹成稿者凡一百六十二卷。本馆穷百日之力，逐卷批阅，皆有命意。”(43)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近代史上第一次将“八股”与鸦片、缠足等陋习等量齐观的举动，对后人评价八股产生了示范效应。维新领袖康有为以“康长素”之名参加征文且获得末等奖，奖白银四两。(44)现在我们知道康有为有关变法的思想曾广受传教士及《万国公报》的影响，而此次征文对于科举负面形象的确认，征文活动所引发的关注本身就说明了科举评价负面化的快速传播特征。
五是“长期流传”。从学理上说，科举废止虽已逾百年，但是对于科举的评价仍然在继续，科举“盖棺而未论定”。但就实际情况而言，由于在普通人心目中科举“恶谥”已经形成，几乎不具有“翻案”的可能性——“经过长期片面的宣传灌输，科举是恶制的观念已经普遍形成，其后遗症相当严重，造成的偏见短时间内难以消除。”(45)因此，科举虽已废止百年，但要走出“盲目批判科举制的时代”却绝非易事。何怀宏认为，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政治风云与官制兴革之后，人们回首发现：科举考试所采用的考试选才办法要优于“世卿世禄制”和“察举推荐制”。因此，公允地说，“学而优则仕”固然有其局限性，但却远比“血而优则仕”好，也肯定比“学而劣则仕”或“不学而仕”更好！他认为关于科举考试，过去人们抱有太多的“误会”和“偏见”，因此，他所著《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一书就是“试图澄清本世纪以来一直笼革在科举和八股之上的浓厚无知与攻讦的乌云”。(46)
三、晚清科举评价负面化的文化心理机制
晚清科举评价的极端化有着复杂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背景，弊案频发、捐纳横行、“人累科举”等固然是科举争议的原因，甚至围绕八股文的批评也仅为表象——中西文化遭遇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焦虑”以及为摆脱这种焦虑，探寻“文化出路”才是问题的关键，而“学堂-科举”所谓不可调和的冲突正是其具体表征。就此而言，以八股文为载体的科举走向废止具有必然性，但其中科举评价负面化的心理机制亦值得反思。这一机制可概括为“社会危机”→“文化焦虑”→“文化撕裂”→“怨恨贬损”→科举“污名化”。
“焦虑”指人们遇到挑战、困难或危险时出现的一种难以自制的情绪反应，典型特征是内心不安或恐惧感。近代中国人的集体性焦虑与国家所遭遇的“大危机”直接关联——从《南京条约》算起，1841年5月至1912年2月的70年间，清政府共签订411个不平等条约。(47)近代中国战争赔款总值银元13.75亿元。(48)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政治局势一步步恶化的过程通过文字清晰地展现出来，这些文字折射出近代中国人对于晚清帝国内部衰败的惆怅和感伤，对于列强蹂躏的愤慨和忧惧，以及面临亡国灭种时的焦灼与抗争。从龚自珍的“山中之民有大声音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49)到冯桂芬“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的惊呼；(50)从康有为四万万同胞身处“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的警示，(51)到陈天华痛言国人“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我们同胞的生路，将从此停止；我们同胞的后来，将永远断绝。枪林炮雨，是我们同胞的送终场；黑牢暗狱，是我们同胞的安身所。大好江山，变做了犬羊的世界；神明贵种，沦落为最下的奴才！”(52)近代中国有所谓“两个世界”之说：一是所谓沿海口岸，一是所谓闭塞内地，但即使偏远如云南、贵州，《黔报》创始人周培艺回顾说：“中日战役，地坼天崩，国际刺激，始予山中人以深刻之印象，先觉者流，相率发愤自强。”(53)无怪乎梁启超后来总结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二百兆以后始也。”(54)
事实上，小至个人、大到国家都存在文化心理建构与文化认同问题，它体现为个人、民族对于自身文化的认可与接纳。“文化认同”的对立面是“文化撕裂”(或“文化精神分裂”)，它指一个具有特定文化的国家变得对自己的文化感到不满和自卑，开始崇尚另一种文化，并竭力抛弃自己的文化，希望向另一种文化转变。然而，这种努力尚未成功，于是变成一个文化上“撕裂的国家”。(55)可以说“文化撕裂”是“文化焦虑”的必然结果。一般的印象是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摆脱不了“民族化”与“现代化”的文化焦虑。其实，岂止五四，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这种“文化焦虑”不仅具有普遍性，其力量也是一个不断蓄积的过程！这种追求现代化的“现代性焦虑”常常以文化反思的面目出现。梁启超认为洋务运动以来的五十年间中国现代化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的递进过程，(56)可是这种反思并不是一步到位的，它是一个不断的“感觉不足”的过程，一个不断“否定自我”的过程，一个不断地在社会试验田里反复“试误”的过程。正如林白水在为《杭州白话报》定宗旨时称：“因为是旧学问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学问；因为是旧知识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知识。千句话并成一句话，因为是旧中国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中国。”(57)类似的言论亦可见之于胡适，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58)这些言论既可以视为社会变革合法性的理由，同时也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内心的失落感与挫败感。
“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孟子•离娄上》)这是说文化自信的丧失既与外部因素也关，也与文化持有者“自弃”的态度分不开。蔡元培认为：“我中国人向有一弊，即是自大；及其反动，则为自弃。”(59)从“自大”到“自弃”，既包含了近代中国人对于“传统”(现实)的不满，更孕育快速摆脱或抛弃传统的躁动之心，即所谓对于传统的“贬损憎恨”情结。(60)在焦灼的社会心态下，主张变法革新的人们往往主张与传统的“决裂”。康有为在呈光绪的第六份奏疏中说：“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61)“全变”论者强调，旧物是已经过时的无用之物，旧体制是一个整体，要变就必须全变：“譬如一殿，材既坏败，势将倾覆，若小小弥缝，风雨既至，终至倾压，必须拆而更筑，乃可托庇。”(62)同样是在“贬损”和“自弃”心理下，借法西洋是唯一出路。从器物、政制到文化，这是中国对近代国家军事外交失利的归因，也是理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基本视角。旗帜鲜明地将八股与丧师失地相联系，维新派起了中坚作用。严复发表了《救亡决论》(1895)的政论，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面对着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救亡”既是中国社会矛盾的焦点，更成为激励人心的主旋律。(63)在此背景下，康有为所谓“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皆八股之祸”的说法，(64)梁启超所谓“强敌交侵、割地削权……皆由科第不变致之也”(65)、“国之弱，民之贫，皆由八股害之”等言论皆为其表征。(66)在这样一种扭曲与失衡的心态下，传统文化、既有体制往往成为众矢之的。片面的理解与丑化传统，通过急风暴雨式的批判，将传统讲“坏”，尤其是将传统与旧政治相联系，往往成为惯用的手法，尤其是“当对中国的官场腐败、科技落后、割地赔款无法找出更好的解释的时候，委罪于科举制是一种常见的思路，但却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67)
①陈兴德：《二十世纪之科举评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②刘海峰：《科举制长期存在原因析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③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卷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78页。
④刘海峰：《为科举制平反不等于否定废除科举》，《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年第3期。
⑤(32)(33)(45)刘海峰：《为科举正名》，《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⑥⑦(49)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44、123、88页。
⑧魏源：《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7页。
⑨(19)(25)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137、236页。
⑩(11)(50)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1、37、51页。
(12)(13)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2、6-8页。
(14)张国霖：《试论王韬改革科举的思想》，《贵州社会科学》1995第4期。
(15)(16)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1、299页。
(17)田建荣：《中国考试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02页。
(18)沈茂骏：《康有为维新运动时期的社会改革思想》，《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
(20)(64)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2页。
(21)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5页。
(22)康有为：《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折》，《杰士上书汇录》，故宫博物院馆藏，转引自沈茂骏：《康有为维新运动时期的社会改革思想》，《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
(23)陈学恂等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123页。
(24)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7页。
(26)(27)(29)王栻编：《严复集》(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2、41-42、30页。
(28)王栻编：《严复集》(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80页。
(30)(46)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98、38页。
(31)刘海峰：《终结科举“恶制”的100年误会》，《中国社会导刊》2005年第7期。
(34)(67)刘海峰：《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东南学术》2005第4期。
(35)杨学为：《中国需要“科举学”》，《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36)陈兴德：《高考论争与科举隐喻》，《江苏高教》2008年第4期。
(37)《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五)班革命学生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以及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革命师生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1966年6月11日)》，《人民日报》1966年6月18日，见《彻底搞好文化革命 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5页。
(38)长沙一中高三(三)班共青团支部：《升学考试制度的二十一条罪状》，《人民日报》1966年6月19日。
(39)《勿使高考变成当代科举》，《澳门日报》2006年6月12日。
(40)《取消现代科举！——“我们要什么样的大学”之一》，《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第34期。
(41)许纪霖：《高考状元碑背后的科举幽魂》，《南方都市报》2004年9月15日。
(42)(43)《时新小说出案》，《万国公报》(第86册)“杂事”栏，1896年3月，http://www.cnbksy.cn/shlib_tsdc/searchResultDetails.do?basedataId=27509334&needFr=false&incFt=false。
(44)《广学题名》，《万国公报》，第74册，台北：华文书局影印本，1976年，第10595-10596页。
(47)高放：《近现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的来龙去脉》，《南京社会科学》1999第2期。
(48)王年咏：《近代中国的战争赔款总值》，《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51)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7页。
(52)刘晴波等编：《陈天华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1页。
(53)周素园：《周素园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7页。
(54)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01页。
(55)河清：《文化个性与“文化认同”》，《读书》1999年第9期。
(56)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3-45页。
(57)转引自章伯锋等：《近代稗海》，第1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27页。
(58)胡适：《胡适近学论著》，第一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639-640页。
(59)文明国编：《蔡元培自述1868-1940》，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287页。
(60)马传军：《贬损憎恨情结与中国现代性焦虑》，《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61)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19页。
(62)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145页。
(63)熊宗仁：《甲午战争与维新运动》，《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6期。
(6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2页。
(6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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