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王俊义：十九世纪前期学术思潮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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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俊义：十九世纪前期学术思潮的变化

十九世纪前期学术思潮的变化
王俊义
清代封建社会，经历了“康雍乾”盛世，至18世纪后期，逐渐由盛转衰。当时，整个社会呈现出经济衰败，政治腐朽，思想沉寂的残破景象，社会历史发展又到了新的变化转折时期。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国内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农民起义和各少数民族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如火如荼，直到爆发了席卷数省的白莲教大起义。与之同时，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在展开残酷的海外掠夺中，也步步紧逼，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面对急遽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和深刻的社会危机，19世纪前期的学术文化思潮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曾盛极一时的乾嘉汉学走向衰落，以今文经学为武器的新的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兴起。
(一)汉学的衰落和汉宋学之争
乾嘉汉学在整理和总结中国古代的文化历史遗产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但它只有在经济繁荣、政治安定的基础上，才能获得丰足的养料而蓬勃生长，一旦时过境迁，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条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历史进程要求思想家们把视线从古代典籍中转移到现实斗争上去。不仅进步的人民大众要求产生一种能够批判和打击旧制度的思想武器，就是统治阶级也要求产生一种能够有效地捍卫现存制度的思想武器，以抵制日益高涨的反统治的浪潮。现实斗争向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提出了和18世纪前期迥然不相同的新问题、新要求。显然，着重于在古籍中讨生活的乾嘉考据学很难满足社会现实的要求，也不能适应社会大动荡的局面，而必然走向衰落。
早在乾嘉学派显赫一时之际，进步思想家章学诚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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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地指出，乾嘉汉学有泥古守旧、脱离实际的倾向。后来，乾嘉汉学的弊端日益严重。更有甚者，一些人把汉学作为追逐利禄、附庸风雅的工具，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数十年来，承学之士，华者竞词章，质者研考据，风气既成，转相祖袭，天下之士，遂以食色为己任，廉耻为虚名，搜利禄为贤才，穷义理为迷惑，而官箴玷，风俗薄，生计绌，狱讼繁，百官籍籍，乘此而起。”1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一些对社会危机有深切感受，要求改变现状的进步思想家，痛感终日将时间精力消磨在文字训诂、名物考据之中，对于时事政治、国计民生不闻不问的乾嘉汉学，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障碍，大声疾呼要求改变学术风气。魏源指出：“自乾嘉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只知“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釽析”，“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也“罔知漕、盐、河兵得失何在，有奋志讲求抱负宏远之人，反群笑为迂阔”，其恶果是“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2。即使是汉学家自身，对汉学的弊端也有痛切感触，汉学大师段玉裁晚年就追悔不已地说：“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3可见，汉学必然走向衰落，已成难挽之势。当时，对汉学进行猛烈抨击的尤其是坚持门户之见的宋学家。
乾隆中后期，当汉学鼎盛之际，宋学几乎销声匿迹，但到鸦片战争前汉学走向衰落时，宋学又有所抬头，并向汉学发动了猛烈攻击。其代表人物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对汉学的指责，虽然站在理学卫道者的立场，言词难免偏激。但他对汉学的某些抨击却也切中要害： “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心已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
从进步思想家的抨击，到汉学家自身的反省，以及汉学对立派的指责，都反映了一个总的趋向：随着清代封建社会的衰败和腐朽，到嘉道之际，乾嘉学派已走向衰败和没落。以后，虽然也还有少数学者沿着乾嘉学派的治学途径，在学术上仍然做出可观的成就，但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乾嘉学派却成为历史的陈迹。
乾嘉汉学的没落除社会原因外，与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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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方法上的根本局限也分不开。恩格斯在批判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时指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4乾嘉汉学使用的方法，正是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诚如当时学者所指出：“近世言汉学者，喜搜古义，一字聚讼，动辄数千言，几如秦近君之说《尚书》。当天下无事时，文章尔雅，以为润色太平可矣。及其有事，欲以口耳之学，当天下之变，宜其束乎无策。无他?识其小，不识其大也。”5正由于乾嘉汉学“识其小，不识其大”，它虽然能提供整理古籍的具体成果，却不能提供系统的思想体系。这种固有的局限，决定了它“当天下无事时，”可以“润色太平”；一遇“天下之变”，却束手无策。这就注定了它因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而走向没落。
随着汉学的衰落，宋学作为它的对立面又活跃起来，除方东树之外，19世纪初，唐鉴、李棠阶、倭仁、吴廷栋以及曾国藩、罗泽南等，都曾重整程朱理学的旗鼓，企图继承自朱熹以来的道统，方东树诋毁辱骂汉学是“几千年未有之异端邪说”，是“鸩酒毒脯”，就是认为汉学违背了“道统”。曾国藩攻击汉学说：“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十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张己伐物，专诋古人之隙。或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文，一切变更古训，而别创一义，群流和附，坚不可易。有宋儒周程张朱之书，为世大诟。间有涉于其说者，则举世相与笑讥嗤辱，以为彼博闻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虚之域，以自盖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6这些指责，也是担心程朱道统沦丧。理学家唐鉴则说得更为明确：“夫学术非而人心异，人心异则世道漓，世道漓则举纲常、伦纪、政教、禁令，无不荡然于诐辞邪说之中也。岂细故耶?”7可见其出发点完全是为了封建纲常伦纪，整顿统治秩序，才从旧有的思想武库里拣起几百年来一直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程朱理学。事实上，乾嘉汉学不能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而程朱理学也今非昔比，早已陈旧不堪，同样已不能挽救封建统治的没落。不过，二者比较起来，程朱理学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服务更直接更明显一些而已。
表面看起来，宋学与汉学有分歧、有斗争，似乎势不两立，但从实际上说，他们都是儒学中的学术流派，从总体上说，都是封建社会中反映封建统治阶级意识的学术思想，只是学术表现形式不同，它们并不是绝对地排斥和永远对立的，在一定条件下，两者也可以携手合作，互作补充，如果说，乾嘉汉学是一种相对静止的书斋中的哲学，当统治阶级处在繁华盛世时，需要它来点缀太平的话，那么，程朱理学则是一种更加精致、富有理论色彩的宫廷哲学，封建统治阶级常常用它来愚弄和压制被统治阶层，应付“狼烟四起”的危险局面。一定时期，汉学与宋学在学术主张和治学方法上相互吸收，也能走向合流。本来汉学重考据，宋学重义理，而曾国藩就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8。而后，许多晚清学者，都逐渐走向亦汉亦宋，调停其间。如陈澧就主张“由汉唐注疏以明义理，而有益有用；由宋儒义理归于读书，而有本有源”9。朱一新则说：“故汉学必以宋学为归宿，斯无乾嘉诸儒支离琐碎之患，宋学必以汉学为始基，斯无明末诸儒放诞之弊。”10学者们已逐渐认清了汉学与宋学各有长短．而应互相兼容吸收。所以，晚清已无汉学与宋学的对立，而代之以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
(二)今文经学的兴起
经今古文学都是传习儒家经典的学派，两派的形成与对立从西汉末年已经开始。在长期的思想斗争后，古文经学派得到官方肯定，垄断了解释儒家经典的权利，今文经学派则逐渐湮没不彰。乾嘉汉学尊崇的实际上是后起的古文经学，接东汉古文经学大师郑康成、许慎的统绪。而19世纪初另一部分知识分子，追溯到西汉的今文经学，以董仲舒为鼻祖，与延续古文经学的乾嘉学派形成对立的营垒。
所谓今文经是指西汉儒生们传授的经书，乃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写成，所以叫做“今文”。古文经是指秦代焚书之前，用六国古文字写成的经书。由于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政策，儒生们将经书偷藏在墙壁间，至西汉时被发现，因其字体不同于当时流行的禁书，所以叫做“古文”。后来，在经今、古文长期传播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字体不同，它们各自对经书的解释，对孔子的评价，乃至用今古文字写成的同一经书，在篇章、字句、内容上都有差异，便逐渐形成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两个不同的学派。二者主要的特点和区别，大体说来古文经学侧重于名物训诂，研究儒家经籍的篇章文字；今文经学侧重于探索经学的“微言大义”，每援经议政。由于今文学派在汉以后长期无人传习，许多经籍的注释已失传，只有何休的《公羊解诂》保存得较完整，因被今文经学奉为重要的经典：故又称其为“公羊学派”。这一学派不株守古代典籍的章句文字，摈弃那种烦琐的考据学风，是一个比较活泼而少受羁束的学术派别。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诸如“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受命改制”等。在社会发生急剧变动的时刻，借助这种“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便于阐发经世匡时和进行变革的思想，可以说它是地主阶级应变的思想武器，也常常是要求变革的进步思想家实行变革的哲学。
今文经学在清代复兴的创始者是庄存与(1719—1788)，字方耕，江苏常州人。他和戴震大致同时，但治学途径则与戴震等汉学家不同。他不是着重于名物训诂，而是“于六经皆能阐扶奥旨”，“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11。同时，在汉学独树一帜的情况下，他又“不斤斤分别汉宋，但期融通圣奥，归诸至当，在乾隆诸儒中，实别为一派”12。说明他的学术思想与当时盛行的汉学确具有不同特点。庄存与的主要代表作是《春秋正辞》，这是清代今文经学的第一部著作。不过，庄存与所生活的乾隆年代，清朝的封建统治并没有面临崩溃时期，他和他的祖父、父亲都在清朝政府中官居要职，他本人历任浙江乡试正考官，直隶、河南学政、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他生活在乾隆盛世，虽然也看到了社会存在的某些问题，但在政治上似乎还没有改变现状的要求。他重新创立今文经学，并不具有改制思想，只是在寻求更适合于巩固旧有统治秩序的不同形式。当时的学者就指出庄存与宣扬“天无二日、士无二主、国无二君、家无二尊”等《春秋》中的“微言”，不过是为了迎合乾隆皇帝的“乾纲独断”的政治主张，因而他能“以经学受主知”13。另外，作为清代今文经学的创始者，庄存与尚不是绝对的今文经学者，他除有今文经学的著作《春秋正辞》外，也还有《周官记》、《毛诗说》等古文经学的著述。但由于他在清代重新开启今文经学的门径，以后清代今文经学一派的重要人物，都和他有师承关系或受其影响。龚自珍就对他评价很高，称他是“以学术自任，开天下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14。
继庄存与之后，在清代比较鲜明地举起今文经学旗帜的是刘逢禄(1776一1829)与宋翔风(1776—1860)。刘逢禄与宋翔凤都是庄存与的外孙，他们生活的时代已临近鸦片战争，宋翔凤在世的时间还在鸦片战争后20年。此时，清朝的统治到了危急的时代，他们企图从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中寻找解脱社会危机的方案。在汉代经今、古文学派，曾围绕《春秋》三传中的《左传》与《公羊传》展开长期争论，古文经学家推崇《公羊传》，清代今文经学家也都以《春秋公羊传》作文章。刘逢禄认为《春秋》“垂法万世”、“为世立教”15。“是能救万世之乱”的书，而《春秋》三传中能够“知类通达，显微阐幽”的只有《公羊传》。所以，刘逢禄十分推崇汉代今文经学家何休的公羊学，赞扬其“传经之功，时罕其匹”16，还撰写了《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等书，反复申述“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等“圣人微言大义所在”。他还抨击古文经学“详训诂”而“略微言”，并写了《左氏春秋考证》，指出古文经《左传》经过“刘歆之徒增饰”，该书的凡例就是“刘歆妄作也”17，他在发挥公羊体系中的“大一统”思想时，论证说：“欲攘蛮夷，先正诸夏；欲正诸夏，先正京师；欲正士庶，先正大夫”，而“欲正诸侯”，则须“先正天子京师”。这实际上是针对清王朝面临的困局，希望从天子最高统治者做起，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内振朝纲，外敌“四夷”，以稳定社会秩序。刘逢禄的本意虽然还是要维系封建社会的世道人心，挽救即将倾覆的封建大厦，并没有对封建统治的腐朽进行揭露和抨击。但是，他在乾嘉汉学走向没落的情况下提倡今文经学，鼓吹地主阶级的应变哲学，却对鸦片战争前后提倡经世致用，积极主张变革的龚自珍、魏源等进步思想家，发生了重大影响。刘逢禄是清代今文经学的重要代表人物，龚自珍、魏源都从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特别是龚自珍对刘的学说非常推崇，他在诗中说：“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也就是要抛弃训诂考据之学，随从刘逢禄去致力于被人奚落为卖饼家的今文经学。龚自珍在寄给另一今文学家宋翔凤的诗中还说过：“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这些都可以看出刘逢禄、宋翔凤等今文经学家在学术思想界的影响，从中也可以看到今文经学在清代发展的脉络，大致上是从庄存与开创，经刘逢禄、宋翔凤有进一步发展，至龚自珍和魏源已具有明显的政治变革倾向。
(三)知识界思想风气的变化
随着汉学的衰落和今文经学的兴起，知识界的风气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时，清王朝的统治已经衰落，对思想已难以进行严格而有力的控制，文字狱也大大减少了。知识分子喘息稍定，开始从故纸堆里钻出来，睁眼面对现实。他们非常不满于社会的黑暗，激烈地抨击清朝的统治。当时的进步思想家、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诗人张际亮曾尖锐地揭露封建官僚“贪以胺民之脂膏，酷以干天之愤怒，舞文弄法以欺朝廷之耳目。虽痛哭流涕言之，不能尽其情状”。他悲愤大声疾呼：“不知天日何在、雷霆何在、鬼神又何在。吾意天日之梦梦也、雷霆之喑哑也、鬼神之冥漠也。不然，未有不霆怒而夺其魄者。”18另一边疆地理学者张穆则以形象的比喻，说明当时的封建统治机器已十分腐朽，运转不灵，他说：“譬之于人，五官犹是，手足犹是，而关窍不灵，运动皆滞。”19当时，还有位愤世疾俗的思想家叫沈垚，他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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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长期在北京的亲身体会，揭露封建官场的黑暗腐朽，他说：“无一事不以利成者，亦无有一人真心相与者”，身居高位的那些大官僚一个个养尊处优，尸位素餐，“终目华轩快马，驰骋于康庄，公事则胥吏持稿，顾名画诺，私退则优伶横陈，笙歌鼎沸。其间文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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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顾民生之艰难，惟有访碑评帖，考据琐屑而已。”20官场的这种状况，也反映出整个社会已死气沉沉。面对社会现状，一些有头脑的学者和思想家力图改变现状，鼓吹进行变革，从历史上论证改革的必要性，如恽敬说：“夫五霸更三王者也，七雄更五霸者也，秦并四海一切皆扫除之，又更七雄者也”21。 19世纪前期经世致用思潮的杰出代表人物魏源与龚自珍在自己的著作中，更为鲜明地提出改变现状的更新思想。魏源说：“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鞭，变古愈尽，便民愈甚。”22“龚自珍甚至大声疾呼：“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23又说：“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24他们企图说服统治阶级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以改变社会的衰败。这些要求改变现状的学者们，大都已不愿拘守在科举八股和烦琐的考据之中，很多人尖锐地抨击科举制度，“士子以腐烂时文互相弋取科名以去，此人才所以日下也”，25认为科举制度只能“驱天下尽纳利禄之途”，26“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27
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希望冲破思想禁锢，面向现实，将精力转向研究实际问题，提倡经世致用，匡时救国。道光初年，魏源曾代贺长龄编纂《皇朝经世文编》，所题书名，便反映了编书的宗旨，这可视作知识界风气转变的一个标志。包世臣曾说：“士者事也，士无长事，凡民事皆士事也。”28他把研究和解决“民事”看作知识分子的任务，这一见解显然和那些专钻故纸堆，只热衷于考据的一些考据学者迥然不同。这时，除上面提到的龚自珍、魏源、张际亮、包世臣、张穆等人外，还有姚莹、汤鹏等等，都以经世致用为己任。如姚莹“弱冠时即以经世自任”，“为学体用兼备，不尚空谈”，因被林则徐称为“学问优长，所至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在闽省，闻其历著政声，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29。还有汤鹏“慨然有肩荷一世之志”，周济也是“少与同郡李光洛、张君琦，泾县包君世臣以经世学相切靡，兼习兵家言，习击刺骑射；至是益交江淮豪士，互较所长，尽通其术，并详训练营阵之制”30。这些先进的士大夫一一知识分子，“皆慷慨激励，其志业才气，欲凌轹一时矣”31。但“开风气不为师”，他们力矫时弊，砥砺才志，留心时务，开辟了新的经世致用的一代学风。
上述19世纪初期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重视变革，转向实际，比起他们的前辈一一乾嘉汉学的学者们确实前进了一大步。当然，他们的变革，并非要改变整个封建制度，他们的“经世务实”，也还局限在对封建制度进行枝枝节节的修补。鸦片战争时期著名的禁烟派人物黄爵滋曾于鸦片战争前上《敬陈六事疏》32，就反映了这些知识分子在危机迫近时进行政治改革的要求。黄爵滋在疏文中提出“广贤路”、“整戎政”、“严剿御”等主张。他希望清廷能广揽人才，“取通经史而适于时务者，量才而用之”，又针对军备废弛的情况，提出整军练武，选择良将，淘汰冗弱，从而达到“御侮敌忾”的目的。这时，英国侵略者正肆无忌惮地进行鸦片走私，“历任督抚，率多顾忌隐忍”，黄爵滋要求清政府督促沿海各省的督抚提镇认真排练水师，修理军器，警惕外国的武装侵略，他的这些主张明显地具有爱国、进步的性质。
在社会经济方面，这时的进步思想家提出了发展生产、重视工商的观点，特别是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漕运、盐课、治河等积弊最甚的事务提出了改革主张。
清政府每年要从东南沿海各省调运数百万石粮食至京，有关此项事务称谓“漕运”。由于封建官僚机构腐败，管理无方，贪污成风，再加上运河失修，使得河道淤塞，粮运不通，每年粮食霉烂损失，运价剧增，东南各省的漕粮负担日益加重，也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困难，为革除漕运方面的弊端，包世臣写了《海运南漕议》，主张将漕粮由河运改为海运，由官运改为商运，还建议在北方“置官屯”种水稻，改变南粮北运的局面。这样既可减少清政府的财政困难，又有利于商业的发展33。稍后，魏源又发展了包世臣的“海运南漕”说，认为海运有四利、六便：“利国、利民、利官、利商”；“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便、漕便”34，这一建议显然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
盐课是清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但是只有清政府特许的少数大商人得以收运和销售食盐，这些大盐商和封建官府相互勾结，进行垄断经营，任意抬高盐价，牟取暴利，危害人民的生活。长期以来，盐务被视作一大利薮，大盐商和官僚们中饱搜刮，管理紊乱，盐课短绌，私运私贩增多。当时，有的知识分子针对盐务垄断的弊端，建议实行盐制，允许私商领票，自由运销食盐，放宽运盐地区价格等方面的限制，以减税减价的办法解决走私问题。这些办法，既可增加食盐的销售量，充分供应人们的生活必需，还可减少“中饱”，又可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实际上是以一般商人的自由贩运代替官商的垄断。
除了漕运、盐政之外，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当时的许多政治和社会问题，如河工、水利、土地、农政、货币、人口等都进行了考察、研究，提出改革的措施，希望能祛除弊端，促进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这种研究实际问题，提倡经世致用的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时，知识界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注重研究边疆的历史、地理与现状，并且扩大到对世界各国的研究，他们比前辈的眼界更加广阔，研究的范围更加扩大了。这一情况是与康雍乾以来全国更加统一，中原和边疆地区的联系日益加强以及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交往逐渐频繁分不开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正走出孤陋寡闻和茫昧无知的状态，开始从闭关帷幕的微小缝隙中窥测到了广阔的世界。19世纪初，研究西北地理、历史的风气很盛，如祁韵士的《藩部要略》，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新疆事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姚莹的《康輶记行》，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到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任上，令人搜集外国书报，编译成《四洲志》，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情况．以后，魏源在此基础上又编写成《海国图志》，还有徐继畲写成《瀛寰志略》，这些都反映了爱国知识分子在外来侵略的刺激下生要求了解外国和抵抗侵略的思想，就像姚莹所说的那样，以往中国的知识界，对于“海外事势要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船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衰败如此耳”。姚莹自己则“自嘉庆年间，寻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他们介绍外国和中国边疆地区的情况，目的是为了“正告天下，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35。因此，他们的这类著作，不但冲破了封建主义的禁锢，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并且字字句句凝结着爱国主义的情感，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时的初步觉醒。
1 沈德舆：《养一斋集》。
2 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见《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59页。
3 段玉裁：《朱子小学恭跋》，见《经韵楼集》。
4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8—419页。
5 张瑛：《知退斋稿》卷l，《读毛诗传》。
6 《曾国藩全集》卷1，《朱慎甫遗书序》。
7 唐鉴：《国朝学案》提要。
8 《曾国藩全集》文集卷3，《欧阳生文集序》。
9 陈澧：《东塾遗稿》（抄本）。
10 朱一新：《佩弦斋杂存》卷下，《复傅敏生》。
11 阮元：《庄方耕宗伯说经序》，见《味经斋遗书》卷首。
12 徐世昌：《清儒学案》卷75，《方耕学案》。
13 朱珪：《春秋正辞》卷首，《春秋正辞序》。
14 龚自珍：《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见《龚自珍全集》。
15 刘逢禄：《刘礼部集》卷4，《释九旨》。
16 刘逢禄：《刘礼部集》卷3，《春秋公羊解诂笺序》。
17 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
18 张际亮：《张享甫文集》卷3，《答黄树斋鸿胪书》。
19 张穆：《□斋文集》卷2，《海疆善后宜重守令论》。
20 沈垚：《简札摭存》，《落帆楼文集》卷9。
21 恽敬：《三代因革论》，《大云山房集》卷l。
22 魏源：《默觚》下，《魏源集》。
23 龚自珍：《上大学士书》，《龚自珍全集》，第319页。
24 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七》，《龚白珍全集》，第6页。
25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12。
26 陈寿祺：《科举论》，《左海文集》卷3。
27 魏源：《明代食兵二政录序》，《魏源集》。
28 包世臣：《赵平湖政书五篇叙》，《艺舟双楫》卷10。
29 姚莹：《十幸斋记》，《东溟文后集》卷9。
30 魏源：《荆溪周君保绪传》，《魏源集》。
31 姚莹：《汤海秋传》，《东溟文后集》卷ll。
32 黄爵滋：《敬陈六事疏》，《黄爵滋、许乃济奏议合刊》。
33 包世臣：《海运南漕议》，《安吴四种》卷1。
34 魏源：《道光丙戌海运记》，《魏源集》。
35 姚莹：《东溟文后集》卷8。
（资料来源：《清代学术探研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转载自中华文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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