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发展-民国时期山东的一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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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民国时期山东的一贯道

一贯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是一个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的会道门组织，它发源于山东，势力几乎遍及全国，是中国近现代社会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它的存在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民间世俗等都产生过较为重要的影响，至今仍是台湾地区具有较大势力的会道门组织。
一、一贯道的创立与开辟
一贯道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1938年到1945年达到它的鼎盛时期。一贯道的活动范围遍及全国，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秘密会道门组织。就山东来说，一贯道的势力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已经与圣贤道相提并论，抗日战争时期则与红枪会一并成为在山东境内分布最广、活动最频繁的两大会道门组织。一贯道政治色彩非常浓厚，对道徒的诱惑性也极大，它提出的“以一贯之”的教义，不仅要迎合三教而且要调和五教为一。一贯道初创于清同光年间的王觉一，但当时不称一贯道。一贯道的正式创立人是刘清虚，在一贯道的祖脉源流中被推列为第十六代祖。他是山东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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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刘家井人，名世昌，称清虚老人，其父在朝廷做过官，他自己也是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封建知识分子。他在一贯道所追奉的第十五代祖王觉一所创东震堂及末后一著教的基础上，最先提出一贯道的教名，取孔子“吾道以一贯之”之意。一贯道崇尚的是“执中贯一”，“概而言之，一贯道三个字乃生天育地之大道”。刘清虚的传道方式一改先祖单线直传的传统方式，他不反对现政权统治，在青州府大开普度，并将传道地区向德州以北、直隶境域内扩展。据说他前后收度一贯道教徒48000人。
由于刘清虚的出身，他所吸收的教徒中有不少属于知识分子阶层，他传道虽开始转向农村，但传播并不广泛。一贯道大量转向农村并吸收下层群众人道是从路中一开始的。路中一，字通理，山东济宁五里营人，早年在天津小站练兵处做骑兵，大约1883年队伍驻扎青州时结识了刘清虚，退伍后两赴青州跟刘清虚学道，为刘烧锅做饭，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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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5年之久。路中一约在1909年开始掌道，他传道以乡村为阵地，以广大普通村民为收度对象。他设乩坛，用“三才”，借仙佛乩训宣传该道道义，深得下层民众欢迎，致使该道在农村得到很大发展。1922年，路中一又到河南巩县、荥阳、陕西华阴、山西太原一带传道，将一贯道进一步发扬光大。路中一死后，由其胞妹路中节执掌一贯道。
二、一贯道的教理、组织及传道种类
一贯道作为一个教门组织，它传道的核心在“心法”，认为藉心法可以通天人，可以超越生死，可以脱轮回之苦，可以返本还源，去见无生老母等。心法是一贯道最核心的内容。此外，一贯道还继承了王觉一的理、气、象三天说，又吸收民间信仰予以引申，认为无极理天乃是无生老母所居地方，是极乐的最高归宿；又说，理天是永恒的，无生无灭，经明师三宝指引，就可返归本体理天，到了理天就能超脱生死轮回，永不陷入地狱之苦。一贯道还吸收了明清秘密教门的三世三佛三阳应世说，编凑了所谓的三期劫变观，沿袭了王觉一的末后一著说、三曹齐度说等教理，罗列了许多朝代变嬗，编织了众多历史谎言，认为世运已进入末会，乃阳已终，阴早已始。一贯道可以度亡灵，度大仙，自古以来民间迷信只有仙度人而无人度仙，一贯道反其法而行之，变成人可以度仙，而仙之度人反而要经老母或佛祖应允。一贯道的这些奇特超度法对文化水平低下的民间大众确有极大的诱惑力，也是一贯道最有欺骗性之所在。和许多民间秘密教门一样，一贯道也信奉诸多神灵。诸如明明上帝、诸天神圣、弥勒祖师、南海古佛等等不一而足，难以胜数，基本上集三教和世俗迷信之大成，足见其信仰达到十分混乱的地步。
一贯道的组织机构比较严密，山东境内一贯道的组织机构是这样的：道内最高组织机构是总佛堂，是管理道务的总办事机构。总佛堂下面设分佛堂、临时佛堂、家庭佛堂三种，分设在各地。家庭佛堂是最基层组织，统属于分佛堂。有时总佛堂和分佛堂也称总坛与分坛，每坛设有点传师，点传师之下有引保师和乩手。师尊和师母是总坛的最高道首，道首下面依次有道长、前人、点传师、坛主、引保师、乩手、文牍、道亲等。
一贯道的传道方式及其仪节繁多，主要的有点道礼、点亡灵、度大仙、炉会、办研究班、扶乩、立愿以及谋取功德费等几种。
三、一贯道在山东的活动与发展
一贯道在路中一的传道阶段，还只能算是开辟时期，从1930年张光璧从济宁总佛堂分裂出来到济南办道建立了自己的总佛堂，一贯道才进入发展时期。张光璧，原名奎生，又名魁生，光璧是他的字号，道号天然子，济宁城外南乡大流店村人。早年入行伍，在张勋卫队做侍卫，后退伍经商。1921年在济宁县警备队当上一名便衣稽查，不久辞职，生活困苦，靠四处借贷为生。后经人介绍入一贯道，拜路中一为师。由于张光璧仪表端庄，舌利如剑，被路中一看中升做点传师。在传道过程中，因张未将功德费（道费）上缴总佛堂，与总佛堂产生矛盾。1930年，张光璧从总佛堂分离出来，自立总佛堂，自称一贯道十八祖，并离开济宁前往济南传道，传道地点位于经二纬三一民居中。后一贯道在济南设立四大坛，道徒甚众。为了发展一贯道，1934年，张光璧在济南主持“金刚炉会”后，又亲自前往天津、北京等地传道。济南、天津总坛的建立，为一贯道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道务中心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城市中大小商人和有一定文化水准的知识分子等，成为拓展道务的核心力量。抗战爆发后，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一贯道所宣传的末劫来临、人道可避灾难、死后可以超度升天、以保来世享福等道义思想迎合了广大道众的心态需求，传道势力因此也得到进一步扩展，一贯道从济南、天津、北京等地向江南、华北扩展，后又向西北、东南等地域传布，逐渐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
一贯道在山东的大规模发展也是在七七事变发生之后，极盛时在济南四大坛之下发展了24、25佛堂。据称当时仅济南市就有道徒达10万之众。一贯道在日本侵华期间得到日伪政权的支持，山东境内除了少数偏僻政区外，无论在沦陷区还是敌后重要的城镇都广泛地分布有它的佛堂或坛场，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有：
　　（一）鲁西南地区一贯道的发展情况
济宁是一贯道开始发展壮大的主要基地。张光璧虽然从济宁总堂分离出来到济南发展，但从心底还是很看重这个地区的。七七事变后，张光璧在济宁塘子街购买了三进院房宅，还付巨资在财神阁以北购买了吕家旧宅百余间装饰佛堂，易名为崇华堂，以与陈氏总佛堂抗衡。尽管如此，张光璧在济宁的势力仍然不敌陈氏总佛堂，路中一的外甥陈化清在济宁占据着一贯道的主要势力范围，日伪时期陈化清同当地的伪政权相互勾结，取得伪道尹朱萍藻、伪县长刘毅民支持，他自己也当上了伪第三镇镇长，嗣后又勾结日特宪兵队队长下山，投靠日伪，沦为汉奸。后来其弟陈恩覃自供时，也不得不承认其兄陈化清这种贪图富贵、卖身求荣的汉奸行径，实为道内所不齿。
单县是张光璧之妾孙素贞发迹的地方，因此二人在这一地区投入了很大精力。1937年后，一贯道在单县出现了五大佛堂，道徒众多，不仅有乡村愚氓，且有上层绅商。这里的日伪政权对一贯道极力支持，伪县长亲自加入该道，伪政权发给道徒通行证，让他们随意出入县城不受任何阻挡。
邹县一贯道乃路中一亲自所传，开始于1916年，后不断发展，从1925年起，邹县就设立了6个佛堂，以后又设了9个分佛堂，5个小佛堂。邹县道徒成员出身广泛，有伪杂人员及保甲长等参加。
滕县的一贯道于1927年开始设立发展，道首是路中一的徒弟梁兆仲，后因交道费不清遭张光璧驱赶而自立一派。张光璧遂派马延坤主导传道，马在滕县发展道务很快，有20多名点传师分布在100多个村庄分头布道。后来陈氏佛堂也来滕县发展道务，因此一贯道在滕县出现了三股势力，分头发展，道务兴盛，发展极盛时有“无道不成村”之谣。
　　（二）鲁西北地区一贯道的活动情况
武城是一贯道在鲁西北地区的发展重心，因为济南四大坛中最大坛的“天一坛”道长齐铭周、坛主王慧贞、乩手齐丙寅等都是武城人氏，因此他们积极在老家发展道务。从1938年到1940年3年内，全县设有50多个坛口，提升10多个点传师、50多个坛主。并在其邻县河北固城、枣强等县建立了不少坛口。从1937年到武城解放，一共发展了4万多名道徒，平均每年发展道徒6000多人，尤以日伪时期最盛。夏津的一贯道是从武城传来，设有3个坛，每坛设有数目不一的分坛，三坛均设有办事处和乩手。
　　（三）淄博、青岛地区一贯道的发展情况
淄博一贯道是1933年从济南经周村、博山传入的。最早由济南“敦仁堂”的刘振刚传道，后因入道者多为博山一带的矿商，生活优裕，吸食鸦片，道务发展不起来。七七事变爆发后博山道务开始发展，从益都请来点传师，不久在博山城关设立4个佛堂。然后由博山而山头、淄川等地不断发展，几乎每个村庄都设立了临时佛堂。佛堂中最大的是天兴坛，是淄博的道务中心，坛主杨在庆是淄博一家煤矿公司的总经理。天兴坛除在博山、淄川发展外，还扩及周边的沂水、莱芜、泰安、桓台等地。
山东各地的一贯道道务绝大多数都归济南总坛统辖，不受济南管辖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前述陈氏总佛堂所发展的一贯道势力，再者就是青岛传道区，包括青岛及其所扩及的其他县镇。
青岛一贯道佛堂是1933年左右由徐衡甫到青岛引度好友董玉泉设立的。董以前在警察局做事，退休后开设药房兼营“玉华派报社”。1935年4月，董玉泉在药房楼上开设佛堂名“拱宸坛”，自任道长，成为青岛总佛堂。张光璧对青岛的道务非常重视，曾亲自前往指导，所以一贯道在青岛的发展非常迅猛，从1936年到1939年先后有高氏、董氏等多所佛堂设立，在佛堂之下有17个分佛堂（分坛）与7个支坛。直到解放前有点传师64人，道徒6万余名。
青岛总坛势力蔓延很快，西至潍县，北及胶县、烟台，东至威海等胶东地区均有佛堂道场分布。日占时期，张光璧派董玉泉到东北考察道务，回来后被派到胶县各地传道。当时胶县设4个总坛，11个分坛，有点传师7名，道徒5000余人。1939年，董玉泉派点传师到威海去传道，成立中和堂佛堂，并将势力由市内向农村发展，先后成立10个分佛堂。日军侵占威海后，威海一贯道表现极不光彩，为了配合日伪的侵略，竟然叫嚣日军杀中国人乃是“劫数”、“命运”，又散布“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抗战杀了日本人就是杀生，就得抵命”等滥调。青岛总坛点传师董利民也由青岛来威海对道首讲：“只有日本统治中国才是光明”，完全是一副汉奸奴才的嘴脸。此时山东境内的一贯道虽然发展势头迅猛，但因为其勾结日伪、卖身投靠的立场，使得其存在与发展于国于民都无所裨益，沦为名副其实的反动会道门。
四、一贯道的衰亡
一贯道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迅猛发展是和其勾结日伪势力的行为分不开的。抗战时期，张光璧之子张英誉就积极向日伪势力靠拢，并且由汉奸李丽久（汪伪政权中央税警团团长、中将）引荐做了汪伪外交部侨务委员和军事委员会驻北京办事处少校参谋。在此前后，一些汪伪政权中的官员也经李丽久介绍加入一贯道，先是军事委员会委员孙祥夫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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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财政部长周佛海等也被引荐入道，其中褚做点传师，周做坛主。李丽久还介绍当时的汪伪政权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宁春霖入道，宁又介绍第三方面军司令吴化文加入，出现了一贯道与日伪势力的大合流。1945年，张光璧自己也充当了汪伪政权的外交部顾问。一贯道的这种丑恶的汉奸行为为它日后的衰亡埋下了伏笔。
一贯道在抗日战争期间勾结日伪政权、出卖民族利益的丑恶行径使其声名狼藉，为有识之士所齿冷。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1月11日下令予以解散，以汉奸道罪名将南京总佛堂查封，并在报刊上揭其罪状。一贯道南京各支线等24人联名向南京政府社会部、内政部辩解，后虽经最高法院判决未以汉奸道定其罪名，但行政院已重新下令取缔。在这种形势下，一贯道山东总坛负责人徐衡甫拟将一贯道改组为一贯道道德会，但此举受到道内反对未能实现。后一贯道上层多人通过国民党上层为一贯道说情，并向当时的国民政府社会部办案人员行贿，终于得到宽限，但必须改名方可存在，经道首张光璧同意，拟将一贯道更名为中华道德慈善会，后因张光璧猝死，改名活动遂不了了之。1946年中秋之夜，一贯道道首张光璧因不明原因的疾病暴毙于重庆。张死后，一贯道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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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分裂为两派，听从张光璧之妾孙素贞者为师母派，后亦称真理派、金线派，是暗线，以四川为基地，称西派；跟随张光璧妻子刘率贞、其子张英誉者为师兄派，后亦称正义派，是明线，以杭州为基地，是东派。山东的一贯道也分裂成这两派，且势均力敌。1949年全国解放后，各地一贯道道徒在道首的授意下不断更换一贯道道名并潜伏下来，继续从事道内活动，并大肆进行破坏人民民主政权的活动，其中中道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组织形式。中道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西安等地传入山东，利用山东一贯道的组织基础，不断扩大势力，发展迅速，至1954年，它已在山东济南、泰安、淄博、昌潍、惠民等地区频繁开展活动，与新生的人民政权分庭抗礼，彻底成了极其反动的会道门组织，为各地人民政府所取缔和打击。道首孙素贞先是移居香港，后跑到台湾，在港台地区发展一贯道成员。山东各地的一贯道组织在人民政府的打击和取缔下逐渐销声匿迹，退出了历史舞台。
文章来源：山东省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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